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算不算大学生:关于康生被捕之事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

网上看到有这么篇谈论康生被捕一事的文章，

  “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里面有个地方不对。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是通过上海商会的虞洽卿的保释才出狱的，当时的虞洽卿是上海滩上的首富，康生是替他写字的宾客。不过，他聘用康生（当时的化名为赵容）的真正原因却于政治无关，而只是看重康生的字写得漂亮。虞洽卿的场面很大，而且喜爱中式士绅打扮，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他在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发了迹的虞洽卿喜欢附庸风雅，平时亲友间的酬答，生意上的往来，诸如请柬、拜贴、贺信、挽联，一定要用毛笔书写。所以他要找一个书法出众的秘书。而出自书香门第的赵容正符合这一要求。

  虞洽卿是东正教徒，东正教徒几乎全是白俄，这点是他和其它中国人不同的地方，他保释了康生，也怀疑康生可能是共产党，所以去东正教堂忏悔或作弥撒时说出了这一点。而牧师是白俄，其实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有关联，所以，日后共产国际知道了这件事。

   当时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是他的外甥牟宜之。

  牟宜之（1909年—1975年4月）山东省日照市牟小庄人，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亲外甥，丁惟汾非常喜爱他的这个亲外甥。牟宜之才华横溢，更是人品超群，爱国心强，正直，善良。

  当年少共国际的肖华（即《长征组歌》的词作者，上将，总政部长）奉命去策反牟宜之，想不到，牟宜之为了抗日，和国民党闹翻了，得来全部费功夫。

  丁惟汾这个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其实，他曾经是国民党中最有实权的人，担任国民党多年的组织部长，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人，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堪称国民党“党皇帝”。要不是他深居简出，不多过问政事，如闲云野鹤，不大像政客却似学者，潜心研究毛诗尔雅而主动将组织大权拱手相让的话，“蒋家天下”却没有“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这么轻易地渗透进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却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庞大的组织系统中。按：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丁肇中就是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家的人


    牟宜之有这个社会关系，共产党如获至宝；更因为牟宜之在上海曾经和康生一起被捕过，得知这一情况，肖华同志不敢怠慢，立刻把牟宜之送到重庆，直接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

1939年春，牟宜之住在曾家岩周恩来同志住地。

表面上，他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

实际上，周恩来同志详细询问和了解牟宜之当年和康生在上海被捕之事和全部细节。

1930年初，国民党改组派领导人王乐平被蒋介石暗杀后, 康生和牟宜之在一次纪念王乐平的活动中都被租界巡捕抓获，拘留了几个小时后,各自被人保释。王乐平也是山东人。

牟宜之得以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马上释放，而康生是被他的“东家”虞洽卿保释的，时康生在虞洽卿处当差。

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牟宜之和康生是分别关押的，说实话，牟宜之也没有证据证明康生的背叛。他实话实说。

王乐平真实身份其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康生和他见面，周恩来是知道的。

1939年秋，牟宜之随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当康生看见牟宜之时,的确有些紧张，可是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原来，康生早就把他在上海曾经被巡捕房短时间拘留的事向毛泽东汇报过了。

牟宜之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同时也把康生的事再次叙述一遍。

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宜之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康生的事，正合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康生又一次通过了政审。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3）

牟宜之（1909年—1975年4月）日照市牟小庄人。少年时代，受到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五·四”运动，给他很深的影响。
　　1925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在济南无法立足，又被家庭发现，被迫返回故乡上学，后转往上海读书。1932年，回到家乡，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日照暴动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日本，先后就读于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1935年秋回国，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联系，要求他到敌后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初，回到大片土地已经沦陷的山东，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往乐陵县任县长。在乐陵期间，他整治了县政府的旧官吏，惩处了作恶多端的捕班总头、贩毒日商和汉奸，并亲率武装消灭土匪。同年9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乐陵，开辟抗日根据地。他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将财粮积蓄等全部献给八路军。他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即被吸收为特别中共党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得知后，十分恼怒，率武装赴乐陵兴师问罪。他对沈鸿烈的封官许愿、威胁恫吓置之不理，毫不动摇。沈鸿烈企图将他强行拉走，但在中共党组织发动的万余群众的拦截下，沈的阴谋破产，狼狈而逃。他仍留在乐陵，在挺进纵队司令部参与制定抗日大计。乐陵武装改编为泰山支队后，任支队长。
　　1939年春，由肖华介绍赴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经常活动在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同年秋，随邓颖超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由于冀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同年9月1日，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到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在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接见了他，做了重要指示，并拨给冀鲁边区两万发子弹。同年10月，回到冀鲁边区，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1940年春，鲁西顽军石友三制造磨擦，破坏抗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主力奉命调到鲁西地区讨伐叛逆，他担任挺进纵队司令部的秘书长，随军抵达鲁西。同年夏，率鲁西区代表团参加山东省联合代表大会，被选为山东省民主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同年9月，到驻山东的东北军中，对于学忠做了大量的开导和争取工作。

    1941年春，任沂蒙区行政公署专员。他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一面打击敌人，一面支持群众反“扫荡”。

    1942年8月，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专门从事策动敌伪军反正的工作，先后使王道的伪灭共建国军第一师1600余人弃暗投明、莒县莫正民的伪保安大队3500余人起义。

    1945年1月，参加了争取伪军张希贤部1500余人反正工作，这些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他担任独立一旅的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的工作，对美蒋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1946年5月，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对一八四师潘朔端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尽了很大努力。
　　1950年，任济南建设局局长，为建设泉城、保护名胜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任林业部经营司司长，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揭发了混入国家机关的政治骗子李万铭。此事可见当年的话剧《希望在人间》。

    1956年，调到城市建设部工作。他不分昼夜，参加制定首都市政建设规划，主持制定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时，大阴谋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在十年浩劫中，被发配到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劳动改造。身在监禁之中，仍不顾一切，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来向他作调查的造反派，大讲那些被“打倒”的老同志的功绩，以强有力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辜。
    1974年，宜之同志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小平同志亲笔作了批复，充分肯定了宜之同志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宜之同志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4）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以及他关押之时，坚持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说法。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和牟宜之是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有人知道。但是，当年康生的名字是叫赵容，所以一般人并不清楚，并没有联想到康生。

但是，卢福坦当年坚持这一说法，而且，卢福坦此时也进入中共中央上层。因此，原定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在顾顺章被捕后，理所当然是康生接班，因为康生此时为中央组织部长。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周恩来在1931年初，顾顺章去武汉时已经内定康生为特科实际负责人。可是，最终因为卢福坦的指证，改由博古的心腹潘汉年担任特科的实际领导人，否定了周恩来的决定。

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

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另一个是周恩来）。

可是陈赓从没有说三道四，说明，1930年的事，中共中央特科是明白的。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5）

据我所知，康生的被捕是在公开场合，知道的人一定不少。是在纪念王乐平被暗杀的集会和牟宜之一起被巡捕房抓去的。王乐平是山东人，那次集会山东人很多，康生也是山东人，卢坦福手下也大都是山东人，所以知道康生被捕之事。

    卢福坦说康生叛党了，但是，他又拿不出证据，只是推测。他只是说对了康生被捕过这件事。李士群后来搞到康生在巡捕房的记录，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

    现在来说王乐平。

    王乐平（1884～1930），名者塾，字乐平，五莲县许孟镇西楼子村人。1902年考中秀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考入山东高等学堂，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09年夏重返济南，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堂继续求学。1911年（宣统三年）在山东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是山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王乐平参入组织了山东独立的革命活动。

    1912年，王乐平晋京谒见孙中山，赴烟台军政府任秘书长。不久山东临时议会成立，王乐平被选为省议员，任《齐鲁日报》主编。1918年9月，当选为山东省第二界省议会议员兼秘书长。1922年10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1923年秋，离京南下，寻求革命道路。

    1924年1月，王乐平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在一届一中全会上被委为山东临时委员会筹备员，返回山东建立国民党组织。是年4月，在济南成立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王乐平被推为执行委员。此后，王乐平与王尽美等人，共同开展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等各项工作，发动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十月》旬刊上发表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猛烈抨击的文章，为国共两党互相团结，顺利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宁汉合作后，王乐平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因不容于当时的南京统治集团，于1928年冬天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社会上简称改组派），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1929年1月陈去法国，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1929年2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改组派发展很快，在浙、苏、鲁等１０余省市以及日本、越南、法国、香港、新加坡等地都相继建立了支部，会员遍布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各大学校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声势浩大。

    康生又是特科的领导，和国民党改组派接触，他有这个权力。只要他事先或事后向组织汇报。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6）

  另一个坚持说康生背叛的是王云程。

    此人原是王明的跟班，警卫员，党的六大四中居然也凑数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

    1930年至1933年初，王云程任过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2月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他在2月24日的自首中写道：“共产党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20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

    王云程在解放后即逮捕，长期关押。文革中被康生的儿子，青岛的张子石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一起，下令将知情人王云程枪毙。

    王云程这个说法，党史上并不采用。因为，这是在康生和王明翻脸以后揭发的，后康生在王明的高压下投靠了王明。当时，多数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认为王明本人嫌疑最大，王云程是受王明指示，为王明解脱。

    那么，康生真的那么干净吗？

    答案是否定的！

    对康生这一段历史最清楚的当数李士群的妹妹李维英，张耘（康生）爱称李维英为“小鬼”，赞叹道：“你这小鬼，可真神哟！”

    李维英为张耘服务的秘密通信员。

    可是，此时的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张耘很会保护自己，他不断地改名换姓，而且坚持单线联络。几乎所有指示，他都通过李维英间接下达，可他从不让李维英直接去找他。他不断地指示李维英搬家，据说有12-13次之多，他的指示也会随之而来。这样一来，神秘兮兮的，也让大家格外警觉。可李维英一个女孩子却开始了流离失散，居无定所的半流浪生活。一个花季少女，独身在这个纸迷金醉的花花世界生活，其中的不便和麻烦可想而知。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7）

李维英是当年最清楚康生这段经历的人，几乎是唯一的。

    当时，由于人微言轻，更由于李维英有个哥哥李士群，这里的关系就复杂了。

    李士群的76号只杀军统、中统，从不杀中共，这已经不是秘密了。70年以后，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就是白痴了。

    李士群向中共示好，都被人轻易地解释为留一条后路，把许多可以研究的东西一言概之了。

    76号太臭，谁都不愿和它沾边。李士群是共产主义者，可他不为中共所容，他确实是苏联的间谍。原来，李士群1927年有中共中央保送去苏联海参威东方大学，除了学军事，更受到特工强化训练的。内容除了爆破、射击、格斗、擒拿等常规手段外，还有情报、易容、心理战和反间谍等特殊科目。在东方大学，李士群学习了跟踪技巧，越狱方法,审讯和反审讯，野外生存法,如何组织间谍网,煽动宣传方法，解围、自救和逃跑等一系列特工手法。

    事实上，苏共在向各国共产党的派出人员进行理论灌输和实践培养的同时，还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暗中发展只受令于苏共的秘密组织，不断渗透到那些“兄弟党”中去。

    李士群在东方大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地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完全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奥格伯乌”）的控制下。

    在潘汉年取代了原本内定由康生担任的中央特科首席领导后，李士群因为支持康生备受潘汉年的打击。

    其实，潘汉年和毛泽东的三子毛岸龙致死也有间接关系。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8）

可是，康生对毛泽东的另外两个儿子就关心多了。

    1936年7月初，张学良让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绕道去苏联考察。到达巴黎时，由于当时苏联国内正大张旗鼓肃反，严格控制外侨入境，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迟迟不肯给他们签证。

    此时康生恰任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他知晓此事后，立即和苏方交涉。这样李杜将军得以把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驻法大使馆。

    康生专程前往法国，在他的护送下，毛氏兄弟安抵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

    康生1937年回国时，曾把毛岸英亲笔信带给了毛泽东。毛岸英5岁时就与父亲毛泽东分别，相隔9年才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

    当毛泽东看到爱子的信，其对康生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这些年来是康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的儿子们，而这真是他亏欠儿子们的。

    毛泽东越感激康生，所以越要把他从王明身边拉回。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9）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

    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肃反等工作的专门机构。

    此时，康生刚从莫斯科回国到延安。

    “中特委”的第一任主任，毛泽东亲自提议让康生担任。

    “中特委”机关就设在延安北门外的蓝家坪。

    “中特委”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份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

    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到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取代了邓颖超。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

    当康生回国后，毛泽东发觉这才是一个一流的“肃反”和情报高手，而且，康生党内职务比王首道高得多，更能压得住阵脚。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0）

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地位特殊。

他的转变，给了王明极大的打击，连斯大林也弄不清中国到底发生了怎么回事，这就给了毛泽东极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回旋。

1937年，王明、康生回国之际，恰逢蒋介石迫于国内压力释放了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的出狱，延安的意见也是不一致，有的同意接纳，有的反对。毛泽东心情非常复杂，陈独秀是他的革命引路人，是他的良师益友，可以说没有陈独秀，毛泽东不可能出席中共一大，更不可能在中共三大就进入中共领导层了。

周恩来要让陈独秀回延安，毛泽东心里不乐意，可就是说不出口来。如今的延安，除了博古、洛甫，还有那个阴魂不散的张国焘，最近又加上个王明，再要来个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毛泽东的头也要炸开了。

现在又是全民抗战时期，讲的是团结。

看来，延安这下子真的要乱成一锅粥了。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来。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中共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

王明从苏联归来，立即向中共中央传达苏联的新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

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依靠的是康生的力量以及和周恩来暂时的联盟。

但是，在陈独秀问题上，他和周恩来却发生了严重冲突。

王明说陈独秀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反对斯大林的罪魁祸首。可是，在“中国人民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说这些话，不论在延安还是在中国其他什么地方，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有兴趣听。

还是康生厉害，马上公开在报刊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人的三百元津贴的特务。于是反驳声、抗议声、辩解声、讨伐声不绝于耳，开始了一场互不相让的大辩论。最终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独秀再也不愿和中共重续旧缘、在也到不了延安了。

这让毛泽东看到康生的“恶”与“狠”！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1）

康生和延安的大多数的文化人不一样，有着天生的狠劲。如能为己用，定是个肯冲锋陷阵的猛将！

内慧外刚、大智若愚的毛泽东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谋略大师，他知道要和王明斗，首先是要挖他的墙角，把康生争取过来，让王明成为空架子。

康生又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地位是斯大林封的，到了延安屁也不是。延安真正的主人是人民，是群众，是那些拥有大兵的高级军事将领们。

康生清楚，王明在延安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还紧紧的握住了枪杆子。

王明靠的是苏联人的支持，在中国，他的势力其实并不大，军队中没几个人认识他，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又恰恰又大多数是康生的地盘。康生的反戈一击，给了王明致命一击，也给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

王明延安待不下去了，只好去长江局。

不久，武汉失陷了！

这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了。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

毛泽东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回报，康生留在延安，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日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两部部长，掌握着实权，成为延安的重臣。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2）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份情报业务。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仍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此时，他格外需要精确情报来支持自己的决策。

    当毛泽东问起社会部兼情报部长的康生，日本的策略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时，康生的回答还是很明确的：“南进”！

    这个回答让毛泽东稍微放松了一下。

    “说得更详细些。”

    “日本是个岛国，海洋是它最至关紧要的。它的下一个战略重点一定是资源富饶的东南亚，而不会是贫瘠的西伯利亚。”康生自信地说。

    “你说的还是大道理，我需要具体的情报。”毛泽东还是紧追不舍。

    “最近，潘汉年和中央联系少了很多，我们好久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情报了。”康生很巧妙地把话题引到潘汉年身上。

    “他策反李士群的事，进行的怎么样？”

    “据说，李士群至今还拒绝和他见面。已经整整两年了。主席，恩来从重庆发来电报，建议情报部立即起用李士群的妹妹。”

    “你觉得可行吗？”

    “可行！李士群的妹妹以前一直是我的交通员，我非常了解她。主席，我以为她比那个关露更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对康生说：“你对潘汉年说，中央需要的是战略情报，希望他加快步伐，有所作为！”

     看得出，毛泽东对潘汉年进展迟缓，还是有所不悦的。

     康生总能及时给毛泽东排忧解难，又能恰如其分的说出毛泽东心里的话，所以，毛泽东越来越离不开康生了。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3）

情报工作因为有其隐秘性、独特性，所以，经常成为一个个为独立封闭的系统。

对于中共的情报系统，人们往往喜欢说“周恩来系统”、“董必武系统”、“李克农系统”、“潘汉年系统”……，却不知，自延安时代起，中共党内最大的情报系统就是“毛泽东系统”。

当然，这和毛泽东敢于接纳康生分不开。

康生担任中共组织部长多年，又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核心成员。他的人脉极广，尤其是山东、江苏、上海一带许多地方地下党的基层组织，和他而不是和王明发生直接的关系。他的反戈一击，是致命的一击，不仅让让王明成了空架子，而且，还让毛泽东开始拥有了真正的全国范围的组织人员资源。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奥格伯乌”的机构模式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以及肃反干部的需要，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内，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

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而且，毛泽东还把他的贴身警卫首领叶子龙和他的妻子江青也归属到社会部。

这完全说明，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康生对情报机要的专业素养，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康生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非常舒心的事。 于康生被捕之事（14）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

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在长沙就读的毛泽东结为好友，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

在1923年6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罗章龙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毛泽东不满30岁，罗章龙不满27岁，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成员。

罗章龙日后专职从事组织产业工人，1930年，罗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领袖。

六届四中后，罗章龙因为反对王明，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中非委”。被共产国际宣布非法后，“中非委”成员不是被杀，就是逃亡，销声匿迹了。

1931年后，罗章龙表面上远离政治，当起了教授，开始专心教书育人。

但是王明还是不放心罗章龙，让康生派手下继续追杀罗章龙。

1936年，随罗章龙同去青岛避暑备课的经济系四年级学生何文突遭匿名信检举被捕。不久，同校任教的德文教授，与罗章龙身材相称、着装相仿，出城散步时突然遇刺。

罗章龙是产业工人的领袖，他的力量在工业城市中非常雄厚，尤其在东北的工业基地。

罗章龙当年苦心经营的“北方非委”骨干吴雨铭、李希逸等人已进入东北军中担任要职。在国家危难之际，在东北沦陷以后，残余的“中非委”成员们又站到了一起，从事着一项神圣的政治使命——尽管他们已为国共双方所不容！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5）

此时的张学良的心腹是黎天才。

黎天才是罗章龙非常赏识的学生，又是何孟雄发展的中共党员。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天才被奉系军阀抓获后，黎天才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被张学良收留并重用，一直到成为张学良特别倚重的心腹谋士

黎天才和吴雨铭、李希逸等人心心相通。

他们成为罗章龙与张学良之间沟通的使者，往来于西安、开封之间，在国家危难之际，通过非常的努力，仍然希图有所作为。

所以，西安事变幕后的真正推手，不是共产党，而是罗章龙！

可见罗章龙的政治能量之大！

康生的反水，不仅解除了罗章龙和残余“中非委”成员的生命危险，还猛然增加了一大批在暗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革命力量。

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事。

此时，毛泽东还是不能让罗章龙堂而皇之地回归中共，因为他的罪名太大了，是“分裂中央”、“另立中央”啊！

但是，毛泽东可以让罗章龙的系统部分回归，部分隐蔽下来，继续参加革命，壮大“毛泽东系统”。

罗章龙以百岁高龄谢世，中共对他的盖棺定论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

    所以，毛泽东感慨说潘汉年“为渊驱鱼”，其实也在委婉批评潘汉年的气量、度量和肚量。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6）

顾顺章叛变后，王明胆战心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赶快去苏联。

    1932年，苏联人和王明要求中共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资料转移到苏联去。

    这个秘密任务就落在时为组织部长的康生身上。

    康生在苏区和毛泽东说：上海临时中央已经没法藏身了，马上要进入苏区抢地盘了。你要先下手为强。你手上有人、有枪，不要怕他们。如果你犹豫不决，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不要以为几个书生造反不成，那个周恩来和朱德关系特别铁，你千万不要大意！

    果然，在宁都会议上，先来的任弼时马上向毛泽东开炮做红脸，来势凶猛让毛泽东没有料到；而后到来的周恩来做白脸，以和善劝解的方式演出了红军版的“杯酒释兵权”。让毛泽东无法施展他原本擅长的腾挪迂回手法，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任命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一切如康生所料。

    那么，康生为什么会向毛泽东提出提防周恩来哪?

    康生和周恩来原来关系非常好，康生也非常了解周恩来，周恩来也非常欣赏康生。

    可以说，除了邓颖超，康生原是周恩来最信任、最重用的一个人。

    他们之间的恩怨的分水岭是从“海棠邨”灭门案起。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7）

格杀顾顺章家属，这在当时极其残酷的大环境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据有些文字描写，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即康生），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分歧主要在赵容杀斯励身上。斯励是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斯励还是周恩来的学生，和周恩来关系不错。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

    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指顾顺章──笔者注）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康生把斯励也杀了，连请示都不请示，这让周恩来非常不满。

    这样一来，周恩来背负了忘恩负义的恶名。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8）

这件事马上在特科领导人问题上暴露出来了。

中央特科领导人早在顾顺章去武汉时就内定解除他的领导人职务，让康生接替。

但是“海棠邨”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改为潘汉年担任。

虽说潘汉年是博古的心腹，但是潘汉年负有特殊任务，他被指定为唯一的一个可以担当王明和博古之间的联络员，所以，王明认人不认物，所以，潘汉年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按理是该“雪藏”起来，或是安排个“闲职”

秘密隐蔽起来。

潘汉年是任中共文委书记，从事文艺工作。对特科的那一套完全不懂。让潘汉年而不是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担任特科领导人，这样的决定，让康生感到危机感。

一种说法是当时“三人领导”中的卢福坦对康生缠身了怀疑，但是，卢福坦指的是康生被捕之事，这件事周恩来一定知道，因为康生是作为特科去策反（或联络）国民党改组派的王乐平的，所以，还是周恩来的态度决定了让潘汉年取代康生一事。

从此以后，康生和周恩来的关系再也没有好过。

“文革”中针对周恩来的暗流与其说是江青策划的，不如说是康生策划的更合适。关于康生被捕之事（19）

延安。194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

康生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这天，毛泽东在大发雷霆。

一串串带有浓重湖南方言的刻毒诅咒声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暴发的愤怒；一种痛定思痛、痛楚心肺的愤怒。

秘书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一连串诅咒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窑洞墙壁双肩气的颤抖的毛泽东！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秘书看到的毛泽东永远是那么从容、镇定、乐观。是的，毛泽东身材魁梧，南人北相，可是他的言谈是那么幽默风趣，举止是那么神采飞扬。他总能感染着延安的军民以乐观向上。不管是战争形势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毛泽东永远能应付自如。他始终运筹帷幄，掌握这主动权，好像有着永远用不完的智能和精力！

    可是今天，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中，他代表共产国际人，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是个非常机要和重要的职位，必须由对革命无限忠诚、历史清白、久经考验且为中央最为信任的同志才能担此重任。康生的历史有问题，中共让他担任“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决定显然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指责而恼怒，而雷霆万钧。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0）

“我们现在批王明，这当然让共产国际不愉快。康生同志原来是王明的副手，现在反戈一击，这是件好事嘛。那个王云程本来就是王明的保镖，他说的话还能相信？康生同志现在担任了‘中敌委’主任，有何不可？难道还要他季米特洛夫批准！

“季米特洛夫把这些陈年老帐搬出来，无非是让我好看。无非是让我们把整风运动停止下来。六届四中时，让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难道不是你共产国际的主张吗？你们说康生好就好，你们说康生是坏就坏吗，这还有天理吗！”毛泽东说着，还是带着那湖南腔的官话。

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来指责“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特务，那不是“指着和尚骂贼秃”，当面小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商和忠诚吗！

毛泽东不由得怒从心生！

“看，看，共产国际这些年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

那个罗易，擅自将共产国际的指示文件送给汪精卫，致使汪精卫找到公开反共的借口。鲍罗廷呐，坚决支持蒋介石，导致大革命失败！米夫更是赤膊上阵，把一个乳臭未干的王明硬捧上台！那个李德，只会在地图上打仗，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瞎指挥，胡乱瞎弄瞎折腾，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江西老根据地统统搞光丢掉，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苏区红军！

“现在我们强大起来了，他们还要指责我们。他们做老子，我们做儿子的时代早就该结束了！我要发电报去告诉季米特洛夫：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会为之努力的。不需要任何人越俎代苞！更不需要共产国际来指手画脚！”

毛泽东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其实自卢福坦指出康生曾被捕过后，中共中央就对康生进行过多次审查。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1）

第二天，经过了一夜深思的毛泽东，脾气没了。

他命令秘书重现起草电稿给共产国际，感谢共产国际这些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康生之事，一字未提。

共产国际马上就要终结其历史使命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是非恩怨让后人去评说吧！

好离好散，何必再和一个行将就木的东西再纠缠不清呐！

毛泽东是这样想的。

但是，康生的地位也就此受到影响。

毛泽东早就考虑好更合适的人选。

一个思想一致、配合默契的助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最终定格在刘少奇身上，时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其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职务由饶漱石代理。

这个决定事出突然，而且毛泽东的电文中未提刘回延安后的具体职务，刘少奇以华中事务多为由拖延。后毛泽东又来电安慰刘，说刘回延安后仍继续管华中新四军。当刘少奇得知调自己回延安是为毛泽东助阵时，才积极起来。

    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时，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的干部90多人，在八路军第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延长整风。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任，刘少奇、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2）

康生真的没事！

答案是否定的。

卢福坦所说的那次康生公开被捕之事，通过了审查。

但康生还有秘密被捕之事，此事就难以说清楚了。

和康生关系最密切的李士群，曾经是周恩来的警卫员。

在中共六届四中后，因和罗章龙的关系被放逐。

此时，他秘密接受了周恩来的密令，调查何孟雄等人被出卖之事。

何孟雄（1898-1931），炎陵县中村人。我党创始人之一，北方工人运动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政治活动家。1913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1919年就读北大时，投身“五四”运动，参与创办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活动，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1年底起，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上海泸东、泸中、泸西区委书记等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1年1月被捕在龙华被秘密杀害。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3）

国外交官约翰·拜伦和罗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传》(英文原版名为The Claws of the Dragon ，是由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译本由顾兆敏等译，199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康生传》中提到康生1930年被捕时，用词颇为隐晦，
　《康生传》中还有第二个被作者举出来证明康生被捕叛变的人，“一九六七年，一名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捕获的前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党员档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这些置人于死地的资料。”

    注意，这个国民党特务明确的说“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何孟雄等人，但《康生传》的作者却直接下了论断，“最近揭露出来的证据，显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团在哪儿开会的消息通报给了国民党秘密警察”。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在内的何孟雄等人被捕的事件，史称“东方旅社事件”，是党史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通常的看法是认为有人告密导致这些人被捕杀，关于这个告密人党史学者一般认为是当时《红旗日报》的记者唐禹（又名唐虞、王掘夫）。以康生当时的地位来说，他确实能掌握这些人的情况，但告密人的大屎盆子一下子就扣在康生头上，这种粗暴的推理方式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为了证明是康生出卖了何孟雄等人，《康生传》的作者又推出了证人王云程，“‘在派系斗争中，’王云程声称，‘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几个同事来说，就是全部死于赵容(康生当时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的红色恐怖之下。’ 关于康生被捕之事（24）

但要注意的是王云程与王明的关系特别密切，他是王明的亲信之一，他所指称的“采取暗杀告密的手段”当然不会指向王明，而是指出“赵容秦邦宪等”王明以下的人员，但不要说现在没有证据说明是康生告的密，即使是他做的，他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因为无论赵容（康生）也好、秦邦宪也好，他们只是在执行王明的命令，也就是在服从组织的领导，对与错和他们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17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也说“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

    这里有个细节很是重要，就是告密者是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国民党，一个给法国巡捕房。

    我听老人说过，这两个电话都是康生打的，但是，由于解放后对地下党的严格审查，此人对政治心灰意冷，也不愿作证，所以，这么大个案件至今还是无头案。

    据说，李士群知道这里面的细节，但是在他和饶漱石扬州见面时，他也站在包庇康生的立场上，没有全盘托出，只是点到为止。

    就这样，饶漱石在和康生斗的时候一直占上风。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只能为山东分局书记，听命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康生是无论如何心有不甘。          上海解放后，凭着李士群当年的指点，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径直提取卢福坦当年的自白书。

    他在自首中写道：“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赵容即康生。

    饶漱石如获至宝，迅速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布置人手，将卢福坦秘密逮捕，长期关押在上海提兰桥监狱。

    卢福坦的真名实姓亦全部被隐去，代号为“0042”。

    同期，王云程在山东青岛被捕，饶漱石亦布置长期秘密关押。

    随即，饶漱石向毛泽东做了紧急汇报。

    毛泽东并没有给予答复。

   党的“七大”之后，因千夫所指，康生被迫离开了中共中央机关。除了政治局委员虚职外，康生所有的实职都被解除了。

    饶漱石暗暗高兴。

    正是康生离开了中央的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十年的前四年，毛主席一直让康生做着饶漱石的副手，这让康生十分不满和无奈。而且，康生每次和饶漱石的争权斗争，康生均以失败告终。

    康生进而怀疑到毛泽东对他政治上不信任。

    1950 年7月22日，康生对饶漱石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1950年7月23日，康生到达北京后就住进医院。这一住就是五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