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无锡江南碧玺幼儿园:许知远：林语堂的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32:50
许知远：林语堂的中国
一
1934年春天，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吾民》。他身材不高，有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孔，总是露着微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39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讲起玩笑来仍没完没了。
在当时的中国，他以他文字的幽默感著称，1932年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他用一种类似英国的《笨拙》的文风写作。
1895年，他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叫坂仔的小乡村里，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初的教育与众不同，他是在《圣经》里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的，传教士、水兵与商人是他最初见到外国人形象，从门孔里偷看到异国男女跳舞，给他童年留下了惊恐的印象。他后来上了圣约翰大学，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文，还创造了学校的短跑记录。
他1917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是个黄皮肤的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当他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展开，他们最聪明、最活跃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抛弃掉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甚至语言都理应废除，生活中都一切细节都被年轻人视作带有革命色彩，林语堂记得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曾写道：“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肩头。”
他在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中是个不太热心的参与者，除去他性格温和，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
“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自身的及斗争的情绪所支配……”林语堂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在从美国与欧洲游学归来后，他是二十年代群星灿烂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中的重要却并非最显赫的一员。尽管他重新发现孔子、老子的智慧，中国人历史上那些既令人陶醉也让人厌恶的东西。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的英文写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赛珍珠被赞赏他的英文评论，催促他最终开始写作《吾国吾民》。这位美国作家因为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而变得炙手可热，她开始对中国人在西方千篇一律的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努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既被外来者，也被中国人自己误解的国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它先是遭遇了军事上的破产，然后人们发现政治制度也是完全落后，而最终，甚至连它一直为傲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彻底崩溃了。
林语堂知道，那些“中国通”的外国新闻记者、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接触的是雇佣的厨子、老妈子、买办、会记，所阅读则是外国人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于是中国要么变成了一个可供推销的市场，要么就是一个充满猎奇的冒险家乐园，而在那些所谓的中国文化欣赏者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上面描绘着工致的人物”。总之，中国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她不值得被平等、认真的对待，是一个被仍进博物馆的国家。
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尽管拥有漫长的历史，他们却正在成为没有根基的人。昔日的将几亿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纽带已经松动、断裂，却没有新的替代品。这个国家在20年代初所洋溢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到了1934年时被一种举国上下的失败感所困扰，军人们已丢掉了整个东北三省，知识分子深深感觉到无力，大众被没完没了的社会动荡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像一块日渐扩张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种新的、值得期待的精神力量。
当《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出版时，它引起了意外的轰动。《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E·肯尼迪的评论富有代表性：“His book isnot an idealized picture of the China of delicate prcelain bowls,in tricately carved objects of jade and Coromandel screens. It is amasterly parallel of brilliant past,with its ethics, poetic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bewilderingpresents。”这篇评论题目则是《东方告诉西方》，在文章所配的照片中，着长袍、带着圆框眼镜的林语堂面露微笑，在照片之上则是宋代的人物画，中国人的飘逸尽露其中。
二
这本1994年版的《中国人》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了摆放了将近十年。它的暗红色的封面设计毫无特色，内页纸质粗糙，薄且脆。我从未想起来去翻阅它。在我文学启蒙的年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世界是由鲁迅主导的，我记住了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甚至柔石的名字，而林语堂则与梁实秋一样，面目模糊。90年代初期的中国曾经掀起一股散文热潮，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式之下，人们选择了“性灵”的抒情散文，于是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再次被挖掘出来。90年代初的年轻人开始像30年代初的青年一样称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接着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开始流行。但是，在一代青年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中，他从未被视作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经常性，他被不小心地推到了邵询美那个路线。
一直到几个月前，在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出版整整七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相对认真地阅读了它。匪夷所思的是，我几乎一下子就爱上了它。这种情感从第一页起的赛珍珠的序言开始。“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写道。她形容林语堂这一代青年在接受世界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熏陶时，他们的广大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新一代知识青年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教育是在国外接受的，却可能失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现状状况。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宽阔的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
林语堂之前与之后几代人所体验的失败感多少与此相关，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却发现那个庞大的中国仍迟缓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丝毫不理会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他们在受挫的自尊心，也仍是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以寻找到力量，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的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虚拟人物：“在接近40岁时……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坦……他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因为不管怎样，“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的既是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傲与耻辱，荣耀与邪恶。”
这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林语堂试图描绘关于中国人的一切。它的迷人与不足之处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林语堂具有中国人情感，却又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描绘起自己的国家时，拥有了外来者的好奇心，却没有他们的猎奇。在解释中国时，他不自觉地提到卡莱尔、约翰迅、索福克勒斯，这种知识教养，却正好将自己的中国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内。你可以将中国人历史，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其他文明提供了新的启发与灵感，提供了探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林语堂的笔下，中国人的迟钝、麻木、虚伪突然除了可恶，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但是这些令人叹息的缺陷，也仍丝毫掩饰不了中国人身上的韧性、生命力和精致文化传统的飘逸，它们被人遗忘，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消失或不值得珍惜。
三
七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本书比《吾国吾民》更从容镇定、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中国。在林语堂开始写作时，那个传统的中国正变得日渐陌生，新一代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族的存亡问题，比起这一点，社会文化的断裂感似乎更在其次。所以，当《吾国吾民》确立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之后，他迅速变成了正在抵抗日本入侵的“自由中国”的最重要代言人之一。在1937年之后，他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种西方媒体采访，在《纽约时报》、《外交季刊》上撰写长篇文章，为美国公众进行讲演，他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几乎无人可敌。可惜这个林语堂完全被掩盖在“性灵”、“幽默”的林语堂的标签之后。
但在我阅读此书之时，断裂感却成为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林语堂可以通过回溯历史，来描述一个完整中国人是何等面貌。但此时，当我们试图去粘合与传统的差距，却发现已连那个“山水画”的中国的影子都已找不到。我们不再拥有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断裂感反而更加显著。
林语堂一代人的一只脚仍踏在旧世界里，而对于我这一代来说，最初的教育就是从“去中国化”开始的。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令人深深困惑？我们曾经是狂热的政治动物，而现在则是一心寄托于物质增长，但显而易见，它们都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身份确认。经济增长、中国崛起为这一代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自信因素，但多年以来的民族受挫感却仍未消失。在一个日益变幻的世界，寻求认同愿望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日益强烈。一个自信、自满的中国，却发现自己的脚下空空荡荡。
也因此，在阅读林语堂人的中国性格的描述时，在他漫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时，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这个国家宽阔的疆域塑造了不同区域间的迥异的性格，他们彼此经常觉得毫无关联，所以1934年的林语堂感慨说：“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但她却在漫长的历史从未遭遇希腊、埃及等古老文明式噩运，使什么保持了她具有如此的韧性和自我更新力？很多地方，今天中国人仍旧有着100年前的韧性、消沉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有令一种样子——她的魂魄已经消散。
断裂感使至少有几个不同的中国同时存在——既有仍受中国儒家思维支配的农村社会，也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你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少年，如何被消费主义所主宰，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高科技中国，对于一个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的年轻人，我只了解中国的一副面孔，它是由中关村的计算机制造者、太平洋百货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上海的金融中心构成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当七十年前的林语堂一样，描绘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矛盾与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要么是纯粹的喜悦，要么就是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人用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些现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差异，在面目一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下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但就本质而言，它仍像七十年前一样差异显著。
但一个古老文明变化的过程，是多么令人着迷，那些零星的片段，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你看，对于这个我们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土地，我竟然仍一无所知——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国家，像七十年前一样，这个任务仍就艰巨却趣味横生。(摘自<生活>第二期)
一
1934年春天，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吾民》。他身材不高，有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孔，总是露着微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39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讲起玩笑来仍没完没了。
在当时的中国，他以他文字的幽默感著称，1932年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他用一种类似英国的《笨拙》的文风写作。
1895年，他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叫坂仔的小乡村里，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初的教育与众不同，他是在《圣经》里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的，传教士、水兵与商人是他最初见到外国人形象，从门孔里偷看到异国男女跳舞，给他童年留下了惊恐的印象。他后来上了圣约翰大学，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文，还创造了学校的短跑记录。
他1917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是个黄皮肤的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当他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展开，他们最聪明、最活跃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抛弃掉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甚至语言都理应废除，生活中都一切细节都被年轻人视作带有革命色彩，林语堂记得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曾写道：“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肩头。”
他在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中是个不太热心的参与者，除去他性格温和，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
“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自身的及斗争的情绪所支配……”林语堂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在从美国与欧洲游学归来后，他是二十年代群星灿烂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中的重要却并非最显赫的一员。尽管他重新发现孔子、老子的智慧，中国人历史上那些既令人陶醉也让人厌恶的东西。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的英文写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赛珍珠被赞赏他的英文评论，催促他最终开始写作《吾国吾民》。这位美国作家因为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而变得炙手可热，她开始对中国人在西方千篇一律的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努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既被外来者，也被中国人自己误解的国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它先是遭遇了军事上的破产，然后人们发现政治制度也是完全落后，而最终，甚至连它一直为傲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彻底崩溃了。
林语堂知道，那些“中国通”的外国新闻记者、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接触的是雇佣的厨子、老妈子、买办、会记，所阅读则是外国人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于是中国要么变成了一个可供推销的市场，要么就是一个充满猎奇的冒险家乐园，而在那些所谓的中国文化欣赏者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上面描绘着工致的人物”。总之，中国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她不值得被平等、认真的对待，是一个被仍进博物馆的国家。
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尽管拥有漫长的历史，他们却正在成为没有根基的人。昔日的将几亿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纽带已经松动、断裂，却没有新的替代品。这个国家在20年代初所洋溢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到了1934年时被一种举国上下的失败感所困扰，军人们已丢掉了整个东北三省，知识分子深深感觉到无力，大众被没完没了的社会动荡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像一块日渐扩张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种新的、值得期待的精神力量。
当《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出版时，它引起了意外的轰动。《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E·肯尼迪的评论富有代表性：“His book isnot an idealized picture of the China of delicate prcelain bowls,in tricately carved objects of jade and Coromandel screens. It is amasterly parallel of brilliant past,with its ethics, poetic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bewilderingpresents。”这篇评论题目则是《东方告诉西方》，在文章所配的照片中，着长袍、带着圆框眼镜的林语堂面露微笑，在照片之上则是宋代的人物画，中国人的飘逸尽露其中。
二
这本1994年版的《中国人》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了摆放了将近十年。它的暗红色的封面设计毫无特色，内页纸质粗糙，薄且脆。我从未想起来去翻阅它。在我文学启蒙的年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世界是由鲁迅主导的，我记住了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甚至柔石的名字，而林语堂则与梁实秋一样，面目模糊。90年代初期的中国曾经掀起一股散文热潮，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式之下，人们选择了“性灵”的抒情散文，于是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再次被挖掘出来。90年代初的年轻人开始像30年代初的青年一样称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接着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开始流行。但是，在一代青年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中，他从未被视作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经常性，他被不小心地推到了邵询美那个路线。
一直到几个月前，在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出版整整七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相对认真地阅读了它。匪夷所思的是，我几乎一下子就爱上了它。这种情感从第一页起的赛珍珠的序言开始。“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写道。她形容林语堂这一代青年在接受世界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熏陶时，他们的广大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新一代知识青年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教育是在国外接受的，却可能失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现状状况。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宽阔的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
林语堂之前与之后几代人所体验的失败感多少与此相关，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却发现那个庞大的中国仍迟缓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丝毫不理会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他们在受挫的自尊心，也仍是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以寻找到力量，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的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虚拟人物：“在接近40岁时……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坦……他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因为不管怎样，“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的既是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傲与耻辱，荣耀与邪恶。”
这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林语堂试图描绘关于中国人的一切。它的迷人与不足之处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林语堂具有中国人情感，却又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描绘起自己的国家时，拥有了外来者的好奇心，却没有他们的猎奇。在解释中国时，他不自觉地提到卡莱尔、约翰迅、索福克勒斯，这种知识教养，却正好将自己的中国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内。你可以将中国人历史，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其他文明提供了新的启发与灵感，提供了探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林语堂的笔下，中国人的迟钝、麻木、虚伪突然除了可恶，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但是这些令人叹息的缺陷，也仍丝毫掩饰不了中国人身上的韧性、生命力和精致文化传统的飘逸，它们被人遗忘，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消失或不值得珍惜。
三
七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本书比《吾国吾民》更从容镇定、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中国。在林语堂开始写作时，那个传统的中国正变得日渐陌生，新一代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族的存亡问题，比起这一点，社会文化的断裂感似乎更在其次。所以，当《吾国吾民》确立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之后，他迅速变成了正在抵抗日本入侵的“自由中国”的最重要代言人之一。在1937年之后，他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种西方媒体采访，在《纽约时报》、《外交季刊》上撰写长篇文章，为美国公众进行讲演，他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几乎无人可敌。可惜这个林语堂完全被掩盖在“性灵”、“幽默”的林语堂的标签之后。
但在我阅读此书之时，断裂感却成为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林语堂可以通过回溯历史，来描述一个完整中国人是何等面貌。但此时，当我们试图去粘合与传统的差距，却发现已连那个“山水画”的中国的影子都已找不到。我们不再拥有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断裂感反而更加显著。
林语堂一代人的一只脚仍踏在旧世界里，而对于我这一代来说，最初的教育就是从“去中国化”开始的。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令人深深困惑？我们曾经是狂热的政治动物，而现在则是一心寄托于物质增长，但显而易见，它们都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身份确认。经济增长、中国崛起为这一代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自信因素，但多年以来的民族受挫感却仍未消失。在一个日益变幻的世界，寻求认同愿望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日益强烈。一个自信、自满的中国，却发现自己的脚下空空荡荡。
也因此，在阅读林语堂人的中国性格的描述时，在他漫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时，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这个国家宽阔的疆域塑造了不同区域间的迥异的性格，他们彼此经常觉得毫无关联，所以1934年的林语堂感慨说：“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但她却在漫长的历史从未遭遇希腊、埃及等古老文明式噩运，使什么保持了她具有如此的韧性和自我更新力？很多地方，今天中国人仍旧有着100年前的韧性、消沉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有令一种样子——她的魂魄已经消散。
断裂感使至少有几个不同的中国同时存在——既有仍受中国儒家思维支配的农村社会，也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你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少年，如何被消费主义所主宰，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高科技中国，对于一个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的年轻人，我只了解中国的一副面孔，它是由中关村的计算机制造者、太平洋百货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上海的金融中心构成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当七十年前的林语堂一样，描绘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矛盾与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要么是纯粹的喜悦，要么就是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人用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些现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差异，在面目一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下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但就本质而言，它仍像七十年前一样差异显著。
但一个古老文明变化的过程，是多么令人着迷，那些零星的片段，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你看，对于这个我们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土地，我竟然仍一无所知——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国家，像七十年前一样，这个任务仍就艰巨却趣味横生。(摘自<生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