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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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是中华民族大悲大喜的一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同悲。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同庆。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得知了这一喜讯。据他女儿毛毛回忆,听说“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激动万分,连手中拿着的烟头也“轻微地颤动”起来。10月10日,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1977年1月底,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把正在住院的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向他通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在全国采取的一些措施。2月3日,邓小平一出院,叶剑英就亲自安排邓小平住进北京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此后,叶剑英几次派车接邓小平到家中或他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长谈。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不表态。
　　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社论的形式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是经华国锋授意、李鑫组织撰写的。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后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让李鑫为其起草的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提纲中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两报一刊社论正是他的这一思想的反映。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为邓小平的复出设置障碍。
　　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由于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合华国锋等人的意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一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及其将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他深知,如果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党的事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因而,邓小平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其复出正处于微妙的时刻,挺身而出,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
　　这年3月,邓小平明确对华国锋专程派来试探他的态度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22日,会议以公报的形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消息。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但是,华国锋在这次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此时,历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并没有退缩。他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这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为“文化大革命”高唱赞歌,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甚至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邓小平也毫不妥协。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   

邓小平艰难的第三次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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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有这样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直接关乎那次伟大的转折,无疑是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他的复出,又必然十分敏感,因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历史有这样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在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上,华国锋却难以做出恰当的回答。 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建议。同时,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告诉粉碎“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与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分享胜利的喜悦。这一情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作了记载:“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手便紧握在一起。”
　　叶剑英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后又安排邓小平从城内搬到北京西山25号楼,并解决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等问题。邓小平的处境大为改善。
　　此后,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在会上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然而,对于叶帅的建议,对于先念的意见,华觉得时机尚不成熟,采取等一等再说的办法。
　　华国锋有他对形势的判断和考虑。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马上复出的疑虑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1月6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悼念的诗文、标语,人民群众通过声讨“四人帮”,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大字报等形式,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北京的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这段时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还是认为不能尽快。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肖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到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 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王诤、耿飙、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17日上午,陈云参加西南组讨论。陈云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
　　4月10日后,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同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严辞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14日,华国锋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要汪东兴将来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确定印发范围”。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4月10日信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转发至县团级。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主持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在1977年7月21日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