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厦门市现任园林局局长:中国陶瓷器常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19:49:33
中国陶瓷器常识
关键词： 陶器 瓷器 古陶瓷原始瓷器
一般说来，瓷器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是：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Al203的提高和Fe2O3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三者之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则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而我们要确定它是否为瓷器，必须要把以上三个条件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
从我国各地出土的商、周青瓷器来看，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形成的条件，应属于瓷器的范畴。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也可以说原始瓷器还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称为原始瓷器。原始瓷器和白陶器与印纹硬陶器相比，有坚硬耐用，器表有釉不易污染及美观等优点。前者烧成温度稍高和器表有釉，后者多数温度较低而器表无釉。二者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而原始瓷器和以灰陶为主的其它各种泥质陶器与夹砂陶器相比，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即陶器是用熔粘土（陶土）烧制成功的，这种粘土含有大量的熔剂，特别是Fe2O3的含量一般为6％左右，高者竟达10％，而原始瓷器则是选用含有较小熔剂的粘土（也称高岭土或瓷土）制成的，特别是Fe2O3的含量一般都在2％左右。高岭上是一种主要由高岭石组成的粘土。长石经过完全风化之后，生成高岭土、石英和可溶性盐类；再随雨水、河川飘流转于它处井再次沉积，这时石英和可溶性盐类已分离，即可得高岭土。高岭土在瓷坯中所占的份量极大，是生产瓷器的良好原料。由于原料不同这就使得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900℃左右，高者也不过1000℃左右，如果超过就会变形或成熔融状态。而原始瓷器所用的原料则可烧到更高温度，一般要1200℃以上。
釉是一种硅酸盐，施釉在素地上，经过一定温度的焙烧而熔融；温度下降时，形成连续的玻璃质层，或形成一种玻璃体与晶体的混合层。釉的发明和使用，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必备条件。商、周原始瓷器的釉色呈黄绿色或青灰色。根据化学分析，证明当时的釉是石灰釉。 CaO的含量都在16％左右，个别的也可能高到2O％，可能都是用石灰石粘土配合而烧成的。由于粘土内含有或多或少的铁质，所以釉中也含有2％左右的Fe2O3，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则显青色或青绿色（见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过程发展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原始瓷器的成型工艺，多采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原始瓷的器表也拍印纹饰，有些纹饰与同时期的印纹硬陶器相同。因为经过拍打，器物的内壁上也留下“抵手”抵住内壁形成的凹窝，原始瓷器有的外壁和内壁都涂釉，有的则是外壁和内壁上部涂釉，内壁下部没有涂釉，釉的厚薄也不均匀，并有流釉现象。
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我国原始瓷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商代中期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出土，其创制时间，远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原始瓷器常见的器型有敞口长颈、折肩深腹圆鼓、圜底尊，敛口、深腹圆鼓、圜底罍，敞口圜底钵，敛口深腹目底罐，敛口短颈深腹圜底瓮，浅盘卷沿圜底高柄豆，双耳簋等。原始瓷器的胎硬质比较坚硬，颜色多呈灰白色和灰褐色，并有少量胎质为纯白稍黄。器表釉色以青色最多，并有一些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装饰以印纹为主要方法。器表的釉下除少数为素面外，多饰有方格纹、篮纹、叶脉纹、锯齿纹、弦纹、席纹和S形纹，并有一些圆圈纹与绳纹（王学理、吴镇锋：《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2期）。
商代后期的原始瓷器，基本上是承袭商代中期发展而来的。但在形制和品种上却较商代中期有所增加，在烧制和使用范围上有了扩大，质量也有了提高。商代后期常用的原始瓷器形制有敞口长颈、折肩深腹圆鼓、圜底尊，小口短颈、圆肩或折肩、深腹圆鼓、圜底瓮（有的称罐），敛口、深腹、圜底罐或双耳罐，侈口平折沿、浅腹圜底盆（或称击），敛口浅腹圈足钵，口微卷、浅盘喇叭座豆，敞口、顶圆鼓、圈足形握手器盖等。并有一些敛口沿外折、短颈凸肩壶，敞口圆肩大口尊，圈足簋和碗等原始瓷器残片。胎质颜色仍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器表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绛紫色。器表釉下拍印的几何形图案纹饰有方格纹、锯齿纹、水波纹、云雷纹、叶脉纹、8形纹、网纹、翼形纹、圆点纹、划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
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烧制工艺，在商代后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而且出产的地区也较前更为扩大了。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部分西周遗址与墓葬中，都曾发现原始瓷器。常见的器型有：敞口或敛口浅盘矮圈足豆，敛口低领折肩（有带器鼻）、深腹圈足罍。敛口低领、深圆腹平底瓮，敛口、带鋬、腹圆鼓管状流平底盂，敞口、深腹（有带双耳）圈足簋，敞口平底碗，敛口深腹圆鼓（有带双耳）平底罐，敞口、浅盘、直圈足盘（有称碗），敛口、扁圆腹、圈足盂，敞口颈内收、深腹圆鼓圈足尊，敛口、扁圆腹平底瓿和敞口浅腹钵等。胎色仍以灰白色为多。釉色主要是青绿色和豆绿色，并有少量黄绿色与灰青色，其表除素面外，其釉下纹饰为几何形图案，有方格纹、篮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齿状纹、划纹、弦纹、S形纹、乳钉纹、圆圈纹和曲折纹等。
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和西周原始瓷器相比，质量又有提高。特别是春秋晚期，江、浙一带的原始瓷器成型工艺，从泥条盘筑法，改为轮制，因而器型规整，胎壁减薄，厚薄均匀。器型有敛口、深腹圆鼓、平底罐，敛口，扁圆腹、平底瓿，敛口、浅腹圆鼓、平底盂，大敞口平底碗和器盖等。服质多呈灰白色，并有一些黄白色和紫褐色。釉分青绿色、黄绿色和灰绿色。器表的釉下纹饰主要是大方格纹和编织物纹。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春秋时的原始瓷器则很少发现，所见的也只有釉下饰印方格纹的敛口、深腹圆鼓平底罐。
从商代、西周和春秋各时期原始瓷器的发展，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原始瓷器的主要生产区域在我国江南地区，这可能与这个地区盛产瓷土原料有着一定的联系。
过渡时期的瓷器
战国时期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别是江、浙、赣一带，更为盛行。它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比西周和春秋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江、浙、赣一带的原始瓷，胎成灰白色。山西侯马、浙江绍兴富盛和萧山茅湾里出土的原始瓷碎片，经测定：胎内Fe2O3和TiO2含量的百分比分别为：侯马1.97、1.25；富盛2.12、1.18；茅湾里1.68、0.7。因而白中带灰。原始瓷的胎质细腻致密，瓷土经过粉碎和淘洗，烧成情况良好，同时用陶车拉坯成型，所以器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钵、碗、盘、盂的内底，自底心开始有一圈圈细密的螺旋纹和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痕。与西周时期的原始青瓷相比，坯泥的处理精细了，烧成技术有了提高，成型由泥条盘筑法改为轮制，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坯件的外表都上一层薄薄的石灰釉。经烧成后，多数釉成青色或青中泛黄。釉层厚薄均匀，有的凝集成芝麻点状。
广东、广西、湖南南部的原始瓷，瓷胎与当时的硬陶差不多，多为紫色、灰红色；釉除黄褐色、黄绿色外，尚有墨绿色等，但都属于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青釉系统。由于这时期的原始瓷胳质细腻，外施青釉，利于口唇接触和洗涤，所以都制成碗、盘一类的饮食器皿和模仿铜礼器形式的鼎、钟、盉和錞于等。
饮食器皿有碗、盘、钵、盂、盅、碟和鼎等，其中盘和鼎式样丰富，钵、碗大小成套，饮食所需用具已经基本齐备。仿照铜礼器中的盉，有流和提梁，流作兽头形，口部有浅孔，但与器腹不通，很可能是随葬用的明器。
器物的造型与其它地区的陶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碗、钵和酒盅等大宗产品，都取直线条的圆简体形式，高矮适中，口部细薄，给人以轻巧的感觉。瓿为直口鼓腹，在胖胖的器身上装饰二圈栉齿纹，显得重心向下，稳重大方。仿照铜器形式的鼎，式样较多，有一种鼎直口浅腹，口沿的一端装一个兽面，与此相对称的一面饰兽尾，兽首高昂，头尾相应，造型独特。纹饰仍取吴越地区盛行的S纹。原始瓷的这些造型和装饰风格，显示了吴越文化的一个侧面。
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从少量经过测试的标本中可以看到，西汉原始瓷胳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前者达17.23％，后者是2.97％。春秋战国时，萧山茅湾里和绍兴宫盛的原始瓷的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分别是：茅湾里为13.69％与1.68％，富盛为15.19％与2.12％。坯中氧化铝含量的增加，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生成较多的莫来石晶体，从而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和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莫来石又称富铝红柱石，无色，晶体呈柱状或针状，熔融温度约为1910℃，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烧成时若窑内温度达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时，不仅不能达到增加氧化铝的目的，反而会使坯体疏松，烧结情况很差。氧化铁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给坯体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胳呈灰色，氧化铁含量越高，胎的颜色越深。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
1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与灰陶扁平盖同出的几件原始青瓷盖罐。在灰陶扁平盖的顶面分别刻有阴文小篆“左”、“丽山飤官”和“右”、“丽山囗囗囗飤官”等字样，当是秦代的原始青瓷无疑。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藏的器物来看，青釉盖罐的盖作扁圆形，上有半环形钮，盖下有子口与器身密合。胎质细密坚硬，烧成温度较高，但铁含量较重，呈色深灰。盖面和器身外表均满施青褐色釉，釉层不够均匀，有聚釉现象。盖罐的轮线柔和，盖与器身的比例协调，体型的大小适度，是一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储盛器。
汉初的原始瓷器，所见产品有瓿、鼎、壶、敦、盒、钟和罐等。形制大都依照当时的青铜礼器，器型大方端庄，鼎、敦、盒的盖面和上腹施青绿或黄褐色釉，制作比较精细。到了西汉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发生了某些变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铜礼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状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缩短到鼎底贴地，变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同时施釉的部位缩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汉初的精致、讲究。至西汉晚期，鼎、盒一类的制品归于消失，壶、瓿、罐、钫、奁、洗、盆、勺等类日常生活用品急剧增加，生产更注重实用。同时出现了牛、马、屋等明器。牛、马线条比较粗犷，造型艺术不高，房屋多干栏式建筑，也有筑围墙的平房和构筑堡垒的楼屋式的地主庄院，式样丰富。西汉时期几种主要器物的演变进程是这样的：
瓿 在西周时期多仿青铜瓿的造型，敞口、圆腹、圈足，肩有小圆饼，腹身饰弦纹，像后代的坛子。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作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近平齐，底下三足消失。到西汉晚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
鼎 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三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
壶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到西汉中期，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难塑龙头的。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双耳常作铺首衔环。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壶耳也有作成鱼形的，或者在竖耳的上端堆贴横“S”形纹，除喇叭口壶外，还有长颈壶、蒜头壶、匏壶等不同的造型。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式样新颖别致，如长颈壶，在扁圆形的壶腹上，配以修长而细圆的直颈，稳重端庄；蒜头壶，长颈球腹，颈上为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匏壶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两个圆球联接而成，其状颇似葫芦。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装饰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了简单的刻划花纹，如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乌，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漆器图案相媲美。在浙江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壁图样，佩带穿壁作迎风飘舞状。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划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西汉时期曾一度广泛流行的瓿和钫等器类，此时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
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变成盘口壶。罐多数作直口平唇，肩安双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盘大都直口斜壁，浅腹大底，而且往往与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种托盘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较深，容量较大。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又如此时新出现的品种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这一时期原始瓷的花纹装饰也较简单，此时最通行的是加工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如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划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
在东汉中晚期的窑址和墓葬中，又发现有一类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以前通称为“酱色釉陶”。器型有五联罐、盘口壶、双系罐、碗、洗、盘、囗（钅焦）斗和耳杯等。所谓五联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四个壶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构成。周围的四个罐比较矮小，而且与器腹不相贯通，器肩和上腹堆贴猴子与爬虫等。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囗（钅焦）斗器身作洗形，腹部装横柄一个，底部安有三足，它常与形状如钵、胳壁较厚，口缘安有对称的半环形双鼻的火盆共存，说明囗（钅焦）斗被搁置火盆之中，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来温食，应该是当时暖锅的模仿。这类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较多量的铁分，在稍低的窑温下也可以使坯体达到较好的烧结状态，所以多数器物的胎骨坚硬而致密，碰击时发声清亮。这类原始瓷器，胎呈暗红、紫或紫褐色，多数通体施釉，釉层比较丰厚且富有光泽，质坚耐用，实用价值较高。而它是一种利用铁分较高的劣质原料做成，是东汉窑业手工业者的一个创新，为东汉晚期黑釉瓷器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墓葬内也发现部分器物的胳骨较为疏松，容易破损，显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综观秦汉时期的原始瓷器，胎土中含铁量比较高。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浙江地区的瓷土，其铁含量均高达1.5～3％左右。所以在还原焰中烧成时，胎即呈现淡灰或灰的色调，在氧化焰中烧成时，胎则呈现砖红或土黄色。当时所用的釉料仍然是以铁作为着色剂的石灰釉，氧化钙的含量普遍较高，所以釉的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较大，有较好的透明度，也容易形成蜡泪痕和聚釉现象。在完全依赖直接经验进行生产的条件下，铁分的比例和烧成气氛自难准确控制，所以原始瓷的釉色也颇不一致，或作青绿色，或青中泛黄，或呈黄褐色。同时由于釉料中还含有一定量的二氧化钛，在还原焰中有部分转变为缺氧结构，使釉呈现灰的色调。在东汉以前，施釉用刷釉法，并且只在器物的口、肩等局部地方施釉。到了东汉中期开始采取浸釉法，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釉层增厚，而且釉胎的结合也大有改进，少见脱釉现象。成型多采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型比较规整，器壁往往留有轮旋的痕迹，而制作精细的钟、壶类器物，则在成型以后又进行修坯、补水等工序，因此表面都十分平整光滑，不见“棕眼”等缺陷。有些制作精良的原始瓷器十分接近成熟瓷器的形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公社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的瓷片标本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作过许多测试和化验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该窑场的制品，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高，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其釉层比原始瓷显著增厚，而且有着较强的光泽度，胎釉的结合紧密牢固。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并在还原气氛中烧成，所以釉层透明，表面有光泽，釉面淡雅清彻，犹如一池清水，已经具备瓷的各种条件。因此，把瓷器的发明定在东汉的晚期，是比较妥当的。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汉代始见，魏晋流行，唐以后大量生产。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泡菜坛和四系罐等，前两类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个别也有作六系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浙江鄞县东吴公社生姜大队发现的一件型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同墓所出的井，敛口、斜肩、筒腹，粘贴在肩部的扁条形绳纹交叉成网形，交叉点饰乳凸，应该是表示绳结，是一种少见的产品。
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根据国家建筑材料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这种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达73～76％， Al2O3含量较低，占15～18％， Fe2O3含量为2.3～2.8％，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烧结。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达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内氧化铁含量达到4～5％，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徐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这种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导源于酱色釉原始瓷，是对酱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发展。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
瓷器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色创造，战乱之余，人们也以享受粗劣为满足，与北宋时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白瓷瓶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因战争和商路的断绝，市场大大缩小，已失去了发展的势头，产品也失去了精彩。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从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到了宋代，我国瓷器已是大量地运销到外国。出口的通道主要是海路。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十分繁荣。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年）就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描述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中国瓷器就从这些港口运销南洋，并转运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但噶尼喀沿海一带，有四十六处古代遗址都发现有我国的瓷器。宋朝廷在靖康以后，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税源日益减少，因此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增税收而助国用。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高宗赵构多次下达“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七年、 1137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绍兴十六年、 1146年）等等。并且采取授与在外贸上有成绩的商人以官职的办法，进行鼓励。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仅与泉州有通商贸易关系的，就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瓷器的出口，也随着外贸的扩大而增长。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而且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是制瓷原料的进步，景德镇窑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成颇有气势的大型器。
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兰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的这些优点，是其它瓷窑各类品种的瓷器无法与之匹敌的。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所谓釉里红是指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唯呈色红、蓝各异。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花，但用料铜、钴有别。它们同需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室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因此青花的烧成比较容易，至今尚有较多的元青花器出土和传世品种的保存。釉里红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器数量不多。特别是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出土物更是屈指可数。国外仅见菲律宾出土了一批元代釉里红瓷器，国内则有北京丰台出土的釉里红玉春壶、保定窖藏的一对青花釉里红盖罐以及元大都和景德镇湖田窑址的少量残片。此外，江苏省吴县收藏有一件釉里红龙纹盖罐，罐身刻划纹饰三组，腹部釉里红为地，衬出白龙，红色艳丽，极为难得。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不仅出于元代中期纪年墓，并且也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的瓷器。它证明在至元戊寅（1338年）已经有了釉里红瓷器的生产。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瓷器来看，在器型、胎、釉和烧造工艺上与同时期的青花瓷一样，不同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纹饰比较简单，不像青花瓷纹饰那样繁密细致。
（二）纹饰题材相应减少，不及青花瓷题材那样丰富多样。
（三）铜在高温下容易发挥，因此元代釉里红瓷器无淡彩，只有一个比较浓的色阶，并且纹饰线条常见晕散。
（四）铜彩料在烧成过程中十分敏感，窑室气氛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元代釉里红瓷器呈纯正红色的很少。
最后是颜色釉的成功。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蓝彩，是景德镇的烧瓷工人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 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这期间，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上层社会以此为荣，在普通民众中也以此成为时髦。在王室贵族把拥有中国优质瓷器作为夸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也不惜代价地用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组成的四队近卫军与邻近的君主换取十二个巨大的中国瓷花瓶，为他的婚礼增辉。这就是所谓的“近卫花瓶”，现在还陈列在德累斯顿博物馆。一些国家喜庆典礼，也纷纷使用中国瓷。为了适应欧洲人的种种要求，一方面，国内为外商提供各种彩饰、花纹的样品，供他们选购；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据本国顾客的喜爱，规定造型和纹饰，以便订购。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写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中国外销瓷器的这种繁盛局面，对清代瓷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瓷器的产地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和明代一样，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然是瓷都景德镇。入清之后，青花瓷器还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但民窑比官窑的烧造技术要高，釉上彩民窑亦比官窑丰富多采。其他的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朝的前阶段，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说，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当时的粉彩和青花器也还有一些精品，特别是珊瑚红地粉彩、描金器较为突出。颜色釉中霁红、霁蓝、酱色釉、黄釉、瓜皮绿、豆青、云霞釉和石绿等都有一定的数量。仿哥、官、钧窑及茶叶末的品种也在继续生产。其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搂雕的数量也不少。在图案上，更盛行名胜山水图，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较以前更带有清代的装饰特征。
道光朝的青花和颜色釉制作，都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多，但品种、造型亦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器则较为精致。此外，有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器，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和衰败。在这段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制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
随着日本瓷器的竞争和欧洲瓷器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古瓷器的纹饰图案
中国古瓷上的花纹图案样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历代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其构成有儒家的、佛教的和道教的，以及一些世俗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了。作为一个鉴定者对图案的一些寓意都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也是一大遗憾。因此对瓷器上的图案标记作一简释，对鉴定者来说，亦是有所裨益的。
1．龙凤呈样 图案为一龙一凤。
龙的传说很多，记载的文献也多，但将龙和帝王联系起来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说：“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蚊龙于其上，而已有身，遂产高祖。”凤凰在刘安《淮南子》一书中开始被称为祥瑞之鸟，雄曰凤，雌曰凰。龙凤都是人们心中的祥兽瑞鸟，哪里出现龙，哪里便有凤来仪，象征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
2．二龙戏珠 图为两条云龙一颗火珠。
《通雅》中有“龙珠在颌”的说法。龙珠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有二龙戏珠，也有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与长寿之意。
3．鱼龙变化 图案为天上有一云龙，水中有一鲤鱼。或一龙首鲤身；或一鲤鱼翻跃于龙门之上。
古代有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凡是鲤鱼能跳过龙门的，就可变化成龙，不能跳过龙门的，点额而归，故黄河之鲤鱼多有红色在额头，都是未跳过龙门之鱼。鱼跃龙门表示青云得路，变化飞腾之意。
4．鹤寿龟龄、龟鹤同龄 图案皆为一龟一鹤。
《韵会》：“龟为甲虫之长”。龟寿万年，是长寿的象征；鹤是仙禽，《崔豹古今注》：“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龟鹤同龄，乃同享高寿之意。
5．松鹤延年 图案为鹤和松树。
《字说》：“松百木之长”；《礼·礼器》：“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松，代表长寿象征之外，还作为有志、有节的象征。故松鹤延年既有延年益寿，也有志节高尚之意。
6．鹤鹿同春 图案为鹤鹿与松树。
古人称鹿为“仙兽”。神话故事中有寿星骑梅花鹿。鹿与禄、陆同音，鹤与合谐音，故又有“六合”（指天、地、东、西、南、北）同春之意和富贵长寿之说。
7．岁寒三友 图案为松竹梅或梅竹石。
松，“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8．喜上眉梢 图案为梅花枝头站立两只喜鹊。
古人认为鹊灵能报喜，故称喜鹊。两只喜鹊即双喜之意。梅与眉同音，借喜鹊登在梅花枝头，寓意“喜上眉梢”、“双喜临门”、“喜报春先”。
图案为一喜鹊一豹者，称之为“报喜图”。
图案为一蜘蛛网上吊着一个蜘蛛者，称之为“喜从天降”。因我国民间习俗称蜘蛛为喜蛛。
图案为一獾一喜鹊者，称之为欢天喜地。两獾相嬉，叫“欢喜图”；两童子笑颜相对者，称为喜相逢。
四个童子手足相连者，叫四喜人。
9．喜报三元 图案为喜鹊三、桂元三或元宝三。
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殿式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明代科举以廷试之前三名为“三元”，即状元、榜眼、探花。“三元”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升腾仕取之阶梯，喜鹊是报喜之吉鸟，以三桂元或三元宝寓以三元，是表示一种希望和向往的图案，此外还有三元及第、状元及第、连中三元、五子登科等图案。
10．相禄寿喜 图案为蝙蝠、鹿、桃和喜字。
以前人们常以蝙蝠之蝠寓以幸福之福；借鹿禄同音；寿桃寓寿意，加之以喜字，用此表示对幸福、富有、长寿和喜庆的向往。
11．五福捧寿 图案为五只蝙蝠一寿字。
《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谓所好者德；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夭。还有“五福临门”的图案。
12．多福多寿 图案为一枝寿桃数只蝙蝠。
13．福寿无边 图案为蝙蝠、寿桃和盘长。
14．神速齐眉 图案为蝙蝠、寿桃、荸莽和梅花。
15．福寿双全 图案为蝙蝠一、寿桃一、古钱二。
这些图案都表示古代人心底希望幸福、富有和长寿。
16．福寿三多 图案为一蝙蝠、一寿桃、一石榴或莲子。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古人因以“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为祝颂之辞。石榴取其子多之意，“莲子”乃连子之意。
17．三多九如 图案为蝙蝠、寿桃、石榴、如意。
《诗·小雅·天保》：“哪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天保》篇中连用九个如字，寓为祝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图案中以如意表示九如。
18．福在眼前 图案为蝙蝠与一枚古钱。
古钱是孔方外圆，借孔为眼，钱与前同音，亦称“眼前是福”。
19．福至心灵 图案为蝙蝠、寿桃、灵芝。
桃为寿而其形似心，借灵芝之灵字，表示幸福到来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
20．寿比南山 图案为山水松树或海水青山。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乃常见的对联。这一图案亦称寿山福海。
21．三星高照 图案为三位老神仙。
古称福禄寿三神为三星，传说福星司祸福，禄星司富贵贫贱，寿星司生死。三星高照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
图案为一老寿星一只鹿一只飞蝠的，亦称之为福禄寿。
22．流云百福 图案为云纹蝙蝠。
云纹形似如意，表示绵延不断。流云百蝠，即百福不断之意。
23．平安如意 图案为一瓶、鹌鹑、如意。
以瓶寓平，以鹌鹑寓安，加一如意，而称平安如意。
24．一路平安 图案为鹭鸶、瓶、鹌鹑；另有图案为鹭鸶、太平钱的叫一路太平。
以鹭鸶而寓路，瓶寓平，鹌鹑寓安，祝愿旅途安顺之意。
25．事事如意 图案为柿子、如意。
《尔雅·翼》：“柿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蠢，五霜叶可玩，六佳实可啖，七落叶肥 大可以临书。”事与柿同音，加之如意，寓意事事如意或百事如意、万事如意。
26．诸事遂心 图案为几个柿子和桃。
几个柿子寓为诸事，桃其形似心，表示诸多事情都称心如意。
27．必定如意 图案为毛笔、银锭、如意。
笔必偕音，锭定同音，再加如意，音借意为必定如意。
28．岁岁平安 图案为穗、瓶、鹌鹑。
以岁（穗）岁平（瓶）安（鹌）之偕音惜意表示人们祝愿和平的良好愿望。
29．年年有余 图案为两条鲇鱼。
鲇与年，鱼与余同音，表示年年有节余，生活富裕。
图案为两条鲇鱼首尾相连者，童子持莲抱鲇鱼者，均称年年有余。图案为一磬一鱼，或一磬双鱼、一童子击磬一童了持鱼者，皆称吉庆有余。一妇人手提鱼者，称之为富贵有余。
30．马上封侯 图案为一马上有一蜂一猴。
以马上封侯（蜂猴）寓比立即升腾的愿望。
图案为一大猴背小猴者，称辈辈侯；一枫树一印一猴或一蜂一猴抱印者称封侯挂印、挂印封侯。
31．太狮少狮 图为一大狮子一小狮子。
太师官名，周代设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太师为三公之最尊者；少师官名，周礼春官之属，即乐师也。以狮与师同音，而寓以太师少师之意，表示辈辈高官的愿望。
图案为一大龙一小龙者，称之为教子成龙、望子成龙。
32．八宝联春 图案为八件宝器相连。
八宝分为两类：佛家八宝有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八件宝器，俗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仙家八宝即八仙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八件宝器。八件宝器相连接的图案称之为“八宝联春”或“八宝吉祥”。
33．八仙过海 图案为八个仙人皆持宝器，下有大海波涛。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仙，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仙故事多见于唐、宋、元、明文人的记载。“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最广，传说，八仙在庆贺王母娘娘寿辰归途中路过东洋大海，各用自己的法宝护身为舟，竞相过海，以显神通。
34．麻姑献寿 图案为麻姑仙女手捧寿桃。
麻姑，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仙女。葛洪《神仙传》说她为建昌人，修道牟州东南姑余山。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能掷米成珠。自言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后世遂以“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之急剧。她的手指像鸟爪，蔡经见后想：“背大痒时，以爬背，当佳。”又相传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故旧时祝女寿者多以绘有麻姑献寿图案之器物为礼品。
35．群星祝寿 图案为众多仙人各持礼物。
传说三月三日王母娘姐寿诞之日，各路神仙来祝贺，而以此取其吉祥喜庆之意。
36．万象升平 图案为一象身上有卐字花纹，腰背上负一瓶。卐字在梵文中作“室利靺蹉”，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释迹牟尼胸部所见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制定此字读万。万寿升平，表示人民祝愿国泰民安，百业兴旺，国富民强的升平景象。还有“太平景象”、“景象升平”等图案。
37．平升三级 图案为瓶上插有三戟。
瓶与平同音，戟寓级。平升三级乃表示官运亨通，祝愿连升三级之意。
38．天女散花 图案为一仙女提花篮作散花状。
佛经故事《维摩经·观众生品》记载，维摩室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谓以天女散花试菩萨和声闻弟子的道行。宋之问《设斋叹佛文》：“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树”。故取其“春满人间”之意。
39．嫦娥奔月 图案为一仙女奔入月宫状。
嫦娥乃神话中后羿之妻。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遂奔月宫。
40．四海升平 图案为四个娃娃抬起一瓶。
四个小孩（海）抬起（升）一瓶（平），表示四海升平，以此表达人民厌恶战乱，热爱和平之善良愿望。
41．福从天降 图案为一娃娃伸手状，上有一飞蝠。
以天空中飞舞的蝙蝠即将落到手中，而寓其意为“福从天降”、“福自天来”、“天赐鸿福”等。此外还有“五福临门”、“引福入堂”“天官赐福”等图案。
42．长命富贵 图案为雄鸡引颈长鸣，牡丹花一技。
雄鸡引颈长鸣（命），牡丹乃富贵之花，喻富贵。还有长命百岁的图案，雄鸡引颈长鸣旁有禾穗若干。
43．流传百子 图案为开嘴石榴或葡萄。
旧时传说，文王有百子。“榴开百子”表示子多。还有“子孙葫芦”、“百子图”、“麒麟送子”、“莲生贵子”等图案，表示子孙万代、万代长春等愿望。
44．教子成名 图案为一雄鸡引颈长鸣旁有五只小鸡。
以雄鸡教小鸡（子）鸣（名）叫，寓以“教子成名”。还有“五子登科”、“一品当朝”等图案，表示殷切期望子孙取得成功的业绩。
45．官上加官 图案为雄鸡和鸡冠花。
46．玉堂富贵 图案为玉兰花、海棠花、牡丹花。
47．五世同堂 图案为五个柿子和海棠花。
以上图案都以谐音题名，同音寓意，表示古人的升官、富贵、五代团聚的美好愿望。
48．渔翁得利 图案为鹬蚌相争状，旁立渔翁。
《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者因而得利。
49．英雄斗智 图案为一鹰一熊作争斗状。
《本草》：“虎鹰翼广丈余，能搏虎。”《诗·小雅》：“维熊维罴，男子之样。”鹰与英、熊与雄同音。猛禽凶兽相斗，二勇相争，智者胜。还有一松树上落一鹰，地上有一熊，作相互怒视欲斗之状的图案，以此比喻英雄大智大勇。
50．珠联璧合 图案为珠点连续有白头花蓝点。
《汉书·律历志》上：“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联珠。”后借以比喻人才或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
51．八骏图 图案为八匹马姿态各异。
传说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名称说法不一。《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史记·赵世家》：“造反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骡、绿耳，献之缪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其他传说钧由此而派生。
52．博古图 图案为鼎彝钟磬、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各种器物造型，种类繁多。
有各式各样的博古图，给人以古色古香之感。
53．天马图 图案为一飞马、马生两翼。
天马一词，最初见于《楚辞·离骚》、《史记·大宛列传》和《淮南子》等书中。张骞使西域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后得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强壮，改乌孙马名为西极，大宛马叫天马。史书记载，汉武帝“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后，天马发展成“龙之友”、“龙之媒”的地位。神话故事似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使人想向出“马生两翼”，慢慢被称为龙马。《西游记》中有白龙马，便是一例。天马似马又生翼，空中行走又似龙，这种动物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见。
54．麒麟图 图案为一兽，头长一角，狮面，牛身，尾带鳞片，脚下生火，其状如鹿。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古称之为“仁兽”，多作吉祥的象征。“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效橄。”“橄”同“薮”即沼泽。汉代砖上的麒麟图案与马和鹿的样子相似，汉以后，逐渐完善了麒麟的形象。由于麒鳞是瑞兽，常借喻为杰出之人，麒麟送子、麟吐玉书等图案等皆有杰出人士之降生的寓意。
55．四艺图 图案为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玩，用以增进学识，提高雅兴。图案中的四艺，其造型设计，古朴、优雅，富有韵律感。
56．踏雪寻梅 图案为风雪中一老人头戴浩然中，骑驴过桥，手持梅花。
踏雪寻梅是根据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图案。孟浩然（689～约740年），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少年好学，酷爱梅花，早年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临行前留给王维一首诗。有人传出，孟浩然游长安，王维私邀入内署，适唐玄宗李隆基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告，玄宗大喜，诏浩然出，诵所为诗，玄宗发现无求仕之心，即入还。其实从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诗中只见“当路谁相假”之句，那有皇帝发现他不愿为官，放他归去之事。孟浩然头戴浩然中，在风雪中骑驴过灞桥，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古代诗人的佳话。这一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有出现。
57．伯牙摔琴 图案为一人举琴面对一墓，旁立一老人。
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交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有位俞伯牙善弹琴，一日乘舟游至汉阳江口，命童仆取琴焚香，调弦转轸，一曲未终弦断之。疑有人听琴，命左右搜之，遇一樵夫钟子期，二人登舟促膝相谈，意合知音，结为兄弟。约定来年江边相见。当俞伯牙按期来到江边时，钟子期已病故。伯牙闻知，泪如涌泉，去子期坟前祭拜，并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一摔，摔得玉轸摧残，金徽零乱。老者惊问：“先生为何摔此琴？”伯牙道：“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故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之说。古时瓷器、地毯均有此图案。
陶器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和文化史上，都曾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陶瓷的制作工艺及其发展，更是绚丽多彩，鲜艳夺目的一页。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经常和泥土打交道，逐渐发现了粘土与适量的水混合后，它就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可以用手随意把它塑造成各种形状，在强烈的太阳光下晒干，泥坯变硬，即可盛放干东西。当然，这些土器由于没有经过焙烧，不太坚固，使用时容易破碎，尤其遇水要溶化。但是，随着人类世世代代长期用火经验的积累，对于火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火与土的结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就为陶器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考古材料证明，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只要具备了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人群都有可能独立制作出陶器。它是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创造出来的。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新篇章，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的产生还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联系，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种习俗还可以从现在云南景洪傣族妇女慢轮制陶中看到痕迹。要详细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很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安武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14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型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14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互相联系。考古发掘表明，全国很多地方，在新石器时代，都曾普遍地使用过陶器，但那时的陶器制作，还只是把泥土先搓成条，然后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并将里外抹平，称为盘筑法。如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在器底内部还保留着泥条盘筑法的痕迹。用盘筑法制成的器形不可能规整，器壁上常常留有指纹。以后人们经过不断实践，反复摸索，又发明了用轮制来修整陶坯。它是将泥料放在陶轮上，藉其转动的力量，用捻拉的方式使之成型。用轮制法制成的陶器，器形规整，厚薄均匀，器物表面留有圆环状轮纹。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壁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轮纹。从出土的陶器来分析，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轮制设备，可分为快轮和慢轮两种形式。慢轮修整的陶器往往有局部轮纹，例如仰韶文化的某些陶器上，轮纹大多出现在器口部分，这是慢轮修整口沿留下的重要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尤其是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普遍使用，从器物内外同心轮纹上看，无疑是在快速转动的快轮上制成的。轮制法的使用，标志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和日渐成熟。
当制陶技术不断发展、工艺不断改进的同时，人们也对陶器加以装饰。为了美观，用有色颜料，如赭、红、黑、白等在陶器的表面进行彩绘，于是诞生了各种纹饰美观、色泽鲜艳的彩陶，以期达到实用与美观的效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中，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别精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属于另一种类型，即黑陶。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一朵奇葩。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尤为辉煌，但青铜器的使用不能代替陶器，因此陶器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而盛行不衰，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以生产灰陶为主。商代晚期灰陶的制作变得更为粗陋，虽说呈下降趋势，但白陶和印纹陶却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尤以白陶胎质洁白细腻，质地坚硬，花纹谨严，吸收了同期青铜艺术的特点，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制陶业以生产民间实用器皿为主，除承袭商代一些陶器形制外，并没有多大的创新，但建筑用陶却有了新的发展。
秦代陶器的品种繁多，大多仿自铜器的造型。最惹人注目的是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奇观。个个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象生动而传神。整个军阵严整统一，气势磅礴，充分展现秦始皇当年“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统一中国的雄伟壮观情景。由于陶俑体型高大，制作时，首先考虑如何能使它稳固地站立起来，于是陶工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将腿部做成实心圆柱体，承受腿部以上躯体的重量，使之不易压塌；二是在俑的足下粘接一块足踏板，这样除了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降低重心外，还可以使俑和地面的接触面增大，从而使陶捅的稳定性大大增加。秦兵马俑的烧成，是陶瓷工艺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陶俑的制作也极为艺术化，出土的说书人俑神形皆备，令人叹服。汉代的砖瓦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其画面精细，内容丰富，极富时代气息，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西汉陶器最常见的是泥质磨光灰陶，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的铅色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以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整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但以绿釉为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往往泛出一层银白色的光泽，称为银釉。其形成银釉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折射下，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光泽，并非在釉料中加入银的缘故。汉绿釉中的银白壶、狩猎壶在1984年时，每件价格在香港一下子升到了两三万美元，以后随着绿釉罐的大量出土，价格才跌落下来。
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后世著名的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而且为明清景德镇五彩缤纷的釉上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釉陶楼阁虽是陪葬物，但它也是我国开始烧造琉璃瓦的先导，在我国建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由于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制陶业呈现衰落局面。陶器制品一般都很粗糙，不仅种类不多，且灰陶的火度低，质量低劣。而陶塑艺术的水平也不高，制作程式化，表面呆板，比例失调，非常粗拙。能代表这时期陶塑艺术水平的是北朝陶塑人物和动物。其造型尤为生动。陶塑人物中，文吏俑一般头戴冠，身着袍，腰束带。或双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温良恭谨，具备北朝艺术的特征。武士俑以骑甲马武士俑和按盾武士俑令人注目，人马全身披甲，威武强悍，勇猛异常，体现了北朝军队的战斗力。陶塑动物中突出的有马和骆驼，马四蹄矫健，鞍鞯华丽，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陶塑骆驼，从北朝始方有，制作也有相当的水平。元邵墓中出土的一件骆驼，昂首屹立，双峰间设鞍，上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仿佛正在跋涉远行，是北朝陶塑艺术中颇具特色、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
在南北朝的陶塑艺术基础上，唐代三彩陶俑的出现，更是将陶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施彩或是制作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为后世所不及。三彩女俑、镇墓兽、文武俑官、罐壶盘碟等，都成为文物交易中的宠儿，身价倍增。三彩女俑，每件万元，高一点的文官三彩俑，每件五万元上下，三彩罐壶等，每件也都在万元左右。三彩陶俑，一直到宋、元、辽还在流行，但无论风格和气派，整体水平都赶不上唐代盛世。就在三彩陶的发展后劲不足的时候，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又异军突起，成为陶器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种。紫砂陶产生于宋，盛行于明中叶以后，一直为人们所喜爱，至今仍长盛不衰。特别是紫砂陶优良的质地，美观古朴典雅的色泽，更是令古代文人雅士们倾倒，于是紫砂陶茶具上诗、书、画、篆刻一应俱全，成为我国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朴高雅的紫砂陶历来为藏家所珍爱，成了文物中一个独特的品种。
鉴定古陶器方法
一、鉴定古代陶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我国的陶器制作，历史悠久，窑口众多，产量极大，除了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外，地下出土物中要数陶器最为丰富。但是历史上某些人出于各种动机，对古陶器也和对其它文物一样，制作了一些复制品或伪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子也难以搞清。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就需要研究陶器的演变规律，对它的制作年代和真伪，进行准确的科学鉴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陶器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古陶器鉴定。
鉴定古陶器，并非十分神秘而高不可攀，但必须认真实践，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有意识地对各种真品和伪作进行分析比较，搞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风格，各种复制品与作伪的种种表现，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观察、分析、比较，掌握其演变规律，就可逐步地获得鉴定的入门知识。鉴定陶器关键在于要多观看、多接触、多实践，从把握历代陶器的典型风貌和基本特征着手，作规律性的认识，再加上运用现代科学测试手段，这样就能获得陶器鉴定的真知灼见。当然，真正精通陶器鉴定也非一蹴而就，轻而易举之事。我国自古至今，流传下来和出土的陶器不计其数，时代不同，陶器的风格面貌也就不同；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器物，不同地区，制作的风格面貌也有所不同。何况古陶器自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以来，就不断有人仿造，使尽各种方法来蒙骗人呢！因此，从数量众多的古陶器中，鉴定出某件产品的年代、窑口、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不那么容易了。除了需要专门知识外，还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学、艺术、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这一点来说，古陶器鉴定又是一项比较复杂，有难度的学问。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陶器鉴定还只限于通过人体的感官（即眼、耳、手等）进行辨伪、断代及考。70年代后，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在陶器鉴定中得到运用，从而使陶器鉴定进入新的境界。如用碳14和热释光间接和直接测量陶器的年代，用光谱、质谱等分析、比较陶器的化学成分，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法检测陶器化学元素的含量，用电子显微镜检定陶器的质地、结构等等。但以上的设备投资大，成本高，所索鉴定费也高，因此在鉴别陶器时人们常常凭感官，即是说，用现代科学技术还不能代替人体的感官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依靠人体感官来鉴定古陶器，仍占主导地位。
鉴定古代陶器，主要是从古代陶器的产地、器型、图案花纹、制作工艺等入手。其基本原则和方法是：
1．产地
每一种古代陶器，都有一定的出土地点和分布范围。例如，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遗址中出土不少非常精美的彩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明珠。其后考古学家又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北、甘肃、青海等地发现类似仰韶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心地区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四个类型。因此一提起彩陶，或得着一件彩陶器就会立刻想到它的产地和范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属于黑陶，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器壁极薄且光滑，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凡遇漆黑光亮的蛋壳陶，肯定是山东龙山文化之物。几何印纹硬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很兴盛，春秋和战国时期仍在继续发展，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凡遇胎质比一般陶器坚硬，烧成温度比较高，叩之能发出金属声，器表拍印有几何纹饰的一些贮盛器的，可以说绝大多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产品。可见，掌握每件陶器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和流传的经过等等，对鉴定陶器的时代、真伪和价值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2．器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及技术条件，制约着不同时代陶器的造型。因此，弄清陶器器型产生、发展、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则为古陶器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鬲十分流行，到了汉代鬲则无影无踪。陶鼎和陶钟等仿铜陶器，流行于战国和两汉，到魏晋以后就彻底绝迹了。又如仰韶文化多见平底器，缺乏袋足器、三足器和圈足器，龙山文化恰恰与仰韶文化相反，器型多为三足器、圈足器、袋足器，平底或圆底的盆、钵极为少见。除了掌握每个时代器型产生、发展、演变、消亡的历史和地区特有的器型外，还要对每件陶器的口沿、腹部、肩部、颈部、底部和柄、耳、系、流、足、钮、鋬、鼻等细部特征进行仔细对比研究。掌握了器型，再结合胎质、花纹、款识、制作工艺方面的特征进行鉴定，在断代和辨伪时就不致失之千里。因此，形成准确的器型概念，善于体察各时代器型的不同风貌非常重要。
3．图案花纹
陶器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与瓷器、玉器、古砚上的纹饰一样，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情趣，都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点，都可以成为我们鉴定陶器时的参考因素。如商代早、中、晚期的陶器在图案花纹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商代早期陶器多见细绳纹，少见饕餮纹；中期则饕餮纹十分盛行；晚期饕餮纹非常罕见，绳纹又重新兴起，但比商周早期的粗。西周早期的绳纹与商代晚期不同，成组的竖形粗绳纹增多；中期除了绳纹外，又出现了瓦纹（即凹沟纹）；晚期素面增多，绳纹较粗，且模糊不清。春秋时期的陶器以素面磨光者为多，并盛行暗纹，绳纹不常见了。部分彩陶下腹部有“十”、“一”、“○”、“丨”、“卐”等花纹符号的，肯定是甘肃临洮马家窑的产品，而不是其它仰韶文化的产品。可见对各时期陶器上图案花纹的了解和研究，是有助于陶器鉴定的。
4．制作工艺
陶器的成型和加工工艺，往往在陶器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亦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区特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制陶者，初时只会用手捏塑一些简单的实用器物，因此，器型不可能规整，器壁上常常留有指纹。后来逐渐摸索出一种新的手工成型方法，即泥条盘筑法。其法是先将泥料制成泥条，然后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并将里外抹平，制成所需陶器的雏形。如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在器底的内部都保留有泥条盘旋的痕迹。今天云南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采用这种方法制陶的。轮制法是更进一步的制陶工艺。用轮制法制成的陶器，器型规整，厚薄均匀，器物表面留有圆环状轮纹。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壁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轮纹。从出土陶器上的轮纹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轮制设备，可分为快轮和慢轮两种形式。慢轮修整的陶器往往遗有局部的轮纹，例如仰韶文化的某些陶器上，轮纹大多出现在器口部分，这是慢轮修整口沿留下的重要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尤其是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普遍使用，从器物内外同心轮纹上看，无疑是在快速转动的快轮上制成的。又如同样是黑陶，制陶的工艺也不一样。河姆渡的原始先民们为了减少泥坯收缩、破裂，而创造性地在泥土中加入炭末。由于加入了黑色的炭末，烧成的陶器便呈现黑色，因此，有人以此为依据而把它叫夹炭黑陶。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与河姆渡文化的黑陶制法不同，是用掺炭还原焰烧造法制成的。即入窑后以1000℃左右的高温焙烧，在烧窑的后期加进适量的水，使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中的炭粒粘附在器物的表面上，渗入坯体的孔隙，烧成的陶器便呈黑色。以上两例，说明制作工艺的研究，对决疑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5．胎质
陶器和瓷器一样，都非常重视胎质的研究。分析胎色、胎质的掺和料也是鉴定陶器的方法之一。道理很简单，一些器物尽管在外形、纹饰上比较相似，但一对比陶胳，就能找出差异。如商代白陶的胎质和器表里均呈白色，洁白细腻，质地坚硬。灰陶从胎色上看，中期的陶器有黑皮泥质陶，早期和晚期不见黑皮陶。西周胎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亦有少量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春秋前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但陶质与西周相比较为细腻；后期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但陶质比较粗疏。不看其它的条件，仅从胎质上即可分出商代、西周和春秋前后期的陶器的时代性。
6．文字款识
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陶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和使用者等等。因此，文字的款识，也是鉴定陶器的依据之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时代，书款方法、书体和笔法，以至书款的部位都有所不同，具备文字学知识的人或文字学基础好的人，利用文字款识来鉴别陶器比较容易，反之，困难比较大。
7．陶器的组合
如发现一座墓葬，除可依据陶器风格、墓葬形制等方面进行断代外，也可对随葬陶器的组合形式进行断代。如洛阳地区战国早中期墓葬最常见的陶器组合是鼎、豆、壶，晚期豆被淘汰，以盆代之而成鼎、盆、壶。但由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称雄，加上各国历史传统不同，各地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利用陶器的组合来断代并不如前面的条件直接，但作为参考条件来看，有时也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8、辨色
陶器要仔细观察表面的颜色，各个时代因颜料用法不同，陶器的颜色也不一样。据有实践经验的人讲，秦以前陶器以灰色为多，汉代以青色为多，隋以后陶器以白色、绿色为多，元代以灰黑为多，现代陶器以蓝色为多。
9．辨锈
真正的古陶器，土锈与原物粘得很牢，用刀子刮也不容易脱落。伪制的古陶器土锈粘合得不紧，用指甲也能刮得下来。因此，辨别陶器表面的土锈、水锈、土蚀等程度，也是鉴定陶器真伪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古陶器作伪的方法
鉴定古陶器，对古陶器的伪作，也要略知一二，不知假，也难以知真。古陶器一般人也叫瓦器，过去的古董商和掘墓者都视为下等之器，不是被打破就是弃废。有识之士，也仅仅选择一些完整之器或奇异之器来保存。由于无利可图，故在1840年以前几乎无人伪制。鸦片战争后，来中国的洋人日益增多，出于艺术上欣赏的需要，于是古陶器的价值日渐增高，贩卖陶器的古董商就逐渐多起来。当时的考古事业不甚发展，出土物极少，供小于求，古陶器的货源显得有些紧张，于是伪造古陶的匠人也就应运而生。其作伪的手法有如下几种：
1．以真品作范模再做土锈
作伪者首先选择新出土的“生坑”中的稀见品或珍贵品，或“熟坑”中的稀见品，用与原器同胎的泥土作成范模，晒干后入窑焙烧。烧成之后以竹签略作修正埋入土中，使其生锈。
2．把残器修补后再作旧处理
将一件支离破碎的陶器，修补成一件完整的器物后再入窑作旧处理。
3．依样仿制
按照史书记载的尺寸，或依图片进行仿制。
以上三种作伪方法都需要生成土锈，如果把伪造好的东西直接埋入土中，让它自然生锈当然好，但熊掌难熟，没有耐性的人等不及，于是又想出两种加速土锈生长的办法：一是把硫酸钾与泥土合成后涂在陶器的表面上再埋入土中，则生锈的速度快。此种伪作，一旦用开水冲之，腥臊臭气马上扑鼻而来。二是把伪作的陶器刷一层极稀的龙须菜煮成的汁，把古墓中挖出来的土撒在上面，往返循环几次，即与墓中挖出来的陶器基本相似，即使是行家里手，也不易辨认。
总的说来，陶器制作的历史长，但方法简单，价值高的陶器少，伪作的东西也不多。现把几种比较有价值的古陶器鉴定方法介绍于后，以供同行爱好者参考。关于古陶器的鉴定问题，限于资料不足，只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南北朝为止。南北朝以后的个别器物，另辟专章叙述。
（转自中国收藏交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