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彦被吊打:霞飞：戚本禹沉浮录（组图）

文革中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18年有期徒刑。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1949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

　　1958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3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8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8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也使这8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戚本禹在文革中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1963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文革场面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16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文革宣传画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1954年10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