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弹一个冠猜成语:武汉：生活挤压出的小市民

作者: 特约撰稿 陆南 发自武汉 2008-06-01 09:25:28 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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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并不是一座能让人迅速适应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中国最疯狂的公共汽车。第一次到武汉，乘坐公共汽车从武昌火车站到东湖。车票是少见的1.2元，且自动投币，让人在寻找零钱中战战兢兢地上了车。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吃着热干面，还能把速度飙到全车乘客紧紧抓住扶手。到了东湖，车子没有停下来，而是慢慢地滑行，后门一开，未等我下车，司机就再次启动车子，在我的呼喊下，一阵骂声后，让我下了车。

在武汉的朋友后来专门向我解释，这里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后，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他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么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 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吴启迪从小就在花楼街附近的民生路长大。1998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父亲是武钢的工人，母亲则在一家国营运输企业工作。“父亲5月下岗的，母亲是在6月，那时候我去母亲的单位找她，看见到处都挂着横幅：‘给全体职工一个说法’等等。”

“感觉生活一下子不行了。后来父亲出去给人做小工，母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这条街上，吴 迪的玩伴大都也是国营单位的孩子，1998年后，每家基本上都有失业的人，父亲每天回家都会讲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谁谁在汉口站附近用麻木拉客被罚款 了，谁谁摆地摊东西被城管扔了一地”，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人喝酒。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后，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吴启迪后来上了武汉大学，他是家里的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可怜的200元，每次回家，他都不适应家里的昏暗，父母舍不得开灯，将家庭的整个活动都移到门前的街道上，在街上洗菜、切菜、洗衣服、晾衣服。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么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 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没有见过工人的劳动吧。有一次我去武钢焦化厂办事，去车间看了，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二氧化硫的笼罩下干活，那时候武汉 已经需要穿短袖了，我突然想，我的妈啊，原来这就是工人。”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后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后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都太奢侈。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 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 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 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 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武汉人脾气火爆，在黄陂街的路口，一个穿着拖鞋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大声漫骂：“个婊子 养的。”吴启迪说，他从小在武汉街头粗俗的争吵中长大，他的理解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艰辛，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释放。他的母亲至今坐公 共汽车都只坐非空调车，而且每次都是投一元钱，“省两毛钱对她来说很重要。”

令我吃惊的是，武汉的下岗工人们仍然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热爱，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我和A 完全不相识，甚至当我坐在他的车上时，都一直没有与其对话。他只是载我到目的地，我只是一名乘客。可是当汽车拐弯马上要上长江二桥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这里是武汉手表厂，现在没了。”A回忆起他的厂子，露出了微笑，“当年我们从瑞士引进的生产线，在全国那是数得上的。”他是武汉众多下岗职 工中的一个。他先是骑麻木，后来开出租，“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我老婆也下岗了，现在在超市收银，生活还可以吧。”

和A一样，B看起来同样是个好人。他在我们讨论北京时，突然问我，你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吗？当 获得“没有”的答案后，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语气里带着一种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回顾工人阶级的光荣年代，“文革的时候，工人阶级 是可以统治学校的，那时候的人心态好。现在武昌大学里面的老师，比我们有钱。”

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看我有点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黄鹤楼，说：“今天不是周末，所以黄鹤楼不亮灯，要节约能源。”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制造潜艇的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厂……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 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 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年轻一代人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流连于汉口的酒吧，用李进的话来说：“就是比以前时尚了一些。”甚至连A这样的老武汉人都对我说：“武汉还不错吧？小市民是外地人对武汉的误解，武汉素质不高的人都是湖北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他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