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10中学校分数线:奕：一辈子活在慈禧阴影中的帝国总理

奕：一辈子活在慈禧阴影中的帝国总理

2010-12-25 15:10:18

　　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的关系，恩恩怨怨，起起伏伏。从咸丰十一年(1861)他们精诚合作起，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病故止，在38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也有尖锐的冲突。有的小说家甚至猜测慈禧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关系暧昧。这当然是小说家的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考诸史实，他们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

　　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用恭王奕?；第二阶段，剥夺奕?要职；第三阶段，罢黜奕?各职；第四阶段，重新起用奕?。

　　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以慈禧对奕?的态度为转移。

　　一、重用恭王奕?

　　两宫太后在奕?集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是个不可多得的忠臣。奕?在辛酉政变中，运筹帷幄，弛张有度，上下联络，左右周旋，是个掌握政变进程的核心人物。而慈禧初涉政坛，缺乏经验，但她慧眼识人，胆略兼备。对奕?，她用而不疑，付以重托，使奕?放开手脚地去谋划，终使政变成功。这次政变，慈禧设谋在先，慈安听命于后。萧一山评道：“凡此皆那拉氏之谋，而元后(慈安)但赞成之而已。”慈禧与奕?，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因之，对奕?，在政变发作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得到了几个最重要的职务。其中尤其是议政王这一头衔，使他明显地凌驾于其他诸王之上，成为两宫太后和幼帝之下的第一人。而宗人府位居内阁六部之上，宗令是宗人府最高长官，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宗令有权赏罚皇族成员。这就赋予了奕?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插叙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据《清史稿》载，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说，清朝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

　　不仅如此，两宫太后秉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慈禧外纪》说：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习。且京中党派分歧，尤难操纵，外交之事，又不易办。恐己不易压伏，遂引恭王以为己助。恭王当国久，经历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职外，两宫皇太后又加给了奕?许多恩典。

　　十月初八日，赏赐奕?亲王爵世袭罔替，奕?坚辞，改赐亲王双俸，为此特颁上谕，加以表彰：

　　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严肃的恭亲王奕。这里的“此系先帝恩旨”，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临死前对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会将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这样说，就使政变显得更加合法化，不仅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咸丰帝的本意了。

　　十月初十日，两宫太后懿旨，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具奏奕?生母康慈皇太后应如何议加尊谥。这是奕?的一个心病。

　　十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会议，同上奕?生母康慈皇太后尊谥，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加至12字，以表尊崇，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对奕?生母的尊重，就是对奕?的尊重。

　　十二月初九日，两宫懿旨“恭亲王长女聪慧轶群”，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著照固伦公主之例”办理。清制中宫嫡女曰固伦公主，妃嫔所出称和硕公主。若中宫抚养宗室女遣嫁时，礼遇可比之和硕公主。因此，对非皇后的奕?之女赏固伦公主名衔，是有清空前绝后之一例。这表明慈禧对奕?的信任。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两宫懿旨赏恭亲王奕?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又恭亲王之子载澂赏戴三眼花翎。

　　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奕?是十分重用的。《慈禧外纪》说：“以事实观之，既有两宫持政，可无须辅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热河助己，以其女为大公主，准用黄轿，故恭王颇有大权。”这话是不差的。

　　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还表现在军机处的重组上。

　　军机处是清代的特殊政治机构，是直接禀承皇帝意旨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旨应召入值，为兼差，其数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揆首”、“领袖”。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处者，有的因资历较浅，加“学习”二字，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一二年，再相机去掉“学习”二字。

　　政变成功，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61年11月3日)，两宫太后连发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恭亲王奕?为首席军机大臣。

　　这样，以恭亲王奕?为首组成了新的六人军机处。

　　这一切，都反映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恭亲王奕?的信任与倚重。恭亲王奕?甘为所用，心悦诚服。但是，奕?没有料到，时间一久，慈禧对他渐生疑忌。

　　二、剥夺奕?要职

　　恭亲王奕?以议政王的名义，辅佐两宫皇太后执政。但不到4年，慈禧对奕?渐生不满。慈禧想要教训教训奕?。此时恰好有一个叫蔡寿祺的御史上一奏折，弹劾奕?。慈禧得到这颗炮弹，想要好好用一用。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进见两宫皇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折，严肃地对奕?说：

　　“有人弹劾你！”

　　奕?一愣，扫了一眼奏折，不以为然地问：

　　“是谁上的奏折？”

　　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不情愿地答道：

　　“蔡寿祺！”

　　奕?脱口而出：

　　“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逮问蔡寿祺。

　　两宫皇太后一看奕?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要逮问提意见的人，立刻大怒，当即斥退奕?。然后避开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

　　慈禧哭哭啼啼地说：

　　“王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诸大臣看到太后盛怒，事发突然，不知慈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反复开导说：

　　“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音换，huàn)，宜速议！”

　　老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周祖培老谋深算，磕着头说：

　　“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

　　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慈禧不依不饶：

　　“如果这样，还用你们干什么？等皇帝将来长大成人，你们怎样面对？”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

　　“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纠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这时慈禧才让他们退下。各位大臣已汗流浃背了。

　　蔡寿祺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式后服官京曹，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他出京后，先后到成都、重庆，但官运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讲起居注官。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在弹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看看未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的人。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以“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名义发布的公告。

　　揽权是指奕?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这是声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这个奏折，语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实据，不能服人。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慈禧手书的罢免奕?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惟一一篇慈禧亲自起草的上谕，弥足珍贵。全文如下：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 (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 (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这个朱谕在《翁同龢日记》和《晚清宫廷实纪》里作了全文记载。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奕不听邪，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奕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有利的话。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奕上疏为奕?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她们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怎么办呢？大家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光绪十二年(1886)，47岁的醇亲王奕在天津检阅海军时，摄于大沽口炮台。但是，锺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处理奕?的矛盾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慈禧一再召见的目的何在？李慈铭的分析是中肯的：“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借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挟，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处治奕?是一件麻烦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慈禧一再召见的目的。

　　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有关的人们在紧张地思考着。

　　十三日，醇郡王奕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醇亲王奕坐像。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奕、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的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议论纷然，莫衷一是。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奕、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锺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王闿运所说的“朝论大惊疑”，正是如此。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有所转圜了。慈禧摆出了虚心纳谏的姿态，于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义明发上谕：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慈禧听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见，重新任命奕?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要职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奕?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与闻枢密。慈禧太后进一步地收紧最高的皇权。

　　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奕?。奕?请求召见，她们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20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历史学者吴相湘评说：“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历史学者黄浚亦评道：“揆其实际，殆西后小弄玄虚，意在褫其议政王一职，以恣所欲为，非真有仇隙也。”

　　这两段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这场斗争的尾声，还有两个插曲。

　　其一，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 “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清穆宗实录》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其二，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贾祸，所以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来得突然，去得迅急。

　　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什么呢？

　　历来有三种说法：第一是安得海进谗说，第二是恭亲王傲慢说，第三是皇太后集权说。

　　第一，安得海进谗说。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嬖宠之”。安得海进谗言的说法，最早见于王闿运的《祺祥故事》：

　　而孝钦(慈禧)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恭亲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慈禧)讶问，以六爷(奕?)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正直的奕?的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个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弹劾奕?。

　　其实，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第二，恭亲王傲慢说。奕?自恃有功，每日奏对，时间既久，便放松了戒备，渐渐地把与两宫太后的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视如寻常百姓的叔嫂关系了。这是为两宫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里有四件典型事例。

　　其一是用人专断事。《慈禧外纪》说：

　　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亦渐生嫌隙，常相抵触矣。又说：恭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取太后意愿，辄自专擅。而太后则使太监伺察之，种种行为，皆归报于太后，乃愈启猜疑之心。

　　恭亲王用人专断、办事专擅，想来是有的。

　　其二是径入内廷事。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礼节不周，想来也是有的。

　　其三是误拿茶杯事。《祺祥故事》说：

　　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据说，慈禧对这种越礼的行为十分反感。她们认为，这是奕?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蓄意的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其四是奏对失仪事。《慈禧外纪》说：

　　一日召见时，恭王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又说：凡奏对时，每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言毕，恭王佯作未闻，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声答之，恭王骄傲之态，每使太后不能容忍。

　　奕?的傲慢情形，于上述四端可见一斑。

　　对于奕?的表现，“当时之人，皆以为恭王对于两宫之态度举动，似觉太过。以己大权在握，遂擅揽一切，未免近于骄愎”。

　　奕?既然有此表现，便迫使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太后既知恭王之权渐大，常侵越己之权势，遂立意告诫恭王须明白国体，不可僭越。用人之权，视太后为转移。稍有不合，即告罢黜”。

　　奕?傲慢骄愎的说法，是替慈禧张本的。当然，奕?在作风与性格上的这个严重不足，也是确实存在着的。乾清宫内景。

　　第三，皇太后集权说。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最高统治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慈禧外纪》说：

　　久之，慈禧于国故朝政，渐皆了然。本性专断，遂不欲他人之参预。盖其聪明才力，加以读书增其识见，于用人行政诸大端，颇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赖，今则弃厌而疏远矣。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矣。

　　这是说，慈禧在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上已趋成熟，她要高度集中皇权。这就必须削弱恭王的权力。因此，她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便达到皇权独揽的目的。

　　这三种说法，孰是孰非？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内因是慈禧企图皇权独揽，外因是奕?的用事专擅，行为不检，而诱因则是安得海的谗言。历史学者黄浚说：

　　政变作而旋毕，自是权皆归六爷(奕?)矣，于是有叔嫂之争。四年三月之事，除议政王之衔，以示裁抑。此中机括，不问而知为那拉后之以孝贞(慈安)为傀儡，共削恭王之权，以儆之也。

　　那么，导火线是什么呢？

　　这里有两说，一为蔡寿祺弹劾说，二为恭亲王起立说。

　　前一说如上述。后一说源于《慈禧外纪》：

　　一日恭王奏对时，忽不自检而起立，此则大背朝廷制度。凡臣工召见，不许起立，特立此制，以免臣工或有异常之举，危及皇帝。太监禀知太后，慈禧大声呼助，说“恭王起立，恐有异志，以危两宫”。侍卫闻之入内，引恭王而下，乃下一谕旨，言恭王侵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

　　我认为以前一说为是，后一说与事实不符。因为恭王奏对时，一般都是起立的。这条子虚乌有的记载，也许是来自于奏对失仪传闻的夸大。

　　恭王府萃锦园园门。总之，慈禧同慈安合作，削掉了恭王奕?的议政王头衔。并使奕?明白，他是两宫太后的臣下。生杀予夺之权，均操纵在两位年龄比他小的年轻女子手中。搞得好，可以合作；搞不好，下场可悲。肃顺等八大臣及胜保等二大臣就是前车之鉴。这是慈禧对奕?的一次政治试探和政治较量。试探的结果，全部剥夺奕?权力显然时机不够成熟；较量的结果，说明慈禧确实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奕?再也不敢小觑慈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他王公大臣则更是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慈禧的脚下了。

　　这一次，慈禧剥夺了奕?的议政王头衔。下一次，慈禧罢黜了奕?的一切官职。

　　三、罢黜奕?各职

　　过了19年，光绪十年(1884)，即甲申年，清廷发生了重大的朝局之变。这一变动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推行殖民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法战争爆发，对法是和是战，慈禧的态度游移不定。越南山西一战，清军失败，一些地方相继失守。慈禧震怒，将广西巡抚和云南巡抚革职拿问。慈禧对前方失利非常不满，她要乘机在中央寻找替罪羊。

　　恰在此时，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八日，日讲起居注官盛昱上一奏折，严词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涉及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之宝。

　　奏折的主旨是，追究越南战争失利的原因，敦促恭亲王奕?与各军机大臣，要戴罪立功，改正前非。

　　然而，慈禧却把此折作了他用。慈禧对奕?越来越不满，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光绪帝年已14岁，慈安又去世3年，削掉奕?的一切权力，时机已经成熟。她要以盛昱之折为炮弹，轰击恭亲王奕?一干人等。

　　三月十三日，慈禧有一非常之举。这一天，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召见军机大臣，而只单独召见领班军机章京，按她的意见，御前拟旨，朱书授出。这道懿旨，罢免了军机处的全班人马。罪名是“委蛇保荣”、“因循日甚”、“谬执成见、”“昧于知人”等。恭亲王奕?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又颁发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亦毋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就在罢免原军机处的全班人马的同时，组成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

　　恭亲王奕(右)和醇亲王奕哥俩室内照。光绪十五年(1889)摄于恭王府，时奕58岁，奕50岁。

　　三月十四日，慈禧又发—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这就是说，醇亲王奕成了幕后首席军机大臣。奕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是奕?的同母弟，是光绪帝的本生父，其福晋为慈禧之胞妹。慈禧对这个胞妹“颇亲之”。爱屋及乌，对醇亲王奕印象亦颇佳。奕同六哥奕?政见长期不合，但他的能力终究不如奕?。

　　因为此次朝变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或“甲申朝局之变“。

　　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识见、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相比，相差甚远。他们是一些不谙国际事务、不懂国内政情的官僚。新军机处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慈禧的装饰品。

　　这一变动出乎人们意料。慈禧对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处的撤换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所及十分深远。

　　甲申年，慈禧个人取得了胜利。罢黜恭亲王奕?的一切官职，撤换了以奕?为首的军机处。使慈禧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太上女皇。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但是，慈禧也没有想到，过了10年，她不得不又重新起用奕?。

　　四、重新起用奕?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了中国运兵船队，挑起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慈禧感到束手无策，便重新起用了熟悉洋务的恭亲王奕?，派他“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事务”。又派他“在内廷行走”，后来又委以更大的重任：“督办军务。所有各路领兵大员，均归节制。”给以军事全权，任命奕?为军事统帅。但此时的奕?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疾病缠身，锐气全消。此前领略了慈禧淫威手段的奕?，现在一味听命于慈禧，主张求和。有人评道：“恭邸再起，依违两可，无多建白。”这话是有道理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欲实行戊戌变法。慈禧有条件地同意变法。这个条件是“不违背祖宗大法”。但这时却出现了意外，即恭亲王奕?病逝了。暮年的奕?对变法持慎重态度。“?持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帝亦听之”。由于奕?的特殊地位，慈禧亦让其三分，但奕?更多的是约束光绪帝。光绪帝要召见康有为，亦为奕?谏阻，“不能行其志”。

　　不料，奕?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十日病卒，这就为光绪帝实行变法提供了方便。奕?“上(光绪帝)及太后皆严惮之，亦多赖其调和。王死，而翁同龢独持朝政，两宫(慈禧与光绪)之声气始隔矣”。奕?之死，使得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中间调解人。这就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并最终导致了戊戌政变。

　　慈禧与奕?，从咸丰十一年(1861)合作开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病逝为止，相处了38年。这中间，有联合，有斗争。他们这一对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慈禧。慈禧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而相对的，政治家奕?只能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中。

摘自 《慈禧十大谜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