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考士官学校多少分:上　海　情　调 作者 断戈

上　海　情　调    作者 断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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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一座以情调见长的城市。
　　
　　自然这种情调是摩登的、洋味十足的。这也许得益于上海曾经扮演“流行转化站”的角色。上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所有先进或先锋的流行风潮若要侵袭中国，第一站必然是上海。譬如巴黎的香水、英国的烟草、 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影等新品，曾经的“大上海”都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
　　
　　回顾中国近代史，一百年来无穷的灾难和耻辱，造成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以及一味崇洋学洋的“非常态心理”。其中经历过十几年盲目自信和民族虚妄的“革命洗礼”后，当我们又可以坦然的“崇洋学洋”时，上海再一次成了我们无法忽略的参考招牌和试验基地。外滩长堤，沿江而筑的一幢幢 “万国建筑”，再次被骄傲地放大渲染，幽静的里弄也被商业的口红涂抹成“中西合璧”的模板，或是酒吧里的紫色红唇，那是绝对前端，或是专卖店的炫丽时装，那是正版时尚，热热闹闹，里里外外，堆砌出洋味十足的新上海。
　　
　　这个城市虽然表象西化，骨子里也留存着浓浓的崇洋倾向，可大上海的文明构架，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引进方面，好象更得益于上海人一种别样的智慧。正如张爱玲女士所言：“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就说这流行，虽然上海的流行文化常与国际同步，可所有的流行又在被引进时巧妙改造，打上浓浓的上海烙印。譬如那旗袍，便是料子用洋机器织的，裁剪借鉴的也是西洋手法，可样式、质地，还是地道的中国味。旗袍可以越来越短、开衩可以越来越高，可以配高跟鞋，可以衬长筒袜，但依然改变不了那浓浓的传统风韵；再譬如这长衫，可以配西裤、配皮鞋、配礼帽、配怀表、配文明柺，依然是地道的名士风流；还有那房子，屋里家俱摆设、电器用具都可以全盘西化，可肯定要配几件古董、几幅字画，依然爱的是传统品味；再如这应酬，可以讲洋文，可以用刀叉，可依然会鞠躬打辑，称兄道弟，端的是一样的文绉儒雅。然而，那个雅致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的上海，虽然在消化和引导流行文化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及独到之处，依旧可以非常时髦，绝对摩登，可缺失了曾有的那种别致味道。事实上，旧上海的情韵早已“香消云散”，追也追不回来，惟留下几个精致的背影，几曲香香的艳歌，或许还有几声幽幽的叹息。
　　
　　城市的情调，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纯物质方面的娱乐刺激，一方面是纯精神方面的文化愉悦。上海人的情趣，自然也不外乎这两方面。只不过，前者的刺激更多样、更精致些，后者的愉悦，更敏感、更有欺骗性。譬如说这纯物质的娱乐，正如茅盾在小说《子夜》中以“Light，Heat，Power”（光、热、力）三个词形容当时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一样，这个城市的灯红，绝对最红，红的是十里洋场，酒绿，肯定最绿，绿的是笙歌悠扬，处处充满了令人悸动的骚动和欲望。也许正是基于注重感官享受的老传统，如今的上海人才会急切地重铸起老上海的“物质外壳”——如“新天地”、如“百乐门”等，然后“粉”饰一番，挂起老牌子，换个新门面，满足新人类对于老上海的怀旧感觉。
　　
　　城市的“摩登”形象，不应该只有油头粉面的服务小生，或是性感装束的摩登女郎，也不应该只是大厦林立的摩天繁华，或是宝马香车的浪漫情调。如今国内大部分城市，正是稀少上海这样的城市智慧，才使得大多城市只知武断阉割自我，一味盲目仿效，最终变得不伦不类，最后只剩下类同得有些恶俗的城市风貌。换句话讲，如今中国已经不缺大楼，但缺的是与这种大楼相配衬的“精致”文化。或者说，我们可以撑起“摩登”的虚表，却无法玩转“时髦”的真义。在这方面，上海缘于历史的教化，缘于经验的积累，自然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多骄傲的资本和可以效法的榜样。换句话讲，上海的洋味也许更地道些，“拿来”的手段更巧妙些、更成熟些罢了。
　　
　　对于先进文化的学习，上海人拿得巧妙，做得漂亮，自然缘于曾经老上海的“精神内核”——海派文化，也许正如五十年前罗兹?墨菲所言，海派文化是打开了解都市文化“中国版”的一把钥匙，然而，这把早已生锈的文化钥匙却无法打开新上海人文定位的困顿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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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评判当年的“海派文化”，依然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话题。
　　
　　当年左右两派的文化之争，今天依然有人想咬住尾巴不松口，把辩论进行到底。但就我看来，左派也好，右派也罢，在上海都不曾占过上风。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嘈杂的舞台，对于这两派文化而言，这里都不是最好的大本营，他们能争得只是一块宣传叫卖的摊位罢了。民众对此并不卖帐，当文人为“民族”、为“大众”吵得一塌湖涂时，大上海的三百万民众津津乐道的依然是《晶报》、《红玫瑰》等这些通俗得有点腻的报刊，市民们最关注还是上面连载的或是如《霍桑探案》、《侠盗鲁平》等靠猎奇传奇取胜的市井小说，还有就是所谓如张恨水辈的“鸳鸯蝴蝶派”，或如《春明外史》或如《金粉世家》或如《啼笑因缘》，这些通俗爱情小说里的大户人家，不论痴男怨女的恩爱情仇，还是老少两代的矛盾冲突，都是大众极好的闲谈佐料和蜚语演绎，大众自然乐意陪着流泪欢笑。这样的文化小吃，虽有些“小气”，却很可口，于是，大上海的文化格调，便是嘻笑怒骂，便是精致玲珑，也无法摆脱浸入城市骨髓的“市井”品位。
　　
　　也许正是缘于这种热闹而无奈的世俗，上海文人愈发感到寂寞，在这块充满幻灭感的土地上，历史凝滞，文化涣散，生存的意义也不过是玩玩------“白相”罢了。正如当年上海一位叫穆时英的作家，在其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里写道“……中国的悲剧到了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一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管你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管你是鸳鸯蝴蝶的肉欲哀感，还是侦探侠士的重重迷雾，无尽的文字，无尽的感想，饶不过是几支狐步过场，饶不过是过眼西洋景相。
　　
　　也许这个城市太容易滋生诱惑的病菌，也许是市井文化根系被世俗的情欲浸泡得太久，使得如今上海的文艺格调，依然呈现一种病态的妖艳。当年鲁迅先生痛斥“流氓加才子”的靡靡风气，如今依然。或看看那些白领读物，或翻翻这些时尚画册，描述的心态，裸露的表情，呈现的还是精致的香艳、漠然的凄冷和幽幽的哀怨。只不过，那些通俗小说，那些小资呓语，早已扔掉了旧“鸳鸯蝴蝶派”的“清纯”或“痴心”的华丽旗袍。或是缘于现代爱情的绝望或摩登城市的荒唐，如今的“上海宝贝”们，不再有旗袍的华丽和情韵的幽淡，而是一种近乎直露的渲泄，以一种“性文学”的极端姿态，为这个城市贴了一张充满诱惑的唇红标签，出卖的也不过是华丽文字遮掩的廉价色相。
　　
　　绝望的颓废或堕落的快感，依然能激起这座城市潜在的欲望。那些书，那些人，曾被大肆炒作，曾被激烈争论，但终如肉欲激情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曾有的喧闹，曾有的风光，终是悬花一现，终是烟消云散。行笔至此，突然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旧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其价值取向，与她们如出一辙，算得上她们的“开山鼻祖”。他们的刊物称《无轨列车》，他们的书店叫“水沫书店”，招摇的，是空虚惫懒的消极姿态，显摆的，是浮光掠影的泡沫幻灭。 据说这股思想风潮与当年的日欧风潮同步流行的，今天我们的颓废派听说也是吸引了国外同道的“精华”。
　　
　　过于大胆，过于前卫，多是缘于骨子里的自卑，不想让外国人看不起，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急于超越或者逃避生活的压力罢了。文化界的少数人行为说到底只是某些人的个体事件，无需上升，也没有资格代表上海的开放意识以及前卫姿态。大上海绝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如此浮躁与浅薄。但无论如何，上海的人文格调，却多多少少因为某些人的闹腾，变得有些怪味和尴尬。不过，我们也绝不能因为这些宝贝的放荡，从而放大对于上海“色”的成见，“欲”的臆想。
　　
　　上海滩从来都不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它更适合冒险家和野心家来此玩耍。因此，情色之外，上海的风流和传奇也就只剩下打打杀杀，我们姑且称之为“乱世情调”或“流氓情调”。如今电影或电视上演绎的上海滩风流，除却政客，更多的演绎好像只有那些或大或小的“流氓”。虽然他们也把个性张扬得有声有色，人生演绎的有滋有味，可如果以他们来承载这座城市的人文格调，不免单薄了些。便是如黄金荣、杜月笙那般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流氓头子，也只能说明这个城市在非常时代曾有过不正常的疯狂。“白相人”以无赖的姿态，占据了上海半壁江山，一座城市的传奇，除却情色，可怜的只剩下血腥和暴力，而且还是被几个穿黑衣或风衣的流氓演绎，那是历史的悲哀，而如果我们还要津津乐道这些，那就是我们的悲哀了。
　　
　　海派文化的表现和影响，虽然与上海人喜欢的文化读本有关，可城市的人文格调，又不能因此仅局限于读本低俗或高雅，更不能因此产生城市品位或高或低的品评。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如今上海的人文格调，依然呈现出世俗化和猎奇化的倾向。这个城市的人文情趣好象依然局限于香艳艳的小曲儿或嘻哈哈的滑稽戏。关于上海的文化类读物，除却时尚刊物，我们印象最深，发行量最大的也还是一本世俗气息极其浓厚的《故事会》和一摞充斥琐碎消息类的“豆腐”小报《新民晚报》。我总觉得，承载大上海的文化读本应该更大气、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如果仅仅乐道于家长里短，只是迷醉于情欲得失，或是痴迷于感官刺激，或是满足于看客心态，那么，上海的城市格调岂能有质的分跃和突破？缺乏大气导向的城市文化，又如何承担起一个有着恢宏野心的上海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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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悸动和渴望，不但留存市民的文化读本上，也常荡漾在“甜蜜蜜”的流行乐曲中。上海的流行音乐最能体现这座城市性格柔软的一面。
　　
　　旧时的上海，其娱乐文化并没有被世界的强势流行文化所同化，反而将古代的江南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城市文明相融，并在将各种异质文化加以稀释后汲纳其现代元素，融入自度之“时代曲”中，打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或如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或如黎锦光的《夜来香》，典雅而细腻，前者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巧妙地将典型的中国民族音调与跃动的现代城市节奏相融合，后者旋律潇洒自若，节奏富于弹性（用了“伦巴舞步”的节奏），它风行于东南亚，在海内外竟有八十来种版本之多。这两首歌曲便是今天听来，也一样悦耳动听。
　　
　　然而，颇为尴尬的是，我们虽然能依稀想起大上海旧时的音乐旋律，可却缺乏对于上海更多的音乐想象力。也就是说，上海缺乏音乐代表作或是音乐代言人。正如提及维也纳，想起交响乐，提及意大利，想起歌剧，想起纽约，想起街头RAP，便是提起港台音乐，你也能提起一大堆的流行音乐或音乐明星来。可说起上海，说起曾滋生丰富流行音乐的上海，却无法推出一个有代表性的音乐代言人来。
　　
　　说到底，上海只是一座舞台，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它终究只是时尚音乐匆匆而过的驿站。正如当年的一句歌词唱到：“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上海的文艺也便无奈地陷入两重尴尬中。无论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形象，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上海都缺乏城市文化的招牌物和代言人。因此，“海派文化”的讨论也就不可救药地陷入旧派琐碎无聊的回忆或是新派天马行空的呓语。
　　
　　4
　　
　　这座城市被情调束缚和矫饰，开始变得不自然，或者说，它从来就没自然过。装腔作势，浓装艳抹，才是它真实的本色。华丽的幕布下，人生的精彩被上海人分割成琐碎的细节，兑换成精致的时尚。于是，大上海的饮食男女，就这样被心甘情愿地上套，奔着“享受有质量的生活”理想，坦然接受了这座欲望城市强加的“伪饰”宿命。正如张爱玲描述的那样：“因为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于是，他们只能有些不甘，有些紧张地在这座城市里拼搏挣扎，努力的方向好象不外乎于几套体面的服饰，几滴昂贵的香水，几杯美味的洋酒，几曲疯狂的舞步┅┅好象惟有痴迷于这些感官的细节享受，方能证明他们曾在这座城市存在过。
　　
　　那么，在这样假设的幸福和虚幻的情调中过活，会不会幸福，能不能快乐，我们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有没有情调，日子都要往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