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安全台账表格:刘少奇与李立三:一对患难战友的不平凡交往

刘少奇与李立三:一对患难战友的不平凡交往

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刘少奇与李立三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砥砺奋发,相互激励,相互支持,成为亲密的战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动人的篇章。

一、采取“文明罢工”的斗争策略,安源大罢工创造了中国工人运动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刘少奇和李立三都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俩都是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均于1921年冬季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于1921年12月被组织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5月,刘少奇则是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痨,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同年9月5日,刘少奇和李立三一起,出席了长沙泥木工会成立大会。这时长沙的织造工人正酝酿罢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织造工人发出罢工宣言,请求各界援助,我们都是工人,所感受的痛苦与受资本家的压迫都是相同的,必须竭力援助他们得到胜利。

这时,粤汉铁路工人在酝酿罢工。接着,组织派刘少奇到长沙沿线配合。恰恰就在此时,安源路矿的工人也在酝酿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迫切需要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刘少奇接到刚从安源赶回长沙的毛泽东的通知,迅速前往安源与李立三回合,共同领导安源大罢工。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会员发展到700多人。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于是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9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巡视工作。他连夜召开安源党支部会议,在断取情况汇报后,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要使路矿当局屈服,非进行罢工不可,并要求支部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明11日,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最低要求:路矿当局必须“陈情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大洋200元;发还拖欠工人的工资。以上要求限两日以内答复,如不圆满解决,立即罢工。同时,向全国发出快邮急电,呼吁声援。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亏蚀、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

9月14日凌晨,在得不到路矿当局有诚意的答复之后,李立三义无反顾地下达了罢工令。朱少连等人迅速登上火车机车,拉响了宣告安源大罢工的汽笛,顿时全路矿陷于瘫痪。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9月17日,路矿当局与工人代表李立三再次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复工的13项条件,其中包括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并允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并于18日上午正式签字。当天下午,13000多路矿工人欢聚在大操场,隆重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少奇登台演讲,李立三宣读复工13项协议,全场工人一齐脱帽欢呼:“工人万岁!”“俱乐部万岁!”大会发布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至此,历时五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安源大罢工,既坚持原则,又采取“文明罢工”的斗争策略,和安源路矿资本家以及地方军政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工人纠察队不仅维护矿区和街市的社会秩序,还保护锅炉房、发电机和水泵等要害设备,使它们能够正常运转。全体路矿工人在罢工期间人心稳定,听从号令,秩序井然。安源工人如此文明的罢工,促使形势很快发生重大变化。当地社会各界和士兵对罢工的工人均表示理解和同情。可以说安源大罢工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

二、精诚合作,共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洲运动。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负责会务和文件起草工作。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工人教育等三十多个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和李立三等25人当选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会闭幕后不久,上海工人阶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1925年5月15曰,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工人极大的愤怒,立刻举行罢工抗议。很快发展成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中共中央因势利导,决定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动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在上海的李立三立刻筹建上海总工会。刚刚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也委托副委员长刘少奇从广州赶到上海,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好及时地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伟大运动的重任。

5月中旬,刘少奇匆匆地赶到上海。刚刚开始工作,因为青岛—万多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急需加强领导,中共中央要他马上赶去青岛。刘少奇到青岛后不到十天,正在四方机厂等调查情况,突然又接到中共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回上海,因为上海的情况更加紧急,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怒潮已经拉开序幕。

5月30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和讲演。在人群密集的南京路上,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学生十三人,伤者无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全市性的罢工、罢课、罢市,组织市民大联合的反帝高潮。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从青岛赶回上海已是6月初。刘少奇一到,便受命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这个职务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刘少奇立刻花很大力量来组建和健全总工会的机关。这时,由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去参加这个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协调全市工、商、学各界的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目,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8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账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从8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李立三、刘少奇经研究后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9项复工条件。

9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至此,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李立三、刘少奇的精诚团结与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三、携手并肩,督促武汉国民政府成功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6年6月1日上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隆重开幕。刘少奇主持开幕式。5月5日、6日,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5月12日,大会胜利闭幕,李立三当选为组织部长,刘少奇当选为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狭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21日,刘少奇从广州抵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10月28日,刘少奇等在武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研究决定,全总汉口办事处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六省的工人运动。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设在汉口友益街16号。刘少奇、李立三等工会领导人就住在街对面的尚德里四号一栋普通两层小楼里。

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北后,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原来受着重重压迫的工农群众扬眉吐气,取得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处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刻,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汉口办事处的秘书长,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工会组织的大发展。从1926年10月到12月,武汉工会组织迅速增加到三百个以上,会员达三十万人。湖南的工会组织发展到五十二个,会员三十二万六干人。江西有二十多个县市成立了工会,会员十万人左右。在这期间,各地工会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此起彼伏,武汉就发生五十余起。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会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工人斗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工会组织稳步巩固,健康发展,工人运动继续高涨。武汉、长沙、九江等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的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都取得胜利。为了总结经验、健全组织和指导下一步运动,湖北全省总工会决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省各工会的五百八十多位代表出席大会。

1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组织报告。就在刘少奇作报告的当天,汉口发生了一起群众同帝国主义势力冲突的事件。下午三点左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现场气氛热烈,听讲的群众越聚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调动长江中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登岸。全副武装的英军水兵如临大敌,冲出租界,扑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挥舞枪托乱打,拨出刺刀乱捅,刺死一人,打伤三十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李立三、刘少奇得到工人的紧急报告,立刻离开会场,带人赶到出事地点察看。那时,江汉关附近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帝国主义的暴行不能不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近代以来,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汉口设立由他们管理的“租界”。这些“租界”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趾高气扬,耀武扬威,行使种种特权。“一三惨案”发生后,被激怒的群众立刻再次提出收回租界的强烈要求。

当时,在李立三、刘少奇俩人主持下,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办法。会上,刘少奇报告惨案真相和现场情况,对怎样开展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讨论了《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的电稿,并提出请国民政府自动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

第二天,《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名义在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并印成传单在大街小巷张贴或散发。

1月4日下午,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共二百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举行武汉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省总工会出席会议。会议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所提要求和办法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一三惨案”的八条要求:(一)请政府立即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国领事将行凶水兵交中国政府惩办;(四)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界的沙袋、电网;(五)撤销内河航运权;(六)英国领事向中国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会议还推选代表向政府请愿,提出如七十二小时内英领无圆满答复,即请政府:(一)封锁英界;(二)收回英界;(三)收回关税;(四)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会议还决定1月5日下午举行对英示威大会。

各团体、各界群众为收回英租界一致动员起来了!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工会领导人的组织下,湖北全省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纷纷发表通电、通告、宣言。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市、全省、全国,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老百姓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收回英租界而奋斗!在武汉人民强大的呼声中,国民政府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2月19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取得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伟大胜利。

四、“文革”期间,身处逆境的李立三依然认定在与刘少奇交往过程中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立三受到迫害,不久,刘少奇也被打倒。从“文革”爆发到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这一年时间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群众造反组织,出于不同的动机,多次找到李立三,要求李立三为许多“走资派”的历史作证。李立三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看风使舵或寻私报复。

1967年1月22日晚,原中共中央华北局造反派头头要求李立三谈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企图要李立三证实刘少奇是“叛徒、内好、工贼”。根据调查人的提问,1月23日,李立三全面介绍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刘少奇先后在一起工作过三个阶段的情况。

他的谈话,涉及从1922年到1946年长达20多年时间,李立三先后三次与刘少奇在一起共事,他都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无论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环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难看出这对曾饱经患难的革命战友之间真情的流露,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铮铮铁骨。李立三对刘少奇的处境是一清二楚的,造反派期望李立三对刘少奇作一个什么样的证词,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了。李立三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派”。李立三的行动,使取证人大失所望。

正如刘少奇在“文革”期间所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分别为李立三、刘少奇平反昭雪。推倒“文革”中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高度评价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战斗的一生,他们身上均有一个共同闪光点,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