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能在监控室上班吗:萧功秦：新时代需要新史学(2)

萧功秦：新时代需要新史学(2)

　　秦晖：十月革命只死了6个人，而且还有点可疑。

　　萧功秦：这就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当革命真正来临，乌合之众把烂摊子全部拿起来之后发现我们无法整合这个社会，那怎么办呢？只能采取大联合的办法，在袁世凯以前就实现了美国十三州的联邦制，各个省派一个代表来，它就失去了原来的那种整合能力，只能够通过那种模式。接下来你打不过南方，打不过北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北方，打北方不但没有能力，连军费都发不出来，你没有经费，怎么办呢？只能和袁世凯谈判，只能把总统的权力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加入这么一个合作的同时他得到了一个总统，对于革命者来说心里酸溜溜的，怎么办呢？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名实俱归”，名也是你的，你是总统了，实是你有军事实力，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只能够设计出一个为各自的办法来控制所谓的袁世凯，袁世凯做你的总统，但是是虚位总统，没有太大的实权，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内阁总理虽然有实权，但是国会可以无限地弹劾你。你不满怎么办，你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解散国会呢？临时约法没有给你总理和总统这个权力，你没有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内阁制是很不合理的、难以操作的，设计水平上可以说是不及格的，因为内阁制的特点就是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制衡，为什么在其他国家里内阁制不会变成国会专制呢，因为它有可能被解散，总统和总理联合起来把议会解散掉了，全国大选，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还不如要谨慎一点，中国没有这个，所以这个笼子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笼子，而且这个笼子又是芦苇织起来的，芦苇织起来的小笼子关一个大老虎，这个老虎憋气憋到后来实在受不了就踢开了，踢开以后发现那么容易，而且全国老百姓都支持你，甚至连严复都支持袁世凯，严复就说过，袁世凯这一辈子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国会给解散掉了，因为那个国会除了捣蛋不干其他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所以这一步走下来的话，当然袁世凯就会走向新权威主义，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很脆弱，他首先就是朋党政治，朋党式的结构来整合起来的一个威权政治，是一个强人政治，没有政党、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一套制度的东西，他只能用笼络关系和恩威并用的手段。然后他又是帝制，帝制失败以后又死得太早，他该死的时候不死，不该死的时候又死掉了，56岁就死了，因为他家里所有的遗传基因就很差，他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活到60岁以上的，所以他到56岁以后就得糖尿病死掉了，死以前他又没有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真正能够稳定社会的人，比如当时的段祺瑞，从德望、能力和影响力来说，只要他提出两点，你当总统，第二点，临时约法不能恢复，还是要按照中华民国约法，你还是中国总统，这个情况以后也不会大分裂。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到后来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这个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到后来就越来越形成中国的碎片化过程。

　　北洋军阀时期有一个关键性的矛盾，我觉得过去从来没有研究出来，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袁世凯以后所有的想做政治强人的人都面对一个两难矛盾，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和张作霖，所有人都面临这个矛盾，他要成为政治强人，必须要把议会政治虚化掉，但是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他根本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话语权就没有了。如果想做政治强人，逻辑上就要任人唯亲，要把这些亲戚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只有这样才能控制局势，但是这一点是遭到所有反对派的打击，所以他就下台了，但是下台以后，新的上来以后还是有两条路，但是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所以中国到后来就越来越碎片化，碎片化的结果恰恰是中国20世纪中国革命的起源。

　　因此我觉得这么一个解释，只要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每一步都是不可逆地走向分裂：只要辛亥革命成功，你就不得不搞虚拟的多党制和所谓的袁世凯的分享政权，一定会搞虚拟的内阁制，只要搞虚拟的内阁制，党争肯定会出现，只要党争出现，这个结构一定会走向碎片化，中国似乎在后面是不可逆的。在这个以前，曾经有可逆的机会，咸丰皇帝干得不好，光绪皇帝上来可以好一点，光绪干得不好，或者什么皇帝可以上来，但是这个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原因也就是文化本身的惰性和这个有关系。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是，你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够引出什么教训呢？前几天有一个南方报系的记者来访问我，他说你对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的叙述，你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说明的就是三句话，如果带着我们这代人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这段历史，第一句话，保守的文化和专制体制的结合，导致的失败的三次改革。第二句话，失败的改革导致的不成熟的革命，因为革命者是没有接盘能力的。第三句话，不成熟的革命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失去了旧的专制体制，又无法迎来新的民主政治，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是严复对20世纪初期的概括，这也是对中国进入20世纪时代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表述。

　　从此，中国就陷入了失范状态。巨大的国家的失范、分裂，只有两条道路发展，要么就是变成索马里化，如春秋战国一样一直混乱下去，永远没有一支整合的力量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出来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像秦始皇灭六国一样，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一定要受到外国的某一个国家的支持，因为中国没有那种资源、能力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正好在苏联有了苏维埃政权，它支持了广东，然后广东就变成了秦始皇来北伐了。这个过程当中又形成了两种力量最后要整合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最后是共产党赢了，当然这是现代史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的一点是对于史学如何推陈出新，对新史学方法的若干思考。

　　我觉得我们现在史学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无论是历史浪漫主义的历史观还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历史观，要把它取代掉，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呢？我觉得要回到原本的历史的功能，就是历史本身是它的经验之学，你还原了经验之学，如何把这门学问变成经验之学，我说的不是经验科学，我反对用“科学”这两个字，把它变成经验之学，环绕经验之学，如何在经验之学的角度来回归到方法论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问题意识。中国人只有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理解历史的时候，这个历史才有它的灵魂，寻找当下困扰中国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困扰中国当下中国的问题出发，顺藤摸瓜地追溯到困境的来源和来龙去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恢复它的历史的一个关键之处，但是这个问题意识不应该是我们文化浪漫主义的投射，不是文化浪漫的投射，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宗教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宗教，于是我们把秦始皇要美化一下，这也是问题意识吗？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意识。作为一个世俗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个问题，它的来龙去脉怎么样，从这个来思考我们才能找到历史的症结，来避免我们走向意识形态史学和历史浪漫主义。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历史最追求的是通字，通就是章学诚谈到的历史学的最高境界，他的原话就是“通就是达，通即为达，由此及彼之谓也，通者通天下之所不通也”，历史的大环节、大矛盾如何导致大结果、大影响，把这个东西通下来，只有了解这个“通”字的话，我觉得才能避免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花太多的力，这个通透性我觉得应该是我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境界，你要了解九一八，如果你不了解日俄战争你根本无法理解，你要了解日俄战争的原因，不能不了解庚子事变，要了解庚子事变不能不了解戊戌变法，要了解戊戌变法，不能不了解为什么甲午战争失败，要了解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不能不了甲午运动本身和帝制结构当中有哪些因素导致了洋务运动难以成功。我想这个通透性的理解才能真正使得历史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的一种工具，恢复历史本身的功能，而不是戏说或者把它游戏化。

　　第三，我觉得人文立场非常重要。所谓人文立场就是说古人对于历史上一个人物，你不能把他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符号，或者坏或者好，你要同情地理解他，他作为这么一个有教养、有资源的人，他在当时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这种选择有什么不得不的原因，也和他内心的焦灼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个人主观意识也搀杂在这个里面，要抚摸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去简单批判他。要给历史一种鲜活的生命感，要理解历史当中的人物是矛盾当中有他的多重性格，每个历史人物的幽暗面，这个幽暗面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其他时期却没能得到表达的机会，包括袁世凯这个人物，我曾经在前几天谈到一个问题，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在辛亥革命成为主角，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袁世凯就没有辛亥革命。我觉得袁世凯这种人近代以来中国大概只有一种类型的人，大概政治精英才在舞台上能够如鱼得水，一定要符合这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应该和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他利用旧体制给他的资源来增大自己的力量才能干事情。第二，他有现代化意识，他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应该迎合了潮流，并且利用他自己的能力和掌握的资源在现代化方面或多或少做出贡献，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避免自己被边缘化。第三，他有事功精神，如果没有事功精神，像康有为这样干的话，肯定也不成功。第四，他可以利用自己对现代化时期所做的一些贡献的同时，大大地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利用这个私欲又可以进一步地扩散他的裙带网关系，从而为自己既做好事也做坏事，这种人最厉害的就是袁世凯，其实像李鸿章、盛宣怀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只不过后面两个人没有袁世凯胆子大，袁世凯那么胆大的人即使在一个正常的帝制下他也不敢有所作为，他之所以有所作为是辛亥革命给他提供了机会。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使他有可能在私欲膨胀的同时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做他的事情。当然我想这样的解释，要比简单地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或者是民族英雄要合理得多。第四，社会科学的方法来丰富我们历史的解释能力，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要超越新实证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提出是解释史学，从实证史学变成解释史学，解释史学要追求它的通透感，要有问题意识，所有这些东西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就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和边缘科学一系列的方法，比方政治学的方法。我曾经把整个这段历史分成了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就是用政治学的方法，第一次是开明专制化运动，是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失败以后，辛亥革命以后是议会民主制的政治选择，第三次就是袁世凯的强人政治，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拨的新权威主义，第四次是国民党的强人政治，是党国一体的权威政治，是第二次权威政治。第五次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第六次是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模式。这个概括实际是政治学的概括，这个政治学概括实际就把这个结构的国家与社会的特点、政治结构的运作方式都考虑在这个范围，而不是简单地从人物来看人物。

　　第五、我强调文化观念和思想对历史选择所起的影响力。20世纪人们的行动是他的历史选择的产物，而历史选择又一定是受到20世纪以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观念的影响，因此你的观念、文化、思潮对人的影响，应该作为我们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要摆脱所谓简单的经济史观。

　　李伟东：谢谢萧老师的精心准备，逻辑清晰地给我们表达了他的新的史学观念，当然史学观念和评价历史本身是有角度差异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差异，因为你在改史学观念的变革，这里把对历史实际的观察融入到你的史学观念当中去了，并不是正面地讲对历史的观察和结论，所以各位有什么评论特别是关于他的史学内容的评论可以发表。

　　黄纪苏：他提到了史学的功能，尤其他在说到革命史学，实际上我也一直有这么一种困惑，史学，中国人的确没有宗教，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把史学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看待未来、看待现实的一种参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大家怎么看未来，先是回过头来寻寻觅觅，先去看看过去。我有一个感想，因为萧老师刚才提到了，它应该是一种经验的这么一种学问，经验这种东西，人类社会的经验的确不是普世的，或者说它的普世程度是比较低的，相对于工业和自然科学，比如自由落体运动在南美和北欧都是一样的，但是人类生活的经验的确是不一样的。而且到了近代社会更有一个东西，变量越来越多，新的增量越来越多，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怎么利用我们过去的比如刚才讲的周秦之变以及近代史这些东西，在人类的社会人文经验里不太会有规律这种东西，只有说准规律或者是近似有一种相似性。但是我们在说到这些相似性的时候，我们想把它作为那些经验和教训，的确我们得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近代社会以来，对于很多重要的这种变量进来了，我们以往历史没有的，但是这种东西比如像科学、工业甚至是最近的互联网，比如互联网之前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这些想象肯定是跟今天有了互联网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块，我觉得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基本是一种不可知论，所以就说到这点。

　　秦老师讲的是反秦的，但是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他说的秦实际是三种意义，一个是当时那十几年的秦，还有一个是两千年的秦，另外一个秦就是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权威主义、大政府等等，多少也影射这个东西，他在谈秦的时候，这种关怀肯定是有的。我有一个感觉，我比较同意萧功秦老师讲的近代史的大思路，到了中国近代的确我们面临着一个大危机，这个大危机是哪儿来的呢，是西方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扩张，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文化可以挡得住的。你要说清怎么烂，我觉得可能比明朝还是要强的，而且比如清朝的所谓中兴之臣，比如曾、左、李、胡，他们如果作为解决传统社会王朝周期的那样的中兴明臣他们是非常够格的，但是他们在解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这么一个大危机，要把中国从这个沟里领出来，其实他们都是不够格的，比如清帝国，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朝代也是非常困难的。的确清以后，清亡之后，辛亥革命之后，等于中国将近是四十年的国家分裂，这个国家分裂就跟刚才秦老师和萧老师所说的春秋战国是一样的，因为世界体系就是弱肉强食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哪种社会力量、哪种政治力量甚至说哪种人生哲学、哪种道德、哪种美学、哪种东西有利于把中国带出去，我就觉得一定是这个东西要赢，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不好，我比较认同秦晖老师的那种道德价值，他说自由民主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应该说在近代社会里有很多价值，一个社会有很多价值，有很多基本任务，但是在近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中华民族要能活下去。你也可以说，比如宋末的时候或者明末的时候，中国肯定是都亡了。但是决定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感受，比如萧老师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时大多数人是怎么感受的，他认为是这样不行，他认为中国是要亡的，这样是不行。这时候他要选择一种力量，选择一种制度或者选择一种价值观，能够把中国带出去，在这一块，就是萧老师刚才提到的晚清结束以后的碎片化造成了中国革命。的确，共产党在这一块是起到了这个作用的。

　　我记得秦晖老师原来提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在1945年，说来也对，但是我也不太同意，1945年国民党刚站起来等于又倒下了，这个时候你没有结束中国分裂，说白了还有共产党那儿，你有本事就把共产党灭了，你没本事，共产党把你灭了，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冷酷但是是非常客观的一个事情就是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之后要工业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秦制或者恢复了一个新的秦制，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原来搞军事共产主义等等，解纷以后，又高度政治化的手段搞经济，高度军事化的手段来搞政治。其实我对这种东西是抱着历史的理解的态度，当然了，这里有很多悲剧，也有很多罪恶，关于秦制，关于我说的第三种秦制有很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尽管我对秦制的产生和后来的发展有理解的态度，但是我并不认为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和今天中国的价值排行榜跟一百年前是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一百年前曹锟他们搞那种民主和议会制度搞不下去就认为今天也不应该搞，说我们80年前试过了，那会儿不行，80年前和今天不一样的，今天整个中国工业化程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城市化程度不一样了，人民受教育的水平不一样了，人民的内心世界不一样了，内心制度、内心结构、人民的那种想象力、人民对于幸福、对于未来的期待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说白了，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需要这种民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说秦制还是需要改造的，但是改造是不是简单的像有些朋友说的干脆把毛主席纪念堂拆了，盖一个国会山，如果这么简单，我觉得不可能这么简单，应该走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但是这个东西的确需要改造，你老是秦制，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今天中国上上下下对这个体制，比如官僚体制，秦制里的这些人也没自信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或者都不是道理了，他就觉得世界上现在这样的制度越来越少，他心里就含糊。为什么少，这是可以分析的，但是这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分析的。我对于晚清以来中国碎片化，最后又走向一个中央集权的一条道路，我觉得给予历史的理解，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这种秦制需要改造。

　　刚才萧教授说到了《中国不高兴》，我还想说一句，秦制的确是有力量的，中国在现在的世界战国里，就是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可以叫做世界战国里，它是胜出的，是占了便宜的。但是这个体制本身，坦率来讲，08年以前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体制，中国跟它接轨就完了，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它是有深刻问题的。我们要说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就和中国王朝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能源问题，没有资源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持续的，最后不行就革命吧，这跟中国的王朝周期是一样。但是今天有了能源问题，有了气候、资源等等这些问题，等于有了一个铁杠，中国用秦制的这一套办法不过是要当一个新的老虎，原来是一个绵羊，现在把自己变成一只老虎。但是你要吃的东西没有了，因为你吃的是整个自然界千万年、亿万年所积攒下来的那么一点化石能源，能源危机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世界的前途真正提供了一次机会。所以我认为将来世界体制，资本主义是需要改造的，它是一个更大的秦制，这个秦制也需要改造，至于改造成什么样，我不认为过去的斯大林主义这些是好的，我认为大概是一种新的世界比较多元的一种东西，然后社会主义的成分比较多一些，实际上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各有其道理，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综合的东西。实际上《中国不高兴》要讲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大变局要来了，中国要参与这种东西的改造，因为世界已有的虎狼世界的地主老财没有改造这种东西的动力，中国也许有，但是改造这个之前先要改造自己。

　　李伟东：黄纪苏老师这几年的观察越来越深刻和理性。

　　刘仰：刚才萧老师说的内容，我稍微讲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历史应该求真，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历史学里长期也都存在，尤其是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后，考古学和历史结合以后，对于真的追求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刚才萧老师在说的时候自己也提到历史很多时候是一个经验，那么经验和真是不是一定是吻合，这个可能还是值得考虑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西方的学者的历史研究很有意思，他说拿坡仑为什么在化铁炉战役失败了呢？因为拿坡仑有痔疮，那天正好痔疮犯了，以前打仗的时候他都坐在那儿，镇定自若在那儿指挥，那天痔疮犯了，他坐不住了，他走来走去，就把他的心绪搞乱了，战争就败了。这个也许是他的一种历史求真，但是你说历史的求真对于我们讲的历史的通透的东西来说，它有多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以前也经常讲过西方由于考古学以后，我的比喻就是他们把历史放在解剖台上，我认认真真解剖你每一个细节，我认为如果你解剖的细节对于活着的人没用的话，也没多大用处。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谓讲所有的历史求真，其实无非是为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找到了以前被掩盖的某一些历史细节，其实还是在为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在服务，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第二个问题，刚才萧老师讲到了“马加爵现象”，如果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名校、一个班级，这个学生不好好学，最后大家看不起他，最后他实施报复。对于这样的问题判断其实有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个就是你从这个学生本人来说，你是不是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我们如果简单地说马加爵就是一个天生的坏学生，这是一种解说方法。但是还有一种解说方法，我们同样要问，你这个班级形成的教育体制，学校形成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不是要帮助他，这种体制你是不是有，这种体制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在他刚产生苗头的时候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很多时候针对一个现象的时候一说到体制，我们针对中国的体制，从来不针对西方的体制。包括刚才萧功秦老师说的，弱者有没有权利用超限战的方式来反抗强者，我觉得这只是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弱者为什么只有用超限战的方式才能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是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看问题一方面，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有一个言论很可恶，日本人为什么要残酷镇压中国老百姓？因为中国反抗，你要不反抗，日本人不会镇压你的，他就不会这么残暴。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