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郁达夫两对夫妇的婚恋悲剧

20世纪40年代，大画家刘海粟、大作家郁达夫曾是莫逆至交。他们在婚恋方面有类似的遭遇——都“因一念之差而错过了机会”！这一点却罕为人知。他们各自的爱人：成家和、王映霞，都是30年代上海滩出名的交际名媛。 关于王映霞，众所周知；

而成家和，则须介绍一下：

成家和是当时 上海美专的“第一校花”，

艳丽多姿、聪明伶俐，是校长刘海粟的高足、爱人，以主演《C 夫人画像》等话剧而走红，曾游学欧洲……

    后来，郁达夫、刘海粟两对夫妇，都成了由误会酿成的婚恋悲剧的主角！

刘海粟与成家和的婚恋悲剧

抗日战争初期，大画家刘海粟跟金山、王莹、胡愈之等人来到南洋，在海外华侨中做抗日救亡的工作，义演、义卖募集爱国经费，筹办报纸书刊，等等。而刘海粟的妻子成家和带着孩子留在了上海租界——当时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孤岛”。

还不到30岁的成家和，拖儿带女留在上海孤岛，生计非常艰难！刘海粟远走南洋之前，并没有留给她多少钱，反将三个小孩子丢给她抚养。天真的少妇成家和，不谙世故、心地高傲，既要面子又难忍贫寒，受到某人接济和感情进攻而发生了动摇。但她不敢、也没有机会向丈夫细说。

1938年成家和辗转来到新加坡（较王映霞早来半个月）。刘海粟却希望她早早返回上海，照看三个儿女和一份家产——那里有刘海粟半生心血积聚的作品和中外艺术藏品。

可怜的成家和，只从刘海粟这里拿了很少一点钱——几乎只够两个月开支的两百个英镑，就含着泪走了。临走时她委屈地说：“海粟，我路远迢迢地来看你，你没有对我说几句体己话，你没有时间听我说几句想要跟你说的话！我们这一点夫妻的名份，只怕也保不牢了。”

刘海粟居然没有听出爱妻话中有话！当时毫不在意地回答：“戆来! 讲啥小囡的话，等打败东洋人，有的是辰光同你详细讲!”成家和叹口气，就走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对美、英宣战，并占领了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地。于是刘海粟被迫从印尼回到上海。

等刘海粟回到上海，间接得知成家和已与他人在一起。虽然生气，心里还是舍不得，希望她能立刻回到身边，认错。成家和实在是怕他发脾气，开始躲了起来。说来奇怪，当时刘海粟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堂堂七尺奇男子，岂可牺牲自己的人格!”

所以当那个男子来向刘海粟解释说：“家和还是爱你的，只要你肯原谅她，她立刻回来!”可是刘海粟咬咬牙表示非常宽大的样子：“事已如此，不必多说！只要你今后能对她好，有始有终，我可以同意和她离开。”那人当然求之不得，赶紧去向成家和回报。

刘海粟心底里，实际上十分不舍得成家和离开的！但是再咬咬牙，请来律师，表示她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带走。成家和终于赶来了，拉住刘海粟的衣裳哭道：“海粟啊海粟! 你骂我，打我，都可以受，但你这样对待我，比用刀子杀我还要难受啊! 我们毕竟多年夫妻呀，也有三个孩子啦!”

成家和终究是个有血有肉又重感情的年轻女子。当时只要刘海粟开口说“过去的都算了，我们重新开始”，她一定会立即回来重归于好。可是大男子的思想在作怪，刘海粟装作“覆水难收”的样子说：“过去的情义，都一笔勾销了，祝你们美满到老！”

成家和临走对刘海粟说：“刘先生! 你是一门心思要把我推出去呀!”

她临去又回头说：“别的也不想多讲，只望你好好抚养孩子。你要晓得，自从你出国几年，我一个弱女子，赤手空拳要养活这一家五口，有多么难啊!”她边说边哭着离开了。

等她走后，刘海粟要自己养活这几个儿女，才尝到困难的滋味。后来，要不是夏伊乔突然自空而降，从印尼赶到上海，来收拾这份破碎的穷家，真不知怎么过。所以，后来刘海粟跟夏伊乔结合，全靠她一手周济和调节。刘海粟没有说感谢她的话，却认真地对她说：“看来，当初成家和一个人带一帮孩子，确实是艰难的!”

夏伊乔气量大。听了一点也不生气，反倒说：“—个年轻女人，又无依靠，带一帮孩子确实不容易，凭这一点，你要原谅她。”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恋悲剧

新派女子王映霞个性活跃、自尊自傲、热衷社交，爱出风头，除了亲情、爱情，她还渴望友情，这对于当时的交际名媛说来，并不过分。  

      郁达夫                 王映霞和郁达夫

郁达夫王映霞同居后，感情上的矛盾不断。例如1932年，王映霞在浙师（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同学刘怀瑜单身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本为正常的事。郁达夫却异常恼怒，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这一招令王映霞分外不安。一番波折后，王映霞在自传里面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 如此这般，陆续闹纠纷又归和解，鲁迅也曾出面加以劝慰，兹不详述。

1938年冬，郁达夫受《星洲日报》聘请，离福州南下前往新加坡。此前，约定王映霞也南下准备与他会合，但途经长沙，正赶上毁城大火，行李、文物、珍贵照片等，玉石皆焚；好不容易到了新加坡。

王映霞曾在1938年10月18日致郁达夫的信中表明愿望——“作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在）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她还抱怨：“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

这时闹出一件怪事：当时香港《大风旬刊》主编向郁达夫约稿，郁寄去二十首旧体诗词（附注释），总题为《毁家诗纪》。这是送上门来的名人丑闻，其中一条尤为刺眼：郁达夫、王映霞二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刚来月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两天后却与许绍棣驰车夜奔碧湖……1939年3月5日，第三十期《大风旬刊》出刊，连印四版，轰动海内外。王映霞在新加坡读到这二十首宣扬“家丑”的诗词，真是如雷轰顶！两人早就讲好了不再互揭伤痂，郁达夫背地里却又公开这些不堪入目的诗词！王映霞寒心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文，再三表白真相，但收效甚微。在《一封长信的开始》中，王映霞甚至发誓：“实在说，又有谁逃出了棺材，而再爬进另一口棺材里去的？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辛酸的滋味，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致再发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谈及《毁家诗纪》评曰：“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说的没错，王映霞虽未成“自由的女王”，但她终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但是好友刘海粟认为：郁达夫确实为多情种子。他一生最钟爱的，甚至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是王映霞。在他出于冲动、失去理智公开发表“王映霞卷逃”和“毁家诗抄”时，他心目中的珍宝还是王映霞。

王映霞没到达新加坡时，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思念王映霞。那时他在新加坡独居，一心一意等着王映霞的音信。但他每当接到信，常会平添不少遐想和猜忌。在处理感情时，他非常懦弱，甚至疑窦重重往坏处想。郭沫若说：“达夫太多情，却像妇人那样多愁善感，并且疑心太重，只怕这就是他和映霞终于分手的悲剧因素。”

在王映霞到达新加坡后，按常理，郁达夫应是喜出望外，温情蜜意地对待久别的心上人。但达夫并不如此。他极力克制感情，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映霞是了解他的，但心里很不高兴：她当最需要亲人的安慰呀！

夫妻不管发生什么矛盾，都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好。郁达夫就缺乏对王映霞的体谅。在抗战开始两年中，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多么不易！

王映霞到新加坡来，有一肚皮苦水要向郁达夫倾诉。如在内地因达夫的轻率造成的难堪，以及长期得不到郁达夫汇款形成的生活窘迫，等等。倘若达夫温柔相待，她也会像绍兴戏《梁祝》里祝英台对梁山伯的唱词那样，有十八个“我为你”和“你不该”来向郁达夫倾诉怨言、吐露衷肠。如果达夫好言相慰，本来可能在新加坡破镜重圆的！

但是郁达夫没有这样做。心地坦荡的王映霞又提起跟许绍棣之间的关系，要和达夫“说清楚”，也为许绍棣辩白。多情又多疑的郁达夫本来就不冷静，顿如火上添油，于是矛盾又急转直下。

 他们终于双双签字“协议离婚”，彻底断绝。

       王映霞乘船离开新加坡后，刘海粟去看望郁达夫。只见他把屋里的东西摔破了不少，声泪俱下地说：“想不到，她真的变心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是和那个人讲好了的，回去就跟他了！”刘海粟劝：“你何必还要往那方面想？！”达夫说：“是她亲口说的‘我嫁不嫁他，是我的事，用不着你费心。’你听听!”达夫还说：“她竟然到今天还要为这个人辩护，还要我‘还她一个清白’，哼!”

      其实，王映霞的话是表达她的自尊、自强、自立，是赌气的话，并没有表示就要嫁给别人啊！郁达夫误解了她！但他直到在“协议离婚书”上签了字，仍然舍不得王映霞。所以在她走后第二天，他竟然会对刘海粟说：“你看，她竟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开始，达夫在感情生活上再无欢乐可言。有一位文学界的前辈说得对：倘若郁王不离异，郁达夫也许会返回祖国大后方，不会在南洋浪迹，也可能不会被日本人杀害。自从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回国，他一直抑郁寡欢，酒喝得更多，诗却写得没有过去好了。古人说诗文穷愁而后工，那是指精神面貌振奋的人而言，达夫在印尼虽然后来跟何丽有结合，但他们缺乏共同的语言。刘海粟说：“郁达夫直到死，心里只有王映霞。”

言归正传，返归到主题来罢。想问一句：当分手时，如果王映霞临走又回过头来，哀求重归于好，可能还有最后的机会破镜重圆吧？

我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如下——

王映霞晚年，在杭州谈到当年新加坡那—段往事，她说：

“郁达夫已经作古多年了，当年的恩恩怨怨都不必再提了，对已经故世的人，不要再去说三道四了。要是说我当年离开新加坡的心情，倒是记忆犹新。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根据沈祖安访问记录）

然而，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同居和离散，在郁家人看来，不过是浪漫的三少爷先后纳妾和休妾！更要命的是，郁达夫本人也是将王映霞视如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的！旧式文人的薄情，新式文人的颓废，达夫先生全沾上了。

1992年，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这话不仅诚恳，而且中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人，依然深受旧的伦理道德熏陶，更带有所谓“大丈夫”大男子主义的社会影响。——当夫妻矛盾激化之后，自己迈不出主动求和言好的步子，总希望妻子委曲求全地移尊就教，于是矛盾听任激化。

悲剧是性格造成的，这话对吗？（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阐述；有兴趣者请再读专门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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