京西宾馆揭密 (网文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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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宾馆

百科名片

京西宾馆（五星级）始建于1959年，苏式建筑风格，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主要接待国家、军队高级领导京西宾馆，并设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套房，是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

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常驻武装保卫

八一饭店

中共及军委高干庇护所

保密仍为第一要务

负责通讯保障的电话女兵队伍

全军保密先进单位

中国政治地标

1978年12月18日

1979年8月

2006年后

1989年

五星级京西宾馆

宾馆西楼进行装修

宾馆尤擅长川菜

京西宾馆日常开支需自负盈亏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作者：杨军戈

京西宾馆的女兵们
《解放军报》 2001年3月02日

作为召开重要会议的主要场所，京西宾馆从建成之日起，就受到世人的关注。每逢三月，负责该宾馆通信保障工作的总参某通信团第二电话站三中队的女兵们，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关注。 

    3月1日，“两会”即将召开的日子，记者有幸目睹了这样一幕：在京西宾馆 21层的一个房间里，只见一个女兵跪在窗台上，探出大半个身子，左手抓住窗框，右手正摇动着往下送线，另一个战士则紧紧抱着她的腿。另两名战士将背包带缠在她腰上，紧紧地拉住。一问才得知，她们是在把电话线从21层甩到5层。记者探头往下看，还真有点头晕。由于风大，线被吹得飘来飘去，5层的女兵怎么也抓不着线头。于是，女战士一遍遍地收线、甩线，一遍遍地将身子探出窗外……记者问跪着的女兵怕不怕，她却笑着说：“刚开始害怕，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该中队队长林丽丽介绍说：“我们中队是清一色的女兵，室内接电话、室外爬楼架线均由女兵来完成。宾馆每年的会议相当多，除了保障客房内原有电话线路畅通外，还要根据不同会议要求另外加装电话。常常是下午接到装机通知，第二天就要使用，所以连夜装机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记得去年一天晚上6点多钟，中队接到紧急通知，一个重要会议要在宾馆召开，上级要求在次日中午前完成装机任务。任务就是命令。我们顾不上吃饭，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直到凌晨4点，我们安装调配好150余部电话，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提前了8个小时。那一刻，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兴奋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据该中队所在团的何平副政委介绍，这些年，宾馆承接的会议逐年增多，去年一年就达200多次。一次会议的装机量少则百十部，多则四五百部，加上平常保障的1460余部日用电话，工作量非常大。外线、内线始终处于一种连轴转的状态中。重大会议期间，一个话务员一天要接转上万个电话，最高时达到15000多个。一天下来，战士们口干舌燥，手臂发麻。 

    就因为岗位重要，就因为不能有丝毫的泄密，这里的女兵人人有种严守纪律的观念。采访中，队长林丽丽给记者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曹晓霞是连队的责任技师，一次为保障一个保密程度极高的会议，她差点将孩子生在了机房。由于那天开会通知来的突然，以至于曹技师明明知道自己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而来不及撤出工作岗位。那时她曾笑着对战友说：“世上的事不会这么巧，孩子还没给我信号呢！”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巧，会议还没有结束，她的肚子就开始疼痛难忍。她咬着牙，流着汗，硬是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是领导和女兵们强行将她送进医院，才安全生下了孩子。 

    去年8月的一次会议期间，战士张海燕的父亲由河北邯郸来京开会。恰巧他就住在京西宾馆西楼的客房，距电话队很近。老人请警卫室联系，看能否见见女儿。虽然连队有重大会议期间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私人电话的 “四不准”规定，但队长鉴于小张父亲是与会代表，不牵扯泄密问题，就特批了她40分钟的假。可小张却犹豫了。她认为，尽管不涉及泄密问题，但仍然违犯了不准会客的规定。想来想去，小张主动提出不去会见父亲。 

    这些故事听起来似乎不近人意，但对于京西宾馆的女兵而言，这就是一种职业责任，一种敬业精神。 

    在人们的眼里，京西宾馆的女兵吃得好，住得舒适，天天与首长打交道，军旅生涯无疑充满了阳光。然而，当我们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才发现她们同样有着许多心事。 

    张娟是电话队服役了5年的老兵。听林队长介绍，她是队里的业务尖子，在通信总站“四会”教练员比武竞赛中荣获战士组第一名，荣立过三等功，并多次被挑中做军内重大活动的解说员；为做一个高素质的士兵，她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又在读文秘专业大专函授。为了工作，她两次失去了报考军校、当一名女军官的机会。“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不太好。”张娟坦言道，“ 后来，队里干部总找我谈心，帮我寻找求学的其他途径，我又重新鼓起奋进的勇气。5年的军旅生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虽然不可避免地也有所失去，但我不后悔。因为，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我已非常满足。” 

    作为话务员，有时是微笑伴着泪水。女战士何静清晰地记得：一次，一位首长要接的长途电话出现故障，首长让她迅速排除，语气比较生硬。小何细心检测线路后，发现故障出在其他单位维护的线路中且正在排除。经多方迂回，小何终于接通了首长要的电话，但因时间过长，首长不太高兴。为弥补此失误，林队长领着小何专门到首长的房间当面道歉。为此，首长十分感动，并对林队长说：“ 你们的战士服务很好。刚才我有点急事，说话态度不太好，不要往心里去……” 可这时，小何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 

    每年“两会”期间，一些少数民族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为确保高质量地接转少数民族代表的电话，中队每年都要利用课外时间进行方言训练。干部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一些磁带，让战士们反复听，并在节假日有意识地组织大家用各自的家乡话讲故事。如今，她们每人都会十几种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