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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党史纪实：

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上）

    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的整顿，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大事。正是这次整顿，部分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使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情绪，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整邓小平，阻止整顿的进行。这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着手整顿

    1975年一开年，引人注目的大事是：邓小平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是1973年4月复出的。复出后，他只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协助生病的周恩来工作，实际上，他当时只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1974年下半年，病情越来越重的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并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工作问题。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这一决定，在1975年得以实施。这一年的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表明，邓小平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仅如此，由于原来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在周恩来生病期间由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工作，实际上是确定了邓小平的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地位。

    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后，立即着手进行整顿。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状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人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加上“四人帮”在思想理论界宣扬了许多谬论，使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因此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由于长期搞政治运动，许多人把精力和兴趣投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没有心思搞生产，工人散漫和胡混的现象十分普遍。军队长期搞政治运动，缺乏训练，出现了“软、懒、散”的问题。此外，教育、文化等领域里的许多老大难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呈现一派萧条景象。面对如此形势，邓小平认为，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顿，否则，国家就会衰败下去，民族复兴无望，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邓小平主张要整顿，实际上也是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

    当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了目前国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发出指示，做出批示，提出了整顿问题。1975年1月初，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接着，毛泽东又提出，要解决党内的积案问题，他说：“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他还批评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案，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3月5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支持整顿铁路。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释放了250名被关押的干部，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病的安排住院治疗。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31页）当时，造反派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借用“老九”二字，提出我们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观点，这也等于提出了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在1975年里逐步提出来的，这正好与邓小平逐步开展的整顿同步，并为之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坚定了邓小平大力整顿的决心。

    邓小平在1975年首先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1975年1月25日，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邓小平讲：本来，我们这个军队是有好传统的。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紧接着，邓小平把整顿的重点移向铁路。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大多铁路部门都在进行政治运动，运动中又引发了派性，出现了极大混乱，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发生了运输堵塞现象，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旅客列车经常晚点。铁路的混乱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也使许多城市发生了混乱。邓小平决心抓住铁路这个影响大局的全国经济薄弱环节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整顿铁路问题。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基础上，中央于3月5日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泽东同意后，作为中央9号文件下发。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贯彻中央9号文件，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打乱了派系组织，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秩序。到4月份，过去严重堵塞的铁路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大为提高。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好转。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这自然会引起“四人帮”的仇恨，他们也必然要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邓小平进行“反击”。就在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时，江青等人指使他们手下的爪牙对抗整顿，不听调动，反而贴出大字报等进行反扑，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工作组，甚至指向了万里，声称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但是，邓小平鼓励万里，不听那一套，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四人帮”认识到，要同邓小平斗争，就必须提出一个政治口号。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能够直接指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攻击他们，又能够给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以重新起来反对老干部，重新起来搞乱大局的借口。这个口号该是什么呢？对此，从1975年1月到2月，“四人帮”就在钓鱼台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重点是反对经验主义。提出这个口号，既不很明显，又能直指邓小平，同时也可以使各地造反派在“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怎么样提出这个口号呢？他们决定利用毛泽东发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就此问题写文章的机会，在中间加进私货——“主要是反对经验主义”。

    在造成了反对经验主义的很大声势后，“四人帮”决定，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好拿上方宝剑，大反经验主义，重新把造反派组织起来，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4月初，姚文元指使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印发政治局的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姚文元在把报告送给毛泽东之前，也印发政治局成员了，这样，邓小平也看到了。邓小平早就通过看报纸，了解到了“四人帮”大搞反对经验主义的用意，他心中有数，只是不表态，他继续领导推进整顿，同时寻找反击“四人帮”的机会。现在，邓小平看到了新华社的这份材料，敏锐地感到“四人帮”有一个阴谋，这就是：通过报送这份报告，待毛泽东同意后，在全国搞一场政治运动，聚集造反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挺身而出。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北京最近的情况。邓小平在汇报中特别讲到江青等人现在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过了几天，即4月23日，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过之后，在这份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后，邓小平借此东风继续推进整顿

    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招呼。这段批语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点，直接否定了“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的做法，认为“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错误的。第二点，明确指出：“四人帮”并不真懂马列，“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第三点，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要在政治局解决。这段批语的要害，就是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而毛泽东批“四人帮”所要指出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大家心中有数了，开始集中思考批“四人帮”的问题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由毛泽东发表讲话。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由毛泽东指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敬宜、唐闻生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谈话。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谈话。毛泽东能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发表这样长时间的讲话，其份量是很重的，可见，毛泽东对“四人帮”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他批“四人帮”的方式,也是郑重的。这次会议，以及会前毛泽东的批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加起来，构成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一次重要政治交锋，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谈话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他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显然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这一问题，无疑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

    5月3日会议之后，邓小平立即着手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就是要着重批“四人帮”。但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的王洪文感到开会对他们不利，一直拖着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与周恩来商议，由邓小平出面主持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事先请示了毛泽东，说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表示同意。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会上，邓小平做了中心发言。邓小平在发言中先从对毛泽东5月3日会议上的讲话的理解开始。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批‘四人帮’（这是邓小平当着“四人帮”的面第一次公开讲“四人帮”――笔者注），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小平加重语气地说，“安定团结，首先是政治局要安定团结，搞‘四人帮’就不能安定团结。”当邓小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到“四人帮”时，江青的肩膀一震，眼睛盯着邓小平，邓小平也对江青怒目而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则沉默不语，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邓小平根本不怕“四人帮”，他提高声调，直截了当地说：“4月27日政治局开会，我和剑英在会上批评了几句，就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搞‘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邓小平尖锐地提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的尖锐发问，点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抓住了“四人帮”在当时的主要问题，对与会者起到了引导作用。邓小平讲完之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搞宗派活动，这使政治局多数同志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也认识到了解决“四人帮”的必要，站到了邓小平一边。这次会后，政治局又接连开了两次会议，专门批“四人帮”。叶剑英在会上就邓小平提到的三件事，对“四人帮”发出了尖锐的质问。在叶剑英的质问下，江青等人哑口无言。邓小平要求江青、王洪文写出检查，江、王二人不得不表示，一定写出检查。

    邓小平主持开了三次批“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时，他当着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面提出：“话不要讲完，讲多少算多少。”开过三次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表示，“要把三次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几天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反映了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笔者注）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也再次表示了对“四人帮”的批评。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开的三次会议，再次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书面检查，江青在书面检查中说自己犯了错误，包括说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搞“三箭齐发”，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个人擅自送材料等等，她还承认存在“四人帮”。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写检查。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1975年7月，毛泽东当面肯定邓小平有成绩，鼓励他“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是挨骂的”。

    邓小平推进整顿时横下一条心

    邓小平心中明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要整顿好这个烂摊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四人帮”不但在干扰破坏整顿，而且眼睛盯着邓小平，他在整顿工作中一旦有什么差错，“四人帮”就会找到借口，对他进行政治打击和陷害。但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心中装着国家，装着党的事业，装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大局。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推进整顿。那时，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还在同万里等领导干部谈话时多次讲到这句话，还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继续推进整顿，把目光投放在了钢铁工业上。当时，全国钢铁企业欠产严重，许多企业因派性斗争激烈，秩序很乱。有的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生产搞不起来。钢铁生产是整个工业生产的“龙头”，钢铁企业欠产，严重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因此必须先对钢铁企业进行整顿，才能牵动大局向好的方向发展。1975年5月，邓小平批转冶金部给毛泽东的报告，并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开始后，邓小平先让万里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在国务院内统一了思想。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整顿钢铁工业，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在这次讲话中，特别突出的是：邓小平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次会议决定：国家确定的1975年生产指标不变，欠产的要补上，几大钢厂限期扭转局面。接着，中央派出工作组，深入各钢铁厂蹲点抓整顿，调整软弱的领导班子，把搞派性的头头调离原单位，派性问题严重的，有的撤职，有的法办。同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纪律，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就大见成效，6月份钢铁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尤其是太钢、武钢、鞍钢，生产形势更好。

    邓小平把整顿推向了“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教育文化领域

    教育、文化领域，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文化领域里发起。在夺权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掌握了教育、文化领域的大部分领导权，因此，教育、文化领域受“四人帮”的侵害也最重。当时，教育、文化领域里极左那一套做法盛行，在全国各地高校，入学后的学生很大部分时间不读书，而是搞政治运动，参加劳动。中小学也不上课。在文化领域，除了八部样板戏外，其他许多优秀戏剧一律被封，许多新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也被封杀，全国文化领域处于一片萧条状态。看到这些，邓小平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在教育、文化领域里推进整顿，实际上是捣“四人帮”的老巢，必然遭到“四人帮”的反抗。对此，邓小平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

    从1975年4月起，他多次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5月起，周荣鑫多次召开教育部内部的座谈会，还在各高校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贯彻邓小平与他谈的关于整顿的观点，都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等散布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接着，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对于纠正当时教育界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促进教育整顿，起了重要作用。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顶住了重重压力，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43页）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不久，邓小平就向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7月9日，邓小平就召集新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也向他们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还说，我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邓小平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史料见《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10页）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有关材料后，整理出一份系统材料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仔细阅读后，形成了意见，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引发了7月14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纸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毛泽东发表上述谈话后，邓小平拿起这个谈话作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并开始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正好这个时候，邓小平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写给毛泽东、邓小平的。张天民在信中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要求重新上映《创业》。邓小平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作了这个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由于文化部被“四人帮”控制很严，一时不好进行调整，邓小平就从批准解禁文艺作品入手。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一时间，许多好的电影、戏剧都公演了，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被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了。

    邓小平对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整顿，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仇视。他们不仅攻击邓小平是要“搞复辟”，“搞回潮”，还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但是，邓小平仍然下决心，坚决整顿文艺。

    邓小平拿起理论武器与“四人帮”斗争

    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就考虑到要用理论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他对胡乔木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防修的文章。”邓小平还给胡绳出了不少题目，包括三个世界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等题目，要他们考虑写文章。邓小平还说：“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05页）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周恩来决定，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四人帮”不满的人。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人。成立后，除了邓小平出题目写作之外，还要求他们针对当前国内实际，写出重要的文件和文章来。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到任后，搞调查研究，组织人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文件，还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的意见，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看后，邓小平认为好，但还有些不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一些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让他们研究、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加大了理论力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了解答，而且从理论上批了“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久，邓小平又交给邓力群一个任务：由他主持，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出初稿后，邓小平看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又经过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做了大量增删，于10月拿出了二稿，原拟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但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没有发表。《论总纲》在前一稿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形成的观点。该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论总纲》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反革命活动。文章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切政党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文章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三篇重要文章，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经验总结，也是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时，就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抄了。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直到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因此，“四人帮”对这些文章恨之入骨，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攻击这三篇文章是“三株大毒草”，并且把这所谓“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各基层单位，直到公社一级，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印本，供人们批判。他们还说，起草这三篇文章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是“继旧中宣部后一个阎王殿”。写这三篇文章的人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不料，“四人帮”这样做，反而扩大了这三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三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启发了人们进行思索，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历史同“四人帮”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本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的三篇重要文章，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本来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整顿正确的人们，又通过读这三篇文章而从理论上体会出整顿的正确。

    毛泽东开始担心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

    毛泽东心情不好，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整顿表现出来的。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开展整顿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后事问题。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央是能够处理好的，而且，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会出现任何不妥之处的。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在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处理如何。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是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主观愿望上，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基业”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了，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心中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如果毛泽东只是把这种怀疑继续下去，没有后来毛远新的参与，毛泽东还会在怀疑中继续使用邓小平，不会出现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链接：

党史纪实：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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