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el什么意思:画坛巨匠——张大千

白巍 著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
家世/1
黑猿转世/4
启蒙/5
第二章 求学生涯/9——22
百日师爷/9
东渡日本/14
百日和尚/16
拜曾李二人为师/18
第三章 画坛新秀/23——35
石涛再世/23
崭露头角/25
三上黄山/28
三十而立/32
第四章 五百年来第一人/36——50
结庐网师/36
南张北溥/39
游历交友/44
第五章 抗战前期/50——63
陷居京城/50
青城山上/55
夹江造纸/59
第六章 敦煌之行/63——78
再去敦煌/63
三去敦煌/68
三载破壁/75
第七章 展示新作/78——89
声名大震/78
西康游屐/83
离别故土/86
第八章 海外游子/89——110
游居大吉岭/89
定居八德园/93
访晤毕加索/96
泼墨泼彩/100
万里归迟总恋乡/103
第九章 归居台湾/110——119
看山还看故山青/110
巨幅《庐山图》/112
长眠梅丘/115
后记/119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家世
张大千，四川省内江县人。名正权，又名猨、、季，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画室名“大风堂”。张大千先世乃广东省番禺县人氏。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张大千的四世祖张德富以候补简放内江县知县，于是举家赴四川上任。后来张德富卸任，用多年积蓄下来的钱在内江县一泗滩黄家庙购置房屋土地，过着安闲富裕的耕读生活。从此，张氏家族就在内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
张大千的祖父张朝瑞，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卒于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享年52岁，这是张氏家族有族谱记载的第八世。此时张家家道中落，变卖了祖上置下的田产，搬到内江县城居住。张朝瑞生有二子，长子张忠才，次子张忠发，即张大千的父亲。
张忠发·字怀忠，号悲生，生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此时的张家己无人为官，但仍以官绅人家自居，家境渐窘，却比较注重子弟的教育。张忠发幼年，温饱不成问题，曾跟着私塾先生习读诗书，粗通文墨。当家以后，张忠发决心中兴家道，做生意养家。距内江县仅35  公里的四川省自贡市，在当时称白流井，素有“西南盐都”之称，历史悠久，以产井盐闻名于世。不少人在白流井煮盐发财致富。张忠发也动了心，他来到白流井筑起了井灶。
可是老实的张忠发不善经营，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蚀光了老本，只好空手回到了内江。家境艰难，生计无以维系，身无特长的张忠发开始沿街收买破烂，或干些出苦力的零活养家糊口。生活的重担压得张忠发透不过气来，他不再有振兴门第的雄心大志，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填饱一家大小的肚子。
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内江人，小张忠发1 岁，生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友贞为人热情，温顺善良，具有四川妇女吃苦耐劳的品格，粗活细活样样拿得起来，把家治理的井井有条。曾友贞虽是一个妇道人家，但却颇有些见识，教子有方。在她的督导下，孩子们个个从小读书习字绘画，为日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还是在做姑娘的时候，曾友贞就练得了一手好女红。尤其难得的是嗜书善画，擅长工笔花鸟。出嫁张家，生活虽难，她却没有被压倒。她以女性特有的慈爱目光看待世界，热爱一切美丽的东西，喜爱娇艳的鲜花，飞鸣的百鸟，并将其形之于图画。曾友贞所绘花鸟工谨妍丽，在小县城里颇负盛名，人称“张画花”。为补贴家用，曾友贞颠着一双小脚，走街串巷为人绣花描帐，自己忙不过来，就教孩子们当助手。正是由于她的启蒙引导，培养了孩子们的艺术敏感和绘画的兴趣，才有了后来画坛上的一代巨匠——张氏兄弟。
1918年，曾友贞曾画《耄耋图》。6 年后，四川老翰林、著名藏画家傅增湘先生在此画上题了一段长文：
此戏猫舞蝶图，内江张夫人曾氏友贞所绘也。夫人为吾友张君怀忠之室，清才雅艺，有赵达妹氏机针丝三绝之称。此虽写生小帧，而风韵静逸，正复取法徐黄。夫近人之物，最为难工，宣和内府所藏，画猫者惟取李霭之、王凝、何尊师三家，盖其难固在能巧之外者矣。夫人既擅绝诣，晚年尽以手诀授哲嗣善孖、大千，视文湖州张氏女临黄楼障以传子昌嗣，竟成名家者，先后同符，而二子亦咸厉志展能，飞声海内，号为二难，清芬世守，当代贤之。
抑又闻昔人之评画也，猫形似虎，独耳大眼黄为异，惜尊师不能充之以为虎而止工于猫，今善孖独以画虎名，循流溯源，意必承颜奉教为多，然则夫人之充类以神变化，固贤于尊师远矣。岁在癸亥九月江安傅增湘识于藏园之长春室。〔1 〕
从这段长长的题跋中，不难看出张善子、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得自于母教。有此贤母，方能教导出善子、大千这样的杰出人才。
张怀忠夫妻共生有九男二女（一说张氏夫妇生有十男二女），其中长子、五子、六子、七子、次女早夭。
二子张正兰。据《张氏家乘》记载：“因八世祖不戒于火将家乘焚毁，九世祖尚属髫年，致将班次忘记。兹遵九世祖遗命，着由十世祖起，另拟二十字作班次，俾后辈有所遵循。”〔2 〕这20字是：“正心先诚意，国冶本家齐，温良恭俭让，子孙永保之。”张大千一辈是第十世，属“正”字辈。
张正兰又名泽，因他与长子是双胞胎，故取字善孖，后改称善子。张善子生于1882年7月1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于家中长子早夭，他在家里的地位相当于老大，说话颇有份量，对张大千的影响也最大。成名以后的张大千曾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3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子，就没有张大千。
1917年，张大千东渡日本，在京都学习印染，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此时张善子也在京都。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善子发现了大千卓越的绘画天赋和才能，对张大千关怀备至，所需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莫不搜求以供，并经常指点书画之道，使张大千获益良多。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归国，向父母提出要到上海拜师学习书画，父母反对。在这个决定张大千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善子站到了弟弟一边，支持他到书画家荟萃的上海拜师。“张善子对其弟的支持，还表现在不断地携带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八弟出入上海滩上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等，张大千都是通过张善子的引荐而得以结识的”〔4 〕张大千在上海很快就能露出头角，与这些艺苑前辈名流的提携分不开。
张善子在中国画坛上也是个很有成就的画家。词人谢玉岑在《记画家张善子大千兄弟》一文曾这样论张善子的绘画：“早承家学，佩鞢之岁，即通绘事，花鸟外，山水比唐六如、郑穆倩：人物如陈老莲、张大风；走兽法李龙眠、赵松雪，无不精妙，”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画。后专攻画虎，又号虎痴，代表作有《十二金钗图》、《怒吼吧，中国》等。
张善子是一位爱国画家。早年他参加过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发起成立了内江保路同志会，积极参与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抗战期间，他奔走于国内外，以自己的画笔揭露日本侵略者，激励人民的斗志，为抗日军民募集了大量捐款，得到人民的赞誉。
三子张正齐，又名信，字丽诚。生于1884年3月3日（清光绪十年农历二月初六）。张丽诚后来从事商贸活动，颇善经营，一度成为川黔两省商界巨擎。张大千求学、东渡日本深造、在上海拜师学书，张丽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四子张正学，又名揖，字文修，生于1885年1月25日（光绪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早年张文修曾在资中张孟筠家教家塾，后受聘于重庆求精中学任教。后以医道享誉京、津、沪、蜀，为四川四大名医之一。张大千曾随张文修习字读诗，受益良多。
大女张正恒，小名琼枝，约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琼枝从小就跟着妈妈学画花，是母亲的好帮手。在兄弟姐妹中，张大千与琼枝姐的感情最亲密，幼年就随大姐读书习字，学习画画。可惜琼枝婚后不久因病去世。
么子张正玺，字君缓。张大千最喜爱这个小弟弟，曾带他上小学、中学。
君绶颇有灵气，据说绘画的才情不亚于大千。20岁时，因恋爱风波跳河自尽，留给了大千无限的思念。
张家信奉天主教（此说见李永翘先生《张大千年谱》。另一说为张家信基督教，见张心智、苑仲淑二先生的《张大千年谱》）。
大约在1900年，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于内江。最初有一邓姓牧师在城内中央路原廖氏南祠小学隔壁租佃几间民房作福音堂。十余年后，入教人员逐渐增多。美国传教士买上南街一处地皮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福音堂。堂内有可容300人进行宗教活动的礼堂1个，楼房1 幢，平房数十间。张家大约是在1913年入基督教会。每逢礼拜日，张大千的父母都要带他们兄弟几个去福音堂做弥撒，颇为虔诚。
黑猿转世
内江市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境内溪流、沟谷、冲沟纵横交错，沱江蜿蜒曲折穿市而过，是川中南水陆交通枢纽。区内丘陵起伏，最太平面面积不超过0.3平方公里。地形总趋势是北高南低。沱江发源于成都平原西北的九顶山，南流到金堂纳岷江分支青白江和柏条河，在沪州入江，长502公里。
各河水量丰富，利于航运、灌溉。河道中多水深而平静的河湾，当地称“沱”，是船只停泊处。沱江从西北入内江市，沿经东南自西南曲折流出，使城区三面临沱江，呈弧形半岛状。
内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终年碧绿。加之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据《华阳国志》、《毛和志》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此地就是川中农业区之一，以生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等粮食作物为主。清朝以来，甘蔗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产量一度居全省之冠，是四川省最大的制糖中心，素有“甜城”之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内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滂沱大雨不断倾泻到四川盆地。据清光绪三十一年版的《内江县志》记载：“六月十六日，大水入城。桂湖溢高一丈三尺，淹没田庐甚多”，不到一万户人家的县城，“灾民达三千余户”，没等灾民们缓口气，接踵而来的是春旱。内江有民间谚语云：“十年一大旱，五年一中旱，三年两头旱，插花年年现。”旱灾是内江常见的灾害。大地干焦一片，百姓愁苦不堪，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千来到了世上。
据说，母亲曾友贞在生大千的那天夜里，忽做一梦。梦见一白发老翁携一黑猿来到张家，小猿伶俐可爱，张母非常喜欢，于是老翁便将黑猿送给了她，不久，大千就出世了。这一天是1899年5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以后母亲常说，大千是黑猿转世。
张大千一生爱猿、养猿、画猿，大约和此典故有关。张大千曾说：“猿和猴不一样，猿是君子，猴是小人。猿最有灵性，最有感情。”〔5 〕张大千曾养一小猿，很有趣，总是乖乖地坐在桌子一角，见人过来就伸臂要抱，象小孩子一样，非常可爱。
大千乳名小八。此时张家生活清苦，红苕是家中的主要食物，体弱的母亲没有充足的奶水喂养大千，大千是靠别人帮助喂养大的。
罗正明，内江人，生于1889年，是张丽诚的童养媳。她聪明、能干，尤其喜爱八弟大千。每天她都要抱着大千四处求奶，给他弄汤喂水，非常精心。
很快，大千就3岁了，断了奶。父亲挑水做零工，母亲走街串巷为人描花画帐，微薄的收入只够勉强度日。一年到头，餐桌上难得见着肉食。由于长期不沾荤腥，幼小的大千养成了素食习惯。偶尔沾点油荤，便觉不舒服，甚至呕吐，于是长辈们就不让大千动荤。
幼年的大千，虽然身体瘦弱，却是机灵活泼，大大的眼睛，宽宽的额头，惹人喜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5岁时，大千就常随三妳（张大千按广东习惯称三嫂罗正明为三妳）上山拾柴、挖野菜。三嫂对大千百般照顾，因而大千非常喜爱和敬重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经受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尤其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并控制了从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关的交通路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美、英、日三国又和清政府分别订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规定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以及东北的沈阳、大东沟作为通商曰岸，并且整顿内河水道以便外商轮船通行。
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列强从倾销产品、投资设厂起，进而夺取中国的路矿权。英、美商约中还规定了清政府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以方便他们加紧掠夺中国矿权。从1902年起两三年中，英、法在隆兴公司的名义下联合夺取云南省七个府的矿权，英国夺取安徽铜官山矿权，法国夺取四川巴、万两县油矿权和福建建宁等三府矿权，比利时夺取顺德、内丘、临城各地的矿权。在铁路方面，正太、沪宁、汴洛三条重要路线都被大买办盛宣怀在“借款官办”的名义下陆续出卖了。路、矿利权的不断丧失，是20世纪初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最中心的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投资设厂和扩张银行活动范围。中国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逐渐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民反帝爱国情绪高涨，农民抗捐抗税，各阶层人民进行了收回利权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推动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爱国主义运动纷纷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张家老二张善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善子幼承庭训，随母作画。他少年老成，寡言少语，能为家庭分忧解愁。后入川南经纬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执教。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四川余栋臣第二次反洋教事件中，张善子在大足同一百多人攻打天主教堂，酿成著名的“大足教案”。其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回到内江老家，并萌发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
20世纪初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各地新式学校纷纷成立，赴日本留学也成为一时风尚，产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他们一般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会动荡的刺激和农民革命形势的影响，其中一些人能够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吸取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从而使自己在当时的革命潮流中，成为先觉的进步力量。张善子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留学（关于张善子首次赴日的时间，另一说认为在1901年；据《内江市志》载，则在1905年）。1905 年，张善子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动荡的世事，对年幼的张大千来说，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他渐渐长大了，并开始识字。
启蒙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张大千6 岁。开始跟着哥哥、姐姐识字，认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四哥张文修在学习方面给张大千以最大的关注。“文修自小上山采野菜、挑水卖以帮助父母。一日早晨，他在叠象街救下一个为生活所迫而上吊的牧重，获得邻里称赞。11岁时，一私塾免费为他启蒙。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经先生推荐，一岁一易其师，皆免费，但只能早上读书。先生怜其勤勉，爱其才，动员学生捐款资助，才使他能全日读书3 年。他17岁中秀才，府试时因答题犯‘圣讳’而革除功名。这时家中人口增多，父亲患病，他被迫中止读书，在河坝街教私塾。”〔6 〕张大千的诗词、书法均由张文修启蒙。
张大千虽年纪很小，却颇知上进。每日除帮助父母做家务、放牛、打柴，便习字读书。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后，他又在四哥的指导下读《千家诗》。诗引起了大千较浓厚的兴趣，家里经常响着大千稚嫩的读诗声。幼年的刻苦学习，为他将来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张大千9岁了。在母亲和姐姐的指点下，大千开始画画。母亲教大千学画，主要是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一个好帮手，自己年纪大了，每日趴在小桌上描画已颇觉吃力。而琼枝即将出嫁，可以指望的就只有老八了。是从小的耳濡目染，也是过人的天赋，大千从一开始，就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看着大自然中烂漫的山花、飞鸣的百鸟，被母亲灵巧的画笔展现在画布上，大千兴奋不已。想象着自己也能象母亲那样，随心应手地把喜爱的花乌虫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他刻苦地习画，在家里用纸笔画，上山打柴、放牛，则用树枝、石块在地上、石壁上画。在家庭的熏陶下，大千进步很快，不但“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亦较工整，常获长辈称赞。”〔7 〕张大千曾说：“我从喜欢画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懈怠过一天。”他认为一个画家的成功，七分人事三分天，任你天分如何高，不努力学习总是不行的。从小养成的刻苦勤奋，伴随着他的一生。张大千画画非常勤奋，一年到头，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早起床，吃完早点后就画画。就是有人来访，也是边聊天边画画，很少有放下画笔来和人专门聊天的时候。他的夫人曾正蓉曾说，大千年轻的时候，有时睡到半夜醒了，便起来开灯作画。在成都时，已是50岁上下，仍每天起得很早，有时天还没有亮，就点灯找资料，或整理画稿，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天，春寒料峭。12岁的大千不幸染上了伤寒，连日高烧不退。家里请来的医生由于用药不当，致使大千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头发脱落殆尽、喉咙嘶哑不能说话，时间长达两个月。”〔8 〕大千的父母、兄长异常着急，四处延医找药，但均不见效。
转眼到了夏天。张文修请来了自己的同窗、秀才刘选青为大千治病。刘选青在当地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医术高明。几帖药下去，便见奇效，大千的喉哑之症消失了，渐渐地，不但又能讲话，还开始生长头发。由于病程较长，加上大千自小素食，身体异常虚弱。
为了给大千调治，家里人遵医嘱，花重金从山里猎户手中买回了虎胎。
刘选青医生把虎胎切成小块，放在旧瓦上烧烙焙干，研成粉末，掺在醪糟内每日服用。从不吃肉的张大千吃了虎胎后，不仅逐渐康复，而且体力大增。
秋天，根据刘选青医生的建议，张大千被家人送到伯父家异地治疗。在那里，大千开始食肉，并靠画笔赚到了生平的第一笔钱。
伯父一家人待大千非常好，尤其是堂姐看到大千很瘦弱，就在挂面中悄悄地加了些瘦腊肉丝给他吃，大千吃得津津有味，从此破了素戒。
一天，大千象往日一样，正蹲在伯父家门口的地上画娃娃，一位走乡串户为人抽签算命的“河南女”看见了，不但夸赞大千画得好，还愿出八十枚小钱请大千为她画画。这种算命妇女在为人算命时，用二十四个小纸卷，每卷上各画一幅画，有人物、动物、山水、庙宇等等，各代表一种“命运”。
算命者任抽一卷，“河南女”便按图解释，算命谈运，大千根据“河南女”的要求，以其残破的小画卷为稿本，迅速画出了“老鼠钻角”、“矮子爬楼”等24 张画，满心欢喜地挣到了八十枚小钱。“说起来好象是玩笑，但我确确实实在十二岁那年，是我一生第一次靠画赚钱，而且是别人找上门来的！”〔9 〕八十枚小钱在孩子的心目中已是笔“大钱”了。大千于是每天都到街上的烧腊店买烧腊吃。四枚小钱一两，大千每日买一两。忽然有一日，张大千在烧腊店发现了一种浓香扑鼻的腊肉，店主说是用老鼠肉做成，留着自用不外卖，经大千再三恳请，店主方以三十二枚小钱卖了四两腊鼠肉。这一次美餐令大千终生难忘，以至于“多年以后想起来都要流口水！”〔10〕1911年（清宣统三年），张大千13岁。中国人民不堪封建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奋起反抗。在全国爆发的保路运动，成为清政府灭亡的前奏。
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早在1896—1903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就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粤汉、苏杭甬、沪宁、津镇等铁路的修筑权。1905—1906年，江苏、浙江绅商力主收回沪宁、苏杭甬的路权，并组成商办铁路公司，动工进行修筑。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勒令停工，仍把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异常愤慨，集会抗议，痛斥清政府卖国行径。最后迫使清政府提出废约，江浙人民取得胜利。
更大的保路风潮发生在粤汉和川汉铁路问题上。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了粤汉路权，由各省集资商办。1911年5月，清政府用“铁路干线国有”的名义，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任命端方为督办大臣，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的商办铁路公司。
这不仅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而且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立即遭到四省各界人民群众的反对。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爆发了。5月14 日，长沙一万多人集会，反对铁路“国有”。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斗争浪潮席卷全省。
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反对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湖北人民除集会抗议之外，还派代表到北京请愿，绝食三天三夜。宜昌筑路工人同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四川保路运动的规模最大，斗争也最为激烈。全省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推立宪派头子浦殿俊为会长，人会的有10万人之众，每次集会都群情激昂。有些地区的群众捣毁了政府机关、外国教堂，甚至和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9 月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股东会负责人，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成都惨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迅速进行武装暴动。
在革命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号召，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4 月27日，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黄兴率领100 多人攻打总督衙门。张大千的表叔喻培伦就是其中的一位。
喻培伦1905年留学日本，专攻化学，希望以实业振兴中华，抵制列强。
1908年加入同盟会，开始进行制造炸药、炸弹的研究。在研制过程中，曾被炸掉右手的三个手指，终于制成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同时有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等类型。
在广州起义中，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总督衙门。他炸开围墙后，从后厅一直打到前厅。接着，又率队转攻督练公署。队伍刚到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鏖战3 个多小时，死伤战友多人。喻培伦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俘就义。在敌人面前，喻培伦英勇不屈，慷慨激昂地陈述革命宗旨：“我头可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尤其杀不了！”临刑前，他不断高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牺牲时年仅26岁，与同难诸同志共72人葬于广州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命令，以肇造民国元功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13岁的张大千虽不懂什么是革命，但却仰慕英雄，喻培伦的英勇无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张家的老二善子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
他与内江的开明士绅发起成立了内江同志会，积极参加各群众大会，为革命党人搜集情况。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蜀军第一师二旅少将旅长。
在张大千的生活中，1911年也是充满变化的一年。9月，张大千背着书包，跨迸了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初等小学读书。从没进过学堂的大千，对学校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有趣。他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国文、地理、英语，唯一让他提不起兴趣的课是算术。同时他也没有放弃绘画。由于知识的增长，见识扩大了，他已不满足于母亲教授的工笔花鸟，开始描画自己见到的一切美的东西，画得认真、刻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千和比他大三个月的表姐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感情颇深。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投资工业的热情受到刺激，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内江，制糖业发展迅速，甘蔗的种植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70—80％，县城大街上的糖铺子鳞次栉比，白糖、冰糖、桔糖等品种繁多，吸引了八方商人。内江的商贸活动也就由此兴盛起来。
精明的张怀忠，看准了这个发展的时机，与三子张丽诚在内江文昌宫附近开了“义为利”杂货店，生意果然兴隆，张家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不久，总统的职位便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上台后，为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玩弄起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暂不触动辛亥革命的产物——《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和”临时参议院”，并将司法、农林、工商和教育四个闲散衙门交给同盟会会员主管，以此证明他在发扬共和精神；另一方面，加速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削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裁减各省军队，遣散黄兴统率下的南京留守政府的大批武装。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准备以多数党的地位出来组阁的国民党理事宋教仁；为了筹措军费，袁以中国的盐税收入作抵押，又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立即兴师讨袁，重新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张善子参加了熊克武、杨庶堪领导的四川讨袁斗争。
不久，讨袁斗争失败，孙中山和黄兴被袁世凯指为乱党遭到通辑，被迫流亡日本。张善子逃回内江老家，隐藏乡间，作画度日。张大千就成了善子的通讯员。大千每日为兄长送衣送饭，报告情况。
不久，四川都督胡景伊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在四川大肆搜捕反袁斗士。
官府查抄了张家，并以抓走善子胞弟相威胁，要张家交出善子。为保护其他的儿子，无奈之中，张怀忠夫妇想出了一条假分家的计策，以分家的名义，对外宣称与张善子脱离关系。为躲避追捕，第二年，张善子再次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
1913年，四哥张文修受聘于重庆求精中学任教。1914年，大千便离开内江，赴求精中学学习。
注释：
〔1 〕1983年5月香港《大成》杂志第114 期。
〔2 〕〔7 〕〔8 〕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8 、7 、7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 〕香港《文汇报》载《张善子与张大千》。
〔4 〕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14页，辽宁美术出版社。
〔5 〕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载钱悦诗《雪门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6 〕内江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内江市志》第703页，巴蜀书社1978年10月版。
〔9 〕〔10〕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1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第二章 求学生涯
百日师爷
1914年，张大千16岁。家境日渐好转的张怀忠决定送大千去重庆读书。
重庆位于嘉陵江入长江交汇口及成渝、川黔、襄渝等铁路交接处，是长江上游水陆交通的枢纽。它地处四川盆地，三面环江，形如半岛，城市依山建起，素有“山城”之称。是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之一，商贸活动繁忙，使初次远游的大千大开眼界。
求精中学位于重庆的曾家岩，是当时颇有点名气的学校，张文修受聘任国文和历史教师，大千就在此读初中。
大千读书非常用功，尤其是一手工整的毛笔字、较好的国文底子深得老师的赞赏，唯有一门课令大千想起便沮丧不已。数学对于大千来说，似乎是太难了，虽然费了很大的气力，却怎么也考不及格。及至晚年，他每与子女谈起此事还颇感遗憾：“在求精，我各门功课都好，唯有数学不及格！”在求精中学的生活是丰富的。大千每日功课完毕，仍坚持画画不懈，画艺不断提高，在同学中小有名气。
少年时代的张大千还非常喜欢体育课。当时在求精中学任体育教师的是刘伯承。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由于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并于第二年参加了四川讨袁军。积极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曾一度在求精中学任教，每周教张大千们两节体育课。
生长在江边的大千，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他非常喜欢游泳，课余经常与同学结伴去江边游泳，曾多次横渡嘉陵江。
在求精中学的同学中，还流传着张大千不怕鬼的故事。大千从小胆子就大，又颇有主意。在他12岁那年，因事遭父亲责打，便负气出走，家人四处录找未得，数日后着新衣返回。原来他出走沿途为人画画，换得了衣食。听说学校里有鬼，同学们都非常害怕，夜晚不敢出门，读书也不安心，人心惶惶。独大千不信，深夜一人手持棍棒守候在校园捉鬼，终于将扮鬼吓人的坏人打伤，解除了同学们的恐惧，因而小伙伴很佩服他。
1915年，大千的弟弟张君绶也进入求精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范围都处在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统治下，国内战争年年不休，战事遍及各省，遭受战祸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极残暴的蹂躏掠夺。四川一省仅从1912 年到1933年就发生战争400 余次。“道路不靖，土匪丛生”，1916 年的四川，土匪闹得很凶。
5月的重庆，天气已经很热，求精中学放暑假了。大千带着弟弟君绶，与住在隆昌、荣昌、永川、安岳的几个同学结伴，准备徒步回家，并且想出了一个主意解决路费，那就是沿途有同学的家，走一天到一家，到一家拿一块钱再走下一段。虽然知道路上有土匪抢劫，但大千们以为自己是学生娃儿，没有钱，土匪抢也不可怕。
5月27 日，张大千及同学一行8人，从重庆都邮街出发，晚上到达白市驿，护送一位同学到了家。第二天早晨，要了一块钱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丁家坳。当时刘伯承受命正在丁家坳招安土匪，大千和同学们便去找他帮助。刘伯承劝同学们不要再往前走了：“江水浑得很，哥子们抓不开！”四川的哥老会口头习惯以“哥子们”自称，“抓不开”意思是“管不了”，“江水浑得很”就是局面乱得很。可是大家一心想回家，决定继续冒险。
5月29 日，顺利到达永川，又有一位同学到家。剩下六个同学，四大二小。大家商量后，决定分成两组行动。张大千和樊天佑带着一个姓杨的小弟，走在前头，另外两名大同学带着张君绶紧随其后。
5月30日，离开永川上路。这一天他们遇到了六股土匪。走到一个名叫田坝子的地方，突然从路边跳出三个手拿土枪的人，他们大喊“站住”，并上前搜身。土匪见搜不出什么东西，就抢下大千一条从上海带来的皮带，说是作挂枪的带子。大千说；“我总不能提着裤子走路吧！”土匪说：“给你一根麻绳好了！”走了没多久，到油房沟又遇见土匪了，两个土匪一个要扣留，一个叫快滚，结果是“检查”后放行。如是又经过四次，均有惊无险，大千和同伴胆子放大了许多，认为土匪也没什么可怕。
一日数惊，又走了许多路，大千和同伴们觉得很累，想早一点休息，走到位于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的邮亭铺时，到教堂投宿。教堂牧师叫磐定安，他神色紧张，不但没有收留大千六人，反而劝他们赶快离开，说因为当天上午民团打死了两名土匪，晚上土匪一定会倾巢出动前来报复，当地人都个个自危，生面孔谁也不敢留，怕被土匪误认为是民团，连累大家都遭殃。
大千六人面面相觑，毫无办法，决定在教堂石砌的矮墙下歇息，生死只有听天由命了。
睡下不久，一阵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把大千惊醒，他大着胆子伸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四下里只听的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六个人大惊失色，立即四散奔逃，大千与自己的弟弟君绶也走散了。
大千跑了没多远便被土匪抓住了，当时觉得身上有哪儿被打伤了，但由于害怕并没感到疼。大千被捆绑着押到公路两旁成串的俘虏堆中。大千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发现同学樊天佑也被绑在路边，别的同学却都不知哪儿去了，弟弟也不知去向（得救后，方知弟君绶当日已逃出）。大千真想哭，“看见被俘虏的总算还活着，未看见的八九都凶多吉少了”，“所谓人死，必然就是这个样子！”晚上7 点多，土匪撤退了，他们把大千等俘虏当作“肉票”押到了一个叫千斤磅的地方。龙井日土匪头子邱华裕审问了张大千。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罗。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1 〕土匪头子邱华裕要大千给家里写信：“你就写龙井口的老二把我拉了，要赶紧送四挑银子来赎！”四挑银子就是4000两。张大千与邱再三讨价还价，减为三挑。没有别的办法，大千只好提笔给家里写信。没有想到大千潇洒流利的草书竟吸引了土匪，有人建议将他留下做“黑笔师爷”。土匪头子邱华裕大声吼道：“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大千不干，坚持要回家，继续去读书。土匪问大千读书何用？大千答将来可以教书。土匪又问教书一月能赚多少钱？大千说可以赚8 到10块。土匪们大笑大千没出息，并说我们留你做师爷，每趟“买卖”随便分你一小股，都不止一两百个“袁大头”。但大千仍不从，被邱华裕骂为“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并以枪毙相威胁。张大千只好屈从了。为了救同学樊天佑，大千以自己算术不好、管不好帐为由，保举樊天佑来管帐，但遭拒绝。18岁的张大千就这样被迫当了“师爷”。
当天夜里，张大千被夹在两名土匪中间睡觉，并被警告不许逃跑，否则抓回来就枪毙。大千睡不安宁，噩梦不断，他梦见自己眼看着弟弟君绶被土匪杀了，大哭着醒来。
第二天，土匪们又去打劫峰高铺。而大千则坐着轿子，被两名背枪的土匪护送回龙井口土匪窝。沿途站岗的土匪还向大千行礼，使得大千颇感“神气”。
晚上，土匪们班师回巢，举行了庆贺仪式，把所有的枪都架起来，杀了雄鸡，用鸡血祭枪，并且烧纸钱，匪首亲自祭拜。
饭后，土匪带大千去见龙井口的“舵把子”老毕。老毕原本姓苏，他对大千倒是很和气，赏了大千一对象牙章，并亲手把一顶带红桔子的瓜皮帽戴在大千的头上，很满意地说：“这样就象个师爷了！”可大千感觉自己被侮弄了，象一个小丑被人当猴子耍，让他们开心。可那时候，大千是既不敢怒，又不敢言。
大千被安顿到龙井口没几天，军队追剿土匪，要攻打龙井口。土匪得到消息后立即转移阵地，为防止大千逃跑，土匪把他的手绑起来，白天还允许走动，晚上就不准出门。离开龙井口，大千被转归一个叫老康（本性赵）的土匪头手中。老康还比较器重这个年轻有文化的师爷，经常照顾他，并几次救过大千的命，因而大千认为老康“讲义气”。
不久，张大千被迫跟随老康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土匪们翻箱倒柜到处搜寻财宝，大千站在一旁看热闹。有土匪警告他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大千只好到书房去拿了本《诗学涵英》，被另一个土匪看见，训斥道：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大千换别的。无奈，大千就取了四幅《百忍图》一起带走。
这本《诗学涵英》就成了大千在匪窟中的精神食粮，一有空闲，他便拿出研读吟诵，“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我常捧着书本，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吟吟哦哦一番。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自己摇头晃脑地陶醉一番！”〔2 〕一日，张大千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忽听有人呻吟，走过去询问，方知此老人是一位前清时的进士，被土匪抓来后，因家里凑不出赎金而遭土匪毒打。从此，大千经常去为老人求情讨饶，而老人则教他做诗。大千了解了做诗的基本知识，弄清楚了平仄对仗。以后，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张大千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修养，与同时代的其他书画大家相比，能够独树一帜。
现代画家中，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的题画诗文都各有所长，引人入胜，大千在这方面，根基较深，吸收唐、宋诸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齐白石、徐悲鸿相比，张大千是画家的同时，又是诗人词人，他的诗词比前二家功力更深，不足的是受格律的束缚，有时缺乏时代感。齐白石、徐悲鸿作为一个画家，致力于作画，诗文往往是信手拈来，不加雕饰，诗境颇显纯真。
一日，老康的队伍转移驻地，与一个由名叫跳子带领的土匪队伍相遇，大千意外地看到了饱受折磨的同学樊天佑。樊天佑哭着向大千求救，二人抱头痛哭。张大千决定求老康去说情。
跳子这个土匪非常蛮横，但看老康的面子，同意谈判放人，开价四挑银子。樊天佑家里并不富裕，出不起这么多钱，请求减少，跳子瞪着眼睛说：“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家里出不起钱？哪还能供他念大学！”还说：“就是一条瘦狗，我也要咬它三斤板油！”经过老康帮忙，跳子最后总算同意800 银元，条件是张大千为保人,限樊天佑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杀保人。张大子怕家境一般的樊天佑回家后凑不出800 块钱，就写了封信，请樊天佑送到自己家中，既是帮他凑钱，也是救自己的命，同时也通知家里带钱来赎自己出去，“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第二天，樊天佑与大千挥泪告别。临行，老康送了二百钱给身无分文的樊天佑作盘缠，又给了他一顶斗笠。大千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回来，樊天佑哭着直点头，真可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樊天佑走后，张大千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日夜盼他早归。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到了第八天，跳子手下的一个小土匪，故意在大千跟前磨刀，并将锋利的刀锋，放在大千的脖子上比比划划，并威胁说：“再过两天，你老挑的脑袋要搬家了啊！”大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心惊肉跳地挨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九天一大早，就去求老康，请他去给自己说说情，再宽限几日。但老康却轻描淡写地说：“你是我的人，跳子有多少筒筒（指枪）？他敢抢你去吗？”听了这话，大千的心才稍安。
第十天一大早，老康带着队伍和大千悄悄开拔，赶往来苏。初大千以为是为救自己，后来才知道，原来老康早就暗地与官方接头，被指定到来苏接受改编。
老康的人马在来苏只停留了一天，便接到通知开往沪江下游的松溉镇。
在松溉，老康被任命为连长，大子成了他的司书。原在老康手下专门负责对外抢劫的外管事，也被任命为排长，此人姓罗。他的眼中，大千永远是被绑来的“肥猪”，总想弄点油水。一日，罗排长叫来张大千，让他写信给家，交来三四挑银子赎他。大千听后又气又急，佯装答应，回去后就赶紧报告给了老康。老康大怒，立刻叫来姓罗的大骂了一顿，并警告他“再打坏主意，就送去军法从事！”从此，罗排长更恨大千了，千方百计寻找报复的机会。
为了保护自己，大千只好时刻不离老康左右。
8月底，老康的队伍奉命又开到来苏。有一天忽然枪声大作，不知谁和谁又打起来了，大千赶快跑到福音堂去躲避。打到下午，枪声稀了，大千还以为是老康的队伍把来攻的土匪打退了。教堂突然闯进一伙民团的人，他们发现了大千，便大喊：“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张大千赶紧大声分辨：“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民团的人根本不听他的分辨，将大千押到来苏寨进行审查。
到了来苏寨，张大千才得知，当时虽然招安土匪，但地方军队绝不真的信任土匪，一有机会便要围剿。这一次战斗是一个姓帅的营长率部围剿老康的队伍，老康全军覆没，自己也被打死了。为老康，大千心里难过了好几天，在他的心目中，老康并不是一个坏蛋。
麻子帅营长、区长吴东海、上一任区长王某对张大千进行审问。虽然大千自己一再辩白，福音堂的牧师也为大千作保，但帅营长等人仍不肯相信大千是求精中学遭掳的学生。最后决定暂交王区长看管，待情况查实再作处理。
住在王区长家，大千得到了较好的照顾，紧张、忧虑、恐惧多日的大千，心情安定，于是食欲大增，每顿要吃四碗饭。但令大千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待大千甚好的王氏父子要他写信回家要钱，报偿他们的供养之恩。幸亏得到消息的张文修赶来，在永川县长的帮助下，与麻子帅营长交涉，大千才再获自由，时间是9月10日。〔3 〕张大千从5月30 日遭绑架，到9 月10 日获释，前后历时100余日。“百日师爷”的经历，对张大千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00天紧张、恐惧、艰辛的生活，使年仅18岁的张大千对社会、尤其是对社会的黑暗面有了一定的了解，接触不同的人，又使他对金钱、生死、人情冷暖皆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厚道、慷慨、豪爽、善良的美德伴随了他一生。
大千重亲情，对父母孝敬异常。他从小受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对母亲非常尊敬。1930年，曾友贞70大寿，张大千和两个哥哥为给母亲做寿，专程到杭州定购了一批白瓷茶壶和茶盅。以一壶二盅为一套寿礼，兄弟三人分别在茶壶上画无量寿佛一尊，壶上还有行草“岁庚午十一月二十四日为慈亲曾太夫人七十寿辰，次子泽、三子信、四子檝、八子檝、十子玺等敬造无量寿佛五百区，聊报鞠我之德，永沾佛仁之宏”字样。在茶盅上画上赫色香蕈一只。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寿辰这一天，张善子、张文修、张大千各偕夫人、子女在“来青堂”厅屋为慈母祝寿。厅堂内红烛高照，四周墙上挂起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朱耷和当代名画家齐白石等人珍品三四十幅，供人欣赏。这一天，张大千兄弟还邀请了上海等地好友40余人，在“来青堂”厅屋办了六桌寿酒，并送每人一把茶壶、两只茶杯作纪念。
张大千还经常教育子女、弟子要尊重师长。张大千早年拜在曾熙和李瑞清门下学习书法和诗文，并得以欣赏和临慕了不少古画，为他在诗、书、画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张大千对两位老师的教导终生不忘，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的言谈中经常不断地提及老师的教导之恩。大千对自己的兄长也非常敬重，手足之情，常溢于言表。凡遇大事，都由张善子裁定，大千对兄长的意见，总是特别尊重。他寓居国外数十年，客厅里始终悬挂着几位兄长的放大照片。
张大千特别重友情。他一生好友众多，不论社会名流、军政要人、文人雅士、戏剧家、歌唱家、裱画师傅、厨师、司机，都广泛结交，均以诚相待。
有一次，张大千买到一方佳砚，卧病的好朋友糜洁民得知后，非常想观赏一下。张大千就命学生张旭明送去。张旭明因事当天未能送到。不料，第二天送到时，糜洁民竟故去了。张大千闻讯悲痛异常，便以砚殉葬。
张大千爱护学生，对学生关怀备至。张大千的弟子很多，他不仅认真教授绘画，还在各方面关心他们。对大风堂的门人，不但不收费，连作画用的笔墨纸砚也统统供给。要是哪位学生经济有了困难，只要大千知道了，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张大千常说，到了老师这里，就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不必拘束，不必客气，否则就见外了。张大千的热诚和恩德，大风堂的弟子直到现在都铭记在心。
40年代张大千收了一名女弟子，叫叶名珮。当时叶名珮的父亲失业在家，生活较困难。大千得知后，便每次给在上海的二嫂汇款的同时，给叶名珮的父亲也寄些生活费，并对她说，你要专心学画，家中生活我会照顾的。
叶名珮感动万分。
张大千的弟子潘贞则回忆说：“1948年随师入蜀，老师得知我爱吃四川珍品伞把菌，便要管理伙食的王永年同学去购买，饱我馋嘴。有一天，王师兄自青龙场购得鲜美的伞把菌，时我等正待老师作画，老师当即取出数朵，吮毫写生数幅，赐给在场的心仁四姐、嘉德八妹、郎静山夫人（雷佩芝）、王智圆和我。给我的一幅题辞为‘贞则入蜀，嗜伞把菌，谓酷似粤中之鲜草菰……’老师对弟子情同骨肉，令人难忘。”〔4 〕张大千重才而轻财。中国当代老画家何海霞是张大千30年代的门生。何海霞出身贫寒，早年父亲以卖字谋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何海霞自幼喜爱美术，曾拜师学习工艺美术，后来就专门临慕古画。1934年，张大千到北平举办画展，十分敬佩张大千画艺才学的何海霞很想拜他为师，但苦于无人引见。一位裱画的师傅给何海霞出了个主意，让他先画一幅画挂在店里，待张大千来看了，相机为他游说。于是何海霞就画了一幅《饱鸟图》。张大千一见，果然很欣赏，便问是谁画的，裱画师傅说：“是何海霞，一位青年，非常仰慕您，亟想拜您为师哩。”张大千连说不敢当，表示很想晤面。后来何海霞就备了百元银洋贽礼，拜在大风堂门下。可是过了不久，张大千就把百元银洋还给了何海霞，并说：“你送来，执弟子礼，我如不收，非礼也。现在我还给你，表示师礼，你如不收，亦非礼也。我们都是寒士，艺道之交不论金钱嘛！”
张大千对人一贯宽宏大量，有时明知受骗也不生气。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大吉岭到香港，有一位朋友把大千随身携带、视为至宝的一张宋画借走了。第二天，朋友来信说已将此画留下作为还自己的两万元借款。实际这张宋画价值连城，何止区区两万元港币。这位朋友以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张名画。
张大千徒唤奈何的同时，却也没有更多的责怪之意。
张大千为人豪爽，热心助人，喜欢热闹，健谈，言语特别诙谐、幽默，爱说笑话，特别在作画时，旁边要有人同他“摆龙门阵”，否则作起画来就不带劲。因此，他的家每日高朋满座，热闹异常。大千深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他要和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欢乐。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东渡日本
张大千虎口脱险后，家人对他今后的学业进行了商量。大千在求精中学学习已三年，期间刻苦努力，成绩甚佳。如今大千年已18，求精所授已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加之四川军阀不断混战，内江局势不安，张怀忠夫妻认为是送大千出去闯荡，见世面的时候了。遂议定送大千去日本留学。
1916年底，大千起程离开故土，取道上海前往日本。临行，父母为大千举行了订婚仪式，未婚妻是与大千青梅竹马、心心相印的谢舜华。
大千乘船顺长江而下，经重庆、宜昌、武汉、南京，抵达上海。
19世纪末以来，上海、北京、广州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凝聚地，加上三地商业发达，便于对内对外交流，因此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士。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画家主要云集于这三个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人数最多，著名画家有任颐、虚谷、浦华、吴昌硕，是为“海派四杰”。还有黄宾虹、顾麟士、王震、刘海粟、潘天寿、吴湖帆、朱屺瞻等名家。先后有艺观、白杜、上海中国画会、百川书画会等中国画社团活跃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均设有中国画专业，广传中国画艺。
初到大上海的张大千，为繁华的都市、汇萃的人文景观所吸引，顿生留居上海学画之意，希望将来当一名画家。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作为民间艺人的母亲曾友贞，饱尝生活的艰辛，不希望儿子再作一个穷画画的。张善子此时也没有支持张大千，大约是还没有发现大千过人的绘画天赋吧。
没有家人支持学画的大千，只好乘海轮来到日本京都，考入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技术。
京都是日本重要的文化和佛教中心。建城历史悠久。794 年桓武天皇将国都从奈良迁此，城市仿照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平安时期（794 —1185年）为日本政治和贵族文化中心。室町时期（1338—1573年）京都建起许多雄伟建筑和著名园林，发展绘画、能乐剧、茶道、花道艺术和陶瓷业。17世纪初，德川家康将政府机构设在江户（今东京），但皇宫仍在京都，直至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都和皇族住地才迁往东京。京都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东面有秀丽的琵琶湖，西北有景色宜人的岚山，市内有故宫、平安神宫等名胜古迹。
张大千虽不很情愿学染织，但仍比较努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仍坚持学画、学诗、治印。日本有一位收藏家收藏了一方张大千的白文汉印，章上刻有“善子玩赏”字样，边款署名为“权柄”，已颇有章法。
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张大千刺激很大。
在公平学校，张大千与班上的两位同学结成了好朋友。一位是朝鲜人朴锡印。朴锡印曾就读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是同学，讲了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另一位是日本人山田片夫。三人经常一起谈学习、游山水，很是投机。
一日，张大千与朴锡印应山田片夫之邀，前往山田家做客。一进门，朴锡印就抢先用英语向山田父亲问候。看到因听不懂而茫然不知所措的父亲，山田粗暴地打断朴锡印的话，并气势汹汹地说：“亡国奴的舌头是最软的，现在学会别人的话，将来好伺候人！”此事给大千以极大刺激，他发誓：“不管今后我在哪里，只说我家乡四川内江话！”不久，张大千就雇了一名在中国天津长大的日本人作翻译。走到哪里，翻译就跟到哪里，虽每月耗费几百元，大千也在所不惜，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大千的后半生，浪迹海外几十年，始终表里一致是个十足的中国人，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令他感到自豪，祖国的壮丽山河使他陶醉，他对祖国的热爱和眷恋之情经常溢于言表。无论从他的日常生活，还是从他的诗画中，都能体现出思乡爱国的深情。虽旅居国外，却始终保持着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一直穿中国长袍、布鞋，吃家乡川味饭菜，在家中一律说四川话，要求夫人子女在外面见到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话。他的居所也都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本，如他在巴西的“八德园”，在美国的“环筚庵”，台北的“摩耶精舍”等。他曾感慨万分地说：“外国的山水，我看了不少，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的好。”“看山还是故乡青”啊！
1968年，张大千创作《长江万里图》，画高53.3厘米，长1996厘米，现存台湾张群画库。作品从岷江索桥画起，经灌县、青城、成都、重庆、夔门，出三峡，历直昌、沙市、洞庭湖，入武汉到九江，画出了庐山、彭泽，到马当山而达南京、镇江、江阴至上海，到长江出海结束。所经地方，都一一画出特点，记忆力惊人。画法基本上是复笔重色，加上大片泼彩。论景是千山万水，气势雄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处理这样宏大的布局，寄托深厚的思国之情，非一般“胸有丘壑”的山水修炼所能胜任，必须具备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巴西，曾有人问张大千：“你这样道地的中国人，入了巴西籍有何感受？”他瞪着眼睛大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仍是中国人嘛！”在日本，张大千对浮世绘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浮世绘是日本风俗画，是日本江户时代最重要的美术流派。浮世绘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形式：绘本和一枚绘。绘本即插图画本，江户时代初期开始有古典小说的插图本，后来陆续出现了通俗的插图读物，到万治年间，随着市民小说的产生，这种“绘本”发展得更加兴旺。一枚绘，即单幅木刻画，尺寸大小不等，但要求画工更精细些。按刻制技法和套色多寡来区分，大致有二十来种，如墨折、丹绘、漆绘、浮绘、锦绘、蓝绘等等。浮世绘的画风既有本土风格，也有外来的写实主义特色，是镰仓时代写实主义的故事体绘卷画风和桃山至江户时代的细密装饰画画风的混合。浮世绘屏风画是该派的最早作品，主要表现服饰华丽的人物，多为下层社会妇女和娼妓。比屏风画更重要的有木刻版画，浮世绘画家是最先采用这种艺术手段的人。广大城市市民对风俗画的新兴趣和市场需要，使浮世绘版画得到迅速发展。通常认为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第一位大师。
从单色转到二色的木刻版画是奥村政信的贡献。1765  年，铃木春信创造了多色木刻版画。
在19世纪以前，浮世绘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艺术家的注意。而到了19世纪中期，当西方的艺术家力图寻找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时，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才普遍引起人们的兴趣。特别是浮世绘，成了许多画家直接研究的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加紧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同时随着商品的输出，也把东方的文化大量带进欧洲。浮世绘虽然是汲取中国的线描和木版印刷而创造的艺术，但在反映日本社会的“世相百态”中，经过民间匠师和画家的创造，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画面上常用大块的黑色。手染的色彩，也更富于装饰风格。由于可以复制，所以广泛流传。当时流向欧洲的许多日本商品的装潢或包装纸上，都常印有“浮世绘”的形象，西方画家很容易得到它。在法国画家马奈画的左拉肖像的墙壁上，在荷兰画家凡·高自画像的背景上，都能看到浮世绘。在印象派画家中，也有不少人从浮世绘中获得了艺术的灵感。
马奈用过平涂和大块的黑色，莫奈画过拿着纸扇穿着日本和服的舞女。
浮世绘鲜明的色彩、简练的线条，使张大千觉得亲切自然。后来他收藏了日本的浮世绘版画，他认为这些木刻和我国古代人物的用笔一脉相承。人物的造型虽然有它的特点，而它的衣纹笔法，有我国唐代遗风，有可借鉴之处。1938年前后，张大千曾画过坦胸露乳少女，就是参用的浮世绘画法。
1917年底，张善子归国，受四川地方政府的聘请，担任了乐至县盐场知事。大千则继续完成学业。
1918年初，家中传来噩耗，谢舜华因病去世。大千悲痛欲绝，马上乘海轮回国。到达上海后，因国内局势不稳，大小战事不断，未能赶回内江吊祭，只好返回日本。不久，张怀忠又为大千定亲倪氏女，后因倪氏女患痴呆病而解除婚约。
1919年，张大千学成归国，受聘于上海基督教公学任教。
百日和尚
张大千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有过一些惊人之举，出家当和尚就是其中一例。
1919年12月下旬，归国不久的张大千，突然不辞而别，到松江的禅定寺做了和尚。禅定寺的主持是逸琳法师，此人精通佛理，工于诗词，修行颇深。逸琳法师很喜爱这个半路出家、颇有灵性的弟子，给他取法号“大千”。
“大千”语出佛家“三千大千世界”。佛典《智度论》卷七云：“须弥山为中心，七山八海交互绕之，更以铁围山为外郭，是曰一小世界。合此小世界一千为小千世界，合此小千世界一千为中千世界，合此中千世界一千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之有三千者，示此大千世界成自小千、中千、大千三种之千也，内容即一大千世界。以此一大千世界为一佛化境。”从此，大千成为张正权的号，别号为大千居士。
大千为僧后，每日与逸琳法师参禅悟道，学习古典诗词，过着“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生活。
大千听说当时在江浙一带，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于是下决心去宁波求见。大千由松江一路化缘来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认为大千是个野和尚，拒不接纳。大千只好回到小客栈住下想办法，他给谛闲法师写了封信，说自己一心向佛，请求传戒的心愿。此信果真起了作用，谛闲法师同意见他。
大千再次来到观宁寺门，可知客僧一见是他，非常不高兴，以为他是来找麻烦，不让大千进门。直到大千出示老法师的信，知客僧才不情愿地放了行。
在寺中，大千与谛闲法师天天坐而论道，谈经说法。一个人要长久出家，必须经过传戒等佛教仪式，领得度牒，方能成为正式和尚。
1920 年1月29日，观宗寺将举行传戒大典，张大千也是受戒者。可在这即将成为终身佛门弟子的时候，大千犹豫了。原因就在于新剃度的和尚，必须进行烧戒。大千找到谛闲法师，请求免于烧戒：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粱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反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
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己是70多岁的高龄，我20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5 〕经过一夜辩论，谛闲法师还是没有同意大千不烧戒的请求。张大千考虑再三，终于下不了终生为僧的决心，于是1月28日，也就是要举行传戒仪式的前一天，逃出了观宗寺。但张大千并没有还俗，他只是不想烧戒而已。杭州西湖有一座灵隐寺，那儿的一个和尚与大千较熟，大千决定投奔他。行至西湖旗下营，摆渡时发生了争执，使大千顿生还俗之念。在旗下营渡日，渡到岳墓需4个铜板，可大千身上只有3个。上了船，大千给艄公说明情况，请他发慈悲渡他过去。哪知艄公开口就骂：“我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的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发慈悲，岂不是要我喝西北风去！”大千强捺住心头之火，倾囊而出，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艄公却抓住张大千的僧衣不放，并且破口大骂，说大千是个不给钱的野和尚。拉扯之间，竟将张大千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因大千回骂了几句，强横的艄公竟用桨打了过来，大怒的张大千一把夺下桨，将他打翻在地。艄公大喊救命，可岸边观热闹的人，除大喊两声“野和尚打人”，无一人敢上前阻拦，大千扬长而去。
这件事给了张大千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对人生、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做和尚并不能寂灭尘世的一切烦恼；具备一切圆满的功德，无欲无求，亦非一日之功。张大千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信告诉给了上海的朋友。朋友们来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一可解除寂寞烦闷，二可与朋友谈书论画，一举两得。大千同意了，但聪明的他没有想到，这是朋友做好的圈套。当他在上海北站一落脚时，便被人群中的二哥善子抓住了：“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张大千只好“束手就擒”，被押回四川内江，与家里已为他订好亲的未婚妻曾正蓉成亲。时年22岁。
曾正蓉小大千两岁，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内江县人氏。曾氏知书识字，性情宽厚善良。孝敬公婆，体贴丈夫。虽是家庭包办的婚姻，两人感情却很好。
张大千这次做和尚的时间，前后大约百日。其出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未婚妻谢舜华的去世。二人从小相知，感情笃深。在日本的大千突然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曾萌生“今生不愿结婚了”的想法。归国后，续订的未婚妻倪氏女又患痴病，张大千颇觉人生变化莫测，莫如过“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宁静的修行生活。
1919年夏，张大千归国。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刚刚结束，国内形势与大千出国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军阀为争夺权力、地盘而不断混战。不太关心政事的张大千深感尘世复杂，难以把握。
加之他对佛学一直有比较浓厚的兴趣，这恐怕也是促使他出家的原因之一。
从出家的情况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修行，大千确实平静了躁动不安的情绪，对人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在人生道路上，他开始成熟了。
拜曾李二人为师
张大千学画画，是受母亲的启蒙、兄长的指点，没有拜过名师。1919年回国后，经人推荐，他先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关于张大千在上海拜师学书，曾、李究竟孰先孰后，有二种说法。据台湾谢家孝所著《张大千的世界》一书，应曾在前、李在后；另据张大千早期门人刘力上之说，应李在前而曾在后。本文采纳前一种意见）。曾、李二人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同时又是书画鉴赏家。因此可以说，张大千的绘画是从书法、书画鉴赏以及诗词古文的修养入门的。
曾熙生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卒于1930年。湖南衡阳人，初字嗣元，更字子缉，晚年号农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曾主讲于石鼓书院。辛亥革命后，曾熙成为寓居上海的清朝遗老之一，在上海卖字为生。
1919年秋天，张大千携弟弟君绶前往上海。通过书法家朱复戡的介绍，拜曾熙为师。举行拜师礼的那天，张大千在“小有天”酒楼准备了两桌酒，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有李瑞清、商笙伯、姚云琴、熊松泉等人，他们与曾熙同属于“海上题襟馆”书画会成员。
拜师仪式开始，桌上红烛高照，地下红毡一叠。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三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根据大千出世前其母有梦猿之兆，曾熙为大千题名“猨”，并取号“季猨”。后来，张大千改“猨”为“爱”，称张爱。1924 年春天，曾农髯为大千鬻书画写了一篇例言，题为《季猨书画例言》。文中曰：
张猨，字季猨，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下，觉而生季，因名猨，字季猨。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生人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国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杂，不足学，归游名山，日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赞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其法，髯好下已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乡不能辨。〔6 〕
由此可知，拜曾熙为师不久，大千又拜在李瑞清的门下。
李瑞清，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卒于1920年。字仲麟，号梅庵，一号梅痴，斋名玉梅花庵，江西临川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曾任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武昌起义，南京的文武官员都逃了，李瑞清代布政使。革命军攻陷南京后，他就长住上海，穿道士装，自号“清道人”。此号的由来，他曾自述道：“辛亥秋，瑞清既北鬻书京师，皖湘皆大饥，所得资尽散，以拯饥者。其冬十一月，避乱沪上，改黄冠为道服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家中人强留之，莫得去。瑞清三世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莫肯学辟谷者，尽仰清而食。……”〔7 〕
从此，清道人在上海卖字为生。
清道人在政治上虽是顽固派，但在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却实行过兴改之策。他提倡艺术教育，特设图画手工科，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中国师范学校设绘画课，就是由他创始的。为纪念他的贡献，两江师范学堂的后身中山大学，在校园修建了一处“梅盦”。
“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习今隶，博宗六朝，既乏师承，但凭意拟笔，性沈膇，心与手舞，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毡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劳。岁在甲辰（一九○四年），看云黄山，观澜沧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锐精，以竟所学，每自叹也。”〔8 〕李瑞清学鼎、彝及《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龙颜》等碑刻，他的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和今隶，自号“北宗”。
李瑞清也能作画，以书法用笔入画，山水学石涛、八大山人，花卉帅法恽寿平，古拙清逸。不过他的画作并不多，多为遣兴应酬小品，流传很少。
近代画坛名家吴昌硕曾写《清道人画松歌》赞其书画人品：
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
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濛濛。
画此者谁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
三日无粮饿不死，枯禅直欲参一指。
我识其画书之余，铭天矫龙门癯。
笔力所到神吸嘘，有时幻出青芙蓉。
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
墨饮一开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
羞为阮籍穷途哭，手疲作画输苍然。
气象崛强撑南山，大夫之封乌可攀。
参天黛色横斑斓。
曾农髯主要学石鼓文，喜爱《夏承》、《华山》、《史晨》以及钟繇、王羲之。更喜爱《瘗鹤铭》，自号南宗。晚年的书法，融南北为一家。60岁以后。他也画一点山水木石。
曾李二人对张大千的教导，可谓不遗余力。加之大千的刻苦努力，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较大的成效。
大千从小从兄认真练字，读小学时就因字体工整，不断受到国文教师的表彰。但还仅仅是停留在书法的初步水平上。曾、李二人对其进行了严格训练和耐心的引导。
清道人从中国书法的发展入手，从源流讲起，分析书史上各家各派字体的特点和规律，使大千增长见识，谙熟各家之长，为写好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写字的具体方法上，清道人有自己独特的施教主张。他让大千以双钩笔法临写汉魏佳拓片、碑板，认为不这样，就无法把握字体转折的微妙，接着又命大千集碑拓中佳字为联，云不如此，便不能把握整体结构的奥秘。经此指点，大千茅塞顿开，书法精进，很快，字体便象极曾、李二师，几乎可以乱真。
但是张大千并不就此满足，他是一个不愿受束缚的人。他刻苦临摹，努力掌握前人书法的精髓，不专写一家，而是集众家之长，行以已意。渐渐地，张大千的字脱离了清道人古拙、苍劲的味道，一改曾、李二师的沉滞板结，参酌黄山谷的体势笔意，形成了富有个性、跳动灵活的行书“大千体”，为其绘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的书、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书画用笔同法的理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中国画线条的成熟，主要得益于引书法入画。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用线画出图形，虽然经过几次演变，但这种类似绘画的形式，一直没有改变。书法一直具有模拟造型的特点，它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也一直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这就是“书画同体”的根据。魏晋时期，中国绘画刚趋于成熟，而中国书法已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笔意、体势、结构、章法己十分多样、丰富；到了唐、宋，中国绘画走向全盛，中国书法也同样达到了高峰。草书、特别是狂草，笔法变化多端，更富于抒情性，书法在寻求线条的音乐性意味中，取得了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直接滋养了绘画。中国美术史上，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画家，如苏轼、米芾、赵孟頫等。张大千也是成功的一个。
大千从师学书的同时，在古文诗词方面亦有颇多收获。曾、李二人均为前清进士，深于古文诗词。李瑞清少治公羊学，文章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近曹孟德，绝句婉秀动人，词也苍凉婉丽，并著有《清道人集》。
张大千原便有些诗底子。1918年留学日本时，曾作诗“渐有蜻蜒立钓丝，山花红照水迷离。而今解道江南好，三月春波绿上眉”，以表达思乡之情。在老师的指点下，他的诗词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他读书之多，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
读书，是一个美术家提高艺术修养所必不可少的，一个不读书的画家，必然免不了俗气、浮气。关于这一点，古人早有阐述。明画家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说：“要得腹有百十卷书，俾落笔免尘俗耳。”明人李晔云：“绘事必须多读书，读书多，见古今事变多，不狃狭劣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秀，透入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9 〕清人方享咸也曾说：“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此真赏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10〕大千的画境耐人寻味，原因就在于用功甚苦，读书渊博。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张大千50岁前，画画和读书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不但在家里如此，旅途的车船上也常常是手不释卷。1945年，张大千从成都到重庆，郭有守托他给黄苗子带一本费密（此度）的《荒书》。
张大千一路走，一路看，到黄苗子家，就把路上看完的《荒书》内容、作者的见解、作者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如数家珍地娓娓而谈，令黄苗子大为惊讶。一个画家能够对艺术以外的学术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并能深深体会个中思想，不能不让人敬佩。
曾、李二人都精于鉴赏，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使得大千大饱眼福，能够见到许多古代名迹。这对于提高张大千绘画眼界起了重要作用，“见多识广”嘛！后来张大千古书画的鉴赏能力冠绝一时，就与曾、李的倾心传授分不开。
1955年，张大千在日本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四集，序言中曾云：“世尝推我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作为一个画家，张大千精于鉴赏，并有丰富而精致的收藏。这一点，在同时代的画家中也是很难得的。
26岁以前，张大千家里比较富裕，用度不愁。26岁时家里经营亏损，轮船公司撞船、百货公司及钱庄倒闭，其后大千卖画收入日丰，足以提供充足的资金。但张大千挥霍成性，爱交游，爱购字画，他的朋友冯若飞说他：“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他自己也以此为荣，并刻有“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两方闲章，十分形象他说明了张大千的财富状况。“富可敌国”是夸他的书画收藏及生活享受。张大千一生收藏过许多古人名画，他去世后，所藏书画捐献给了台湾博物馆，据台湾报刊报道，该院接收的张大千藏品，计历代名画69件、书法6 件，其中隋唐6件、五代8 件、宋代23件，均为稀世珍品，包括董源《江堤晚景》、宋徽宗赵佶《鹰犬图》、梁楷《寒山拾得》、夏圭《山居图》、元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以及明代沈周、唐寅等人的名作。
50年代初，张大千还曾把自己珍藏的五代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一套宋人画册卖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贫无立锥”是形容他的钱财经常是到手便光，经常需要向军阀、财主、大银行主借贷。为了收藏名贵字画，他不惜倾囊罄箧，常常弄得身无分文。
一个画家，如果只是孤立地对绘画技巧刻意钻研，绘画的境界就不能开阔，只能产生单调、枯槁、缺乏生气的纯形式上的作品。在这方面，应该肯定，张大千走了一条正确的学习道路。
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诗、书、画相结合。画不仅仅是单纯绘画技巧的深造，它是吸收、融合大量的语言艺术和形象艺术如诗词、文学、书法、篆刻、戏剧、音乐等等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张大千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学习道路，他拜曾、李为师，从书法入手，博采众姊妹艺术之长，为画艺的精进，打下了坚实而宽阔的基础，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画家借鉴的。曾熙、李瑞清造就艺坛巨匠——张大千的努力，功不可没。也因为如此，张大千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画室中始终挂着他们的对联墨迹，即使侨居海外时也不例外，每次出远门开画展，临行时总要向两位老师的墨迹辞行，以示不忘师训。每逢老师的祭日，张大千都要上贡品，带领家人及弟子行大礼。
曾熙、李瑞清不仅在学业上给张大千以精心指导，在人品思想上对张大千影响也很深。曾熙的忠厚品德留给大千深刻的印象。
1921年夏天，一位江西籍的画家要卖一批收藏的字画，张大千闻讯赶到，几经商议，定价1200元。可大千只有现金400元，尚欠800元无处筹措。
而老画家又急于回江西老家。焦急时刻，曾熙来到了大千家中。口称听说大千家有美厨，善于做汤，特来品尝，实际却是为大千来解燃眉之急。他似是不经意地问及大千购画一事，并说：“我昨天恰巧收到一个晚辈送给你师母的1000元寿礼，留200银洋给你师母，她就很高兴了。这800 块钱你先拿着付给人家吧，以免误了人家的行程。”并叫自己的跟班回家把钱取来。张大千非常感动，多年以后仍铭记在心，曾对人说：“这时我才明白，曾老师哪里是来我家吃饭嘛，他要做出随便中来的样子，吃顿饭正好派人去取钱，以免我尴尬不安。你看我们曾老师多能为别人着想，对学生、对外人都处处体贴，照顾人情，真是忠厚长者，仁义之风！”〔11〕1920  年10月20日，李瑞清因中风去世，享年54岁。此时大千拜师尚不足一年。李瑞清身后家庭萧条，由曾熙出面料理后事，由众弟子凑资葬于南京牛首山，张大千感念师恩，净送奠仪三百银元。
这一年，22岁的张大千结识了红粉知己李秋君，从此，她在张大千多彩的一生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李秋君生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与大千同龄。李秋君出身名门，聪颖好学，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诗词书画皆通，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才女。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中，大千曾自述：“宁波李家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作客，李府与我家世交……这位三小姐（李秋君行三，上有二位兄长李祖韩、李祖夔，下有五个弟弟），与我常常谈画论书。因为我们是通家之好，李府上下从老太太到佣人，个个对我都好，从不见外，我住在他们家里绝无拘束之感，而三小姐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一天，李秋君的父亲李薇庄郑重其事地对张大千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大千听后真是诚慌诚恐，既感激又难过。感激李家尤其是秋君能看中他。据称当年的李秋君“才高目广，择婿苛，年已数逾摽梅，犹虚待字”，一般的书画才情想得到秋君的青睐、爱慕是不可能的。大千过人的聪敏和才华，赢得了她的倾心。大千心里又很难过，自己已有妻室，“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的道理。”大千只好忍痛回绝了。
对此秋君从未表示过丝毫怨尤，并且从此一生未嫁。张大千在上海，常住李府，李秋君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张大千曾回忆说：“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就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和车夫是给我使用。而我的穿着，都是三小姐亲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张大千得糖尿病后，秋君对其照顾更加精心。大千所吃菜肴都要经过秋君鉴定方能入口。李秋君曾对张大千的夫人说：“大千是国宝呀，你要关心照顾他，别让他出毛病。”李秋君还将张大千的长女心瑞、幼女心沛寄名膝下，并由她按李家的排行，改名为“名玖”、“名玫”。
在艺术上，李秋君也是张大千的知己。秋君本专攻山水，结识张大千后，又向张大千学习写意仕女。据《春申旧闻》载，其画“以写生法作古装美人，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亦为之磬折不已。”二人曾有多幅合作之画。
1971年8月，李秋君在上海病逝。时隔一年，张大千才知消息，不禁老泪纵横，精神恍惚，久久不言，称“将以心丧报吾秋君也”。可见情谊之深。
注释〔1 〕〔2 〕〔5 〕张大千口述、谢家孝笔录《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台湾《传记文学》第42  卷第5 期。
〔3 〕“百日师爷”的经过参见张大千《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
〔4 〕潘贞则《从师散记》，见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6 〕《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子之一》，上海烂漫出版社出版。
〔7 〕李瑞清《鬻书后引》〔8 〕李瑞清《鬻书引》〔9 〕明·李晔《墨君题跋》〔10〕清·周亮工《读画录》〔11〕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49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第三章 画坛新秀
石涛再世
张大千认真钻研国画，是从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开始的。
张大千与石涛的不解之缘，是从拜曾、李二人为师开始的。曾李二人酷爱石涛、八大的艺术，收藏颇丰。他们对弟子大千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供他展玩、临摹，使大千大开眼界。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大千深深地喜爱上了石涛。
大千衷情于石涛，其一是他不喜欢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的风格，对石涛、八大的纵横笔墨和勃勃生气大为赞赏，从而确定了他的艺术道路。这也与他豪爽挥洒、不拘成法的性格相一致。其二，当时的上海、日本收藏界正热衷于搜罗石涛和八大的作品，拥有石涛、八大的作品成为时尚，这也促使大千精心钻研石涛。
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原名朱若极，号大涤子，广西全州人，明宗室。
明亡之时他年龄尚小，后隐蔽为僧。早年屡游安徽敬亭山、黄山；中年住南京，曾在南京、扬州两次见到康熙皇帝；晚年定居扬州。石涛擅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而以山水画成就最高。他重视学习传统，虽师法无人笔意，但并非泥古不化，更注重深入自然，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所画黄山、庐山、江南水乡、平原风光，比实际景物更完美。他的画布局新颖，笔墨千变万化，不拘守一种形体，而是配合多种多样的笔势，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运用，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表现了山河阳晴阴灭、烟云变幻、寒暑交替的虚虚实实，千情万态，形成了独特的多样化的风格。石涛画花鸟、兰竹，多用水墨写意法，行笔爽利峻拔，用墨淋漓简练。他的山水、花鸟画对后世影响很大。
八大山人名朱耷，清初四僧之一，江西南昌人，明宗室。八大山人19岁时遭国破家亡之痛，遂装哑不语，后削发为僧。他满怀悲愤之情，誓不与清王朝合作，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其内心积郁。八大山人能诗，善书法，工篆刻，精绘画。八大山人作画学董其昌，但所创造的山水形象，既无董画的修润明洁、温静娴雅，更无“四王”的山川清丽、城市繁荣，而是一种苍茫凄楚、剩水残山、荒寞的世界。由于他那不满现实的独立不倚的孤傲个性，形成了一种豪迈雄健的笔墨，旨在抒发强烈的身世之感，表达“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情怀。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大多缘物抒情，或表现自我，把花鸟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他从古代画家梁楷、吕纪、林良、陈淳、徐渭的水墨花鸟画中汲取营养，但摆脱了其形式的束缚，创造出了新的面貌。他的花鸟画意境清奇幽冷，构图和用笔简洁，往往三笔二笔即完成一个形象，用笔用墨达到了极熟练的程度。在立意、造型、用笔、用墨以及诗韦画印的结合上，达到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画，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八大山人蕴含凝聚，点滴似冰，石涛则情发于外，挥洒淋漓；朱耷沉郁而取势，石涛峭拔而流畅；朱耷长于用笔，石涛则用墨最佳。初八大画名高于石祷，乾隆以后，石涛画名则高于八大。
张大千在李瑞清处看过了石涛的画，便日夜临仿，有时夜以继日，常常睡到半夜，醒来时就开灯作画。对石涛之喜爱，真是如醉如痴。每闻哪里有石涛作品，不计路途远近，必亲身一睹为快，能借者则借，能买者则买，有时身上无钱，典卖衣物，亦在所不惜。正如张善子所说，张大千为买石涛的画，“甑无米，榻无毡，弗顾也。”张大千不但画出于石涛，在绘画理论上，受石涛影响也很大。石涛在绘画理论上有很精辟的见解，他曾说：“似董非董，是米非米，但出但入，凭翻笔底，今人古人，谁师谁体。”道出了学古人的正确方法，学古人而不泥古，进得去还要出得来，要不落前人窠臼，要有个人风格。这也是张大千能成大家的原因之一张大千学石涛，是全面、系统地学，他对石涛了解之深，是当时其他画家无法企及的。他在临仿石涛的同时，对清初四僧的画法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八大的用笔非常圆浑，用墨非常滋润，在淡墨中显精神，这是很难得的。石谿的画圆笔中锋，苍莽浑厚，视其画如见其人。渐江的画法他亦非常称赞，认为其用笔刚健挺拔有英武之势，画如其人。
张大千效八大而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很快，他的临摹几可以乱真，连李梅庵、曾熙都被他骗过。在当时的收藏界流传着大千以假充真的故事。
上海有一位地产巨富，名叫程霖生，此公为附庸风雅，不惜一掷万金。
陈定山《春申旧闻》曾载：
大千偶作石涛画并临其款识，置玉梅庵中，会霖生至，见画以为真涛，大称赏之，必欲携去。归则赉七百金酬道人（李瑞清），自以为豪夺。道人不能具告所以。他日出真画值七百金者，令大千往致霖生。大千至，见其广厦宏崇，琳琅四壁，意复匿笑，遂说之曰：“公收诸家，夥矣而不专，何不专收一家？”霖生曰：“何家而可？”大千曰：“公爱石涛，何不建石涛堂，此海内一人矣。”霖生大乐，既而怃然，曰：“事收石涛，必先得其‘天下第一’者，君视我堂高教仞，何求而能得此大幅石涛，悬吾中堂耶？”大千以目作尺，上下忖度之，归而出古纸，闭门作一大画，长二丈四尺，署款石涛。装潢之，薰灼之，既旧，乃使书画估某客携之，往售霖生，且告之曰：“必索五千金”。客往，霖生以为真天下第一石涛画矣，乃叹曰：“五千金吾不吝，但必得张大千来鉴定，吾乃购也”。
立命驰车接大千。大千至，略一睥睨，即曰：“伪耳”！某客气索舌结，目数视大千，大千扬扬若无睹，且抨击之曰：“某山气弱，某树笔弱”。霖生谢客曰：“先生休矣，吾不能以五千金购一假石涛也。”某客不知所对，悻悻卷画出门而去，去即驰往叩大千之门，则大千已在室矣。见客大笑曰：“客有言乎？趣无言！明日更往见霖生，但言张大千已买此画矣！”客悟，迟教日乃往见霖生，见但抚手曰：“嗬，嗬”。霖生问：“客何为？”客曰：“无所为，但张大千已买此画矣！”霖生大怒曰：“张大千欺我！”又问：“彼价几何？”客曰：“四千五”。霖生曰：“我倍之，必得乃已！”客固有难色，曰：“容缓商之。”旋复命曰：“大千云前日失眼，后细看乃是真迹，今为大风堂瑰宝，固非万金莫让！”霖生立以万金署券得大千赝画。后建石涛堂，收藏石涛画三百余幅，而不许大千造门纵观。大千私语人曰：“试揭其楮而观其后，十之七皆有我所画花押矣。”及霖生败，大千颇收其藏，则亦并非尽赝作也。〔1 〕
张大千的临摹功夫竟让大画家黄宾虹也上了当。
有一次，曾熙在南市古玩铺里买到了一幅石谿横幅山水尺页，想找一幅尺寸相当的石涛山水相配，以裱成一个手卷。后来听说好友黄宾虹手中有一幅石涛尺页，就写了一封信给黄宾虹，求他割爱，但黄宾虹没有答应。一天，张大千送来一幅临仿石涛的山水长卷，请老师指正。曾熙师徒二人展看之际，黄宾虹来了。一见之下，黄宾虹大为赞赏，并要以自己珍藏的石涛尺页相换。
曾熙一方面求石涛尺页心切，另一方面也不便将事实说穿，于是半推半就，以张大千这幅仿石涛山水换取了石涛真迹。
由此，张大千仿石涛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时人视他为“石涛再世”，誉为“石涛第二”。时人赞道：“大千临摹古画的工夫，真是腕中有鬼！……
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和画的真迹一样，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无一不弄到丝毫逼肖，天衣无缝。”〔2 〕大千所画石涛赝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收藏家之手。
张大千画石涛赝品，主要的目的，大概是想以假换真。以他的刻苦和聪颖，曾李二师所藏石涛、八大的作品，很快就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为了更多地临仿石涛、八大山人，他到处探听石涛、八大山人藏品，千方百计上门求得一看，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强记背临的本领，因索看常常达不到目的，于是他下决心自己收藏。张大千收藏古迹，不同于普通收藏家，他是为了学习，为临摹和研究而收藏。
收藏需要大量的金钱，而此时的张大千尚无名气，画还卖不出去。尤其是到1926 年，张家经营的福星轮船公司“大胜”号轮船在长江遇险，损失惨重。不久，又遇奸商巨骗，不得不宣告破产，家庭对大千的财力资助完全断绝了。当他看到自己仿造的画竟能骗过名人之眼时，就想出了以假换真的办法。一些附庸风雅、想求真石涛作品而又不可得的富商，便为张大千提供了财源。
张大千一生中收藏了多幅石涛作品，它们对张大千的创作起了不小的作用。70 年代初，张大千曾说自己收藏的石涛珍品有500 幅之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据抗战时大千门人编的《大风堂画目》，所藏精品近200件，其中石涛作品有40余件，八大作品有31件。1955年，张大千在日本印《大风堂名迹》4集，其中第二辑为石涛专辑，印出立轴10件，手卷5卷，册页5件42页。到他晚年，所藏石涛作品大多转让出去了。
1921年，张大千23岁，在潜心研究书画、诗词的同时，张大千与张善子在上海开始收大风堂弟子。
大风堂是张善子、张大千合用的画室之名。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二种说法：其一，张大千兄弟非常喜爱明末画家张风（字大风）的作品，又很敬佩他高尚的人品，因而以其字为堂名，几十年一直未变。其二，认为取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取其气势。
大风堂所收弟子，均拜张氏兄弟二人为老师，称善子为二老师，大千为八老师。大风堂收徒有着严格的标准：有劣迹者不收；无绘画基础者不收；在绘画艺术上无前途者不收。
大风堂开门弟子为何人，现说法不一。（据慕凌飞回忆，1920年张善子在川北乐至县任盐官，曾收一位师爷为徒；据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21年，张氏兄弟在上海收陆元鼎为徒；据刘力上回忆，张大千早年在四川内江曾收郑素侯为徒；1925年，张大千曾收吴子京为徒。）大风堂所收弟子遍及海内外，据大风堂同门录载，共有86名，其中不少人是活跃在中国当代画坛的名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崭露头角
1922年，张大千24岁。大千与曾正蓉结婚两年了，一直没有孩子，长辈和大千自己都有些着急。在家人的操持下，春天的时候，张大千再次做了新郎。续娶的夫人名黄凝素，内江人，生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黄夫人略通书画，聪明爽快，“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侍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3 〕
秋天，一个让大千痛心疾首的家庭悲剧发生了，弟弟张君绶自杀了。君绶是张怀忠夫妇的么子，夫妻二人对他宠爱有加，很早便在内江为他订了亲，可才气颇高的君绶偏偏没有看中。君绶离开内江外出求学，家里仍不断写信催他完婚，又气又急的君绶在天津赴上海的海轮上跳海自杀了。关于君绶自杀的经过，张大千曾回忆说：
同时自杀的是位姓戈的太太，她比君绶大十几二十岁，叫狄文宇，北大的学生，也是报界中人戈公振的太太，夫妻感情不好，时常吵闹，又爱哭。
这位狄大姐哭闹起来，什么人都劝不好，唯独她听君绶的劝。……到了北京戈太太还是哭，她是存心不想活的了，究竟是什么事痛不欲生？外人也不知道。后来我家君绶要回上海了，戈太太说是送他，也同到天津搭船。……船从天津到达烟台后，船上人叫门不开，破门而入，只见舱房的两个行李放得整整齐齐，每个行李卷上都留有信。我弟弟写了两封，一封给船长，一封给朋友。遗书说：“我同狄大姐是同时自杀，但是我们是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烦恼，如果被人疑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自求解脱，只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至于我的遗物十几个箱子，请交给我的八哥大千……”〔4 〕为了不让双亲伤心，孝顺的张大千对父母谎称君绶已去德国留学，并以君绶的口气、笔体写信，托赴欧洲的朋友转寄给父母，以慰父母牵挂之心。
直至张怀忠夫妇去世，仍不知事情的真相。
1923年4月11日，黄凝素在松江生子，取名心亮，又名顺初、雅各，是为长子。
其时，因四川战祸频繁，张家已举家搬到江苏省松江府华亭县，住在马路桥西。大千学画习书，不断往来于上海、松江之间。
1924年2月，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子为父亲张怀忠画像，画为八尺中堂，张大千画像，张善子补景。所绘张怀忠“童颜鹤发，神太慈祥，身着长袍，端坐于荷花盛开之池畔，背后有缕缕柳丝垂荫。”〔5 〕画上题道：“祖父张怀忠画像。时居松江府华亭县，大千画像，善子补景，第六孙心德捧墨。”4月29日，张怀忠病逝，享年64岁。
秋天的上海，菊黄蟹肥，大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20年代初，有一位客居上海的湖北文人赵半皮，每逢阴历八月仲初便举办雅集，名之曰“秋英会”，与会者均为当时上海文坛画界的名人，早已出名的张善子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赏菊食蟹，吟诗作画，风流潇洒。赵半皮听人说张善子有个能诗会画的弟弟，于是再三嘱咐善子携弟参加。会上，应诸位前辈之请，大千挥毫泼墨，山水、花卉、人物、走兽无所不画，工笔、写意、没骨无所不能，令四座皆惊。事后，上海报界一片赞叹之声，“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后起之秀”等赞语不绝于耳。
张大千之所以能26岁便“一鸣惊人”，除了过人的勤奋和天赋外，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走了一条正确的学艺之道。
张大千学画是从临摹入手的。临摹就是师古人，这是符合学习中国画规律要求的。早在1500年前，南齐著名的美术评论家谢赫就中国画的问题，提出了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传移模写便是讲临摹。中国画有着丰富的遗产，前人的创作方法，可做宝贵的参考和借鉴。立足于传统基础上，具体地学习传统，就要临摹。
作画怎样才能精通？张大千认为：“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今古，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故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5 〕临摹几乎化去了张大千毕生的精力，他尽管以写石涛著称，事实上旁及八大、渐江、石谿、唐寅、青藤、白阳，由明、清又上追唐、宋、元，几乎是无所不临，无不可以乱真。因此使得他自己的作品传统功力深厚、形式风格多样。
但张大千学古人，不是一味地泥古，他说：“大抵艺事，最初纯有古人，继则溶古人而有我，终乃古人与我俱亡，始臻化境。”〔7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打进去、跳出来的道理。初学要循归蹈矩、按部就班，以最大的毅力打进去。但是不能死学传统，入而不出，做古人的奴隶，否则永远只能是象极某家，而无自己的面貌。以最大的功力跳出来，便是集众家之长，成自己一体。
一个成功的画家，当他的画技达到化境，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画法能束缚他，便可以进入“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的画境了。这也正是张大千走过的路，一条从理想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成功之路。
中国画是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手段，高超的线描水平，是画好国画的基础。张大千临摹首先是从勾摹古人名迹、勾勒线条入手的。“余于学画，提倡练习勾稿者，因古人用笔常于微细处见精神，学者每不易骤得。唐人学书，采用双勾法，使学者于点画游丝细微处俱不得放过。作画亦然。吾人每见佳画，常于细勾之后，发现自己未到之处；或在观赏古人画时，目为平凡之作，勾后始悟其精妙者，是不可不知也。”〔8 〕学画从临摹入手，然后写生，进而写意。
张大千认为，写生就是要“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强调一写再写，把理、情、态表现出来。张大千写生的方法，不是西方的摹拟式画法，而是运用传统的方法。每到一处，他首先是饱看饫游，然后采取鸟瞰式的透视方法，勾取画稿。他的写生，是得自然之天趣的写生，而非冷冰冰的自然翻版。
写意是中国画的最高要求，也是最终目的。写意要求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随。写意是建立在临摹、写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客观物象的准确的把握能力，就不可能进入到“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的境界。张大千恰恰把握了这一点，因而他能成为大家。
在这次“秋英会”上，张大千结识了当时被誉为“江南才子”的年轻诗人射玉岑和郑曼青。
谢玉岑出身常州武进的一户书香门第，“少工骈体文，于篆分书亦自有天分”，是位多才多艺的文人画家，诗词、文章、书画样样精通。尤其他的诗词，恻艳清新，颇得时人赞誉。与大千相识后，很快二人就成为知己。谢玉岑欣赏张大千的画，张大千敬佩谢玉岑的诗。张大千经常向谢玉岑请教诗词之道，受其影响较大。早年张大千在自己所画《天女散花图》上曾题词：
天风吹不断，若娇红飘堕，愁沾怨瑟。云赏拥翠骈，无奈风恬鸾懒。月姊相逢，曾记得霞绡亲剪。病起维摩烦恼，依然鬓丝羞晚。谁念春光回换，叹几度随潮，泪痕同散。一榻枯禅，任世间儿女，梦葱魂倩。触处花空环佩杳，歌尘栖遍。尽有情缘，弹指余香未浣。
与谢玉岑之词同出一路。
30年代前后，张大千的很多题画诗词均出自谢氏之手。
1934年，张大千赴北平开个人画展，谢玉岑在病中非常想念他，曾为诗云：
半年不见张夫子，闻卧昆明呼寓公。
湖水湖风行处好，桃根桃叶逐歌逢。
吓雏真累图南计，相马还怜代北空。
只恨故人耽药石，几时韩孟合云龙。
谢玉岑病重之时，住苏州的张大千每隔一日便往常州一次，每次必为谢玉岑作画。情谊之深令人感动。可惜天不假年，1935年，年仅37岁的谢玉岑病逝，大千痛失良友，嗟叹不已。
1925年7月26日，黄凝素生次子于松江，取名心智，又名雅弗。
秋天，张大千首次个人画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行。此次画展共展出作品100 幅，是大千在一个月内精心绘制成的，题材涉及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展览获得了成功，100 幅作品3 天之内被预购一空。这次画展，李祖韩、李秋君兄妹二人给张大千以很大的支持。
首次个展的成功，给了张大千以极大的鼓舞。第二年春天，张大千在上海《申报》上登了题为《张季猨卖画》的启事，决定挂笔单卖画，称：
猨幼研六法，不敢自为有得。人多不厌拙笔秃墨，未乾而追呼，有若逋负不及。定例取予，不无范枯。自今以始，欲得猨画，各请如直，润格存上海派克路益寿里佛记书局及各大笔店……〔9 〕从此，开始了职业画家生涯。客观他说，此时张大千还是以假石涛著名的，他自己的画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独具面貌的画风尚未形成。
1926年，张大千在上海广交朋友，谈画论诗，通过不断学习，在古画鉴赏、临摹上已颇有造诣。他曾奉曾熙之命，为先师李瑞清画像，得到曾熙、吴昌硕等大家的好评。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张大千终身难忘的事。
20年代，上海的一些文人颇好博戏。所谓博戏，就是赌博，“诗钟博戏”，即打诗谜，持条。青年时代的张大千亦好此戏。
当时上海滩有一个颇为知名的江紫尘，名叫江梦花，行四，人称江四爷。
此人在前清曾捐过一个小官，当过两江总督的“文巡捕”，因而结识了后来在上海做寓公的遗老，如当过末代皇帝溥仪太傅的陈三立，伪满的伪总理大臣郑孝胥等等。江紫尘设诗钟博戏社，陈三立、郑孝胥等人是常客，这几人均为同光体以来诗坛的领袖。张大千“无日不往，无日不负”，亦在情理之中。
一天，张大千怀揣家传的王羲之所写《曹娥碑》前往诗钟社。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碑帖，“上有唐人前后题名，前为崔护、崔实、冯审、韦皋四人；后为杨汉公、王仲纶、薛包三人。而王书久佚，项子京、成亲王先后所藏，并有详跋。”〔10〕这一夜，张大千入局大输，所带现金输光后，便向江紫尘借钱，屡借屡输，转眼便已借了1000余元，于是江紫尘大笑着说：“此卷其归我乎？再益二百可尔！”没有办法，大千只好将《曹娥碑》交给了江紫尘。一夜之间将家传的宝物输掉，令张大千十分后悔，他下决心戒赌，终此一生，他再也没进过赌场。他还严诫门人、子女不许赌博。
三上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西南部。明代徐霞客曾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构成了奇、险、深、幽的奇景。云海是黄山的一大奇观，在玉屏楼观前海，清凉台观后海，白鹅岭观东海，排云亭观西海，光明顶观天海。曙光初照，云海被渲染成五光十色，令人陶醉。晨风吹来，云海瞬息万变，绚丽灿烂，分外动人。此外，玉屏楼和迎客松、光明顶看飞来石、猴子观海、梦笔生花、天都峰、莲花峰、始信峰及西海排云亭，都各有特色，别具一格。古往今来，引无数诗人墨客为它吟诗泼墨，黄山成为他们的创作源泉之一。正如张大千所言：“画家与黄山多具夙缘，其中最杰出的是渐江、石涛、梅瞿山。渐江得黄之骨，石涛得黄山之神，瞿山得黄山之变。这三位画家，虽草草数笔，亦无一笔不与黄山契合。”张大千在拜曾李二人为师以后，几年里刻苦研习古人作品，眼观手摹，画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他总觉得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还远远不够，提起画笔，总有前人的遗迹，这一笔是石涛的山，那一笔是八大的荷……为什么画不出独具自己面貌的山水呢？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在于强调读书、实践对于丰富一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有无建树的关键。明人董其昌在谈到绘画的气韵时说：“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也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11〕张大千意识到，学画仅仅是苦读书、师古人是不够的，还要师造化。师古人和师造化是历来画家所遵循的金科玉律，而师造化尤为历来画论的中心主张。师古人、师造化的问题上，张大千有着明确的认识，他曾向京、沪两家笔店订制一种画笔，名曰“师万物”，可以看出他在学习传统技法之外，对于艺术源泉的重视。
北宋有位画家范宽，在山水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早期山水画师法荆浩、李成，虽得精神，但总感“尚出其下”，不能脱出前人窠臼，后来领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的真谛，于是深入到关陕自然山水之中，卜居于终南太华诸山，朝夕体察“云烟惨淡风月难霁之状”，“虽雪月之际，必绯徊凝贤”，观察酝酿，对山水形象有深厚的了解和感受。因此他的山水画体貌，师前人而不同于前人，独成一家之体。
石涛亦云：“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只有这样，“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12〕
于是，张大千决定到大自然中去，体察生活，汲取营养。他自撰了一幅对联“结茅因古树，移榻对青山。”1927 年5月，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子第一次游黄山。
自清朝乾隆嘉庆以来，黄山逐渐荒芜了，道路崎岖，攀登困难。张大千出资雇佣十多位工人与他们同游。工人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走停停，在山中停留数月，“历前澥，下百步云梯，穿鳌鱼口，度天海，入后海，观文笔生花，登始信峰，境益奇，路益险，峰下怪石无数，削物赋形，不可名状，山志称为散花坞。”〔13〕登临黄山绝顶光明顶，观日出，看云海，张大千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不到黄山，不亲眼看到黄山云海，谁会相信天地间竟有这样的云海，谁又画得出这样的云海呢？”
于是挥毫画成《黄山云海》一幅，并题诗道：“蓬池几回干，桑田几番改。谁信天地间，竟有山头海。”黄山之行，令大千眼界大开，他体会到：“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根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获，山水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畜都是一样。”〔14〕此后，他不断外出游历，深入生活，在50岁前，他几乎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黄山、衡岳、华山、泰岱、峨眉、青城以及江南楚粤、桂林、罗浮等等山川名胜，无不有他的画痕足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他能游历那么多地方，饱饫祖国山水之美，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前代画家是不多见的。正是由于他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和了解，在寓居国外的多年中，他凭惊人的记忆，画出了多幅令人惊叹不已的祖国锦绣江山。
张大千的好友、诗人乔大壮曾说：“大千之言曰：‘画家当以造化为师。’既诞自天彭井络之邦，故与水色山光，日相狎接；春秋方富，游涉无厌；五岳之余，加以浮海，名山大川之英灵奇秀，骈俪盘郁，奔赴腕底，自然得之。……至奇绝胜之境，一有会心辄登粉本，综其行塍所得，实大有超轶前贤者矣！”〔15〕登临名山大川，是张大千山水画艺术的重要源泉。
初游黄山，黄山之奇留给张大千深刻的印象，身处其间，他领悟了画之真谛。
“要领略山川灵气，不是说游历到那儿就算完事了，实在是要深入其间，栖息其中，朝夕孕育，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譬如画山，要了解南北气候的不同，土质的各异，于是所生的树木，也就迥然不同。因此种种关系，山石的形成，树木的出枝发叶，一切一切，各自成就它的姿态。如画花卉，有向阳者，有喜阴者，向阳者必定要有挺拔的姿态，喜阴者必定有荏弱的意态”，“因此必先要体察自然，才能表现自然。”〔16〕
游黄山归来，张大千和张善子画了多幅反映黄山风光的作品，并作诗咏叹，其《光明顶山水》诗曰：
旷绝光明顶，天南四望空。
谁去孤啸处，身在万山中。
呼吸风雷过，巑岏日月通。
仙踪如可接，何必梦崆峒。
张氏昆仲所画黄山深得时人赞许，许多名诗人为其所画黄山题诗。其中叶恭绰题张善子《黄山图》道：
搜尽奇峰供草稿，天成圣手苦瓜僧。
脱胎换骨真元在，造极登峰老尚能。
1931年9月，张大千与张善子、门生张旭明、吴子京、慕凌飞二游黄山。
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先至杭州，然后雇舟溯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而上，沿途饱览名胜。至街口舍舟步行，经歙县、丰溪、谭渡、方村、汤口而入黄山。观天都峰、莲花峰、莲蕊峰、始信峰、文笔生花、清凉台、鸣弦泉、人字瀑、慈光寺、文殊院等名胜古迹，穷前后海之胜，经月乃归。”〔17〕二上黄山，张大千携带一架三脚架座式照相机和一架折叠式手照机，亲自拍摄黄山风景照片300多张，请摄影师邹静生冲洗放大，精心挑选出最得意之作12幅，到上海专门制成珂罗版，亲自设计封面，印成画册。其中《蓬莱仙景》（即黄山云海），后曾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之摄影金质奖。
此次游黄山，张大千还写生多幅，并作诗数十首，其中有：
莲花峰
特立三千仞，亭亭瞰大荒。
污泥原不染，云水自生香。
落瓣兰舟大，结根玉井长。
韩公殊可笑，十丈漫张皇。
桐庐
危墙高挂月如梳，红紫遥分落照馀。
灯火千家鸦万点，乱山明灭过桐庐。〔18〕
诗人柳亚子对张氏兄弟再游黄山赠诗赞道：
蜀国双髯并世英，元方磊落季方清。
世间蛮触关何事？一笑黄山顶上行。
1935年秋，张大千同徐悲鸿、吕斯百等人三游黄山。
张大千一生游历遍及祖国名山大川，奇观美景可谓见之多矣。但始终觉得黄山第一。他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海数百里方圆，无一步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他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19〕曾刻有“三上黄山”印章，以表情怀。黄山成了他一生画不完的稿本。1934年，张大千与张善子在南京中华路中华商场举行“张善子、张大千昆仲黄山画展”，共展出二人所画黄山风景约百幅，善子以画虎为主，大千以山水为主，所画之景，皆烟云缥渺，变化万千，倍受画坛人士及观众赞赏，日本画人推崇张大千为“现代黄山画派始祖。”1927年秋天，29岁的张大千应日本友人邀请，从上海出发前往朝鲜游览金刚山，在此与一位朝鲜姑娘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位朝鲜姑娘姓池，名春红，大千称她为春娘。春红姑娘年仅15岁，家穷困，时为艺妓，美丽聪明，能歌善舞，略通书画。春红每日到大千画室牵纸磨墨，看大千作画，对大千的画艺极为倾慕，而大千则喜她清纯可爱。语言不通，二人就以画传情。大千曾写诗并序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韩女春娘日来旅邸侍笔砚，语或不能通达，辄以画示意。
会心处，相与哑然失笑，戏为二绝句赠之。
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
砚角眉纹微蓄愠，恹他俗客乱清谈。
夷蔡蛮荒语未工，又从异国诉孤衷。
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清描意已通。〔20〕
二人情意相投。光阳似箭，转眼春节在际，张大千很想将春红带回国内，于是把他与春红的合影寄给了夫人黄凝素，并附诗云：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见狂。
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
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其后，张大千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春红留在朝鲜。张大千赠春红一本册页。诗曰：
盈盈十五最风流，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绿荫结子似福州。〔21〕
又跋云：
客舍无俚，春娘日来试几砚，意有未答，以画询之，会心处辄与哑然笑，因缀截句于画末，亦客中一段因缘也。二人依依惜别，大千出卖画之资，助春红在朝鲜开了一家小药铺谋生。
第二年，张大千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日本东京鉴赏一批中国书画，不幸染重感冒住进京桥中岛医院治疗，病榻上收到春红情意绵绵的来信，百感交集。遂假借春红口气作《春娘曲》一首，诗前写了一段短序：“春娘书来，凄婉欲绝。予因隐括其辞，译为长句都二十韵，仍名之曰《春娘曲》。”诗曰：
朝出辽阳城，暮过信阳市。
奔车轳辘断人肠，载郎一日行千里。
渡海难禁破风浪，黄月照人薄如纸。
生小不更别离难，凄厉何为至于此。
灯昏无焰写满笺，下笔竟从何说起。
相思相望空复情，顺时自保千金体。
与君未别讳言愁，一别撩人愁乃尔。
红泪汪汪不敢垂，归得空房啼不止。
望断蓬山几万重，隔来东海一泓水。
敢怨箫郎爱远游？毋书迟不谅人只。
柳丝早许结同心，嘉木生来自连理。
愿共朝云侍长公，犹堪几案供驱使。
旧事凄凉不可论，妾身本是良家子。
金刚山下泣年年，铜雀悲深亡国妓。
舞腰无力媚东皇，倩影惊回春梦里。
攀折从君弃从君，妾心甘为阿郎死。
泪点斑斑纸上看，梦魂夜夜君怀倚。
私语喁喁恨未通，裙开半解空传喜。
镜台已毁旧时妆，脂粉消残瘦谁似？
问郎何日得归来，寄我平安一双鲤。
戊辰十一月十日书于日本东京京桥之中岛病院。”〔22〕
病愈后，张大千立即赶赴朝鲜，与春红相聚。张大千与春红一年一聚，持续了7年，直至抗战爆发才中断。1939 年，池春红在朝鲜被日军杀害，尚不满30岁。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才得此消息，伤心至极，出资请友人江腾陶雄在朝鲜为春红立碑，亲笔写下“池凤君之墓张爱敬立”。
张大千一生风流倜傥，妻室情人可谓不少，但真正称得上知己的只有李秋君，谈得上儿女情长的只有池春红，一直到晚年，对池春红的思念不减。
1978年，借画展之机，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大千前往春红墓前祭扫，了却了自己一生的心愿。
三十而立
1928年，张大千30岁。学画旁及古代诸名家的同时，最爱仍是石涛。2月，张大千画《临石涛设色山水手卷》，这是他仿石涛画具有代表性的一幅，1972年美国举行“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时，被列为第一幅展品。其上有题：
“石公此卷，着墨无多，创境幽邃，有非石谷子所能。王司农称：大江水南当推石涛为第，信非虚语。岁戊辰二月二十三日灯下临此，并书东莞陈白訇和诗其上，大千居士张爱。”
在另一幅《仿石涛山水轴》上，张大千还题道：
“石涛之画不可有法，有法则失之泥；不可无法，无法则失之犷。无法之法，乃石涛法。石谷画圣，石涛乃画中之佛也。”此乃学石涛的多年总结。
此时的张大千和他的二哥张善子一起住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的一座二层楼房里，名画家黄宾虹住在他们楼上。张善子画虎的名声已远近传闻，张大千的山水画也颇受人们好评。张大千还是上海鉴别石涛作品的专家，每天慕名请他鉴定画的人很多。一日，一个“地皮大王”请张大千鉴定一幅石涛的山水画。经认真赏析，张大千认定其为赝品。不料对方勃然大怒，诬告张大千把他的真迹藏起来，另外临摹了一幅给他，扬言要对张大千报复，并唆使流氓恶棍到大千寓所寻衅闹事。无奈，在朋友浙江嘉善人陈士帆、陈德馨父子的建议下，决定迁往嘉善小住。
嘉善离上海很近，交通方便。张大千离开上海，与张善子同迁至嘉善城内南门瓶山街141号陈士帆新建“来青堂”内。
在嘉善期间，张大千身穿宽大的长袍，足登方口方头的道士布鞋，富有张氏特征的又黑又亮的胡须、已蓄有一尺多长，被当地人称为“年轻的美髯公”。张大千喜欢交往，待人热诚，很快来访的书画爱好者不绝于道。张大千经常以书画相赠，兴致来了还会亲自下厨，为客人端上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大千喜吃厚味荤菜，鸡鸭鱼肉皆好，尤喜吃桂鱼和草鱼，不但他的厨师技艺高超，他自己的烹饪技术也令人拍案叫绝，“大风堂”的菜，非一般可比。在嘉善，张大千留给人的印象是“厚道、慷慨、善良”。〔23〕在嘉善的几年，张大千继续研习字画，不但画山水，也画花鸟、仕女。
在嘉善城里有一座梅花庵，是“元四家”之一吴镇晚年隐居之地和安葬之所，保留有吴镇手迹和历代书画家留下的题匾、碑刻等实物。张大千经常去拜谒，认为观赏吴镇遗墨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这就是张大千的学习态度，随时随地汲取一切有营养的东西为己用。
1929年，张大千31岁。春天，画了第一幅自画像，即《大千己已自写小像》，因其正好步入而立之年，所以这幅画又名《三十自画像》。画上的张大千长髯垂胸，目光炯炯，侧身、拱手立于苍松之下，颇有名士风韵。此时的张大千已负盛名，是画坛闻名的收藏、鉴赏和临摹石涛的名家，所以有不少当时文坛画界的前辈、名家在这幅画上题跋。其中有曾农髯、郑午昌、杨度、黄宾虹、溥心畬、叶恭绰、陈散原、郑曼青、谢玉岑、谢稚柳、吴湖帆等32人。杨度题道：“秀目长髯美少年，松间箕坐若神仙。问谁自写风流格，西蜀张爱字大千。”散原老人题：“挺立孤撑两写真，劫灰尽处对鳞峋。浮天松气吹魂梦，认是峨眉顶上人。”黄宾虹的题跋是：“欧阳永叔年方逾冠，自称醉翁。今大千社兄甫三旬而虬髯如戟，风雅不让古人，观此自写照，尤为钦佩不已。”张大千一生曾画过多幅自画像，他不是象西方画家那样对镜写生，而是运用中国绘画的传统方法，兼工带写，极精练地勾勒出自己的精神风貌，形成兼备。他的自画像，是其心目中自我形象的写照，也是其自信、洒脱性情的反映。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画自己，这在中国的名画家中是不多见的。
3月，张大千被聘为全国美展干事会员，负责审查送展作品。由此结识了徐悲鸿和叶恭绰，这是张大千朋辈中对他艺术上影响较大的两个。
叶恭绰，生于1881年，卒于1968年，中国现代书法家、美术活动家、收藏鉴赏家，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祖籍广东番禺。他出身于仕宦家庭，家学渊源根深。自幼诵读诗词，习字学画。曾从政多年，任过交通总长。后摆脱政务，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工作，致力于古代美术的保存和青年美术家的培养。他的书法遒劲有力，作画以画竹为主，画风秀逸潇洒，直抒胸臆。
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叶恭绰都给了张大千以很大的帮助。
叶恭绰很欣赏张大千的绘画，但并不是一味地赞美，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他在张大千《三十自画像》上题道：
未妨俊似六朝人，陶冶宗工下笔亲。
戒体有时防败道，空囊从古不忧贫。
填胸五岳犹行脚，极目千秋好置身。
异代孙阳知有在，漫随凡马走埃尘。
“填胸五岳犹行脚，极目千秋好置身”，便是希望大千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才能丘壑内营，方能找到立足之地。
张大千在二三十年代虽以仿石涛名噪一时，但同时也兼善花卉、人物，在人物写生、传神方面尤为突出，特别是仕女画。张大千的仕女画，最妙的是画中仕女能与观众息息相通，脉脉传情。因此叶恭绰对他说：“人物画一脉，自吴道子、李公麟后己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之诡谲，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力劝他放弃花卉山水，专攻山水，振此颓风。张大千虽然没有完全接受叶恭绰的意见，但是他认为，40年代初期，他之所以“西去流沙，寝馈于莫高、榆林二石室者近三年，临抚魏、隋、唐、宋壁画几三百帧，皆先生启之也。”〔24〕
1932年至1936年，是张大千与叶恭绰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间，他们当时同住苏州网师园。张大千在《叶逻庵先生书画》序言中记载了特别有趣的事：
先生与予同寓吴门网师园，共数晨夕者近四年。已而先生购得汪氏废圃，葺为履道园，仍无三日不相过从。见必评论古人名迹山水名区，以为笑乐。
一日，先生忽欲作画，即就予案头扫竹一技，予大惊，诧以李蓟丘、柯丹丘复起！于是日益精研。求者岔集。先生殊自矜贵，不轻应人，而予所得独多，俱藏于吴蜀两地，未能携出。先生极赏予长短句，以为得坡翁神韵。予对以未尝研读坡翁乐府，何得而似之耶？先生笑曰：“果尔则山川之气所钟耳！”先生继谭复堂为广箧中词，且以拙制滥厕其中，先生之奖掖后进如此。
叶恭绰为人忠厚、爽直、乐于助友，这一点让张大千终生难忘。1936年，曾友贞病危时，向张大千问起祖传的《曹娥碑》，令大千焦急万分。当年张大千输掉的《曹娥碑》，几经辗转到了叶恭绰手中。叶恭绰听说此事后原物璧还，令大千感动万分。多年后，大千以德报德，以合作绘画的方式，帮助在抗战中倾家荡产的老朋友度过难关，可以称得上是一段艺坛佳话。
1929年4月，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张大千有数幅作品参展。自1925年张大千首次个展成功，张大千居上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往来于全国各地，游历名山大川，体会自然美景，丰富了修养，绘画渐显自己的面貌，先后在沪、宁，杭等地举行个展，颇得赞誉，但张大千并没有满足，他在《大雄山最乘寺之杉》长卷上题诗曰：
新凉透中毛发寒，攒眉合眼鼻孔酸；疏襟飘飘不复暖，饱风双袖何其宽。
我欲赋归去，愧无三径就荒之佳句；我欲江湖游，恨无绿蓑青笠之风流。
学稼兮，力弱不能供其耒耜；学圃兮，租重胡为累其田畴。
进不能有补于用，退不能嘉遁于休。
居易行俭，从其所好，顺生佚老，吾复何求矣！〔25〕
诗以言志。此诗表明了张大千对自己的分析以及今后的打算。
冬天，张大千与张善子在上海合绘《十二金钗图》，后请曾髯题辞于其上。曾髯曾作《张善子小传》记载了这件事：
季爱居门下，一日，持善子所为十二金叙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辞”。季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
踞者、立者、渴饮者、怒者、媚者，极数变态，皆异想天开，嗟乎！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者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乎张生，何讽世之深耶！可惜此题后不久，曾髯便因病去世，张大千倍觉伤心，在曾髯生前所作《秋江图卷》上题诗云：
但作上海人，不为上海鬼。
绝笔犹题归未归，此恨绵绵隔湘水！
子鹤所持秋江图，乞我题诗书纸尾；婆娑热泪不成行，每忆师友若异世。
十载门墙感语深，视我如弟如骄子；衣钵愧传恩未报，展卷凄然痛欲死！
老笔由来夺一峰，藏垢纳迂戏言耳；衡岳高高不可攀，呜呼心丧易能已！
表达了一片深深的感念之情。
1930年2月3日，曾正蓉在上海生下婚后十年的第一个孩子，此女取名心庆，又名百祥。
3月6 日，黄凝素在上海生女心裕，又称复得，这是黄凝素生的第二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生于1927年2 月16日，取名心瑞，又名拾得。1931年10月10 日，黄凝索又生子心一，又称保罗。
张大千非常喜欢孩子，是一位关心、爱护孩子的慈父。1931年3月，张大千偕夫人黄凝素赴大连旅游写生，忽闻在上海的长女心瑞大病，他焦急异常，立刻让夫人返沪照料，并赋诗曰：
三岁吾娇女，爱怜如左思。
存亡未可卜，去住定何之。
万里归慈母，千金市国医。
远凭先世泽，应得免凶危。
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1932年，张大千34岁。5月6日，徐悲鸿、吴湖帆、郑曼青、郎静山、谢稚柳、李秋君等人前往张大千在沪寓所祝寿。席间，大千乘兴画了一张《自画像》。画中大千站在画案后，浓髯飘在胸前，眼睛前视、好象正在构思笔下作品。此画得到大家的赞誉，徐悲鸿当即提笔赋诗一首：
其画若冰雪，其髯独森严。
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26〕
张大千获得了同代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注释：〔1 〕〔5 〕〔13〕〔17〕〔22〕〔25〕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28、37、46、61、51、54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 年12 月版。
〔2 〕见《张氏家乘》，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31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 〕《逸经》第22期。
〔4 〕〔16〕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68—69、92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6 〕《张大千书画集》第三集，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
〔7 〕〔8 〕王智圆《缅怀吾师》，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9 〕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98页，辽宁美术出版社。
〔10〕〔24〕见张大千《叶遐庵先生书画集序》。
〔11〕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12〕《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
〔14〕见张大千《画说》。
〔15〕引自黄苗子《张大千的艺术修养》，载于《张大千的艺术》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10月第1 版。
〔18〕见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第322 —323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9〕江兆申《悼大千居土》，香港《大成》杂志第114 期。
〔20〕〔21〕见台湾乐恕人编《张大千诗文集》。
〔23〕闵三《张大千避难嘉善轶闻》，载《文化娱乐》1983年第9 期。
〔26〕杨继仁《张大千传》第133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第四章 五百年来第一人
结庐网师
1932年秋天，受友人张师黄邀请，张大千与张善子从上海西门路寓所迁到苏州网师园居住。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自南宋以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全国一直居于先进地位。自唐代以后，长江入海口逐渐淤积，海外贸易的中心从扬州下移到太仓和松江一带，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互影响，明清时期首先在这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加之明清时江南科举之风最盛，四出宦游的人归来，携回大量的金钱财货，形成了这一地区富庶繁荣的景象。其文化的发展也超过了全国其它地区，出现了不少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知名人物，收藏书法名画、古器物、珍本书籍，营建庭园之风也最盛。苏州以“花园之城”闻名全国，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四大名园，集中了江南园林建筑的精华，分别代表了宋、元、明、清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
网师园虽无四大名园之盛，但也颇有情致。
网师园位于苏州葑门十全街，原为南宋史正志万卷堂故址，又称鱼隐。
清康熙年间归瞿姓所有，又称瞿园。清乾隆时由宋宗元重建，借“渔隐”原意，自比渔人，故称网师园。进入民国以后，网师园归张锡銮所有，张师黄是张锡銮的儿子。张大千入住的时候，叶恭绰已住在网师园的后院，张善子即住在前院。
张氏兄弟在网师园一住便是4年多。张大千习惯于早睡早起。每日清晨，朝露未干，兄弟二人便在园中活动筋骨，打一趟太极拳，以饱满的精神，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张善子在园中养了一只乳虎，取名“虎儿”。张善子爱虎、养虎、画虎，人称“虎公”，虎儿是他的心爱之物，每日从上海运来新鲜的牛肉喂它，常年不断。而虎儿也颇通人性，从不伤人，吃饱之后，在园中自由游玩，纵跳扑剪，须臾风生，为张善子提供了各种写生形象。
张氏兄弟在网师园看石、看水，望月、观花，谈书论画，还经常与苏、沪文人、画家往来唱和，别有佳趣。
1933年，张大千35岁。
春节到了，张大千和张善子邀请前辈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叶恭绰在网师园欢度春节，当时在座的还有《吴县日报》副刊编辑薛慧山。薛氏年尚未满20，面对前辈名家，颇感拘束。细心的张大千发现后，在谈笑之中，特地向座上诸位前辈介绍道：“这位薛先生年纪最小，但写起书画评论来，倒是一支敢言的健笔。后生可畏，谁都逃不了他的品评月旦呢！”〔1 〕张大千的鼓励，使薛慧山不再拘谨，胆子大起来。张大千待人谦和，尤其对后学总是鼓励、提携。席终前，张大千又亲自下厨，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酸辣鱼汤，众人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张善子牵来虎儿给薛慧山偎抱，众人在网师园那棵卧龙似的老松之畔合影留念。从此，薛慧山和张大千成了朋友，他们在一起谈诗论画，二人还常合绘画作，题款写成“慧山、大千合作”。
张大千待人谦和，古道热肠，深得称道，结交下了很多朋友。拜在“大风堂”门下的弟子也越来越多。此时，已有胡若思、莫泉宗、吴子京、章述亭、刘力上、曹逸如、胡爽盦等一批青年人慕名拜张大千、张善子为师。
张大千教授弟子，很有自己的办法，他不是让弟子坐得规规矩矩听他讲课，而是让学生侍立案头，看他作画，他边画边教，从艺术修养、深入生活、用笔、临摹、创作到研色下胶等等，无所不教，而且对于画室中悬挂和收藏的古画，均指导学生们学习观摹，并分析讲解。可以说，张大千传艺从不留诀窍儿，他把自己学画所积累的经验，无保留地传给了弟子，师道可赞。
谈起中国画的技法，张大千如数家珍。他说：“中国画最宝贵的艺术特征，是笔墨。笔、墨、纸三种特殊材料，是构成中国画特殊风格的要素，这是为中国绘画所独有，和其他各国区别最大的特征。从描写技巧讲，中国的圆锋笔具有特定的功能，勾勒起来，横、平、曲、直，卷、曲、飘、举，莫不如意，比起扁笔方便多了。制墨，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宝贵遗产，古代制墨，号称“万杵’，其意义是把烟子和胶质捣得极度精细、极度融合而制成的。磨完作画，才能光泽焕发，色度秀润。生宣纸对于国画墨色更有‘相辅相成’之妙，画笔蘸上墨汁，画在生宣纸上，立即渗化，出现一种荫荫渗渗、滂沱华滋的韵味。这就是三种功能相互适应的效果，有修养的画家，运用他们纯熟而酣放的笔法，借着淋漓生动的墨汁，表现出山色空濛、林木蓊郁、烟云变幻之奇，使作品呈现文学化韵律化的意境。”〔2 〕关于用墨，张大千也有自己的看法：“墨色是借着胶汁的浮力，在宣纸上向前渗化，胶小则墨色干枯而晦涩，胶大了则墨色失去了气韵，生宣胶水与墨汁是互相交融，起着关键的作用。”〔3 〕关于使用颜色，张大干认为：“绘画，不但用墨讲‘水法’，用色何尝没有水法呀，使用石青石绿，兑胶的成分要恰当，水分的大小，决定于色泽的鲜明与否，笔锋蘸上石色敷于山峰树石之上，薄、厚、干、湿要适量，敷色之后，山峰的色泽，看上去水汪汪的，而勾勒和皴法的笔痕，依然看得清楚，总之，不是一味厚涂。唐寅、仇英用石色很高明，尽管涂得很薄，看来却觉得明丽动人。”〔4〕深入浅出的讲授，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进步很快。
在网师园期间，张大千沉酣于石涛画迹的同时，遍搜古代名迹，收藏颇丰。他研究古人作品，常将作品挂于壁上，先对画中全局玩索再三，于古人精神流动处，静静地心领神会，才站起向纸上直笔空勾，飕飕地如蚕虫食叶，得心应手，神而化之。“他所临的石涛，并不太求形似，随时有所删略，有所发挥，有所创造。又眼看他仿八大、仿青藤、仿松雪、仿云林……就那么轻轻松松地一下子来个遗其貌而袭其神。”〔5 〕在“师古而不泥古”的研究中，张大千自己的画风形成了，他的绘画艺术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走向世界。
5月10日，由徐悲鸿组织筹备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公各尔广场的国立外国美术馆正式开幕。举行开幕式时，法国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及各界著名人士三千多人，前来参观和祝贺。画展期间，展览目录印至三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赞扬评论达二百余篇，观众达三万人以上。
英国、西班牙，甚至远达美洲，都有文章和报导，中国绘画在欧洲引起了强烈震动。展览闭幕后，法国政府购藏了15幅中国画，有徐悲鸿、齐白石、高奇峰、郑曼青等人的作品，张大千的《金荷》也在收藏之列，并在国立外国美术馆辟专室陈列。其后，“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应邀又前往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等国展出，张大千的《江南山水图》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
这是张大千的作品第一次在国外展出。这次展出，使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文明和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正如徐悲鸿在1936年撰写的《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中所言：“吾此次出国举行中国画展，曾在法、比、德、意、苏展览七次，成立四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院及大学，总计因诸展而赞扬中国文化之文章杂志达两万万份。”〔6 〕徐悲鸿曾说：“张大千的荷花，为国人脸上增色。”荷花图是张大千绘画中之一绝。因此，《金荷》一图被购藏，是很自然的。
张大千作画，从不画自己不了解、不熟悉、不热爱的事物。他说：看物，不能一览而过，从表面看看了事。要深入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蕴藏胸中，呼之欲出，才能笔放心闲，心手相印，随心所欲，涉笔成趣。对荷长期的观察、培养、熟悉，是张大千画荷的基础。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被人誉为纯洁的象征。宋代学者周敦颐曾写下一篇有名的“爱莲说”的文章来赞美荷花：“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著。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古往今来，它更成为画家画之不尽的好题材。张大千喜欢荷花，爱荷花，每到一处都要种荷花，他在网师园种过四面观音，在台北种碧莲……只要听说哪里的荷花品种好，即使交通不便也不辞辛苦常步行或坐鸡公车前往观赏。
旅居北平，则借居颐和园听鹂馆，每日漫游湖畔观察荷花。他爱荷花色彩娇艳，更喜荷花秉性高洁。每当盛夏，他经常信步荷花池边观赏，研究荷花浴日、舞风、过雨的各种姿态，并把它深深地记在脑海中，于是下笔如有神，随心所欲，深得池塘清趣。
张大千画荷的成功，还在于他认真学习前人名迹。他学习唐宋元各代的金碧重彩画荷，又学石涛、八大的墨笔写意画荷，他的写意荷花，把石涛、八大二家之法融为一体，凝聚了石涛的苍莽、八大的浑厚，而成自己一体。
张大千根据荷花在风、晴、雨、露中的不同的美妙姿态，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法。如画风雨中的荷花，用大写意单一墨色挥洒自如；写荷塘莲叶在风中飞舞。用浓淡墨勾出朵朵白莲，迎风袅娜姿态万千。他的写意荷花疏密有致，层次分明，人称一绝。他用生宣以水墨淋漓写意笔法，趁湿勾画，利用生宣渗水效果画雨中荷花。别有趣味。他以工笔重彩画法，在金笺上以“雕青嵌绿”的画法画荷花、翠田。荷叶配上艳丽的朱红荷花，用赤金勾花脉与花蕊；金笺底子表现出金灿灿阳光，正如杨万里诗中所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夸张的手法描绘荷花浴日的富丽之景。他用勾勒与没骨相结合方法，以极淡雅的植绿和淡粉红，画带露凝香的清晨荷花，犹如烟波出浴的佳人。以娇嫩清淡色彩表现了在晓雾烟渺中初放的荷花，使人看后心旷神怡。还有用水墨与重彩结合，兼工带写的方法画荷花，浓淡墨画叶配朱红花。再加上一两株小朵白慈菇花，使画面既凝重又艳丽，更加和谐，艺术性也更强。他画荷花最喜欢撇上几笔长叶蒲草或配一两棵三尖叶的慈菇花。以破大片荷叶之整。白色小慈菇花衬托大朵艳丽荷花，对立统一，更显荷花之壮丽。
张大千的墨荷尤其与他人画法不同。“他常用草书笔法为之，行笔奔放，一气呵成。特别是画荷花梗子，以圆笔中锋，一泻数尺。有时画案较窄，他则叫人将纸向前方牵去，一笔由上往下，随着一笔由下往上，涮的一声两笔相交，毫无接痕，这种神来之笔，令观者咋舌。”〔7 〕张大千所画荷花图中，通景屏荷花堪称一绝，小的数丈，大的十丈有余，真是气势磅礴，使人如身临池塘有烟波浩森之感。1962 年，张大千曾在法国以六张“丈二匹”纸画了一幅通景屏，表现了辽阔荷塘，气势磅礴。他以这一张画在巴黎开了一个画展，震动了世界画坛，使欧美人认识了中国画的精湛技艺。
1933年冬天，张大千应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画学会在稷园（今中山公园）举办的秋季联展。在这次展览上，张大千展出了《仿石溪山水》，《墨荷》、《白描天女散花》三件作品，颇受北平画界好评。同时展出的还有张大千与于非闇合作的《仕女扑蝶图》，没有想到这幅作品，却在北平引起了轩然大波。
于非闇（1888—1959年）名照，满族人，自幼随父学画习字，毕业于北平满蒙师范学堂，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工书善画能治印，尤善画花木禽鱼、兰竹水仙，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时任《北平晨报》文艺副刊《艺圃》的专栏编辑。自20年代末与张大千结识，二人很快成为挚友，只要大千在北平，二人便形影不离。二人经常一起游玩，品茗听戏，谈诗论艺，并合作了不少作品，《仕女扑蝶图》是其中一幅。于非闇画了两只蝴蝶，张大千补简笔仕女执扇作扑蝶状，并题诗云：“非闇画蝴蝶，不减马香江；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在这里，张大千把于非闇比作明朝以画兰著称的女画家马香江，把自己比作素有“清狂”之画名的明朝“善山水，又善杂画，信手作人物，辄有奇趣”的郭诩。“徐娘”并无确指，但不想却引起了北平专工仕女人物的著名画家徐燕孙的误会。
《仕女扑蝶图》展出的时候，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与徐燕孙同观此画。
周养庵观后开玩笑地对徐说：“孙儿（当时北平老辈画家对徐之戏称），你看这幅画，是他们存心跟你开玩笑，徐娘者，就是指你徐燕孙也！”徐燕孙本来没有注意，受此一激，勃然大怒，认为是张大千存心对他公开侮辱，于是延请北平很有名气的梁柱大律师，具状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
几天以后，法院就给张大千发来传票。张大千接到传票后，开始还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听说是为这件事，禁不住有些气愤，心想你找大律师，我就找更大的律师。经与于非闇商量，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江庸为自己辩护。江庸曾代理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又担任过北平朝阳法学院院长，北方律师，多出其门下。徐燕孙聘请的梁律师正是江庸的学生。江把梁找到家中，斥之为小题大做，让梁从中急速调解，撤回诉状。于是这场笔墨官司也就烟消云散了。“官司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徐、张的积怨由此结下，并引起了长达二年之久的一场笔战。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成了张大千的代言人。徐燕孙在《小实报》上撰文挑战，于非闇在《北平晨报》副刊及画刊上发文应战。一个剑拔弩张，一个皮里阳秋；一个博古通令，一个议论纵横；一个要保持北方画派的传统，一个想引进南方画派的新风。正是在这场笔战中，张大千连年在北平举办画展，誉满京华；也正是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与张大千成了莫逆之交。”〔8 〕
年底，张大千返回苏州网师园，作画会友，深得其乐。
南张北溥
1934年，张大千36岁。
3月，张大千又赴北平旅游，借居颐和园听鹏馆。此间，张大千认识了一位名叫怀玉的北平姑娘，他多次为怀玉写像，并题诗道：“玉手轻勾粉薄施，不将擅口染红脂。岁寒别有高标格，一树梅花雪里枝。”他爱上了这位玉手纤纤的姑娘，很想娶她，但由于家里人的反对，只好作罢。
4月7日，黄凝素在网师园生子心益，又名心玉、蘧初。
6月，张大千赴朝鲜旅游，7 月返回上海。
8月，张大千再赴北平，在天桥爱上了天桥唱京韵大鼓的花绣舫。花绣舫名杨宛君，北京人，生于1917年。杨宛君家境贫寒，从小学唱大鼓，后在清音阁唱大鼓维生。据称杨宛君长得酷似唐伯虎笔下的美人，大千常以杨宛君为模特儿创造仕女，后几经说合，张大千纳杨宛君为三夫人。婚礼上，汤尔和赠联曰：“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成为京城传诵一时的佳话。于非闇曾撰《八爷与美人》一文记载，其中写道：
张八爷不久就要离平，总计他老先生今年来平两次，他的目的，至少也可以说是来物色模特儿。因为春天遇到了怀玉姑娘，她那一双倩手，真是使人陶醉呀。张八爷画女人手，以轻倩之笔出之，大概得力于此。“罡风吹散野鸳鸯”，这是何等不幸的事呀？但是手已画得妙到毫巅，登峰造极，挥之使之，或不在此？唐伯虎画美人，是近代比较有研究的，八爷对于六如，自然俯拾皆是，今既得到唐六如的活美人儿来侍砚，那末张八爷不离平，何待？〔9 〕
这一段姻缘，源于大千对戏剧的喜爱。大千的一生，如果说第一爱绘画的话，那么第二恐怕就是戏剧了。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戏剧艺术中有很多是值得绘画借鉴的。比如“京剧之脸谱，系我国戏剧上之特征，艺术上的绝技，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者。我们应当研究、提倡、发扬光大，使世界各国均知我国能有在自己之面上绘画之高妙艺术。”“试想，仅拿几条极简单的笔画，几样极单调的颜色，能把一个剧中人的个性、年龄、职位，甚至于是忠、是奸、是好、是坏，完全活活的表现出来，使观众不须看剧本，便可知剧中之梗概，发生感情之激动，这是如何高妙的绘画！”他还曾借朋友收藏的1000多件戏剧脸谱临摹。张大千早年为听戏，身上未带钱曾当掉新衣买票，可见此情之真切。他不但爱看戏，有时高兴起来还穿戏装照相，因此，一生交下了许多京剧名家，余叔岩是其中的一位。
余叔岩是京剧“余派”的创始者，曾从谭鑫培等学艺，演老生，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世称“余派”。
张大千初次结识余叔岩是在1929年。5月他赴北京卖画，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余叔岩，二人一见如故，颇为投机。余叔岩见大千栖身长安客栈不便，就盛情邀请他搬到自己的家住，并说：“你画你的，我唱我的，一点也不碍事。”但大千考虑两人生活习惯不同，自己要早睡早起，而余叔岩晚睡晚起，甚至半夜里还要练嗓子，便婉言谢绝了。当时二人常去号称“北平第一名厨”的白永吉开的翠花楼去吃饭，每次都由白永吉配菜，而每次吃得都很尽兴。
因此有人戏言他们三人为“三绝”：”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朋友乐韵西为他们摄影留念，称“三绝图”：余叔岩手拿胡琴作自拉自唱状，张大千在中间作挥笔绘画状，白永吉拿锅铲作炒菜状。晚年张大千回忆起这段往事，曾笑道：“这哪里是啥子‘三绝图’啊，简直就是出我们三个人的洋相。”〔10〕
1934年9月，张大千与张善子合作《丹山玉虎图》送余叔岩。此图由善子绘一只玉虎，张大千补丹山碧坡，大红大绿颇为壮观。余叔岩得此画狂喜不已，连呼过瘾，称“比唱全本《四郎探母》还过痛！”这张画平日他不轻易悬挂，只有正月及十月他生日时才挂，足见其珍贵。张大千也自认为是与其兄合作之佳品。余叔岩去世后，《丹山玉虎图》流入香港一收藏家之手，张大千曾借此画参加1972年旧金山“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
9月，张大千在北平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在中山公园举行。此次展出的多幅作品，以其磅礴的气势，精湛的绘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其中一幅大金碧山水，大片白云用粉，峦头树木用大青绿，加上大片的泼金、涂金，富丽堂皇、光彩夺目。所摹唐寅仕女图，几可夺真，令人叹服。展出几日，所有作品便悉数售空。
张大千这次展览，以其迥异于北平画界的绘画风格、强烈的创造性，震动了北平的画坛，为保守的北平画界“吹进了一阵新风”，给当时的文化艺术界一种新感觉。
30年代的北平画坛，保守空气极为浓厚，山水画仍是四王、吴恽的天下，而人物和花鸟画，则标榜“法宗宋元”，讲究“无一笔无来历，无一笔无出处”的学风。虽有陈师曾等人力倡反对“四王”画派，但是“四王”从清初到清末已盛行260余年，影响遍及全国，“积习既久，流弊遂深，画道之衰，已达极点”，〔11〕传统绘画处在颓势。张大千在延续传统绘画上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他的传统功力是深厚的，远远高出了他的很多同代人。他和清末很多青年学画一样，都是从石涛入手，他对石涛山水内在精神的准确把握，在设色用笔上的分毫不差是令人惊叱的，但他并没有死在石涛身上，而是聪明地“把石涛一口气吞入腹中捣个稀烂，吐得出来，化作唐、宋、元、明千百作家”，〔12〕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对当时画坛的革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画展上，北平画坛对张大千的临摹工夫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1925年，张大千的“假石涛”就曾让北平的著名画家陈半丁大上其当，震惊了北平画界。
这次展览之后，到1936年，张大千在北平又举行了四次画展，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关洛画展”在“朔风怒号，寒风砭骨，自无人涉足公园”的隆冬季节举行，可画展期间，中山公园的“水榭东西南北四室，黑压压挤满观众”，足见张大千号召力之大。
1935年，于非闇在《北晨画刊》上撰写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南张北溥”的说法。
溥是指溥心畬，名儒，号西山逸士。满族人，清宗室，恭亲王之后。中国现代著名画家。他自幼学习诗文、绘画、书法。早年毕业于北平法政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檀寺，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历时10余年。后迁西山颐和园。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1949年迁居台湾，以鬻文与书画自给。
溥心畬善画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其山水学北宗，受马远、夏珪影响较多，复灵活变通，有自家风范。意境雅淡致远，俊逸出尘，结构严谨，笔法挺劲，并喜绘于绢地，染色层次多而淡。其花鸟画作品亦清逸雅静，较之山水，笔法偏于柔秀。家中养有猴、犬、虫、鸟，故对动物之描绘，颇为生动。溥心畬还长于草书，风格秀逸，得刚健婀娜之致。
1934年春，溥心畬曾在张大千《三十自画像》上题诗道：
张侯何历落，万里蜀江来。
明月尘中出，层云笔底开。
赠君多古意，倚马识仙才。
莫返瞿塘棹，猿声正可哀。
表达了他对张大千画艺的赞赏。二人结成了知交。
于非闇认为，“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为画道人赞赏，谓能大胆别创新意”，“他画的美人儿，少女是少女，少妇是少妇，而且少女美与少妇美，都有显然的区别。”当时北平画坛有许多画仕女的画家，虽然技法痫熟，但人物造型多千篇一律，脸型也多千人一面，比较起来，张大千却有高明之处。
与人物画相比，张大千的山水更胜一筹，大千所画关洛山水，“或作浅绛，或墨笔，写危岩峭壁，使观者如步山头，身临其境，非大千笔力，恐无能为太华写照。”〔13〕因此，“惟大千之画，要以山水第一。”当时在北平画坛上，溥心畬的山水画享有较高的声望，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溥是北方人，画风亦属北宗，而兼写南宗；张大千来自南方，画风属南宗，又兼画北宗。于非闇比较二人的人品、画品，得出结论：“张八爷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是图绘华贵的。论人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不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輓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14〕“南张北溥”一经于非闇提出，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大千画名渐高。
但大千自己却不这样看，他非常谦虚地说：“北方首推溥心畬，南方首推吴湖帆，这两位年事和艺术都比我高，我怎能与他们相比呢？”〔15〕在徐悲鸿盛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矣！”的时候，张大千没有卖弄自己超人的艺术天赋，也没有陶醉于世人的吹捧，而是兢兢业业，学得认真，律己甚严。他胸怀宽大，头脑清醒，自言：“我山水画不过溥心畬、吴湖帆、郑午昌、黄君璧；花卉翎毛我画不过于非闇、江慎生、谢稚柳；人物仕女，我画不过徐燕孙，还有李可染绘达摩渡江图，就比我画得好；兰竹荷花我画不过王个簃、赵云壑、郑曼青和唐云；至于画马，则首推徐悲鸿，还有赵望云；而且在上还有老一辈的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他们都远比我高，我怎当得起“五百年来第一人’之称。”〔16〕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使得张大千的画艺能不断提高。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为之作序道：
夫独来独往，啸傲千古之士，虽造化不足为之囿。惟古人有先得我心者，辄颠倒神往，忍俊不禁。故太白天人而醉心谢脁，吞纳画霸，独倾罗郎。此其声气所通，神灵感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大千以天纵之资，遍览中土名山大川。其风雨晦冥，或晴开佚荡，其中樵夫隐士，长松古桧，竹篱茅舍，或崇楼杰阁，皆与大千以微解，入大千之胸。大千往还多美人名士，居前广蓄瑶草琪花，珍禽异兽。盖以三代、两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沉淫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生于二百年后，而友八大、石涛、金农、华喦、心与之契，不止发冬心之发，而髯新罗之髯。其登罗浮，早流苦瓜之汗；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其言谈嬉笑，手挥目送者，皆熔铸古今，荒唐与现实，仙佛与妖魔，尽晶莹洗炼，光芒而无泥滓。徒知大千善画古人者，皆浅之乎测大千者。壬申癸酉之际，吾应西欧诸邦之请，展览中国艺术，大千代表中国山水作家，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令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国立博物院，为现代绘画生色。大千蜀人也，能治蜀味，兴酣高谈，往往入厨作羹饷客，夜以继日，令失所忧，能忘此世为二十世纪。呜呼！大千之画美矣！
1934年的一天，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来到张大千家，请他担任中大艺术系的国画教授。大千认为自己只会画画，讲不了课，“画画是没法教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如何讲课？”但罗家伦、徐悲鸿执意邀请。盛情难却，张大千只好应允，并提出几点要求：“要我站在讲台上说话我是不来的，我要坐着谈；还有，知之为知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先要向同学们声明，问的问题我可能回答不出来，有言在先，就莫见怪。再一件事，我要求给我一间房间，摆上画桌，再加张可以躺卧的睡椅，我的毛病是画倦了就想睡。上我的课不拘形式，同学们到我的画室来，我边画边谈。”〔17〕罗家伦和徐悲鸿一口答应了张大千的要求。于是，张大千就成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
张大千每周乘火车从苏州到南京为学生上两节课，主要讲授山水画的画法。在课堂上，张大千谈笑风生，边画边讲，透视、立意、创境、用笔、用墨……滔滔不绝，深入浅出，大受学生欢迎。他讲到透视时说：
中国画常常被不了解画的人批评说，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何尝没有透视？它的透视是从四方上下各方面着取的，现在抽象画不过得其一斑。如古人所说的下面几句话，就是十足的透视抽象的理论。他说“远山无皴”。远山为何无皴呢？
因为人的目力不能达到，就等于摄影过远，空气间有一种雾层，自然看不见山上的脉络，当然用不着皴了。
“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哪里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也是一样的，距离远了，五官当然辨不清楚了，这是自然的道理。所谓透视，就是自然，不是死板板的。从前没有发明摄影，但是中国画里早已发明这些极合摄影的原理。
何以见得呢？譬如画远的景物，色调一定是浅的，同时也是轻轻淡淡模模糊糊的，这就是用来表现远的；如果画近景，楼台殿阁，就一定画得清清楚楚，色调深浓，一看就如到了跟前一样。石涛还有一种独特的技能，他有时反过来将近景画得模糊而虚，将远景画得清楚而实。这等于摄影机的焦点，对在远处，更象我们眼睛注视远方，近处就显得不清楚了。这是“最高”现代科学的物理透视，他能用在画上，而又能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的。所以中国画的抽象，既合物理，而又要包含着美的困素。讲到以美为基点，表现的时候就该利用不同的角度。
画家可以从每种角度，或从流动地位的眼光下，产生灵感，几方面的角度下，集成美的构图。这种理论，现代的人或已能够明白，但古人中就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宋人沈存中就批评李成所画的楼阁都是掀屋角。怎么叫掀屋角呢？他说从上向下的角度看起来，看屋顶就不会看到屋檐，李成的画，既具屋脊又见斗拱，颇不合理。粗粗看来，这个道理好象是对的，仔细一想就知道不对了，因为画既以美为主点，李成用鸟瞰的方法，俯看到屋脊，并且以飞动的角度仰而看到屋檐斗拱，就一刹那间的印象，将脑中所留屋脊与屋檐的美感并合为一，于是就画出来了，况且中国建筑，屋脊的美和斗拱的美都是绝艺，非兼用俯仰的透视不能传其全貌。〔18〕只有把握好透视关系，才能创造出美的画境。
张大千主张初学画的人，应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学画要从临摹古画入手，要认真学习传统，同时还要到自然中去，“师造化”。最后达到“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的化境。用张大千的话说就是“画家自身便认为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具体地说，“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峰，便加上一个山峰，那里该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个神仙境界。这就是科学家所谓的改造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
总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外一个天地，要如何去画，就如何去画，有时要表现现实，有时也不能太顾现实，这种取舍，全凭自己思想。……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象，也不应当故意求不象。求它象，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象，那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象和不象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到真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的神韵。这可引证王摩诘的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无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着笔墨表露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未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近代有极多物事，为古代所没有，并非都不能入画，只要用你的灵感与思想，不变更原理而得其神态，画的含有古意而又不落俗套，这就算艺术了。〔19〕
更让学生们喜欢的是张大千替学生改画的教学方法。学生们画好山水习作，张大千边看边改边讲，“蘸笔挥毫，这里皴几笔，那里染一片，或以淡墨分层次，或以浓墨分主象，这一皴、一染、一分、一醒，就往往使一幅平铺直叙，缺少生气的画，变得脉络贯通，神气焕发，活了。此时学生如梦中醒来，顿开茅塞。经过几次小手术，逐渐体会到如何炼形提神，对六法论的‘气韵生动’有了比较具体的感受。”〔20〕
一年多的教授生活过去了，虽学校、学生评价颇高，但张大千自己却情感不自由。他是一个不愿受任何束缚的人，于是决定辞去教授之职。他怕校方和徐悲鸿不同意，为避免校方和徐悲鸿的挽留，张大千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给校方去信的同时，在南京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大千才疏学浅，教授一职，实难胜任。为免误良家子弟，遗患青年，故辞去中大教授一职。”校方得知时，已是无可奈何。
游历交友
30年代，正是张大千绘画创作旺盛的时代，是他艺坛交游频繁的时代，也是他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饱览江山胜景的时代。
1934年9月23日，张大千与张善子从北平连夜乘火车前往西岳华山。
天明登山，饱览华山雄姿。
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的城南，海拔2200米，北瞰黄河，南连秦岭。《水经注》说它“远而望之若花状”，因名之曰华山。又因其西临少华山，故称太华。华山以“奇拔峻秀”冠天下。主峰为落雁、朝阳、莲花三峰，还有玉女峰、云台峰等。华山名胜很多，自山麓至绝顶，庙宇古迹，天然奇景，处处可见。山上各处的楼台、岩洞，多依山势建筑，如凌空架设的长空栈、悬岩镌刻的全真岩、三面临空上凸下凹的鹞子翻身，以及在峭壁悬崖上开凿出的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擦耳崖、上天梯、苍龙岭等险道，更是惊险万分。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登临绝顶，为之挥毫泼墨。
张大千心仪华山已久，今登临览胜，为气象万千的华山雄姿所折服，夜宿青柯坪，兄弟二人激动不已。张大千作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倦客不成寐，联床话夜分；峰高微碍月，天净偶生云。
树影窗前落，猿声枕上闻；明朝登绝顶，莲蕊挹清芬。
张大千和张善子用了几天的时间，遍登华山五峰，四处探幽索奇，边游边画边诗。其中《华山游稿》后在琉璃厂被叶浅予得到。《华山游稿》包括三段画稿和一篇游记草稿，是张大千华山游踪的原始记录，记他在饱览山景之后的记忆之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对景实描的速写画稿。此游稿简练扼要，不受视点约束，不受视界限制，不是画肉眼的视象，而是画心眼的意象。体现了张大千高超的形象、概括能力。
游华山，张大千还赋诗多首，其中有：
华山苍龙岭
百丈苍龙岭，垂天翼大云。
明星怀玉女，大树老将军。
不妨来痛哭，何以绝尘氛。
中岁夸腰脚，猿猱得旧群。
华山莲花峰
竹杖攀驼项，高岩一径斜。
遥遥呼玉女，步步踏莲花。
石劈看神斧，云开降帝车。
飞星随意摘，归向世人夸。〔21〕
几日的时光转瞬即逝，张氏兄弟二人为华山险境所感动，恋恋不舍，临离华山时在山上刻石留念。
华山之行，更加充实了张大千的胸中丘壑，后他曾以华山专题在北京举行画展。
11月，张大千由北平返沪，与张善子一同参加了由黄宾虹发起组织的“寒之友社”。不久，二人发起组织了“九社”。九社共有九名社员，以长幼为序，有汤定之、谢公展、张善子、符铁年、王师子、郑午昌、陆丹林、张大千、谢玉岑。大家常在一起切磋书画技术，张大千收益颇多。
1935年4月，张大千赴浙江莫干山旅游。莫干山在浙江省北部德清县的西北，为天目山的分支。相传春秋吴时曾在此铸“莫邪”、“干将”两剑，因此得名。最高点五指山，还有剑池、龙潭等名胜，气候凉爽，景色宜人。
张大千在山中作《松竹图》、《莫干新夏》、《仿石涛山水》等，并写诗道：
“竹引水声到枕边，月簸花影到窗前；莫干忽漫逢新夏，红白满山开杜鹃。”
游完莫干山，张大千回到了网师园。5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张大千与张善子在园中摆酒畅谈，二人谈兴甚高，尤其是张大千，兴高采烈，口若悬河，不知不觉已酒过三巡，大千颇有醺醺然之感，画兴大发，铺纸提笔，以挥洒放纵的笔墨，在六尺中堂上画下了《虎啸图》。此图构图粗放，形神兼备。张善子为其补景题诗，还题写了褒赞八弟的跋语。此图不久被一日本人高价购去。消息传出，有不少人纷纷上门求画，并奉承大千的绘虎技艺超过乃兄，愿意出十倍于张善子的润笔求购虎画。张大千闻之大怒，断然拒绝。
并写楹联一副以示其志：“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从此，张大千便有了二戒：一戒画虎，二戒饮酒。
不久，张氏兄弟北上京城，举办“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画展”，并结识了著名收藏家和画家张伯驹和其夫人潘素。
张伯驹是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83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收藏家、文物鉴定家和书画家。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西晋陆机的《平复贴》等稀世珍宝，均系当年张伯驹不惜罄囊借贷以重金收得，后完壁献给国家。
二张相识，很快成为莫逆。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曾说：“伯驹与大千情谊极深。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是绘画、素描方面的行家，对古代文物、器皿等素有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从家世、性格到生活习惯都很接近。比如说，张伯驹和张大千性格豪放不羁，爱交游，重友情，一向好客。他们经常宴客，相互馈赠书画文物，在选购古代器皿、珍贵画卷和墨迹方面，往往恭请对方出主意，作参谋。他们为了祖国的珍贵文物、典籍免于流入外（国）人之手，不惜掷万金。正因为有这些共同点，他们终于成为莫逆之交。”〔22〕
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出国远游，二人再不得相见。1978年，80岁的张伯驹思念故交，请香港友人转带结张大千一封信，希望他能携妻儿回国探亲访友，情真意切。不久，张伯驹收到大千的回信：
伯驹吾兄左右：
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接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不得远行。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饿渴。倘蒙愈允，乞示敝友见，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南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23〕但因种种原因，两位艺术至交失去了最后一次会面机会。1982年，张大千曾为潘素的两幅芭蕉补画波斯猫和素装仕女，并分别题句。
1935年10月，张大千游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三大宝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 公里。
石窟始建于北魏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西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身，碑刻题记3600多品，佛塔40余座。其造像风格多有变化，比如北魏时多为秀骨清像，风格优雅端庄；而唐代造像则多肌肉丰腴，身姿婀娜，具有曲线美。龙门石窟碑记题记之多，居国内石窟之首。尤其是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书法，体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时代水平。唐碑中则有贞观十五年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写的《伊阙佛龛碑》和开元十五年补刻的大卢舍那佛龛记碑，分别为初、盛唐楷书的精构。
张大千览景吊古，颇有感慨，赋诗道：
昔读在陵诗，象纬逼天阙。
今游龙门境，水木随所悦。
岗峦郁盘行，川原互萦越。
岩翠凝衣履，潭光影毛发。
缅怀跞鞅掌，功尚想武烈。
时危玉关塞，乱世资英杰。
蹑足樵径微，决背飞淮灭。
临风发长歌，吊古临一吷！〔24〕
10月6日，张大千再游华山。正逢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大千登上落雁峰峰头，远眺祖国的壮美河山，不禁忧上心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又大举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由东北调遣日本军队入关，进行武力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张大千虽不大关心政治，却是个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他思绪万千！他即景赋词，以表忧国忧时、思念亲人之情：
寒雁来时，负手立，金天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江山沤灭幻，眼前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裾，龙潭黑！
10月中旬，应杨虎城将军之邀，张大千从华山前往西安小住。一天，张学良将军来到张大千下榻处索画。张大千和张学良是老朋友了，早在1931年，二张就以“不打不相识”的方式，戏剧性地交上了朋友。
张学良非常喜爱书画，还是在他掌管东北军政任期内的20年代后期，就开始不惜重金收购古代字画名迹，每得佳作，则欣喜若狂。可惜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珍藏的书画全部沦落到日寇的手里。1930年10月，张学良到北平任海陆空军副司令，仍继续收藏古画，并常请北平著名画家前来鉴赏。
于是发现自己的藏品中，竟有不少是张大千所作的“假石涛”、“假八大”。
因此很想认识一下这位名扬四海的“假石涛”。
正巧，1931年大千北游故都，下榻在长安客栈。张学良发帖请张大千赴宴。初，张大千甚是紧张，深恐其为鸿门宴，但又不好不去。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对大千颇为客气。坐陪的还有齐白石、陈半丁、徐燕孙、于非闇等名家，打消了大千的疑虑。但张学良也点了大千一句。他用手拍着张大千的肩膀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仿石涛专家。我的收藏中有不少就是他作。”张大千感激张学良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二人遂结交。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一天张大千正要离开西安、赶回北京去看余叔岩的告别舞台演出《打棍出箱》，怕误了场，答应以后再给张学良画。但张学良却坚持，并保证画后用专机送大千回平观剧。无奈，大千只好挥毫泼墨，顷刻便成《华山山水图》一幅。不料忙中出乱，将画移至火炉旁烘干时，因离火太近，不但烧着了画，也烧着了张大千的长髯，于是又重绘了一幅更为壮观的《华山山水图》，张学良惊喜不已。返平后，大千又作《黄山九龙瀑》送张学良。画以石涛笔法画成，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情的诗来称赞张学良的才智：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慧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张大千在北平逗留到年底，出版了《蜀中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册》，12月1日至5日，还在中山公园举办了5天“张大千关洛纪游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勤奋作画的同时，张大千广交朋友。他性情豪爽，谈吐幽默，与其结交的朋友甚多。大千常把大家请到北平的一流饭店去聚谈，却往往身无分文，饭后只好以画抵帐，成为北平艺坛的佳话：
张大千常把朋友们请到第一流酒家，点选最精彩的风味佳肴和极昂贵的名酒佳酿，随即开怀畅饮，饱餐美味。席间，谈笑风生。做东道主的大千居士却往往不名一文，侍者或店主见大千长髯垂胸，仪表堂堂，谈吐风雅，气度不凡，亦不敢怠慢。于是，（席后）张郎遂微笑取纸笔，即席挥毫，以神速绘成花卉禽鸟，以画会帐，扬长而去。店东惶惑不安，乃持画至琉璃厂荣宝斋，请识书画者予以鉴定，始知大千张爱之真迹手稿，殊非一两桌燕、翅酒席所能抵偿，无不大喜过望，谢不绝口。〔25〕这一年，张大千的作品首次在英国伯灵顿美术馆展出。
1936年，张大千38岁。1 月赴穹窿山旅游写生。回到网师园后，25日，黄凝素生子心珏，又名琳初。
4月，张大千母亲曾友贞在安徽郎溪张文修处患痰湿病，气血日衰，张大千与张善子每周轮番由苏州前往郎溪侍汤弄药，但遍请名医而不愈。5月16日，曾友贞病逝，享年75岁。张大千兄弟悲痛异常，“办丧事一月（零）两天。每日请天主堂神甫作弥撒，早午晚三次，各省挽联祭帐由邮络绎寄至，衰荣极矣。〔26〕其后，张大千移居北平，并购得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一处小四合院，充作寓所。在城外仍借寓颐和园。张大千经常往来于其间，读书吟诗，观景作画，结交朋友。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与齐白石的交往。
齐白石与张大千是中国现代画坛上的两位杰出大师。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家境清贫，只读了半年书，硬靠着自己的勤奋和机遇由木匠而成画匠，由画匠成为画家。齐白石称得上是全能画家，他致力过自宋元以来的绘画传统的研究，也曾向民间艺人学习，又进行了大量深入观察和感受生活的工作，因此他的作品题材多样，人物、山水、花鸟皆能，而且画得亲切动人，没有一点孤傲之气，“雅俗共赏”是他胜于同代画家的最突出标志。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白石老人的花鸟画。他所涉及的花鸟草虫的面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四时不绝之花”出自他笔下近一百种，鸟类如鹰、八哥、喜鹊、和平鸽、鸡、鸭等都是他常画的题材，虾、蟹、蛙鱼更见出他的独特功夫。他在水墨技巧的发挥上，继承了文人画的全部优点，而在描写内容上则大胆地把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搬进画中，突破了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欣赏口味。一棵小草或一只小鸟在他的笔下全充满着活泼的生机。齐白石始终对生活抱着美好的向往，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都是情趣健康、令人愉快的。
张大千与齐白石结识的30年代，齐白石以他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已经完成了他的十年变法，形成了雅俗共赏、独树一帜的齐派风格。但是在门第等级森严、比较保守的北平画坛上，他的声望还不是很大，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比他小三十余岁的张大千。
张、齐二人的交往不是太深，在有些方面甚至彼此攻击。由于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及交游、个性的不同，在金钱问题上，二人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个是勤奋治艺，节俭治家；一个是好交游、好应酬，一个是避尘劳、避应酬。”〔27〕对齐白石的节俭，张大千颇有微辞。他常常在亲友学生面前把齐白石的节俭、视字画如钱的事情当作笑话来说。齐白石对张大千仿制假石涛也很有看法，针对于非闇为张大千鼓劲而作的《奴视一切》一文，专门刻制了一颗“吾奴视一人”的石印，来讽刺张大千的自高自大和“奴视一切”。
尽管张、齐二人对对方都有些微词，但在艺术上二人还是能互相尊重。
在京期间，张大千常去白石老人居住的跨车胡同拜访，请老人吃川菜，就艺术上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师古人而不泥古、师其长而避其短等一些问题上，二人有着较一致的看法。张大千对白石老人在艺术上的批评意见，都能虚心采纳。
抗战前夕，有一次白石老人到张大千家中作客，同时作客的画界朋友也不少，大家正围在画案旁看张大千作画。只见张大千在柳枝上画了一只蝉，为了表现蝉的神态，他把笔头由下朝上画，伏身柳枝的蝉变成了蝉头朝下，蝉身朝上的飞扬状。对花鸟鱼虫观察入微、独具慧眼的白石老人发现了这一点失误，便悄悄地把张大千叫到一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他说：“大千先生，蝉在柳枝上永远是头朝上的，不然你去观察看看！”〔28〕白石老人的话，真是令大千又惭愧又感动。后来，他对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果如白石老人所言，头均朝上，这缘于蝉头大身小。这件事使张大千感触颇深，“体会到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原来每个生物的构造都是有规律的”，作画务必要求“真”。
张大千此时在北平的画坛上己颇有些声望，但他并不满足，他常说：“天才不足恃，有谓‘三分人事七分天者’，此语最是误人。尝见世之所谓神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此则为天才所害之证明。必也‘七分人事三分天’。”〔29〕他以过人的精力，勤奋地进行创作，下笔迅疾，顷刻满纸，一年之中，总有几百幅作品面世。仅在1936年一年里，他就成功地在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等地举行了多次个人画展。其中有两次是义展，体现了张大千的爱心。
1936年5月黄河泛滥，灾区难民衣食无助，为此，张大千联合于非闇、篆刻家方介堪在北平举行“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书画篆刻联展”，卖画所得，全部捐给了灾民。
12月，北方遭灾，北平的西郊，无数灾民饥寒交迫，以啃树皮度日，但当局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为此，张大千非常痛心，他讽刺道：“城中吃腊肉，城外啃树皮。”正在焦急时刻，于非闇为此事来找张大千，二人一拍即合，遂在20分钟之内议定，为救灾民再搞一次义展。岁末，“救济赤贫，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画展”在北平开幕。大千的弟子何海霞、剿章甫也各有五幅作品参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北平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开展仅三天，作品就全部售出。张大千等人的义举，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1937年，张大千39岁。春天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亭举行完个展后不久，3月，张大千即赴南京筹备全国美展。这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张大千是发起人之一，与其同为审查委员的有黄君壁、于非闇、谢稚柳、方介堪等人，展出自4月1日至23日，张大千的作品深受好评。陈散原曾赞张大千与张善子合绘的《养虎图》道：“二张画笔冠时名，画虎兼资养虎成，视以善心无异类，愿推仁术问苍生！”〔30〕展出结束，张大千约于非闇、方介堪、黄君璧、谢稚柳同游雁荡山。
雁荡山位于浙江东南部，分南、北两个山组：南雁荡山在平阳县西，北雁荡山在乐清县东北。旧传山顶有荡，秋雁归时多宿于此，故称雁荡山。其山峰峦奇特，深谷悬崖，有百二峰、六十一岩、四十六洞、十三瀑等。著名胜迹有灵峰、灵岩、大龙湫、雁湖等，林木葱郁，风景秀丽，是游览胜地。
张大千、谢稚柳、方介堪、于非闇、黄君璧一行五人离开南京到了杭州，“花三元钱雇了一轿车向雁荡山进发。浙江农村，有许多乌蓬船，船很小，人们划船不是用手摇桨，而是用双脚摇桨。他们乘上乌蓬船，张大千就老大的不高兴，说浙江落后，用双脚划船，不文明。这时谢稚柳又很风趣的逗着张大千，历数张大千的故乡四川内江的风俗习惯，还不如用脚划船文明。张大千只好生闷气。因为他是很爱自己的故乡的，平时和他交谈，别人不能说四川有什么不好，更不允许别人说他的出生之地内江有什么不好。直到今天，谢稚柳回忆到这段往事，还说：‘大千心中可贵的乡情，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31〕
一路说笑，很快就抵达了雁荡山。
张大千们登灵峰，赏大龙湫，快乐至极。张大千如同5岁顽童，时而鼓掌大笑，时而奔前走后，雁荡山的一峰一石，一草一木，都让他激动不已。尤其是大龙湫的瀑布，气势惊人，令大千留连忘返，曾为词一首：“岩翠积，映水停弘深碧。中有挚龙藏不得，迅雷惊海立。花草化云狼籍，界破遥空一掷。槛外夕阳无气力，断云归尚湿。”并据此五人合绘《雁荡山色图》，但大家都未带印章，于是篆刻家方介堪当场挥刀刻印，印文为“东西南北之人”，东指谢、方二人，西指张大千，南指黄君璧，北指于非闇。一印包括五人，可谓妙极。
后来，张大千几次画雁荡龙湫，都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他题道：“雁荡山奇水奇，惟苦无嘉树掩映其间也。春间与蓬菜于非闇、南海黄君璧、武进谢稚柳同游兹山，永嘉方介堪为向导，下榻于雁歌山房，乐清县令索余辈作画，其时诸人皆无印，乃由介堪急就凿一章，文曰：‘东西南北之人’。
讫今诸人风流云散，惟予与非闇犹得朝夕相见耳。偶忆及此，因书画上，丁丑秋九月，蜀郡张爱大千父。”〔32〕
30年代，张大千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登华山攀黄山，游龙门上雁荡……不辞艰苦，跋山涉水，游览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有新的创作，“师造化”、广游历，使自然的丘壑，化作他胸中的丘壑，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下笔如有神，随手写出便是与山川传神。从师古人到师造化，张大千迈出了更高的一步。
广交朋友，无论对今人、同行，还是对平辈、晚辈，张大千总是谦逊尊重、爱护、鼓励，从不以名家自负，也元门户之见。他不仅能团结同行，还善于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扩大自己的本领。虚怀若谷，广揽博收，这是他能够集传统绘画之大成，成为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 〕［5 ］薛慧山《半世纪翰墨缘》，载于台北《中国时报》编辑的《张大千纪念专辑》。
〔2 〕〔3 〕〔4 〕刘凌沧《怀念张大千画师》，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6 〕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第14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8 月第1 版。
〔7 〕刘力上《焚膏继晷，光照后人——回忆恩师张大千夫子治学精神点滴》，见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 月版。
〔8 〕〔9 〕〔13〕〔14〕（23〕〔28〕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108 、110、111 、131 —132 、94、95页，辽宁美术出版社。
〔10〕〔17〕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322 、93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11〕转引自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第19  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56年12月版。
〔12〕陈定山《现代画境及画家散记》，转引自《张大千的学画历程》，载《集萃》1983年第5 期。
〔15〕〔16〕糜耕云《缅怀先师张大千先生》，见《团结报》，1983年7月30日。
〔18〕〔19〕〔29〕张大千《画说》，载于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画集》第三集。
〔20〕叶浅予《师古人之心》，载于《大成》第98集。
〔21〕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第324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22〕〔25〕邹霆《大师隔海补丹青——潘素教授谈张大千居士》，载于《中国建设》1983年第7期。
〔24〕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80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6〕见《张氏家乘》。〔30〕沈苇窗《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载于《大成》第98期。〔31〕郑重《画家·理论家谢稚柳》，载《朵云》第7 集。
第五章 抗战前期
陷居京城
1937年，一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年月。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他们调兵遣将，加紧备战。在华北地区，日军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只剩下西南的交通要道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宛平县城郊外。
宛平城虽小，却是个用兵要地，是北平的屏障，失掉它，北平就无险可守了。
因此，日军决定占领卢沟桥，封闭北平的南大门，以孤立平、津。
7月7日这天，刚好是小暑，天气很热。后半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驻军的拒绝。
借此，日军炮击宛平城，进攻卢沟桥，悍然发动了对华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中国驻守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第一一○旅，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和群众团体，迅速行动起来支援二十九军。但日军蓄意挑衅，战事还在不断地扩大。接着日军轰炸了西苑和南宛，形势十分紧张。此时，张大千在上海，而杨宛君带着几个孩子，还有张大千的部分藏画仍在京城的颐和园。
张大千游完雁荡，5月回四川老家内江祭奠母亲，7月初返回上海。此时此刻，他忧心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回京城。战争爆发，很多交通线被阻断，京沪线的运输紧张异常。张大千辗转托人，终于购得了一张17日前往北平的火车票。19日到达京城，心才稍安。
北平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风韵，大街上行人稀少，大部分商店都关门停业了。
张大千和夫人、孩子及家人搬回了罗贤胡同的四合院。
张大千本想尽快离开京城，前往南方，但因听信了一个名叫汤尔和的人“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的保证，滞留下来，严峻的考验也就随之降临了。
北平的战事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忽儿传来讲和的消息，一忽儿又枪炮齐鸣，人心惶惶。平日豪爽快乐的张大千陷入了忧虑之中，没有了往日风趣的谈吐，没有了爽朗的笑声，他焦急，他气愤，他深深感到了国破家散之痛。
一天，张大千来到好友溥心畬住的寒玉堂。听着窗外令人心烦的蝉鸣声，谈及北平的形势，二人感慨良多。遂合作《秋意图》。张大千以淋漓的笔墨画一枯枝老树被风刮得摇摇欲坠，但树身上缠绕的藤条依旧相安。溥心畬赋诗于其上曰：“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尚有树枝藤，清清犹未悟。”〔1 〕体现了两位画家对时局的关注。这种情绪，在大千同时期的诗、画作里都可以看到。他曾题赠常任侠全碧山水折扇道：
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
阴晴长不定，客况最颠连。
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
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2 〕
时值盛夏，酷暑难当，炙手可热的战局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张大千思忖形势可能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于是在7月下旬初，偕夫人、子女出城，来到颐和园暂住避暑。谁知，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风景秀丽、环境优雅的颐和园也笼罩在一片慌乱之中。
7月27日，保安队挨家挨户通知颐和园的居民说，日本军队要炮轰颐和园，还可能放毒瓦斯，请大家把大蒜捣碎，用毛巾浸水防毒。闻此消息，住在颐和园里的70多户人家乱成了一团，纷纷收拾细软，打点行李，逃往城里。
但是这时颐和园与城里的交通已经隔断，不少人只好逃往西山避祸。诺大的颐和园里，住户只剩下了张大千一家和另外一家杨姓夫妇及三个孩子。入夜，战斗激烈起来，枪炮声不断。
7月28日，为彻底占领北平，日军又增调了5 个师团，共10万人向南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二十九军官兵英勇反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北平、天津陷落。国民党军队最终放弃了平津，撤向了内地。
北平陷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侵略者进驻了颐和园，并设立岗哨，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形势紧急，张大千赶紧派长子心亮骑自行车潜出，与城中的一位德国朋友取得了联系。
7月29日，德国人海斯乐波带着两部打着红十字旗帜的车来到颐和园。
不想车刚一进园，便被滞留园中的妇女老幼围住，苦求张大千夫妇带着他们。
乐于助人的大千见状于心不忍，决定让他们先走，并说服海斯乐波道：“请你看看这份情景，我怎能忍心自己先走？你今天有办法来救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我若先走了，他们大家就不相信你还会再来，否则今天就会出事！”〔3 〕大千仍留在园中。
7月31日，清晨起来，天便阴沉沉的，闷热的空气似乎能拧出水来，不久便下起了小雨。忽然，日本兵下令颐和园中所有的中国人都到排云殿前集合排队，听候检查。张大千及园中其他几百名中国人冒雨排在一起，人们心里沉甸甸的，泪水和着雨水流在脸上，不知又有什么祸事将要临头，就象一群“待宰的羔羊，好象随时都会被枪毙，被集体屠杀。”突然，一个日本军官径直走到张大千跟前，伸手摸大千的额头，他已在大千身边徘徊了半天，觉得张大千相貌堂堂，很像一个做官的，摸摸他头上是否有戴军帽的痕迹。
接着又盘问姓名，张大千根本不作回答，只是掏出一张名片。后又被带人一房间盘问，张大千装作不懂日语，仍一语未发。半日方被放行。回到住处，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珍藏的一件明朝雕刻的梅花香筒和一幅仿黄子久的山水画被日本兵掠走。张大千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和耻辱，他的气愤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8 月1日，海斯乐波再次开着两部汽车来到颐和园，将张大千接回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住所。张大千性情直爽，又很健谈。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异常气愤，并溢于言表。回到城里，一次与朋友的聚谈中，他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他们占了北平，到处烧杀，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在颐和园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兵抢劫一空，老板娘被日军强奸后，上吊而死，大有庄米店的数口人全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就连一位朋友的日本太太也难逃劫难，在逃难时遭到日本兵的侮辱等等日军抢、奸、杀的事实。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日本侵略者那里。这还了得，岂不是要“反满抗日”？于是，8月的一天，一个日本特务来到张大千的住所，“请”他于次日下午3 时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谈话”。生死未卜，家中顿时一片惊慌。张大千深知无法逃脱，只好硬着头皮，在一位会日语的郑姓同乡的陪同下，于第二天下午来到宪兵司令部。在大门口登记完毕，日本兵拦住郑某，称只许张大千一人前往。这一下，令大千十分紧张，他与郑某面面相觑，毫无办法，只好强作镇静，勉力走了进去。张大千被带到一个小屋子，日本兵问他是要喝茶还是喝水？大千心头一紧：“有人说日本人在切腹之前要先喝水，难道他们要切我腹？”念及于此，只好豁出去了，他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要喝茶！”直到下午6 时，才有一个负责军官出来问话，听完张大千列举的事实，板着面孔命令张大千留在宪兵队，待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张大千被扣押了。
关于扣押期间的情况，张大千后来回忆道：“他们对我还很优待，我可以看书写字。他们有意求画，我本想以此打发时间，想想又不愿在囚中为日本人作画，落人口实。倒是遣性发泄写的字，给日本人拿去不少。日本宪兵的汉学究竟有限，就是我忧怀国事的悲愤牢骚，他们也未见看得懂。”〔4 〕一周以后，张大千被放回，但日本宪兵严令其不准离京。
回到家中，张大千常闭门不出，终日考虑如何离开北平，不再卖画，更不举办画展了。开始，一家人的生活还能靠张大千的一点积蓄来维持，但张大千是个挥金如土的人，钱随得随花，积蓄少得可怜。因而没过几个月生活就难以维持了。家里便经常翻箱倒柜拿几件绸缎、毛料衣服或皮袄，送到当铺去抵押一点钱。生活十分困难，但张大千发愁的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是如何想办法离开北平，返回四川。
张大千虽不常出门，家中客人却仍然不断。于非闇、程砚秋、马连良等人都是座上常客，还有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店员，以及在北平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谈论时局，谈书论画，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是时，外面盛传“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己被枪毙”的谣言，为了辟谣，也是迫于生活，张大千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了画展。10月12日，重阳节，张大千思念远在江南的亲人，眼观被敌人践踏的祖国大好河山，不禁思绪万千，挥笔画下《华岳高秋图》，感慨“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在沪行医的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又陷虎口。12月，张大千派夫人杨宛君将四哥夫妇请来北平同住，共商脱身之计。张文修自1926年迁居安徽郎溪办垦，闲暇时便习读古文，精研医学。1927年开始在上海法租界悬壶。他对病人耐心细致！应诊者络绎不绝。到达北平后，张文修便正式挂牌行医，与名医肖龙友、施今墨为友。鉴于当时一些难民饱经流离失所之苦、他为其治病常不收诊金，一时医名大噪。一次，有一个日本商人患重病，经日医诊断为绝症，无奈求文修诊治。作为医生，救死扶伤乃为本分。
日商不久痊愈。日本侵华当局派员聘他去东京讲投汉医学，他断然拒绝。〔5 〕对此，张大千非常敬佩，他亲自为四哥设计了两种专用处方笺，由荣宝斋水印套色。一种是在笺纸正中印有“向明见心”四个大字。一种在笺纸中画有一枝红色的杏花，上书“活人植杏，易杏施人。”“八·一三”后，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为了不当亡国奴，毅然抛弃家产和收藏，携带妻儿离开网师园到郎溪避难。他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在苏州网师园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个人）虽富可拥城，又有何用？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6 〕不久，郎溪告急，张善子又携家人沿江而上，经芜湖、安庆、九江，于9 月中旬抵达汉口，暂住汉口旅社内，经常与郭沫若等进步人士来往。其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共同抗日。为此，张善子构思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11月，在宜昌三弟张丽诚的“振华布店”完成了此图。此图以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为画布，绘了28只斑斓猛虎，正奔腾咆哮扑向一轮日薄西山的落日。28只猛虎象征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落日则代表日寇。张善子还挥笔题诗道：
雄大王风，一致怒吼！
威撼河山，势吞小丑！
当晚，张善子激动地对前来观画的亲友说：“你们看，中国的二十八个行省都怒吼了，小日本焉有不败之理！”〔7 〕这幅巨作曾在中国大后方和欧美等地巡回展出，对鼓舞民心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12月，为救济西逃的难民，张善子擅自作主卖掉了张丽诚的振华布店，接济逃难学生和难民。不久，张善子回到重厌，担任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赈济委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弃守南京，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日军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中国无辜的平民百姓进行了长达6 周的血腥大屠杀。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真是骇人听闻！世界为之震惊！消息传到北京，张大千正和好友画家晏济元在画室为筹措返川路费而准备画展作品。听此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二人“顿时目瞪口呆，相顾失色，笔堕墨破，未知所措，潸然泪下，沉痛不已……”〔8 〕再也画不下去了。以后数日内，张大千“茶饭不思，杜门不出，旋携家移住颐和园乐农轩，谢绝一切应酬，每日飞笔写书作画，以笔墨发泄自己忧怀国事的深深哀愁。”〔9 〕他又画了一幅《三十九岁自画像》，画中的张大千身着长衫，头戴东坡帽，表情严肃地端坐在一棵松树下，身前一汪潺潺清流，冲过水中的几块黑石，向东流去。他题词《浣溪沙》：
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
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滞留在长安？！
诗、画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后悔留京、立志南返的感情。
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放过张大千，他们要利用张大千的名气为所谓的“东亚共荣”粉饰，派来了无数的说客，软硬兼施。一方面是许以名禄，诸如可以任其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者北平艺专校长，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另一方面是威胁恐吓：“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大千的态度是坚定的：“我张大千是中国人，绝不会给日本人干事，有什么可掂量的？”一计不成，日本人又生一计。日本人听说张大千收藏了不少中国历代名书画，尤以石涛和八大的作品居多，于是就言明要张大千将这些文物献给北平日伪组织，并以将颐和园养心殿作为永久收藏地相利诱。为此，张大千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张大千称藏画均在上海（实际在北平德国友人海斯乐波处），要求去沪取画，几经谈判，日本人只同意大千的夫人杨宛君去沪取回藏品，大千仍不能离京。大千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夫人和孩子先行离京了。
他再寻找机会。
1938年4月底的一夭，张大千收到了老友方介堪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内有一张剪报，说张大千已被日本人枪毙。不久，又传来消息，大风堂的门人胡若思，听信了小道谣言，作了一百幅张大千的假画，在上海开了一个“张大千遗作展”，并在报上登了广告。展出后参观者踊跃，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张大千回忆这件事道：“我有个不成材的学生，此时在上海居然开遗作展了！他知道我的习惯，每展一百张。他也造了我一百张假画，冒充张大千遇难前的遗作，展出就被抢购一空。此人后来被大风堂的门人声讨，公意把他逐出大风堂，说他造老师的假画已经罪过了，居然还说老师已经死了，趁此机会赚钱更是可恶！”但是，坏事变好事。张大千乘此机会，再次向日本人提出赴沪，言明要去“辟谣”。无奈，日本侵略军只好给大千开了通行证，限其一月返回。
就要离开北平了，张大千思绪万千，难以成眠，提笔在灯下画了一幅《牡丹石头图》。图上，一块岩石峭然傲立，石下是一株花朵低垂的牡丹。张大千在画上写道：“富贵低头拜顽民”。又题诗一首于其后：“逻从冷淡觅生涯，秃笔于今日夏差。旨买胭脂媚时俗，调红却画牡丹花！”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忠于之情。
5月13日，张大千洒泪拜别了四哥四嫂及大风堂门人，乘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天津，换乘轮船到达上海，在李秋君家与夫人和孩子相聚。7月底，在李秋君兄妹的帮助下，张大千一家乘船赴香港。至此，被日寇软禁在北平一年多的张大千，终于逃出了虎口。
青城山上
8月初，张大千和夫人杨宛君及儿子等抵达香港，同行的还有晏济元。
在香港他们一行人住在铜锣湾利园山秀海棠简琴斋家里。
秀海棠是一座别墅式的房屋，坐落在半山腰上，这里树木花草茂盛，风景幽美，环境雅静。为筹备返川经费，张大千努力作画，在港举办了“张大千画展”。这是张大千在香港的首次个人展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港九艺术界评介其“墨妙笔精，气韵生动”，同时也指出大千的仿古山水，确已达到“并世无双”的程度。
不久，张大千托晏济元带儿子心智、心亮乘轮船取道广西梧州先回重庆，自己则留港托运欲带回四川的24箱藏画。8月下旬，国内战局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从武汉撤往重庆，交通运输一天比一天紧张。经朋友帮忙，香港中航同意由杨宛君携心一带着张大千的画箱飞武汉。可8月23日前往办理乘机手续时，被告知飞机将改在广西梧州降落。
于是杨宛君决定走水路去梧州，大千虽力阻未能成功。事情也巧，原定杨宛君乘坐的飞机，在飞临澳门石歧上空时被日本飞机击落，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张大千闻讯万分庆幸。月底抵达广西梧州。
9月初，张大千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邀请，前往桂林与徐悲鸿相聚，同游桂林山水。
徐悲鸿是张大千结识的朋友中对他颇有影响的一个。自1929年二人相识，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尊重，彼此欣赏。是徐悲鸿第一个把张大千介绍给世界，他对张大千有着较高的评价。徐悲鸿十分推崇张大千独具个性的创作，尤其喜爱张大千的山水、花鸟画。他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中说；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仅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绛，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10〕张大千对徐悲鸿的人品、画品都很欣赏，他认为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西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有笔有墨，不但画得好，诗也写得好。他尤其欣赏徐悲鸿画的马。在当时画坛上有两位画马名家，一位是徐悲鸿，一位是赵望云。因为画坛上对徐悲鸿评价高于赵望云，赵颇感不服，问张大千云：“人家都说悲鸿画马比我好，你说到底是谁好？”张大千回答道：“当然是他好。他画的马是赛跑的马和拉车的马，而你画的是耕田的马。”
张大千常对人说：“徐先生画的马很绝，我学不到这一手。”
桂林在广西东北部，漓江西岸，有2000多年的历史，以盛产桂花、桂树成林而得名。桂林风景优美，山秀、水清、石美、洞奇，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誉。城东有七星岩、月牙山、屏风山、普陀山、尧山、穿山、龙隐岩、訾洲等地；南有白龙洞、将军桥、刘仙岩、斗鸡山等；城西主要的风景名胜有“隐山六洞”，西山下是西湖，西湖水流入榕、杉两湖，两湖相通，可乘坐小船畅游半个桂林；北有观音山、铁峰山、鹦鹉山、回龙山等地，是观赏山石的好地方；市中心还有叠彩山、伏波山、宝积山、榕湖、杉湖、象鼻山、鹭鸶洲等。
从桂林乘船，沿漓江而下，便是阳朔。张大千和徐悲鸿在李济深的陪同下，从桂林乘船，前往阳朔观景写生。
人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群峰倒映水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阳朔以山青、水秀、峰奇、洞巧闻名于世。这里矗立着一座形如屏风的石山，名屏风山，山顶耸立一亭，名卧云亭。登亭眺望，只见阳朔的奇峰犹如莲花瓣，人称这些山峰为碧莲峰。阳朔就居于这莲心蕊中。钟灵山麓有碧莲洞，八个洞口互相沟通。洞内有石门、石柱、石龙、石楼等。后洞叫龙洞，离洞不远处，有一小溪名九曲水，水穿城而过，泻入漓江。倒映在漓江中的碧莲峰又名鉴山，屹立城南，山势嵯峨，林木茂密，东临漓江，在近水处石壁上刻有“碧莲峰”三字。山的东北麓有鉴山楼。楼下紧依迎江阁。
阁分二层，窗扉如画框，被喻为“画窗”，临江鉴山峭壁，有清人吴德征草书“带”字石刻，长宽各八尺多，仔细观赏，其中含有“少年努力”四字的笔意。
大自然的美景，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张大千和徐悲鸿，他们暂时忘却了战争的痛苦，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中。船过兴坪，二人被兴坪清幽的景致吸引，流连忘返，竟至十数日。张、徐二人对祖国山川的热爱，感动了李济深，遂以广西省政府的名义赠送二人地皮各一块。二位艺坛知己非常高兴，约定以后结邻而居。
后来，张大千曾作《兴坪山水》一图，并题诗道：“阳朔佳山水，还应甲桂林；卜居曾有约，魂梦接清音。”因印度著名诗人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张大千急于归蜀，李济深政务缠身，三人只好依依惜别。临行，徐悲鸿将自己收藏中张大千非常喜爱的北宋董源巨幅山水《溪岸图》送给他。张大千非常感动。在1944年春天，大千将清金冬心《风雨归舟图》赠与徐悲鸿。他们的这一段换画故事，可称为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10月，张大千到达重庆，与二哥张善子相聚。经过一年多的苦难，二人感慨良多，挥笔合作，画下了《双骏图》（又称《精忠报国图》），图上画了红、白两匹骏马，昂首驰骋于草地上。
张善子在图上题跋：
忠心报国。警心录：孙坚讨董卓，失利被创，坠马卧草中，坚众分散。
马回营鸣呼，军人随马至草中，乃得扶坚回营。李斯义曰：“如此马者，真可与人一心者也。”坚死，讨卓诸公丧魂矣，则胜负不可知也；坚不死，必匹马之忠力欤！
张大千题诗云：
汉家会议定，骄马向天嘶。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
题、画均“寓意精深”，表达了张氏兄弟的爱国热情。
在中国画要不要以宣传画的形式为抗战服务的问题上，张大千与其兄存在一定分歧。张大千似乎更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不参与政治。而张善子则要“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体现在作品中，张善子是直接运用中国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他不仅画猛虎，还画雄狮，画历史人物，他的《中国怒吼了！》、《卜式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等，都以极大的热情鼓舞了抗日军民，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中国怒吼了！》这幅作品，张善子在两大幅素帛合成的巨幅上，奋然挥笔，画一头巍巍雄狮狂吼于日本富士山上，只见它怒目张鬃，狂啸愤号，如铁足，只踏得富士山山崩土溃，泥沙俱流。他还抄录了一首新体诗于其上：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不收复失地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爱国健儿，奋勇直前，杀得敌人惊破胆！
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也显示了中华民族宁折不弯、誓死抗战的民族精神。这幅画还被印成图片，和大批宣传画一起送到了前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当时的美术界，艺术家们采用各种绘画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而象张善子这样，采用中国画的形式宣传抗日，并且收到较好效果的中国画家，还是不太多的。
1938年底，为宣传中国抗日战争事业和东方艺术，争取国际人士支持，筹款募捐，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赞助下，张善子携带自己以及与张大千两人合作作品180余件，取道越南赴欧美开展宣传和募捐。展览先后在河内、巴黎、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举行。在法国展出时，盛况空前，法国总统勒勃朗一反常例，亲往参观；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展览也赞誉备至，延至白宫为客，待如上宾。美国的各大报刊盛赞张善子的爱国热情和绘画技艺，称其为“绘虎大师”。观者踊跃，募得捐款及门票收入逾百万美元之巨，他悉数交给了国家。在美国时，有人愿以万金买善子和大千合作的《春骢图》，善子不愿受此私益，婉言谢绝，令世人赞叹不已。
在抗战期间，在张大千的作品中，很难发现他象张善子那样，直接运用中国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但是在一些作品和题诗中，又可以看到他曲折的、借古讽今的抗日救国心声。为了救济难民，张大千曾与晏济元在重庆举办抗日募捐画展，所得全部捐给了救济难民机构。
深秋时节，张大千偕全家上青城山。
青城山，坐落在成都以西约55公里的灌县境内，向有“青城天下幽”的盛名。其主峰在灌县西南大约16公里处，山脚下是著名的都江堰。山上有长生宫、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圆明宫和玉清宫等道教庙观，是道家的发祥地，被道教称为“神仙都会”、“第五洞天”。这里山青水秀，树木成林；奇花异草，遍山皆是；飞禽彩蝶种类繁多；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是绘画写生的好地方。
初到青城山，张大千全家居住在上清宫，这里的主持马道长非常热情。
为了使张大千作画有个较好的环境，他专门安排了有十余间房屋的一处独院供大千一家居住。重获自由的张大千，终于过上了青鞋布袜、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他深深地陶醉了，他要长住青城山。
他在青城山带领学生、子侄潜心习画，幽幽的自然景色，为他提供了描绘不尽的素材，激发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
在当时，岷江与雪山之胜，青城山涧泉石之幽，成了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蜀中气候，有冰雪而不严寒，有盛夏而无酷暑。千姿百态的山花野藤，浓汝淡抹的粉蝶鸣禽，品目繁多，优美动人，为它山所罕见。尤以清秋红叶，在悬崖或草木丛中，红、橙、朱、紫相映，遍布山谷。这令人欲醉的青城景色吸引着张大千，不分春夏秋冬，长年留居，为青山传神写照。
这一个时期，张大千以青城为题材的作品不下1000幅。其中以一枝红叶、一只蝴蝶、一根野藤为主题的作品，更为人们所喜爱。几片红叶，经过张大千的巧妙组合，别具匠心的描绘，便形成娇艳的花朵；一只善于装点自己的蝴蝶，在寻花播粉的繁忙劳动之余，安详地栖息在清平的大自然里；一根古藤，带着两三片朴素的老叶，体现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这些在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小小生物，被张大千赋予了活跃的生命，老而不枯，破而不残，毫无颓废之感。可谓笔有尽而意无穷，花鸟草虫画的绘技日臻完善。
在花鸟画的创作中，张大千主张师古人而有新意，要力避沿袭他人。要认真写生，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要有选择地先弄清几种花卉，不可每种花都画。
研习花卉，首先要参考一部旧时的书，名为《广群芳谱》，全书只是文字，没有一张图画，但把各种花卉的形态和特性，说得非常清楚。知道花形容易，知道花的性情就困难，所以这本书是画花卉应备为参考的要籍。花卉有木本、草本两种，这要先弄清楚。花卉当然要推宋人为第一，画的花卉境界最高，他们的双勾工夫，不是后人所赶得上的。到了元人才擅长写意，宋末偶亦有之。到明清，渐至潦草，物理、物情、物态，三者都失掉了；独有八大山人崛起，超凡入圣，能掩盖前代古人。花卉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入画，也须选择；画家也不是每一位擅长绘各种花的，能深深地明了几种花木的特性，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体会物理，看某一种花，要由茁萌抽芽、发叶吐花起，这些过程中，给我们的印象，能一一传出。更严格的说，要能从发叶子的时候，一看便可以辨出花开出来的颜色，要这样才能算得深入里层，算是花的知己，称得画师了。能够栽种的或能插于瓶盎的，应该搜罗一些，放在身边，使我们能够朝夕相处而观察它们，从而为它们写生。冶姿娇态，和生长的意味，都要完足。〔11〕在青城山上，张大千不但自己捕蝶观察，还让孩子们也都帮他，捉到只数多的孩子可以得到他的奖励。他还亲手在上清宫院内和登主峰的石板路旁边，栽种了不少红梅和绿梅。
有了认真的学习、观察、体会，还不足以完全与花传神，要做到气韵生动，还必须很讲究用笔和用墨。用笔要活泼，活泼并不是草率，是要活力和自然。墨色务要明朗，不可模糊不清。选古人的名迹，吸收他们的精粹，这样不会不成功的。花干也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它是整个花的主体，木本要画得挺拔而秀发，又不可以太僵直，草本要有柔脆婀娜的姿态。〔12〕
清静自然的山中生活，给张大千带来了快乐，他曾在《青城山红叶彩蝶图》中题道：“青城山中蝶大如拿，绚彩伟于罗浮，而茂树蓊翳中，时有红叶，益令人思秋冬之际，霜叶满林，光艳如花，蝶梦为之栩栩也。己卯六月，寒弟折红叶为瓶供，小儿辈扑蝶多种，遂对影写此，以纪一时笑乐。”〔13〕
他还在《上清借居》诗中云：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栗不谋腰足健，酿梨长令肺肝清。
朅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14〕
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青城山上已是夜色朦胧，张大千携夫人及心智、心瑞、保罗到上清宫前面的旗杆附近散步，突然从不远的一条深沟里传来了豹子的吼叫声，其他人都被吓得慌了神，只有张大千镇定自若。他让大家都回去，他却要留下看个究竟。夫人拗不过，只好领着孩子们先回家。到家后，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张大千才面带笑容返回。他说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想等豹子出沟，但总是只听吼声不见豹子的踪影，后来吼声越来越远，只好回来了。张大千的胆大是有名的，从小不怕鬼便是例子。
讲到豹子，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回忆说：
爸爸不仅在苏州网师园与我二伯父养过虎，还在青城山养过一头豹子，记得是一位朋友送的。开始只是个十来斤重的小豹子，后来经我们喂养，长成了一头约二米长、重五六十斤的大豹子，毛光色美。爸爸和我们在青城山散步时，它总是跟在后面。爸爸作画时它就卧在画案下，夜里则睡在爸爸的床底下。开始，我们弟兄姊妹怕它咬人，总是望而生畏。
但是爸爸常对我们这样说：“人们都很怕老虎和豹子，认为它们会伤人、吃人。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在家养的，就象养猫、养狗一样；还有人说养这些虎豹必须从小把它们的门牙敲掉，才不致有危险。可是事实证明我过去和你们阿爸（二伯父）养的老虎和这头豹子都没有敲掉它们的牙齿，也没有关在铁笼里，你们看，这豹子不是和我们生活得很好吗？”但是，爸爸说他绝不养狼，并说：“人们在吵架时常骂对方是狼心狗肺，事实上，狼确实是最残忍、最忘恩负义的动物，你辛辛苦苦把它养大，到头来，它会毫不客气地反咬你一口。”〔15〕张大千曾养过虎、豹、猿、猫……，这些动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绘画题材。
青城山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后来他居巴西“八德园”，仍梦里萦怀，咏叹道：
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
村上老人应已尽，含毫和泪记乡关。
夹江造纸
1939年，张大千41岁。
新年到来之际，好朋友黄君璧专程来到上清宫，与张大千欢度新年。
黄君璧是中国现代有名的国画家，幼读私塾，后人楚庭美术院研习西画。
他早年喜爱渐江，中年仰慕夏珪，曾临摹古代名画数百件，对传统绘画下了根深的功夫。1929年，张大千东游日本，首次在东京的一个中日画展中看到了黄君璧的《仿石谿幽居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年后，张大千游广州，到黄君璧的“容安居”拜访，二人一见如故，张大千以“众里我能独识君，当时俊气超人群”的诗句相赠。张大千心爱古画，看见黄君璧室内悬挂着董玄宰的墨笔《秋山图》，赞叹不已，黄君璧即举以相赠。后二人又以石涛的《梅石水仙图》、元人《虎溪三笑图》互赠。他们并不计较其金钱价值几何，而是以“物遇其主、画获知音”为正理。
青城山上，两人朝夕相处，一起写生，一起摆龙门阵，作画谈艺。有时互相出难题，争奇斗胜。在《仿石谿山水》的题记中，张大千记述了这种乐趣：
君璧道兄自擅石谿，而乃强余为此，迟迟不敢落笔。越岁同在青城，督促甚急，因以水渍旧纸仿佛其形，图成请正，布鼓雷门，不自知愧汗几斗耳。己卯（1939年）正月，爱。〔16〕
4月，张大千与宗弟张目寒、黄君璧同游川北。游历了青龙塞、西秦第一关、飞仙关、剑门、明月峡、七盘关、千佛崖、嘉陵江、皇泽寺等名胜古迹。一路上画了不少山水写生稿。黄君璧兼任摄影，大千一路吟诗，张目寒著文，沿途将所见所闻、传说、诗文以及他们一行的趣闻乐事，用日记的形式写了近万字的《剑门纪游》。张大千咏剑门道：
北去南来问石牛，蜀王引领五丁休。
荡摇白日龙蛇怒，椎凿玄天神鬼愁。
自是山川据形胜，谁言关塞限戈矛。
诸公忍作新亭泣，一战犹堪扼此州。〔17〕
张大千借古代文人泪坠新亭之事，来喻应用实际行动坚持抗战。
在青城山短时间休息后，6月，黄君璧作东道主，请张大千及子心智同游峨眉山。
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县西南，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从登山起点报国寺至峨眉金顶，计程约120华里。山中胜景、古迹甚多，有万年寺重62吨的普贤骑白象铜像、伏虎寺、黑龙江栈道、清音阁、洗象池、洪椿坪、九老洞、金顶、万佛顶等。峨眉山上有形似白鸽的珙桐花，长了胡子的胡子蛙，似枯了树叶的枯叶蝶和专吃中药贝母的贝母鸡、专吃竹根的竹鼠等珍奇动植物。
古称“峨眉天下秀”，其峰峦挺秀，山势雄伟；其云海与黄山也有不同之处，黄山奇秀，峨眉纵横。由于峨眉气候变化大，雨多雾浓，来往匆匆的人每每一无所见而回。所以有人说峨眉虚有其名，实则峨眉最不易画。由于雨雪甚多，竹树茂密，落叶甚厚，苔芥丛生，因而峰峦岩壑起伏，非如它山之外露而易捉着。
张大千于峨眉是常来常往，在峨眉有一寺便住一寺，这样逐渐画到了山顶。他认为，画山住在半山好，上下往返方便；既可俯览，又可上望。所以他专住接引殿作画。接引殿观日出不亚于泰山，金光万道，瑰丽耀眼，变化奇绝，大海巨浪不能及。张大千一生常以金、朱、青、绿画雪山风景即本于此。
这一次游峨眉，历时一月有余，“两人写生，获得很多好画稿，互相切磋，得益非浅”〔18〕黄君壁有架照相机，每遇奇景，张大千则充当导演，黄君璧拍照，并常催“快拍，快拍！”而黄君璧时常忙了手脚，拍摄不到，于是引为笑乐。在山上，张大千给黄君璧起名“君翁”，并为他刻了石章，上镌“君翁”二字。黄君璧共拥有张大千刻章三枚，另二枚印文为“黄君璧”、“可以横绝峨眉巅”。而张大千自己所用之印多由陈巨来、方介堪等来刻，自己极少刻章。可见友情至深。
游峨眉归来，途经成都已是黄昏时分，本应留宿一夜，但是张大千执意要在当晚赶回青城山。于是与心智一起，乘上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在晚9 时许到达灌县，又在县城吃了晚饭。这时店铺都已关门，买不到手电，只好摸黑走路。更糟糕的是马家渡晚间停止摆渡，要过岷江，只有绕道“二王庙”下边过索桥。当时的索桥全长约650米、宽约2 米，系用几股竹索撑拉，桥面铺上木板，人走在上面左右摇晃，有的木板因年久破烂只剩半节，很不牢固，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掉入江中。心智刚一迈步就腿软心跳，被江水激流声吓得蹲了下来。但张大千却毫不在意，他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拉着心智，放开步子向索桥走去，在震耳欲聋的哗哗流水声中，如履平地一般地带着脚步踉跄的心智过了桥。待到爬山回到上清宫时，已是半夜两点多钟。
9月，张大千在成都中暑袜街某钱庄旧址举行画展，共展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百幅，乃游历、山居之新作，颇富变化。自序曰：
闲散天成，放心多暇，乡间朝瞑，山水沉埋。剑阁峥嵘，峨眉横绝，酌风云之奇幻，玩草木之华英。游罢归来，将乞灵于草木，假宠于丹青，以毫毛为逸步，起方寸之峻峨。古人有言：盼倩生于淑姿，水静明烛，须眉人物，一道飚流所尚，实祖风神。铅黛衣冠，饰容文楚，刻鹄何功，固知绘事以山林为奥区而先迹，神皋九歌，问道矩式，王孙沧浪清声，顾慕子畏，倪吴黄王；元惟四家，思翁嗟咏，并许蹑迹。盖意在抚学，又未比蜾赢与螟蛉。〔19〕观者踊跃。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半壁河山沦于侵略者之中，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帝国主义由于战场扩大、战线延长，资源严重匮乏的矛盾日趋尖锐，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在经济上残酷地榨取沦陷区，推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期达到充实自己力量、消灭抗日军民生存条件的目的。
战争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愈加艰难。张大千也深深体会了个中滋味。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由于日冠占领了江南，安徽宣纸的来源断绝。到1939 年秋未冬初，他作画用的“大风纸”告罄。各种宣纸在成都市面上也遍寻而不得，这可急坏了张大千。
张大千所用的宣纸，都是他在安徽泾县特制的，称“大风纸”。这种特制的纸，表面与其他宣纸一般无二，但如界把纸对着光亮，就能看见纸里面有暗花纹。暗花纹有二种：一是纸的两头有暗云纹，一是满纸有暗花草纹。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没有了纸，就如同断了他的粮，怎么办呢？正在张大千焦急异常的时刻，成都“诗婢家”书画店的主人郑伯英，向他介绍了四川省的纸乡夹江，建议他去试一试。
夹江县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适宜竹木生长。当地数万亩青竹和上千条溪涧，成为传统工艺造纸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唐宋时期，夹江纸就已成为制作“蜀笺”、刻版印书的重要原料，到了明、清两代，更被列为“贡纸”，钦定为“文闱用纸”。
于是，大千起程赶赴夹江，在石子清的陪同下，仔细地参观了纸的配料和生产工序，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提出了改革造纸原料与配方的意见，同从事专业造纸的纸农一起研讨制纸技艺。他们试验在纯竹料纸桨中加入麻料纤维，使夹江纸的拉力增强，可承重笔。经过反复试制、试写、试画，新一代夹江国画纸终于产生了。这种纸以嫩竹为主要原料，洁白如雪，纸质细嫩，浸润吸水性能好，保留墨色效果佳，宜书宜画，摹碑拓片，易于裱褙。其受色、受墨和浸润性能，堪与安徽宣纸媲美。
造纸成功，大千异常高兴，根据绘画的需要，他亲自设计了纸帘、纸样，定出4 尺乘2 尺、5 尺乘2.5 尺两种画纸的规格，并在纸的两端做有荷叶花边及“蜀笺”、“大风堂监制”等暗印，并且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一次就向石子清订购了两万张。
1943年，中国农业银行调查丛刊说，夹江画纸“产量之多，种类之繁，品质之佳，技术之精，均为四川省之冠”，深受画家们喜爱。至今，夹江县还珍藏着张大千亲自设计、监制的画纸样张。为了纪念张大千对夹江纸的贡献，1983年11月11日，夹江县人民政府决定，把夹江高级国画纸命名为“大千书画纸”。现在，夹江画纸不仅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而且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外销，很受东南亚特别是日本的欢迎。
这一年的冬天，张大千与川剧名丑周企何结为至交，每有空暇，大千便去为企何捧场。一天，张大千观周企何演《幽闺记》中一折《请医》时，为其精湛演技赞叹不已的同时，发现周竟执了一把破旧折扇，于是以一把绘《朱荷》、长1 尺8 寸的湘妃竹骨精致大折扇相赠。周企何视之为珍宝，舍不得就用，演出仍持旧扇上场，张大千惊问其故，周告之曰：“永以为家宝，舍不得用耳！”大千遂又当场挥毫，画扇相送。后又赠周企何扇画、条幅、横披等几近40件。〔20〕时人盛赞张大千待友之真诚、慷慨。
1940年，张大千42岁。9 月，张大千下青城山，拟去敦煌。临别画《铁崖苍松图》赠青城道友彭椿仙，并题诗云：
苍岩铁削藏青松，坚贞不许暴秦封。
浩浩飒飒来天风，只恐旦夕成飞龙。
骑龙顾盼君何雄！倭据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间关还蜀，来居青城，初识得彭真人桩仙。岁月不居，忽忽三年，顷将北出嘉峪，礼佛敦煌，写此为别。庚辰八月将望，大千居士张爰。〔21〕
在大千打点行装，准备远行的时候，张善子完成了在欧美近二年的宣传和募捐工作，取道香港归国。10月4日，张善子抵达重庆，各界举行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新华日报》对张善子此行予以高度评价：“画家张善子先生，于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出国，展览画品，为国家筹赈宣传，道经欧美各大城市，备受当地朝野人士之热烈欢迎，前后历时将近二年，收获成绩极为美满。……张氏之行，在国外举行画展达一百余次，义卖画虎得款十余万元，均已先后直接汇交赈济委员会，作为赈济难胞之用。张氏且于画展筹赈之余，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各援华团体之更多藉张氏游美机会，扩大援华制日工作，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巨。”〔22〕
10月5 日，张善子给在成都的张大千发来电报，约张大千去重庆相聚。
大千也非常想念二哥，无奈赴敦煌日程已定，不便推迟，好在去日不多，便回信相约百日后再聚。可哪知兄弟二人竟再没能谋面。
善子在欧美巡展时，身体便觉不适，归国后，他不顾疲劳，连日给重庆各界报告，鼓舞人们的抗战热情，终于积劳成疾。10月11日患痢疾，治疗无效，加之糖尿病复发，“竟于二十日午前十点五十分遽尔溘逝”。消息传出，“国人于先生，不论识与不识。噩耗传来，孰不伤恸！”国人给了张善子以很高的评价：“张氏以一艺人，已尽为国宣劳之责，其爱国艺术家之精神，必不泯火，虽死犹生矣。”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挽联上写道：名垂宇宙生已忝，气壮山河笔有神。
张治中将军挽道：载誉他邦画苑千秋正气谱，宣劳为国艺人一代大风堂。
张善子逝世的报丧电报，辗转多日，11月上旬才送到张大千手里。当时他正欲从广元前往甘肃麦积山。这消息对大千如同五雷轰顶，他涕泪横流，哀莫能己，星夜返渝奔丧。
12月，张大千还未从丧兄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第二次打击接踵而来：长子心亮在西安医院因肺结核及喉疾不治逝世，年仅18岁。数月之内，连遭剧变，大千悲恸至极。复又上青城山。
张大千应上清宫道人之请，为上清宫的麻姑池绘制了《麻姑仙子像》，他将麻姑画成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衣带飘举，双手紧抱药臼，凤眼微微下视，似乎正在为人间送来解忧除病的灵丹妙药。这其中也寄寓了张大千的美好期望，体现了他当时的心情。
不久，张大千再次奔赴敦煌。
注释：
〔1 〕〔3 〕〔7 〕〔9 〕〔13〕〔19〕李永翘《张大千年谱》95、96、102 、100 、117 、119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 〕〔14〕〔17〕〔21〕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325 、325 、326 、32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4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105 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5 〕内江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内江市志》第704 页，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第1 版。
〔6 〕沈苇窗《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载香港《大成》杂志第98期。
〔8 〕晏济元《与张大千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载于《书与画》1985年第7期。
〔10〕包立民编《张大千的艺术》第114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10月版。
〔11〕〔12〕张大千《花卉画及没骨法》，1983年4月3日台北《联合报》。
〔15〕苑仲淑《南望何时拜梅丘》，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6〕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66页，辽宁美术出版社。
〔18〕黄君璧《张大千是非常人》，载于1983年香港《大成》杂志第114 期。
〔20〕参见陈国福《周企何与张大千》，载于《龙门阵》1986年第3 期。
〔22〕见《张善子昨日抵渝，各团体正筹备欢迎》，载于1940  年10月5日《新华日报》，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127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第六章 敦煌之行
再去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党河下游的绿洲中，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当年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那里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交流点，也是佛教由西域东传时在中国的第一站。这里有集中了中华民族艺术才华和智慧的大宝库——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
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窟时间较早。关于它的开凿，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在1600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云游天下的高僧乐僔和尚肩扛锡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古道上跋涉。他又渴又饿又累。当他走到鸣沙山东麓时，忽然眼前一亮，定睛注视，只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千佛一齐显现。他赶忙拜倒在地，并决定不再向前走，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圣地”，他下决心在此修建佛教道场。乐僔和尚用化募来的钱，募工在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观禅修行。这是公元366年的事。实际上，那些大放金光的“千佛”，是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犬牙交错的巉岩，在一个虔诚佛教徒眼里形成的幻象。那景象，今天有时仍然可以见到。在此后的千百年中，乐僔和尚播下的这粒种子，经过无数能工巧匠、民间艺术家、僧侣信徒的血汗和智慧的浇灌，竟成长为一株稀世奇葩。莫高窟创建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凿建。到唐时已有1000余窟龛，经历代坍塌毁损，现存洞窟492个，保存历代彩塑3000多身，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莫高窟开掘在砾岩悬崖上，因砾岩粗粝松脆不能雕刻，所以石窟里的主体是泥塑，再施彩绘，使它们五彩缤纷，唯妙唯肖。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由稚拙到成熟、由发展到极盛到衰落几个阶段。北朝的早期彩塑，较多地仿效西域与印度佛像样式，后期逐渐汉化，无论形貌、体格或服装，都出现了汉民族特色。到了唐代，汉民族特色更加浓厚，艺术水平达于顶峰。特别是盛唐彩塑，犹如朵朵怒放的牡丹，饱满、华贵、完美、自然，望之令人心旷神怡。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有佛像、佛经故事、经变故事、神话传说、供养人、装饰图案等等，不仅描写了幻想的佛国，表现了神秘而欢乐的境界，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场景。
敦煌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莫高窟艺术的发展直接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间接地受到中亚、南亚、西亚特别是印度和阿富汗佛教艺术的影响，除借鉴佛像的造像格式之外，还吸收了人体解剖和明暗晕染等表现技法。总之，莫高窟艺术是在中国儒道思想和艺术传统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营养而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和本地色彩的佛教艺术。
早在20年代，张大千就曾听曾农髯、李瑞清讲过敦煌的事，后又在沪、宁、平、苏等地见过一些敦煌的写经和绢画，被那古老而精湛的艺术深深吸引，希望能有机会亲眼目睹敦煌之盛况。从北平脱险回到四川，在成、渝等地多次听朋友严敬斋、马文彦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伟大和辉煌，于是下决心去敦煌一游。
1941年5月初，张大千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心智再赴敦煌。他们一行3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等候与重庆中央大学教师孙宗慰会合。会合后，一行人前往青海塔尔寺参观。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西南20余公里的湟中县，是我国著名的喇嘛教寺院。是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塔尔寺”，藏语称“拱本”，意为“十万佛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兴建，占地142000多平方米，由许多宫殿、经堂、佛塔等组成一个藏汉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布局匀称，造型美观，气势宏伟。被称赞为塔尔寺“三绝”的酥油花、绘画和堆绣，更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这里，张大千结识了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等几位中青年藏族画师，并仔细地观看了他们的绘画，对他们的绘画艺术、制作画布、加工矿质颜料等技术十分敬佩，并决定在敦煌行之后，送心智跟昂吉画师学艺。
从塔尔寺返回兰州后，一行人便踏上去敦煌的行程。他们沿河西走廊，先到达武威。在这里，张大千结识了担任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
范振绪字禹勤，号东雪老人，是清光绪癸卯科进士，以诗、书、画名噪一时。张大千对比他年长20余岁的范振绪非常尊敬，称他为“全国南宗殿后作家”、“老师”、“禹丈”。范也十分敬重张大千，陪同大千参观了文殊山、西夏碑等名胜古迹，并决定与大千同游敦煌。
在武威，经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介绍，张大千还结识了河西走廊驻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马步青答应派兵保护张大千一行人的安全。
几天以后，张大千和范振绪一行人乘坐“羊毛”卡车向西进发。（“羊毛”卡车的得名，据说因为它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当夜宿张掖，第二日到达酒泉，又包租一辆“羊毛”卡车前往安西。途中经过嘉峪关，雄伟壮观的景色令众人赞不绝口。当时的嘉峪关除因自然风蚀受损外，部分被人为破坏，已残缺不堪。张大千惋惜地对心智说：“前人曾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这四句话说出了嘉峪关外是多么荒凉可怕。……古人在戈壁荒滩上修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可以想象要花费多少心血，要经过多少艰难。他们才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呵！”张大千接着又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西方取经，我们为什么不在成都好好呆着，也不听朋友劝告，却要吃苦到敦煌呢？
还不是为了取‘经’，不过这是取艺术上的‘经’。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可差得远哩！……要使绘画艺术不断得到提高，老呆在家里是不行的，必须走出来，到艰苦的环境里磨炼意志，开阔视野，勤奋好学，才能有所收益。”〔1 〕汽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行驶了一天，黄昏到达安西，住在安西税务局里。两天以后，在范振绪的侄儿——安西税务局局长范某的陪同下，一行人乘坐骡马大车前往榆林窟游览。榆林窟保存唐代壁画颇多，且极精美，张大千作《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范振绪在上题款赞道：“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人唐贤三味，近世无其匹矣！”〔2 〕
6 月底，张大千一行从安西出发，前往敦煌。为了避开初夏戈壁滩上的炎热，行路都在夜间。月色朦胧，黄沙漫漫，车轮声紧紧伴着大家，第一天早晨到达疙瘩井，以大叶茶、干馒头充饥。下午太阳偏西时，人马继续西行。
第二天早晨到达甜水井。甜水井是个只有1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生活贫困。
村里只有唯一的一眼水井，名曰“甜水井”。可是井里的水不仅不甜，而且又苦又咸，只能供牲畜饮用，人吃的水要用毛驴从数十里以外的地方驮。甜水井的蚊子多而大，长足有半寸，叮人凶狠。从甜水井出发，第二日凌晨到达距敦煌县城40里的四十里铺。休息到下午5时许出发，终于在晚8 时许抵达敦煌城外，受到敦煌县章县长、县商会张会长、当地驻军马步青部的马团长等人的迎接，住进了当地大商人刘鼎臣家里。
第二天早晨，在章县长、马团长等人的陪同下，张大千一行人乘车前往月牙泉、鸣沙山名胜游览。第二天、第三天，张大千推掉一切应酬，专心为敦煌各界求画者作画。
第四天晚7 时许，在章县长等人的陪同下，大千一行前往莫高窟，晚11时到达了目的地，住宿在下寺。
终于到达了日思夜想的莫高窟，张大千兴奋不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稍事休息，便急切地带着电筒、蜡烛，开始参观下寺附近的一个大石窟。其耳洞就是有名的“藏经洞”，在正面墙上彩绘侍女一身，面部丰满，眉目清秀，服饰线条柔和而有力，一手持杖亭亭立于菩提树下。张大千对此赞叹不已，久久不肯离去。返回下寺，张大千对心智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石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来打算走马观花，往返3 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3 〕张大千决定停留半年。
第四天，范振绪返回了武威。为了不影响工作，张大千从来往人较多的下寺搬到了比较安静的上寺居住。
对石窟的考察工作，大千决定先从对石窟的记录做起。他先沿石窟群画了一幅石窟分布草图，再按图纸给石窟编号。此后，张大千和心智每日提着煤油马灯，对石窟逐个详细观察，对其彩塑、壁画、题记等一一仔细记录。
孙宗慰则对洞中彩塑进行临摹。每日清晨进洞，晚间才回，中间只在洞口吃顿午饭，稍事休息。工作繁重，环境艰苦，可张大千却一丝不苟。他白天进洞工作，晚上还要伏案作画，以便售出，支付在敦煌的费用，并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费用。
一天，张大千在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调查记录时，在沙堆里偶然发现了唐代征西将领张君义的一只断手，外裹墨迹“告身”，上面记载唐景云二年（711年），张君义等人奉命西征，屡建战功，谁知皇帝昏庸无道，竟令责罚，愤怒已极，砍下左手埋入地下，以示抗议。这件遗物非常珍贵，张大千请人做了个木匣，将断手装好，后交给敦煌研究所保存。
3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在此期间，虽请了窦占彪、李复两位油工师傅帮助拷贝壁画画稿，驻军马团长派来的4 名士兵中也有二人留下帮忙，但工作进度仍很慢。9月时，张大千的“记录工作仅记了四五十个石窟，即便是进行到年底，也就是半年的时间，最多也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没有记完就回成都，岂不半途而废？”更何况“这次来敦煌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担负，长期在敦煌，从经济上说，只有出，没有入，不仅在敦煌要用钱，四川家里一大家人要吃饭。怎么办？”〔4 〕
经反复认真的考虑，张大千还是从事业着想，毅然决定在敦煌呆上二年。同时决定改变编号办法。
张大千在起初临时编号时，把大窟左右两边的耳洞也按另一个窟计算编号，这样就把一个大窟的整体分成了三个窟。再加上编号时，下面一层有的小窟被沙子埋没，以后清理出来又补编号，显得有些乱。新的编号方法是按着祁连山来的流水方向，从南往北，由低而高，复由北至南，再上则往复进行。
编号前，张大千泡了一大盆经过滤后的石灰，放一些盐和胶水。由油工窦占彪和李复及心智爬上梯子，用排笔刷石灰长方块，待石灰于后再由张大千用毛笔书写号数。
张大千对编号工作非常认真，要求极严格。他提出：“一、刷石灰方块不准影响壁画画面，梯子要轻靠，搬动要小心；二、方块要刷得整齐，大小规模虽不用尺量，但要差不多。刷石灰时不要流淌滴水，弄脏石窟墙面，特别要注意不准脏了壁画；三、必须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发生。”〔5 〕他还作了示范。
10月5 日，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和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著名书法家高一涵视察河西走廊，来到敦煌。张大千与于右任、高一涵私交颇深，相聚十分高兴。当天下午，张大千陪于右任等人参观莫高窟南头张氏编号的第20窟。只见该窟画满了西夏时朗呆板的小千佛像，洞口甬道两侧壁面因为人为破坏，己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熏得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清，但从破壁缝隙处，可以窥见里面还有图像：“似为唐代供养佛（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敦煌）县府随行人员，为了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壁画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6 〕坏壁脱落后，露出里边底层高9尺、宽1丈零5 寸的唐代供养人像，有男像4身，女像3身，女像后侍婢9人。这些人物表情慈祥，体型丰满，工笔重彩，线条流畅，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对于研究唐代服饰、民俗以及唐代的绘画艺术，具有很大帮助。尤其是由于这次剥壁，人们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即莫高窟的洞窟壁画不止一层，许多洞窟曾多次重修，这对于研究敦煌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令人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剥壁事件，给张大千的工作带来了困扰。有人因欲求张大千画未得，便向新闻界指称张大千任意剥落壁画，破坏敦煌遗迹。一时间人言喷喷，是非莫辨。直到张大千出国前，风波还没有平息。1948年11月23日《内江日报》上以显赫的字体刊登了题为“张大千沉冤待白，闻鹤楼牙字出头”的文章，称：
县人张大千近又由上海飞往北平搜购古画，当地记者询以甘肃省参议会检举伊破坏敦煌壁画一案，张氏大为愤慨不平。说，今天为国家干了一种光荣的开发事业，自己耗金钱，受磨难，反及这种结果。不把伯希和、斯坦因当贼人，而把功臣当罪魁。言下不禁感慨万分，（但据此案已由常书鸿院长解释冰消矣。）文中说已“解释冰消”，但题目又称“沉冤待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天晚上、张大千亲自下厨炒菜，在上寺住所招待于右任和高一涵。席间，大家围绕着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展开了话题。
敦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历史上，敦煌壁画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响应太平军进行反清起义，清朝廷调左宗棠率湘军前往镇压。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军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回民义军白彦虎部退入敦煌，驻扎莫高窟三个多月，曾与清军激战，失败后西入新疆。第二次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部分白俄窜入我国新疆扰乱，民国十年（1921年），五六百名被解除武装的沙俄士兵被送到敦煌安置，地方人士恐被骚扰，遂转送到莫高窟居住。这群人在窟内任意设灶挖坑，生火做饭，到处乱挖乱掘，对莫高窟之塑画、壁彩损坏极多，第二十窟当时即是关押白俄的洞窟之一，长期烟薰火燎，对壁画摧残尤甚。第三次是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方法，以树胶布粘取壁画偷走二十余方，另有已涂药水，尚未窃走者十数处。此外，敦煌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都要在莫高窟举行庙会，游人牲畜，杂居洞中，生火烧香，对壁画迹有不少损伤。”〔7 〕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断觊觎中国这座艺术宝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一位道士王圆篆发现了久被封闭的藏经洞，内藏从5 世纪至11世纪的古文献、经卷、画卷、丝绣达数万件，文献中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是了解古代社会历史、宗教、艺术、民族及东西方交流情况的珍贵资料。王圆篆发现藏经洞后，就将此事呈报给沙州道员，道员呈报给巡抚。但巡抚认为要用车去拉这些东西太麻烦，于是下令就地封存。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春天，在英属印度政府干事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敦煌探险，遇到回民萨海伯。萨海伯把藏经洞的事告诉了斯坦因。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仅花了四锭银子，便随意挑走了34箱宝物。接着，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等强盗也来了，仅伯希和就盗走了一万五千余件。而清政府对此不知不问，直到报界披露，才将剩余的一部分运到京城，在京师图书馆，仅存8000余件。真令人痛心。
谈及屈辱的往事，张大千情绪激动，对于右任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匹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他还提出莫高窟必须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的建议，希望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广泛宣传、呼吁，促使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早日建立。〔8 〕于右任也提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设想，并希望张大千主持工作。年底，于右任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案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10月7日，于右任一行离开莫高窟，张心智受父命同去青海西宁，到塔尔寺请藏族画师来年到敦煌参加壁画临摹工作。天气越来越冷，11月的戈壁滩，狂风怒吼，黄沙弥漫。莫高窟滴水成冰，编号工作进行得愈加艰难。石灰水刷在石窟外面的墙壁上就结成冰，要等待太阳晒几天才能干透，再写上号码。手冻时只好在火盆上烤一会儿再写。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到11月底，编号工作终于完成了，共编得309 号。张大千只编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因此，敦煌490余洞窟，进入张大千编号的只有309 窟。张大千的编号工作，不但便利了自己的考察工作，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及游览者提供了方便。
张大千是第一个中国个人为敦煌编号的。由于他的编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影响颇大，被称为“张氏编号”，英文代号为“C ”。关于莫高窟的编号，最早的是法国人伯希和。在20世纪初，伯希和为了拍摄壁画照片给莫高窟编号，共编171号，他的编号杂乱无章，毫无系统，完全是按着自己拍照顺序而来的。但因他是第一个为莫高窟编号者，所以在世界上也颇有影响，英文代号为“P”。另外很有影响的编号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得的492 号，英文代号为“A”。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编号共有这三家，其中A 号和C号用得最多。
莫高窟每个洞口的入口处，除了悬挂文研所的编号外，还保留了C号与P号以供参照。为莫高窟编号，是张大千对敦煌的巨大贡献之一。
11月底，张大千前往榆林窟，临画20余日，至年底，只身经武威、永登、窑街，前往西宁。到达武威时，张大千曾拜访河西警备总司令马步青，请他介绍其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对在青海雇请喇嘛画师给予关照。
当时青海有规定，凡本地喇嘛一律不准出省，对有专长的喇嘛控制得更严。
因此，张大千请喇嘛，必须得到马步芳的允许。
张大千来到西宁，下榻在蒙藏委员会护送班禅活佛回藏的专使行署，张大千的好友、专使赵守钰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利用自己与马步芳的关系，帮助张大千办妥了请喇嘛赴藏事宜。为表示感谢，张大千作《青城瑞翠》图为赵守钰祝贺60大寿。
1942年1月底，张大千偕子心智前往塔尔寺。在塔尔寺停留的两个多月中，他经常去拜访藏族画师昂吉等人，并向他们学习制作画布、加工金粉以及磨制各种矿质颜料的方法，还请他们讲解佛教故事画的内容。最让张大千感兴趣的是塔尔寺在春节前后举行的酥油灯会。酥油灯会每年举行一次，由藏旅喇嘛中的一百多位能手制作酥油花，正月十五晚上在塔尔寺外面摆出，供人们参观叩拜。
酥油花是用各种颜色染过的酥油塑成佛像、菩萨像以及其他佛教里面的人物和各种花卉。塑像大小不等，有单个的，也有以十几个神佛组成一组的佛教故事。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极丰富多彩。
春节前后，蒙、藏、土等兄弟民族身穿节日盛装从各地专程到塔尔寺朝拜，住在山坡上自己搭的帐篷里。张大千乘此机会带着本子到处速写，有时还冒昧地走进帐篷去做“客”，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还经常送些砖茶、白糖一类的东西给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张大千积累了大量的反映兄弟民族生活方面的素材，还画了一批富有大西北特色、特别是富有藏族特色的作品，如《远眺三危》、《兴隆山小景》、《享堂峡》、《藏旅妇女》、《醉舞图》、《藏犬黑虎》等，收获不小。
张大千还为再去敦煌做了必要的准备。他托朋友在塔尔寺、鲁萨尔购买了数以百斤计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据称这些颜料都是从西藏运来的，所以价格不低，每斤约30至40银元。同时还采办了一批生活必需品。
从西宁临行，马步芳及部属纷纷为张大千饯行，张大千也一一以画作答。
3 月，又踏上了西行的旅途。〔9 〕
三去敦煌
1942年3月上旬，张大千带着张心智和五名藏族喇嘛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以及厨师何师傅、勤务员孙好恭共9人，乘坐包租的卡车，从西宁出发，前往敦煌。
途经武威，张大千拜望了忘年交范振绪，同时宴请马步青，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挥笔为他及其部下作画留念。
离开武威，因汽车抛锚，只好夜宿张掖，第二天抵达酒泉。在酒泉的三天里，张大千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盛情款待。张大千理解他们的心情，一共作画几十幅，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也有人例外，酒泉地区的曹专员就异常不满。据张心智回忆：“父亲对求画者们的要求，只要时间许可，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有求必应。父亲给这位专员画了一块奇石，石上面有两只小鸟，石的后面是墨竹，画款画在左上角。这是一幅写意画，包括题款只不过半个小时即完成。这位专员拿走后，没想到第二天又把画拿来，要求父亲在这幅已经完成的画上多添几笔。父亲对此很恼火，压住气说：这幅画我自己还满意，请你先放下，以后我给你再画。但两天过去，直到离开酒泉，父亲没有给他再画。并且把那张画撕了，从此埋下了祸根。”他调职以后，曾向甘肃有关部门反映，说张大千在敦煌破坏、盗窃壁画，给张大千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离开酒泉，张大千们乘车于次日抵达敦煌。几天以后，张大千在西宁、兰州采办的食物、画具、用品等陆续运到，大约有七十八辆驴车。商人刘鼎臣每过三四天就送一大车生活用品来，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时，张大千一行连同李、窦二位师傅和驻军马团长派的两名士兵，共13人住在上寺。张大千非常尊重大家不同的生活习惯，吃饭开了三个灶，而且还请人到很远的牧区为五位画师买来了酥油和青稞炒面，尽量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方便。
生活安顿好之后，便开始了紧张的临摹工作。张大千把人分成三组，自己带心智、李复、窦占彪、孙好恭为一组，昂吉等三位画师为一组，这二组人负责临摹壁画；三知等两人为一组，负责加工画布和矿物颜料。
张大千对临摹壁画工作非常认真，有着严格的要求。他认为，临摹不是照猫画虎，而是首先要把临摹的对象搞清楚。敦煌壁画大都以人物为主，在临摹时不仅要表现出人物的形，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人物的情，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临摹时要认真观察，特别是对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人体其它露出部分，熟读之后，方能下笔勾线，这样才能把壁画中佛像的肃穆端庄、菩萨的慈祥可亲、飞天的秀丽活泼、天王、力士的威武雄壮表现出来。
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一丝不苟，稍有误差，便要换幅重来。对壁画的着色也非常慎重，遇有年代久远变色者，张大千必要参酌同时期作品，考出其原色，再在摹品上着色，以其恢复其原貌。当时在敦煌还有一个西北文物考察团，是于右任从敦煌回去后组织的，一行十余人，由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画家王子云任团长。他们在敦煌也临摹了不少壁画，但是从文物的角度出发，如实临摹，即壁画是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而张大千所画则完全不同，临摹出的作品，常显得比壁画原作更鲜艳、更漂亮。
张大千临摹有一套自己的程序：“先以大幅玻璃纸（透明纸）依壁画原作勾出线条初稿，各部记下原作颜色，然后将此纸贴在木框绷着的画布背后，迎着阳光照射，用柳炭条先在画布上勾出影子，再用墨描，然后依稿上标记，上一至二遍底色，再将画架抬进窟内，对照原作，看一眼，画一笔”。〔10〕着色和上线的主要部分由张大千亲自动手，次要部分交给他人分绘，最后由张大千审定。每一幅摹品上，除署张大千名字外，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如“番僧某某同画”、“门人×××同画”等，这在当时的画坛上是少见的，反映了张大千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和对门人的提携。张大千当时在国内名气已经很大，但他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非常尊重同行，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张大千与篆刻家陈巨来的交往就可证明这一点。
张大千自从与陈巨来结交以后，深爱陈巨来的治印风格，常常请陈为其镌刻。尤其在他成名以后，其所有名章、书斋印几乎都出自陈手。有一次陈巨来与张大千开玩笑，请他为自己治印一方，张大千坚决不同意，并正色说道：“样样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做，就是不能刻图章。我替你刻，岂不是变成笑话了。”
在石窟里临摹壁画，和室内作画不同，非常艰苦。“特别是临摹大幅壁画的上面部分，一手提着煤油马灯，一手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察壁画，看清一点，然后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11〕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很辛苦，但张大千从不退缩，而是带头去作，早上进洞，晚上出洞，攀悬崖峭壁，登独木高梯，总是走在前面。
一天下来，经常是一身砂土，满身颜色。他自己也曾说：“我们简直就跟犯人一样罗，跑到这里来受徒刑，而且还是心甘情愿！”〔12〕晚上，别人都休息了，张大千还要在灯下作画到深夜，再托朋友在成都卖出，以维持生计。
看到张大千的样子，子侄、弟子们工作得就更加勤奋，即使有时累得想休息一下，也不好意思，只好咬牙坚持。
张大千是个在生活方面颇为讲究的人，尤其是精于吃“道”。旧时中国人通常以为作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但张大千却把它视为艺术。他论起吃来，头头是道；亲临厨房化理论为实际，则功夫细腻、精道。谈到吃，他会告诉你，缩得干干的皱巴巴的鲍鱼是上好材料，因为那是在活的时候抓到的，所以它感到痛，皱成一团；一般人认为好的漂漂亮亮肥肥厚厚的鲍鱼是早就死了的，味道反而差劲。他还旁征博引，讲故事来论述自己的吃“道”。
他说，明末清初的名士冒辟疆从北方找来一位厨娘，来时坐三人大轿，跟随仆从婢女10余人，来势不凡。她问冒辟疆：“你要做上席，还是中席？”冒问：“敢问何为上席？何为中席？”厨娘答：“上席需羊300只，中席需羊200只。”冒惊问其故，什么席要用上那么多只羊？厨娘说：“珍馔美味，就要用羊嘴那点羊馐，调汤炖菜都要用它取其味。”冒想，用100只羊的话丢不起人哪，只好说用中席好了。
张大千的饮食哲学便是，要“吃”就不要怕贵，要用好材料。他不但讲究吃好、喝茶也非同一般人。他最爱铁观音，其次是乌龙，平时也喝清茶。他喝的茶，为怕灰尘，冲茶的第一道水要倒掉，冲第二道时，再依次倒入杯中：第一杯要少，第二杯稍多，第三杯再多，嗣后再从最后一杯由少渐多倒回来，这样每杯的浓淡和份量就均等了。大风堂平日都用扁平的铁砂壶泡茶，喝茶则用陶土制的棕色茶托、竹绿色小茶碗。
喝清茶时，则用白色的杯子，以观其淡绿的茶色。无论喝多好的茶，张大千也只喝三过便倒掉。
这样一个食不厌精的美食家，却能在异常艰苦的敦煌呆下去，可见毅力之大，追求之执着。敦煌一年四季都缺乏蔬菜，为了改善伙食，张大千曾率众人在莫高窟开荒种菜，并请人从兰州带藕苗来栽种，但由于气候等条件不具备，未能成功，为此，张大千画《荷塘》一幅，题诗并跋道：
绿腰红颊锁黄娥，凝想菱花滟滟波。
自种沙州门外水，可怜肠断采莲歌！
莫高窟去敦煌东南四十里，白杨夹路，流水绕门，予深爱之。尝自金城（今兰州）携藕根移植于此，待薰风乍发，摇蒲葵扇，行岸曲间，风棠翠盖，自有江南米夏之胜矣。惜乎不植！怅望清波，轻涟无语，沧浪濯足，情见乎辞。〔13〕张大千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使临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三个多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盛夏来临了。
8月，黄凝素携幼子心澄、杨宛君、六侄张比德以及门人肖建初、刘力上，朋友谢稚柳分别从成都、北平、重庆赶到敦煌。
由于人员的增加，工作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临摹的壁画由几平方米的局部，发展到几十平方米的整个一堵墙面，在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工作勤奋，刘力上曾写道：
每日侵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卧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犹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式模范。……
（大家）逐日蓬头垢面，席卧其间，逍遥竹素，寄情玄豪，不知时日，恍若身置另一世界也。〔14〕书法家沈尹默曾在写给谢稚柳的信中以诗赞道：
左对莫高窟，右倚三危山。
万材叶黄落，老鸦高飞翻。
象外意无尽，古洞精灵蟠。
面壁复面壁，不离祖师禅。
既启三唐室，更闯六朝关。
张谢各运思，顾阎纷笔端。
一纸倘寄我，定识非人间。
言此心已弛，留滞何时还？〔15〕
秋天，敦煌驻军换防，马步青部调往青海，在张大千处帮忙的两名士兵，与大千洒泪而别，大千送二人法市几百元（当时相当于银元几十块），胡宗南部进驻敦煌，派一个连驻莫高窟，有一个班住进了上寺。
一天，从兰州来了两名军官，带着一群便衣，来到刘鼎臣家，把刘家翻了个底朝上，最后拿出一包大烟，称是在刘鼎臣房里搜出来的，遂以贩卖大烟罪，将刘铐送到县法庭关押起来。张大千得知此事，觉得其中必有文章，这刘氏可是自己在敦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商啊。经陈县长和驻军夹团长查问，对方果真是冲着张大千来的，声称要以画换人。大千只得赶紧作画，以七、八张画换回了刘鼎臣，并赶至家中慰问他。刘氏感动异常。
冬季来临，戈壁滩上寒风呼啸，在莫高扈，取暖就成了大问题。因敦煌不产煤，取暖多用木炭。刘鼎臣为张大千雇了骆驼队，请民工带着20多峰骆驼前往200里以外的沙漠，寻找挖掘原始枯木，其往返一趟得七、八天时间，整整运了一个冬天。
天寒地冻，在石窟里临摹壁画已十分困难，不仅冻手冻脚，颜料也常被冻在画布上。张大千决定把工作转向室内进行。他把夏、秋两季临摹的大批中、小型单幅画稿初样拿出，让众人在室内分头描上画布，再按初样上标明的颜色，依次上色、勾线。由于人手多，安排得又较有顺序，室内作画进展很快。尤其张大千，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他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除画人物五官时，他精力集中，屏息不语外，一般情况下，总是喜欢和周围的人“摆龙门阵”，天南地北，无所不讲，使大家的工作心情非常愉快。
一日，天降鹅毛大雪，张大千和众人同到外面欣赏雪景，发现上寺后面河滩的对岸，有不少藏族牧民在搭帐篷，张大千遂带着白糖、砖茶前往拜访，很快与他们交上了朋友，并在短短的二三天内，速写了一本反映藏民生活、服饰的画稿，后来作品中的《训犬图》、《藏族姐妹》等，都是采用的这些原稿。
12月30日，张大千与谢稚柳等人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西35公里南湖店附近党河北岸断崖上的西千佛洞考察。西千佛洞的创建时间晚于莫高窟，现存洞窟20个，计有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时代。洞窟形制与莫高窟相同，塑像多经后代重修。五代彩塑十六罗汉像，为西北地区石窟所不见，可惜的是多已残损。壁画题材与莫高窟相同。
张大千等人在西千佛洞只居留了3日。由于天气奇寒，随行的护送士兵的脚指都被冻掉了。可张大千还是坚持奔走于各石窟之间，从东到西为保存完好或有壁画残迹的石窟编号，共编得19窟。张大千是为西千佛洞编号的第一人。
1944年1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于教育部。同时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大千、张维、王子云、常书鸿、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7 人为筹委会委员。
春节来临时候，大千一行清理完成的半成品画达100 多幅。但张大千并不满足，他说：“这部分画毕竟不是成品，还有大量工作要在石窟里面去做。”认为“我们这次来敦煌临摹壁画，具备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人多，力量集中；二是有青海请来的藏族画师协助工作；三是得到西北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敦煌各界朋友的关照。我们算是一个民间小团体，自费来到这里工作，仔细想一想，真不容易啊！因此，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和时间，多画，画好。否则就辜负了帮助我们的朋友。”〔16〕
3月，春寒料峭，但为了抓紧时间，尽力求真，张大千决定再次入洞工作。他把众人分成三四个小组，集中力量把一个冬天在室内所画的中、小幅壁画的半成品，又带到石窟里面去一幅一幅地照着壁画原作核对，补充颜色。
从此，临摹工作又转向石窟现场。着色完毕，张大千再将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服饰等所有的线条，全部勾勒一遍，方算定稿完工。
就在他们紧张工作的时候，一天，敦煌县长陈儒学突然来访，把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一份急电交给张大千，电文如下：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短短的两行字，如针一般，刺痛了大千的心。
在莫高窟近两年的时间里，张大千非常注意对这座巨大艺术宝库的爱护，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考虑得非常仔细。他说：“敦煌壁画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除因年久自然残蚀剥落外，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外国人，特别是斯坦因、伯希和偷愉揭取破坏和盗走了大量的壁画、塑像以及写经。而当时政府软弱，竟不敢追究。”他一再告诫子侄和门人，“我们来临摹壁画，务必注意，千万小心，比如在石窟里搬挪梯子桌凳时，不要碰着墙壁，甩笔时不要把颜色或脏水洒在墙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似乎不值得一提，但稍不注意就有破坏玷污壁画的可能，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莫高窟是世界艺术宝库，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却长期无人管理，当然就谈不上保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负。”〔17〕因此，他极力呼吁政府时敦煌加以保护、研究。其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就有张大千的一份功劳。
现在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他怎能不气愤，怎能不心痛！
深知张大千为人的陈县长忙安慰他道：“你们在这儿的情况我最清楚，我已经给你们向谷主席复电了，说的都是老实话，你们不要管这事，尽管安心工作好了。”但张大子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加快工作速度，尽早结束在敦煌的临摹工作。原因约有四：“一、有了谷正伦的电报，此处不便再留；二、准备的颜料、画布、纸绢等作画用品已剩下不多，只够去榆林窟临摹部分壁画使用；三、前曾向马步芳表示过昂吉等五位喇嘛画师离青海至多不超过一年半时间，现时日已经迫近；四、在此临摹耗资巨大，有出无入，现已债台高筑，筹款不易。”〔18〕3月22日，张大千渡过了“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
清晨，门人刘力上忽闻有人大呼“哈萨（土匪）！哈萨！”急忙唤醒张大千。一个回民来报，说哈萨离此地只有一里多路了。众人一片紧张。因为两天前，驻扎在莫高窟的一连士兵开到城里去参加检阅，只留下了两名兵士和数名保安留守。大家经过商议，决定：全体人员进入位置最高的第305号洞窟躲避；请一位喇嘛骑骆驼绕路出去求救；再派一位枪法很准的士兵携带手榴弹及步枪入山，放空枪吸引哈萨。
这一日枪声不绝，哈萨围山不断射击。晚上9时，援军才从城内赶回，立即在莫高窟周围密布岗哨，巡逻达旦。直至凌晨，哈萨才退去。
3月底，常书鸿来到莫高窟，他与大千在保护敦煌的一系列问题上意见颇为一致，结为好友。张大千把张君义将军的断手用木匣装好，还将在敦煌各洞捡到的敦煌遗书碎经残页贴在精装簿上，请常书鸿转交敦煌艺术研究所。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祖先在敦煌留下的，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还是让它们留在敦煌。”张大千也把自己在敦煌两年来的调查研究成果留给了常书鸿，这些资料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可以说，这也是张大千对保护、研究敦煌艺术作出的贡献。
张大千及子侄、门人和喇嘛画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到4月中旬，顺利地完成了冬天在室内所画的100多幅临摹壁画中的大部分，这样张大千等人在莫高窟前后共临摹了大小200多幅壁画。
4月下旬，张大千一行开始打点行装。如何把临摹的壁画妥善送走是一个难题。因为临摹品全部是在丝绢和画布上画的，所着的颜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要使其在运输中不受损坏，十分重要。张大千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按照临摹壁画的长度和宽度，大致分出几个不同尺寸的规格，订做了几十个长木箱，还有几十根碗口粗的长木杆当作卷画的轴，然后把炕上铺的羊毛毡全部铺在上寺大院地上，按尺寸先大后小一幅一幅地卷上画轴，画幅之间以一层白纸相隔，以防磨擦损坏，每箱装一卷，每卷有四五幅或十余幅，有的木箱重达100多斤。忙碌了几天，才将摹品全部装好。张大千请刘鼎臣先将画箱拉至他家保存，待他从榆林窟回来后，再用汽车运到兰州。
就要离开莫高窟了，张大千心里沉甸甸的，不断地在各洞里浏览，看着那些让他总也看不够的佛像、维摩诘像、菩萨像、飞天、帝王……感慨万千。
在这座巨大的绘画、雕塑艺术博物馆里，需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尤其让张大千敬佩不已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壁画作者，他觉得这些来自民间的画师，仅凭佛经里讲的某一个故事，就能在石窟的墙壁上创造出巨大、复杂而又生动的画面，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足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画师”！张大千仔细观察着，不时地讲解着，拿着小本子不断地记着，他说：“现在尽可能记详细点。不仔细核对清楚，以后事隔多年遇到疑问，就很难弄清楚，那将是永远的遗憾。”5月1 日，张大千一行骑乘一队骆驼，离开莫高窟前往榆林窟。当驼队将转过三危山进入一条山沟时，张大千要求驼队停下，回过头去久久地凝望远处的莫高窟，满怀深情地挥了挥手，轻声说：“别了，莫高窟！”经过3 天的风餐露宿，张大千一行终于在5月3日晚10时左右抵达了榆林窟。
榆林窟俗称“万佛峡”，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西南约70公里的踏实河两岸。现存41窟，其中东岸30窟，西岸11窟。建窟年代无文献可考，依洞窟形制和壁画判断，唐、五代、宋代、西夏、元代、清均曾在此建窟。
张大千与众人一起安顿在大佛洞窟前面左右两侧的大空房里，并用木条、芦席钉了门窗，以防风沙。
5月5 日，临摹工作正式开始。由于榆林窟地处偏僻，一行人的吃用都是从敦煌带来的，只能维持一个月，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工作。首先进行的还是编号工作，共编得29窟。为榆林窟编号，张大千是第一人。然后便全力投入到临摹工作中。
榆林窟壁画的总体水平虽不如莫高窟，但其中也有些精品，尤其是唐代所开石窟的壁画，造型丰腴，构图严谨，色彩绚丽，线描圆润潇洒，象《卢舍那佛》、《西方净土变》等等，还有西夏时的《水月观音像》、五代《曹议金夫人李氏像》……。张大千率众人每日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比在莫高窟还要辛苦，大家皆“左手持灯，右手秉笔，不一时辄觉手软，稍憩继续为之，工作其苦则远过于千佛洞矣，第淬励之气未渝耳！此间较千佛洞尤为荒僻，画壁亦不逮焉。且居所年久失修，毒蝎集聚，同行者数数被螫，夜眠则蒙头裹被而卧，醒则又闻狼嚎之声，凄厉惨闻，虽有戒备，仍令人战栗无己。”〔19〕可见工作之艰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张大千终于完成了在榆林窟的临摹计划，共临得西夏水月观音、唐代的吉祥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像等大大小小60余幅。
6月15日，张大千一行离开了榆林窟。临行，怅然若失的张大千作诗道：
摩掌洞窟纪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
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
当天夜里抵达安西县城。刘鼎臣早已将装有临摹敦煌壁画的木箱全部送到。由于等候直达兰州的包车，在安西停顿了两三天，张大千遂用一天的时间作画酬谢安西的朋友。之后，张大千安排谢稚柳、黄凝素、杨宛君和幼子心澄乘从新疆开往兰州的轿车先走，第二日便率其余的十几人乘坐租用的卡车赶赴兰州。
卡车奔驰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一路顺利地通过了酒泉、张掖、武威、永登，还看到了戈壁奇观“海市蜃楼”。一行人兴高采烈。不料在6月23日，汽车行抵河口时出现了麻烦，有两名军人声称到兰州有急事，请求搭车。二人见张大千同意，没吭一声，便一边一个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车到兰州，二人便出示军统证件，命令将车开至畅家巷汽车站进行检查。车到站后，上来几名军统特务检查行李。正要检查画箱的时候，得知消息的高一涵、鲁大昌、第八战区中将参议张高参、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王漱芳赶到了，他们为大千说情道：“张大千先生是画家，这些都是他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都可以证明。”可领头检查的中校却冷冰冰地说：“我们就是要检查壁画，要免于检查找组长去吧，他到重庆去了。”又说：“就是谷主席（指当时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来，我们也要检查！”没有办法，张大千怕朋友为难，只好与朋友们先走了。
这些人查得很仔细，每只画箱，每一卷临摹的作品都被打开铺在地上，拉来扯去，使临摹品受到了损伤。事后，张大千才得知此事是缘于那位没有得到自己作品的曹专员的告状，他气愤地说：“一句恶语不仅能败坏一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张大千一行分别在鲁大昌、高一涵家下榻后，即命刘力上和张心智护送昂吉等五位喇嘛画师回塔尔寺，并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为了扩大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张大千决定在兰州举行临摹敦煌壁画展，同时举行个人画展。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开幕。第八战区军政长官朱绍良、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兼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等主持开幕式。《西北日报》当日在头版刊文道：
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大千先生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观者达万人以上。各界人士均认为此次展品实为张大千近年之杰作，“均别具风格，观者无不饱赏眼福而去。”8月23日，展览圆满结束。
10月初，张大千一行离开兰州，踏上了蜀道归途。临行、青海朋友送给大千两只藏犬，一称“黑虎”，一称“丹格尔”，不但体型高大，且身体墨黑，十分可爱。后都曾人张大千之画。从兰州出发经天水、汉中、广元南下。
张大千游天水麦积山、广元千佛崖等名胜，11月抵达成都，敦煌之行结束。
三载破壁
张大千敦煌之行，从1941年5月初离开成都，至1943年11月再回成都，历时长达两年零七个月。在此期间，张大千不但给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编号记录，写成一部长达20余万字的学术研究著作《敦煌石室记》（初稿），还临摹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的敦煌壁画276 幅。为此，张大千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出售了大量的绘画；还卖掉了许多精心收藏的古代书画珍品；举债达5000两黄金。为了敦煌艺术，张大千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无数的心血。去敦煌之时，张大千满面红光、一头乌发；而归来时，年仅45岁的张大千却老了许多，头发与胡须中已夹杂有不少银丝！
那么，作为在艺术上已颇有成就的一个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舍弃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呢？
林思进在《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集序》中的一段话大约可以解释：
吾友张君大千，夙负振畸，究心绚素，名高海内，无暇拙言。共平生所觏宋元法画至伙，顾犹未足，更思探月窟，问玄珠，乃裹粮具扉，西迈嘉峪，税驾瓜沙。……间特告余，此不徒吾国六法艺事之所祖，固将以证史阙，稽古制。而当时四夷慕化，取效中州，其衣冠文物，流行于今之欧西新世者何限。吾所以勤力为此者，意则在斯。由此可见，张大千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穷探六法的根源，追寻他梦寐以求的六朝隋唐真迹。
两年多的潜心研究，张大千对敦煌石窟的发展、艺术风格的演变等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对于敦煌各代画迹的演变得失，洞察极深。
张大千认为，敦煌石窟艺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佛教的盛衰是分不开的。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通往西域的重镇，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佛教也得到发展，因而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随之繁荣起来。
五代宋明以后，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统治渐衰，本地区的变乱渐繁，丝绸之路渐塞，佛教信仰渐疏，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敦煌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渐丧失，开窟的活动也就愈来愈少了。到了清代末朝，道教盛行于玉门关外，莫高窟这个佛窟成了道士的乐园，大批宗教文物被西方的冒险家盗走，成为外国博物馆的稀世珍宝，令国人痛心疾首。张大千说：
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其什九矣。欲求所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册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奠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万，杰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榘矱。原其飚流，固堪略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薄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划极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矣。〔20〕
张大千对敦煌的研究非常细致，他曾仔细探索过壁画变色的原因。
在敦煌壁画中，北魏和西魏时期的人物，面庞和躯体上的颜色，大部是黑色或灰色的，再加上形体结构勾勒着粗犷的线条，让人见后颇觉奇怪。张大千经过细心的考证认为，北魏的壁画，当新着的时候，并不是这种样子。
变黑了的部分是一千多年来，风化剥蚀，受到潮湿，颜色起了化学作用，这是因为当时采用的颜料不同。变黑的部分，是用银朱调配的，由于银朱是用汞泡制，所以容易变黑。形成黑、灰或浅灰的现象，是由于白粉兑人的多少不等，从而导致了黑与灰的不同结果。原赭色部分，或因被沙土埋没，或因气候适宜，所以赭色保持了下来。
张大千在敦煌除了进行编号工作外，最重要的工作是临摹。张大千临画的方法，是以透过现象恢复原状为目的。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行笔着色虽有所损益，但仍忠实于原画的精神。当时有人反对他的复原临摹法，说他太多主观，不够客观。其实他们没有理解张大千临画的目的，是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的方法。事实证明，张大千这一方法是成功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自此，他的画风大变，山水画由以前的清新澹泊变为宏大广阔，大面积运用积黑、破墨、积色之法，喜用复笔重色，把水墨和青绿融合一体，丰厚浓重。他更注意将线条色彩并重的技巧与作品的意境相结合。其人物画的创作也达到了顶峰。人物勾勒纵逸，个性突出，尤其仕女画，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行笔敦厚，富丽堂皇，衣褶用笔就吸取了唐宋壁画的各种技法。
张大千绘画艺术的个人风格，早在三十岁前后已逐渐形成，可是他认为不够。在深入生活的同时，仍然不断汲取古人和今人的优点，在艺术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这时他以学习石涛、八大、石谿、青藤、白阳、渐江、老莲为主，兼学明代四家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以及董其昌、赵孟頫。30岁以后，他上溯宋元诸家，以王蒙、吴镇、牧溪、李公麟、董源、巨然等为主，兼学南宋李、刘、马、夏。及至敦煌，正当他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对于宋元明清绘画，以及存留下来的名迹，几乎阅读临摹殆近，现在骤见数以千计的三唐六代之精英，佛法诸天之神变，光彩夺目，前所未有。
他为壁画宏伟的气势、严谨的结构、生动、富丽、多姿的画面所感动，他夜以继日地临摹、研究，终于将隋唐人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收入自己的笔底，使得自己的作品，气势更加坚实雄伟，色彩更加富丽多变，画风为之一新。
在传统技法的运用上，也有了许多突破。他把工笔与写意同时并用，使画面显得轻松典雅生动；勾勒与没骨结合，青绿画加黑墨重笔，金碧与泼墨同时运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物画。张大千的人物画最早见于1936年南京的一次画展，一幅《三十岁自画像》，一幅《竹间高士图》，似乎是石涛点景人物的放大。
此后他致力于唐寅的白描水墨仕女，对人物神情姿态和衣纹转折进行研究，画法有所提高。在敦煌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埋头研究北魏、隋唐的人物画，1941年将初步临得的20余幅作品送到成都，举行“西行纪游画展”，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水陆道场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走入魔道，为大千惋惜。而张大千立场坚定，对这种浅薄之见置之不理。他认真研究历代人物画的发展，从北魏、西魏直至元代。研究不同时期的人物造型、服饰纹样，线描变化，色彩调配。经过这样的研究，他的人物画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敦煌佛教艺术形象的世俗化，以及在供养人和经变故事中体现出的社会生活形象，使张大千大受启发。他从程式概念的造型中解放出来，不仅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有水平，而且开创了古装人物画面向现实反映时代的风貌。《醉舞图》、《掣龙图》便是例证。
《醉舞图》是张大千1942年上元节，在青海鲁沙尔观看藏族少女跳酥油舞后画的。他用工笔重彩的方法表现浓装艳抹的少女，少女在画上翩翩起舞。
金尊一曲，柳眼半眯，罗带系腰，随风飘舞。《掣龙图》图中画的是一位健壮的藏族少女，头戴狐皮帽，身穿普鲁服，手牵巨犬，名曰胆格。狐皮帽，用赭黄蘸色，将笔劈开，顺势披毛，由外及里，逐渐加成，毛色茸茸，有轻柔松软的感觉。衣服是用朱砂染制而成，飘带勾以金线，色彩浓郁而不火。巨庞体壮而肥，形如狮子。毛以浓墨渲染而成，色泽乌黑而起绒。
整个画面色彩沉着而艳丽，一看便知是受敦煌壁画的影响，但又是现代生活中的一角。
在此以前，去敦煌前，张大千画仕女是以淡彩为主，略施重色。自去敦煌后，则以重彩为主，线描以兰叶描转变为蒪菜描和铁线描。形态亦显雍容华贵，有唐代遗风。服式虽是紧衣窄袖，而人物表情却是摩登少女。这也是张大千的人物画能独具个性化的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深受大多数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应该如何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呢？1943年8月14 日，《西北日报》记者以《记敦煌壁画——看张大千画展》为题，对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年以来，画家张大千先生，不避艰辛，不辞辛劳，远去敦煌千佛洞，潜心临抚壁画，朝夕与画像相对，并将壁画重新编号，苦心整理，其对中国古代艺术之保护与传播，实有伟大贡献。……看了这次张先生的画展，西北的人士将更看重千佛洞的艺术价值，将更加深对敦煌的认识，对于国内史学界、艺术界也无异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这二十一幅壁画的宣传力量，比二十万言的宣传文字还有效。从今而后，中国的这一个国宝，再也不会被人轻轻易易地摧毁了！”〔21〕
我国敦煌学的倡导者陈寅恪则评价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22〕
著名画家叶浅予则说：
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近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了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23〕张大千对敦煌所作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注释：
〔1 〕〔3 〕〔4 〕〔5 〕〔8 〕〔11〕〔16〕〔17〕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载于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2 〕马耀南《张大千与范振绪老画帅的珍贵友谊》，1983年4月16日《团结报》。
〔6 〕窦景春《张大千先生与敦煌》，载于《张大千先生纪念册》第472、473页，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年谱》。
〔7 〕〔10〕〔13〕〔18〕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145 、152 、153 、164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9 〕张大千再去敦煌的经过，参见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
〔12〕李永翘《敦煌老人忆大千》，载于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4〕〔19〕刘力上《漠高窟榆林窟巡礼》，载于1944年1月31日《新新新闻》，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年谱》。
〔15〕郑重《画家、理论家谢稚柳》，载于《朵云》第7 集第141 页。
〔20〕〔23〕叶浅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序》，载于四川省博物馆编辑《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21〕《西北日报》1943年8月14日第3 版。
〔22〕陈寅恪《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
第七章 展示新作
声名大震
1944年，张大千46岁。
经过紧张的整理、准备工作，“张大干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于1月25日，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正式隆重开幕。展前的几天，成都的《新新新闻》报、《成都快报》就刊登了此消息，并发表长篇专访文章。以《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张大千）话说敦煌为题》介绍张大千去敦煌的经过及其对敦煌的评价，称敦煌彩塑“极自然之美，毫无做作，肌肉毕呈，栩栩如生”，壁画“在历史上之价值更足珍贵，不仅有其美术价值而已”，所以“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还盛赞张大千敦煌之行为“伟大之工作，学术上之盛事！”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但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十分踊跃。此次展览共展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44幅。对敦煌彩塑、壁画的巨幅摄影22幅，张大千为展览亲自撰写了序言：
河煌久客，乍返成都，旧雨相逢，奇观共诧，举石室之绘事，方海客以谈瀛。盖大千平生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籍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遯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千祀，杰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榘榘。原其飚流，固堪略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
西夏诸作，虽刻划板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也。
大千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燃指握管，目营手追，其间门人子侄，番僧匠吏，各佐厥事，祁寒盛暑，劳苦相勉。计所程获，都凡巨细得百有余幅，知旧朋好，往往迫促求观，而匆遽间，尚有整修未尽者。兹特先将临抚石室及榆林窟四十余幅，暂事陈列，以付群公先睹。他日稍暇，当再尽出其所作，俾吾国二千年来画苑艺林，瑰玮奇宝，得稍流布于人间；而欲知宗流派别之正者，亦屹然当有所归！
癸未嘉平，大千张爱并识于大风堂。
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虽门票高达50元一张，但“连日前往参观人士，异常踊跃，莫不叹为观止云”，致使结束时间不得不从31日推迟到2月4日。
为配合展览，张大千交由西南印书局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收临摹敦煌图片40幅，四川著名学者、当时成都少城图书馆馆长林思进为该画册作序。
2月14日，由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出版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刊》，收有林山腴“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序言”、罗文漠“敦煌壁画之艺术价值”、周太玄“观大千临敦煌千佛洞壁画感言”、谢无量“题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四绝”、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序”等文章。
张大千从敦煌返回不久，就率门人及子侄对大风堂多年收藏的历代名画编目，详记各画尺寸及题咏，共约二百件，准备公展。
3月15日，“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内开幕。这次展览由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共展出张大千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各代作品计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子昂、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名家的作品。展览共进行了6天，观众如云。作品之精令收藏界、美术界人士惊叹。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八个字赠张大千。张大千观后又加了八个字：“一身是债，满架皆宝”。
是啊，在收藏方面，张大千的确是“富可敌国”。为了收藏，张大千确实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他一生酷爱收购名古画，只要有他爱上的真迹，总是一掷千金，甚至借债也无所顾惜，所以他自题“一身是债，满架皆宝”。但是张大千与一般的收藏家不同，他收藏画是为了画画，对名迹他愿意“相随无别离”；同时，为了画画，他也可以卖画，因此他又一方印上刻有“别时容易”四个字。可见其对艺术追求之执着。
此次展览之后，为了偿还敦煌之行欠下的巨债，张大千不得不忍痛卖掉了部分珍藏品。
3月25日，全国美术节，张大千在四川省美术协会举行的庆祝首届美术节纪念大会上发言，呼吁美术界同仁在抗战期间，一起为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努力，并提议“请（省美协）会员捐作品展览醵资，筹建（四川）美术大厦”，大会一致通过。同一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美术会第七届年会上，张大千与徐悲鸿、吴作人、黄君壁、高剑文、林风眠、傅抱石等31人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
5月19日，教育部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举行。后又接连在兰州、成都、重庆进行，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不但使人们了解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影响了一批艺术院校的学生及美术工作者，通过张大千，他们对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产生了热爱，走上了发掘、整理、研究敦煌艺术的道路。
从敦煌回来以后，张大千常住青城山。他依旧住在上清宫，并在上清宫周围栽种了最喜爱的梅花，还放养了10余只红爪玉嘴鸦，这是他特意从甘肃天水带回来的。在这里，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读书、作画、游览的生活。他每天清晨即起，手拿画板和画架，走上山峦，迎着朝霞写生画画，青城山在他的眼中永远是美的，是他百画不厌的题材。
8月8日，这一天立秋，张大千在上清宫作《红叶小鸟图》，题诗并跋：
槲村双猿易元吉，梨花鸠子云溪翁。
解道青城好颜色，玉山照耀晓霞红。
坐第一峰亭子，东观日出，西望雪山，郁为双绝，漫以此画代之弘公。
又记：青城槲叶未霜先红，烂若朝霞，以予所养白玉鸠立于枝头，粉光霞彩相映，带如观滕昌佑画图。惜（高）岭梅未来为我写真，拈笔记此，有愧传神。甲申立秋，大千张爱。〔1 〕12月，张大千在成都举行近作展，其中最受人赞赏的是四幅彩绘工笔仕女，即《按乐图》、《春灯图》、《采莲图》、《读书图》，据说这四幅作品是张大千在成都郊区一个庙里画的。当时他因与夫人吵架，一怒之下负气出走，来到这个小庙闭门用功数日，画出了这四幅优美之作。
1945年1月，由张大千题签的《新艺》月刊在成都创刊，郭沫若、徐悲鸿、张大千、朱光潜、宗白华等70人被聘为该刊特约撰稿人。
4月，《新艺》第一卷第三、第四期合刊出版，刊登了觉元写的《一年来成都所见的画展艺坛检讨特辑之一》一文，文章盛赞了大千的敦煌之行。
在谈到张大千的绘画艺术时，该文称其为“国画摹拟的旧派的代表”，并论道：“即以摹拟而论，其中亦有高下之别，也属必然的结果，兴奋的人每以此赞赏大千，趋新的人又以此毁诋他不已。我们平情而论，他刻意师古的成就可与清初的王翚抗衡。从前王时敏西卢画跋说：‘迩来画道衰微，古法渐湮，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明诸名家，无不摹仿毕肖，无论位置蹊径，宛然古人，笔墨神韵，一一寻真，且仿某家则全似某家，不杂一他笔，使非题款，虽善鉴者不能辨，尤前此所未有也。’时敏这句话，可以完全借来转赠大千，而且大千‘仿某家’，不独画面‘全似’，并且‘题款’也能乱真，真使‘虽善鉴者不能辨，尤前此所未有’。……石谷开清代三百年画风的先声，大千继起，为这派画风作一个结束，真是先后辉映。石谷以后，不可无大千；大千以后，不必再有石谷了。（大千）他毕生工力所注，即在摹拟，则极其能事，自然不能超越前人，出其范围以外。对于他所自作的现代仕女，虽头上卷发如云，脚上着高跟革履，仍然如俗语所说：‘是个老摩登’，这尚何足为怪。至于他偶有小疵，如仿石涛的墨荷之类，更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了！”〔2 〕
这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大千绘画的看法。
6月中旬，叶浅予偕夫人戴爱莲访印归来，开始尝试用中国画的笔墨来画速写，于是来到成都张大千家住下，向他学习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同时在成都等摄影家庄学本，并约张大千同去西康游览。
叶浅予与张大千相识于30年代初，其后时有交往。交往时间最长、获益最大，就要数这次了。这一次，二人朝夕相处了三个月，谈论画理，切磋画技。叶浅予几乎天天观大千作画，在中国画的造型要旨和笔墨技法方面得益甚多。而张大千则对叶浅予用中国笔墨画印度人物颇感兴趣，曾以叶浅予所作两幅印度舞姿为蓝本，用自己的笔法仿制了两幅。
一天，张大千在成都昭觉寺以四张丈二大纸，用了一天时间画了一堂荷塘通景大屏。叶浅予“见此气派，见此神速”，不禁大为吃惊，于是用自己的漫画笔法，画了一幅漫画，题为《丈二通景》，记录当时的情景。后来又连续画了《大画案》、《唐美人》、《起稿》、《胡子画胡子》、《聚精会神》等一共六幅，赠给张大千。这一组漫画以夸张的手法，极生动地刻画了张大千平日的艺术生活，可谓“形神兼备，妙趣横生”。大千对此图非常喜爱，题名《游戏神通》，1948年交由荣宝斋复印成套。谢稚柳曾在《丈二通景》上题道：“大千伏地写莲花丈二通景屏，其左持水盂者，为其女子子拾得，右鞠躬捧砚者，其男子子罗罗，袖手旁观者昭觉寺方丈定慧，张目决眥、两手插裤袋则制图者叶浅予也。”张大千还请冯若飞为这组漫画配诗。冯若飞在《丈二通景》上题：“丈二通景，荷花万顷，不忍池中捉大鱼，太华峰头看玉井。”在《大画案》上题：“大画案，大无外，大胡子，小若芥，通用无碍大自在。”在《唐美人》上题：“唐美人，姿态好，羡君于思毛满身，犹事便娟摹窈窕。”在《胡子画胡子》上题：“美髯公，络腮胡，三尺画，六尺躯，以胡较画知何如？”在《聚精会神》上题：“聚精会神，用志不纷，含毫邈然，吃墨水几升！”在《起稿》上题：“起稿起稿，以袖为扫，柳炭一除，美人画好，浅予旁观应绝倒。”为人风趣豪爽的张大千，常以此图与朋友共赏为乐。
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举国一片欢腾，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天。在收音机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大千欣喜若狂，在家里大摆宴席，与家人、弟子举杯同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挥毫泼墨，画下了《喜浪摇荷图》，只见荷叶如卷怒涛，莲梗屹立，芙蓉怒放，满纸豪情。他还在上面题诗道：
夫喜收京杜老狂，笑嗤胡虏漫披猖。
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珮裳。
乙酉八月十日，倭寇归降，举国狂欢，祉布道兄见访昭觉寺，为写此留念。不忍池在东京，为赏荷最胜处也。爱记。〔3 〕10月中旬，张大千在成都举行近作展，全部展品很快被订购一空，其中《水月观音像》还引起了一场争画风波。这幅作品临自安西榆林窟，画上观音姿态优美，神态安祥，画面色彩鲜艳，光辉耀目，令观者目不暇给。于是达宫贵人、收藏家、大商人纷纷争出巨金，各方相持不下，最后只好由省政府主席张群定守，卖给了新都县，放置在宝光寺内，风波才算平息。这幅画当时的价格是100石米（一石米卖一万元）。
11月，张大千乘飞机飞抵北平，与四哥文修相聚。被战火分离了7年，兄弟相见，把臂相望，唏嘘再三。张大千决定在北平买一处房屋。他看中了索价500两黄金的一处清王府，交付了定金。但最终还是未能成交，原因是张大千看中了一幅画。
一天，张大千照例又去琉璃厂看画，突然，他眼睛一亮，盯住了一幅画：
《韩熙载夜宴图》。此图系五代顾闳中所画，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全卷分为“听乐”、“观舞”、“歇息”、“清吹”和“散宴”五个部分。各段以屏风等相间隔，前后既连续又各自独立，表现为时间顺序中展开的事件。主人公韩熙载的性格与心理刻画极为深入，超然自适、气度轩然，却又郁郁沉闷，这不仅显示了画家惊人的观察力，也显示了他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矛盾的深刻理解，画家的写实技巧和再现能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全图工整精细，设色绚丽清雅而又沉着。各种人物、各式服装的线描，有粗细、轻重、徐缓的变化，流畅但不飘浮，转折舒坦、风格雅正。
张大千“观后为之狂喜，觉得非买不可。可是该卷售价奇昂（亦要黄金500 两），房子与古画既然不能兼得，经过数日考虑，终将顾卷买下。”〔4 〕张大千视此画为至宝，始终随身携带，从不轻易示人，并专门刻了一方印：
“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钱都用来买画了，买房之事只好搁置，仍寓居颐和园。
此后，张大千又耗巨资购得五代画家董源真迹《江堤晚景图》，惊喜之余，在画上题道：
八年前，予客故都时，曾见此董元双幅画。自南北沦陷，予间关归蜀。敷年来，每与人道此，咨嗟叹赏，不能自己。去秋东虏瓦解，我受降于南京，其冬予得重履故都，亟亟谋睹此图。经二阅月，始获藏于大风堂中，劳神结想，慰此遐年，谢太傅折屐良喻其怀。米元章尝论，董元画天真烂漫，平淡多奇，唐无此品在毕宏上。今世欲论南宗，荆关不可复见，遑论辋川，惟此董元为稀世宝。予尚有淡设色湖山欲雨图，亦双幅，与此可谓延津之合，并为大风堂琼壁也。丙戌二月既望，昆明湖上雪复书，蜀人张大千爱。
与此同时，张大千还收购了宋代《溪山无尽图》、北宋张即之大字书法《杜律二首》、宋人《群马图》、元代钱选《明妃上马图》、元代姚廷美《有余闲图》、元周砥《铜官秋色图》、明代沈周《临铜官秋色图》等珍贵的古代名人字画。
为此，他不但用尽了自己在北平举行画展的所得，还再次举债，向朋友们筹措了巨款。
2月，张大千与四哥张文修及四嫂返回重庆，旋即赴成都，住在严谷声处，作画会友，客中也不寂寞。8月，张大千与夫人及四哥文修、子保罗、女心瑞、学生何海霞，肖建初、王永年、胡梦痕、川剧名演员周企何等一行20余人登峨眉山。
这是张大千第三次游峨眉了。《峨眉郡志》曾载：“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峨眉以其叠翠的峰峦、磅礴的云海、迷人的日出令张大千百观不倦、百画不厌。这一次游览，历时一月有余，遍登峨眉各山，一路游览一路画，白天带学生四处观景写生，晚上灯下与众人论画理画法。他认为，一个画家，必须对绘画对象有深厚的感情，要对山水人物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写生，游历非常重要，“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宽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需的。”〔5 〕在具体的表现上，他说中国画的山水不同于西方摹拟自然的方式，而要求有山林之气，表现山林的特征，比如华山要突出一个险字；黄山突出一个奇字；衡山罗浮，草木蓊翳，突出一个厚字：青城突出幽；峨眉突出秀；剑阁突出雄。总之，要从共性中求个性，把握住个性，才能有独特的面貌。他反复告诫学生，要作画有9 个字不能忘，即：“师古人，师造化，求独创”。
张大千以峨眉为题材，画过多幅作品。他曾为周企何画过大幅山水画《峨眉全景》，该图气势雄伟，于千岩万壑之中，点出峨眉金顶、千佛顶、金刚台等胜景，山石寺庙皆用金粉勾勒，不仅雍容华贵，更觉云蒸霞蔚，山泉奔鸣。上题“五岳归来咨坐卧，忽惊神秀在西方”，非胸中有丘壑，无以成此大手笔。
游峨眉归来，张大干便受到上海友人邀请，10月赴沪举行画展，取得了极大成功。上海报界盛赞张大千“丹青妙笔夺天工”的同时，上海画界亦流传出“欲向诗中寻李白，先从画里识张爱”的诗句，将大千比作“画中李白”。
为张大千这次画展的成功，篆刻家陈巨来着实是大忙了一阵。张大千有一个习惯，每隔5年，就将所用的名章全部换过，不仅是为了一新面目，也防有人仿制假画，鱼目混珠。这次到上海举办画展，携来的画幅较多，大都没有钤上印章，嘱托陈巨来在15天内赶刻60方印章，以应急需。陈巨来通宵奏刀，日夜赶制，终于在两周之内刻竣。这60方印全是象牙佳料，其中刻有元朱文、宋满白等多种印文，张大千观后非常满意，允诺陈巨来今后索画，概不取酬。
张大千在上海住在李秋君家，新朋旧友经常相聚，张大千常亲自下厨做菜待客，尤喜烹鱼调羹助兴。12月，以重金购得董源《潇湘图》。
《潇湘图》是董源的代表作，画面上宽而平静的江水，平远而起伏连绵的山峦，草木葱茏，洲渚交横，江上渔人张网，一片江南风光。此图为水墨淡着色，多以花青运水墨点簇，清幽淡远，虚虚实实，颇有湿润感。坡脚有披麻皴，适足表现江南山脚水岸的多土多草特点，唯人物用粉白青红诸厚重而鲜艳的颜色，在素雅苍茫的水墨淡色的山水环境中显得十分醒目，但由于细小，并不喧宾夺主。
张大千得此佳品，喜之若狂，请金石家方介堪专刻“潇湘画瘘”印钤图，“以庆斯图之来归。”12月底，张大千飞北平，寓居颐和园。
西康游屐
1947年，张大千49岁。
新年过后，张大千又由北平飞沪，准备在沪举行画展并筹备出版临摹敦煌壁画画册。
抗战胜利后，深受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强烈要求走和平建国的道路。但是，国民党政府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又发动了内战。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了祖国大地。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内战，对百姓进行残酷搜刮，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方面是百姓的困苦不堪，另一方面则是达官显贵、名媛淑女的竞相侈糜，张大千深感气愤，他在《摩登仕女》上题诗道：
（一）
娇丽高贤妙主持，误他举举与师师。
剧怜春日凝妆态，聊赋冬郎恻艳诗。
此是谁家新眷属，老来愁对好花枝。
少年张绪风流甚，幻作人间三影词。
（二）
莲花梅妆俗与违，竞翻新样斗芳菲。
兰襟约雪无羞袒，玉笋翘云砭亵衣。
自说天真忘礼数，每矜健美薄纤肥。
千金石黛波斯贱，犹笑妆台近日非。
（三）
每逢佳士亦写真，却恐毫端有纤尘。
眼中恨少奇男子，腕下偏多美妇人。
鬒发抛家云乱卷，修眉倾国玉横陈。
从君去作非非想，此是摩登七戒身。
（四）
微波咫尺可通辞，细雨黄昏不自持。
每恨弄珠交甫误，稍怜留枕魏王痴。
灯花何喜犹含蕊，桐叶无情不恋枝。
便与呕心憔悴死，燕台好句没人知。
对世事作了尖锐的讽刺。同时，张大千还经常帮助生活困难的朋友、门人。张大千性格豪爽侠气，奔放豁达，朋友有难，总是慷慨相助，对贫困撩倒的书画家，大千每月必资助其生活费。陈巨来曾回忆说；“先父谓渔公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这是很贵重的药剂，我力不能胜，大为踌躇。大千闻之，立绘一幅仕女、一幅山水见赠，都是单款，便于善价而沽。”〔5 〕
张大千还“经常将自己十分满意的好画赠给处于困境的朋友，有时一送就是十来幅。当时有许多画商（掮客）经常聚候在先生宅邸门口，只要手持先生赠画的朋友一出门，就会有人上来……争购先生名画，并当即付以现款。甚至，有时连大门还未出，十几幅先生大作竟被抢购一空。所以有人打趣说：‘先生真成了当今唐伯虎了’”〔7 〕
张大千对弟子的生活情况也时刻记挂在心上。女弟子叶名珮家里生活较困难，春节将至，为让弟子过个好年，他特意画了两幅山水中堂送给她出售，以充过年之资，关怀之情，令人感动。
4月，在张大千的倡导和亲自组织下，“大风堂门人画展”在上海举行。
自1925年以来，大风堂屡有新门人，尤其是大千从敦煌返回后，前来拜师学艺的弟子愈见增加。据《大风堂同门录》记载，到1949年大千出国前，弟子已有86人，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展览展出了大风堂部分弟子的百幅作品，山水、花鸟、人物……，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显示了大风堂弟子较深的功力。5月，“张大千近作展”在上海大新公司七楼隆重举行，以其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震惊沪上。
7月，张大千返回成都，住在忠烈祠尹昌衡公馆。时值叶浅予访美归来，前来拜望张大千，向他介绍了西康胜景，大千又生游览之心。此前曾有过二次机会，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一次大千下了决心。
当时的西康省主要包括岷江以西、金沙江以东地区，即今天的西昌、康定、雅安等地区。这一地区地处高寒山区，气候恶劣，山路陡峭、密林莽苍，景色独特，这里是藏、彝、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风淳朴，尤其是歌舞独具特色。
张大千与好友——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杨孝慈一行，乘车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天全、沪定，到达西康，沿途游览了高颐阙、二郎山、大渡河、铁索桥、御林宫等名胜。在御林宫，藏族少女欢快、热烈的锅庄舞给张大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提笔挥毫，画成《跳锅庄》一图。画面上，四个藏族姑娘围成方形翩翩起舞，长袖飞舞，象要将姑娘们招升到天空；衣衫飘荡，传递着她们美妙的舞姿；笑脸盈盈，表达出她们内心的欢乐。线描优美流畅，可见敦煌艺术之影响。
张大千一路饱游饫看，写生作画多幅，并作《西康游屐》纪游诗12首，其《五色瀑》云：
马头耀旭日，鞭影乱彩霞。天孙云锦衣，绚然绝壁挂。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向人间添春热；跳珠委珮未足拟，碾破月轮成琼屑。
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南北东西无此奇，目悸心惊敢模写。
四山雷动蛟龙吼，万里西行一引手；山神梦泣海翻澜，十六巨鳌载山走。
自瓦寺沟至康定，六十余里。行山谷中，溪流湍急，银涛掀腾不数海门潮也。〔8 〕
8月下旬，张大千自康定返回成都。9月，将西康之行所作诗、画整理成《西康游屐》一册，内收《跳锅庄》、《二郎山》、《瓦寺沟》等12幅画作及若干首诗。张大千跋曰：“丁亥之夏，予自江左归于蜀中，与孝慈老道兄相会于成都。时方有洪水之患，成都内外，几成泽国，予与孝慈因约同游西康，经雅州、渡沪定、止于打箭炉（今康定）。孝慈索予画久，阙然无以报，游罢归乡，检点草稿，为图成斯册归之。偕游之乐，良足念也。西康景物，虽无危峦奇峰之胜，然丛山万重，急湍奔逝，亦复雄伟深邃，有拍塞天地之概。右所写康定金刚寺僧，稚柳以为尽得番僧之神趣。稚柳与予者游西北久，多与番僧应接，故云。是岁九月，大千弟张爱并识于大风堂下。”
年底，此画册在上海出版，所收图及诗原作均赠与了杨孝慈。
西康之行，为张大千的绘画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风格，为以后画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积累了素材。10月，张大千在成都举行“张大千康巴西游纪行画展”，作品以酣畅的笔墨表现了西康美丽的山水，以及粗犷活泼的藏族人民的生活。画展犹如一股清爽的风，令成都人耳目一新。
11月，张大千又飞北平，仍居颐和园，经常和画坛的老友聚谈。一天，他应徐悲鸿之邀来到位于东受禄街的徐宅作客。时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想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为学校拨一所宽大些的校舍，因此特请张大千为李宗仁画幅荷花。大千闻言，欣然命笔，“笑呵呵地纵笔挥毫，顷刻成幅。荷叶用泼墨写成，白色的荷花则用线描，轻重虚实的对比恰到好处，笔墨十分精练。”〔9 〕并为廖静文画了一幅墨荷。
在北平，张大千和徐悲鸿交往甚密。一口，徐悲鸿来到大千家中，看见大千豢养的一只金银眼波斯玉猫，非常喜欢，遂借到自己家中玩赏。不久，徐悲鸿告诉张大千说：“此猫驯扰可喜，但不捕鼠，且与（鼠）同器而食，为可怪耳。”20年后，张大千在美国回忆起这件趣事，作《睡猫图》，并题诗道：
雪色波斯值万钱，金银镶眼故应然。
不捕黠鼠还同器，饱食朝昏只欲眠。
花底拳身不受呵，嫌寒就暖坐怀多。
纵然博得儿童喜，奈此跳梁日甚何？
张、徐二人都喜收藏。早在1937年前后，徐悲鸿从一位德籍妇女手中收得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精品——《八十七神仙图卷》，此为白描手卷，画面上87个人物列队行进，飘飘欲仙，线描遒劲，造型优美，徐悲鸿视之为至宝。
不料抗战爆发，至宝被盗。10余年后，几经周折，徐悲鸿以几十万元现款和几十幅自己作品的代价，才使这幅作品回到自己身边。于是盖上“悲鸿生命”之印，请好友张大千、谢稚柳写跋。张大千写道：
悲鸿道兄所藏《八十七神仙卷》，十二年前，予获观于白门，当时咨嗟叹赏，以为非唐人不能为，悲鸿何幸得此至宝。抗战既起，予故都避难还蜀，因为敦煌之行，揣摩石室六朝隋唐之笔，则悲鸿所收画卷，乃与晚唐壁画同风，予昔所言，益足征信。曩岁，予又收得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雍容华贵，粉笔纷披。悲鸿所收藏者为白描，事出道教，所谓朝元仙仗者，北宋武宗元之作实滥觞于此。盖并世所见唐画人物，唯此两卷，各尽其妙，悲鸿与予得宝其迹，天壤之间，欣快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耶。〔10〕12月，张大千又乘飞机来到上海，住在李秋君家。
这一年，张大千成功地在泰国举办“张大千画展”，还在上海印行了《大千居士近作》第一集、第二集。
离别故土
1948年，张大千50岁。
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的一年。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断壮大，在战争中武器装备也得到改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使得后方更加巩固，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各个主要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成熟了。与此相反，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却陷入全面困境，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士气低落，内部分崩离析，后方危机四伏。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不断压榨和掠夺，造成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农民更加贫用，工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抓丁派款、催粮逼税，以及兵匪掠夺、连年灾荒，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饥民达1亿。
面对这种局势，张大千忧愤不已，他用画笔抒发了自己的这种情感，他画《马》图，并作诗道：
只闻肥战马，不问瘠生民。
万姓愁无那，行秋怨莫申。
未须嗟款段，直欲老风尘。
他还作《纸鸢》，并诗云：
看尔乘云上，风狂未息几；忽然惊断线，飘落欲何依？
把一班投机政客、狐假虎威欺压百姓者的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
1月2月间，张大千为筹备画展，每日挥毫作画，忙碌不止，终于在春天顺利完成。画展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行，展出作品99件，大部分是工笔重彩。“展品精彩夺目，鉴赏家和同行们无不叹为观止。订购的红纸条贴得满堂红，……还有预约复画的。其中有9 件是非卖品，尤为精湛，堪称杰作，皆被当时的富豪重金购去。”〔11〕盛况空前。
4月17日，因张大千要回四川，弟子糜耕云在李秋君家设宴为老师饯行。
梅兰芳也前来赴宴。宴会开始，张大千便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给梅兰芳说：
“梅先生，您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您一杯。”梅兰芳不解其意，笑问：
“张大师，此话何意？”张大千呵呵大笑：“您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众人恍然大悟，皆为大千的幽默风趣而捧腹大笑。
几天后，张大千与梅兰芳、谢稚柳又齐集画家吴湖帆的斋室，由吴、梅合作而成一幅《梅兰图》，张大千在上题了一首《浣溪沙》：“试粉梅梢有月知，兰风清露洒幽姿，江南长是好春时。珍重清歌陈簇落，定场声里定芳菲，丹青象笔妙新词。”后来这幅画遗失了。1981年，应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之请，为之补画了一幅《梅兰图》。此画左绘一枝高洁淡雅、芬芳若漾的梅花，右画一束挺拔秀丽、青翠欲滴的幽兰。右上部补写了那首浣溪沙小令，又跋道：
三十三年前，在海上与朋辈集湖帆丑簃弄笔为欢笑。湖帆先撇幽兰一握，畹华为补梅花，乃索予倚小令题之，稚柳且为予点易数字，畹华携归缀玉轩。
顷者，其公子葆玖莅香江，云此画已成陈迹，不在人间矣；其尊人与湖帆俱相继弃世，倩友人要为补写。葆玖孝思如此，畹华当含笑九京。而予车过腹痛，老泪纵横矣！〔12〕感情之深，令人肃然。
5月上旬，张大千回到成都，居金牛坝。
5月9日（农历四月初一日），张大千50大寿。因早年在安徽看相，命相家彭涵峰说张大千“须根窜过喉结，难过知命之年”，让张大千“留意”。
于是这天上午，张大千前往昭觉寺中“避灾”。黄昏时刻，周企何等好友亲朋来寺接大千回家吃祝寿宴。一行人乘坐黄包车进城，拉张大千的车夫年轻力壮，腿脚麻利，奔走如飞，很快就把众人甩在了后边。不料行至一路口时，与一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张大千只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抛出去了好远，“滚了几转，翻到路边上。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毫发无伤。可怜那个年轻力壮的车夫当场就死了，黄包车也撞得稀烂。”〔13〕张大千总算是大难不死。
第二天，大风堂门人又整席为老师拜寿。
7月15日，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在兰州召开，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向大会提出：“敦煌千佛洞壁画被张大千大量窃取，请注意保护。”引起了与会成员的注意。其后不久，在7月28日该大会的第16次会议上，由参议员亢维斗领衔、另10位参议员附议的一份正式提案提交给大会，指控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要求给予严惩。8月，此议案被呈送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又有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和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窦景桩站出来，公开为张大千澄清事实，1949年3月1日，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郑重宣布：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但是，由于甘肃省参议会的指控，在全国艺术界、文化界、考古界、文物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给张大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加之甘肃省参议会未把调查结果象当时提出议案那样四处宣传，而是暗暗压下，致使“在许多人士和民众当中，‘张大千借名网利，破坏了敦煌壁画’的舆论所留下的影响依旧长期存在，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等地，仍然有不少人还持有‘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看法。甚至在张大千逝世之后，台湾还有人追问此事。”〔14〕张大千生前每念及此，总是黯然神伤。
8月28日，张大千携新婚夫人徐雯波乘飞机离开成都飞赴上海。徐雯波原名徐鸿宾，约生于1927年，四川成都人。
在上海，大千仍居李秋君家。李秋君与徐雯波相处得非常好，徐雯波很敬重李秋君，而秋君则视雯波如亲姐妹，她不断地向徐雯波介绍张大千的生活习惯及各方面情况，提醒她应注意的问题，她说：“大千是国宝呀，只有你是名正言顺的可以保护他，照顾他，将来在外面，我就是想到也做不到呀！你才是一辈子在他身边的，还得你多小心，别让他出毛病。”〔15〕
9月的一天，上海卡德路李府热闹非凡，大家在为张大千和李秋君祝寿。
他俩坐在客厅大圆桌上方，四围亲朋满座，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席间，篆刻家陈巨来送“百岁千秋”印章一枚，令二人非常满意。因为这枚印章把张大千和李秋君的名字，以及二人合庆百岁大寿的意思都包含在内了，还象征着他们的友谊千秋长存。二人当场合绘《山水》一幅，盖上此印。大千和秋君还相约，以后要各绘25幅、合作50幅，凑100幅，互相题款，每幅画都用这方印章，开一个双人联展。
9月底，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门人糜耕云飞赴北平，专程看望徐悲鸿、齐白石等老朋友，相聚甚欢。
10月，张大千迁住颐和园养云轩。时值农历九月十五，昆明湖上残荷犹存，大千带糜耕云日日游走园中，观谐趣园和长廊沿湖的荷花，并指点他说：“中国画重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画荷主要在于画荷叶及荷梗。”在老师的指点下，糜耕云开始画荷了。
10月下旬，张大千飞到上海，审定了门人巢章甫、肖建初、陈从周编录的《大风堂同门录》，并印发给大风堂门人每人一份。11月临回四川时，张大千把“大风堂同门会”印章交给门人伏文彦保管，并说：“我走后，你们若有事，可多与（何）海霞、（慕）凌飞、（肖）建初、（曹）大铁等人商量着办，务必抓紧学业，提高绘艺。”〔16〕张大千还与老友谢稚柳、陈巨来合影留念，说：“我生平从不亲笔写信，都是秘书代劳”，以后若无信来问安，“请勿见怪”。
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辽沈战役已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人民解放军胜利向前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撤向西南地区。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
11月，张大千在四川短暂停留后，便飞赴香港举行“张大千画展”，并获成功。
1949年，张大千51岁。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张大千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景仰，应何香凝之请，精心绘制了一幅《荷花图》，请何香凝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图为纸本，图中近景画为舒卷自如、卓然而立茂荷两叶，中景画为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以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图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浑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致，是大千画荷精品。画的左上方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此画现藏毛泽东故居。
3月，张大千迁澳门朋友家居住，并托人花重金从东南亚买来两只长臂白猿养在园中，仔细观察猿的生活习性，行止相貌，对猿写生，颇觉快乐。
其时，印度美术学会邀请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临摹敦煌壁画及其近作，张大千决定赴约。
4月，张大千偕夫人从香港返回，在杭州停留数日后，回到成都，筹备赴印展品。
7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随后，徐悲鸿便给张大千发函，邀请他到北平一起工作。老友的热情邀请，令张大千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他又很担心，担心他走了，国民党特务会拿他的家属、门人问罪，尤其是自己曾两次拒绝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作画。
这个王陵基在当时以凶残著称，人称“王灵官”。他难道不会借此机会进行报复吗？思前想后，大千还是没有北上。
9月，张大千准备赴印度举行画展，他携带了56幅临摹敦煌壁画，还有自己的收藏以及近作。临行，张大千对家人交待说：“这次我出外展画，虽然局势不稳，但也同以往一样，去去就归。”他还对儿子心智说：“你知道，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二百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
要是我这次走后万一真的回不来，以后不管是哪一个政府当权，只要她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你就可代我把这批壁画摹品交出去，请政府保管。”〔17〕张大千的态度是明确的。
张大千乘飞机从成都飞抵香港，旋即赴澳门居住。10月，应友人邀请，张大千赴台湾举行在台的第一次个人展。展览赢得了台湾画界的赞扬。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南和华南大部分地区和台湾沿海岛屿，一些国民党要员纷纷撤往台湾。11月，在台湾游览的张大千前往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于右任处，询问国内局势，对尚留在成都的家小非常担心。不久，张大千接到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的邀请，前往陈公馆赴宴。张大千本不认识陈诚，但为了不得罪这位地方长官，也为了了解一下局势，张大千“破天荒的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到生人家去赴宴”。这是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会面，对张大千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张大千回忆道：“幸亏我去了，多仗辞修先生为我关照，我才能搭军机赶回成都。那天溥心畬先生也是客人之一，原来那次宴会，是辞修先生的美意，邀约所谓‘南张北溥’与本省籍的画家如蓝荫鼎先生等会面，本属雅集，但是大家所关心的话题，都不免会谈到大陆上的危局。辞修先生问到我的情形，我趁此说明家属还在成都，急想赶回去接眷，只是没有办法解决交通问题。辞修先生说现在还来得及，他立刻拨了一个电话要空军方面为我安排，尽快送我回成都。”〔18〕
11月下旬，张大千乘军用飞机回到了成都。当时成都一片混乱，交通已十分困难。空军称只能负责张大千自己返回台湾，而不管运送家属。万般无奈的张大千只好去找四川省政府主席、好友张群。在张群的关照下，张大千拿到了3 张飞往台湾的机票。12月6日，张大千洒泪与亲友告别，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陪他同行的是夫人徐雯波及一小女儿。居台未几，便迁居香港。从此，张大千开始了漂泊异乡的后半生。
注释：
〔1 〕〔2 〕〔4 〕〔14〕〔16〕〔17〕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192 、200 、206 、251 、245 、254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 〕〔8 〕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第329 、330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5 〕黄苗子《张大千先生的生平和艺术》，1983年4月13日《人民政协报》。
〔6 〕陈巨来《寸心千里》，1982年10月23日香港《大公报》。
〔7 〕黄达聪《张大千先生二、三事》，《江苏画刊》1984年第4 期。
〔9 〕〔10〕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第346 、274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8月第1 版。
〔11〕糜耕云《声画昭精，墨采腾飞——缅怀先师张大千先生》，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2〕许姬传《大师隔海寄深情——张大千赠梅葆玖》，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3〕〔15〕〔18〕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341 、158 、176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第八章 海外游子
游居大吉岭
1950年，张大千52岁。
2月，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从香港赴印度，在国民党台湾当局“驻印大使”罗家伦的帮助下，“张大千画展”在新德里举行。这次展览由印度美术学会主持，历时一个月，得到印度各界人士的赞赏。
但是，展览的成功却不能解去张大千内心的忧虑和痛苦，他思念故乡，想念亲人。异国和煦的春风更让他心绪难以平静：“一水停泓静不流，微风起处浪悠悠。故乡二月春如景，可许桃林一税牛。”故乡的青山绿水总浮现在眼前。
画展结束，张大千便去了阿旃陀石窟。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温迪亚山的悬崖上，西距奥兰加巴德106公里，是著名的佛教石窟。相传它开凿于公元前2 世纪左右，前后历时约1000年。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游学印度，曾于638年到达南印度摩诃刺陀国，对这个石窟作了最早的记载。一千多年以后的1819年，英国人又重新发现了它，其后，各国有关学者开始对石窟进行研究。
阿旃陀石窟现存29窟，环布在100余米高的马蹄形山峰的腰间。阿旃陀石窟艺术，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其中，壁画更为世界所瞩目，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尤其晚期的壁画艺术，较前期更臻完善，构图宏大庄重，整体感强，线条稳健，色调典丽，远近透视和立体感加强，人物装饰华美，达到了印度古典绘画艺术的极致。
阿旃陀石窟的壁画虽是宗教题材，但都是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有山村景象、田园风光，也有战争场面、风俗小景，特别是关于古代人民的狩猎、畜牧、生产的壁画，反映出当时印度社会的经济状况。壁画中的人物如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以及佛、菩萨、天女、比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在造型上颇能传出内心的情感，刻画生动。在表现女性形象时，充分发挥了自孔雀王朝以来药叉女的优雅典范和笈多式的古典美学思想，人物体态丰满，形象高贵典雅，肤色富于质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东方佛教所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大千早就想来此一游，以证实自己看法的准确。早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他在敦煌壁画来源的问题上，就与学者向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向达认为，敦煌佛教艺术源于印度，敦煌壁画受了印度艺术的影响，是印度艺术的传人；但张大千则坚决认为，敦煌艺术是“我们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伟构，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来的！”为此，二人“不仅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要打架的情形都有！”〔1 〕因此，大千决定亲自来印度看一看究竟。
张大千在阿旃陀石窟停留了一个多月，他认真细致地对石窟进行了考察、研究，并临摹了一些作品。经过反复比较，张大千得出了结论，“认为自己原先的见解正确，敦煌的艺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印度的画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画法，他们的透视法仅是单方面的；何况敦煌显示的人物、风格和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再说印度与敦煌壁画的工具，也有不同。
举例来说，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旁王与后妃等，亦着中国衣冠，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楼式的中国塔。这是我赴印度印证的一大收获！”〔2 〕
从阿旃陀出来，张大千与徐雯波在印度菩提伽叶等佛教圣地旅游。5 月上旬，到达了印度著名风景区大吉岭。大吉岭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靠近尼泊尔和锡金的边境，海拔2250米，有茶和金鸡纳树种植园，山景幽美，气候凉爽。居民以印度人为主，还有尼泊尔、锡金、不丹人，亦有少数中国侨民。张大千被此处雄奇的山峰、绮丽的景色所吸引，决定租屋住上一段时间。在这里，张大千每日登青山、望白云，吟诗作画，以此排遣自己的思乡情绪。可是剪不断，理还乱，他在一幅《山水人物图》上题道：
江南莺乱草如茵，正有观河面皱人。
对此茫茫真百感，当时亲见海扬尘。〔3 〕
一天，张大千与夫人一起游览大吉岭维多利亚瀑布，颇为感慨，回到旅馆，挥毫泼墨，画了一幅山水，并题道：
大吉岭山势磅礴，兼有吾蜀青城、峨眉之胜，惜无飞流奔泉以副之。此为仅有之瀑布矣，人呼之曰维多利亚瀑布，高才八十尺。是写景，亦是写情。
在大吉岭，还有一件事深深地困扰着张大千，那就是经济异常拮据。从前，张大千从不为钱发愁，“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这是张大千最喜欢的对子。“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的一双手、一支画笔就是钱。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寓居印度，卖画收入极少，因为当地人对中国画了解甚少，买画者寥寥无几。再加上大千从前挥洒惯了，现在要节衣缩食又不习惯。此时徐雯波又怀有身孕，自己糖尿病复发，张大千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百感交集，不断地吟诗作画，在诗画中寻求安慰。他曾写诗自嘲道：
穷年兀兀有霜髭，痴画淫书老复痴。
一事自嗤还自喜，断炊未废苦吟诗。〔4 〕
他怀念国内的亲朋好友，怀念与好友欢聚的无比快乐，更思念对他关心倍至的红粉知己李秋君，遂成“怀祖韩兄妹”诗一首：
消渴文园一病身，偶思饕餮辄生嗔。
君家兄妹天同远，从此浑无戒劝人。〔5 〕
此间，在大陆的亲友纷纷来信，向张大千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询问他今后的打算。大千感慨非常，在《答友人代书》中云：
猿啼鹤怨苦相将，岂恋江湖滞异乡。
晚岁无能余倔强，平生好事只踉跄。
升仙已厌烧丹懒，载酒何期问字忙。
小草从来非远志，自安榆枋不高翔。〔6 〕
他还作诗《和慕禅见赠咏》：
人间乞食自年年，浮世流光去若烟。
雪个声名原浪得，石遗衣钵自真传。
注：慕老有艺苑蜚声三十年之赠。八大山人有印章曰“浪得虚名”，慕老为石遗再传弟子。
共挥老泪共歌哭，忍对横流话播迁。
得向湄南重握手，春风鬓影满宾筵。〔7 〕
对亲友“归否”的询问，张大千也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故山猿鹤苦相猜，甘作江湖一废材。亭上黄茅吹已尽，饱风饱雨未归来。”〔8 〕
11月，徐雯波即将临产，张大千遂偕其归香港。
12月，徐雯波生子，取名心印。
在香港，张大千举行了个人展，展出作品均为大千在大吉岭的精心之作。
张大千精湛的传统绘画技艺，令港人赞叹不已。
3月，张大千与徐雯波携幼子心印返回大吉岭居住。7月，大吉岭发生地震，不久，张大千决定返回香港。打点行装，环顾四周，几分留恋，几分喜悦，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长物浑抛尽，迟迟竟未还。异乡何所恋，古雪出苍颜。”又云：“胡服丹黄乱，蛮音格磔奇。当风纱丽举，托响凤弦悲。”“云锦花千树，烂红粲白新。今年开较早，知我欲归人。”〔9 〕
张大千在大吉岭前后居住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里，他度过了去乡离国的最初的精神极苦闷的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诗画作品，排遣自己的郁闷愁思。
他后来回忆说：“在大吉岭时期，是我画多、诗多，工作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我畜有印度猿猴，目力当时最佳，绘的也多精细工笔。”〔10〕
他画印度、尼泊尔的湖光山色，画印度歌女，画猿猴，画牛橐驼，画花卉小鸟，更画故乡的秀美山川。还作有诗词200余首。
8月，张大千到达香港，并举行画展。
旋即赴台湾旅游。在台静农的陪同下，前往台中北沟故宫博物院参观，庄慕陵接待了他们。在观藏画时，“每一名迹到手，随看随卷，亦随时向我们说出此画的精微与源流，看画的速度，不免为之吃惊。可是有一幅署名仇十洲而他说是赝品的着色山水，他不但看得仔细，并且将画的结构及某一山头、丛林、某一流水的位置与颜色，都分别注在另一纸片上。这一幅画，他在南京时仅一过目，却不同于其他名迹，早已记在心中，这次来一温旧梦而已。”〔11〕可见其平日用功之程度，追索前人，即使是赝品也不放过其艺术上的价值。当晚，张大千在故宫博物院招待所作画20余幅，分赠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这一次到台湾，张大千还携带了大风堂藏品中的镇山之宝，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和黄山谷书《张大同手卷》，令台湾鉴藏界为之震撼。期间，张大千曾顿时赴日，为进出海关方便，将三幅作品藏在台静农家的壁橱旧衣堆里，幸喜无事。
大约11月，张大千返回香港。不久，张心德、心嘉、心一、心澄四人从四川经澳门来到香港，专程探望张大千。这对于无限思念亲人和故乡的张大千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作诗道：“久客吾何恋，惊闻两侄来。死生成远别，乡国有余哀。含饭今知愧，焚囊旧惜才。残年摧急景，为汝笑颜开。”
1952年，张大千54岁。
2月，张大千赴阿根廷举行画展。5月返回香港即决定移居南美。远渡重洋，前往异国他乡，对于一生喜爱热闹的张大千并不是很容易的。谈及移居南美的理由，他曾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12〕张大千移居海外还有其他原因，他认为香港也不是久居之地，地方太小，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他还担心，由于前来探亲的心德等4 人决定不回大陆而留在他身边，万一共产党采取什么行动怎么办？不如早早离去。
临行，张大千决定卖掉自己最心爱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及一套宋人画册，以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位好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从北京赶到香港，从张大千好友的手里以原价购得了这幅画，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国内人士的一片称赞，认为这是爱国行动，他是出于爱国之心，使这批国宝能完整地回归祖国，是爱国行为。但也有研究者持异议。〔12〕在张大千筹备赴南美期间，徐悲鸿和叶浅予曾联名写信，邀请张大千回国，但被他婉言谢绝了。8月，张大千一家抵达阿根廷，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曼多洒租了一处住宅，取名“昵燕楼”。这是一座带花园的两层建筑，花园有两亩大，栽有松树、扁柏、樱桃、杨树、柳树、玉兰花、葩子花、月季、蔷薇，还有很多七里香，景色优美。园内还养着不少动物，有六头黑白猿，四头波斯玉眼雪狸、杂色猫四头、骏犬四只，还有六只小狗。在此环境中，张大千的心情平静多了，他在为友人张目寒作的《移居图》中题道：
且喜移家深复深，长松拂日柳垂荫；四时山色青宜画，三叠泉声淡入琴。
客至正当新酿熟，花开笑倩老妻簪。近来稚子还多事，黯绿篇章学苦吟。
在阿期间，张大千曾受到阿根廷总统庇隆及夫人接见，很受欢迎。1953年3月，张大千第一次游美国，先后在纽约、波士顿等地参观游览，赠送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峨眉山水图》一幅。
5月在台湾举行“张大千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后，张大千赴日本购买书画用具，认识了山田女士，并聘为秘书，二人相处得颇有感情。此后，凡张大千在日本的事宜，均由山田女士办理。
9月，张大千又来到美国游玩，观尼亚加拉瀑布。10月参加在纽约市立亨特学院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览”。在从美国回阿根廷的途中，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停留游览。令张大千始料不及的是，在这里他竟发现了一处与家乡成都平原非常相似的地方。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以1 万美元买下了这块220 亩大的地方，举家迁往巴西，一住就是17年。关于迁巴西的原因，张大千说：
“一是我看中了这里极象我的故乡成都平原的风景，更主要的是，我要在这没有中国文化的地区，去宣扬中国文化！”在阿根廷一直没能解决居留权问题，也是张大千想移居巴西的原因之一。
定居八德园
巴西是南美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北有亚马逊平原，南有巴西高原，绝大部分领土位于赤道与南回归线之间，属热带气候，亚马逊河流经境内。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市区大部分在850米以上的高原上，气候凉爽宜人。张大千还叫圣保罗为“三巴”，因为四川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三巴之地。在距圣保罗不到40公里处有一座小城镇，叫牟吉镇，张大千称其为“摩诘”。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张大千对故土的一片思恋之情。
张大千购买的这块地就在摩诘镇旁。这块地本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产业，是一小块盆地，颇似成都平原。买下以后，张大千便开始了修园盖房的工作。
张大千要把这块地方修造成纯粹的中国式的园林。经过精心设计，1954年春天，开始大兴土木。这座大型园林的建筑布局和风格，全部中国化。园内种植的植物，除大量姿态各异的松、柏、杉、竹和桃李、柑桔、樱桃、柿子外，多是从台湾、香港、日本等各地购运去的中国牡丹、海棠及各种梅花等，张大千因此而耗费了巨资，有的盆景花费高达1500美金，但张大千觉得还是物有所值。园内怪石、巨石耸立，其间还豢养了许多动物，有黑白猿8 头，西藏狗数只，还有从美国带来的波斯猫。经过一年的努力，这座园林初具规模，张大千为它取名“八德园”。
“八德园”名称来源于柿子。这块地方原来的主人种有1000  多株柿树，每年果实累累，张大千又种了3000余株，该园的柿林远近闻名。大千便以此取名。中国唐朝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言柿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赏，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后来，张大千翻医书又得知，柿树的叶子泡水可以治胃病，于是又加一德，称此园为“八德园”。
修建“八德园”需要巨额资金。因此，张大千在修园的同时，勤奋地作画，大量的山水、花鸟、人物画从他的笔底流出。他先后在香港、台北、圣保罗、东京等地举行大型个人画展，博得各国人士的赞许。
1955年，张大千的《大风堂名迹》四册在东京精印发行，成为各国博物馆、艺术馆争相收藏的画册。
1956年4月7日至18日，由朝日新闻社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东京隆重举行。“这是敦煌艺术以其原型第一次同日本观众见面，其璀璨的画面，艳丽的色彩，精湛的笔墨，顿使东京震动，画展期间报刊评赞不绝。参观者每日拥挤异常，日本各界要人也多光临观赏。”〔13〕
展览期间，法国巴黎卢俘尔博物馆馆长萨尔前往参观，对张大千精湛的画技大加赞扬，并当即邀请张大千前往卢浮宫举行画展。
卢浮尔博物馆是法国国立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坐落在巴黎塞纳河右岸。它是世界上艺术品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其画廊长约300 米，藏品达40多万件，每年吸引国内外观众数百万。张大千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5月，张大千与徐雯波抵达意大利，这是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他参观了罗马古城，仔细观赏了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后，认为“艺术是人类共通的，尽管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艺术家所讲求的不外是意境、功力与技巧。”
6月，张大千亲自主持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开幕，共展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37幅，及他收藏的60幅历代中国名画。获得极大成功。
7月，“张大千近作展”在卢浮尔博物馆东画廊举行。同时在西画廊举行马蒂斯遗作展。
马蒂斯是法国画家，死于1954年，他是20世纪西方最早的前卫派——野兽主义的代表。在马蒂斯的艺术形成过程中，印象主义对他有所启发，使他去直接观察自然，表现自然界瞬息变化的美，他的色彩变得明亮鲜艳。马蒂斯对东方各国和非洲艺术很感兴趣。东方艺术的平面性、写意性和装饰性，驱使他在油画领域内追求写意化。非洲艺术的稚拙、直朴和豪放，适应了20世纪初西方美术家创造原始性艺术的要求。马蒂斯在画面上讲求色彩的对比、均衡、变化、和谐，试图以纯粹优美的形式，给人以愉悦感。马蒂斯在画中把感情和自我意趣放到了第一位，以致于在作品上过于率意狂简。但因为没有失去艺术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因而作品颇有生气。他的作品，就其画意来说，往往和中国的某些文人画有共通之处，正是所谓“有法而无法，聊表胸中逸气耳。”而萨尔馆长将张大千、马蒂斯两位东西方大画家的作品同时展出，是颇有深意的。张大千观后认为“马蒂斯是学敦煌的，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张大千近作展”共展出《秋海棠》、《荷花》、《仕女》、《山园骤雨》等30幅作品，在法国引起极大反响。著名的塞鲁斯基博物馆馆长艾立西弗评价道：“观张大千先生的创作，足知其画法多方，渲染丰富，轮廓精美，趣味深厚，往往数笔点染，即能表现其对自然的敏感及画的协和。若非天才画家，何能至此？”〔14〕
张大千在世界画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时值“冷战时期”，中国在“自由世界”可以说毫无地位。而张大千“独自在海外展出书画，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15〕
在巴黎，张大千下榻于远亲郭有守家，曾作《资中八胜图》赠与郭有守。
“写资中八景，以慰羁情”，表达了浓浓的思乡情感，正如他在其中《倒挂琵琶》图上所题：“珠江西南岸，有石高数丈，上丰下锐，状如琵琶倒挂，因名。辛亥之春，家四兄文修，授业资中张孟药，予亦就读其家数月，课余常侍四兄眺郡诸胜，忽忽已是四十余年前事，真如隔世矣！”一天，张大千前往旅法画家赵无极家赴宴。当时赵无极只有36岁，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在巴黎画坛上初步站稳了脚跟，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突破。从醉心于西方的印象派，开始对中国的艺术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中国书法的线条、类似符号似的甲骨文、钟鼎文都使赵无极着迷。在50年代后期，他遂抛弃了符号和具象，纯粹用色彩的变幻和笔触的力度以及构图的跌宕起伏和虚实关系来表现无限空间、光感、韵律和生命的腾跃，富于中国画的气韵，从而形成了他的抒情抽象风格。赵无极是1948年来到巴黎的。
两位年龄相差22岁的画家交谈甚欢，已是画名享誉世界的张大千，没有任何架子，他对赵无极所画的中国传统山水花鸟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席间，赵无极请张大千尝自己亲手烧的腰花，对饮食颇为讲究的张大千说：“外国的腰子腥，不敢吃。”赵无极说：“我已经处理过了，保证没有怪味道。”大千试着夹了一筷子，结果大呼上当。倒是赵太太的红烧鸡令大千赞叹不已。
20多年后，二人在台北张大千寓所相见，把臂相谈，大千赞赵无极的画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赵无极一直非常尊敬张大千，以师礼待之。
9月，张大千离开欧洲，飞抵香港，不久又飞往日本，在东京访晤旧友，并画《峨眉金顶》、《峨眉山水图》，以“申故里之思”。年底返回巴西。
1957年，张大千59岁。春天来到了，而在春节过后，地处热带的“八德园”林木苍翠，花木茂盛。张大千每天黎明即起，在林中漫步，舒络筋骨，园中鸟鸣猿啼，使人恍如回到了巴山蜀水之间。上午和下午，大千都要作画写字，午间小睡一会儿，晚上则与家人看电视，听京剧。他请人从大陆捎了不少京剧的唱片，有梅兰芳的、马连良的等等。
5月10日，张大千59岁生日，他画《自画像》一幅，送给在台湾的张目寒，并题诗道：
隔宿看书便已忘，老来昏雾更无方。
从知又被儿童笑，十目才能下一行。
从中可以看出他自叹年老的心境。
不久，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自1955年“八德园”初具规模后，张大千一直不断地苦心经营，陆陆续续建起了沙滩、笔坟，还在庭前挖了一个水池——灵池。
6月的一天，张大千和工人们一起在园中堆砌假山。在搬一块石头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双眼突然发黑，事后就出现了双目昏瞀，视物模糊的毛病。经圣保罗一家医院检查，诊断为“眼底毛细血管因用力过度而致破裂”，医嘱严禁作画，静心休养。之后，赴美国、日本检查，医生认为视力模糊是眼底的微血管破裂，淤血积于眼膜所致。推断用力过度只是导因，但根本原因则是糖尿病的影响，只有根治糖尿病，才能治愈目疾。
一个画家，不能拿画笔作画，无疑是最大的苦恼。12月，张大千在日本养病时曾作诗抒发自己的心情：
吾今真老矣，腰酸两眸昏。
药物从人乞，方书强自翻。
迳思焚笔砚，长此息丘园。
异域甘流落，乡心未忍言。
1958年，张大千60岁。张大千遵医嘱，每日吃冬菇，渐渐觉得视力好转，心情舒畅了许多。1月3日，他欣然提笔画《冬菇图》，并题道：“斋房芝良，常山中生，食之，七孔皆光明。予以目疾，于丁酉十一月就医东京，平生酷嗜冬菇，日人所称椎茸者，时上市方盛，鲜美丽廉，逐日食之，颇觉双目渐瞭，试为此画，时不拈弄者半年矣，因书冬心句其上，以记一时乐事。”〔16〕
3月，张大千返回八德园休养，服药治疗眼病和糖尿病的同时，他不甘寂寞，仍吟诗作画，只是数量比从前减少了。
6月，张大千作《墨荷图》寄赠给旅美画家张孟休夫妇，此图较从前区别不大，只是“全画的色调比过去的画略为深了一点，好象罩了一层淡淡的阴影”，这是他目力减弱所致。
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美术作品展览会在法国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
潘玉良，生于1899年，江苏镇江人，自幼丧父母，一度沦入青楼。后来她有幸嫁给了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在潘赞化的支持下，她走上了艺术之路。
1918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1年赴法国留学，先入里昂国立美专，后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跟随西蒙教授学习。1925年入罗马国立美专学习油画兼雕塑，192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活跃于30年代画坛的著名女画家。1937年重赴法国，以卖画为生，直至终年。她的作品遍及欧、亚等地，获得过比利时银质奖、巴黎大学多尔烈奖，还先后得过20多次沙龙展出奖。有许多作品为法国政府和博物馆收藏。
潘玉良的这次展览，展出了她多年苦心创作的一系列油画、水彩画及雕塑。报界盛赞这是一次成功的展览，并称“她成功地找到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她的作品既具有西画的实感又富有中国画的诗意，达到了一种新的独创的艺术境界。”〔17〕其中水彩画《浴》和雕塑《张大千像》被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并永久陈列。
潘玉良早在30年代就结识了张大千，她非常敬佩张大千，起了为张大千塑像的念头。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终于使这件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面世了。这件雕塑与真人大小相当，张大千身着长袍，长髯垂胸，额头饱满，神采飞扬，确实堪称雕塑精品，既具有立体感，又充满着诗情画意，把一个天才艺术家的神采，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世界对中国艺术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这一年，张大千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并荣获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每年要从全世界美术家的作品中，选出一幅最好的作品，颁发金质奖章并授予作者世界画家的称号。张大千是以1956年在巴黎展出的一幅花卉《秋海棠》而获此殊荣的。
这也是中国画家获此荣誉的第一人。这是张大千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当年张善子在欧美举行画展，宣传抗战并募集捐款，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世界艺术教授”的称号。18年后，张大千以中国画的艺术特色、精湛的绘画技艺，获得了“世界第一大画家”的称号。虽然获得称号的时间不同、评判标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肯定，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由此，张大千更是声名大震，“在巴西国已成了大人物，美髯须就是他的商标。你只要画一个大胡子的人像，不必写名字，邮差就会一无乖舛地送到大千先生的手上。”〔18〕
访晤毕加索
毕加索1881年生于西班牙南部小镇马拉加的一个图画教师家庭。早年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美术学校学习，受过学院派的训练。1900年第一次到巴黎后受到了印象派以及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同时也常到卢浮尔博物馆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1904年定居巴黎后，住在杂居着三教九流的蒙马特尔区，和巴黎的新艺术思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熨衣服的妇女》、《老犹太人》、《杂技演员之家》等，均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
1907年是毕加索创作的转折期，成为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抛弃了西方传统绘画的造型法则，大胆地向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审美法则挑战，画中没有任何情节，没有具体的环境描写，常常在一个画面上表现正面、侧面和斜切面，追求一种结构的美。1915年，毕加索开始对安格尔精确而细致的素描感兴趣，画风也由立体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在严谨的造型中，用夸张的手法表达宏伟磅礴的气势。
20年代中期，他又迷恋于超现实主义，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极端扭曲和不安的。在西班牙内战和纳粹占领时期，毕加索坚决反对战争，创作出了一些揭露战争、追求民主和平的作品。1950年，他以一幅素描《和平鸽》获得国际和平金奖。
1946年以后，毕加索长期住在法国南部。在此期间，他根据德拉克洛瓦等人的作品，重新加以发挥，画了一些随意的、富于想象的油画，创作了不少精美的版画和书籍插图，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大厦创作了装饰性绘画。尤其珍贵的是他在陶器艺术领域所作的试验。他吸收民间制陶艺术的经验，创造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彩陶小雕塑和彩陶器皿。
毕加索一生给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类美术品达600万件之多，他作为艺术革新家载入了世界艺术史册。他利用了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吸收了非洲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营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有表现感的艺术语言，对西方及世界20世纪艺术有极大的推动。他的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语言，被人们称作“破坏的形式”，虽然在表现人类生活的朝气蓬勃、歌颂新生活的秩序、光明方面略显不足，却在表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很有力量。他毫不疲倦的探索精神，用自己的艺术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前途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举行画展期间，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代表毕加索致函东方某画家》，文中以毕加索的口气大骂张大千，说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等等。看过此文，张大千并没有生气，倒是很想见一见这位西方绘画大师。但是他与毕加索素不相识，怎样才能见到呢？他想到了赵无极。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张大千拜托赵无极代为联系会见毕加索的事宜。
哪知赵无极面露难色，不赞同这件事：“这件事不好办，多半要碰钉子。”赵无极还说：“西洋人见客都是事先要订约会的，毕加索不可一世的架子，他固然是西方画坛的一代宗师，朋友们说你张大千也是可以代表东方画坛的大师，万一你去拜访他，他不见你，碰了钉子，如果又被新闻记者知道了，报上一登，岂不是自讨没趣，丢人的不只是你张大千，岂不令所有来自东方的艺术家都没有面子？”〔19〕在法国的其他朋友也纷纷劝张大千不要去碰钉子。张大千又去请卢浮尔博物馆的萨尔馆长帮忙，但萨尔也怕吃力不讨好，不敢接受张大千的要求。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大千决定自己直接去找。
7月27日，张大千从报上得知第二天毕加索将在坎城附近的一个小镇主持陶器开幕仪式。于是张大千偕夫人并带了一个姓赵的翻译来到了坎城，他请翻译给住在坎城附近尼斯港豪华别墅的毕加索打电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中国画家张大千远道来拜访，希望与毕加索先生谈谈，请他指定时间地点。”当时毕加索不在。翻译请接电话的女秘书杰奎琳·罗克转达，并将所住旅馆的电话留下。大约两个小时以后，电话打回来了，言明明天上午小镇陶器展览上见。
7月28日，陶器展览如期举行，小镇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张大千、徐雯波和翻译赵先生准时来到会场。只见毕加索被人们簇拥着，握手、照相、交谈，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拼命地向毕加索身边挤去，热烈的气氛令张大千非常感动。终于，毕加索被拥到了离张大千不远的地方，可是他并没有理睬在西服革履中异常显眼的张大千，甚至都没看一眼。翻译赵先生再也忍不住了，他不能容忍这种对张大千的不尊重态度。他凭着自己身高体壮、年轻，急步冲到人群中，径直走到毕加索面前，高声质问。
结果，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毕加索说现场人太多、太乱，没办法交谈，请张大千夫妇明日中午到他别墅午餐叙谈。此情此景，令张大千颇为感慨：“我们中国有所谓‘人怕出名’‘盛名之累’等说，都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身不由己的滋味并不是愉快的，如果再被人误会为架子大，那就更冤枉了！”〔20〕自己不就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吗？成名以后，唯恐礼貌欠周，但在一些应酬场合，常常身不由己的被人拉来拉去，少打一个招呼，少握一次手，都会被人误为架子太大，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是“猴子”。
7月29日，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及翻译共三人，于11时30分准时到毕加索在尼斯港的“加尼福里亚”别墅。毕加索在门厅迎接了他们。两位世界级艺术大师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
张大千这天仍穿着一袭长袍，足登布鞋，长髯垂胸。而毕加索却特意打扮了一下，他一改平时在家赤裸上身、只穿短裤的习惯，穿了一件条纹衬衫、一条长裤，并穿了皮鞋。他吩咐谢绝其他来客。
毕加索把张大千三人带到了他宽大而颇显凌乱的画室，刚一落座，他便捧出了5大本画，称是自己学习中国画的习作，请张大千不必客气地给他提意见。张大千打开画册一看，不禁暗吃一惊。每本画册约有二三十张，全是以中国画笔法画成的花鸟虫鱼，学的是白石老人的风格。构图新颖，也颇有笔力，只是在用墨上颇有问题。没有想到一个驰名世界的艺术大师，在晚年还暗自学画中国画，令张大千肃然起敬。
张大千首先说了一些恭维话，接着就指出，他的画没能分出墨色的浓淡，可能是因为毛笔没用好。中国画讲究笔墨，要有笔有墨。毛笔不同于西画的扁笔，具有“尖、齐、圆、健、聚”的特点，只有刚柔相济，运用自如，才能使墨分五色。中国古人认为”墨为诸色之母”，“运墨而五色具”，水墨与颜色相比，可收到多姿多彩的墨趣，其层次之多和意外变化之丰富，都是任何色彩所难以奏效的。中国宋代画家韩拙曾说：“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用好笔、墨，是画好中国画的基础。张大千还向毕加索谈了中国画不求形似重写意的特点。最后，张大千答应送毕加索几支毛笔。
听了张大千的话，毕加索不禁频频点头。毕加索接着发言了，他说：“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请毕加索解释。毕加索接着说：“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以中国人特有的谦逊，张大千说：“你太客气了。”但毕加索却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是，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21〕远在异国他乡，听到一个世界艺术大师对自己祖国的艺术如此的评价，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午饭后，毕加索陪张大千一行来到花园参观。园内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林木葱郁。其间还摆放了许多由毕氏亲自设计的、奇型怪状的雕像。毕加索向客人进行了介绍。忽然，75岁的毕加索一边笑着，一边弯腰摘了一把花向大千夫妇洒去，张大千也如法回敬，园中回荡着两位艺术家欢快的笑声。在笑声中，徐雯波拿出了相机，提出要合影留念，毕加索欣然应允。三人拍了一张合照，大千居中，毕氏居左，徐雯波在右。接着毕氏又与大千单独合影。
好似顽重的毕加索又出奇想，他找了一个马戏班用的大鼻子让张大千戴上，让徐雯波戴了一顶歪歪的船型小帽，自己戴了一张剪出三孔的报纸面具，如此这般地又照了一张像。毕加索不大喜欢同人照相，但这一次却例外，他非常高兴。
拍照之后，毕加索又给张大千出了一个难题。他拿了几幅有毕加索签名的作品，请张大千辨别真伪。经过细致的观察，张大千认定其中的两幅为赝品。其准确性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临别，毕加索给张大千一幅画作为纪念。这是一幅《西班牙牧神像》，画上是一方形人头，满头须发，鼻子歪在一边，两眼一大一小，象个“鬼脸壳子”。据张大千的回忆：“毕加索向来很少送人画的，西方画家也不兴在画上题款的。但是那天他送给我的画很特别，他当时就题为‘给张大千’”。
张大千得到这张画是因为徐雯波的一句话。张大千在看毕加索的五大本画册时，一幅一幅地翻，“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的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的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罗，毕加索又反问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也就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梅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张看来顺眼些的再表示兴趣。”〔22〕
由这幅画，就引出了“毕加索曾为张大千画过一幅速写肖像”的说法，并且一传再传，海外的一些报刊也有过刊载，但张大千否认这种说法。他说，不能因为画上题“给张大千”，画的又是满面胡子的面孔，就误认为是给我画的速写像。还有人就画面解释，说毕加索画的是张大千的抽象画，一边胡子长，一边胡子短，强调对张大千的印象。这纯粹是牵强附会，以讹传讹。
6年以后，即1962 年，张大千又收到毕加索寄给他的印刷品画册，画册中有27 幅人物，幅幅都是画张大千的。关于这些画，张大千曾与他的女秘书林慰君作过如下谈话：
林慰君问：“那些画里，您在做什么？”张大千答：“他画我在野餐，那是根据E ·Manct 的《野餐》所改变而成的。”问：“画里还有什么人？”答：“还有裸体女人。”问：“在画中您穿的是什么衣服？”答：“在他的画中，我穿的是一件黑袍，头上戴着一顶东坡帽，这顶帽子还是苇窗在香港做了送给我的，身上穿着一件披风。”问：“他把您画得怎样，象不象您？”答：“头几张还好，后来越变越难看，越来越怪了。”问：“您可否把这本画册找出来，给《大成》登载？”答：“可以，我叫保罗找一找，明天给他寄去。”问：“您也看过毕加索一些不奇怪的画吗？”答：“看过。他年轻时所画的画最好，那时的画真是一点也不怪。”问：“为什么后来他改变作风了呢？”答：“我想是因为他年轻时画得那么好，却卖不出去。那时他很穷，生活很苦。到后来他出名了，于是就故意乱画，也是表示玩世不恭的意思。”〔23〕可见毕加索为张大千写像一说事出有因，但不是《西班牙牧神像》。
这次会面后不久，张大千在巴黎画了一幅《双竹图》给毕加索，同时还送了一套中国汉代石刻画拓片和几支精制的中国画笔。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晤，轰动了巴黎的新闻界。报刊纷纷刊登评论，称这次会晤，是“艺术界的高峰会议”，赞誉“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显示近代中西美术界有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张大千与毕加索是“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对毕加索，张大千曾有过评论。
1972年4月18日，张大千在给好友沈苇窗的信中曾说：“弟以此公有两点：一玩世不恭，二神经不正常，所以造成那不为世俗所拘的画派。至于我国道家思想，得其环中，超以象外，似有不同，弟不敢作评论，有待于艺术批评专家也。”〔24〕
1975年，张大千在《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言》中对毕加索的创作，又作了全面的评述：“毕氏之作，见于画肆者，与传统西画有异，而其思想内容，实亦基于西方。早期所倡立体主义，乃循塞尚之立论从事理性创作，而吸取黑人雕刻之犷野，突破写实之约束，不过强化其表现而已。其后，立体主义已为欧西现代艺术之里程碑，其影响于后进而导致新风者，固无论矣，而毕氏颇不以此自矜，言以新构思以试新创作，一变再变，乃至于千变万变，曾无稍懈。”〔25〕
关于张大千，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但尼·耶华利曾说：”批评家与爱好艺术者及汉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深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下，又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画与西方画风对照，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这个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泼墨泼彩
1956年春天，张大千在“八德园”创作《山园骤雨》图，此图以泼墨手法画成，画面水墨淋漓，景致苍茫迷离。这是他以泼墨法作画的开始。此后，由于目疾的困扰，难以再作细笔画。但他没有就此封笔，而是不断探索，进行新的尝试，画风出现了新的变化。
1958年，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张大千不甘寂寞，曾画了几幅减笔画给薛慧山，薛观后，即作《张大千论》一文发表，称“张大千最新的作品，尝试了高度概括的手法，‘意足不求颜色似’，……信手挥洒，一片泼墨完成。
‘元气淋漓障犹湿’，那才是他自己的画。欧游归来，张大千不再拘泥形似，正拟以生辣与拙重的笔墨来表现神似。苏东坡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不是至高的境界吗？”
这对于张大千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励，坚定了他探求新的绘画方法的决心。他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地尝试着。他曾以“老董风流尚可攀”、“一切唯心造”、“直造古人不到处”刻印，表现了顽强的孜孜以求的治艺精神。
1960年，张大千在《谷口人家》一图上，开始尝试从泼墨到泼彩。
1962年1月，张大千旅居巴黎郭有守家。在这里，他画下了《青城山全图》四幅通景山水巨屏，这是他泼墨画法走向成熟的一幅作品。此图高195厘米，宽555.4 厘米，以大泼墨的手法，加以局部细笔勾勒，表现出云山迷濛、郁郁苍苍的清城山景。笔墨酬畅淋漓，气脉相连。重墨染出山头，淡墨渲出云层，浓淡水墨之间，透现出山势云局。在这幅画上以俯视构图、用泼墨技法表现广阔而朦胧的山水的绘画方法，在前人是没有的。张大千在画上题道：”沫水犹然作乱流，味江难望蜀醪投；平生梦接青城宅，掷笔还羞与鬼谋。青城山有张道陵掷笔坛及石刻誓鬼文”。钤印“老董风流尚可攀”“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思乡怀土的情怀。
8月，张大千飞赴台北，举行“张大千画展”，展出作品近百幅。其中以泼墨、泼彩法画成的有多幅，《蜀江图卷》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大规模地向世人展示他具有首创意义的作品，令台湾艺坛震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于右任撰对联赠大千曰：“取法溯隋唐以前，尊则善守，强而能固；鉴衡为中外所重，富可敌国，贫无立锥。”〔25〕
1963年，张大千65岁。
春天，他在八德园画《巨幅荷花通景屏》，画高12尺，宽24尺。张大千以高超的技艺，淋漓的墨色，画出了一塘生机盎然、气势宏大的荷花。此画一出，便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不久便被美国发行量最大的《读者文摘》社以14万美元购藏，这是当时国画售出的最高价。
1964年，张大千又以泼墨、泼彩作《幽谷图》，其作法是将大量墨、彩分别泼于纸上，然后急速牵动纸的两角上下晃移，使墨、彩顺势自然地流布于纸上，再用笔勾勒、点染，颇有自然天成的意趣。
1965年，张大千的艺术探求有了新的进境。春天，大千卧病八德园。一天大雨过后，空气湿润，园中林木笼罩在雨雾中，朦朦胧胧。观此美景，他大受启发，快步来到画室，寄景抒情，以泼墨手法画成《山园骤雨图》，并收到极佳的效果。至此，张大千的画法由师古人、师造化，而“直造古人不到处”，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此之前，我完全临摹古人，一点也没有变。
从这张画以后，我发现不一定用古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表现。”〔27〕不久，张大千又以泼墨法画了《秋山图》。
《幽谷图》是张大千泼墨泼彩技法的代表作之一，高207 厘米，宽117 厘米，整幅画满纸烟云，扑朔迷离，斑驳淋漓，墨彩交融，具有强烈的抽象美感。
1968年，为给好友张群祝贺80寿辰，张大千经过10天的精心绘制，完成了一幅宏篇巨制《长江万里图卷》。全图绢地重色，加上大片泼彩，论景是千水万壑，气势雄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正如一个大交响乐章，时而黄钟大吕，管弦镗嗒；时而小弦切切，余音绕梁。时而毫丝哀竹，绵缈流畅。有时疏能走马，有时密不藏针。五丈多长的一幅卷子，他一气呵成，得心应手。这里面各种家数的皴擦渲染，都统一在他自己的风格上，这里还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暗原理，以至中国传统绘画所少见的水光云影，可是丝毫不妨碍其为传统的中国画。”〔28〕
张大千成功了，他终于进入到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
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作风期、转变期和高峰期。
60岁以前，张大千集中主要的精力致力于临摹，由石涛、朱耷而追徐渭、陈淳及宋元诸家，直至敦煌壁画。其画风亦由近似石涛、朱耷而变为晋唐宋元风范。60—70岁，张大千历经10年探索，融泼彩于泼墨、勾皴法，终于创造了雄奇壮丽的新风貌。《长江万里图》标志着他迈进了创造性的高峰期，泼彩成为最富个性的画法。
对于张大千这种泼墨泼彩的新画法，多年来艺坛褒贬不一。尤其是在张大千是否吸收了西方绘画特点的问题上，争议颇大。
张大千一直否认自己创作的泼墨泼彩山水是受了现代欧洲绘画风格的影响。他指出，中国的绘画，从唐代王洽、宋代米芾和梁楷、石恪等，都已采用泼墨法，他只是在这个传统上加以发挥而已。关于抽象的问题，他说：“中国画三千年前就是抽象的，不过我们通常是精神上的抽象，而非形态上的抽象。近代西洋名画家所倡导的抽象派，其实就是受中国画的影响。”〔29〕事实上，张大千这种画法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还是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的某些方法。泼墨法是中国画所固有的，由泼墨发展为泼彩，“使运笔简化，得形象丰厚，是顺理成章，必然要走的一步。”〔30〕兼之张大千早年留学日本学染织，懂得色彩规律，对色彩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确看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张大千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吸收了西方绘画中光与色、明与暗的某些处理方法。张大千绘画艺术，素以博采众长著称，他的笔路很宽，从石涛、八大上溯宋元诸家，以至敦煌晋唐壁画，旁及民间美术、青藏佛画，早年留学日本，还学习日本浮世绘的画法，也曾在印度阿旃陀石窟临摹，他从不闭关自守，墨守成规。因而，他在海外云游数十年，国际画坛的耳濡目染，对他画法的变化还是起了作用的。他也主张吸收西方绘画的长处，他说：
在我的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如此。虽然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的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有了分别。
还有，用色的观点，西画是色与光不可分开来用的，色来衬光，光来显色，为表达物体的深度与立体，更用阴影来衬托。中国画是光与色分开来用的，需要用光时就用光，不需用时便撇了不用，至于阴阳向背全靠线条的起伏转折来表现，而水墨和写意，又为我国独特的画法，不画阴影。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早认为阴影有妨画面的美，所以中国画的传统，除以线条的起伏转折表现阴阳向背，又以色来衬托。这也好象近代的人像艺术摄影中的高白调，没有阴影，但也自然有立体与美的感觉，理论是一样的。近代西画趋向抽象，马蒂斯、毕加索自己都说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而改变的。我亲见了毕氏用毛笔水墨练习的中国画五册之多，每册约三四十页，且承他赠了一幅所画的西班牙牧神。所以我说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应有太大的距离。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任何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31〕
融西画的长处于中国画，而看起来又完全是国画的神韵，这也正是张大千在泼墨泼彩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面貌。“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都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尽管泼彩给张大千的绘画作品带来了很大影响，但这只是局部画法的变化，而不是全部。从构思、构图、造型与笔墨运用等艺术加工的全部画法看，他所用的仍然是中国画的传统画法。正如美术评论家楚戈所评：“张大千用泼墨和泼彩技法所表现的山水画，不论他有没有勾景，如果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山水；如果用现代美术的观点来看，他同时也是属于自动技巧的半抽象风景画的形式。”张大千自己则说：“世以为创新，目之抽象，予何创新，泼墨法固我国之传统，特人久不用耳。”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画坛关注的中心。持续不断的关于中国画究竟应如何发展的论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要不要与敢不敢在艺术上求变，和要不要与能不能“万变不离其宗”的问题来进行的。很多美术家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徐悲鸿就敏锐而清醒地提出：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32〕很多画家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张大千是杰出的代表。
他冲出传统，以浓墨浓彩破淡墨淡彩，以淡墨淡彩破浓墨浓彩，凭借水墨、色彩的自然流淌，形成某种偶然效果，再凭感觉注水或加浓颜色，或用笔添补房屋、山脚、枝干或人物，造成半抽象的、墨彩交辉的境界与情调。“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张大千晚年的这一突变，不仅把他的艺术从古典画风引向了现代画风，也把他推上了中国画革新大家的行列。
张大千晚年画风的这一创变，还在于他有着深厚的传统绘画基础，“归功于师法古人，敦煌之行，珍藏涉猎之广，足迹遍天下”，以及他的才华天资和无与伦比的勤奋，最后才“化古人为我有，创立独立之风格”。
张大千的艺术道路，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万里归迟总恋乡
张大千自50年代远游海外，足迹踏遍世界的山山水水，作品在欧、美、亚洲各国展出，受到各国人民的赞誉。但这都不能令他忘记家乡。在他的笔下，仍离不开祖国河山. 离不开家乡的山山水水。多少次梦里萦回，泪沾衣衫。
他在《故乡山水》一图上题诗道：
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
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33〕
随着年事的增高，他愈加怀念故土，常常想起自己在青城山上的快乐时光，颇觉远离亲人、故土的痛苦：“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村上老人应已尽，含毫和泪纪乡关！”“十载投荒愿力殚，故山归计尚漫漫。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34〕
每逢重阳节，他都要带领家人登高远眺，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
祖国也没有忘记张大千。1961年的秋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张大千的夫人杨宛君，仔细询问了她及亲属的情况，嘱咐她要多与张大千通信，争取让他能早日回国，即使回来观光也是好的。张大千出国以后，其夫人和子女分二次将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200多幅捐给了四川博物馆，周总理查问了此事，他不赞同杨宛君“无偿献给国家”的意见，指示文化部给予妥善处理。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决定给大千亲属颁发4万元奖金，其中2万元待张大千回内地探亲旅游时用。
在60年代，张大千经常往来于台湾、香港、巴黎、东京、新加坡、日内瓦、科伦等地，举行画展，游览参观。除去展览、游历，张大千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八德园。他不断地修建八德园。
1961年12月，张大千耗巨资在八德园开挖出一个大水池，取名“八功德池”，这是根据佛家八功德水之意命名的。第二年春天，园中又凿新池，并在池中栽种了荷花。及至5月，满池荷花竞相开放。碧影垂莲，美不胜收。
由于水面太大，夏季又多雨，张大千亲自设计，在湖边依次建了五座茅亭，以备赏景时休息、避雨，因此名之曰“五亭湖”。
1963年3月12日，张大千飞赴新加坡，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张大千画展”，展示了自己各个时期与各种风格的作品。4月，张大千飞抵香港，住在香港九龙柯士甸路乐斯酒店，次女张心庆、外孙女小咪从成都赶来探亲。
分别多年，父女得以相见，张大千非常高兴。据张心庆回忆，女儿小咪“每天站在画案旁看爷爷画画，手里不时捡起一些裁剩下的小白纸条，吵着要爷爷给她画鱼。爸爸满足了小咪的要求，寥寥数笔就勾出几条似在水里游乐、神态各异的小鱼，小咪爱不释手”，别人用玩具换都换不去，高兴得大千哈哈大笑，说：“别看她人小，你还骗不到她所爱的东西。”〔35〕不久，心庆便返回四川。当张大千得知心庆的母亲曾正蓉已于1961年在成都病故，因生活困难，由四川省文化局拨款300元才得以安葬时，非常难过，不禁老泪横流。
5月，张大千长女心瑞携幼女莲莲来港探亲，阔别了10多年的父女，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和外孙女，异地相聚，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欢乐，至亲骨肉，难舍难离，于是张大千托朋友为心瑞母女办好去巴西探亲的手续，携带心瑞母女返回了八德园。
在八德园，张大千与心瑞母女终日相伴，谈论家乡，谈论亲朋故旧，询问祖国的变化，有说不完的话。张心瑞除了照料父亲的生活，还向他学习绘画。张大千总是耐心地指点。他曾在心瑞所作《荷花图》上题道：“瑞女初画荷，颇有韵致，喜为点缀数笔，爱翁。”心瑞临摹张大千的《岁朝图》，他看到后非常高兴，欣然提笔加以点染，并题道：“拾得爱女，远来省亲，温渍之余，偶效老夫墨戏临此岁朝图，颇窥堂奥，喜为润色之。爱翁并识。”〔36〕
张大千一生共有九子七女，大部分都在国内生活。张大千是位慈祥的父亲，他漂泊在异国，仍时刻惦记着儿女，从万里之遥修书带钱回成都，对家中生活妥善安排。他还经常通过电话，与儿女们长谈，嘘寒问暖，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在八德园，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和儿孙们一起共度时光，孩子们最喜欢的是老人摆龙门阵，天南地北，珍闻轶事，一家人其乐融融。
张大千又是一个严父，他的家教很严。他要求家庭和睦，长爱幼，幼尊长。凡有长辈在座，晚辈均侍立一旁。据陈燮堂回忆：一次，他们一行人访八德园，谈话时，张大千和客人坐着，其余晚辈均立在一旁，“而且不苟言笑，任我们高谈阔论，而彼等（包括其长子保罗夫妇、及其女弟子沈洁、王旦旦等在内）始终肃立，虽有时附和着颔首莞尔，但绝无声息，其家道师法之严谨，于此可见一般。”家里饭食再好，他禁止任何人只吃蛋黄，不吃蛋白，吃葫豆不准吐壳，吃剩了的饭不准随便倒掉，谁不这样做，就会挨他训。
6月15日，正值张心瑞36岁生日，张大千送心瑞山水画《八德园一角》表示祝贺，并问：“儿今几岁？”心瑞答：“36岁”。张大千激动地拉着心瑞的手说：“时光流逝何如是之速！与儿分别竟十四年矣！”言犹未已，声泪俱下。
张大千非常喜爱刚满7岁的外孙女小莲，经常教她读书、作画、带她去游山玩水，并为她改名为“肖韶”，他还特意给小莲画了一幅花鸟。画好之后，他逗小莲说；“这幅画只送你一半，我也要一半哟。”小莲听了赶忙问：“怎么分得开呢？”张大千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把它裁成两半边就行了嘛。”小莲信以为真，连忙恳求外公别裁，大千才笑着答应了她，并在画上戏题道：“送一半，留一半。莲莲、莲莲你看看，到底你要哪一半？”
欢乐的时候，时间总是过的很快，转眼就到了1964年3月，张心瑞母女决定返回四川。张大干恋恋不舍，将心瑞母女送到香港。临别，张大千绘山水画《摩诘山园图》赠心瑞母女，图上题道：“此予新得，槃磵泉石之胜，当为摩诘冠。闲日迳游，外孙女肖韶辄相随，憨跳其间。顷忽将还蜀，治乱不常，重来知复何日，言念及此，能无怅恨！俾以此图，永以为念！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祝汝，亦自祝也。甲辰三月，爱翁。”〔37〕
5月4日，张大千飞赴德国科伦，在李必喜画廊举行“张大千近作展”。
5月12日，正值张大千66岁生日（实岁65岁），李必喜特意在莱茵河的游艇上为张大千设宴祝寿，宾主共48人。在祝寿时，张大千的“晚辈及大风堂门人，照规矩向先生叩头祝寿，一些德国朋友顿觉新颖有趣，亦纷纷效尤叩头，”〔38〕张大千回拜不迭。当时在场的还有张大千的表弟喻钟烈（喻培伦之子），据他回忆，当时张大千身穿长袍，脚着布鞋，一派中国绅士风度，“船上游客见到这样一位中国的‘美髯公’，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当时我们一群身着西服的‘华人’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内心却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们已‘西化’到连穿中国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而张大千却能一身布衣走遍天下，四川方言从不离口。”〔39〕
7月，张大千赴日本，请日本制笔最有名的玉川堂和喜屋两家为他制画笔。此笔是用南美黄牛耳朵里的毫毛作原料，一磅牛耳毛，只做成50支画笔，珍贵异常，张大千为此笔取名“艺坛主盟”，并赞云：“雄师百胜恣横行，执耳升坛众与盟。所向由来无劲敌，敢从纸上笑书生！”他还寄了两支给老友谢稚柳，可见其对故人的一片情谊。
1965年8月，张大千身体不适，查出患有胆结石，需手术治疗，但张大千不同意，一方面是手术“须耗去四五千美金不易筹办”，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张大千不愿意在“好好的光生生的肚子”上被人拉一刀留条口子。后听人讲龙胆草可以化石，遂坚持服用。12月再赴美国检查，发现龙胆草已将胆结石化掉，没有必要手术了，张大千很高兴，说：“幸好我坚持不动手术。少受这一刀之苦，也免留终身之疤！”
11月23日，喻钟烈夫妇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应邀来到八德园作客。张大千非常高兴，特意叫私厨做了一桌精美的酒席，又亲笔写好菜单赠送给喻钟烈作纪念。
在八德园，喻钟烈仿佛回到了故乡，住中式的房屋，游中式的园林，吃中国的饭菜，听四川的乡音，尤其让喻钟烈感动不已的是，张大千永远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中国人。无论巴西的季节与中国有多么的不同，张大千都严格地按中国的习惯过年过节，“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1966年，经过张大千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耗资数百万美元，八德园终于被建成为一座闻名美洲的东方名园。园内景致优美，布局精妙，有五亭湖、灵池、沙滩、笔坟、松林、竹林、画楼、假山、奇石等等，还有上百盆名贵盆景，被人誉为“海外大观园”。张大千自云：“八德园对于一直居住在国内的朋友来看，真是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在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未回国的朋友，却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八德园就样样都是中国的，看的、吃的、用的、说的、听的都是中国的，就没有置身异国之感，也就可以慰藉一些乡愁。别看我每年都要出来到欧美各地看看山水，或者回到台湾、香港、日本东京来看看朋友，但我在巴西的时候，长年住在八德园里，绝少出门一次”〔40〕
1967年，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发行《张大千画集》，其中刊登的《画说》，是张大千绘画理论的精华，对于学画者大有裨益。1962年，香港还曾出版过高岭梅编的《张大千画（谱）》，该书也收辑了一篇《画说》，是张大千对生平绘画艺术的概括和总结，此书被人称为难得的“国画教科书”。
1968年1月29日，张大千飞赴台湾，在张目寒家欢度除夕。经张大千同意，台湾《征信新闻报》著名记者谢家孝开始每日拜访他，听张大千以摆龙门阵的方式谈自己的过去，并以《张大千的世界》为题，在《征信新闻报》上连载。4月，“张大千口述，谢家孝笔录”的《张大千的世界》在台湾出版发行，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2月27日，台湾中华学术院授予张大千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张大千到会并讲话。4月27日，张大千在八德园度过了70大寿。人活70古来稀，但张大千并不服老，他在《七十自画像》上题道：“七十婆娑老境成，观河真觉负平生。新来事事都昏聩，只有看山两眼明”。
12月，张大千眼病转重，左眼患白内障，视物不清，右眼眼底出血，经常眼睛发黑。右眼施行激光手术后，仍未见好转。写字作画都颇觉困难。
1969年秋天，巴西政府为发展本国经济，计划修一座大水库，选定的库址恰好要经过八德园。八德园的土地迟早都将被征用。于是张大千决定移居美国，虽然八德园是他斥去所有，开山凿湖，经营数年建成的，但是一旦巴西政府要此土地，他则掉头而去，毫不留恋。这，就是张大千的襟怀。
环荜庵卡米尔是美国加州的一座小城，绿草如茵，庇团锦簇，苍松翠柏，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它紧邻美国西海岸著名的风景区“十七哩海岸”，被张大千称为“人间仙境”。移居美国，他首先就想到了这个地方。
在卡米尔，张大千买了一座普通房舍，苍松环抱，风景很美，只是面积较小，张大千给它取名叫“可以居”。在此，张大千继续治疗眼疾，并在洛杉矶、纽约、波士顿举行个人画展。
由于身体不适，第二年7月，张大千返回八德园休养。云游海外的张大千，连年不断地举行画展，一方面要向世人宣传中国艺术，同时也要卖画养家。随着名气的增大，前来求画的人越来越多。再之大千年老体衰，气力有所不支，难以应付众多的爱好者、收藏家、商人……，他只好在八德园挂出了《张大千鬻画值例》，其序云：
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筋力日衰，目翳日甚。老去丹青，渐渐拂拭，索者坌积，酬应维艰，不有定值，宁无苑枯，爰书此例，亮不见嗤于痂癖也。
此值例分“画例”、“书例”、“书画鉴定”三部分，定有详细的收费标准，此外还有一些要求。如“花卉、人物、山水皆粗笔写意，点景加倍，金笺加倍；叠扇不应，工细不应，劣纸不应，劣绢不应；尺度过一寸作一尺论。定值以美金计，磨墨费加二成。润金先惠，约期取件，至速在六个月后。立索不应，作图及破墨其值面议。”等等。
休养一段时间后，张大千身体状况略有好转，糖尿病症状得到控制，遂于冬天返回了卡米尔城。
春天来了，万物绽开了新绿，大地显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好友乐恕人的到来，更给张大千增添了几分喜悦。每天早饭一过，张保罗便驾车载着张大千和乐恕人四处游玩，访友赏花。一日，张大千与乐恕人及画家候北人夫妻同游一个美籍日本人的花园。“进得园去，纵目一看，好一片绮丽风光，不但千株上下的牡丹或怒放或含苞，尤其是那十几株海棠，并肩而立，正当怒放，形成一道‘锦屏’，”真是美不胜收。张大千当即赋诗四首赞之。
（一）
珍重芳华更几丛，施朱旋粉老无功。
月明初迓昆吾雪，烛暗旋惊照殿红。
（二）
倾国倾城蓦地逢，且容老子此从容。
姚黄魏紫欧家碧，付与儿曹着意工。
（三）
额黄新样可胜情，离合神光画不成。
金粉南朝易销歇，误教人怨汝倾城。
（四）
病眼逢春转未情，雾中花似碧纱笼。
从他富贵矜脂粉，俗眼何知泼墨工。
张大千一生爱花、养花、画花。无论住在什么地方，他都要种他最喜爱的花卉，对花卉有着非常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他说：“花卉不是每一种都能够人画，也须选择；画家也不是每一位擅长各种花的，能深深地明了几种花木的特性，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体会物理，看某一种花，要由茁萌抽芽、发叶吐花，这些过程中，给我们的印象，能一一传出。更严格的说，要能从发叶子的时候，一看便可以辨出花开出来的颜色，要这样才能算得深入里层，算是花的知己，称得画师了。”〔11〕
他认为，画不同的花木，要表现出它们不同的特性。画松树，老干如虬龙、松针岁寒而不凋，要画出苍劲来。画梅花，老干如铁，枝柯樛曲，花朵不畏严寒，报春而开，要画出耐寒喜洁的性格。画兰花，应画空谷幽兰，点出清高境界，方能满纸生香。画菊花，应凌寒傲霜，绝无俯仰随人的姿态。画牡丹，则应注意华贵浓艳，要画出花中之王的国色天香。画荷花，要突出它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妍艳丽、香远益清的性格。画水仙要表现出它在冬季开放的冷香来。……因此，张大千的花卉画，不论工笔、写意，都特别富于生机，气象万千。
“可以居”景色虽美，但其太小，大千作画颇觉不便。在朋友的帮助下，觅到“十七哩海岸”滨石乡内一处较大的房屋。此地离“可以居”不远，周围修林环绕，苍松翠竹，青葱可爱，因此大千给它命名为“环碧庵”，又称“环荜庵”。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又开始了，张大千要盖自己的房屋，栽中国的花木。为此，他到处“寻花问柳”。旅美的朋友知道后，就共同赠给大千一百株梅花，因为大千最喜欢梅花，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梅花栽到哪里。他曾赞梅道：“铁骨寒枝老更刚，清姿元自傲冰霜。一生不解朱夫子，认作人间时世妆。”张大千又向老友侯北人乞海棠，其诗云：“君家庭院好风日，才到春来百卉开。想得杨妃新睡起，乞分一棵海棠栽。”侯北人接到诗后，立即从自己的园中挖了两株垂丝海棠和两株西府海棠，还有一棵梨树，一起送到了环荜庵。
为了布置环荜庵，张大千在侯北人的陪同下，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所有花园，不惜花重金购买奇花异草。1972年夏天，环荜庵终于落成。是时，张大千的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成功，戴上特制的眼镜，终于能看清东西了。于是在宽大的画室，张大千重又挥毫泼墨。
11月28日，筹备多时的“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在旧金山砥昂博物馆亚洲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张大千亲自撰写了序言。序言从40年前的往事谈起，进而简述了自己作画的历程，又谈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展览的筹备经过。在谈到作画历程时，张大千说：
予画幼承母训，稍长从仲兄善子学人马故实，先姊琼枝为写生花鸟。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辍。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
两师作书之余，兼喜作画，梅师酷好八大山人，喜为花竹松石，又以篆法为佛像；髯师则好石涛，为山水松梅，每以画法通之书法，诏门人子弟。予乃效八大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写当前景物，两师嗟许，谓可乱真。又以石涛、渐江皆往来于黄山者数十年，所写诸胜，并得兹山性情，因命予往游。
三度裹粮，得穷松石之奇诡，烟云之幻变，延誉作展于成都、重庆。已而西出嘉峪，礼佛敦煌，纵观壁画，始知人物画法，绝响于世。乃摒弃一切，临摹传写，居石室者二年，得画百数十幅，大者寻丈；小亦四五尺，又撰成石室记，详记洞窟大小，画派源流，考订时代。迨至成都，张岳军先生时主川政，约同教育部为予展览于成都、重庆，观者叹诧我国艺术之伟岸雄奇·千载上已旷绝人寰也。胜利后，重入故都，得董源江堤晚景大幅、董源潇湘图卷、巨然江山晚兴卷，日夕冥搜，画风丕变，阿好者又以董巨复兴用予矣。
民国三十八年冬，……予亦流离海外，留于印度阿旃陀石窟三月，研讨与敦煌壁画异同，颇为有得。又遍游欧洲南北美，卜宅巴西。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视茫茫矣，不复能刻意为工，所作都为减笔泼墨。世以为创新，目之抽象，予何尝新？泼墨法固我国之传统，特人久不用耳。老子云：“得其环中，超以象外，”此境良不易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其庶几乎！〔42〕
展览历时一个月，共展出张大千1925——1970年间代表作54幅，反映了张大千不同时期在绘画各门类上所达到的成就。展览期间，砥昂博物馆出版了展览专册。
11月27日，张文修因病在内江逝世，享年88岁。亲友们怕年事已高的张大千经受不住如此打击，没有告诉他。被蒙在鼓里的张大千仍不时地念起兄长，思念儿女，常常从睡梦中惊醒。他给女儿心庆写信道：“昨夜，父梦见三妳，仿佛在内江老家，醒来不觉哭泣长叹！”
1974年，张大千76岁。年初，在香港由李祖莱（李秋君之弟）夫妇经办的“张大千书画展览”上展出的百幅作品，全部被高价抢购一空。其后不久，大千偕徐雯波赴香港、台湾访问。3月，张大千因患心血管疾病，返环荜庵休养。11月，大病初愈的张大千，因其在中国画艺术上的精深造诣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的杰出贡献，被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授予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1975年2月，张大千飞赴台湾，因觉身体不适，进台北市荣民总医院进行彻底检查，诊断结果证实张大千患有六种疾病：心脏病；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及胆结石；重度腰推退行性关节病；眼病；皮肤病。
大千老矣！他已不复有从前徐悲鸿先生所说的“健步”了。对此，亲友们非常着急，纷纷劝他回台湾定居。大千自己也动心了。他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那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我的身体是有病，十多年前患眼疾，又有糖尿病，心脏也有小问题，在美国不断看医生，常作全身健康检查，每次看医生都要麻烦好朋友翻译，我自己不能与医生直接沟通，洋医生又不肯把检验报告给患者，……若遇到情况不妙，不答复，要捉摸医生的表情，更令人焦虑、紧张、不安，反而加重病情。所以说就是为了看病，维护健康，我也要回台湾。”
张大千对荣民总医院评价颇高，“每次回台北我都乐意到荣民总医院检查身体，荣总当局及主治医师都对我特别安排，检查都有中文详细报告，让我了解自己的健康，有问题可以直接问医生，用药由医生决定，起居饮食由自家小心。我看荣总的设备好，医疗水准高，照顾的服务礼貌更是好过美国医院。或许有人会说我是受特别的关照，可是我在医院里也曾遇见好多自国外回来治病、检查的患者，大家都有同感，尤其是有中文的检查报告，人人都说好。……我晚年的岁月，如能延年益寿，维护我的健康，必应归功于荣民总医院的照顾！”落叶归根，张大千决定回到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余年。
注释：
〔1 〕〔2 〕〔10〕〔12〕〔19〕〔20〕〔21〕〔22〕〔40〕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第181 、182 、184 、190 、208 、210 、212 、216 、197 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0月版。
〔3 〕〔6 〕〔8 〕〔9 〕〔13〕〔27〕〔38〕〔42〕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260 、263 、262 、269 、270 、296 、361 、358 、414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4 〕〔5 〕〔7 〕〔33〕〔34〕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1〕台静农《为艺术立心的大千居士——序冯幼衡作〈印象之外〉》，载于香港《大成》杂志第114 期。
〔12〕1991年第4 期《美术之友》发表了陈传席《张大千出让名画给大陆的真实内幕》一文。陈传席在文中指出，报刊上曾大谈50年代张大千将自己收藏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和一套宋人画册，通过香港以4万元人民币的低价出让给大陆，明卖暗捐，使三件从故宫散出的珍品又回到了故宫，是出于爱国之心。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陈文说，我第一次青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任研究员，遇见前任老馆长、著名中国美术史研究家席克曼先生，他对中国有些作者不顾事实写文章胡乱发挥感到恼火，他说：“实际上，张大千一直想把这几张画卖给美国。谁给他钱多，他就卖给谁。他知道我们馆以收藏宋画闻名，就把这几张画送来，开始索价很高，我们准备叫他减些价买下，他也准备减价，但当时中韩（朝鲜）战争刚结束，中国人在韩国和美国人打仗双方大伤和气，所以美国政府多次下令，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各地不得收买中国艺术品，所以我们不敢买。
以后听说他又拿到香港去卖，最后被大陆收去。”席克曼先生一直为失去这几张名画而痛悔，但他们当时不敢违反政府的一再规定。张大千是否爱国我并无研究，不敢臆断是否。我相信他的一方印“游戏人生”和一幅对联“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事实胜于雄辩，美国限制中国文化的政策一解禁，他收藏的中国名画就不停地卖到美国各大博物馆，而没有卖过一张画给大陆，因为大陆不可能出太高的价钱。纳尔逊美术馆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先生、堪萨斯大学美术史系讲座教授李铸晋先生告诉我的张大千让画给大陆的内情和席克曼先生所述相同。一些文章大谈张大千因爱国而把名画明卖暗捐给大陆，皆是想当然之说，与事实根本不符。转引自1995年9月《美术观察》创刊号。
〔14〕〔17〕杨继仁《张大千传》第576 、601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5〕〔39〕，喻钟烈《我的表哥张大千》，载于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3月版，〔16〕张兹生，邢捷《一代艺术宗师张大千》，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8〕李霖灿《从敦焊到龙门——大千先生功德大量》，载于《雄狮美术》1985年第5 期，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年谱》。
〔23〕〔24〕〔25〕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190 —191 、138 、189 页，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26〕林寄华《怀张大千先生》，台湾《中央时报》1983年8月28日。
〔28〕黄苗子《张大千生平和艺术》，载于《文史资料》第5 辑。
〔29〕糜耕云《声画昭精，墨采腾飞——缅怀先师张大千先生》，载于宁夏政协文史研究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
〔30〕叶浅予《张大千的艺术道路》，版本同上。
〔31〕张大千《画说》，载于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画集》第三集。
〔32〕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载于1920年6月1日《绘学杂志》。
〔35〕张心庆《回忆爸爸几件事》，版本同〔29〕。〔36〕张心瑞《乐叙天伦事可怀》，同上。
〔37〕肖建初、张心瑞《回忆父亲张大千》，载于《四川日报》1983年4月17日。
〔41〕张大千《花卉画及没骨法》，载于1983 年4月3日台北《联合报》。
第九章 归居台湾
看山还看故山青
张大千漂泊海外多年，遍观各国名胜风景，每年也都要到台湾游览。1960年春天，台湾东西横贯公路开通，太鲁阁峡一带成为台湾东部的著名风景区，张大千应邀前往观光，一路赞不绝口。他说：“我游遍了世界的风景名胜，没有到这里来之前，原认为欧洲瑞士的峡谷风景，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可是，瑞士的峡谷风景和这里的比较起来，就有小巫与大巫之别了！象我们这里如此伟大而漫长的峡谷山川，瑞士峡谷就无法能望其项背了！”“天下风景，就数这里最好！”他还作诗道：
十年去国吾何说，万里还乡君且听。
行遍欧西南扎美，看山须看故山青。
后来他又三次游横贯公路，登阿里山、观日月潭，宝岛风光尽收胸中。
现在，他要来这里定居，为健康，也为快乐。他曾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象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 〕1976年1月25日，张大千偕徐雯波飞赴台湾，正式申请移居台湾。几天以后，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开幕式上，蒋彦士代表台湾“教育部”向张大千颁赠“艺坛宗师”匾额。此次画展售画所得一千数百万元新台币。张大千的画在台售价颇高，台湾汽车企业家严庆龄曾请大千绘一幅荷花，事后，严送大千本厂所产裕隆200型小轿车一部。
张大千与夫人暂时居住在台北市仁爱路云和大厦，同时按“第一，距台北中区二十多里路的郊区；第二，山青水秀，有几棵大树更好；第三，如果能有个小池塘种荷养鱼更佳”的条件，请朋友四处寻找建房的理想地址。
在台湾，张大千故旧颇多，唱和叙谈，很是快乐。一天，徐悲鸿的侄女徐令仪来到云和大厦拜见，张大千非常高兴，谈起与徐悲鸿相交的往事，感慨良多。他认真地观看了徐令仪的画作，指出作画应注意观察，要在形象的基础上求变化、求生韵，“比如说一只秋虫，千万不能停在春花上，内行一看就知道你肚子里没货色。”
谈话后，张大千与徐令仪合影留念，并答应作徐令仪个人画展的推荐人。这种奖掖后学的精神，令徐令仪和在场的人非常感动。这也是张大千的一贯作风。
对此国画家关山月感受很深，他曾回忆说，1941年4月自己在成都举行画展，“这次画展的第一天，张大千先生第一个到展场来看画，一见面他就问我，哪张画定价最高？他要买，并立刻吩咐同来的人替他交了现款。我记得那是一张峨眉山写生画，价钱多少忘记了，大约足够我数月的开支。当时，自从这画挂上张大千的红纸定条后，许多不懂画的买主也纷纷争购我的作品。我正当流落异乡，象行脚僧一样靠自己的手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而且正处在被逼债的窘地，大千先生于此时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当地一个知名大画家，也是长辈，如此提掖后进，我至今还感铭不尽。”〔2 〕
1977年1月，张大千终于在台北外双溪附近选中了一块地，除符合大千的三点要求外，还距荣民总医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较近。据说张大千选中这块地，还因为此地一株傲然挺立、含苞待放的白梅吸引了他。
春节过后，张大千返回美国处理搬迁事宜，并与侯北人等老友拜别。5月1 日，张大千与夫人率子女离开美国，前往台湾。
不久，张大千的宅院修建工程开始动工。张大千为其取名“摩耶精舍”，并经常去工地查看，提出自己的设想，精心地策划。
1978年，年届80岁的张大千为“明末四僧画展”、《大风堂名迹集》分别作序，并参加了在高雄举行的“张大千画展”开幕式。
4月17日，张大千在云和大厦住处擦桌子，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被送进台北市中心诊所治疗。在医院，张大千度过了他的80寿辰。各界人士纷纷赶到医院为老人祝寿，好友张群赋诗一首：“画笔诗才两不镌，论君襟袍亦超然。身经世变心无碍，兴托丹青老未迁。越海终酬乡土恋，故交更结语言缘；天将福慧钟名宿，岁月峥嵘八十年！”台湾《艺海杂志》还特辟“张大千专辑”，介绍其人其艺。台湾川康渝同乡会还为张大千、张群（90岁）设宴祝寿。6月，大千伤愈出院。
8月，“摩耶精舍”终于落成，共占地五百坪，由建筑师杨卓成负责设计、施工。精舍是按照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建成。从摩耶精舍一进门，就有一方池塘，里面有许多色泽鲜艳的鱼儿在游戏争逐。池塘的一边有丝丝杨柳垂拂其上，另一边前后竖立着几个高低形状不一的巨形木头，木头的表面显得斑驳而原始，颇有拙厚的味道。往前走则进入到四合院的中央，这里是天井，双溪水从这里引入，环流天井四周。在天井内，还修建了两个相连的池塘和一条小小的沟渠，三者一气相通，环绕着天井，沟旁栽种了数株梅花，渠中有水草、小野花，颇有天趣。池边还有若干名贵的盆景，这些都是大千花重金从美国运来的。
从天井出来便是后园，有供烤肉用的烤棚，供休息用的竹棚，过去后便是双连亭，这是精舍内风景最好的地方，青山四合，溪水环抱，绿意袭人。
园中还有一处大千最喜爱的地方——梅丘。梅丘是张大千特别布置栽种梅花的地方，既不是一个盛栽梅花的山岗，也不是一个上丘，而是一个用奇石布置成的人工石丘。这块石头是张大千居美国环荜庵时，在附近沙滩发现的，高一丈有余，重达5吨多，其外形颇似台湾地图。张大千请人特巨石移入环荜庵内，并亲自书写“梅丘”二字刻石，迁台湾，便将此石海运至摩耶精舍中。梅丘四周栽满了梅树，他自喻为”梅痴”，并写对联云：“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表示死后要长眠于梅丘。
摩耶精舍的房屋建筑为二层楼，一楼设有大画室、客厅、主卧氢、餐厅、电视间等，二楼有五间卧室和一个小画室，屋顶则安排为花园，为上下楼方便，楼内还设有电梯。
搬入新居，大千非常高兴，每天漫步于园中，听着淙淙的溪水声，看着满园浓浓的绿意，他觉得自己似乎年轻了许多，好象又见到了故乡的山山水水。这浓浓的感情化作诗、化为画，不断地从他的笔端涌出。这一年他新作很多。
11月，张大千应韩国东亚日报社之邀，前往汉城举办“张大千画伯邀请展”。故地重游，大千不禁想起了与池春红相知的一幕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偕夫人前往他春红墓拜祭，场面颇为感人。
展览期间，张大千还游览了当地名胜。韩国颇似故土的风光，使他不禁想起了家乡，作诗道：“水边杨柳未攀残，惨绿愁黄亦耐看。恰似江南秋瑟瑟，不同冀北雪漫漫。”大千远离故土多年，乡恋之情，愈久愈深。1979年，81岁的张大千在台湾度过了第一个春节，热闹的场面，不能稍减他的思乡之情，他在《红梅图》上写道“百本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他还自题梅杏花卉云：“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他在寄给侄女心素的《红梅迎春图》上写道：“心素三侄，汝叔已年八十一岁，尚能健饭，亦复能捉笔，仅目翳不能工细耳。推行步较艰，缘去岁曾跌右腿，他无所苦，写此数笔，与汝相见也！”张大千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虽然家人照顾得很精心，医院也经常为他诊疗，但都控制不了他的衰老之态。心脏病时有发作，这促使张大千开始考虑身后之事。4月12日，他立下了遗嘱，将自己的遗产分三部分处理，自己所作书画分为16等份，由徐雯波、杨宛君及14个子女一人一份继承；收藏古人书画文物捐台湾故宫博物院；摩耶精舍赠与台湾艺术机构。
一天，日本画家滕原楞山来拜访张大千，给大千带来了大陆和亲友的消息，令他激动不已。
祖国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张大千在大陆的亲人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张心智当选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担任了宁夏博物馆副馆长；张心庆当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张心瑞和肖建初的女儿小莲当上了大学教师……当张大千得知侄儿张心义已获平反的消息时，高兴得当即挥毫，为他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并题：“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三叔今年九十六岁，四叔今年九十五岁，愚叔亦八十一岁矣。老年兄弟不得一见，奈何，奈何！”滕原还给大千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西安临潼华清池的温泉水。张大千见后马上让家人用此水磨了一池墨，提笔说道：“就用这杨贵妃沐浴用的水画一张唐装仕女吧。”画完后，又让夫人用磨墨剩余的水洗了头，并说：“这也算是在万里之外的一次贵妃浴了。”〔3 〕
谈话间，张大千得知老友赵望云已于1977年故去了，异常震惊。“啊唷唷……”一声长叹后，情不自禁地把眼镜摘下来，摔出丈把远，眼镜被打得粉碎，他是多么悲痛啊！垂暮之年，眼见老友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他怎能不哀伤呢？
有悲也有喜，在大陆的大风堂门人，有不少已成为画坛的名流，如何海霞、王学敏等等。当他收到门人胡爽盦的大幅虎图时，欣然赞道：“满纸风云，真所谓虎虎有生气，但憾不得见吾爽盦磅礴挥洒是也！”并与虎图一起摄影留念。他为门人的成就而高兴。
巨幅《庐山图》
1980年，张大千82岁了。鉴于张大千在中国传统绘画上的贡献，四川人民出版社决定系统介绍张大千的成就，并出版了《张大千画集》第一、二、三辑，第二年又出版了第四、第五集。与此同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决定对张大千的生平及作品作全面系统的介绍，“凡大千先生的书法和绘画，均予整理编印”，出版《张大千书画集》第一集。
2月下旬，张大千视同手足的堂弟张目寒去世。大千非常悲痛，亲自前往灵堂吊祭，哀不能已。他挽道：“春草池塘，生生世世为兄弟；连床灯火，风风雨雨隔人天。”此时的张大千已无昔日徐悲鸿所赞“健步、健睡、健饭”之态了，他视力越来越差，行走也日益艰难，走出家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漫步梅丘，他常常沉浸在对故乡和老友的思念中，很多老朋友的生日他都记得很清楚，他曾托人给方介堪带去一幅自己的《泼彩山水》，为方介堪八十寿辰祝贺。他还亲手绘制了一幅梅花，并题绝句一首，请工人烧制成100个洁白的瓷瓶，除摔碎两个以外，其余的部分赠给好友和弟子作为纪念。
祖国大陆上的亲友们也没有忘记他。方介堪托人给大千送来了温州名产泰顺绿茶，一只含有回归之意的藕和色玉环，八方刻有“苍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等字样的图章，还在自画《春日忆李白》图上题诗：“迢迢一水隔，听夕几低徊。聊写数竿竹，吟风待月来。”老友的一片深情，深深地打动了大千的心。
叶浅予也在国内发表文章，介绍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他说：“大千的艺术生命是祖国大地孕育出来的，他的艺术成就值得祖国人民为之骄傲，尽管他云游海外，他的思想感情将和伟大的祖国紧紧贴在一起！”的确如此，张大千忘不了养育他的故乡山水。因此旅日老朋友李海天请他为自己的旅社画一幅大画时，他决定画《庐山图》。
那是春季的一天，老朋友李海天、黄天才来到摩耶精舍，与大千商量能否为李海天在横滨新建的高级观光大旅社画一幅高五尺、长三丈多的大画。
他们担心张大千的身体不支不能画，可大千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要让世人看看“张大千到底老不老！”经过认真考虑，张大千决定画自己从未去过的庐山。张大千的一生，几乎游遍了祖国所有的名山大川，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到过庐山。到了晚年，他神游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他要用画笔把这壮美的景色展现出来，弥补自己多年的缺憾。他请朋友们帮助，到处寻找有关庐山的资料，图片的，文字的，认真翻阅，仔细研究，为开笔作精心的准备。
秋天到了，九月初九重阳节，张大千兴致勃勃要去登高，这可给侄女张嘉德出了一个难题。此时，徐雯波去了美国。徐雯波是个聪颖、贤慧的妻子，张大千先后娶的四个夫人中，只有她与他白头到老。徐雯波很体贴丈夫，而张大千也很爱她。
1952年，张大千在阿根廷曾因事与徐雯波短暂分别，徐雯波为慰丈夫的思念之情，寄去了照片和信，大千则给夫人画了一幅自画像，并题“唐多令”一阙：
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节物变请商。西风生画凉。裹春衫浅淡春妆。肯说别离情味苦，任绣被，罢薰香。愁画两眉长。归飞雁带霜。恨穿帘紫燕成双。况是新来风雨恶，待莲叶，盖鸳鸯。
可见伉俪情深。
此次徐雯波去美，再三叮嘱嘉德照顾好大千。为保证大千的安全，嘉德和众人劝说大千改登高为观瀑布。从摩耶精舍驱车半小时，便来到大瀑布前。
被阳光照成银白色的瀑布从数十丈高的山峰上陡直倾泻下来，景色十分壮观。张大千还在众人的拥扶下登至一块大山石摄影留念，他得意他说：“今日重阳，登高观瀑亦一乐事也！”
1981年1月，张大千在摩耶精舍宴请老朋友黄君壁和画家鲍少游，他们回忆当年旧事，谈论诗画，观赏园中美景，非常快乐。
其后不久，郎静山得知与自己分别很久的女儿郎毓秀到了美国，很想去看看，可是苦于没有旅费。大千得知后，立即赶画了一幅青绿山水中堂，托人卖得万元美金，赠与了郎静山。当他得知郎氏父女二人在美团聚时，无比喜悦。想起自己在大陆的亲人，不禁黯然泪下。
思亲之情一直萦绕在大千心头，他病倒了，4月住进了医院。是时，张心瑞、肖建初赴美国探亲，因无法赴台，只能和父亲在电话上交谈。隔海相望，亲人却不能团聚，“奈何、奈何！”大千只能用颤抖的手，为女儿画图一幅。这是一幅《红叶小鸟》，大千在上题道：“辛酉四月二十五，写与拾得爱女，汝细观之，汝父衰迈，又不得与汝辈相见，奈何！奈何！八十三岁，摩耶精舍。”他又为家乡题写了“内江市志”、“内江县志”以及“青城山上清宫”的条幅，请儿子心一带到美国。
张大千还提供全部经费，让侄女心索携子渝安访美探亲，当通过越洋电话得知自己的家乡四川发展很快，亲友们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并说：“我看不到你们，听听你们的声音也好嘛！”经过一年的准备、构思，7月7日，张大千决定为《庐山图》开笔。
前来观礼的有张群、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王一方夫妇、张继正夫人杜芬、沈苇窗、黄天才等人。进得画室，只见一块高1.80米、长10米的整绢铺在巨大的画案上，为能铺下这块硕大无比的大画布，张大千对画室进行了改造，大兴土木，移走了画室原来的家具，又将画室内的两根木柱锯掉，另加横梁，打造了一张长三丈多、宽七尺多的大画案放进画室，前后耗资新台市数十万元。观者叹曰：“当今之世，除了大千，还有谁能如此大手笔！”“开笔的时候，画大画用的道具全部摆列整齐，大笔、排笔、大碗、大盆、……十分壮观，大千由张夫人亲任助手陪侍登场，先把画布全部打湿之后，大千拿起一支有如拖把的大笔，站到一张矮脚凳上，先把笔头往墨盆里一挠一滚，然后双手抬起大笔往画布上大拖大拉。经过一番忙碌，放下拖把笔，大千把长袍袖口一卷，拿起一只盛满青绿颜料的瓷钵（最先是深淡墨色，并未着上青绿），在绢布的另一部分小心翼翼地连泼带洒，接着又拿起排笔，一面导引青绿颜料的流浸，一面又把排笔沾上颜料点点染染。……开笔的第一天，用了不少水，不少颜料，大千更是聚精会神地忙了几个钟头，但画布上却看不出什么，只是一片水渍，一淌淡墨，一块青绿而已。在场诸人看了以后，才真正体会到这幅大画的绘制不简单，要心智、要技术、还要力气。在场‘观礼’的张岳军先生，对张大千昂然接受此一挑战的豪情与勇气，惊叹不置！”〔4 〕
此后，张大千时断时续，继续绘制《庐山图》，在精神好、体力佳的白天，大千常常泼墨泼彩，入夜后精神耗弱，但脑筋清醒，他就勾皴点染。因为前者需一气呵成，非气势足不为功，后者则可以慢慢渲染经营，一道、两道、三道，慢慢皴，着力一深，画面自然浑厚苍郁。
张大千并不能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绘制《庐山图》，他爱热闹、爱应酬，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另外还有不少俗事困扰。张群深知张大千重情感，喜交游，不避尘劳，不辞应酬，为了他的健康，亲自书写了一首诗和一幅字送给大千。其诗曰：“髯张画笔信无前，脱腕丹青万户传。环宇同知一老在，艺文命脉此身肩。年来时得影形俱，万里东归德未孤。好节尘劳慎饮食，愿君善保千金躯。”并对张大千说：“大千，你的生活、习惯和嗜好，须要注意调整，我比你年长十岁，因为我注意保养，健康情况比较好。你再不好好的将息，爱护你自己，说不定你比我先走，还要我来为你办丧事。”〔5 〕张大千听后掉下泪来，张群也忍不住流下了老泪。
张群与张大千的友谊，绵延有半个多世纪。他们最初相识于20年代的上海。身居上海市长要职的张群喜好收藏石涛、八大的书画，因向大千求购仿石涛笔意的画作，二人相识，彼此很赏识。张群喜爱大千的画，喜爱他超人的艺术才华；而大千则敬佩张群的为人，他曾说：“岳军（张群的字）的眼力不见得比别人好，但是他手头收藏假的东西很少，因为他信任朋友的判断。”40年代，张群主持四川省政之时，张大千在画业上多次得到他的关照和帮助，张大千从敦煌返回途中，因为有张群与何应钦的手谕，免除了不少麻烦。
50年代后，张群居台湾，张大千侨居海外，彼此之间还非常关心。当张群得知大千患目疾久治不愈时，非常不安，于大千68岁生日前夕，写一封祝寿信道：“年来音问疏阙，然人遥心通，未尝不时时神驰左右也。日前目寒兄转到兄重为石涛通景题签，弥所感谢。时入清和，因忆华诞之期瞬届，重洋远隔，深以不克抠衣趋贺为憾”，“吾兄艺事名满环宇，诚以臻于从心所欲之化境，蔚为我国之国宝，至希加意摄生，益自珍卫。”〔6 〕而大千则在张群80寿辰时赠以《长江万里图》。
张大千1978年定居台湾时，二张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两人成为同宗同乡的知己故交。张群对大千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形影不离。1979年，张大千、张群、张学良、王新衡四人组成了一个“转转会”，每月到一家欢聚一天，叙旧谈心，四人轮流作东，每月一转，其乐融融。
这一年的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四川。从7月12日到15日，连续的大暴雨，引起岷江、沦江、涪江、嘉陵江等江河的中下游同时发生特大洪水。内江市受灾情况尤其严重，损失惨重，城乡690个单位不同程度地受灾，损失3882.15万元，淹没田地13489 亩，冲毁和倒塌房屋4530间，计147337平方米。灾情发生后，中央和各省、市紧急动员，救灾款、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灾区，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也纷纷捐款救助。
张大千得知消息后，忧心如焚，他多次打电话给美国的心瑞，询问家乡的情况。并画了数幅作品参加了由川康渝美术研究会主办的“援助四川水灾义展”，义卖所得全部托有关方面较交给了四川。
这一年，国内的门人也不断托人问候老师大千，令老人感怀不已，他在门人刘力上、俞致贞夫妇合绘的一本山水花鸟册页上画了一幅《八十三岁自画像》，并题跋云：“汉莲世讲出示大风堂诸门人所赠其画，喜俱卓然有成。 老夫眊矣，无能为也，勉写尘貌，聊以为念。”
第二年3月，一位美国客人给张大千带来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这是大千盼望了很久的。此前，他曾多次托人带信传书，想要一捧故乡的泥土，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捧起这包故乡的泥土，闻着那泥土的芳香，不禁热泪纵横，恭恭敬敬地把它供在了父母的灵位前。他还把友人带来的内江蜜饯放在客厅最显著位置，只要有至亲、好友来访，便请人品尝，并且一再地问：“甜吧？”当客人称“是”的时候，老人的脸上就露出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故而，台湾的一些人士感叹说：“在感情方面，尤其是乡土故国之思，正是大千先生最脆弱的一环。”
长眠梅丘
1982年，张大千84岁。
1月1日，张大千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荣民总医院。春节的前一天，大千才返回摩耶精舍的家中，与家人欢度春节。正月十一那天，一桩奇事发生了，摩耶精舍中的梅花和海棠同时开放。通常，梅花是正月盛开，海棠是三月绽放，因而南宋的文人彭渊材称生平三件恨事中就有“梅花不并海棠开”。
见此奇景，久病初愈的大千老人欢喜得不得了，一大早就邀请了好友张群来摩耶精舍共赏，兴致高昂，即兴赋诗一首；小园忽报有奇事，腊尚余寒百卉开；从此人天无缺陷，梅花聘了海棠来。〔7 〕
观花过后，张大千又同张群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宝岛长春图》和宋元名画展等，这是他病后第一次出远门，非常高兴。《宝岛长春图》是由张大千开第一笔，若干画家共同努力完成的。此卷高约2 尺，长达215尺，全图从构思、构图到绘制、完成，张大千都参与其中。画卷从基隆北海岸野柳、金山的海浪山水开始，经云蒸霞蔚的大霸尖山、山气氤氲的奇莱山和横贯公路，到梨山和太鲁阁，宝岛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颇为壮观。大千老人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为了照顾他的起居并控制他的心脏病和糖尿病，有4位护士小姐轮流不停地看护。他常常感叹：“我现在被‘四人帮’管制得动弹不得喽。”但实际上，大千老人是最不容易拘束的。
早晨7时许，他在护士小姐的搀扶下，先进早餐。早餐他最爱吃的有：
油条烧饼、蒸饺、小笼包、雪菜火腿面、红油抄手、红油饺子、臊子面、蛋炒饭、皮蛋稀饭、葱油饼、红豆松糕、黄鱼面、咖哩饺、萝卜丝饼。午餐和晚餐一样，平时是四菜一汤，有客时则增为五菜或六菜，菜端上时均为大盘海碗，座上食客再海量也可吃个痛快。张大千喜欢吃肉，从前他看到青菜就要皱眉，没有大肉不高兴，必得东坡肉、樱桃肉、腐乳肉、霉干菜扣肉、红烧肉等菜上了桌才开怀。现在可能是年纪大了，他比较偏好清淡可口的小菜和清汤。中午饭后，张大千要小睡片刻。下午点心和早点花样差不多。
一年四季，每一天摩耶精舍都宾朋满座，大家尽情谈笑，大千老人尤其兴奋，天南地北地摆龙门阵，谈书论画，观鱼赏花，热闹非凡。为此，护士小姐不止一次地劝诫他，要好好休息，老人非常不满，他说；“客人好不容易见一面，命是自己的，死了，我自己负责！”
3月，张大千为老友方介堪祝贺83岁寿辰，作《东方朔献桃上寿图》，并托友人连同两盘精制的花青国画颜料带往温州，送到方介堪的手中。不久，又为四川国画家张采芹画《垂丝海棠图》，并题诗曰：“锦绣裹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关优乐、画里应嗟我白头。”
4月22日，张大千在摩耶精舍接待摩洛哥王国元首雷尼尔亲王与王妃葛丽丝凯丽来访。
23日，接待来台演出的名钢琴家傅聪。
24日（农历四月初一日），张大千84岁寿辰，蒋经国接见张大千，并授予他“中正勋章”。大千老人太忙了，他还要挥毫继续完成《庐山图》。为了能让大千保持身体健康，集中精力作《庐山图》，张群通知张大千的至亲好友，免请大千吃饭应酬，也勿登门打扰，让大千能安心休息和工作。〔8 〕
5月15日，张群94岁寿辰，大千作《钟灵毓秀图》祝贺。不久，张大千收到了门人王学敏请张心素、张心庆赴美探亲转来的画作和一封慰问信。
见物如见人，老人异常高兴，抱病作《春柳仕女图》。画面上一位素装淡雅的背面仕女，伫立在垂垂杨柳之下，遥望远方水天一色的地方，一似望穿大海，思绪悠悠。画面简洁，却耐人寻味。画上题道：“别三十余年想念为苦。十五年前又婴目疾，右眼近已失明。而手臂风湿，提笔为苦。见弟寄来水仙，清冷真不食人间烟火者，吾道有传人也。顷以心素北还，写此数笔与吾学敏贤弟，知予眼昏手掣，老态可愧也。七十一年闰四月朔。八十四叟爰。”
细读题词，可知老人用心良苦，他是在以丹青寄托对祖国故土的无限眷恋。寄托他对亲朋、弟子的无限思念。
心素从美国返回大陆，临行，打电话向大千告别，咫尺天涯，骨肉不得相见，大千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7月下旬，大千老人心脏病复发，再次住进了荣民总医院，一个月后，出院反回摩耶精舍休养。他每天在护士小姐的搀扶下，在园中漫步，或小坐，观山看水，看鱼看花……常来陪伴他的是老朋友乐恕人。乐恕人本在日本东京，经大千的反复动员，回到台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和大众传播系。
张大千此时已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来日恐怕无多，所以他更加紧《庐山图》的绘制。在每天早晚精神好的时候都要画，画得非常认真。在画《庐山图》前，他都要先画几幅小画，待兴致上来，就扶杖前往大画室。家人和护士在旁递水盘、换画笔。有时感觉心脏不适，立即由护士小姐递给他一颗口含心脏病特效药，稍事休息便又伏案画起来。由于画布太大，又裱在画案上不能移动，大千只好让家人把他抬上画案工作，爬上爬下，颇为吃力。有几次头部突然发晕，护士和家人赶紧把他扶下来休息。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来说，太辛苦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真是在拼老命啊！”
11月，大约是因过度劳累，大千精神不佳，他似乎有了某种预感，在派儿子保罗赴日本购买自己喜爱的花木盆景时，叮嘱道：“不要买那种一年开花的，要买含苞待放的，我即时要看。明年，明年说不定我都不在了。”非常伤感。
11月底，张大千再次病倒，住进了荣民总医院。经过精心治疗，12月6日出院。经过短暂的恢复，大千老人又开始绘画，并为《庐山图》作诗道：
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
1983年，张大千85岁。
1月3日，美国休斯顿德州大学研究所神经解剖教授林文杰来到摩耶精舍拜望张大千。事前，他在一张四尺宣纸上画了几笔春兰，又请香港老画家赵少昂添了一株翠竹。张大千看后很高兴，欣然命笔，在画上画寿石与灵芝。后来关山月又在其上补画了一枝墨梅，每人在画上都签了名盖了章。这是一幅珍贵的作品，很可能是大千老人与人合作的最后一幅画。
画了一年多的《庐山图》到此时已接近完工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决定于1月20日先行展出。在张群督促下，张大千日以继夜，作了最大的努力，到15日，该画只有一些地方还需稍加润色，于是张群决定先展出，再拿回慢慢修改。
展览一开始，《庐山图》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评论家们称：
“《庐山图》不是画庐山的真面目；但大千先生将山之美和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次，补景补得极好。他一层一层地加上墨色，上色也是层层相叠，如满山云雾。浓墨染成的云雾下，瀑布飞白，直通深涧，山势迂回，从渲染中开出石阶，筑庙建桥，用尽苦心。”〔9 〕
薛慧山也认为张大千创造了一个奇迹，“大千先生虽没有去过庐山，却能凭他老人家惊人的想象力，在笔下把‘庐山真面目’破空而出。”画中的庐山比实际的庐山，更来得形势雄伟，灵气洋溢。
在画展上，薛慧山也劝大千老人：“恕我无礼，不再跟您摆龙门阵了。您要好好休养，什么闲事都不必多管了。”〔10〕但是大千老人是闲不住的，他要作画，要会晤朋友。
2月12日除夕夜，张大千请乐恕人在摩耶精舍吃年夜饭。初一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正在高兴之时，张大千忽然说了一句：“明年不晓得我还在不在？”几天来，大千老人的胃口一直不好，精神也很差。
3月8日。早晨起来，张大千便觉胸闷乏力，非常难受。但他还是支撑着。让秘书抱来13本新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他准备赠送给大陆的故友门生，这13个人是：著名画家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簃、门生西安何海霞、天津慕凌飞、北京田世光、刘力上和俞致贞夫妇、上海糜耕云、潘贞则、王智圆、苏州曹逸如、常熟曹大铁。看着大千困难的样子，夫人徐雯波劝他改日再题，可他却说：“此时不写，以后再无机会了。”当他勉强写到第12册时，突然头一歪，笔从手中脱落，他倒下了。
张大千被送到荣民总医院急救，诊断为心脏血管硬化症、心衰竭及胸闷。
11日下午病情恶化，12日陷入昏迷状态，虽经奋力救治但无效，1月2 日上午8 时15分逝世，终年85岁。
噩耗传出，各地艺坛大为震惊。北京新华社报导了张大千逝世的消息，国内各大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报纸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图片、唁电、挽联等，对张大千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报纸也刊登了肖息。
4月4 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给台北张大千的亲属发去唁电：“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不幸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张大千在大陆的子女也纷纷给徐雯波发去唁电，恸示哀悼。大千的门人也发去唁电。
4月5日，“张大千先生治丧委员会”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成立，严家淦为召集人，张群任主任委员，陈立夫、张学良、何应钦等台湾国民党党、政、军以及文化、艺术界共117人参加了治丧委员会。
4月14 日上午11时，张大千的遗体在台北火化。16日中午12 时，张大千的骨灰按着他生前的遗愿，被安葬在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下。
一代艺术大师从此长眠了。
张大千是一位画坛奇才。他的成功，有过人的天赋，也有惊人的勤奋，正如他自己所言：“七分人事三分天”。他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体，有继承有创新。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掌握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工笔、写意，无一不能，无一不精。尤其是他晚年富有独创性的泼彩泼墨的画法，使他成为中国画改革的大家，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张大千性情豪放，思路活跃，在他笔下的一树一石一草一花，都富有灵气和激情。文人画的雅逸、院体画的富丽、民间绘画的浪漫在张大千的作品中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是中国画坛的一位巨匠。
注释：
〔1 〕《大风堂主人的大节大义》，载于《张大千先生纪念册》第193 页。
〔2 〕关山月《我与国画》，载于《文艺研究》，1984年第1 期。
〔3 〕〔8 〕李永翘《张大千年谱》第466 、498 页，四川社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4 〕黄天才《张大千的〈庐山图〉制作经纬》，载于香港《大成》杂志112期。
〔5 〕〔6 〕包立民《张大千的艺术圈》第51、50 页，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7 〕林淑兰《张大千病愈春游观画》，载于1982年2月6日香港《文汇报》。
〔9 〕司徒浩《大千居士最后作品》，载于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大千的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0〕薛慧山《半世纪翰墨缘》，台北《中国时报》编辑之《张大千纪念专辑》。
后记
张大千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他的艺术成就有许多特殊的、偶然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努力，即所谓“七分人事三分天。”他仿石涛、学宋人、追元人，游名山、走大川、去敦煌、观世界……走了一条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借古以开今”的道路，终于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绘画风格。张大千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人，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不敢妄言。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张大千先生的亲朋好友、门人写的大量回忆文章，以及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有关张大千生平的著作和文章，兹不一一列举。尤其要提到李永翘先生所著《张大千年谱》，为研究张大千一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材料和学识所限，书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白巍     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