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消防栓为什么是红色的:贵族与贵族精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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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贵族精神
[原创 2007-04-19 16:38:27]
京沪有一些寄宿学校，专门培养面向国际一流大学的预科学生，每学期学费及各种杂费少则数万人民币，多则数万美元。这些学校大半在郊区，站在开阔的操场边上，一眼望去，广袤的天际线下，是绿荫里高低错落的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校园栅栏外，则是英式、m美式、西班牙式的豪华别墅。图书馆、教室、宿舍、礼堂等所有的室内空间都有空调，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教学语言一般是英文，教材是国际通用的英文原版教科书。学生食堂是营养师调配的自助餐，蔬菜、荤菜、水果随意取用，课间有牛奶、果汁及中西式点心供应，社会上许多人把这样的学校叫做“贵族学校”。
那么，在这些贵族学校里，贵族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一次家长会，校长对贵族理念的陈述令人欣然：“真正的贵族首先要具备一种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仅仅是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俯身而下，为社会、为民众承担责任。”
的确，“贵族”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种特指。首先它是一种价值观念。最早的贵族起源于欧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
贵族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并延及孺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个英军少校冲着向平民开枪的士兵喊：
“住手，士兵们，我们是英国军人，不是强盗，不许杀害妇女儿童！”
“可是上校，现在是战争时期。”他的士兵这么回答。
“战争是军人之间的战争。”少校坚持，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也要遵守既定的规则。影片后来的情节证实，那位颇有教养的少校是英国的贵族后裔。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莎修女出身富裕家庭，生前曾任地位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而她赤脚走进印度社会的底层，一生都在奋力拯救那些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平民。贵族精神中的社会责任主要元素其实就是平民意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也就是前述校长所说的“俯身而下”。
当然，贵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上个世纪初，苏联革命把大量俄罗斯贵族赶到中国的东北，这些背井离乡的世袭贵族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洗劫之后，家道衰败，有些伯爵夫人、
铺天盖地的广告汹涌而来，大凡定价昂贵的商品房，莫不以“贵族气派”来形容，大凡好一些的汽车，莫不以“金领贵族”、“白领贵族”定义车主。而收费高昂，设施豪华的学校则冠之为“贵族学校”。在营销的欲望下，“贵族”两个字成为引诱别人慷慨解囊的流行噱头。
当“贵族”成为奢侈品广告中的流行词汇时，似乎在引导这样的理念，贵族就是那些住好房子，开好车，奢侈铺张，一掷千金的富人。有钱就是贵族。真的是这样吗？
纯粹用商业财富的标杆来衡量，只有富人和穷人，没有贵族。
贵族气质是一个人对生活细节的品味，对文化的选择，对事物的独特理解，看一个人是不是贵族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怎么吃。正如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学位，而在于他有什么样的言谈和举止。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人类之所以成为地球的主人是因为思想。”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转折都起源于思想，而思想来自伟人，“如果说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骨架，那么伟大的人物则是历史的命脉。”
真正的贵族应该是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命脉，横亘于历史的朝代之间。
开完家长会，走出校门的时候，只见四个车道满满当当，百多辆来接孩子回家过周末的私家车，不仅把道路两旁的停车位全部泊满，而且塞满了全部行车道，水泄不通，五颜六色的法拉利、保时捷、劳斯莱斯、奔驰、宝马、沃尔沃……在上海的任何一条马路上，都没有这么多名牌轿车云集，偶尔也看见本田、帕萨特夹杂其中，显得有些寒伧。
警察封锁了道路两头，所有的出租车、社会公共车辆全部绕道，只有接送孩子的私家车可以排着队，缓缓驶入。儿子说，这种壮观的“名车展览”每个周末上演一次，可以想见，这帮贵族学校里出来的孩子，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最富有的群体。
财富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人。
我由衷地希望中国所有号称贵族学校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不是一群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而是一帮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精英。就像平和国际学校的校长所说的那样，把培养真正的贵族作为使命,让他们的学生懂得：
国王诰封的只是贵族的血统，历史加冕的才是贵族的精神，真正的贵族精神包涵着社会责任，真正的贵族生活首先是文化选择。
寻回中国贵族精神的轨迹
江汛、马楠
不能把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对立，奴才精神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刘再复表示，贵族特权可以打倒，贵族精神不可打倒，因为它是自尊、低调、守持游戏规则与心灵原则。中国五四运动及四九年以后打掉贵族精神，带来痞子精神及流氓精神泛滥。
二十世纪中国有一重大精神现象，就是贵族精神的瓦解，阳春白雪文化的衰落，象牙之塔的灭绝。贵族特权可以打倒，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则不可打倒。贵族精神就是自尊，就是低调，就是守持游戏规则与心灵原则，这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刘再复一再强调的。
二月二十七日在城市大学“城市文化沙龙”上，刘再复作了题为“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的专题演讲。
刘再复认为，中国人“往往只有专制人格而没有贵族人格，有圣贤人格而没有骑士人格”。他说：“这一点俄罗斯的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灵魂》一书里总结得非常好，他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只崇尚神圣，不崇尚正直。我联想到中国，是追求圣贤而不追求正直，圣人超乎寻常，标准太高，做不到就戴面具，就变成虚伪了，追求正直才能面对真理。未能崇尚正直，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缺少骑士贵族的传统。中国经历过周代的氏族贵族时代，可是贵族传统过早中断。后来魏晋南北朝出现门第贵族时代，又被科举瓦解了。清代出现部落贵族统治，但整个时代缺少贵族精神。贵族文化本就薄弱，五四运动偏又提出打倒贵族文学的口号，加上跟政治结盟，知识分子不断激进，使得高雅文化无立足之地。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后，不仅是贵族被摧毁，连支撑道统文化的乡村士绅也被消灭了，只剩下破落户和暴发户，所以二十世纪的历史，基本是破落户和暴发户不断交替起落的历史。贵族精神的瓦解，使贵族精神的对立面，即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泛滥，没有任何敬畏，没有任何心灵原则，没有了人的自尊与骄傲。”
多年来，刘再复专注于文化批判的探究，在香港城市大学他曾作过关于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的讲座。今次演讲显现出他的研究更系统也更深刻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后，在答问的时间段，来自各地的八、九十位学者和学生同他一起近距离研讨。
刘再复研究“五四运动”，认为有两个基本点使该运动永远具有合理性：一，文化改革者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文化资源已经不能够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二，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里有一个西方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刘再复认为，“五四”文化运动那些历史先行者都很善良，都考虑底层、下等人，考虑平民。可是“五四运动”发生了两个大概念的错位，第一，贵族特权和贵族精神没有作区别，也就是贵族特权和贵族文学没有分开，反对贵族特权和反对贵族文学是两回事。第二，没有分清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看成是平民精神，把贵族文学的对立项看成是国民文学，其实贵族精神真正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刘说：“我们这些人都出身平民，但我们身上也可以有贵族精神。二十世纪的精神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五四’，但‘五四’要负很大责任。两个概念的错位后来还派生贵族精神和精神贵族的错位。”
刘再复说，《红楼梦》中的贾赦、贾蓉和贾琏哪有贵族精神？像贾蓉，完全是痞子流氓。而晴雯是平民，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非常高贵。所以不能把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对立，奴才精神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他说，二十世纪发生几个与贵族精神失落相关的重要精神现象：一是知识精英的世纪性媚俗，知识分子太重功名，现在可能是历史上知识分子最重功名的时代，比唐代还厉害，到处是俗气的潮流；二是平民精神的变质，平民流氓化、鄙俗化；还有一个就是打破了象牙之塔，象牙之塔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到现在还不能为象牙之塔正名，没有象牙之塔，怎么可能有知识分子独立思索的精神空间？怎么可能有长期的积累？怎么可能有精神的精致与深邃？文化是一个字一个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累积起来的，它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沉静的状态，一个象牙塔的面壁沉思的空间，在里面安静下去，沉下去，有这个心灵存放之所才有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刘再复感慨说。“当年鲁迅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可是后来变成不合法了，象牙之塔变成负面概念整天受批判。”
他认为，中国的贵族传统太早中断，没有形成贵族的传统。关于什么是贵族精神，刘再复认为，有两个最根本的精神，首先一定是低调的，他们一般学养教养都比较高，不会像暴发户那样“财大气粗”，好讲大话。即使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反叛，也不像农民反叛的调子那么高，不会动不动讲“改天换地”、“替天行道”；第二，贵族精神最核心的意识是自尊。这是尼采特别强強调的，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论证这个问题，贵族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基佐在《欧洲文明史》里也特别强调，西方的贵族精神从罗马贵族到了欧洲贵族，欧洲贵族精神就很突出了，就是“自我确立”，个体的重要性不是来自于他人，不是来自于皇上，而是来自于我个人，这样灵魂就独立了，尊严就站立起来了，这才是贵族精神。贵族有一基本行为模式——决斗。决斗的意思，一是确立游戏原则，二是确认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这就是生命的尊严。
刘再复说：“像陈寅恪谈到独立的精神应该说和贵族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比如说独立的精神，这可能是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一种精神。陈寅恪把这种独立精神看得非常重。他写柳如是，我的解读跟人家不太相同，他为什么写柳如是？从学理上说，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逻辑的学术著作，甚至感到有点繁琐，但可以感到他要寄托的精神恰恰就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他认为，在明清交替的民族危难之际，很多帝王将相，权威泰斗，大知识分子（如钱谦益），他们的人格精神都不如一个妓女（柳如是）。陈寅恪特别强调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精神当然是贵族精神，贵族精神是一个大系统，但贵族精神并没有完全涵盖自由精神，自由是近代社会资产阶级确立起来的精神体系。陈寅恪先生概括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成为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火炬。
刘再复说：“现在铺天盖地的庸俗潮流席卷社会与知识阶层，知识分子追求世俗角色，比如说，我过去当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这是一个世俗的角色，角色带来利益，但不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当一个省的作协主席、副主席，马上有小车坐，有什么局长级的待遇，追求世俗的角色，其代价往往是丧失高雅高贵的精神，丢掉人的骄傲。”
呼唤贵族精神 （一）
(2008-1-5 10:21:53)
分类：对话卓舒
这是一个有关“贵族精神”的话题，我们酝酿了很久，考虑到底要不要端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最复杂、最难以定论、并且很容易令人产生错愕和歧义的话题：“贵族精神”？可能存在吗？贵族又在哪？有必要去“奢谈”吗？有意义吗？
但是不可否认，虽然它从来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标志和形态，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些人的内心视野，尽管这一些人在中国当代是极少数，并且始终与人的价值取向密切关联。它就像一个磁力巨大的隐性磁场，秘密地吸引并召唤着人的神经、意念、情感，以及生命的挣扎、狂喜、冲动与梦想，它们都无一不被该“磁场”强烈“干扰”。正如生命本身也是最为复杂和难言的，面对“贵族精神”——这个飘忽在性灵世界的精灵，既然它深刻影响着生命，那么除了面对，别无选择。
特蕾莎修女说：“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我们并不奢望献给读者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也并不奢望它能得到所有读者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坚信：“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一不与“贵族精神”密切相关。
为此，我们访谈了人文学者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即为其中之一。
《胡润百富》：很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士大夫阶层，但并不存在典型的贵族阶层，现在也同样不存在，那么您认为我们探讨“贵族精神”这一选题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否不合时宜？
杨卓舒：这个话题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仅有助于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解决精神归宿的问题，有助于全民提升自我的精神旨趣，更重要的是干系到这个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干系到国家的整个文化凝聚力、精神凝聚力和情感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超越了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范畴。它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应该是当代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直指信仰缺失的问题，因为离开信仰，离开文化，离开精神家园，贵族精神就无处着落，也无从谈起。
献身精神是第一特质
《胡润百富》：您认为“贵族精神”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杨卓舒：贵族精神与贵族所赖以产生的土壤是相伴而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是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阶层。这一阶层小则对一个城邦国，大则对一个国家的生存、独立、民主、发展和自由都起着核心作用，这与欧洲城邦国体制密切相关。欧洲之所以有那么多城邦国，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贵族支撑起来的。
贵族精神的第一特质就是伟大的献身精神。二战期间，丘吉尔的讲话就体现了这种贵族精神。面对纳粹的强势，他说：“我们将在海滩、在码头、在陆地、在平原、在高山、在丛林不停地战斗，但是决不投降”。这就是国家危难时期贵族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历史上代代不绝。
能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堪称贵族。谭嗣同能跑不跑，慷慨赴死；在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那800名勇士，以及此后几十个著名战役上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特别是以张自忠为代表的那些战死的将士；孙中山自己生活优越，却为共和、民主奋斗40年，而且革命不为掌权，掌权不为弄权，一旦天下需要，即刻放下权力。他们都是贵族精神的典范。
“泰坦尼克号”上，有对头等舱里的老夫妻，本来按照航海惯例，头等舱中的乘客享有优先逃生权，何况他们又是老人，但当船行将沉没的时候，他们听着乐曲，躺在床上安详地沉入冰冷的水底，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对他们而言，死亡同样是痛苦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活着同样是美丽的，但他们选择了死亡，这就是贵族。
我曾经对我儿子讲，虽然人都怕死，但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灵魂的审判与煎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选择死亡。
《胡润百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精神贵族集中出现的时期，或者说比较适合贵族精神养成的土壤？
杨卓舒：相对来讲，春秋战国时期比较突出，除了一批在百家争鸣中思想独立的学者之外，那时的春
时代召唤精神贵族
《胡润百富》：如果是和平年代，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那种生死关头，具有“贵族精神”的人（精神贵族）会表现出怎样的人格特质和价值取向？
杨卓舒：在和平时期，如果毫无名利心和功利心地为需要的人捐献出财物，也是一种牺牲精神。但“贵族精神”更重要的表现，首先是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注，并且竭尽全力，用言语、行为、情感等等多种方式去善尽责任，来阻止某些东西，或改良某些东西，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贵族精神并不一定属于那些拥有权势或巨额财富的人。而精神贵族必须是灵魂自由人，人格必须也是完整的。当你依附于某种力量或某种权势，缺乏独立的人格，当你的精神欲言又止，不能形成自我独立的精神世界，灵魂无法自由呼吸，那么无论是贵族还是贵族精神，都将难以养成。有为自由而牺牲自由的贵族，而绝无没有自由的贵族。
精神贵族不是没有缺陷，不是没有灵魂中阴暗的部分，不是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古人讲“君子之过，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遮无瞒”，精神贵族首先是普通人，也有过错，但是他们能够不断地反省自我，无情地解剖自己，有内疚、知廉耻。但精神贵族决不会用谎言无休止地自我粉饰。
精神贵族是不依赖、不仰仗任何权势而独立存在的精灵。他们可以做乞丐，可以做普通劳动者，可以修自行车，可以做打工仔，可以为生计而奔忙，但决不依靠猥琐的手段借助权势获得好处，从而飞黄腾达，然后刻意自我粉饰、为自己套上光环。
《胡润百富》：那么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是否有利于贵族精神的养成，有利于精神贵族的成长呢？
杨卓舒：如果大家都习惯地说着一本正经自己都不相信的套话，谎言盛行，这种情况下精神贵族是很难大规模成长起来的。当一个人在台上夸夸其谈做着报告，回到家里，却告诉自己的孩子不用相信这些，嘴上讲的自己必不信，自己信的必不讲，忠诚、道义、责任、爱心、良知、理性几乎成了傻瓜代名词，或者就被认为是“伪善”。如果处在这样一种分裂和扭曲的精神状态下，贵族精神的养成谈何容易？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汉语言是一种精神载体，代代相传，总有激励人心的不朽佳作激励教化着一代又一代人。尽管传承下来的文字在精神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可能还构不成独立的哲学体系，但代代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文字，令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鞠躬尽瘁。
然而汉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糟蹋，成了虚夸、伪饰、妄言和挑衅良知的工具，怎能设想在这种汉语言氛围中，能滋生出精神贵族呢？精神贵族的营养又来自何方？当人们被言不由衷的话语层层包围，眼看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污染问题日益恶化，而到处却都是莺歌燕舞的GDP数字，有谁在为此扼腕并深究其竟？谁又该为此负责？
就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而言，只要权力还绝对地掌握着资源的分配，只要还能通过非正当的关系和金钱获取资源，任何企业不论做得多么大，其掌舵者都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精神贵族。
《胡润百富》：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贵族”，说白了就是“高贵”的意思，是保持着生命的尊严，有着被广为推崇的情感与德性价值，而决非孤芳自赏的标签。
杨卓舒：精神贵族是高贵的，和钱没有关系，和企业家成功与否没有关系，假如某些企业家具有这种高贵的气质，那么必定与他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关系。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有这样一批人引领全民族在情感高贵的峰巅行走，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就会被人厌恶、被人瞧不起、被人蔑视，这个民族也很难生长出浩然于天地间的正气，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就是苍白的，偶然表现出的所谓凝聚力也是不可靠的，其生命力也将是脆弱的。无论洋洋洒洒的报告讲得多么天花乱坠，官样文章做得多么无懈可击，都会像包装纸一样，一旦被捅破了就变成垃圾，没有任何用途。正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太缺乏贵族精神光芒的照耀，因此时代才强烈地呼唤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