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报告结尾:《中国文化史》讲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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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讲义
李清凌 主讲
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 2004.7.
绪 论一 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和教学目的
1．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文化，一般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自然属性，使其体现出人的价值观念的一切活动成果或现象。比如，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某一自然物的面貌、状态或功能，使其适应人的某种需要，这一劳动就是文化活动，其劳动结晶也就是文化成果。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而使现成的社会关系网得到重组和协调，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这一活动及其带有正效应的成果，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观念，从而使其更加理性化和智能化，这就是人的文化过程和现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凡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能将社会生活水平向前推进一步的一切劳动，都是文化活动或文化。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
然而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史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及其创造的手段、规则、制度、习惯等；狭义的文化史，则仅指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树。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客观需要确定的。本书编写目的，是为大学本科生简要介绍中国文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各发展阶段的形态、状况和内在联系(规律)性。为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史各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概括的了解，也考虑为教师的教学安排留下选择的余地，同时设想将同学接触文化史领域的口子拓大一点，能够从多个侧面激发他们钻研的积极性，因此，本书是在广义文化史的意义上安排编写内容的。在此前提之下，适当照顾传统文化史的重点，在章节安排上增强了精神文化史部分。对于物质文明的叙述，只取社会生活的层面；至于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如农、牧、手工业生产的细节等，则留待经济史课程讲授，本书不予细述。有关制度文化的内容，也仅限于文化建树如政区的划分、管理体制、兵制、教育、选举制、法律、赋役制等，而将各类制度具体实行过程的研读，归入政治等专门史。
2．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和目的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通过文化的途径，能够获得社会进程的深层次信息。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了解中国国情，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手段和需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它至少需要和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华先民在各类文明创建上广博而精湛的建树，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的渊源，提高文化创新的信心、智慧和本领；二是深入地了解国情。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国情的历史方面，就能加深对国情现实方面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两个文明建设必要性、迫切性和个人责任感的认识。三是能够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素材。
二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
1．中国文化的特征
这是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化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有其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特征。我国文化学家梁漱溟先生从中国文化中概括出14种特征； 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中国文化有10大特征； 同类说法还有很多。其实我们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还可以将中国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概括简缩为基本特征和一般特征两个方面。前人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伦理性；这是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而言的。这一基本特征是在中国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及各时代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以及教育、文艺、史学、制度、宗教、风俗中，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忠君、敬天等伦理性观念，这是其它文化形态所没有的，因而可以看作其本质特征。本文作者赞同这一准确、科学的提法。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应包括它的广泛性、连续性、平和性及独特的价值取向等。
广泛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质态文化融汇到一起，形成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是中国古代各地区先民不断地滚动式融合的结果。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先有各地区部落、部族的融合，以及部落、部族融合中形成的区域性文化，比如见于记载的先秦区域性文化，就有楚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西域文化等等。秦统一六国后，这些文化的大部分都先后融入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各区域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历史上从蛮、夷、戎、狄到氐、羌、匈奴、鲜卑、突厥、铁勒、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未被融合而独立流传至今者，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对域外不同质态文化的改造、消化和吸收。如印度的佛教文化，犍陀罗艺术文化，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等等。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恢弘的气度和无限宽阔的胸怀，在将自己民族文化成果无私地传播给世界人民的同时，又融摄、综合了世界各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成分，才形成如同今日的面貌。
连续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来，数千年间，条理有贯，记载分明，从未中辍，这在世界各文明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这种经久不衰的连续性，是其内在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展现，它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性。《易经》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易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改造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内涵，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社会的需要。变则通，通则久，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则，启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二是中国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这使它广纳百川、内涵丰富，满足不同民族、地区和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文化需求。三是文化发育程度高。在近代以前没有遇到更高形态文化的挑战。故中国虽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一样，在历史上几度陷于战乱，或因外族入侵而危机，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无论国内民族冲突还是国际侵略势力，都不能打断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反之，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入侵者，倒往往被中国先进文化所征服。
平和性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倾向。它是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操守上的体现，对此基本精神，下面我们还要论述。
独特的价值取向，是指中国文化受其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如在天人关系上，更重视人文研究和人的道德的修养，而对天（包括物质自然的天）的探索相对薄弱，与西方文化重视自然知识的钻研大异其趣；在群己关系上强调群体利益和存在，主张个人服务和服从于群体，儒家的“克己复礼”，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无私”，佛教的“普渡众生”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义利关系上，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生取义而决不见利忘义；在理欲关系上，倡导存理灭欲，理性优先的原则。仅这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就可以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释、道文化为主流，融会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主要文化形式的动态文化系统。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儒学的核心主导作用，又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层面，单纯以儒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作法既不符合实际又于情理未妥，因而是不可取的。
2．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指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能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内涵极其广博深厚，其基本精神也应有不同的层面和结构，对此文化史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探讨、概括和总结，给人启发良深。我们认为这些概括还可以再精炼一些。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积极、最有价值，可以贯古通今，涵盖全体的基本精神，应浓缩为“刚健自强、贵和尚中”八个字。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早在西周以来，人们就把天神化了，认为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同样的法则运作。《易传·文言》提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系辞上》认为圣人创制的“《易经》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这说明，不管天地万物，阴阳之道的变化如何玄妙不定，圣人总是能通过同样没有固定模式的《易经》来测知它。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人格化了，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故天能以各种形式表示它对人间事物的关心；同样，圣人也可以仰观俯察，而得知天意和天道。
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的命题，但他说的天已是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天了，与董仲舒等神学观的天有质的差异。只是在天人之间具有统一性的问题上，各派看法基本一致。如果不是把天理解为人格神，而是理解为自然，那么，强调人、天统一、协调的思想，无疑是合理和有积极意义的。恩格斯就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致的，他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 “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统一性所决定。刚健自强，贵和尚中，正是在“天人合一”、“人法天”思想的支配下提出来的。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人，即“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这一文化特色与西方中世纪以前以神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迥然而异，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刚健自强来源于《易传·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天道和人道又可以相通，因此人能法天之“健”而张阳刚之气，健美之德，在进取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在这里，效法天的是人，自强不息的还是人，在天人关系中，始终将人置于积极的、主动的、核心的地位。整个中国文化将人放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的旨趣完全一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高度的哲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积极性、普遍性的成分。
贵和尚中也是指人而言。“和”是价值取向，“中”是思想路线。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同样来自“天”的启示。《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彖传》云：“保和太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不同民族、地区和质态的文化相融合，才能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确保国家的大一统。因此春秋时期的史伯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论断，孔子提出“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 老子主张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与贵和尚中的精神基本一致。 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揭示了“太和”之道包含多样性，“相感”而生万物，推动宇宙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启示人们要胸怀宽阔，广纳百川，在和谐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心态下奋发进取。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概念。《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儒家认为“度”的掌握，要以礼为原则。《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将“中”作为实现“和”及“自强不息”的根本方法提出来，强调了“中”在人们认识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可见无论“和”还是“中”，都是针对人提出来的论题。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超越民族、地域、阶级、时代的局限，激励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锐意进取，不断地超越现实。从漫长的古代到当今，它始终是人际友善、家庭和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正因为这样，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就需要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地发扬下去。
三 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发展阶段
中国文化史是一幅包罗宏富的壮美景观，人们在描述这一景观的时候，由于对它的范围和线索把握不同，因而会有不同的分类法，本书参照已有文化史分类法，并考虑实际教学的方便，撷取社会物质文化，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和史学，制度，宗教，风俗等六条主要线索，构成这部《中国文化史》的逻辑框架。其中物质文化仅限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层面；制度文化以各时代政区划分、行政管理、教育制、选举制、兵制、法制、赋役制等为重点；风俗文化以汉族为主体，兼顾到各时期主要少数民族和有代表性的地域性风俗；以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史学、宗教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介绍的重点。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阶段，我们按先民在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化创造及特点，将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作8个阶段：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以诸子散文、汉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等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北方世族南迁，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接着，南方文化又向北方回流，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冲开封建统治者的重重束缚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宣传，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著，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面临比较劣势，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制度和观念文化，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现代科学被引入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文化成果也纷纷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阶段。
按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还可将上述各阶段归纳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从中国文化形成至宋元时期，是其不断发展和趋于鼎盛的阶段；而明清至民国晚期则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下，开始反省自强，摆脱困境，走上近代化之路的阶段。
对于文化发展的阶段，按不同的视角和原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分法。以上我们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特点和教学方便而做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尝试，不敢就认为是最科学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
中国文化史是一门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对于初学这门课程的同学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抓住关键，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掌握基本线索、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尽量使自己得到的知识连贯起来，形成系统。你可以不同意本书的许多观点，但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构架起一个比较合理的中国文化史的知识框架，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起来。
其次，对于高年级具有一定文化史基础知识的同学来说，要把文化史的学习与其它专业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学科知识的互相比较，启发思维，发现问题。从较广泛的学科范围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上提炼出有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这样能够激起更大的钻研兴趣，将学习引向深入并适时地跨入研究领域。
最后，学习中国文化史和学习其它学科一样，还应有怀疑批判的精神。对任何成说，都要首先问一个为什么，怀疑是创新的需要和前提，任何学习和研究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都要从发现已有的不足开始，因此都离不开怀疑、批判的态度。 思考题：
1． 什么是文化？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什么？
3． 简述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主要发展阶段。
目 录
绪论
一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意义和目的
二 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基本精神
三 中国文化史的主要线索和结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二 八卦文字
三 艺术
四 信仰崇拜
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第一节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传统哲学思想的奠基
一 《周易》和《洪范》
二 老子和《道德经》
三 孔子和《论语》
第三节 科技、文艺与史学的雏形
一 文字的成熟
二 科学技术
三 文艺史学
第四节 传统制度的建立
一 宗法制
二 官制和教育制
三 兵制和法律制
四 田制和赋役制
第五节 以礼为导向的社会风俗
一 冠、婚礼
二 丧葬
三 节庆和娱乐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
第一节 社会物质文化的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拓展
一 “ 学在私门”和士的觉醒
二 “百家争鸣”
三 从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四 王充、桓谭的朴素自然观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的发展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
一 道教的形成
二 佛教的传入
第五节 制度文化的发展
一 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
二 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趋向厚重的风俗
一 社交礼仪
二 婚姻
三 丧葬
四 节庆
五 娱乐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内部冲突与融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民族文化交流下的社会生活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玄学与无神论
一 玄学的产生及代表人物
二 范缜与《神灭论》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成果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在冲突中融摄的宗教
一 佛教
二 道教
第五节 凝结了多民族智慧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度与九品中正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均田制与赋税制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繁荣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节 繁华的物质文化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相容相兼的儒学和宗教
一 儒学
二 道教
三 佛教
四 其他宗教
第三节 成果丰硕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规模恢宏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与官制
二 教育制与科举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田制与赋役制
第五节 奋发向上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
——宋辽夏金元时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新发展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和通信
第二节 强调“修身为人”之道的学术思想
一 道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二 道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三 道学以外的儒学流派
第三节 成果璀璨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跨越民族界限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第五节 形式多样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与选官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日益规整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延伸和转机
——明清前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继续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高度专制下的学术思想
一 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二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
三 其它学术思想
第三节 科技、文艺、史学的新成就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沉迹于民间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四 基督教及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呼唤变革的制度
一 政区划分和官制
二 教育和科举制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繁文缛节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
第一节 物质生活的近代化因素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一节 第二节 摸索变革的学术思想
一 洋务运动及其思想
二 19世末到20世纪初的主要思想
三 新文化运动
第三节 近代化中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近代化冲击下的宗教
一 佛教与道教
二 伊斯兰教
三 基督教
四 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承前启后的制度
一 官制
二 兵制和法制
三 教育制度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新旧混合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绵延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化诞生在东亚大陆上。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于人类生存和繁衍，因此，从数百万年以前，祖国大地上就已经留下了远古先民的足迹。继此之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东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几乎无处不有原始人类的分布。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绵延的历史年代里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风俗习惯等文明，为中华文化的起源铺垫了丰厚的基础。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东亚大陆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规定了原始先民生活和创造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
中国的地势，西部高而东部低。按落差可分为三个台阶：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有“世界屋脊”的称号。这里一般高度在4000—5000米，有的山峰超过7000米，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度在8800米以上。青藏高原巨大山脉之间的湖泊、沼泽与万古不化的积雪，涵育了祖国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她们和澜沧江等都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高原东侧的横断山，由无数的高山峡谷组成。再往东、往北，从大兴安岭到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带为第二台阶。第一、二台阶区既有神奇宏阔的盆地，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等，又有雄姿勃勃的西北和西南高原，如黄土高原、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云贵高原等，还有低于海平面155米的吐鲁番艾丁湖以及层出不穷的峻岭山梁、瀚海戈壁、丘陵、河谷、草地、绿洲等，地形极其复杂。东部地区是中国台地的第三阶梯，它除台湾岛以外，地势均在海拔200米以内，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的丘陵、盆地等。总的来看，崇山、高原、大型内陆盆地多在西部，而丘陵、平原、山地多在东部，东南沿海，则有宽阔的大陆架，像一只巨型的手臂，缓缓地伸入海下。
中国大部分地处北温带，三面环山，或是无垠的大漠戈壁，东南一带沿海，气候类型多，有暖温、湿润、干旱、高寒、阴湿等差别。由于受季风气候明显的影响，降水量随季节而有显著的变化。此外，由于中国处在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地带，大陆性气候强，影响之下，冬夏温差大，降雨多，降雨性质也多不同于海洋性气候，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好，极有利于农作物的发育生长。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处于地球中纬度的优越位置，东临太平洋，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雨充沛。黄土高原及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质疏松，适合于原始人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因此，从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就成了中国先民最理想、聚集人数最多的开发区。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区，也留下先民活动的足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创造，直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中国文化是以区域文化汇聚融合模式形成的。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人类的历史距今已有四五百万年，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人类早期各阶段的遗骸化石，在中国大地上均有发现；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云南元谋蝴蝶山腊玛古猿遗址，除发现大量原始石器和骨器外，还惊人地发掘出一块人的左股骨，据科学测定，这是400万年以前，也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遗骸，学术界称他为“蝴蝶人”。河北省阳源县小长梁文化的地质年代距今250万年。1965年，云南省元谋县还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人类的化石。山西芮城县匼河文化遗址附近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年代也在170万年以上。此外，1965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文化，距今75万年。1929年在北京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约50万—60万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全国大多数省区均有发现。
中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它如满天星斗，闪耀着祖国源远流长的古文化光彩，反映出中国文化起源的区域性特色。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的老官台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南的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有学者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划分为几个特色不同的文化区：
1．黄河中下游文化区 一是黄河中游以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处的考古文化区。代表文化有磁山文化、裴里岗文化、大地湾下层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等。二是以黄河下游的泰山为中心，南至淮河，东至大海，北至无棣即先秦时期的济水及海岱地区。代表文化有后李文化、青莲岗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
2．长江中下游2个文化区 长江中游文化区，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西尽三峡、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文化区相交错的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代表文化有屈家岭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长江下游文化区指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的文化区。代表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
3．燕辽和黄河上游文化区 指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和以甘、青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的新石器文化。代表文化有辽西的查海（在辽宁阜新）文化、兴隆洼（在内蒙敖汉旗）文化、赵家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等。辽东及旅大地区，则有新乐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等。黄河上游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
4．华南文化区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两广、闽台、江西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早期的重要遗址有江西的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台湾的大盆坑文化遗址等。晚期遗址有江西修水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凤头鼻文化、圆山文化、卑南文化等。云贵高原有云南白羊村文化。西藏昌都有卡若文化等。
5、 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指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高原和塔里木
盆地东缘等地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以黑龙江为例，其新石器文化可分为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等。
上述考古文化的区域划分反映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基本模式，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多元区域性文化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汇聚、冲突、融合而成的。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农业为人们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是原始时代世界性的文明创建。中华农业自成体系，是中国先民自创的而不是向外域学来的生产技术。农业发明于原始采集业中人对自然的观察，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先民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建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形式。考古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盛行的是旱地农业，作物品种主要有黍、稷、麦、菽等。长江流域则主要是水田农业，作物以稻为主。先民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木耒、石耜、石锥、石铲、石锛、蚌刀、石镰、蚌镰等。他们将遍地可见的石块和吃剩的兽骨，打碎、磨光、钻孔、安柄、制成砍树、翻土、耕耘、收割、磨面、打猎的工具。原始社会晚期的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等遗址，又发现了铜刀、铜斧、铜镰等，说明他们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成就。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古人对它的理解是：“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稷（谷子，脱壳为小米）是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考古学家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大约8000年前原始先民遗存的88个灰坑有稷的遗迹，据测原存可达10万斤以上。 黍（糜子，脱壳为黄米），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个窖穴内发现了堆积2立方米的黍类遗物，考古学家推测这是经过捆扎摆放整齐的带穗黍捆。 麦，包括大麦和小麦二种，大麦又称麰，小麦又称“来”。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了5000年前大麦、小麦的炭化籽粒。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类遗存。
麻籽也是当时人的食物。《诗经》中有许多关于麻的记载，《豳风·七月》云：“九月叔苴”，苴就是麻籽。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芥菜和白菜籽遗存，河姆渡发现人工栽培的葫芦籽遗存。《国语·鲁语》记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
火发明以前人们“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当时所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青鱼、河蚌、蜗牛等。原始畜牧业是受到狩猎中对较小动物豢养的启发，从原始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它比农业的出现稍晚，至迟在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部门了。最早的畜牧业，所养牲畜应是多种多样的，在长期畜牧实践中，人们才将狗、猪、牛、羊等作为主要的畜牧品种。牧业的形成和长期保留，与其产业优点分不开。在祖国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地区和河谷地带，不适宜于农业生产，因此畜牧业是当地最佳的产业选择，而且在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经济条件下，畜牧业不需要更多的生产工具，比农业更能利用大范围内的自然资源。
手工业也是关系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产业部门。围绕生产及人们的食、衣、住、交通，中国原始先民的成就有5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
一是器具制造业，除前述生产工具外，还有石磨盘、石磨棒、鼎、鬲、盎、簋、豆、鬹（音guī）、甗（音yán），先民用精调的泥巴捏制或用轮制成杯、碗、壶、缸、缽（音bō）、瓶、盆、甑、瓮、盘、尊等红、黄、褐、橙、黑、灰、白陶或彩陶、印纹陶等陶器，以作日常的烹饪、取水、饮食、贮蓄等生活用具。龙山文化有一种釉面薄陶，薄如蛋壳，俗称蛋壳陶。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铜器和铜渣，有斧、刀、匕首、镰、凿、钻头、镜、指环、铜饰等。其中有红铜也有青铜，制造技术有冷煅也有冶铸。种类繁多，形制复杂，花纹富有地方特色的陶、铜器具，是先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制陶、冶铜以外，还有传世已久的石器、骨器、木器、蚌器、玉器等制造业。
二是纺织、缝纫业。考古学家在贵州普定穿洞，辽宁海城红土洞旧石器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山顶洞，甘肃大地湾、永靖大河庄等原始先民遗址中，都发现了骨针、骨锥、角锥、石纺轮、陶纺轮、麻布印迹等衣饰工具和材料，说明至迟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掌握了纺织、缝纫技术。氏族成员的衣着就是用兽皮、毛布、麻布等裁缝而成。传世的许多陶器上有绳纹、布纹的印痕。甘肃永靖县大河庄发现的布纹痕迹，粗的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11根，细的几乎与现代麻布一样了。
三是建筑业。房屋建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人类居止经历了构木为巢、地穴、半地穴、平地建筑、天然窑洞等，再到台基式居住环境。选择居址多是河流两岸的阶地或阳坡，取光好、土壤疏松肥沃、靠近水源、不低潮，又可防御野兽侵袭及水患。《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音zēng)巢”。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遗址中，清理出原始房址240多座，灰坑328个，窑址38个，墓葬79个。其形制与西安半坡的氏族村落相仿佛。大地湾先民已经掌握了房屋建筑技术，已发掘出的房址，除公共活动场所外，大多数是小型建筑，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室内空间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有居住面、墙壁、门道、灶坑、火洞等。最大的一座房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居住面积131平方米。屋顶梁架结构，木骨泥墙，居住面上铺了一层抗压、防潮、保温的料礓石等造的粘土，质地坚硬，如同水泥。有的房壁上施有赤铁矿粉、涂料，用以彩饰美化居室。位于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是一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大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
与北方不同，南方水乡的房屋多是高出水平面的干栏式建筑。如河姆渡遗址即是架木为屋，用榫卯连结板柱而成。《孟子·万章上》有“象往入舜宫”的记载。宫是套间，说明当时人们住房的结构已趋复杂化。在燕辽文化区还有许多坛、庙、冢、城的建筑。近年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出土了距今4000年前的古城，据考证是尧都平阳的遗迹，也是原始社会建筑业的一大创举。
四是舟车制造业。交通是适应人类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扩大活动空间范围，以获取远方资源、产品的需求而产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就从百里以外的海滨携来了海蚶介壳，磨制成串状装饰品。 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原始人，也从千里之外带来了牡蛎壳， 说明他们的活动区域已经相当大。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交通范围更大了，连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也发现了数千里以外才产的海贝。 《周易·系辞》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在这里，“引”是“拉”的意思，只是不知所“引”的“重”是不是用车装载？从新中国建立前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东北鄂伦春鄂温克人用驯鹿引载的事实来看，《周易·系辞》所载的“引重”，至少可以理解为车运的前身，比如用牛、马牵引木料、猎物等。同文又记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车之利，以济不通”。这是“五帝”时代有舟车的明确记载。独木舟的实物在广州、江西和江苏太仓等地都发现了。其制法，据考为将独根大木，用火烧焦，然后用石锛剜去焦烂部分而成。原始社会车的实物虽未发现，但我们从黄帝轩辕氏之姓“轩辕”，二字皆车旁，就可以佐证黄帝时代当已有车。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交通工具不仅有舟、车，而且有橇、檋（音jú）等工具了。《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益、后稷等奉“帝命”治水时 ，“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就是当时已制作和使用多种交通工具的明证。
五是特技制作业。包括雕刻、乐器、玉器等。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雕刻器”，良渚文化出土有成套的礼玉，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遗址出土了10余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兴隆洼文化也有玉制品出土。查海、兴隆玉器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自成系列的玉制品。在辽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发现的陶人像，眼珠都是单另嵌入的。此外，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远古传说时代人物制作律吕、琴瑟、笙簧、竽、磬、钟、鼓、箫、冕、镜等的记载，它们都是特技制作行业的杰作。
在原始物质文化中，还要特别提到火的发明和弓箭的制造。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生活过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灰烬及火烧过的石块和兽骨。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天然火。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的古人阶段，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反映了这一事实。火的发明，使人类不仅获得了熟食、照明、取暖、防御野兽、支配自然力的新本领，增强了体质，扩大了活动范围，而且为原始人焚烧杂草，刀耕火种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将火的发明看作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 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弓箭是中国先民在五万年以前进入新人（晚期智人）发展阶段后发明的。山西朔县峙峪村遗址中，发现有石镞，是当时已发明弓箭的证明。弓箭用背、弦、箭组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具，能延长人的臂力，使人类在更大范围内获取猎物，因此，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原始先民很早就开始注意观测天象了。他们对日出日落、月盈月亏、暑往寒来、猎物出没、植物荣枯这些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兴趣极浓，坚持观察，年久代远，就逐渐积累起较多的天文学知识，并总结出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以月亮圆缺为周期的“月”和以天气寒暑、草木荣枯、动物出入、迁徙为周期，参之以星象观测 得出的“年”等时间单位，这些不同长度的时间单位组合到一起，就形成沿用至今的年、月、日概念。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做法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以观测鸟、火、虚、昴四恒星黄昏时在南中天的日子，来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依据。从这些记载中， 学者推知当时已使用原始的圭表来厘定方位，否则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出现于南中天的问题。此外，从“日中”、“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最短的日子）等说法，专家推测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由观测一颗恒星发展到观测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观测南中天，并已可能使用某些器具，说明此时“观象授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尧典》还记载，当时采用“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即以366日为一年，并置闰月来调整一年长度与一月长度不成整数倍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根据对恒星一年运行的周期测算的结果。 也是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二 八卦文字
相传八卦是由伏羲创建的。伏羲是原始社会某一以龙（蛇）为图腾的氏族及其酋长的称号。从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来看，伏羲氏生活的时代上限要早到原始社会族内群婚时代，其下限当延续到母系氏族时代。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这一传说若不是附托，则说明伏羲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可能是对一个人群及其历世首领的称呼，是族名、职称和人名。伏羲对中国远古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他创立了八卦。《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通过观察和取法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的符号意义，作八卦以代表八物。又在八卦的基础上，演变出64卦（也有认为重卦者为神农、大禹或文王），进一步详细地概括、反映天地万物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伏羲创立八卦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揭示天地化生的奥妙，类概万物的性情。以八卦作为一种哲学工具，用以观察、认识、预测和反映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和排解人们的疑窦。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等记载，伏羲之后，神农、夏禹、文王，还有其后的周公、孔子等，都在八卦的解释、发展、完善等方面作出过贡献，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哲学著作和筮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中国观念文化的源头。
然而，八卦不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它还用抽象符号代表具体事物的方式，直接启导了文字的产生。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叙》在叙述了庖羲氏（伏羲）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后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音háng，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就是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时的仓颉，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八卦象征文字，之后又有神农创立的“结绳为治”即结绳记事的办法。实行结果，其事需要记载者太多，“结绳为治”中出现了饰假为真的弊病，说明它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事象。于是到黄帝之史仓颉时，又沿着伏羲氏观物取象的路子，创制了我们至今能见到的早期图画式文字。当然文字并非仓颉一人所造，而是石器时代先民逐渐创造的，在这一过程中，伏羲、神农、仓颉都为早期文字的产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羲“始造书契” 或仓颉“初造书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艺术
这一时期先民的艺术创造主要表现在音乐、图画和装饰、造形等方面。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伏羲造琴瑟，神农造琴，女娲造笙簧，随制竽、笙，无句等制磬，垂等制钟，巫咸等制鼓，舜制箫，夔制乐，伶伦制作律吕的记载。 甘肃玉门火烧沟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两按音孔，可发4个乐音，构成4声音阶。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一按音孔，可发小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尚书·虞书》记载有“夔曰：‘吁，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音乐场面，夔所击的可能是一种石制打击乐器。
图画是人类形象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原始图画艺术主要反映在陶器上，如仰韶文化彩陶上鱼、鹿、鸟兽、植物、花叶和几何图案，纹样繁多，色彩鲜丽，至今可观。河南临汝县阎村发现的一只原始先民所作的夹砂红陶缸，腹部绘有一幅彩色的鹳鸟，嘴衔大鱼，旁有一柄石斧，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舞蹈纹陶盆内壁，画有三组舞人形象，每组五人，拉手而舞，动作整齐协调，极为生动。辽宁阜新县查海文化遗址的龙纹图像，广西花县、内蒙古阴山山麓、江苏东海县将军岩等地发现的原始先民所作大幅延续岩画，南方长江流域用陶模印成的铜器花纹和印陶纹，都有一定代表性。《世本》载黄帝的臣子史皇“善画，体象天地，功侔造化，写鱼龙龟鸟之形”，可见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
装饰造形艺术的代表作，有山顶洞遗址中涂上颜色的卵石、磨制的石珠、钻孔贝壳和兽齿，它们都是佩带在身上的装饰品。龙山文化被称作蛋壳陶的薄陶，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陶制女人裸体像、龙及鱼、鸟等玉雕，都是造形艺术的精品。
四 信仰崇拜
信仰是指观念倾向，崇拜是指行为动作。原始信仰、崇拜的对象，包括自然、祖宗和图腾三大类。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日月照临，风雨雷电等现象，只知与自己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而对其所以然不能理解，于是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希望避凶就吉。他们相信自然界的事物都有精灵，并与人一样是有感情的，人对它们的善意能换来它们对人的善意和福佑，自然物之强者，像天、雷、电等，还能够惩暴安良。于是产生了信仰崇奉的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的许多信仰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原始社会的人们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将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树木、禽兽等都作为信仰对象，神化而加以崇拜。而在所有崇拜对象中，又将尊日放在首位，如《礼记》以日为“百神之王”。同书《效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这里讲的祭礼仪式，或是文明出现以后的现象，但“天之神，日为尊”的观念，当来自更早的原始时期。当然，原始人有的尊日，也有的仇日。《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使羿“上射十日”就是一个例子。
祖宗崇拜与灵魂观念分不开。原始人对睡梦，生死现象不能理解，误认为有梦乡——另一世界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有灵魂，在人入睡或死后，它可以离开肉体，进入他乡，灵魂是不会死的。先人和伟人的灵魂与生时一样具有高超的本领。人们为了得到已死祖先灵魂的佑助，避免受到危害，便产生了祖先信仰观念和各种崇拜，主要是祭祀行为。山顶洞人将居住的洞穴分成上下室，上室住人，下室安放死者。他们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摆上石器装饰品，这些行为就是灵魂观念的反映。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等地遗址发掘出的瓮棺上，都有一个小孔供灵魂出入。甘肃武威等地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以牲畜为牺牲的祭祀场。甘肃秦魏家等原始社会遗址，有以动物猪羊陪葬的痕迹。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竟为一位少女随葬了8577件骨珠。显然，这是人们欲将生时的富有，随灵魂带到死后的世界去。
原始先民还普遍流行对图腾的崇拜。他们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事物有特殊的联系，便以之作为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如伏羲氏以龙为图腾，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与炎帝决斗，这六兽其实就是六个氏族部落的图腾。
原始人对信仰物崇拜的主要形式是祭祀。《国语·楚语》云：“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尚书》、《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举行崇拜仪式的普遍性。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原始先民的制度文化主要反映在婚姻形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两方面，这两方面是联系发展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形式和世界其它民族、地区一样，也经历了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诸阶段。血亲杂交是原始人群内部不分班辈的性交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群团。在人类进化史上，这一时期还属于猿人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原始群团出于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这就产生了血缘家族。血缘家族仍实行杂交，但它已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都处于这一婚姻家庭和社会演进阶段。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猿人体质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如与猿人相比，颅顶高了，吻部后缩，脑量增加，平均寿命也有所提高。这即是人类学上的“古人”或早期智人。陕西大荔县发现的大荔人，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丁村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的许家窑人，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在婚姻形式上，早期智人主要实行血缘群婚制，即血缘家族内同一班辈的男子与同一班辈的女子既是兄弟姊妹，又互为夫妻。《汉书·南蛮传》记载槃瓠的六子六女互为婚配。还有伏羲、女娲以兄妹为夫妇的传说，不必发生在他们两人（或两个氏族）之间，就像人们把发现原始农业和造书契的历史安到伏羲头上一样，人们有可能将更早的历史依托到较后古人的身上，但先民经过这一婚姻阶段却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人们在自然选择的事实中，逐渐认识了血亲婚姻的危害，逐渐地开始排斥家族内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由于原始家庭经济的限制，血缘家族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发生分裂，血亲不能婚配的观念产生后，人们就到外族去找配偶，婚姻关系也就由族内婚转变成了族外婚，它分为族外群婚和对偶婚两种形式。
族外群婚是一个血缘家族的同辈兄弟，与另一家族的同辈女子互为夫妻。即这一家族的众兄弟，是另一家族同辈姊妹的共夫；另一家族的姊妹，是这一家族同辈兄弟的共妻。随着婚姻禁例的增加，人们逐渐排除了由近及远所有亲属间的婚配关系，甚至母方最远旁系亲属间的婚姻也被禁止，这样所生后代的体质和智力都更加强健。对偶婚在一个血缘家族同辈兄弟与另一家族同辈女子互为夫妻的基础上，每个男子在对方家族中又有一个主妻；对方家族的每位女子在这一家族的众兄弟间也有一个主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把原始社会的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阶段，对偶婚就产生于蒙昧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
族外婚意味着氏族制度的产生。距今五万年前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原始先民从古人进化为新人（晚期智人） 后，就开始实行族外婚。由实行族外婚而形成的氏族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母系氏族公社，它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等，当是这一阶段几个著名氏族公社及其首领的名字。
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在一个母系氏族公社下，包含了几个女儿氏族，女儿氏族人口繁衍增加到一定数量，又会分裂出几个孙女儿氏族。几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几个胞族又组成一个部落，或由几个氏族直接结成部落。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结起来的。氏族居止，多以一所面积约80—120平方米的大房子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一二十座中小型房屋。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和供老人小孩居住的，中小型房子则是对偶婚制度下，成年男女居住和贮物的地方。在对偶婚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足以形成对偶夫妻间的个体独立经济单位。反映在丧葬习俗上，便是盛行单人葬或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女子的配偶死后必须归葬到本氏族去，以显示对其母系氏族的血缘依附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建立个体独立的经济单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男子在农、牧、手工业中所起作用的增强，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男子居于主导地位，而他们的子女则仍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遗留给亲生子女。为了改变这一传统继承制度，男子便利用其在家族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宣布公社内部女性成员的子女应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去，于是，父系氏族制度代替了母系氏族制。在父系氏族社会里，若干人在家长父权下组成具有独立性的经济单位——家长制家庭。其婚姻制度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过渡。当时，人们仍然生活在以集体共有为基础的原始生产制度下，氏族组织和成员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合起来，氏族公社仍有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几个氏族公社组成一个部落，后来又发展成部落联盟。父系家族有族长，氏族有酋长，部落和部落联盟有首领。父系大家族下家长控制的个体家庭是当时社会的细胞，“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在我国历史上，父系氏族公社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左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就是我国父系氏族时代几个较大的氏族部落及其首领。在考古学上，他们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下距文明的曙光已经不远了。
思考题：
1． 中国文化起源的地理自然条件是怎样的？
2． 简述原始先民创造的主要物质和精神文化。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社会文明也在大踏步前进：比较成熟的文字业已形成；尊王、大一统思想等观念文化的创建活动十分活跃；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以礼乐制、宗法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文化迅速地形成；社会风俗文化也应运而生。这些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面貌数千年之久，流风余韵至今犹存的巨大文化建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第一节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 饮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先民不仅开辟了比原始时代更多的饮食来源，更多的饮食器具和烹饪方法，而且给饮食生活注入“礼”的内容：“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 这就奠定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基调。
㈠食料 当时的食物结构，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水果、饮料，粗具了后世所有的各大门类。
由原始先民培育成的稷、黍、梁、麦、稻和麻类作物，扩大了种植范围，是这一时期南北方人们的主要食物。其中稷有耐旱、生长期短等特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武王克商，“乃命南官忽振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 说明商代以粟为主要的粮食储备。《诗·周颂·良耜》云：“荼蓼朽之，黍稷茂之。”可见当时人已知沤施绿肥了。《诗·大雅·生民》有“恒之糜芑，是任是负”。糜，深色小米，芑，淡色小米，可知稷的品种也增多了。商周以来，人们把稷与社联称，作为国家的象征。《白虎通义·社稷》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也见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黍也是当时黄河流域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比粟更贵重。商代卜辞中有很多商王命属下“种黍”、“省黍”、求神佑黍的记载。《诗经》中常将黍、稷联称。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信南山》：“黍稷彧彧”，《小雅·甫田》“黍稷嶷嶷”等。其时黍还出现了新品种：“诞降嘉种，维秬（音jù）维秠（音pī）”。秬是深色黍，秠为双穗黍。
麦在甲骨文和《诗经》中也常出现。甲骨文称小麦为“来”。《诗·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麰，帝命率育”，就是指小麦和大麦而言，可知麦也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
稻在原始时代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时代已在南方种植了，而且籼稻、粳稻品种齐全。进入夏代，中原地区也开始种稻。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发现有稻壳遗存， 《诗·小雅·白华》云：“滮（音biāo）池北流，浸彼稻田”。《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音gǔ），不能艺稻梁”，以“稻梁”代表农业，说明稻在当时北方农业中已与梁（优质稷）并列了。
此外，人们继续种植麻类作物，并取麻籽以作食物。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渔猎养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当时肉食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狐狸、刺猬、野兔、獾、青鱼、河蚌、蜗牛等。甲骨文反映商周统治者在大型狩猎中捕获的动物，有象、兕（音sì）、虎、豹、嫠、犀牛、熊罴、麝、糜、鹿、獐、貉等。作为家畜驯养的动物，则主要是猪、狗、鸡、牛、羊等。但总的来看，肉食的获得比粮食更困难，只有统治者才能经常吃到肉食，春秋鲁庄公十年（前684），齐伐鲁，曹刿欲请见庄公，陈破敌之策，其乡人曰：“肉食者谋，又何间焉！”人们以“肉食者”来代表统治者，反映了当时肉食在农业区已不可多得。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已经兴起，人们当以畜肉作为主要的食物。
野生的蔬菜瓜果是人类最早获得的食物。原始先民在栽培作物的同时，也发明了蔬菜的栽培技术。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蔬菜品种有韭、蒜 、瓜、葫芦 、荼、荠 、葵 、薇 、蒲、莲 、荇 、卷耳 。此外，见于史载的还有芹、藻、茆（音mǎo）、蘩、苹等。
水果品种，《夏小正》记有“正月，……梅杏柂桃则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有桃仁、郁李仁、枣核等遗迹。《诗经·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是当时有瓜、桃、李的明证。《诗·小雅·常棣》所颂的常棣，就是棣，“子如樱桃可食”。《诗·召南·甘棠》所诵的甘棠，朱熹《集传》说它是杜梨，白者为棠，赤者为杜。《诗经》所诵的水果，还有山楂、葡萄、枣等。
㈡食法 夏商以后，先民的饮食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见于文献记载的烹饪技法，除燔、炙、炮、煮、蒸以外，还有烙、爆、脍、烧、炖、熬、溜、煨、渍、脯、胹（音ér）、醢、腊、醓、齑、羹等。有些名目的实际操作可能雷同，如烧和燔。有些只是火候、时间、器具的差别，如溜和蒸；煮与煨、炖、熬等；有些操作细节，限于史料已搞不清楚了。但至迟到西周，烹饪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却是有史可证。《礼记·内则》记述了周代“八珍”的食谱。即淳熬（稻米肉酱盖浇饭）；淳母（黍米肉酱盖浇饭）；炮豚（烧烤炖乳猪或羊羔）；捣珍（脍肉扒）；渍（酒香牛肉）；熬（烘肉脯）；糁（三鲜烙饭）；肝（音liáo，烤网油包狗肝）。 炮豚的制作，包括宰杀、净腔、酿肚、炮烧、挂糊、油炸、切件、慢炖等八道工序。学者认为，八珍概括了夏、商、周以来的烹饪经验，反映了当时烹饪的最高水平。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调味品，有人工酿造的醯（醋）、酱、饴（用麦芽或淀粉发酵加温制成的甜味品）、酒、梅、枣、栗、盐、蜜、花椒等。饮料主要有水、浆、酒三大类。《周礼·天官·膳夫》云：“饮用六清”， “六清”是浆水或不同品种的酒。
㈢食器与礼制 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仍以陶器为主。考古发现的食器主要有首见于龙山文化的黑陶和白陶。类似器物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地都有发现。瓷器在商代就出现了，考古发现的器物有尊、豆、碗、盆、盂、罐、瓮等，它用高岭土作坯，经1100℃—1200℃高温烧成，釉彩有黄绿、淡黄、灰绿、浅褐等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脆悦耳的声音。
青铜器产生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是贵族阶级的食具。它最初模仿陶器的形制、品种。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食器有斝（音jiǎ）、爵、盉（音hé）、鼎、觚等，数量较少。周以后发展较快，炊煮器有鼎、甗（音yán）、镬、鬲。盛食器有簠（音fǔ）、簋、敦、豆、笾。酒器有爵、斝、觚、盉、觥、卤、壶、彝等。
鼎多圆腹双耳三足，是煮肉食用的。《尔雅·释器》谓鼎绝大的叫鼐，圆弇（音yǎn）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釴（音yì）。出土商代的“司母戊”大鼎，重875公斤。它不仅是所见先秦饮食器具的极品，也是当时饮食礼制的重要标志。鬲与鼎相似，其区别是空足（袋足），即足部空心与腹相连。簋的用途像碗。一般侈口、圆腹、圈足，有的足下有方或圆的座。同类食具还有盨（音xǚ）、簠.。甗是蒸器，由两部分组成，上为甑，下为鬲，甑与鬲之间为箅。甑中放食物，鬲中加水，底部加火蒸制食品。爵为圆深腹，三尖高足，上部前流后尾，流沿上有两滤酒柱，腹旁有鋬，即把手。斝与爵相近，只是口为圆侈形，没有流与尾。觚细腰长身，侈口，高圈足，为饮酒器。豆圜底高足，上承盘体，是盛肉器。
这一时期饮食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在“明贵贱，辨等列”的制度下，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礼记·礼运》说：“器以藏礼”。就是说，三代以来的礼仪，从饮食器具及食品上就得到了体现。饮食器物的礼仪，主要反映在青铜器尤其是用鼎制度上。二里头文化中就出现了只有一少部分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礼器，如爵等。到商周以后，礼乐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如鼎（盛肉）、簋（盛黍稷）等器的使用，周代规定天子十二鼎；诸侯大牢九鼎配八簋，九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卿、上大夫大牢七鼎配六簋，七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下大夫少牢五鼎配四簋，五鼎：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或特一鼎配二簋或一簋。三鼎：豕、鱼、腊或羊、豕、鱼；一鼎：豚，即小猪。但这套礼制只适用于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在“礼不下庶人”的社会制度下，一般平民、奴隶食不果腹，谈不上食礼的问题。
二 衣饰
衣服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针。人类最早的衣服，是适应人们御寒防暑、蔽体遮羞的需要而出现。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衣服材料，只能取之于自然的兽皮、树叶等，《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茭，是干草。这是说初民用干草拧成绳子，将兽皮绑在身上为衣饰。《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当时衣饰材料除羽、皮外，还有树叶、树皮、葛、麻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发明了缝纫技术，考古学家在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长8.2厘米的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缝纫工具的种类又增加了。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骨锥、角锥、牙锥110件，骨针33枚，还有骨、角梭9件，网梭8件，骨梭针4件。 浙江河姆渡遗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也都发现了锥、针、纺轮等纺织缝纫工具 。到了传说中的夏禹时代，人们已经有了比较象样的衣服。《说苑》称禹“士阶三等，衣裳细布”。《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云：“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看来一进入阶级社会，人们在衣服原有蔽形遮羞、防御寒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别等级贵贱的功用。到夏桀、殷纣时，开始用衣饰来美化人体：“妇人锦绣文绮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 历代衣饰的主要功用，至此都具备了。西周、春秋时期，王室有“典丝”等官职，专门管理丝织业，衣饰的种类、材料更加齐全。后世用作衣服材料的麻、丝、皮、毛、棉等商代已经都有了。
下面就夏、商、西周时期的衣料和衣饰种类分别作一简介：
㈠衣料
1．麻 这是夏商以来最重要的衣服材料。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麻布衣
料。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铜器上发现粗细不等的麻布，最粗的经纬线为8×8根/平方厘米，最细的为52×14根/平方厘米。 商周以来，麻布的使用更加广泛。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麻布为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相比较，它的残留胶质较少，纱线加拈均匀，质量有很大的提高。河南殷墟王邑出土的麻布、麻、麻线更多，麻布种类、粗细不一，反映了麻纺织业达到的高水平。北京平谷刘河，陕西泾阳高家堡，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麻织物或其痕迹。古代将麻织品称作“布”。它是由大麻、紵麻、葛麻等植物纤维纺织的，品种有絺、绤、绉等，絺是用葛麻纺织的精细麻布，比絺较粗的称作綌，比絺更精细的叫作绉。《诗·周南·葛覃》所谓“为絺为绤”即指葛麻织成的各式麻布。《诗·陈风·东门之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与晤语”。反映了周人沤麻，即将大麻和紵麻放入水中，使其发酵脱胶的信息，这一沤麻技术，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周王室设有专管麻纺织业的“典枲”、“掌葛”等官职，有利于麻纺织水平的提高。当时麻织品已成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衣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是说山谷里长满了葛麻，藤叶十分繁茂。“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是说市场上摆满了待售的麻布。到春秋时期，麻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缟是丝织的白色生绢，紵衣是用紵麻织的，色白如雪，为郑国特产，子产以紵麻织品作为对丝织品的回敬，说明其生产工艺水平一定不低。
2．丝 养蚕抽丝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发明了，史书将它归之于黄帝元妃嫘祖的功劳，那是一种依托。从“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 ，《帝诰》谓汤时贵族“衣文绣”等记载看，夏、商时期，社会上层已将丝织品充作美化人体、区别等级贵贱的手段则是普遍的事实。从丝织品的生产情况来看，仅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就有绢、纱、缣、绸、绮、罗等六种，其他地区出土的还有縠、纨、绉等。周设“典丝”管理丝织业生产。《诗·小雅·巷伯》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贝锦即织成贝纹的锦，它是周代的新产品。人们用它制作衣、裳、衾、带，广泛用于社会上层，故《诗经·秦风》等有锦衾、锦衣、锦裳、锦带之称。春秋时期，丝织业的产量、花色品种都超过了前代。如商周出土的提花织物只有简单的几何图案，而春秋时期的衣物，已出现精美的龙、凤、鸟、虎、麒麟、人物等花纹及菱形、簇点、三角、折线、云、叶、龟背等图饰。
3． 毛皮 毛皮是人类最早用作衣饰的材料。细分为毛、皮两大类。
各种兽毛可以纺线织衣，皮革则熟制以后做成各式衣服。商代人在制作皮甲时，还在上面用黑、红、白、黄色绘成图案。周有“司裘”，掌供给王侯之裘衣，有“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 当时的皮料有虎、豹、熊、狐、犬、羊、鹿、貂、狼、兔等皮。其中最贵重的是“狐白裘”，它是用狐腋下之皮做成的，色白，轻暖，难得凑足一件裘衣的料子，故人们以“集腋成裘”来形容办成一件事情的不易。史载齐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茈（衣边），其资千金”。 《史记·孟尝君列传》云：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这些都说明狐白裘的珍贵。
4．木棉 1936年，殷墟出土的龟甲片上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
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确认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约当中原商代的船棺墓中，也发现了木棉制作的衣物。棉布残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14×14支/平方厘米，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
㈡衣服种类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衣服，分元服、体衣、足衣三大类。元服又称首服，即
今帽子。品种有冠、冕、弁、胄、巾等。
冠，据《说文》解释，“冠，絭（音juàn）也，所以絭发”。由冠圈（又叫武）、冠梁两部分组成，其作用主要是束发而不是取暖，因此冠并不将头顶全罩住，而是先用笄将发绾住，然后用布绕发际自前而后到头顶，冠上有丝绳（缨），在下巴上打结。
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首服。由延（长方形版）、旒（音liú，延前后沿
上垂挂的一串串小珠子）、紞（音dǎn，垂于延两侧用以悬纩的彩绦）、纩（系在冠圈上悬于耳孔外面的玉石）几部分组成，冕的形制是前低后高，上玄下朱，黈纩掩聪，垂旒蔽明。以旒的数量区别等级高下。
弁，分两种，用白鹿皮制的叫皮弁，与冕相似而无旒，颜色红中带黑，顶上
之延前后相平的叫爵弁或萑弁。
胄，为军帽，即后代的头盔。
巾又叫帻，先秦时庶人不着冠，只用巾帻裹头束发。故巾帻实为庶人的首服。
体衣即衣裳，上身为衣，下身为裳。衣短的叫襦（音rú），长的叫袍、衫。
下体贴身的叫褌（音kūn），能蔽胫的叫袴（绔），即套裤。袴外着裳（由前三片后四片布做成），裳外着韠（音bì，由皮革做成）；或着黻（音fú用帛、绸制成）；还有袆（音huí）、蔽膝、芾（音fú）等外罩,通称裼（音xī）。
少数民族的衣服比较简单，其与华夏族服装的显著区别，就是华夏族右衽（衽，又叫衣襟，向右掩），少数民族左衽（衣襟向左掩），用纽带系于腋下。衣与裳相连的叫深衣。它是适合于多种场合穿的衣服。
足衣，包括袜和鞋。袜用布、帛、皮革制作。鞋有舄（音xì）、屦、屝、屐、鞮（音dī）等异名，通称为履。原始的生活习惯是跣足行走，《世本》云：“于则作屝履”，宋衷注：“于则，黄帝臣，草屦曰屝，麻皮曰履”。《字书》则解释说：“草曰屝，麻曰屦，皮曰履，黄帝臣于则造”。《方言》又说：“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者谓之屝。”《周礼·天官·屡人》郑玄注有“複下曰舄，禅下曰屦”，複下指双层底子，禅下指单层底的鞋。由上可知，当时的鞋或履，由麻、革、草、丝等作成，它们由材料、形制、做工精粗或各地叫法不同，因而有多种不同的名称。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服制是行政教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礼以体政”，“服以旌礼”，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着不同的服饰，朝会有朝服，祭祀有祭服，凶丧有丧服。身份不同，衣服的颜色、款式、工艺、佩饰也不同。如周代衣服上的纹饰就有12种之多：日、月、星辰（北斗星）、龙、山、华虫（雉）、谷、宗彝（虎蜼）、藻（一种有纹的水草）、粉米（米粒聚集状）、黼（斧形）、黻（两己相背，呈形）。它们各有不同的意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能兴雷雨，龙取其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雉取耿介，藻取有火，火取炎上，粉取洁白，米取能养，黼取能断，黻取其善恶相背。 周天子衣服上的纹饰由以上12种图案组成。三公衣饰有九种图案，以龙为首。侯伯有七种图案，以华虫为首。小国之君与上国之卿有五种图案，以虎蜼为首。人们从不同的服饰图案上，就可以区分出尊卑有序的等级。
按《周礼》的规定，对各类衣饰服用场所要求极细。以天子祭祀时穿的冕服为例，就有大裘冕、衮冕、鷩（音bì）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合称六冕或六服。分别用于不同的祭祀。祭天服大裘冕；祭先王用衮冕；祭先公及飨射用鷩冕；祀山川用毳冕；祭社稷用希冕；一般小祭祀着玄冕。命妇祭服也有类似规定。直到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这套繁琐的服制便大都失传了。当然衣服之制只是对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来说的，至于一般平民和奴隶，则大都是如《诗·豳风·七月》所说，“无衣无褐”，愁于卒岁。
三 居止和交通
（一）居止 夏商西周春秋的宫室建筑，也受礼制观念的支配，因此处处体现出等级礼制的要求。宫指宫殿，是王室、天子居住、处理公务和举行祭祀的地方，室则是贵族、官僚以及庶民百姓家居的建筑。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夏代晚期都邑宫殿建筑群。整个建筑座落在一个正方形夯土台基上，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呈长方形，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面阔八间，进深3间，双数开间形式。推测屋顶为四坡出檐式，墙壁由木骨涂草泥做成。宫殿四周有廊庑式建筑，大门在殿堂正南，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殿堂与大门之间有5000平方米的庭院。整个建筑布局严谨，结构紧凑，主次分明，很可能就是夏王居住、行政或举行祀典的场所。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商代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安阳殷墟宫室区内的发掘说明商代王室的宗庙、社祀建筑与商王居止的宫殿是分开的。王宫结构复杂，有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两部分，主体与附属建筑部分错落有致，它与宗庙、社祀基址组成完整的建筑群落。宫殿墙壁采用版筑法筑成，屋顶为“四阿重屋”，即四坡出檐式。人们从出土大块白石雕刻的华美柱下装饰，可以想见当时“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 的奢华景象。
周代的宫殿建筑比夏、商二代有新的发展。宗周（长安）与成周（洛阳）的大型宫殿建筑，无疑代表当时宫殿建筑的最高水平。这些建筑遗址至今尚未找到。只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和与之相距2.5公里的扶凤县召陈村发现了两处大型建筑遗址。它们都象是周方伯或公卿的宫室。由于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宫室寝庙制度雷同，只在规模上有区别，故此二处基址能够反映当时自天子至卿大夫阶层宫室的大致面貌。
以凤雏村遗址为例，这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筑，基址南北长46米，东西宽3
米，建筑群以正堂及其前庭为中心。正堂面阔6间，间宽3米，进深6米，前庭19×12平方米，东西边各有2阶，北边通正堂有3阶。前庭南边中间有一南北长6米，东西宽2.8米的门道，门道两旁有东西对称的厢。门外4米处有一长4米，宽0.4米的照壁。正堂后边为一宽约3米的过廊，两边有各8平方米的庭院，庭院堂塾东、西、北3面各有厢室。正堂与前庭当是处理政务、宴会、祭飨之所，后庭室当为贵族燕居生活之处，这是古代的前堂后室之制。宫殿墙壁多为版筑，正堂房顶为悬山式或四阿式，屋脊可能用瓦，墙壁外衣和室内外地面都用细砂、白灰和粘土混拌成的“三合土”涂抹、铺垫，光洁、坚实、防潮。还有地下排水陶管 。整个基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结构紧凑，堂、塾、廊、门、阶、屏、厢构成的四合形制，开启了中国居止建筑主流的先河。
王公、贵族室内陈设豪华，这只要从贵族墓陪葬品的丰富和贵重就可以想见。西周
以后，床、席（一般由芦苇编成）、几（置席上，供人凭倚）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室内起居有许多礼的规定。《乐雅·释官》云：居室“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音yào）”。奥位是祭祀户、霤、门、灶等神的地方，主祭权在家长，故父在子不能居于奥位 。席位也有尊卑之别，《礼记 ·曲 礼上》云：“席南向北向（指南北铺放——引者），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庄重场合须正襟危坐，不能靠在几上。平日进他人之室，“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允许进）则入，言不闻则不入”。 入室不能穿鞋，须放屋外，即所谓“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 其中有些礼俗包含的文明成分很高，直到现在仍在流行。
当然无论居止建筑或陈设、礼俗，都只是对贵族和社会上层而言的。庶民百姓住地穴式、半地穴式或木骨泥墙地面起筑式房屋，形制简陋，室内除陶鬲、陶簋等生活用具及骨、石质生产用具外，别无长物。直到春秋时期，庶民居室仍然普遍是草舍茅屋，“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 [59]这是对平民住室的生动描写。
（二）交通
这一时期，在社会交往和国家征伐及行政管理的需要下，道路设施、交通工具以至路政管理等，都比原始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音jiào，一作檋 jǘ ，直辕车）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这在中国交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无怪乎后人将首开道路的功劳记在禹的名下。对于禹开通的“九道”，有学者据《尚书·禹贡》的记载，认为是以今豫西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去的交通网络，它包括：⑴从豫西沿岍、岐、荆山至河；⑵经壶口、露道达太岳；⑶经砥柱、析城达王屋；⑷经太行、恒山、碣石至海；⑸经西倾、朱圉、鸟鼠达太华山；⑹经熊耳、外方、桐柏至陪尾；⑺经嶓象达荆山；⑻经岷山达衡山；⑼经内方达大别山。 《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禹的活动范围未必有《禹贡》追记的那样大。但禹或夏代拓展道路交通范围的基本事实当是存在的。
商代的道路交通比夏更加发达。有学者根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的研究，认为商代从王邑通向各地方的国家干道有6条：即⑴从王邑向东北方向，通往今河北卢龙、辽宁朝阳等地；⑵向东通往今山东曲阜、淄博等地；⑶向东南方，通往徐淮地区；⑷向南方，通往今湖北、湖南、江西；⑸向西方，通往今陕西直到岐山；⑹向西北方，逾太行，通往今山西境内。 据《尚书·洪范》的记载，在商朝的中心区域王畿内，被称作“王道”的交通道路，其形状是宽阔、平坦、笔直的，即所谓“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周人建国后更加重视道路的修建和管理。它在商代已修“王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成的“周道”或“周行”，以成周为中心，向四方延伸，主要有：⑴向西至丰镐，再至宝鸡，折而向南到巴蜀；⑵自成周经桧、谭到齐；⑶自成周向南经鄂、申、曾至江汉之浒；⑷自成周向东南经坯、陈、蔡到（音hú ）；⑸向北，一条通晋即今山西；一条通刑、燕即河北邢台、北京等地 。除上述国家级干道外，在地方上，包括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国范围内，还有更多的在诸侯国都修建的“国”中之道，及国都以外的“野”中之道。《周礼·地官·遂人》记述野中之道的类型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玄注云：“径容牛车，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路、道、涂、畛、径，就是地方通向京畿宽窄不同的五级道路。它与“如砥”、“如矢” 的周道虽有等级之差别，但与夏商地方交通比，无疑是一个大的发展。降至春秋时代，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达，道路之名称更多。据《尔雅·释宫》所记载：“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岐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察期，九达谓之逵。”达即通达或通向，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交通四通八达的状况。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人们的交通方式仍是骑马和乘车（包括马车、牛车、人推拉车）船 ，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建立了交通管理制度。如《国语·周语》中引《夏令》云：“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把修道路架桥梁作为行政管理的一项内容。《韩非子·内储说》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诗·周颂·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这是统治者勉励后代子孙要保护好平坦的交通道路。至迟从商代开始，政府在路政管理上已设立了旅舍之制，为军旅和一般旅客提供食宿；设立了驿传之制，传递信息。春秋以后，还开始使用符节， 《周礼》记载当时国家设有掌节、司险、行夫、掌交等官吏，掌管诸侯国之间的交通。二是建立了严格的用车制度。《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王五路（同辂），包括玉路、金路、象路、革路和木路。王后之五路，包括重翟、厌翟、安车、翟车和辇车。其余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车，“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王侯贵族官僚的车，形式上主要以彩饰和车马饰来区别，如玉路以玉饰，金路以金饰，象路以象牙装饰等。完全是政治等级制为内容的礼制思想在交通工具使用权上的表现。第二节 传统哲学思想的奠基
一 《周易》和《洪范》
夏商周各有“易”学，据记载夏朝的易叫《连山》，商朝的易叫《归藏》，周朝的易叫《周易》。《连山》和《归藏》早已失传，清代学者虽做过一些辑佚工作，但所辑资料过于零碎，不成体系。《周易》则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周易》是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经西周、春秋时人补充完善起来的。它由卦、经、彖、象、爻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部分组成。传说经为文王所作 ，十翼 为孔子所作。
《洪范》是概括殷人宇宙观和政治学说的一部书，后收入《尚书·周书》中。它在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二年，向殷遗老箕子 询问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作为殷宗室成员、纣王的叔父，不忍心说殷朝恶的一面，便告诫武王应“存亡国”，武王又问以天道，箕子乃从九个方面予以答复，这次对话记录便是《洪范》。洪，大的意思，范是法或法则。它有九个方面，故叫“九畴”（畴，意为种类）。
《洪范九畴》的内容是：⑴五行 他认为水、火、木、金、土五行是天地万
物的五种根本物质和物性，必须加以明确的认识。⑵五事 他认为貌（态度）、言（语言）、视（视察）、听（听觉）、思（思考）是人的五种官能。作为统治者，态度要恭敬，说话要讲理，观察要明晰，听取别人意见要聪敏，思考问题要通达。这样就能为属下做出表率，自己不被蒙蔽，处事不出错，臻于圣人的境界，天下也会大治。⑶八政 他认为必须把食（农业）、货（商货）、祀（祭祀）、司空（民政）、司徒（教育）、司寇（司法）、宾（宾客接待）、师（军务）等八方面的政务搞好。⑷五纪 即要把年、月、日、星辰、历数（历法）等天文、历法的记载、确定工作做好。⑸皇极 他认为需要建立天子的最高权威，并确定建立这种权威的方式。⑹三德 是说天子要有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操守或德行。守正不邪是使国家太平无事的基本方法。同时对于那些顽固不化，不能为伍的人要用强硬的态度去对待；而对于那些态度和气可以合作者就要用温和的态度去对待。威福应出自天子，而不能让下属作威作福。⑺稽疑 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卜筮来判断吉凶，避凶趋吉。⑻庶征 指出要关注雨、晴、热、寒、风五种气象的征兆变化，从征兆中判断上天的喜怒，及时调整天子及臣下的行为（这是“天人感应”观点的反映）。⑼五福六极 要使庶民有五种幸福，即长寿、富有、健康安宁、好守道德、以天年而终。同时用六极即早死、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六种天罚来戒勉臣民。
《洪范》九畴是商代统治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从中既可以看到商代哲学和政
治思想，又可以推测它对周朝政治生活的影响。
二 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他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年纪略长。曾作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保管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孔子曾向他多次请教。《道德经》（又名《老子》）虽经战国初期道家学派的补充和完善，但基本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
老子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具体的宇宙观——“道”的学说。他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德经》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形无嗅无体，却生出和主宰着天地万物。就是说，“道”的本质是“无”，却能化生万物。其化生的具体方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这里，道是无，一是有，是元始浑然的元气或物质；元气化生出二即天地；天地又生人，人合天地为三，然后由天地人生化出世界万物。老子的宇宙观是辩证统一的。他认为“有无相生”，无能生有，有也能生无，而不是单向单纯的无生有。道具有否定的潜在性，它创造了一切肯定和实在的事物，在创造的过程中，否定变为肯定，潜在变为现实，无变为有，一变为多；同时又伴随着相反的历程。宇宙的真相与奥秘，就在于它是一个无与有的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 美恶、智愚、刚柔、强弱、损益、胜败等等，都是对立统一、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他的从无到有，有归于无的发展观带有循环论倾向，在谈到对立物双方关系时，也是强调谐和退让多，如“守雌”、“贵柔”等，而注意矛盾斗争性及其转化的条件不够，但它仍闪耀着人类睿智的光芒，代表着当时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道”的本质是无。这里要提醒：无是一个哲学概念，并非什么也不存在的意思。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就是“无为而治”。使“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对统治者来说，就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只要统治者无为，老百姓自然就会治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他认为当时老百姓衣食不足的问题，是由于剥削者太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要解决民众的问题，除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外，还要“去甚、去奢、去泰”， 薄赋敛，轻刑罚，尚节俭。“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对于民众来说，就是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无知无欲”。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点。
在人生观上，老子强调“不盈”、“不争”，保持心灵的虚寂和清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这一原则就叫“无为而无不为”。“无为” 是以无、清静为本，不追求。反之，天地万物都由之而生，无为和无不为是对立统一的。只有从无为出发才能达到无不为的境界，对个人来说，在“争”、“盈”，进取上要无为，而在“虚”、“静”的个人修养上则“无不为”，就是要狠下功夫。道家把人生的解脱寄托在精神的清静及与宇宙本相“道”的合一上，为此，它排斥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束缚，包括物欲、知识、名教、功名利禄等等，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对虚、静的追求，其方式就是不断地否定。“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学习是日益积累的过程，而为道则是要日益减少，从外部来说，是要日益减少和摆脱各种外在的束缚，从思想内部来说，即是不断否定认识过程中表象的、偶然的、相对的东西，使认识的触角直刺宇宙玄奥的深层，达到思想认识与宇宙本相的合一，人一旦彻底排除了外在的物欲束缚，而思想上又体认了宇宙的真相与奥秘，这种精神境界即是“得道”，即是实现了有限个体与无限宇宙的合一，也即是彻底排解了人生之忧。
老子的思想反映了春秋社会战乱时代，先哲对宇宙人生的全面审视和对排除
人生之忧的探索。在老子看来，像春秋那样的时代，人要化解外来的压力和束缚，实现人生的超脱解放，就只有回到恍惚玄渺的寂寥世界中去。即使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很难办到的。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子对人生、人格和人的尊严的重视，看到当时人的忧之重及哲人的思之深。老子思想开启了人的无限遐思与意境，启发了当时和后人无穷的思维智慧，他力图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探索达到无限的可能性，其价值不在于已经找到了什么途径，而在于提出了一个常见常新的课题。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感兴趣的。汉代以后，《道德经》被奉为道教经典，老子被尊为道教祖师，并不是偶然的。
三 孔子和《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其先祖为宋国贵族，后逃难至鲁国定居，为鲁国陬（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曾做过“委吏”（管仓库的小官吏）和“乘田”（看管牛羊的小官吏）。中年一度为鲁国的中都宰，升任司空、司寇等。后去职，周游卫、宋、郑、陈、蔡、梦等国，晚年回到鲁国讲学授徒。一生培养了很多人才，“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卒年73岁。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由其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面对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文化状况，想竭力维护统一的礼制的社会，为此，他“追迹三代之礼”，为《易》作传，又“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著成《春秋》，还编定了《诗》、《书》、《礼》、《乐》，合称六经，用以教导学生。他对“夏礼”、“殷礼”都耳熟能详，又认为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三代礼制关系上，他认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而可知也”， 即周礼会永远传续下去。
为了维护统一国家和周天子的权威，孔子认为应从“正名”入手，使君臣父子各守本分，不越位，不僭礼，不作非分之想。为此，国家行政除“政”（政令）、“刑”（刑罚）外，还要借助于“德”（品德）、“礼”（礼制）的力量，这比“政”、“刑”更重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是说，政、刑能使人免于犯罪，却培养不起羞辱之心，只有用德、礼来引导，百姓才能产生羞辱之心，而归安于本分。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
为了实现德治或礼治的社会，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把它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有不同的阐释，其基本定义有两个：即“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以为仁”。联系孔子从不同角度对“仁者爱人”的解释，他的“爱人”之“人”，应指“泛爱众”即一切人，重人而轻神是春秋时代的社会思潮，孔子概括这一社会思潮，将其升华为“仁”的概念，其内涵也反映对普通人格的尊重，而不是仅爱统治阶级的人。“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依礼行事，在孔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齐之以礼”，齐就是有序，有序，社会才能言治，也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才能君安于上，民安于下，发展生产，过上安康的生活。这与“爱人”是一致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爱人”落到实处。孔子谈到的其它“为仁之方”，还有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上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是最大的仁，能做到这一点的可称为“圣”，等等。孔子想通过维护统一、礼治的社会秩序来实现他“仁”的伦理理想，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从整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案。在奴隶主贵族把人不当人看待的历史大背景下，他呼吁“爱人”，即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的观点，是新颖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的天道观也是在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夏商周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剧变，尤其是“敬天”、“尊神”的殷周统治的颠陨，使不少人对天的威灵产生了怀疑，同时从中看到了人的作用力。到了春秋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直言对天人关系的新看法。周内史叔兴和郑申繻（xū）就认为“吉凶由人” “妖由人兴”。 郑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对于天以外的神，更认为是依从于人的，如随国季梁认为“夫民，神之主也”， 虢国的史嚚（yín）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等等。孔子一方面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天道观的熏陶，有明确、肯定的重人思想，他反对以人像作殉，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仁”学的提出更是重人思想的反映。但在天道观上，他模棱两可，既未明确地承认过有一个人格的“天”，也未说过天就是客观的自然界。统观孔子的论述，他心目中的天，仍是与“地”一起化育万物，能给人以祸福休咎的存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为天虽不说话，但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及形形色色事物的发生，都是天化育的结果。“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是说得罪了至高无上的天，你就再无处去求情了。孔子还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不幸早逝，孔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些，至少说明孔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客观天的存在。对于一个受过有千百年历史的神文化熏陶的人来说，孔子能重人事而轻天命，这已经难能可贵了，不能期望从他的思想上彻底排除带有人格神意的“天”的地位。对于天以外的神鬼，孔子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 “敬鬼神而远之”。 又说“祭神如神在。” 可知“不语”与敬而远之，并不是否认其存在。
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即贵族垄断教育的历史局面。二是确定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即不分等级、种族和地域的各种人，包括农家子弟、贾人、贱人，只要能“备束修礼”，愿意向他学习，他都收为学生。“备束修之礼”主要是从师道礼节上考虑的，而不是为了敛财。三是在教育方式上，他善于“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又根据学生不同个性特点给以不同的引导，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愤（欲知而不得）不启，不悱（欲言而不能）不发”； 要求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 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受欺），思而不学则殆（疑惑）”，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四是在学习方法上，要求学生要自觉、主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乐行）之者”。 要实事求是，客观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毋意（臆测）、毋必（武断）、毋固（固执）、毋我（自以为是）” ；要勤学多问，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 这些思想观点曾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科技、文艺与史学的雏形
一 文字的成熟
如前所述，文字产生于先民认识和反映自然的需要。人们经过八卦象征、结绳、刻木记事等摸索，到黄帝时代，仓颉又沿着观物取象的路子，用“象”即图画来反映客观事物，创立了早期图画式文字。
夏、商、西周、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知识积累的需求，先民对作为观念表达的文字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经过一代代人不断的努力，终于使文字日益成熟起来。我们今日能见到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是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夏代的文字至今没有发现，但既然夏代已经有文献记录，如《夏书》、《夏训》、《夏令》等，则说它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夏代当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的初曙。
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曾经过多种方式的试验，除结绳、刻木、八卦符号外，还有见于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陶器上似表意的符号。比较成熟的文字则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后冈和侯家庄殷墟，因刻在甲骨上而得名。除甲骨外，还有刻在其它器物上的文字，所以又统称“殷墟书契”，契是刻的意思。金文是商周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常有“吉金”等字样，故简称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铭文多刻在钟鼎等礼器或乐器上，所以也叫钟鼎文。甲骨文、金文是通过象形（如日、月）、形声（如江、河、湖、海）、通假（如“无祸”写成“无火”等）、符识（专用于人、族名）、指示（如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方式反映事物。尽管甲骨文、金文还没有脱出图画的窠臼。但它作为较早基本成熟的文字，一方面自身不断改进，由图画变成线条，再由线条变成粗、细不等的笔画。 另方面又在社会文献记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殷墟甲骨文中，所占之事至少记录了祭祀，上告、（音dūn， 同敦， 义为治理） 、行止、田渔、征伐、年成、风雨雪霉（雾）、睛、疾病、出巡等十几类事情。周人所卜也是有关天象、征伐、谋事、安全、疾病等方面的事。
二 科学技术
（一）天文历法 《夏小正》是夏代的历日制度。它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出、没或在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为依据，来确定一年中某一月份的起始。
商、周时也十分重视天象的观测。甲骨文中有许多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等记事。商代用阴阳合历，即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转（天之冷暖）纪年，以月球绕地球的运转（月之圆缺）纪月。以闰月调岁差。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置大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相间排列。又以干支纪日，还将日分为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时段。干支纪日为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的时间长度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历与商历大体相同。其差别有两点：一是如《史记·历书》所云：“周正以十一月”，即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商朝则以十二月为岁首。其二是月内分期，商分上、中、下三旬，周则用朔、望、弦、胐、晦，既生霸（或谓指上半月），既死霸（或谓指下半月）等来计算，对于这些概念，古今人解释不尽相同，但都指月的一定长度则无疑。
春秋时期，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转变。二十八宿系统业已形成。所谓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分成28个恒星区划，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对28宿各标准星间的赤道度距进行过测量， 28宿系统的建立，对日、月、五星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统一的定量化的背景依据。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彗星、流星雨、陨石等异常天象的观测和记录也很认真。《春秋》庄公七年（前687）云：“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僖公十六年（前644）云：“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文公十四年（613）云：“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据考证，《春秋》所记37次日食绝大多数准确可靠，足见当时人对天象观测和记录的重视和系统化。
在历法上，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 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以回归年长度的奇零部分1/4日命名为四分历，为了与东汉时的四分历相区别，后人称其为古四分历。古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的朔望月长度及闰周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二）农业科技 1．巧用农时 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相当重视观测天象、掌握天时和季节的变化，敬授民时。《夏小正》把天象、物候、气象和相对应的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以便于民间掌握。如正月物候：启蛰、雁北乡（向）、雉震响、鱼陟负冰、田鼠出、獭祭鱼、囿有见韭、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天象：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农事：农率均田、采芸。依此逐月排列，构成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十分有利于农时季节的掌握。《诗·豳风·七月》也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儿），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将物候与农时联系在一起。
2．施肥选种 商代已知给农作物施肥 。《诗．周颂．良耜》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是周人了解绿肥能促使农作物生长的明证。《周礼》等著作也多次记载多粪肥田。选种育种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诗．大雅．生民》云“种之黄茂”，是说种子黄亮、饱满。诗中提到当时的“嘉种”，包括黍的良种“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粟的良种“穈”（赤粱粟）、“芑”（白粱粟）等。
3．畜种培育 《夏小正》记载夏代已在春季“颁马”，即选择强壮种马配种。商周时代，马被用作军事、狩猎、娱乐等交通工具，因而倍受重视。《周礼·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就是把各种用场的马分作六类，即“种马”、“戎马”、“齐马”（供祭典用）、“道马”（驿用）、“田马”（田猎用）和“驽马”（供杂役用）。相传周孝王时，秦人的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可知当时政府已有马政或办起国营马牧场了。
我国少数民族为畜种改良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春秋时期，由匈奴培育出的杂交畜种“ 駃騠”（音jué tí），即驘（音luó，今称骡子），就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周代培育成的“周马”，也作为良种保留下来。此外，在相畜学、阉畜术等方面，这一时期都已有较高的技术。
4．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农业类型 我国东部、南部地区以农为主，西部、北部和山区以畜牧为主，有些地区半农半牧。在农业文化区，南方以稻作为主，北方、西北以旱作为主。根据自然地理和生产条件发展不同的产业和农作类型，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一格局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金属农具的使用和牛耕 夏代已出现的青铜器，到商、周、春秋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种类繁多，有货币、农具、武器、工具、器皿等。生产工序复杂，包括采矿、冶炼、制范、内模、浇铸、打磨等。技术水平高，铁冶业自春秋以来不仅能生产“块炼铁”，同时也发现了在1146℃高温下炼成的铁器和铁块，由于鼓风设备“橐籥 （音yuè）”的采用，甚至已能炼出高质量的生铁和铜来。从而在青铜农具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鎛、镢、歃、铧、铲、锛等铁农具，配之以牛耕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动因。
其它手工业如陶器、骨器、玉器、石器及车辆制作等方面，也都有长足的发展。春秋末叶，鲁国著名的工艺家公输般，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器具，还能“削竹木以为鹊，借风力飞行。 他还创制了用机关开动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几千年来，一直被尊为木匠、石匠和泥、瓦匠等工艺部门的祖师。
（三）医学成就 周代国家机构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当时的医学分科有内科、外科及兽医等。医学理论，提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观察九窍（五官及大小便）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来判断病情。同时，还提出注意饮食和清洁卫生以预防疾病的观念。
春秋时期出现了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 等诊断方法。医缓、医和都是见于记载的“良医”。据《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病，医缓诊断后说，景公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药物“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不久，景公果然死了。后来，晋平公病了，医和诊断后认为他的病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是鬼怪纠缠，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必死无救。事实正如医和预料的那样，十年后平公果然不治而死。《内经·素问》提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不和致疾的病理学说，正源于医和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不调致病的理论。
三 文艺史学
（一）文学 《诗经》是儒家经典，又是两周最主要的文学作品。它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共160篇，是由当时乐官采集来的邶（即燕）、鄘（音yōng，即鲁）、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及江、汉、汝水一带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歌，是《诗经》中最具文学色彩的部分。《国风》内容大都写婚姻爱情、平民疾苦、人民对剥削者的怨愤之情及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如开首《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一位青年对一位美丽姑娘的慕恋之情。《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写一位女子采集野菜，半天采不满一浅筐，原来是她思念情人，心不在焉，把野菜都顺手撂到大路上了。短短16个字，将女子深深的痴情思恋之态活画在了书面上。《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控诉与讥刺。同是魏地民歌的《硕鼠》，又把贪婪丑恶的剥削者比作粮仓里偷食粮粟的大老鼠，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诗经》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
《雅》分《大雅》和《小雅》两部分，共105篇，是当时统治阶层的诗。从内容、语气来看，《大雅》作者的社会地位更高，可能是卿大夫们写的，《小雅》则可能是统治阶层中地位较低的“士”写的。《雅》诗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王政”，其中不少篇章具体、突出、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的黑暗面及社会矛盾，如《小雅·十月之交》，讽刺周幽王宠幸褒姒，滥用佞臣以致国中变乱，人民受害。甚至连勾结褒姒恶人的姓名都列出来，辞锋十分尖刻。《大雅·板》、《桑柔》、《荡》、《抑》，《小雅》的《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等，也都是痛斥昏王佞臣，暴露社会危机之作，作者出于阶级利益，还不时地呼吁同僚们起来挽救周王室行将坠落的局面。《雅》诗还有一部分是叙事的，如《生民》，通过对后稷的歌颂，反映了周部落形成史；《公刘》、《绵》反映了公刘和古公亶父的史事；《皇矣》、《大明》又写文王伐密、崇二国，武王灭商的史事等等。
《颂》是祭祀或朝会时歌功颂德的乐章，分周、鲁、商颂三部分，共40篇。它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情况外，还反映了一些商周历史事实，如《商颂·玄鸟》、《鲁颂·閟宫》等。
《诗经》语言质朴，格调清新，表现形式善用赋、比、兴的手法，对后世文学影响极其深远。数千年来，广为流传，连秦始皇“焚书”都未将其毁灭，那不光是它被列入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脍炙人口，靠口碑流传下来。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除《诗经》外，《春秋》、《论语》、《尚书》、《易经》等典籍，除其思想内涵深刻，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极好的历史散文。以《论语》为例，它言简意赅，警句叠出，语言流畅，无比生动。许多段落，稍事诵记，就能朗朗上口，叙事技巧也极高明。如《微子》中：“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四个不同人物的音容状貌跃然纸上。
（二）艺术 这里介绍音乐、舞蹈和图画。中国音乐起源很早。河南舞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18支7音孔和8音孔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西安半坡，甘肃玉门火烧沟，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埙，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竹哨。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陶埙，有5个按音孔，可发8个连续半音，音乐史专家据此推测，商代后期，已掌握了12律的乐律知识。 又据《国语·周语》记载，到公元前6世纪周景王时，已有了12律、5声（音）、7声（音）的名称。 由于5音阶与哲学的五行数一致，因而在传统音乐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据《管子·地圆》篇的记载分析，最迟到春秋时期，古人已发明了12律的定律方法——三分损益法。那是用竹管先定出一个基本音高，即律管的基本长度，再依次按律管长度2/3（三分损一）或1又1/3（三分益一）的比例，求得其它11律的长度。
乐器的原料，有金、石、丝、竹、匏、土、草、木，称为“八音”。制作的乐器，有钟、鎛 、磬、鼓、琴、瑟、笙、箫、竽、钲、铎等。礼乐制度形成后，音乐主要用于祭祀、宗庙、大典及宫廷宴乐场合，所以倍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孔子认为礼和乐都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
古代的舞蹈是与音乐、诗歌相配套的艺术。中国最早的舞蹈图像，是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彩陶盆内壁所画的三组舞人形像。它们每组五人，手拉着手，似在边唱边舞，动作协调整齐。相传黄帝时有《弹歌》，模仿表现射猎的过程。有虞氏有《皇舞》，舞者头戴羽毛冠，装成水鸟。夏朝初年有《九韶》舞，据传是禹的儿子启从天上偷来的。孔子听了舜时的《韶》乐，称赞它“尽美矣，又尽善也”。他在齐国欣赏这一乐舞后，竟乐得三月不知肉味。商代的《大濩（音hù）》舞，威武雄壮，是歌颂商汤的乐舞，《诗·商颂·那》即其歌词。西周形成的礼乐制度，将舞蹈作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极大地推动舞蹈艺术的发展。据传当时的舞蹈分为文舞和武舞两大类。文舞舞时执龠翟（管乐和鸟羽），武舞执干戚（盾和斧）。著名的六代舞《云门》（黄帝）、《大咸》（尧）、《大韶》（舜）、《大夏》（夏）、《大濩》（商）、《大武》（周）,集文武舞之大成，是雅乐的主要内容。它又被称作大舞。此外，宫廷中还盛行六种小舞，即帗（音fú）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不同身份地位配备不同的乐舞，如《八佾》舞（64人）只有天子才配享受，鲁国的权臣季平子曾在大庭中表演八佾之舞，孔子谈起后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与宫廷乐舞盛行的同时，民间“桑间濮上之音”也在蓬勃地发展，《诗经》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其中《国风》就是来自民间的歌舞经。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先民已将彩陶、地面、岩壁上作画的习惯，扩展到在墙壁、青铜器等上作画了。甲骨文、金文都是从图画演变而来。商周青铜器上所饰饕餮纹、夔龙纹、凤纹、虎纹、象纹及细密的云雷等纹，有的生气勃勃，有的对称均匀，都是极好的图画美术作品。据史书记载，商周宫廷、宗庙及政治性建筑上都有壁画等美术作品，孔子曾在明堂上见到周代的壁画。屈原《天问》中反映楚国先王庙宇及公卿祠堂里的壁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深启发了他的思路，这些壁画的源头，至少当追溯到春秋时代。
（三）历史学 历史学是在一定观点指导下，通过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人类社会形成后，人们就开始回忆、总结和向年轻一代讲述自己的历史了。后来又有“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记述史事的形式。文字产生后，卜辞、金文就成了中国最早文字记录的历史。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正，段玉裁释为“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又”即右手之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云：“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见于文献记载的史官，殷代有“貞人”。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西周从王室到诸侯国、卿大夫之家都有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于是产生了较系统的历史记录。《孟子·离娄》所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都是各诸侯国的史书。《尚书》所记的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六经”其它几部也都反映了许多历史事实。孔子以鲁国史事为基础编成的《春秋》一书，标志着严格意义上史学的诞生。它用编年体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242年12公的史事。孔子借删《春秋》，寓褒贬，劝善惩恶，“使乱臣贼子惧”。全书1.6万余字，记事1800多条，最长的45字，最短的只有一字，很难理解，于是后来产生了许多解释《春秋》的诸家之传。所谓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也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第四节 传统制度的建立
一 宗法制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国家机器的形成，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政治制度，即所谓礼制。夏商礼制的内容已无可考，但从《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记载来看，夏商周三代礼制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因此我们根据周礼，便可以窥知夏、商礼制的概貌。
西周是一个繁礼缛节的朝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活行为严格限制在礼的模式下。仅《仪礼》中记载的礼制，就有士冠礼、士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礼等。《礼记》中的《曲礼》、《内则》等，对人们的私生活也定了许多框框。
宗法制是在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复杂，广大农耕区，从远古以来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与世隔绝的生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这种生活方式变化不大，血缘家族形式被长久地保留下来，演化成为宗法制。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崎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等等，这些族、氏、宗是商代聚族而居的宗族制度存在的反映。
西周在商代宗族制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等。嫡长子继承制是在王位继承权上，只有嫡长子才有权继承父位而为下一代天子或诸侯王，不论其贤与不肖。嫡长子是古代统治者多妻制下正妻（称“嫡”）所生嫡子中的长子（其他妻子为“庶”，其子为“庶子”），他在诸子中地位最尊。从宗统看，他是天下的大宗；从君统看，他是天下的共主，称为“宗子”或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兄弟被封为诸侯，对天子继承人来说他们是小宗。诸侯以下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为大宗，庶子被封为大夫，为小宗；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之位，为大宗，庶子成为士，为小宗。士的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平民。
分封制古称分邦建国或封建制。它由周朝所创立。这是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的思想指导下，大规模地封建亲属子弟，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 的局面，让被封建的诸多邦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保护周王室的政治屏障。
在行政区划上，周沿夏、商，将全国划分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九州。又将国土分为九畿或九服：“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史载周武王克商后，把得到的广大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兄弟、亲戚和功臣，周公东征后再一次分封。周初分建的71个邦国中，周王的亲族与同姓就占53个。封国远近按血缘亲疏而定。如镐京周围有周（今陕西岐山县北）、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荀（今山西临猗西南）、郑（今陕西华山西）、虢（今陕西宝鸡市）、毕（今陕西咸阳市西南）、芮（今陕西华山北）、酆（今陕西户县东）、毛（今陕西扶凤县北）、（今陕西西安市附近）、散（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等。洛邑周围的封国，有卫（初都在今河南淇县）、鲁（都城在今山东曲阜县）、齐（今山东滨海地区）、晋（今山西太原市一带）、燕（今河北北部及辽河流域）等。此外，还用以殷治殷的办法，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市），使其统治殷遗民。在江、汉流域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同姓或异姓封国。各封国诸侯的禄爵，按受封面积列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卿大夫也按这种办法分封其子弟。卿大夫封地叫“采”或“邑”，士是贵族最低的一层，不再分封。
封地面积的大小，按《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诸侯受封后，天子对他有巡狩权、命官权及迁爵权等，诸侯对天子则有朝见、进贡、出兵役、劳役等义务。卿大夫、士受封的“采”、“邑”，对诸侯的独立性更小。分封制是西周至秦以前政治制度的基础，秦统一以后，虽以郡县官僚制为核心，但分封制仍被历代王朝有限度地继承下来，直到清末才废除。
祭祀制是体现大宗特权地位和加强宗族团结的一种办法。宗法制强调尊祖敬宗。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举行祭祀典礼的时候，只有大宗才有主祭权，小宗无权祭祖，而只能助祭，即出钱、出物，陪大宗祭祀。这对维护大宗的崇高地位，同时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就是在宗庙祭祀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 官制和教育制
夏朝建立了国家，其官制详无可考。《尚书·甘誓》记载，夏启把他的“六卿”（六军的将领）称作“六事之人”，这应是当时武官制的一部分。商代见于甲骨文、金文的官名有臣正、多马、亚箙（音fú）、多射、卫、戍、尹、乍（作）册、卜、工、史、吏等约20多个，大体可分为执行政务的官、武官和史官几大类，具体制度仍不清楚。
周代官制，据《周礼》记述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都是天子的顾问。负责政务的官员有六卿或叫六官：⑴天官冢宰，总理国政，有大宰、小宰、宰夫等，统称为“治官”；⑵地官司徒，掌民政教育，有大司徒、小司徒、乡师等，称为“教官”；⑶春官宗伯，掌祭祀选官，有大宗伯、小宗伯、肆师等，称为“礼官”；⑷夏官司马，掌军事，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等，称为“政官”；⑸秋官司寇，掌刑狱，有大司寇、小司寇、士师等，称为“刑官”；⑹冬官司空，掌百工土木，其官属失载。六官排列整齐，组织严密，因此有学者怀疑它经过后人的想象补充。
周朝入仕之途，分朝命和辟除二条道路。朝命由大宗伯负责。《周官·大宗伯》云：“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九仪之命中自一命为正吏，至六命赐官，分为诸侯、卿、中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由长官辟除者有府史、胥、徒等。府“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胥、徒都是平民服徭役的职务，其中胥相当于什长。
春秋时代中原各国官制大体与西周相同而规模略小。总领国政者泛称执政，治民官称司徒，治军官称司马，掌刑狱之官称司寇，掌土地及建筑之官称司空或司工。此外，尚有太史、内史等史官，太师等乐官，太祝等祭祀之官，行人等外交官等。中原诸侯国的国君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楚国则情况不同，其国君称王，行政长官称令尹，军事长官称司马。此外有左徒、司寇（司败）等官职。
关于教育制度，夏代已无可考。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教育方面的记述，说明其时已有社会教育机构。到了西周，教育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当时的学校分两类，中央和诸侯国办的叫国学，地方上办的叫乡学。
国学分大学和小学。周王朝京师的国学叫辟雍，它建于京城南郊（一说西郊）开阔的土地上，四面环水，中间岛形陆地上建学宫。学宫的四面还有4座教学建筑，东面的叫东序，西面的叫瞽宗，北面的叫上庠，南面的叫成均。这些教学建筑都在辟雍的四门，所以又叫四门学，是辟雍的组成部分。大学同时是养老、祭祀和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天子有时也来这里射箭或泛舟，所以又叫“射庐”或“大池”。国学的小学设在宫廷南边。诸侯国的国学叫“泮宫”，形制与辟雍相同而略小。
西周的京城之外是郊甸区，郊甸之外为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再向外就是诸侯国。京城内外到诸侯国之间的地盘是周天子直接管辖区。这里除都、邑外，还有比、闾、族、党、州、乡或邻、里、酂、鄙、县、遂等基层组织， 在这些基层组织中，闾（25家）有塾，党（500家）有庠，州（2500家）有序，乡（12500家）有校。这些都属于乡学。
西周国学的教师和教官合而为一。大学教师有师氏、保氏。又有大司成、大乐正（大司乐）、大胥、小胥、诸子等。乐师是掌小学教育的。国学的学生主要是“贵族子弟”，故称“国子”。王太子8岁入小学，15入大学；世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13入小学，20入大学；平民子弟15入小学。
教学内容，师氏教国子以三德三行， 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仪 ，大司乐教乐德、乐语、乐舞。 乐师教学生以小舞 。乡学的教学内容与国学差不多。大学学制约9年。毕业时达不到学习要求，小胥、大胥、小乐正将那些不听教导的学生报告大乐正，大乐正报告天子，然后给以不同的处罚；学习好的给予奖励。乡学择其优秀生升之司徒叫选士；司徒从选士中择优升之大学叫俊士（又叫造士），这些人可以免服徭役；大乐正择造士之优者于王，而升之司马，叫进士；司马择进士之贤者授予官。
春秋时期国学衰落，教师外流到地方上，开办私立学校，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墨子等都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的创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三 兵制和法律制
《尚书·甘誓》云：启与有扈（传为启的庶兄）“大战于甘，乃召六卿”。郑玄注六卿为六军将领。商代卜辞中有“登人三千”，“登旅一万”等记载。《尚书·泰誓》中有“受有亿兆夷人”，据说其军队有右、中、左三师，其制之详仍无可考。西周军役制度规定，男子20岁至60岁有当兵作战的义务，服现役者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据《周礼·夏官司马》所记，“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编制，五人为伍，有伍长；五伍为两，有两司马；四两为卒（100人），有卒长；五卒为旅（500人），有旅帅（相当于下大夫）；五旅为师（2500人），有师帅（相当于中大夫）；五师为军（12500人），有军将（相当于卿）。军队编组时，“甲士”、步兵和人夫相搭配。甲士由平民组成，是军队的基本力量。西周多用车战，车是当时先进的军事装备。每辆战车都有驾车、持干戈和执弓箭的甲士3人，称为“三甲士”，战车两侧和后面，配备步兵72人，人夫25人，共计约百人，叫作一乘（音shèng）。天子有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君”。有学者怀疑这些记载有后人臆想的成分，但其兵制骨架当不失真。
春秋时期天子式微，各诸侯国为了称霸，不断扩充军队，兵制也随之变化。如齐桓公改革行政制度和军制，在沿袭历史上兵民结合制的基础上，又以5家为轨，家出1丁，组成“伍”；10轨为里，有50丁，组成“小戍”；4里为连，有200丁，组成“小卒”；10连为乡，有2000丁，编为“旅”；5乡为师，有万丁，编为“军”；据载齐国有3军。晋文公也作上、中、下三军，军设将佐，中军将称元帅，由上卿担任。楚国有左、中、右三军。楚庄王曾将战车分为左右广，每广有15乘，配有125人的预备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法制记载较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人乱政，而作禹刑”。《尚书·吕刑》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 证明夏代已有赎刑。同书《大禹谟》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竹书纪年》云：“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圜土即监狱。据传夏代的刑法有墨（在脸上刺字涂墨），劓（割鼻子）、剕（即刖，断足）、宫（即腐，男去势，女幽闭）、大辟（杀死），称五刑。反映了夏代法律的基本状况。
商代最早的法律是《汤刑》。《左传·昭公六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竹书纪年》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重作”，是对原有刑法作了修订。商代刑法在夏“五刑”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醢、脯、焚、刳、剔、剖心等。
西周在实行礼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法治。制定了比前代更加完备详细的刑法。《左传·昭公六年》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即周初的刑法。穆王时又作《吕刑》，主要内容似为赎罪之法，是对《九刑》的补充。周代扩大了五刑的适用范围，如“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谓易君命，革舆服制度，奸宄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之词者，其刑墨；降畔、寇贼、劫掠、夺攘挢虔者，其刑死。” 此外，又增加了流、鞭、扑等刑法。在定罪量刑上，还首次提出要区分过失与故意，偶犯与一贯。对过失与偶犯的处罚从轻，而对故意和一贯犯罪则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规定民事案件要缴纳诉金，“两造具备”；刑事案件使用证据，通过察颜观色来辨别口供的真伪。对法官也要实行监督，对于“惟官（畏权势）、惟反（报恩怨）、惟内（畏高位）、惟货（贪贿赂）、惟来（受请托）”的法官，和犯者同罪。 重大案件还要禀报天子。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刑法经过了许多的改革和变动。如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前590年“作丘甲”，是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制。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进而将法律公之于众，具有历史进步性，在诸侯国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仿效。
四 田制和赋役制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田制是在原始父权家长制家庭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原始社会生产力提高，个体家庭生产成为可能以后，它就作为一种对抗力量，从内部破坏了原始公有制而建立起以父权为特征的家长制家庭。在这类家庭中，既包含着非自由的家庭成员，也包含着初期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 父权家长制家庭的膨胀，就是古代的邦国。邦国之“君”，“从尹，发号，故从口”， 它由部落首领转化而来，而邦国的官尹及贵族，都是由父权家长形成的。邦君领有邦国所有的田地，官尹和贵族从邦君那里分得一部分田地，建立起自己的邑聚。夏朝以来，又在众多邦国之上建立起统有众邦国的王朝即“天下”。“天下”之主为天子，领有统治区内全部田地，其属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诸侯建“国”，大夫立“家”，继续占有一部分田地，役使“黎民”或“庶人”、“庶民”等为他们耕作。此外，由原始公社一般成员或贵族较远的宗族成员构成的“平民”，也占有一小块土地；在政治上，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属民。
商朝把统治区划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畿内由王室直接统治，畿外分布着众多的方国或少数民族部落。畿内田地一部分由王室直接经营，一部分分配给王室子弟和其他贵族。这些封地和畿外方国虽然与商王的亲疏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班爵，以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分得一部分田地，接受商王的统辖，并为其尽朝贡、力役、征伐等义务。方国统治者在其管区内也仿照王室建立起地方性权力机构，直接统治和役使其所属的人民，包括奴隶和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与商王朝保持一定的联系，在政治上要对王室表示臣服，否则就会遭到王朝的征伐。
西周田制的主要形式是井田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下，周天子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将土地连同田地上的劳动者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得地建国，将部分田地分配给卿大夫，建立采邑。卿大夫照例将部分采邑内田地分配给士。各级贵族在封地内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用以分封的田地一般都在畿内和诸侯国都近郊。经过精心疆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渠沟将田地划分成大小相连的方块田，形状宛若“井”字，这就是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以100亩（约合今31亩多）为一耕作单位，称作“一田”。相连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十成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单位的。当然并非所有土地都要划分为井田，在土地不平整及山谷薮泽之间，往往是横斜广狭，随地为田，只开沟洫，不划井田。
和过去一样，除各级贵族、统治者外，西周时期也有不少自耕农，在畿内、各分国居邑附近或远离都邑的荒野地区拥有一块土地，独立经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自耕农呈不断发展的趋势。
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各诸侯国在封地周围广开旷土，发展水利交通，使许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得到了垦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加。“田里不鬻”的老规矩也被贵族间频繁的土地转让和买卖行为所打破，土地出产多了，掠夺兼并也多了，井田上的封疆沟洫被突破，公田、私田的界限逐渐泯灭，土地私有制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个体小农经济不断发展，封建租佃制也就在这时候逐渐产生了。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赋役制度，据《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意思是说使用公平的石、钧 等器具来征收贡赋，对百姓的赋税不压得过重，那么，税源不竭，王府也就会经常保持丰足。由此可见，夏代已建立了贡赋制度。又《礼记正义》卷十二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圭田无征”。郑玄注第一句话说：藉是借的意思，“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所云古者，谓殷时”。 注“市廛而不税”云：“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注“关讥而不征”云：“讥异服，识异言，征亦税也，《周礼》：国凶礼则无门关之征，犹讥也。”孔颖达疏引《正义》认为以上论“藉而不税，正谓殷时，市廛而不税，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 这些论述，都可以佐证夏商时代贡税的情况。
西周的赋税，据《周官·载师》记载：“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对于游手好闲者，征收惩罚性赋税：“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这是说，给你份地不去好好地耕种，就要以“里布”、“屋粟”、“夫家”的名目征收一定惩罚性的布粟。又《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是说夏代农夫人耕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代人耕七十亩而行助法，周代人耕百亩而行彻法，其实贡、助、彻法都是十分税一。以极其简炼的语言勾画了三代贡赋的轮廓。
夏、商徭役情况不见史载。周代徭役，《礼记正义》卷12注引《周礼·均人》谓，“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 又《周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又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 竭作。”这是说，征发徭役时，每家兄弟虽多，只能以一人为正卒而征发之，其余均为羡卒，不能再征。只有田猎和追逐敌寇，捕捉盗贼时，才征发正卒、羡卒全部参加。
春秋时期，赋役制度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制的产生而出现许多变化。如齐国“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 即将土地分给劳动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收获物则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按分成制分配。周襄王七年（前645），秦、晋韩原之战晋国战败后，乃“作爰田”，即废除耕地定期分授制，由劳动者长期占用，“不复易居”，晋国通过“赏田以悦众”的办法，扩大了征兵范围，使原先居于“国”与“野”之间无权当兵的“州人”当上了州兵，从而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扩大了军事力量。周定王十三年（前594），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不啻废除了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化。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不久，郑国“作丘赋”，就是将负担兵役，军赋的人员，从国都扩大到野的行政组织“丘”。后来干脆改作依田亩征赋。这些改革的主观目的是扩大国家的赋役来源，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第五节 以礼为导向的社会风俗
一 冠、婚礼
冠礼又叫成年礼，这一礼俗形成于西周时期。通常主要在士以上社会阶层中举行。男子举行冠礼的年龄是二十岁。（或云“天子十二而冠”）。到时家长要通过卜筮，选定吉日和主持仪式的人，行礼于阼（东阶）。主持人（称宾）将缁布冠、皮弁、爵弁依次戴到行礼男子的头上，然后回到客位，按行礼男子在诸兄弟中的排行，为他起字（即别号）。之后，行礼男子若是国君之子，就要去拜见国君。是普通人则要去谒见乡大夫、乡先生等，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西周举行冠礼时，为了区别嫡、庶身份不同，还规定嫡子冠礼在阼举行，庶子在房内举行。行礼酒水，嫡子用醴（甜酒），庶子则用一般酒。发展到后代，普通百姓也举行冠礼；女子则要举行笄礼，也为起字，表示已到了出嫁的年龄。
《礼记·昏义》说“昏（同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将婚姻纳入国家安全、宗庙祭祀和血统继承的大范围来认识，因而给予高度的重视。夏代王室贵族盛行一夫多妻制婚俗，普通人则多为一夫一妻制。郑樵《通志·二十略·礼略》中有“夏氏亲迎于庭，殷亲迎于堂”的记载，说明在王室贵族中，已有一些婚礼风俗。商代婚俗进一步趋于礼仪化，出现了议婚、订婚、请期、亲迎等程序。到了西周，就形成了“六礼”、娣媵、烝报等比较固定的习俗。
“六礼”是成就一椿婚姻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又叫下达，是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求婚。若女方同意，媒
人便询问女孩姓名，准备占卜时用，即问名。之后男方长辈在宗庙中举行占卜，以测婚事吉凶，叫纳吉，若得吉兆，便将结果告诉女方，叫纳征，“征”即“成”的意思；婚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请期是男方在结婚前派人到女方商定吉日。亲迎是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到新娘家亲自迎接，岳父母将女儿交给女婿，上车后，新郎执辔，车轮转动三周后，将辔交给御者，自己先行到家门，等新娘到来后，亲迎至家中，举行家宴。到黄昏时举行婚礼，有新郎新娘共牢而食，合卺而饮的礼节。整个婚礼不用乐，亲朋也不致贺，这是远古劫掠婚的遗俗。“六礼”纳征（又叫纳币）礼男方带玄纁（ 音xūn ）束帛、俪皮（两张鹿皮）作为订婚礼物，其他五种礼节用雁为礼物，取其“顺阴阳往来” 之义。婚后次日，妇见舅姑。3月后，新妇行庙见之礼，即向男方祖先神灵行礼，然后才被接纳为家庭正式成员。
普通百姓除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式嫁娶者外，还盛行私奔野合的习俗。如《周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诗· 鄘风·桑中》也有“期我乎桑中”的咏歌。
娣媵是一种以人陪嫁的风习。媵是送的意思，最早指女子出嫁，其家族出人陪送而入于男方家族，陪送者不限男女，都叫媵。如商初有萃氏嫁女成汤，就以私臣伊尹作为媵人。 西周媵人似不再用男性，而专以新娘的妹、侄作媵。《诗·大雅·韩奕》云：“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辆）彭彭，八鸾锵锵，不（丕）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描写韩侯娶汾王外甥、蹶父女儿为妻，诸娣（妹）从嫁，个个美丽动人的情景。《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也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可见春秋时代，娣媵之习仍在流行。
烝报也是这一时期流行的风俗。烝，是父亲死后，儿子娶其妾、媵为妻。报，指伯父、叔父死后，侄子娶其妾为妻。烝、报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婚姻现象和风俗，并非伤风败俗的行为。夷姜是春秋时期卫宣公的庶母，而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 齐姜，是晋武公妾，晋武公之子“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 郑子即子仪，是文公的叔父。他们烝报所生的子女，有的如申生被立为太子，并没有受到歧视。
至于兄死之后弟娶嫂，弟死之后兄娶弟妻的习俗，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是正常的现象，舆论也不以为非，因为在当时女子被视作家族的财产，从族长到族人都不愿让其外流。
二 丧葬
丧是哀悼死者的礼仪，葬是处置遗体的方式。夏商丧葬习俗已难详知。西周丧礼作为五礼中凶礼的一部分，在儒家经典《仪礼》等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整个过程，繁文缛节，下面按殓、祭、葬几个礼仪程序略作介绍。
西周习俗，人到病危要迁居正室，家属守在床边，并用新丝絮（纩）放在临终者的口鼻上，察验是否断气，叫属纩。绝气后，亲属围在床前恸哭。然后举行名叫“复”的招魂仪式，由复者拿着死者的衣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面向北方（幽界所在）反复呼唤死者的名字，叫他的灵魂回来，之后将衣服交给另一人，给死者穿上。复之后，用角器插入死者上下齿之间，撑开口，以便饭含。再用殓衾将尸体盖上，叫幠（音hū）殓。并用帷帐把死者与生人隔开，在帷帐前供上酒食（明清后叫倒头饭）。亲属脱去华衣，除去身上装饰品，穿上布素，开始居丧。同时，派人向死者上级、亲友报丧，叫命赴（后世赴写作讣）。丧主由死者长子领头，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父或母先卒又逢母或父丧称孤哀子。如长子早死，则以长孙领头称承重孙。在命赴的同时，又有人为死者沐浴，栉发，修剪指甲、趾甲。之后，饭含，即将珠、玉、米、贝等放进
李清凌 主讲
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 2004.7.
绪 论一 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和教学目的
1．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文化，一般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自然属性，使其体现出人的价值观念的一切活动成果或现象。比如，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某一自然物的面貌、状态或功能，使其适应人的某种需要，这一劳动就是文化活动，其劳动结晶也就是文化成果。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而使现成的社会关系网得到重组和协调，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这一活动及其带有正效应的成果，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观念，从而使其更加理性化和智能化，这就是人的文化过程和现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凡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能将社会生活水平向前推进一步的一切劳动，都是文化活动或文化。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
然而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史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及其创造的手段、规则、制度、习惯等；狭义的文化史，则仅指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树。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客观需要确定的。本书编写目的，是为大学本科生简要介绍中国文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各发展阶段的形态、状况和内在联系(规律)性。为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史各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概括的了解，也考虑为教师的教学安排留下选择的余地，同时设想将同学接触文化史领域的口子拓大一点，能够从多个侧面激发他们钻研的积极性，因此，本书是在广义文化史的意义上安排编写内容的。在此前提之下，适当照顾传统文化史的重点，在章节安排上增强了精神文化史部分。对于物质文明的叙述，只取社会生活的层面；至于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如农、牧、手工业生产的细节等，则留待经济史课程讲授，本书不予细述。有关制度文化的内容，也仅限于文化建树如政区的划分、管理体制、兵制、教育、选举制、法律、赋役制等，而将各类制度具体实行过程的研读，归入政治等专门史。
2．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和目的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通过文化的途径，能够获得社会进程的深层次信息。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了解中国国情，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手段和需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它至少需要和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华先民在各类文明创建上广博而精湛的建树，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的渊源，提高文化创新的信心、智慧和本领；二是深入地了解国情。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国情的历史方面，就能加深对国情现实方面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两个文明建设必要性、迫切性和个人责任感的认识。三是能够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素材。
二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
1．中国文化的特征
这是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化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有其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特征。我国文化学家梁漱溟先生从中国文化中概括出14种特征； 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中国文化有10大特征； 同类说法还有很多。其实我们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还可以将中国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概括简缩为基本特征和一般特征两个方面。前人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伦理性；这是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而言的。这一基本特征是在中国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及各时代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以及教育、文艺、史学、制度、宗教、风俗中，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忠君、敬天等伦理性观念，这是其它文化形态所没有的，因而可以看作其本质特征。本文作者赞同这一准确、科学的提法。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应包括它的广泛性、连续性、平和性及独特的价值取向等。
广泛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质态文化融汇到一起，形成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是中国古代各地区先民不断地滚动式融合的结果。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先有各地区部落、部族的融合，以及部落、部族融合中形成的区域性文化，比如见于记载的先秦区域性文化，就有楚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西域文化等等。秦统一六国后，这些文化的大部分都先后融入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各区域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历史上从蛮、夷、戎、狄到氐、羌、匈奴、鲜卑、突厥、铁勒、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未被融合而独立流传至今者，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对域外不同质态文化的改造、消化和吸收。如印度的佛教文化，犍陀罗艺术文化，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等等。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恢弘的气度和无限宽阔的胸怀，在将自己民族文化成果无私地传播给世界人民的同时，又融摄、综合了世界各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成分，才形成如同今日的面貌。
连续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来，数千年间，条理有贯，记载分明，从未中辍，这在世界各文明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这种经久不衰的连续性，是其内在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展现，它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性。《易经》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易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改造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内涵，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社会的需要。变则通，通则久，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则，启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二是中国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这使它广纳百川、内涵丰富，满足不同民族、地区和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文化需求。三是文化发育程度高。在近代以前没有遇到更高形态文化的挑战。故中国虽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一样，在历史上几度陷于战乱，或因外族入侵而危机，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无论国内民族冲突还是国际侵略势力，都不能打断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反之，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入侵者，倒往往被中国先进文化所征服。
平和性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倾向。它是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操守上的体现，对此基本精神，下面我们还要论述。
独特的价值取向，是指中国文化受其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如在天人关系上，更重视人文研究和人的道德的修养，而对天（包括物质自然的天）的探索相对薄弱，与西方文化重视自然知识的钻研大异其趣；在群己关系上强调群体利益和存在，主张个人服务和服从于群体，儒家的“克己复礼”，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无私”，佛教的“普渡众生”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义利关系上，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生取义而决不见利忘义；在理欲关系上，倡导存理灭欲，理性优先的原则。仅这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就可以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释、道文化为主流，融会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主要文化形式的动态文化系统。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儒学的核心主导作用，又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层面，单纯以儒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作法既不符合实际又于情理未妥，因而是不可取的。
2．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指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能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内涵极其广博深厚，其基本精神也应有不同的层面和结构，对此文化史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探讨、概括和总结，给人启发良深。我们认为这些概括还可以再精炼一些。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积极、最有价值，可以贯古通今，涵盖全体的基本精神，应浓缩为“刚健自强、贵和尚中”八个字。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早在西周以来，人们就把天神化了，认为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同样的法则运作。《易传·文言》提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系辞上》认为圣人创制的“《易经》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这说明，不管天地万物，阴阳之道的变化如何玄妙不定，圣人总是能通过同样没有固定模式的《易经》来测知它。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人格化了，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故天能以各种形式表示它对人间事物的关心；同样，圣人也可以仰观俯察，而得知天意和天道。
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的命题，但他说的天已是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天了，与董仲舒等神学观的天有质的差异。只是在天人之间具有统一性的问题上，各派看法基本一致。如果不是把天理解为人格神，而是理解为自然，那么，强调人、天统一、协调的思想，无疑是合理和有积极意义的。恩格斯就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致的，他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 “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统一性所决定。刚健自强，贵和尚中，正是在“天人合一”、“人法天”思想的支配下提出来的。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人，即“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这一文化特色与西方中世纪以前以神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迥然而异，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刚健自强来源于《易传·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天道和人道又可以相通，因此人能法天之“健”而张阳刚之气，健美之德，在进取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在这里，效法天的是人，自强不息的还是人，在天人关系中，始终将人置于积极的、主动的、核心的地位。整个中国文化将人放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的旨趣完全一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高度的哲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积极性、普遍性的成分。
贵和尚中也是指人而言。“和”是价值取向，“中”是思想路线。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同样来自“天”的启示。《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彖传》云：“保和太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不同民族、地区和质态的文化相融合，才能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确保国家的大一统。因此春秋时期的史伯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论断，孔子提出“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 老子主张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与贵和尚中的精神基本一致。 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揭示了“太和”之道包含多样性，“相感”而生万物，推动宇宙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启示人们要胸怀宽阔，广纳百川，在和谐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心态下奋发进取。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概念。《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儒家认为“度”的掌握，要以礼为原则。《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将“中”作为实现“和”及“自强不息”的根本方法提出来，强调了“中”在人们认识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可见无论“和”还是“中”，都是针对人提出来的论题。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超越民族、地域、阶级、时代的局限，激励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锐意进取，不断地超越现实。从漫长的古代到当今，它始终是人际友善、家庭和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正因为这样，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就需要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地发扬下去。
三 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发展阶段
中国文化史是一幅包罗宏富的壮美景观，人们在描述这一景观的时候，由于对它的范围和线索把握不同，因而会有不同的分类法，本书参照已有文化史分类法，并考虑实际教学的方便，撷取社会物质文化，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和史学，制度，宗教，风俗等六条主要线索，构成这部《中国文化史》的逻辑框架。其中物质文化仅限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层面；制度文化以各时代政区划分、行政管理、教育制、选举制、兵制、法制、赋役制等为重点；风俗文化以汉族为主体，兼顾到各时期主要少数民族和有代表性的地域性风俗；以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史学、宗教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介绍的重点。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阶段，我们按先民在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化创造及特点，将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作8个阶段：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以诸子散文、汉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等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北方世族南迁，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接着，南方文化又向北方回流，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冲开封建统治者的重重束缚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宣传，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著，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面临比较劣势，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制度和观念文化，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现代科学被引入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文化成果也纷纷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阶段。
按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还可将上述各阶段归纳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从中国文化形成至宋元时期，是其不断发展和趋于鼎盛的阶段；而明清至民国晚期则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下，开始反省自强，摆脱困境，走上近代化之路的阶段。
对于文化发展的阶段，按不同的视角和原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分法。以上我们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特点和教学方便而做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尝试，不敢就认为是最科学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
中国文化史是一门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对于初学这门课程的同学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抓住关键，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掌握基本线索、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尽量使自己得到的知识连贯起来，形成系统。你可以不同意本书的许多观点，但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构架起一个比较合理的中国文化史的知识框架，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起来。
其次，对于高年级具有一定文化史基础知识的同学来说，要把文化史的学习与其它专业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学科知识的互相比较，启发思维，发现问题。从较广泛的学科范围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上提炼出有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这样能够激起更大的钻研兴趣，将学习引向深入并适时地跨入研究领域。
最后，学习中国文化史和学习其它学科一样，还应有怀疑批判的精神。对任何成说，都要首先问一个为什么，怀疑是创新的需要和前提，任何学习和研究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都要从发现已有的不足开始，因此都离不开怀疑、批判的态度。 思考题：
1． 什么是文化？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什么？
3． 简述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主要发展阶段。
目 录
绪论
一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意义和目的
二 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基本精神
三 中国文化史的主要线索和结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二 八卦文字
三 艺术
四 信仰崇拜
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第一节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传统哲学思想的奠基
一 《周易》和《洪范》
二 老子和《道德经》
三 孔子和《论语》
第三节 科技、文艺与史学的雏形
一 文字的成熟
二 科学技术
三 文艺史学
第四节 传统制度的建立
一 宗法制
二 官制和教育制
三 兵制和法律制
四 田制和赋役制
第五节 以礼为导向的社会风俗
一 冠、婚礼
二 丧葬
三 节庆和娱乐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
第一节 社会物质文化的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拓展
一 “ 学在私门”和士的觉醒
二 “百家争鸣”
三 从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四 王充、桓谭的朴素自然观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的发展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
一 道教的形成
二 佛教的传入
第五节 制度文化的发展
一 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
二 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趋向厚重的风俗
一 社交礼仪
二 婚姻
三 丧葬
四 节庆
五 娱乐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内部冲突与融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民族文化交流下的社会生活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玄学与无神论
一 玄学的产生及代表人物
二 范缜与《神灭论》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成果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在冲突中融摄的宗教
一 佛教
二 道教
第五节 凝结了多民族智慧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度与九品中正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均田制与赋税制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繁荣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节 繁华的物质文化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相容相兼的儒学和宗教
一 儒学
二 道教
三 佛教
四 其他宗教
第三节 成果丰硕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规模恢宏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与官制
二 教育制与科举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田制与赋役制
第五节 奋发向上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
——宋辽夏金元时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新发展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和通信
第二节 强调“修身为人”之道的学术思想
一 道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二 道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三 道学以外的儒学流派
第三节 成果璀璨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跨越民族界限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第五节 形式多样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与选官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日益规整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延伸和转机
——明清前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继续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高度专制下的学术思想
一 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二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
三 其它学术思想
第三节 科技、文艺、史学的新成就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沉迹于民间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四 基督教及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呼唤变革的制度
一 政区划分和官制
二 教育和科举制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繁文缛节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
第一节 物质生活的近代化因素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一节 第二节 摸索变革的学术思想
一 洋务运动及其思想
二 19世末到20世纪初的主要思想
三 新文化运动
第三节 近代化中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近代化冲击下的宗教
一 佛教与道教
二 伊斯兰教
三 基督教
四 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承前启后的制度
一 官制
二 兵制和法制
三 教育制度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新旧混合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绵延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化诞生在东亚大陆上。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于人类生存和繁衍，因此，从数百万年以前，祖国大地上就已经留下了远古先民的足迹。继此之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东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几乎无处不有原始人类的分布。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绵延的历史年代里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风俗习惯等文明，为中华文化的起源铺垫了丰厚的基础。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东亚大陆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规定了原始先民生活和创造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
中国的地势，西部高而东部低。按落差可分为三个台阶：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有“世界屋脊”的称号。这里一般高度在4000—5000米，有的山峰超过7000米，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度在8800米以上。青藏高原巨大山脉之间的湖泊、沼泽与万古不化的积雪，涵育了祖国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她们和澜沧江等都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高原东侧的横断山，由无数的高山峡谷组成。再往东、往北，从大兴安岭到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带为第二台阶。第一、二台阶区既有神奇宏阔的盆地，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等，又有雄姿勃勃的西北和西南高原，如黄土高原、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云贵高原等，还有低于海平面155米的吐鲁番艾丁湖以及层出不穷的峻岭山梁、瀚海戈壁、丘陵、河谷、草地、绿洲等，地形极其复杂。东部地区是中国台地的第三阶梯，它除台湾岛以外，地势均在海拔200米以内，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的丘陵、盆地等。总的来看，崇山、高原、大型内陆盆地多在西部，而丘陵、平原、山地多在东部，东南沿海，则有宽阔的大陆架，像一只巨型的手臂，缓缓地伸入海下。
中国大部分地处北温带，三面环山，或是无垠的大漠戈壁，东南一带沿海，气候类型多，有暖温、湿润、干旱、高寒、阴湿等差别。由于受季风气候明显的影响，降水量随季节而有显著的变化。此外，由于中国处在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地带，大陆性气候强，影响之下，冬夏温差大，降雨多，降雨性质也多不同于海洋性气候，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好，极有利于农作物的发育生长。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处于地球中纬度的优越位置，东临太平洋，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雨充沛。黄土高原及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质疏松，适合于原始人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因此，从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就成了中国先民最理想、聚集人数最多的开发区。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区，也留下先民活动的足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创造，直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中国文化是以区域文化汇聚融合模式形成的。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人类的历史距今已有四五百万年，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人类早期各阶段的遗骸化石，在中国大地上均有发现；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云南元谋蝴蝶山腊玛古猿遗址，除发现大量原始石器和骨器外，还惊人地发掘出一块人的左股骨，据科学测定，这是400万年以前，也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遗骸，学术界称他为“蝴蝶人”。河北省阳源县小长梁文化的地质年代距今250万年。1965年，云南省元谋县还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人类的化石。山西芮城县匼河文化遗址附近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年代也在170万年以上。此外，1965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文化，距今75万年。1929年在北京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约50万—60万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全国大多数省区均有发现。
中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它如满天星斗，闪耀着祖国源远流长的古文化光彩，反映出中国文化起源的区域性特色。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的老官台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南的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有学者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划分为几个特色不同的文化区：
1．黄河中下游文化区 一是黄河中游以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处的考古文化区。代表文化有磁山文化、裴里岗文化、大地湾下层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等。二是以黄河下游的泰山为中心，南至淮河，东至大海，北至无棣即先秦时期的济水及海岱地区。代表文化有后李文化、青莲岗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
2．长江中下游2个文化区 长江中游文化区，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西尽三峡、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文化区相交错的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代表文化有屈家岭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长江下游文化区指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的文化区。代表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
3．燕辽和黄河上游文化区 指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和以甘、青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的新石器文化。代表文化有辽西的查海（在辽宁阜新）文化、兴隆洼（在内蒙敖汉旗）文化、赵家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等。辽东及旅大地区，则有新乐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等。黄河上游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
4．华南文化区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两广、闽台、江西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早期的重要遗址有江西的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台湾的大盆坑文化遗址等。晚期遗址有江西修水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凤头鼻文化、圆山文化、卑南文化等。云贵高原有云南白羊村文化。西藏昌都有卡若文化等。
5、 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指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高原和塔里木
盆地东缘等地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以黑龙江为例，其新石器文化可分为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等。
上述考古文化的区域划分反映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基本模式，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多元区域性文化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汇聚、冲突、融合而成的。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农业为人们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是原始时代世界性的文明创建。中华农业自成体系，是中国先民自创的而不是向外域学来的生产技术。农业发明于原始采集业中人对自然的观察，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先民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建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形式。考古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盛行的是旱地农业，作物品种主要有黍、稷、麦、菽等。长江流域则主要是水田农业，作物以稻为主。先民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木耒、石耜、石锥、石铲、石锛、蚌刀、石镰、蚌镰等。他们将遍地可见的石块和吃剩的兽骨，打碎、磨光、钻孔、安柄、制成砍树、翻土、耕耘、收割、磨面、打猎的工具。原始社会晚期的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等遗址，又发现了铜刀、铜斧、铜镰等，说明他们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成就。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古人对它的理解是：“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稷（谷子，脱壳为小米）是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考古学家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大约8000年前原始先民遗存的88个灰坑有稷的遗迹，据测原存可达10万斤以上。 黍（糜子，脱壳为黄米），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个窖穴内发现了堆积2立方米的黍类遗物，考古学家推测这是经过捆扎摆放整齐的带穗黍捆。 麦，包括大麦和小麦二种，大麦又称麰，小麦又称“来”。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了5000年前大麦、小麦的炭化籽粒。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类遗存。
麻籽也是当时人的食物。《诗经》中有许多关于麻的记载，《豳风·七月》云：“九月叔苴”，苴就是麻籽。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芥菜和白菜籽遗存，河姆渡发现人工栽培的葫芦籽遗存。《国语·鲁语》记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
火发明以前人们“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当时所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青鱼、河蚌、蜗牛等。原始畜牧业是受到狩猎中对较小动物豢养的启发，从原始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它比农业的出现稍晚，至迟在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部门了。最早的畜牧业，所养牲畜应是多种多样的，在长期畜牧实践中，人们才将狗、猪、牛、羊等作为主要的畜牧品种。牧业的形成和长期保留，与其产业优点分不开。在祖国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地区和河谷地带，不适宜于农业生产，因此畜牧业是当地最佳的产业选择，而且在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经济条件下，畜牧业不需要更多的生产工具，比农业更能利用大范围内的自然资源。
手工业也是关系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产业部门。围绕生产及人们的食、衣、住、交通，中国原始先民的成就有5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
一是器具制造业，除前述生产工具外，还有石磨盘、石磨棒、鼎、鬲、盎、簋、豆、鬹（音guī）、甗（音yán），先民用精调的泥巴捏制或用轮制成杯、碗、壶、缸、缽（音bō）、瓶、盆、甑、瓮、盘、尊等红、黄、褐、橙、黑、灰、白陶或彩陶、印纹陶等陶器，以作日常的烹饪、取水、饮食、贮蓄等生活用具。龙山文化有一种釉面薄陶，薄如蛋壳，俗称蛋壳陶。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铜器和铜渣，有斧、刀、匕首、镰、凿、钻头、镜、指环、铜饰等。其中有红铜也有青铜，制造技术有冷煅也有冶铸。种类繁多，形制复杂，花纹富有地方特色的陶、铜器具，是先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制陶、冶铜以外，还有传世已久的石器、骨器、木器、蚌器、玉器等制造业。
二是纺织、缝纫业。考古学家在贵州普定穿洞，辽宁海城红土洞旧石器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山顶洞，甘肃大地湾、永靖大河庄等原始先民遗址中，都发现了骨针、骨锥、角锥、石纺轮、陶纺轮、麻布印迹等衣饰工具和材料，说明至迟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掌握了纺织、缝纫技术。氏族成员的衣着就是用兽皮、毛布、麻布等裁缝而成。传世的许多陶器上有绳纹、布纹的印痕。甘肃永靖县大河庄发现的布纹痕迹，粗的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11根，细的几乎与现代麻布一样了。
三是建筑业。房屋建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人类居止经历了构木为巢、地穴、半地穴、平地建筑、天然窑洞等，再到台基式居住环境。选择居址多是河流两岸的阶地或阳坡，取光好、土壤疏松肥沃、靠近水源、不低潮，又可防御野兽侵袭及水患。《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音zēng)巢”。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遗址中，清理出原始房址240多座，灰坑328个，窑址38个，墓葬79个。其形制与西安半坡的氏族村落相仿佛。大地湾先民已经掌握了房屋建筑技术，已发掘出的房址，除公共活动场所外，大多数是小型建筑，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室内空间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有居住面、墙壁、门道、灶坑、火洞等。最大的一座房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居住面积131平方米。屋顶梁架结构，木骨泥墙，居住面上铺了一层抗压、防潮、保温的料礓石等造的粘土，质地坚硬，如同水泥。有的房壁上施有赤铁矿粉、涂料，用以彩饰美化居室。位于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是一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大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
与北方不同，南方水乡的房屋多是高出水平面的干栏式建筑。如河姆渡遗址即是架木为屋，用榫卯连结板柱而成。《孟子·万章上》有“象往入舜宫”的记载。宫是套间，说明当时人们住房的结构已趋复杂化。在燕辽文化区还有许多坛、庙、冢、城的建筑。近年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出土了距今4000年前的古城，据考证是尧都平阳的遗迹，也是原始社会建筑业的一大创举。
四是舟车制造业。交通是适应人类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扩大活动空间范围，以获取远方资源、产品的需求而产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就从百里以外的海滨携来了海蚶介壳，磨制成串状装饰品。 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原始人，也从千里之外带来了牡蛎壳， 说明他们的活动区域已经相当大。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交通范围更大了，连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也发现了数千里以外才产的海贝。 《周易·系辞》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在这里，“引”是“拉”的意思，只是不知所“引”的“重”是不是用车装载？从新中国建立前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东北鄂伦春鄂温克人用驯鹿引载的事实来看，《周易·系辞》所载的“引重”，至少可以理解为车运的前身，比如用牛、马牵引木料、猎物等。同文又记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车之利，以济不通”。这是“五帝”时代有舟车的明确记载。独木舟的实物在广州、江西和江苏太仓等地都发现了。其制法，据考为将独根大木，用火烧焦，然后用石锛剜去焦烂部分而成。原始社会车的实物虽未发现，但我们从黄帝轩辕氏之姓“轩辕”，二字皆车旁，就可以佐证黄帝时代当已有车。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交通工具不仅有舟、车，而且有橇、檋（音jú）等工具了。《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益、后稷等奉“帝命”治水时 ，“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就是当时已制作和使用多种交通工具的明证。
五是特技制作业。包括雕刻、乐器、玉器等。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雕刻器”，良渚文化出土有成套的礼玉，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遗址出土了10余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兴隆洼文化也有玉制品出土。查海、兴隆玉器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自成系列的玉制品。在辽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发现的陶人像，眼珠都是单另嵌入的。此外，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远古传说时代人物制作律吕、琴瑟、笙簧、竽、磬、钟、鼓、箫、冕、镜等的记载，它们都是特技制作行业的杰作。
在原始物质文化中，还要特别提到火的发明和弓箭的制造。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生活过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灰烬及火烧过的石块和兽骨。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天然火。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的古人阶段，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反映了这一事实。火的发明，使人类不仅获得了熟食、照明、取暖、防御野兽、支配自然力的新本领，增强了体质，扩大了活动范围，而且为原始人焚烧杂草，刀耕火种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将火的发明看作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 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弓箭是中国先民在五万年以前进入新人（晚期智人）发展阶段后发明的。山西朔县峙峪村遗址中，发现有石镞，是当时已发明弓箭的证明。弓箭用背、弦、箭组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具，能延长人的臂力，使人类在更大范围内获取猎物，因此，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原始先民很早就开始注意观测天象了。他们对日出日落、月盈月亏、暑往寒来、猎物出没、植物荣枯这些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兴趣极浓，坚持观察，年久代远，就逐渐积累起较多的天文学知识，并总结出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以月亮圆缺为周期的“月”和以天气寒暑、草木荣枯、动物出入、迁徙为周期，参之以星象观测 得出的“年”等时间单位，这些不同长度的时间单位组合到一起，就形成沿用至今的年、月、日概念。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做法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以观测鸟、火、虚、昴四恒星黄昏时在南中天的日子，来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依据。从这些记载中， 学者推知当时已使用原始的圭表来厘定方位，否则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出现于南中天的问题。此外，从“日中”、“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最短的日子）等说法，专家推测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由观测一颗恒星发展到观测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观测南中天，并已可能使用某些器具，说明此时“观象授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尧典》还记载，当时采用“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即以366日为一年，并置闰月来调整一年长度与一月长度不成整数倍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根据对恒星一年运行的周期测算的结果。 也是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二 八卦文字
相传八卦是由伏羲创建的。伏羲是原始社会某一以龙（蛇）为图腾的氏族及其酋长的称号。从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来看，伏羲氏生活的时代上限要早到原始社会族内群婚时代，其下限当延续到母系氏族时代。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这一传说若不是附托，则说明伏羲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可能是对一个人群及其历世首领的称呼，是族名、职称和人名。伏羲对中国远古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他创立了八卦。《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通过观察和取法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的符号意义，作八卦以代表八物。又在八卦的基础上，演变出64卦（也有认为重卦者为神农、大禹或文王），进一步详细地概括、反映天地万物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伏羲创立八卦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揭示天地化生的奥妙，类概万物的性情。以八卦作为一种哲学工具，用以观察、认识、预测和反映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和排解人们的疑窦。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等记载，伏羲之后，神农、夏禹、文王，还有其后的周公、孔子等，都在八卦的解释、发展、完善等方面作出过贡献，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哲学著作和筮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中国观念文化的源头。
然而，八卦不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它还用抽象符号代表具体事物的方式，直接启导了文字的产生。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叙》在叙述了庖羲氏（伏羲）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后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音háng，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就是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时的仓颉，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八卦象征文字，之后又有神农创立的“结绳为治”即结绳记事的办法。实行结果，其事需要记载者太多，“结绳为治”中出现了饰假为真的弊病，说明它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事象。于是到黄帝之史仓颉时，又沿着伏羲氏观物取象的路子，创制了我们至今能见到的早期图画式文字。当然文字并非仓颉一人所造，而是石器时代先民逐渐创造的，在这一过程中，伏羲、神农、仓颉都为早期文字的产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羲“始造书契” 或仓颉“初造书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艺术
这一时期先民的艺术创造主要表现在音乐、图画和装饰、造形等方面。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伏羲造琴瑟，神农造琴，女娲造笙簧，随制竽、笙，无句等制磬，垂等制钟，巫咸等制鼓，舜制箫，夔制乐，伶伦制作律吕的记载。 甘肃玉门火烧沟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两按音孔，可发4个乐音，构成4声音阶。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一按音孔，可发小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尚书·虞书》记载有“夔曰：‘吁，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音乐场面，夔所击的可能是一种石制打击乐器。
图画是人类形象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原始图画艺术主要反映在陶器上，如仰韶文化彩陶上鱼、鹿、鸟兽、植物、花叶和几何图案，纹样繁多，色彩鲜丽，至今可观。河南临汝县阎村发现的一只原始先民所作的夹砂红陶缸，腹部绘有一幅彩色的鹳鸟，嘴衔大鱼，旁有一柄石斧，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舞蹈纹陶盆内壁，画有三组舞人形象，每组五人，拉手而舞，动作整齐协调，极为生动。辽宁阜新县查海文化遗址的龙纹图像，广西花县、内蒙古阴山山麓、江苏东海县将军岩等地发现的原始先民所作大幅延续岩画，南方长江流域用陶模印成的铜器花纹和印陶纹，都有一定代表性。《世本》载黄帝的臣子史皇“善画，体象天地，功侔造化，写鱼龙龟鸟之形”，可见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
装饰造形艺术的代表作，有山顶洞遗址中涂上颜色的卵石、磨制的石珠、钻孔贝壳和兽齿，它们都是佩带在身上的装饰品。龙山文化被称作蛋壳陶的薄陶，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陶制女人裸体像、龙及鱼、鸟等玉雕，都是造形艺术的精品。
四 信仰崇拜
信仰是指观念倾向，崇拜是指行为动作。原始信仰、崇拜的对象，包括自然、祖宗和图腾三大类。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日月照临，风雨雷电等现象，只知与自己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而对其所以然不能理解，于是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希望避凶就吉。他们相信自然界的事物都有精灵，并与人一样是有感情的，人对它们的善意能换来它们对人的善意和福佑，自然物之强者，像天、雷、电等，还能够惩暴安良。于是产生了信仰崇奉的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的许多信仰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原始社会的人们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将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树木、禽兽等都作为信仰对象，神化而加以崇拜。而在所有崇拜对象中，又将尊日放在首位，如《礼记》以日为“百神之王”。同书《效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这里讲的祭礼仪式，或是文明出现以后的现象，但“天之神，日为尊”的观念，当来自更早的原始时期。当然，原始人有的尊日，也有的仇日。《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使羿“上射十日”就是一个例子。
祖宗崇拜与灵魂观念分不开。原始人对睡梦，生死现象不能理解，误认为有梦乡——另一世界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有灵魂，在人入睡或死后，它可以离开肉体，进入他乡，灵魂是不会死的。先人和伟人的灵魂与生时一样具有高超的本领。人们为了得到已死祖先灵魂的佑助，避免受到危害，便产生了祖先信仰观念和各种崇拜，主要是祭祀行为。山顶洞人将居住的洞穴分成上下室，上室住人，下室安放死者。他们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摆上石器装饰品，这些行为就是灵魂观念的反映。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等地遗址发掘出的瓮棺上，都有一个小孔供灵魂出入。甘肃武威等地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以牲畜为牺牲的祭祀场。甘肃秦魏家等原始社会遗址，有以动物猪羊陪葬的痕迹。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竟为一位少女随葬了8577件骨珠。显然，这是人们欲将生时的富有，随灵魂带到死后的世界去。
原始先民还普遍流行对图腾的崇拜。他们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事物有特殊的联系，便以之作为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如伏羲氏以龙为图腾，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与炎帝决斗，这六兽其实就是六个氏族部落的图腾。
原始人对信仰物崇拜的主要形式是祭祀。《国语·楚语》云：“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尚书》、《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举行崇拜仪式的普遍性。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原始先民的制度文化主要反映在婚姻形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两方面，这两方面是联系发展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形式和世界其它民族、地区一样，也经历了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诸阶段。血亲杂交是原始人群内部不分班辈的性交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群团。在人类进化史上，这一时期还属于猿人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原始群团出于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这就产生了血缘家族。血缘家族仍实行杂交，但它已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都处于这一婚姻家庭和社会演进阶段。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猿人体质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如与猿人相比，颅顶高了，吻部后缩，脑量增加，平均寿命也有所提高。这即是人类学上的“古人”或早期智人。陕西大荔县发现的大荔人，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丁村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的许家窑人，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在婚姻形式上，早期智人主要实行血缘群婚制，即血缘家族内同一班辈的男子与同一班辈的女子既是兄弟姊妹，又互为夫妻。《汉书·南蛮传》记载槃瓠的六子六女互为婚配。还有伏羲、女娲以兄妹为夫妇的传说，不必发生在他们两人（或两个氏族）之间，就像人们把发现原始农业和造书契的历史安到伏羲头上一样，人们有可能将更早的历史依托到较后古人的身上，但先民经过这一婚姻阶段却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人们在自然选择的事实中，逐渐认识了血亲婚姻的危害，逐渐地开始排斥家族内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由于原始家庭经济的限制，血缘家族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发生分裂，血亲不能婚配的观念产生后，人们就到外族去找配偶，婚姻关系也就由族内婚转变成了族外婚，它分为族外群婚和对偶婚两种形式。
族外群婚是一个血缘家族的同辈兄弟，与另一家族的同辈女子互为夫妻。即这一家族的众兄弟，是另一家族同辈姊妹的共夫；另一家族的姊妹，是这一家族同辈兄弟的共妻。随着婚姻禁例的增加，人们逐渐排除了由近及远所有亲属间的婚配关系，甚至母方最远旁系亲属间的婚姻也被禁止，这样所生后代的体质和智力都更加强健。对偶婚在一个血缘家族同辈兄弟与另一家族同辈女子互为夫妻的基础上，每个男子在对方家族中又有一个主妻；对方家族的每位女子在这一家族的众兄弟间也有一个主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把原始社会的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阶段，对偶婚就产生于蒙昧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
族外婚意味着氏族制度的产生。距今五万年前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原始先民从古人进化为新人（晚期智人） 后，就开始实行族外婚。由实行族外婚而形成的氏族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母系氏族公社，它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等，当是这一阶段几个著名氏族公社及其首领的名字。
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在一个母系氏族公社下，包含了几个女儿氏族，女儿氏族人口繁衍增加到一定数量，又会分裂出几个孙女儿氏族。几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几个胞族又组成一个部落，或由几个氏族直接结成部落。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结起来的。氏族居止，多以一所面积约80—120平方米的大房子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一二十座中小型房屋。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和供老人小孩居住的，中小型房子则是对偶婚制度下，成年男女居住和贮物的地方。在对偶婚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足以形成对偶夫妻间的个体独立经济单位。反映在丧葬习俗上，便是盛行单人葬或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女子的配偶死后必须归葬到本氏族去，以显示对其母系氏族的血缘依附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建立个体独立的经济单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男子在农、牧、手工业中所起作用的增强，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男子居于主导地位，而他们的子女则仍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遗留给亲生子女。为了改变这一传统继承制度，男子便利用其在家族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宣布公社内部女性成员的子女应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去，于是，父系氏族制度代替了母系氏族制。在父系氏族社会里，若干人在家长父权下组成具有独立性的经济单位——家长制家庭。其婚姻制度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过渡。当时，人们仍然生活在以集体共有为基础的原始生产制度下，氏族组织和成员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合起来，氏族公社仍有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几个氏族公社组成一个部落，后来又发展成部落联盟。父系家族有族长，氏族有酋长，部落和部落联盟有首领。父系大家族下家长控制的个体家庭是当时社会的细胞，“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在我国历史上，父系氏族公社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左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就是我国父系氏族时代几个较大的氏族部落及其首领。在考古学上，他们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下距文明的曙光已经不远了。
思考题：
1． 中国文化起源的地理自然条件是怎样的？
2． 简述原始先民创造的主要物质和精神文化。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社会文明也在大踏步前进：比较成熟的文字业已形成；尊王、大一统思想等观念文化的创建活动十分活跃；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以礼乐制、宗法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文化迅速地形成；社会风俗文化也应运而生。这些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面貌数千年之久，流风余韵至今犹存的巨大文化建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第一节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 饮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先民不仅开辟了比原始时代更多的饮食来源，更多的饮食器具和烹饪方法，而且给饮食生活注入“礼”的内容：“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 这就奠定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基调。
㈠食料 当时的食物结构，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水果、饮料，粗具了后世所有的各大门类。
由原始先民培育成的稷、黍、梁、麦、稻和麻类作物，扩大了种植范围，是这一时期南北方人们的主要食物。其中稷有耐旱、生长期短等特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武王克商，“乃命南官忽振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 说明商代以粟为主要的粮食储备。《诗·周颂·良耜》云：“荼蓼朽之，黍稷茂之。”可见当时人已知沤施绿肥了。《诗·大雅·生民》有“恒之糜芑，是任是负”。糜，深色小米，芑，淡色小米，可知稷的品种也增多了。商周以来，人们把稷与社联称，作为国家的象征。《白虎通义·社稷》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也见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黍也是当时黄河流域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比粟更贵重。商代卜辞中有很多商王命属下“种黍”、“省黍”、求神佑黍的记载。《诗经》中常将黍、稷联称。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信南山》：“黍稷彧彧”，《小雅·甫田》“黍稷嶷嶷”等。其时黍还出现了新品种：“诞降嘉种，维秬（音jù）维秠（音pī）”。秬是深色黍，秠为双穗黍。
麦在甲骨文和《诗经》中也常出现。甲骨文称小麦为“来”。《诗·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麰，帝命率育”，就是指小麦和大麦而言，可知麦也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
稻在原始时代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时代已在南方种植了，而且籼稻、粳稻品种齐全。进入夏代，中原地区也开始种稻。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发现有稻壳遗存， 《诗·小雅·白华》云：“滮（音biāo）池北流，浸彼稻田”。《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音gǔ），不能艺稻梁”，以“稻梁”代表农业，说明稻在当时北方农业中已与梁（优质稷）并列了。
此外，人们继续种植麻类作物，并取麻籽以作食物。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渔猎养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当时肉食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狐狸、刺猬、野兔、獾、青鱼、河蚌、蜗牛等。甲骨文反映商周统治者在大型狩猎中捕获的动物，有象、兕（音sì）、虎、豹、嫠、犀牛、熊罴、麝、糜、鹿、獐、貉等。作为家畜驯养的动物，则主要是猪、狗、鸡、牛、羊等。但总的来看，肉食的获得比粮食更困难，只有统治者才能经常吃到肉食，春秋鲁庄公十年（前684），齐伐鲁，曹刿欲请见庄公，陈破敌之策，其乡人曰：“肉食者谋，又何间焉！”人们以“肉食者”来代表统治者，反映了当时肉食在农业区已不可多得。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已经兴起，人们当以畜肉作为主要的食物。
野生的蔬菜瓜果是人类最早获得的食物。原始先民在栽培作物的同时，也发明了蔬菜的栽培技术。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蔬菜品种有韭、蒜 、瓜、葫芦 、荼、荠 、葵 、薇 、蒲、莲 、荇 、卷耳 。此外，见于史载的还有芹、藻、茆（音mǎo）、蘩、苹等。
水果品种，《夏小正》记有“正月，……梅杏柂桃则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有桃仁、郁李仁、枣核等遗迹。《诗经·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是当时有瓜、桃、李的明证。《诗·小雅·常棣》所颂的常棣，就是棣，“子如樱桃可食”。《诗·召南·甘棠》所诵的甘棠，朱熹《集传》说它是杜梨，白者为棠，赤者为杜。《诗经》所诵的水果，还有山楂、葡萄、枣等。
㈡食法 夏商以后，先民的饮食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见于文献记载的烹饪技法，除燔、炙、炮、煮、蒸以外，还有烙、爆、脍、烧、炖、熬、溜、煨、渍、脯、胹（音ér）、醢、腊、醓、齑、羹等。有些名目的实际操作可能雷同，如烧和燔。有些只是火候、时间、器具的差别，如溜和蒸；煮与煨、炖、熬等；有些操作细节，限于史料已搞不清楚了。但至迟到西周，烹饪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却是有史可证。《礼记·内则》记述了周代“八珍”的食谱。即淳熬（稻米肉酱盖浇饭）；淳母（黍米肉酱盖浇饭）；炮豚（烧烤炖乳猪或羊羔）；捣珍（脍肉扒）；渍（酒香牛肉）；熬（烘肉脯）；糁（三鲜烙饭）；肝（音liáo，烤网油包狗肝）。 炮豚的制作，包括宰杀、净腔、酿肚、炮烧、挂糊、油炸、切件、慢炖等八道工序。学者认为，八珍概括了夏、商、周以来的烹饪经验，反映了当时烹饪的最高水平。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调味品，有人工酿造的醯（醋）、酱、饴（用麦芽或淀粉发酵加温制成的甜味品）、酒、梅、枣、栗、盐、蜜、花椒等。饮料主要有水、浆、酒三大类。《周礼·天官·膳夫》云：“饮用六清”， “六清”是浆水或不同品种的酒。
㈢食器与礼制 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仍以陶器为主。考古发现的食器主要有首见于龙山文化的黑陶和白陶。类似器物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地都有发现。瓷器在商代就出现了，考古发现的器物有尊、豆、碗、盆、盂、罐、瓮等，它用高岭土作坯，经1100℃—1200℃高温烧成，釉彩有黄绿、淡黄、灰绿、浅褐等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脆悦耳的声音。
青铜器产生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是贵族阶级的食具。它最初模仿陶器的形制、品种。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食器有斝（音jiǎ）、爵、盉（音hé）、鼎、觚等，数量较少。周以后发展较快，炊煮器有鼎、甗（音yán）、镬、鬲。盛食器有簠（音fǔ）、簋、敦、豆、笾。酒器有爵、斝、觚、盉、觥、卤、壶、彝等。
鼎多圆腹双耳三足，是煮肉食用的。《尔雅·释器》谓鼎绝大的叫鼐，圆弇（音yǎn）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釴（音yì）。出土商代的“司母戊”大鼎，重875公斤。它不仅是所见先秦饮食器具的极品，也是当时饮食礼制的重要标志。鬲与鼎相似，其区别是空足（袋足），即足部空心与腹相连。簋的用途像碗。一般侈口、圆腹、圈足，有的足下有方或圆的座。同类食具还有盨（音xǚ）、簠.。甗是蒸器，由两部分组成，上为甑，下为鬲，甑与鬲之间为箅。甑中放食物，鬲中加水，底部加火蒸制食品。爵为圆深腹，三尖高足，上部前流后尾，流沿上有两滤酒柱，腹旁有鋬，即把手。斝与爵相近，只是口为圆侈形，没有流与尾。觚细腰长身，侈口，高圈足，为饮酒器。豆圜底高足，上承盘体，是盛肉器。
这一时期饮食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在“明贵贱，辨等列”的制度下，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礼记·礼运》说：“器以藏礼”。就是说，三代以来的礼仪，从饮食器具及食品上就得到了体现。饮食器物的礼仪，主要反映在青铜器尤其是用鼎制度上。二里头文化中就出现了只有一少部分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礼器，如爵等。到商周以后，礼乐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如鼎（盛肉）、簋（盛黍稷）等器的使用，周代规定天子十二鼎；诸侯大牢九鼎配八簋，九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卿、上大夫大牢七鼎配六簋，七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下大夫少牢五鼎配四簋，五鼎：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或特一鼎配二簋或一簋。三鼎：豕、鱼、腊或羊、豕、鱼；一鼎：豚，即小猪。但这套礼制只适用于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在“礼不下庶人”的社会制度下，一般平民、奴隶食不果腹，谈不上食礼的问题。
二 衣饰
衣服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针。人类最早的衣服，是适应人们御寒防暑、蔽体遮羞的需要而出现。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衣服材料，只能取之于自然的兽皮、树叶等，《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茭，是干草。这是说初民用干草拧成绳子，将兽皮绑在身上为衣饰。《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当时衣饰材料除羽、皮外，还有树叶、树皮、葛、麻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发明了缝纫技术，考古学家在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长8.2厘米的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缝纫工具的种类又增加了。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骨锥、角锥、牙锥110件，骨针33枚，还有骨、角梭9件，网梭8件，骨梭针4件。 浙江河姆渡遗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也都发现了锥、针、纺轮等纺织缝纫工具 。到了传说中的夏禹时代，人们已经有了比较象样的衣服。《说苑》称禹“士阶三等，衣裳细布”。《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云：“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看来一进入阶级社会，人们在衣服原有蔽形遮羞、防御寒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别等级贵贱的功用。到夏桀、殷纣时，开始用衣饰来美化人体：“妇人锦绣文绮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 历代衣饰的主要功用，至此都具备了。西周、春秋时期，王室有“典丝”等官职，专门管理丝织业，衣饰的种类、材料更加齐全。后世用作衣服材料的麻、丝、皮、毛、棉等商代已经都有了。
下面就夏、商、西周时期的衣料和衣饰种类分别作一简介：
㈠衣料
1．麻 这是夏商以来最重要的衣服材料。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麻布衣
料。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铜器上发现粗细不等的麻布，最粗的经纬线为8×8根/平方厘米，最细的为52×14根/平方厘米。 商周以来，麻布的使用更加广泛。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麻布为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相比较，它的残留胶质较少，纱线加拈均匀，质量有很大的提高。河南殷墟王邑出土的麻布、麻、麻线更多，麻布种类、粗细不一，反映了麻纺织业达到的高水平。北京平谷刘河，陕西泾阳高家堡，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麻织物或其痕迹。古代将麻织品称作“布”。它是由大麻、紵麻、葛麻等植物纤维纺织的，品种有絺、绤、绉等，絺是用葛麻纺织的精细麻布，比絺较粗的称作綌，比絺更精细的叫作绉。《诗·周南·葛覃》所谓“为絺为绤”即指葛麻织成的各式麻布。《诗·陈风·东门之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与晤语”。反映了周人沤麻，即将大麻和紵麻放入水中，使其发酵脱胶的信息，这一沤麻技术，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周王室设有专管麻纺织业的“典枲”、“掌葛”等官职，有利于麻纺织水平的提高。当时麻织品已成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衣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是说山谷里长满了葛麻，藤叶十分繁茂。“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是说市场上摆满了待售的麻布。到春秋时期，麻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缟是丝织的白色生绢，紵衣是用紵麻织的，色白如雪，为郑国特产，子产以紵麻织品作为对丝织品的回敬，说明其生产工艺水平一定不低。
2．丝 养蚕抽丝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发明了，史书将它归之于黄帝元妃嫘祖的功劳，那是一种依托。从“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 ，《帝诰》谓汤时贵族“衣文绣”等记载看，夏、商时期，社会上层已将丝织品充作美化人体、区别等级贵贱的手段则是普遍的事实。从丝织品的生产情况来看，仅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就有绢、纱、缣、绸、绮、罗等六种，其他地区出土的还有縠、纨、绉等。周设“典丝”管理丝织业生产。《诗·小雅·巷伯》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贝锦即织成贝纹的锦，它是周代的新产品。人们用它制作衣、裳、衾、带，广泛用于社会上层，故《诗经·秦风》等有锦衾、锦衣、锦裳、锦带之称。春秋时期，丝织业的产量、花色品种都超过了前代。如商周出土的提花织物只有简单的几何图案，而春秋时期的衣物，已出现精美的龙、凤、鸟、虎、麒麟、人物等花纹及菱形、簇点、三角、折线、云、叶、龟背等图饰。
3． 毛皮 毛皮是人类最早用作衣饰的材料。细分为毛、皮两大类。
各种兽毛可以纺线织衣，皮革则熟制以后做成各式衣服。商代人在制作皮甲时，还在上面用黑、红、白、黄色绘成图案。周有“司裘”，掌供给王侯之裘衣，有“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 当时的皮料有虎、豹、熊、狐、犬、羊、鹿、貂、狼、兔等皮。其中最贵重的是“狐白裘”，它是用狐腋下之皮做成的，色白，轻暖，难得凑足一件裘衣的料子，故人们以“集腋成裘”来形容办成一件事情的不易。史载齐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茈（衣边），其资千金”。 《史记·孟尝君列传》云：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这些都说明狐白裘的珍贵。
4．木棉 1936年，殷墟出土的龟甲片上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
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确认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约当中原商代的船棺墓中，也发现了木棉制作的衣物。棉布残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14×14支/平方厘米，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
㈡衣服种类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衣服，分元服、体衣、足衣三大类。元服又称首服，即
今帽子。品种有冠、冕、弁、胄、巾等。
冠，据《说文》解释，“冠，絭（音juàn）也，所以絭发”。由冠圈（又叫武）、冠梁两部分组成，其作用主要是束发而不是取暖，因此冠并不将头顶全罩住，而是先用笄将发绾住，然后用布绕发际自前而后到头顶，冠上有丝绳（缨），在下巴上打结。
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首服。由延（长方形版）、旒（音liú，延前后沿
上垂挂的一串串小珠子）、紞（音dǎn，垂于延两侧用以悬纩的彩绦）、纩（系在冠圈上悬于耳孔外面的玉石）几部分组成，冕的形制是前低后高，上玄下朱，黈纩掩聪，垂旒蔽明。以旒的数量区别等级高下。
弁，分两种，用白鹿皮制的叫皮弁，与冕相似而无旒，颜色红中带黑，顶上
之延前后相平的叫爵弁或萑弁。
胄，为军帽，即后代的头盔。
巾又叫帻，先秦时庶人不着冠，只用巾帻裹头束发。故巾帻实为庶人的首服。
体衣即衣裳，上身为衣，下身为裳。衣短的叫襦（音rú），长的叫袍、衫。
下体贴身的叫褌（音kūn），能蔽胫的叫袴（绔），即套裤。袴外着裳（由前三片后四片布做成），裳外着韠（音bì，由皮革做成）；或着黻（音fú用帛、绸制成）；还有袆（音huí）、蔽膝、芾（音fú）等外罩,通称裼（音xī）。
少数民族的衣服比较简单，其与华夏族服装的显著区别，就是华夏族右衽（衽，又叫衣襟，向右掩），少数民族左衽（衣襟向左掩），用纽带系于腋下。衣与裳相连的叫深衣。它是适合于多种场合穿的衣服。
足衣，包括袜和鞋。袜用布、帛、皮革制作。鞋有舄（音xì）、屦、屝、屐、鞮（音dī）等异名，通称为履。原始的生活习惯是跣足行走，《世本》云：“于则作屝履”，宋衷注：“于则，黄帝臣，草屦曰屝，麻皮曰履”。《字书》则解释说：“草曰屝，麻曰屦，皮曰履，黄帝臣于则造”。《方言》又说：“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者谓之屝。”《周礼·天官·屡人》郑玄注有“複下曰舄，禅下曰屦”，複下指双层底子，禅下指单层底的鞋。由上可知，当时的鞋或履，由麻、革、草、丝等作成，它们由材料、形制、做工精粗或各地叫法不同，因而有多种不同的名称。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服制是行政教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礼以体政”，“服以旌礼”，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着不同的服饰，朝会有朝服，祭祀有祭服，凶丧有丧服。身份不同，衣服的颜色、款式、工艺、佩饰也不同。如周代衣服上的纹饰就有12种之多：日、月、星辰（北斗星）、龙、山、华虫（雉）、谷、宗彝（虎蜼）、藻（一种有纹的水草）、粉米（米粒聚集状）、黼（斧形）、黻（两己相背，呈形）。它们各有不同的意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能兴雷雨，龙取其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雉取耿介，藻取有火，火取炎上，粉取洁白，米取能养，黼取能断，黻取其善恶相背。 周天子衣服上的纹饰由以上12种图案组成。三公衣饰有九种图案，以龙为首。侯伯有七种图案，以华虫为首。小国之君与上国之卿有五种图案，以虎蜼为首。人们从不同的服饰图案上，就可以区分出尊卑有序的等级。
按《周礼》的规定，对各类衣饰服用场所要求极细。以天子祭祀时穿的冕服为例，就有大裘冕、衮冕、鷩（音bì）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合称六冕或六服。分别用于不同的祭祀。祭天服大裘冕；祭先王用衮冕；祭先公及飨射用鷩冕；祀山川用毳冕；祭社稷用希冕；一般小祭祀着玄冕。命妇祭服也有类似规定。直到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这套繁琐的服制便大都失传了。当然衣服之制只是对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来说的，至于一般平民和奴隶，则大都是如《诗·豳风·七月》所说，“无衣无褐”，愁于卒岁。
三 居止和交通
（一）居止 夏商西周春秋的宫室建筑，也受礼制观念的支配，因此处处体现出等级礼制的要求。宫指宫殿，是王室、天子居住、处理公务和举行祭祀的地方，室则是贵族、官僚以及庶民百姓家居的建筑。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夏代晚期都邑宫殿建筑群。整个建筑座落在一个正方形夯土台基上，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呈长方形，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面阔八间，进深3间，双数开间形式。推测屋顶为四坡出檐式，墙壁由木骨涂草泥做成。宫殿四周有廊庑式建筑，大门在殿堂正南，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殿堂与大门之间有5000平方米的庭院。整个建筑布局严谨，结构紧凑，主次分明，很可能就是夏王居住、行政或举行祀典的场所。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商代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安阳殷墟宫室区内的发掘说明商代王室的宗庙、社祀建筑与商王居止的宫殿是分开的。王宫结构复杂，有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两部分，主体与附属建筑部分错落有致，它与宗庙、社祀基址组成完整的建筑群落。宫殿墙壁采用版筑法筑成，屋顶为“四阿重屋”，即四坡出檐式。人们从出土大块白石雕刻的华美柱下装饰，可以想见当时“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 的奢华景象。
周代的宫殿建筑比夏、商二代有新的发展。宗周（长安）与成周（洛阳）的大型宫殿建筑，无疑代表当时宫殿建筑的最高水平。这些建筑遗址至今尚未找到。只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和与之相距2.5公里的扶凤县召陈村发现了两处大型建筑遗址。它们都象是周方伯或公卿的宫室。由于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宫室寝庙制度雷同，只在规模上有区别，故此二处基址能够反映当时自天子至卿大夫阶层宫室的大致面貌。
以凤雏村遗址为例，这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筑，基址南北长46米，东西宽3
米，建筑群以正堂及其前庭为中心。正堂面阔6间，间宽3米，进深6米，前庭19×12平方米，东西边各有2阶，北边通正堂有3阶。前庭南边中间有一南北长6米，东西宽2.8米的门道，门道两旁有东西对称的厢。门外4米处有一长4米，宽0.4米的照壁。正堂后边为一宽约3米的过廊，两边有各8平方米的庭院，庭院堂塾东、西、北3面各有厢室。正堂与前庭当是处理政务、宴会、祭飨之所，后庭室当为贵族燕居生活之处，这是古代的前堂后室之制。宫殿墙壁多为版筑，正堂房顶为悬山式或四阿式，屋脊可能用瓦，墙壁外衣和室内外地面都用细砂、白灰和粘土混拌成的“三合土”涂抹、铺垫，光洁、坚实、防潮。还有地下排水陶管 。整个基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结构紧凑，堂、塾、廊、门、阶、屏、厢构成的四合形制，开启了中国居止建筑主流的先河。
王公、贵族室内陈设豪华，这只要从贵族墓陪葬品的丰富和贵重就可以想见。西周
以后，床、席（一般由芦苇编成）、几（置席上，供人凭倚）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室内起居有许多礼的规定。《乐雅·释官》云：居室“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音yào）”。奥位是祭祀户、霤、门、灶等神的地方，主祭权在家长，故父在子不能居于奥位 。席位也有尊卑之别，《礼记 ·曲 礼上》云：“席南向北向（指南北铺放——引者），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庄重场合须正襟危坐，不能靠在几上。平日进他人之室，“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允许进）则入，言不闻则不入”。 入室不能穿鞋，须放屋外，即所谓“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 其中有些礼俗包含的文明成分很高，直到现在仍在流行。
当然无论居止建筑或陈设、礼俗，都只是对贵族和社会上层而言的。庶民百姓住地穴式、半地穴式或木骨泥墙地面起筑式房屋，形制简陋，室内除陶鬲、陶簋等生活用具及骨、石质生产用具外，别无长物。直到春秋时期，庶民居室仍然普遍是草舍茅屋，“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 [59]这是对平民住室的生动描写。
（二）交通
这一时期，在社会交往和国家征伐及行政管理的需要下，道路设施、交通工具以至路政管理等，都比原始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音jiào，一作檋 jǘ ，直辕车）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这在中国交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无怪乎后人将首开道路的功劳记在禹的名下。对于禹开通的“九道”，有学者据《尚书·禹贡》的记载，认为是以今豫西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去的交通网络，它包括：⑴从豫西沿岍、岐、荆山至河；⑵经壶口、露道达太岳；⑶经砥柱、析城达王屋；⑷经太行、恒山、碣石至海；⑸经西倾、朱圉、鸟鼠达太华山；⑹经熊耳、外方、桐柏至陪尾；⑺经嶓象达荆山；⑻经岷山达衡山；⑼经内方达大别山。 《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禹的活动范围未必有《禹贡》追记的那样大。但禹或夏代拓展道路交通范围的基本事实当是存在的。
商代的道路交通比夏更加发达。有学者根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的研究，认为商代从王邑通向各地方的国家干道有6条：即⑴从王邑向东北方向，通往今河北卢龙、辽宁朝阳等地；⑵向东通往今山东曲阜、淄博等地；⑶向东南方，通往徐淮地区；⑷向南方，通往今湖北、湖南、江西；⑸向西方，通往今陕西直到岐山；⑹向西北方，逾太行，通往今山西境内。 据《尚书·洪范》的记载，在商朝的中心区域王畿内，被称作“王道”的交通道路，其形状是宽阔、平坦、笔直的，即所谓“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周人建国后更加重视道路的修建和管理。它在商代已修“王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成的“周道”或“周行”，以成周为中心，向四方延伸，主要有：⑴向西至丰镐，再至宝鸡，折而向南到巴蜀；⑵自成周经桧、谭到齐；⑶自成周向南经鄂、申、曾至江汉之浒；⑷自成周向东南经坯、陈、蔡到（音hú ）；⑸向北，一条通晋即今山西；一条通刑、燕即河北邢台、北京等地 。除上述国家级干道外，在地方上，包括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国范围内，还有更多的在诸侯国都修建的“国”中之道，及国都以外的“野”中之道。《周礼·地官·遂人》记述野中之道的类型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玄注云：“径容牛车，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路、道、涂、畛、径，就是地方通向京畿宽窄不同的五级道路。它与“如砥”、“如矢” 的周道虽有等级之差别，但与夏商地方交通比，无疑是一个大的发展。降至春秋时代，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达，道路之名称更多。据《尔雅·释宫》所记载：“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岐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察期，九达谓之逵。”达即通达或通向，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交通四通八达的状况。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人们的交通方式仍是骑马和乘车（包括马车、牛车、人推拉车）船 ，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建立了交通管理制度。如《国语·周语》中引《夏令》云：“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把修道路架桥梁作为行政管理的一项内容。《韩非子·内储说》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诗·周颂·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这是统治者勉励后代子孙要保护好平坦的交通道路。至迟从商代开始，政府在路政管理上已设立了旅舍之制，为军旅和一般旅客提供食宿；设立了驿传之制，传递信息。春秋以后，还开始使用符节， 《周礼》记载当时国家设有掌节、司险、行夫、掌交等官吏，掌管诸侯国之间的交通。二是建立了严格的用车制度。《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王五路（同辂），包括玉路、金路、象路、革路和木路。王后之五路，包括重翟、厌翟、安车、翟车和辇车。其余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车，“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王侯贵族官僚的车，形式上主要以彩饰和车马饰来区别，如玉路以玉饰，金路以金饰，象路以象牙装饰等。完全是政治等级制为内容的礼制思想在交通工具使用权上的表现。第二节 传统哲学思想的奠基
一 《周易》和《洪范》
夏商周各有“易”学，据记载夏朝的易叫《连山》，商朝的易叫《归藏》，周朝的易叫《周易》。《连山》和《归藏》早已失传，清代学者虽做过一些辑佚工作，但所辑资料过于零碎，不成体系。《周易》则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周易》是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经西周、春秋时人补充完善起来的。它由卦、经、彖、象、爻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部分组成。传说经为文王所作 ，十翼 为孔子所作。
《洪范》是概括殷人宇宙观和政治学说的一部书，后收入《尚书·周书》中。它在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二年，向殷遗老箕子 询问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作为殷宗室成员、纣王的叔父，不忍心说殷朝恶的一面，便告诫武王应“存亡国”，武王又问以天道，箕子乃从九个方面予以答复，这次对话记录便是《洪范》。洪，大的意思，范是法或法则。它有九个方面，故叫“九畴”（畴，意为种类）。
《洪范九畴》的内容是：⑴五行 他认为水、火、木、金、土五行是天地万
物的五种根本物质和物性，必须加以明确的认识。⑵五事 他认为貌（态度）、言（语言）、视（视察）、听（听觉）、思（思考）是人的五种官能。作为统治者，态度要恭敬，说话要讲理，观察要明晰，听取别人意见要聪敏，思考问题要通达。这样就能为属下做出表率，自己不被蒙蔽，处事不出错，臻于圣人的境界，天下也会大治。⑶八政 他认为必须把食（农业）、货（商货）、祀（祭祀）、司空（民政）、司徒（教育）、司寇（司法）、宾（宾客接待）、师（军务）等八方面的政务搞好。⑷五纪 即要把年、月、日、星辰、历数（历法）等天文、历法的记载、确定工作做好。⑸皇极 他认为需要建立天子的最高权威，并确定建立这种权威的方式。⑹三德 是说天子要有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操守或德行。守正不邪是使国家太平无事的基本方法。同时对于那些顽固不化，不能为伍的人要用强硬的态度去对待；而对于那些态度和气可以合作者就要用温和的态度去对待。威福应出自天子，而不能让下属作威作福。⑺稽疑 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卜筮来判断吉凶，避凶趋吉。⑻庶征 指出要关注雨、晴、热、寒、风五种气象的征兆变化，从征兆中判断上天的喜怒，及时调整天子及臣下的行为（这是“天人感应”观点的反映）。⑼五福六极 要使庶民有五种幸福，即长寿、富有、健康安宁、好守道德、以天年而终。同时用六极即早死、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六种天罚来戒勉臣民。
《洪范》九畴是商代统治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从中既可以看到商代哲学和政
治思想，又可以推测它对周朝政治生活的影响。
二 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他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年纪略长。曾作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保管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孔子曾向他多次请教。《道德经》（又名《老子》）虽经战国初期道家学派的补充和完善，但基本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
老子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具体的宇宙观——“道”的学说。他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德经》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形无嗅无体，却生出和主宰着天地万物。就是说，“道”的本质是“无”，却能化生万物。其化生的具体方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这里，道是无，一是有，是元始浑然的元气或物质；元气化生出二即天地；天地又生人，人合天地为三，然后由天地人生化出世界万物。老子的宇宙观是辩证统一的。他认为“有无相生”，无能生有，有也能生无，而不是单向单纯的无生有。道具有否定的潜在性，它创造了一切肯定和实在的事物，在创造的过程中，否定变为肯定，潜在变为现实，无变为有，一变为多；同时又伴随着相反的历程。宇宙的真相与奥秘，就在于它是一个无与有的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 美恶、智愚、刚柔、强弱、损益、胜败等等，都是对立统一、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他的从无到有，有归于无的发展观带有循环论倾向，在谈到对立物双方关系时，也是强调谐和退让多，如“守雌”、“贵柔”等，而注意矛盾斗争性及其转化的条件不够，但它仍闪耀着人类睿智的光芒，代表着当时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道”的本质是无。这里要提醒：无是一个哲学概念，并非什么也不存在的意思。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就是“无为而治”。使“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对统治者来说，就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只要统治者无为，老百姓自然就会治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他认为当时老百姓衣食不足的问题，是由于剥削者太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要解决民众的问题，除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外，还要“去甚、去奢、去泰”， 薄赋敛，轻刑罚，尚节俭。“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对于民众来说，就是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无知无欲”。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点。
在人生观上，老子强调“不盈”、“不争”，保持心灵的虚寂和清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这一原则就叫“无为而无不为”。“无为” 是以无、清静为本，不追求。反之，天地万物都由之而生，无为和无不为是对立统一的。只有从无为出发才能达到无不为的境界，对个人来说，在“争”、“盈”，进取上要无为，而在“虚”、“静”的个人修养上则“无不为”，就是要狠下功夫。道家把人生的解脱寄托在精神的清静及与宇宙本相“道”的合一上，为此，它排斥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束缚，包括物欲、知识、名教、功名利禄等等，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对虚、静的追求，其方式就是不断地否定。“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学习是日益积累的过程，而为道则是要日益减少，从外部来说，是要日益减少和摆脱各种外在的束缚，从思想内部来说，即是不断否定认识过程中表象的、偶然的、相对的东西，使认识的触角直刺宇宙玄奥的深层，达到思想认识与宇宙本相的合一，人一旦彻底排除了外在的物欲束缚，而思想上又体认了宇宙的真相与奥秘，这种精神境界即是“得道”，即是实现了有限个体与无限宇宙的合一，也即是彻底排解了人生之忧。
老子的思想反映了春秋社会战乱时代，先哲对宇宙人生的全面审视和对排除
人生之忧的探索。在老子看来，像春秋那样的时代，人要化解外来的压力和束缚，实现人生的超脱解放，就只有回到恍惚玄渺的寂寥世界中去。即使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很难办到的。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子对人生、人格和人的尊严的重视，看到当时人的忧之重及哲人的思之深。老子思想开启了人的无限遐思与意境，启发了当时和后人无穷的思维智慧，他力图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探索达到无限的可能性，其价值不在于已经找到了什么途径，而在于提出了一个常见常新的课题。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感兴趣的。汉代以后，《道德经》被奉为道教经典，老子被尊为道教祖师，并不是偶然的。
三 孔子和《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其先祖为宋国贵族，后逃难至鲁国定居，为鲁国陬（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曾做过“委吏”（管仓库的小官吏）和“乘田”（看管牛羊的小官吏）。中年一度为鲁国的中都宰，升任司空、司寇等。后去职，周游卫、宋、郑、陈、蔡、梦等国，晚年回到鲁国讲学授徒。一生培养了很多人才，“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卒年73岁。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由其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面对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文化状况，想竭力维护统一的礼制的社会，为此，他“追迹三代之礼”，为《易》作传，又“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著成《春秋》，还编定了《诗》、《书》、《礼》、《乐》，合称六经，用以教导学生。他对“夏礼”、“殷礼”都耳熟能详，又认为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三代礼制关系上，他认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而可知也”， 即周礼会永远传续下去。
为了维护统一国家和周天子的权威，孔子认为应从“正名”入手，使君臣父子各守本分，不越位，不僭礼，不作非分之想。为此，国家行政除“政”（政令）、“刑”（刑罚）外，还要借助于“德”（品德）、“礼”（礼制）的力量，这比“政”、“刑”更重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是说，政、刑能使人免于犯罪，却培养不起羞辱之心，只有用德、礼来引导，百姓才能产生羞辱之心，而归安于本分。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
为了实现德治或礼治的社会，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把它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有不同的阐释，其基本定义有两个：即“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以为仁”。联系孔子从不同角度对“仁者爱人”的解释，他的“爱人”之“人”，应指“泛爱众”即一切人，重人而轻神是春秋时代的社会思潮，孔子概括这一社会思潮，将其升华为“仁”的概念，其内涵也反映对普通人格的尊重，而不是仅爱统治阶级的人。“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依礼行事，在孔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齐之以礼”，齐就是有序，有序，社会才能言治，也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才能君安于上，民安于下，发展生产，过上安康的生活。这与“爱人”是一致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爱人”落到实处。孔子谈到的其它“为仁之方”，还有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上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是最大的仁，能做到这一点的可称为“圣”，等等。孔子想通过维护统一、礼治的社会秩序来实现他“仁”的伦理理想，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从整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案。在奴隶主贵族把人不当人看待的历史大背景下，他呼吁“爱人”，即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的观点，是新颖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的天道观也是在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夏商周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剧变，尤其是“敬天”、“尊神”的殷周统治的颠陨，使不少人对天的威灵产生了怀疑，同时从中看到了人的作用力。到了春秋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直言对天人关系的新看法。周内史叔兴和郑申繻（xū）就认为“吉凶由人” “妖由人兴”。 郑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对于天以外的神，更认为是依从于人的，如随国季梁认为“夫民，神之主也”， 虢国的史嚚（yín）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等等。孔子一方面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天道观的熏陶，有明确、肯定的重人思想，他反对以人像作殉，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仁”学的提出更是重人思想的反映。但在天道观上，他模棱两可，既未明确地承认过有一个人格的“天”，也未说过天就是客观的自然界。统观孔子的论述，他心目中的天，仍是与“地”一起化育万物，能给人以祸福休咎的存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为天虽不说话，但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及形形色色事物的发生，都是天化育的结果。“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是说得罪了至高无上的天，你就再无处去求情了。孔子还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不幸早逝，孔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些，至少说明孔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客观天的存在。对于一个受过有千百年历史的神文化熏陶的人来说，孔子能重人事而轻天命，这已经难能可贵了，不能期望从他的思想上彻底排除带有人格神意的“天”的地位。对于天以外的神鬼，孔子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 “敬鬼神而远之”。 又说“祭神如神在。” 可知“不语”与敬而远之，并不是否认其存在。
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即贵族垄断教育的历史局面。二是确定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即不分等级、种族和地域的各种人，包括农家子弟、贾人、贱人，只要能“备束修礼”，愿意向他学习，他都收为学生。“备束修之礼”主要是从师道礼节上考虑的，而不是为了敛财。三是在教育方式上，他善于“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又根据学生不同个性特点给以不同的引导，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愤（欲知而不得）不启，不悱（欲言而不能）不发”； 要求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 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受欺），思而不学则殆（疑惑）”，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四是在学习方法上，要求学生要自觉、主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乐行）之者”。 要实事求是，客观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毋意（臆测）、毋必（武断）、毋固（固执）、毋我（自以为是）” ；要勤学多问，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 这些思想观点曾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科技、文艺与史学的雏形
一 文字的成熟
如前所述，文字产生于先民认识和反映自然的需要。人们经过八卦象征、结绳、刻木记事等摸索，到黄帝时代，仓颉又沿着观物取象的路子，用“象”即图画来反映客观事物，创立了早期图画式文字。
夏、商、西周、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知识积累的需求，先民对作为观念表达的文字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经过一代代人不断的努力，终于使文字日益成熟起来。我们今日能见到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是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夏代的文字至今没有发现，但既然夏代已经有文献记录，如《夏书》、《夏训》、《夏令》等，则说它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夏代当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的初曙。
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曾经过多种方式的试验，除结绳、刻木、八卦符号外，还有见于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陶器上似表意的符号。比较成熟的文字则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后冈和侯家庄殷墟，因刻在甲骨上而得名。除甲骨外，还有刻在其它器物上的文字，所以又统称“殷墟书契”，契是刻的意思。金文是商周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常有“吉金”等字样，故简称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铭文多刻在钟鼎等礼器或乐器上，所以也叫钟鼎文。甲骨文、金文是通过象形（如日、月）、形声（如江、河、湖、海）、通假（如“无祸”写成“无火”等）、符识（专用于人、族名）、指示（如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方式反映事物。尽管甲骨文、金文还没有脱出图画的窠臼。但它作为较早基本成熟的文字，一方面自身不断改进，由图画变成线条，再由线条变成粗、细不等的笔画。 另方面又在社会文献记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殷墟甲骨文中，所占之事至少记录了祭祀，上告、（音dūn， 同敦， 义为治理） 、行止、田渔、征伐、年成、风雨雪霉（雾）、睛、疾病、出巡等十几类事情。周人所卜也是有关天象、征伐、谋事、安全、疾病等方面的事。
二 科学技术
（一）天文历法 《夏小正》是夏代的历日制度。它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出、没或在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为依据，来确定一年中某一月份的起始。
商、周时也十分重视天象的观测。甲骨文中有许多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等记事。商代用阴阳合历，即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转（天之冷暖）纪年，以月球绕地球的运转（月之圆缺）纪月。以闰月调岁差。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置大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相间排列。又以干支纪日，还将日分为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时段。干支纪日为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的时间长度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历与商历大体相同。其差别有两点：一是如《史记·历书》所云：“周正以十一月”，即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商朝则以十二月为岁首。其二是月内分期，商分上、中、下三旬，周则用朔、望、弦、胐、晦，既生霸（或谓指上半月），既死霸（或谓指下半月）等来计算，对于这些概念，古今人解释不尽相同，但都指月的一定长度则无疑。
春秋时期，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转变。二十八宿系统业已形成。所谓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分成28个恒星区划，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对28宿各标准星间的赤道度距进行过测量， 28宿系统的建立，对日、月、五星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统一的定量化的背景依据。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彗星、流星雨、陨石等异常天象的观测和记录也很认真。《春秋》庄公七年（前687）云：“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僖公十六年（前644）云：“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文公十四年（613）云：“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据考证，《春秋》所记37次日食绝大多数准确可靠，足见当时人对天象观测和记录的重视和系统化。
在历法上，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 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以回归年长度的奇零部分1/4日命名为四分历，为了与东汉时的四分历相区别，后人称其为古四分历。古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的朔望月长度及闰周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二）农业科技 1．巧用农时 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相当重视观测天象、掌握天时和季节的变化，敬授民时。《夏小正》把天象、物候、气象和相对应的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以便于民间掌握。如正月物候：启蛰、雁北乡（向）、雉震响、鱼陟负冰、田鼠出、獭祭鱼、囿有见韭、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天象：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农事：农率均田、采芸。依此逐月排列，构成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十分有利于农时季节的掌握。《诗·豳风·七月》也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儿），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将物候与农时联系在一起。
2．施肥选种 商代已知给农作物施肥 。《诗．周颂．良耜》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是周人了解绿肥能促使农作物生长的明证。《周礼》等著作也多次记载多粪肥田。选种育种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诗．大雅．生民》云“种之黄茂”，是说种子黄亮、饱满。诗中提到当时的“嘉种”，包括黍的良种“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粟的良种“穈”（赤粱粟）、“芑”（白粱粟）等。
3．畜种培育 《夏小正》记载夏代已在春季“颁马”，即选择强壮种马配种。商周时代，马被用作军事、狩猎、娱乐等交通工具，因而倍受重视。《周礼·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就是把各种用场的马分作六类，即“种马”、“戎马”、“齐马”（供祭典用）、“道马”（驿用）、“田马”（田猎用）和“驽马”（供杂役用）。相传周孝王时，秦人的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可知当时政府已有马政或办起国营马牧场了。
我国少数民族为畜种改良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春秋时期，由匈奴培育出的杂交畜种“ 駃騠”（音jué tí），即驘（音luó，今称骡子），就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周代培育成的“周马”，也作为良种保留下来。此外，在相畜学、阉畜术等方面，这一时期都已有较高的技术。
4．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农业类型 我国东部、南部地区以农为主，西部、北部和山区以畜牧为主，有些地区半农半牧。在农业文化区，南方以稻作为主，北方、西北以旱作为主。根据自然地理和生产条件发展不同的产业和农作类型，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一格局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金属农具的使用和牛耕 夏代已出现的青铜器，到商、周、春秋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种类繁多，有货币、农具、武器、工具、器皿等。生产工序复杂，包括采矿、冶炼、制范、内模、浇铸、打磨等。技术水平高，铁冶业自春秋以来不仅能生产“块炼铁”，同时也发现了在1146℃高温下炼成的铁器和铁块，由于鼓风设备“橐籥 （音yuè）”的采用，甚至已能炼出高质量的生铁和铜来。从而在青铜农具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鎛、镢、歃、铧、铲、锛等铁农具，配之以牛耕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动因。
其它手工业如陶器、骨器、玉器、石器及车辆制作等方面，也都有长足的发展。春秋末叶，鲁国著名的工艺家公输般，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器具，还能“削竹木以为鹊，借风力飞行。 他还创制了用机关开动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几千年来，一直被尊为木匠、石匠和泥、瓦匠等工艺部门的祖师。
（三）医学成就 周代国家机构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当时的医学分科有内科、外科及兽医等。医学理论，提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观察九窍（五官及大小便）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来判断病情。同时，还提出注意饮食和清洁卫生以预防疾病的观念。
春秋时期出现了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 等诊断方法。医缓、医和都是见于记载的“良医”。据《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病，医缓诊断后说，景公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药物“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不久，景公果然死了。后来，晋平公病了，医和诊断后认为他的病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是鬼怪纠缠，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必死无救。事实正如医和预料的那样，十年后平公果然不治而死。《内经·素问》提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不和致疾的病理学说，正源于医和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不调致病的理论。
三 文艺史学
（一）文学 《诗经》是儒家经典，又是两周最主要的文学作品。它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共160篇，是由当时乐官采集来的邶（即燕）、鄘（音yōng，即鲁）、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及江、汉、汝水一带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歌，是《诗经》中最具文学色彩的部分。《国风》内容大都写婚姻爱情、平民疾苦、人民对剥削者的怨愤之情及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如开首《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一位青年对一位美丽姑娘的慕恋之情。《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写一位女子采集野菜，半天采不满一浅筐，原来是她思念情人，心不在焉，把野菜都顺手撂到大路上了。短短16个字，将女子深深的痴情思恋之态活画在了书面上。《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控诉与讥刺。同是魏地民歌的《硕鼠》，又把贪婪丑恶的剥削者比作粮仓里偷食粮粟的大老鼠，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诗经》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
《雅》分《大雅》和《小雅》两部分，共105篇，是当时统治阶层的诗。从内容、语气来看，《大雅》作者的社会地位更高，可能是卿大夫们写的，《小雅》则可能是统治阶层中地位较低的“士”写的。《雅》诗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王政”，其中不少篇章具体、突出、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的黑暗面及社会矛盾，如《小雅·十月之交》，讽刺周幽王宠幸褒姒，滥用佞臣以致国中变乱，人民受害。甚至连勾结褒姒恶人的姓名都列出来，辞锋十分尖刻。《大雅·板》、《桑柔》、《荡》、《抑》，《小雅》的《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等，也都是痛斥昏王佞臣，暴露社会危机之作，作者出于阶级利益，还不时地呼吁同僚们起来挽救周王室行将坠落的局面。《雅》诗还有一部分是叙事的，如《生民》，通过对后稷的歌颂，反映了周部落形成史；《公刘》、《绵》反映了公刘和古公亶父的史事；《皇矣》、《大明》又写文王伐密、崇二国，武王灭商的史事等等。
《颂》是祭祀或朝会时歌功颂德的乐章，分周、鲁、商颂三部分，共40篇。它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情况外，还反映了一些商周历史事实，如《商颂·玄鸟》、《鲁颂·閟宫》等。
《诗经》语言质朴，格调清新，表现形式善用赋、比、兴的手法，对后世文学影响极其深远。数千年来，广为流传，连秦始皇“焚书”都未将其毁灭，那不光是它被列入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脍炙人口，靠口碑流传下来。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除《诗经》外，《春秋》、《论语》、《尚书》、《易经》等典籍，除其思想内涵深刻，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极好的历史散文。以《论语》为例，它言简意赅，警句叠出，语言流畅，无比生动。许多段落，稍事诵记，就能朗朗上口，叙事技巧也极高明。如《微子》中：“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四个不同人物的音容状貌跃然纸上。
（二）艺术 这里介绍音乐、舞蹈和图画。中国音乐起源很早。河南舞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18支7音孔和8音孔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西安半坡，甘肃玉门火烧沟，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埙，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竹哨。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陶埙，有5个按音孔，可发8个连续半音，音乐史专家据此推测，商代后期，已掌握了12律的乐律知识。 又据《国语·周语》记载，到公元前6世纪周景王时，已有了12律、5声（音）、7声（音）的名称。 由于5音阶与哲学的五行数一致，因而在传统音乐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据《管子·地圆》篇的记载分析，最迟到春秋时期，古人已发明了12律的定律方法——三分损益法。那是用竹管先定出一个基本音高，即律管的基本长度，再依次按律管长度2/3（三分损一）或1又1/3（三分益一）的比例，求得其它11律的长度。
乐器的原料，有金、石、丝、竹、匏、土、草、木，称为“八音”。制作的乐器，有钟、鎛 、磬、鼓、琴、瑟、笙、箫、竽、钲、铎等。礼乐制度形成后，音乐主要用于祭祀、宗庙、大典及宫廷宴乐场合，所以倍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孔子认为礼和乐都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
古代的舞蹈是与音乐、诗歌相配套的艺术。中国最早的舞蹈图像，是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彩陶盆内壁所画的三组舞人形像。它们每组五人，手拉着手，似在边唱边舞，动作协调整齐。相传黄帝时有《弹歌》，模仿表现射猎的过程。有虞氏有《皇舞》，舞者头戴羽毛冠，装成水鸟。夏朝初年有《九韶》舞，据传是禹的儿子启从天上偷来的。孔子听了舜时的《韶》乐，称赞它“尽美矣，又尽善也”。他在齐国欣赏这一乐舞后，竟乐得三月不知肉味。商代的《大濩（音hù）》舞，威武雄壮，是歌颂商汤的乐舞，《诗·商颂·那》即其歌词。西周形成的礼乐制度，将舞蹈作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极大地推动舞蹈艺术的发展。据传当时的舞蹈分为文舞和武舞两大类。文舞舞时执龠翟（管乐和鸟羽），武舞执干戚（盾和斧）。著名的六代舞《云门》（黄帝）、《大咸》（尧）、《大韶》（舜）、《大夏》（夏）、《大濩》（商）、《大武》（周）,集文武舞之大成，是雅乐的主要内容。它又被称作大舞。此外，宫廷中还盛行六种小舞，即帗（音fú）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不同身份地位配备不同的乐舞，如《八佾》舞（64人）只有天子才配享受，鲁国的权臣季平子曾在大庭中表演八佾之舞，孔子谈起后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与宫廷乐舞盛行的同时，民间“桑间濮上之音”也在蓬勃地发展，《诗经》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其中《国风》就是来自民间的歌舞经。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先民已将彩陶、地面、岩壁上作画的习惯，扩展到在墙壁、青铜器等上作画了。甲骨文、金文都是从图画演变而来。商周青铜器上所饰饕餮纹、夔龙纹、凤纹、虎纹、象纹及细密的云雷等纹，有的生气勃勃，有的对称均匀，都是极好的图画美术作品。据史书记载，商周宫廷、宗庙及政治性建筑上都有壁画等美术作品，孔子曾在明堂上见到周代的壁画。屈原《天问》中反映楚国先王庙宇及公卿祠堂里的壁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深启发了他的思路，这些壁画的源头，至少当追溯到春秋时代。
（三）历史学 历史学是在一定观点指导下，通过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人类社会形成后，人们就开始回忆、总结和向年轻一代讲述自己的历史了。后来又有“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记述史事的形式。文字产生后，卜辞、金文就成了中国最早文字记录的历史。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正，段玉裁释为“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又”即右手之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云：“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见于文献记载的史官，殷代有“貞人”。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西周从王室到诸侯国、卿大夫之家都有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于是产生了较系统的历史记录。《孟子·离娄》所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都是各诸侯国的史书。《尚书》所记的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六经”其它几部也都反映了许多历史事实。孔子以鲁国史事为基础编成的《春秋》一书，标志着严格意义上史学的诞生。它用编年体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242年12公的史事。孔子借删《春秋》，寓褒贬，劝善惩恶，“使乱臣贼子惧”。全书1.6万余字，记事1800多条，最长的45字，最短的只有一字，很难理解，于是后来产生了许多解释《春秋》的诸家之传。所谓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也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第四节 传统制度的建立
一 宗法制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国家机器的形成，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政治制度，即所谓礼制。夏商礼制的内容已无可考，但从《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记载来看，夏商周三代礼制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因此我们根据周礼，便可以窥知夏、商礼制的概貌。
西周是一个繁礼缛节的朝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活行为严格限制在礼的模式下。仅《仪礼》中记载的礼制，就有士冠礼、士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礼等。《礼记》中的《曲礼》、《内则》等，对人们的私生活也定了许多框框。
宗法制是在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复杂，广大农耕区，从远古以来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与世隔绝的生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这种生活方式变化不大，血缘家族形式被长久地保留下来，演化成为宗法制。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崎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等等，这些族、氏、宗是商代聚族而居的宗族制度存在的反映。
西周在商代宗族制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等。嫡长子继承制是在王位继承权上，只有嫡长子才有权继承父位而为下一代天子或诸侯王，不论其贤与不肖。嫡长子是古代统治者多妻制下正妻（称“嫡”）所生嫡子中的长子（其他妻子为“庶”，其子为“庶子”），他在诸子中地位最尊。从宗统看，他是天下的大宗；从君统看，他是天下的共主，称为“宗子”或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兄弟被封为诸侯，对天子继承人来说他们是小宗。诸侯以下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为大宗，庶子被封为大夫，为小宗；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之位，为大宗，庶子成为士，为小宗。士的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平民。
分封制古称分邦建国或封建制。它由周朝所创立。这是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的思想指导下，大规模地封建亲属子弟，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 的局面，让被封建的诸多邦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保护周王室的政治屏障。
在行政区划上，周沿夏、商，将全国划分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九州。又将国土分为九畿或九服：“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史载周武王克商后，把得到的广大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兄弟、亲戚和功臣，周公东征后再一次分封。周初分建的71个邦国中，周王的亲族与同姓就占53个。封国远近按血缘亲疏而定。如镐京周围有周（今陕西岐山县北）、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荀（今山西临猗西南）、郑（今陕西华山西）、虢（今陕西宝鸡市）、毕（今陕西咸阳市西南）、芮（今陕西华山北）、酆（今陕西户县东）、毛（今陕西扶凤县北）、（今陕西西安市附近）、散（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等。洛邑周围的封国，有卫（初都在今河南淇县）、鲁（都城在今山东曲阜县）、齐（今山东滨海地区）、晋（今山西太原市一带）、燕（今河北北部及辽河流域）等。此外，还用以殷治殷的办法，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市），使其统治殷遗民。在江、汉流域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同姓或异姓封国。各封国诸侯的禄爵，按受封面积列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卿大夫也按这种办法分封其子弟。卿大夫封地叫“采”或“邑”，士是贵族最低的一层，不再分封。
封地面积的大小，按《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诸侯受封后，天子对他有巡狩权、命官权及迁爵权等，诸侯对天子则有朝见、进贡、出兵役、劳役等义务。卿大夫、士受封的“采”、“邑”，对诸侯的独立性更小。分封制是西周至秦以前政治制度的基础，秦统一以后，虽以郡县官僚制为核心，但分封制仍被历代王朝有限度地继承下来，直到清末才废除。
祭祀制是体现大宗特权地位和加强宗族团结的一种办法。宗法制强调尊祖敬宗。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举行祭祀典礼的时候，只有大宗才有主祭权，小宗无权祭祖，而只能助祭，即出钱、出物，陪大宗祭祀。这对维护大宗的崇高地位，同时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就是在宗庙祭祀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 官制和教育制
夏朝建立了国家，其官制详无可考。《尚书·甘誓》记载，夏启把他的“六卿”（六军的将领）称作“六事之人”，这应是当时武官制的一部分。商代见于甲骨文、金文的官名有臣正、多马、亚箙（音fú）、多射、卫、戍、尹、乍（作）册、卜、工、史、吏等约20多个，大体可分为执行政务的官、武官和史官几大类，具体制度仍不清楚。
周代官制，据《周礼》记述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都是天子的顾问。负责政务的官员有六卿或叫六官：⑴天官冢宰，总理国政，有大宰、小宰、宰夫等，统称为“治官”；⑵地官司徒，掌民政教育，有大司徒、小司徒、乡师等，称为“教官”；⑶春官宗伯，掌祭祀选官，有大宗伯、小宗伯、肆师等，称为“礼官”；⑷夏官司马，掌军事，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等，称为“政官”；⑸秋官司寇，掌刑狱，有大司寇、小司寇、士师等，称为“刑官”；⑹冬官司空，掌百工土木，其官属失载。六官排列整齐，组织严密，因此有学者怀疑它经过后人的想象补充。
周朝入仕之途，分朝命和辟除二条道路。朝命由大宗伯负责。《周官·大宗伯》云：“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九仪之命中自一命为正吏，至六命赐官，分为诸侯、卿、中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由长官辟除者有府史、胥、徒等。府“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胥、徒都是平民服徭役的职务，其中胥相当于什长。
春秋时代中原各国官制大体与西周相同而规模略小。总领国政者泛称执政，治民官称司徒，治军官称司马，掌刑狱之官称司寇，掌土地及建筑之官称司空或司工。此外，尚有太史、内史等史官，太师等乐官，太祝等祭祀之官，行人等外交官等。中原诸侯国的国君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楚国则情况不同，其国君称王，行政长官称令尹，军事长官称司马。此外有左徒、司寇（司败）等官职。
关于教育制度，夏代已无可考。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教育方面的记述，说明其时已有社会教育机构。到了西周，教育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当时的学校分两类，中央和诸侯国办的叫国学，地方上办的叫乡学。
国学分大学和小学。周王朝京师的国学叫辟雍，它建于京城南郊（一说西郊）开阔的土地上，四面环水，中间岛形陆地上建学宫。学宫的四面还有4座教学建筑，东面的叫东序，西面的叫瞽宗，北面的叫上庠，南面的叫成均。这些教学建筑都在辟雍的四门，所以又叫四门学，是辟雍的组成部分。大学同时是养老、祭祀和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天子有时也来这里射箭或泛舟，所以又叫“射庐”或“大池”。国学的小学设在宫廷南边。诸侯国的国学叫“泮宫”，形制与辟雍相同而略小。
西周的京城之外是郊甸区，郊甸之外为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再向外就是诸侯国。京城内外到诸侯国之间的地盘是周天子直接管辖区。这里除都、邑外，还有比、闾、族、党、州、乡或邻、里、酂、鄙、县、遂等基层组织， 在这些基层组织中，闾（25家）有塾，党（500家）有庠，州（2500家）有序，乡（12500家）有校。这些都属于乡学。
西周国学的教师和教官合而为一。大学教师有师氏、保氏。又有大司成、大乐正（大司乐）、大胥、小胥、诸子等。乐师是掌小学教育的。国学的学生主要是“贵族子弟”，故称“国子”。王太子8岁入小学，15入大学；世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13入小学，20入大学；平民子弟15入小学。
教学内容，师氏教国子以三德三行， 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仪 ，大司乐教乐德、乐语、乐舞。 乐师教学生以小舞 。乡学的教学内容与国学差不多。大学学制约9年。毕业时达不到学习要求，小胥、大胥、小乐正将那些不听教导的学生报告大乐正，大乐正报告天子，然后给以不同的处罚；学习好的给予奖励。乡学择其优秀生升之司徒叫选士；司徒从选士中择优升之大学叫俊士（又叫造士），这些人可以免服徭役；大乐正择造士之优者于王，而升之司马，叫进士；司马择进士之贤者授予官。
春秋时期国学衰落，教师外流到地方上，开办私立学校，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墨子等都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的创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三 兵制和法律制
《尚书·甘誓》云：启与有扈（传为启的庶兄）“大战于甘，乃召六卿”。郑玄注六卿为六军将领。商代卜辞中有“登人三千”，“登旅一万”等记载。《尚书·泰誓》中有“受有亿兆夷人”，据说其军队有右、中、左三师，其制之详仍无可考。西周军役制度规定，男子20岁至60岁有当兵作战的义务，服现役者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据《周礼·夏官司马》所记，“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编制，五人为伍，有伍长；五伍为两，有两司马；四两为卒（100人），有卒长；五卒为旅（500人），有旅帅（相当于下大夫）；五旅为师（2500人），有师帅（相当于中大夫）；五师为军（12500人），有军将（相当于卿）。军队编组时，“甲士”、步兵和人夫相搭配。甲士由平民组成，是军队的基本力量。西周多用车战，车是当时先进的军事装备。每辆战车都有驾车、持干戈和执弓箭的甲士3人，称为“三甲士”，战车两侧和后面，配备步兵72人，人夫25人，共计约百人，叫作一乘（音shèng）。天子有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君”。有学者怀疑这些记载有后人臆想的成分，但其兵制骨架当不失真。
春秋时期天子式微，各诸侯国为了称霸，不断扩充军队，兵制也随之变化。如齐桓公改革行政制度和军制，在沿袭历史上兵民结合制的基础上，又以5家为轨，家出1丁，组成“伍”；10轨为里，有50丁，组成“小戍”；4里为连，有200丁，组成“小卒”；10连为乡，有2000丁，编为“旅”；5乡为师，有万丁，编为“军”；据载齐国有3军。晋文公也作上、中、下三军，军设将佐，中军将称元帅，由上卿担任。楚国有左、中、右三军。楚庄王曾将战车分为左右广，每广有15乘，配有125人的预备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法制记载较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人乱政，而作禹刑”。《尚书·吕刑》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 证明夏代已有赎刑。同书《大禹谟》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竹书纪年》云：“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圜土即监狱。据传夏代的刑法有墨（在脸上刺字涂墨），劓（割鼻子）、剕（即刖，断足）、宫（即腐，男去势，女幽闭）、大辟（杀死），称五刑。反映了夏代法律的基本状况。
商代最早的法律是《汤刑》。《左传·昭公六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竹书纪年》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重作”，是对原有刑法作了修订。商代刑法在夏“五刑”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醢、脯、焚、刳、剔、剖心等。
西周在实行礼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法治。制定了比前代更加完备详细的刑法。《左传·昭公六年》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即周初的刑法。穆王时又作《吕刑》，主要内容似为赎罪之法，是对《九刑》的补充。周代扩大了五刑的适用范围，如“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谓易君命，革舆服制度，奸宄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之词者，其刑墨；降畔、寇贼、劫掠、夺攘挢虔者，其刑死。” 此外，又增加了流、鞭、扑等刑法。在定罪量刑上，还首次提出要区分过失与故意，偶犯与一贯。对过失与偶犯的处罚从轻，而对故意和一贯犯罪则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规定民事案件要缴纳诉金，“两造具备”；刑事案件使用证据，通过察颜观色来辨别口供的真伪。对法官也要实行监督，对于“惟官（畏权势）、惟反（报恩怨）、惟内（畏高位）、惟货（贪贿赂）、惟来（受请托）”的法官，和犯者同罪。 重大案件还要禀报天子。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刑法经过了许多的改革和变动。如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前590年“作丘甲”，是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制。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进而将法律公之于众，具有历史进步性，在诸侯国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仿效。
四 田制和赋役制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田制是在原始父权家长制家庭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原始社会生产力提高，个体家庭生产成为可能以后，它就作为一种对抗力量，从内部破坏了原始公有制而建立起以父权为特征的家长制家庭。在这类家庭中，既包含着非自由的家庭成员，也包含着初期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 父权家长制家庭的膨胀，就是古代的邦国。邦国之“君”，“从尹，发号，故从口”， 它由部落首领转化而来，而邦国的官尹及贵族，都是由父权家长形成的。邦君领有邦国所有的田地，官尹和贵族从邦君那里分得一部分田地，建立起自己的邑聚。夏朝以来，又在众多邦国之上建立起统有众邦国的王朝即“天下”。“天下”之主为天子，领有统治区内全部田地，其属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诸侯建“国”，大夫立“家”，继续占有一部分田地，役使“黎民”或“庶人”、“庶民”等为他们耕作。此外，由原始公社一般成员或贵族较远的宗族成员构成的“平民”，也占有一小块土地；在政治上，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属民。
商朝把统治区划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畿内由王室直接统治，畿外分布着众多的方国或少数民族部落。畿内田地一部分由王室直接经营，一部分分配给王室子弟和其他贵族。这些封地和畿外方国虽然与商王的亲疏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班爵，以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分得一部分田地，接受商王的统辖，并为其尽朝贡、力役、征伐等义务。方国统治者在其管区内也仿照王室建立起地方性权力机构，直接统治和役使其所属的人民，包括奴隶和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与商王朝保持一定的联系，在政治上要对王室表示臣服，否则就会遭到王朝的征伐。
西周田制的主要形式是井田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下，周天子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将土地连同田地上的劳动者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得地建国，将部分田地分配给卿大夫，建立采邑。卿大夫照例将部分采邑内田地分配给士。各级贵族在封地内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用以分封的田地一般都在畿内和诸侯国都近郊。经过精心疆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渠沟将田地划分成大小相连的方块田，形状宛若“井”字，这就是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以100亩（约合今31亩多）为一耕作单位，称作“一田”。相连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十成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单位的。当然并非所有土地都要划分为井田，在土地不平整及山谷薮泽之间，往往是横斜广狭，随地为田，只开沟洫，不划井田。
和过去一样，除各级贵族、统治者外，西周时期也有不少自耕农，在畿内、各分国居邑附近或远离都邑的荒野地区拥有一块土地，独立经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自耕农呈不断发展的趋势。
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各诸侯国在封地周围广开旷土，发展水利交通，使许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得到了垦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加。“田里不鬻”的老规矩也被贵族间频繁的土地转让和买卖行为所打破，土地出产多了，掠夺兼并也多了，井田上的封疆沟洫被突破，公田、私田的界限逐渐泯灭，土地私有制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个体小农经济不断发展，封建租佃制也就在这时候逐渐产生了。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赋役制度，据《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意思是说使用公平的石、钧 等器具来征收贡赋，对百姓的赋税不压得过重，那么，税源不竭，王府也就会经常保持丰足。由此可见，夏代已建立了贡赋制度。又《礼记正义》卷十二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圭田无征”。郑玄注第一句话说：藉是借的意思，“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所云古者，谓殷时”。 注“市廛而不税”云：“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注“关讥而不征”云：“讥异服，识异言，征亦税也，《周礼》：国凶礼则无门关之征，犹讥也。”孔颖达疏引《正义》认为以上论“藉而不税，正谓殷时，市廛而不税，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 这些论述，都可以佐证夏商时代贡税的情况。
西周的赋税，据《周官·载师》记载：“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对于游手好闲者，征收惩罚性赋税：“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这是说，给你份地不去好好地耕种，就要以“里布”、“屋粟”、“夫家”的名目征收一定惩罚性的布粟。又《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是说夏代农夫人耕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代人耕七十亩而行助法，周代人耕百亩而行彻法，其实贡、助、彻法都是十分税一。以极其简炼的语言勾画了三代贡赋的轮廓。
夏、商徭役情况不见史载。周代徭役，《礼记正义》卷12注引《周礼·均人》谓，“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 又《周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又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 竭作。”这是说，征发徭役时，每家兄弟虽多，只能以一人为正卒而征发之，其余均为羡卒，不能再征。只有田猎和追逐敌寇，捕捉盗贼时，才征发正卒、羡卒全部参加。
春秋时期，赋役制度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制的产生而出现许多变化。如齐国“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 即将土地分给劳动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收获物则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按分成制分配。周襄王七年（前645），秦、晋韩原之战晋国战败后，乃“作爰田”，即废除耕地定期分授制，由劳动者长期占用，“不复易居”，晋国通过“赏田以悦众”的办法，扩大了征兵范围，使原先居于“国”与“野”之间无权当兵的“州人”当上了州兵，从而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扩大了军事力量。周定王十三年（前594），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不啻废除了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化。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不久，郑国“作丘赋”，就是将负担兵役，军赋的人员，从国都扩大到野的行政组织“丘”。后来干脆改作依田亩征赋。这些改革的主观目的是扩大国家的赋役来源，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第五节 以礼为导向的社会风俗
一 冠、婚礼
冠礼又叫成年礼，这一礼俗形成于西周时期。通常主要在士以上社会阶层中举行。男子举行冠礼的年龄是二十岁。（或云“天子十二而冠”）。到时家长要通过卜筮，选定吉日和主持仪式的人，行礼于阼（东阶）。主持人（称宾）将缁布冠、皮弁、爵弁依次戴到行礼男子的头上，然后回到客位，按行礼男子在诸兄弟中的排行，为他起字（即别号）。之后，行礼男子若是国君之子，就要去拜见国君。是普通人则要去谒见乡大夫、乡先生等，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西周举行冠礼时，为了区别嫡、庶身份不同，还规定嫡子冠礼在阼举行，庶子在房内举行。行礼酒水，嫡子用醴（甜酒），庶子则用一般酒。发展到后代，普通百姓也举行冠礼；女子则要举行笄礼，也为起字，表示已到了出嫁的年龄。
《礼记·昏义》说“昏（同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将婚姻纳入国家安全、宗庙祭祀和血统继承的大范围来认识，因而给予高度的重视。夏代王室贵族盛行一夫多妻制婚俗，普通人则多为一夫一妻制。郑樵《通志·二十略·礼略》中有“夏氏亲迎于庭，殷亲迎于堂”的记载，说明在王室贵族中，已有一些婚礼风俗。商代婚俗进一步趋于礼仪化，出现了议婚、订婚、请期、亲迎等程序。到了西周，就形成了“六礼”、娣媵、烝报等比较固定的习俗。
“六礼”是成就一椿婚姻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又叫下达，是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求婚。若女方同意，媒
人便询问女孩姓名，准备占卜时用，即问名。之后男方长辈在宗庙中举行占卜，以测婚事吉凶，叫纳吉，若得吉兆，便将结果告诉女方，叫纳征，“征”即“成”的意思；婚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请期是男方在结婚前派人到女方商定吉日。亲迎是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到新娘家亲自迎接，岳父母将女儿交给女婿，上车后，新郎执辔，车轮转动三周后，将辔交给御者，自己先行到家门，等新娘到来后，亲迎至家中，举行家宴。到黄昏时举行婚礼，有新郎新娘共牢而食，合卺而饮的礼节。整个婚礼不用乐，亲朋也不致贺，这是远古劫掠婚的遗俗。“六礼”纳征（又叫纳币）礼男方带玄纁（ 音xūn ）束帛、俪皮（两张鹿皮）作为订婚礼物，其他五种礼节用雁为礼物，取其“顺阴阳往来” 之义。婚后次日，妇见舅姑。3月后，新妇行庙见之礼，即向男方祖先神灵行礼，然后才被接纳为家庭正式成员。
普通百姓除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式嫁娶者外，还盛行私奔野合的习俗。如《周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诗· 鄘风·桑中》也有“期我乎桑中”的咏歌。
娣媵是一种以人陪嫁的风习。媵是送的意思，最早指女子出嫁，其家族出人陪送而入于男方家族，陪送者不限男女，都叫媵。如商初有萃氏嫁女成汤，就以私臣伊尹作为媵人。 西周媵人似不再用男性，而专以新娘的妹、侄作媵。《诗·大雅·韩奕》云：“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辆）彭彭，八鸾锵锵，不（丕）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描写韩侯娶汾王外甥、蹶父女儿为妻，诸娣（妹）从嫁，个个美丽动人的情景。《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也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可见春秋时代，娣媵之习仍在流行。
烝报也是这一时期流行的风俗。烝，是父亲死后，儿子娶其妾、媵为妻。报，指伯父、叔父死后，侄子娶其妾为妻。烝、报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婚姻现象和风俗，并非伤风败俗的行为。夷姜是春秋时期卫宣公的庶母，而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 齐姜，是晋武公妾，晋武公之子“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 郑子即子仪，是文公的叔父。他们烝报所生的子女，有的如申生被立为太子，并没有受到歧视。
至于兄死之后弟娶嫂，弟死之后兄娶弟妻的习俗，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是正常的现象，舆论也不以为非，因为在当时女子被视作家族的财产，从族长到族人都不愿让其外流。
二 丧葬
丧是哀悼死者的礼仪，葬是处置遗体的方式。夏商丧葬习俗已难详知。西周丧礼作为五礼中凶礼的一部分，在儒家经典《仪礼》等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整个过程，繁文缛节，下面按殓、祭、葬几个礼仪程序略作介绍。
西周习俗，人到病危要迁居正室，家属守在床边，并用新丝絮（纩）放在临终者的口鼻上，察验是否断气，叫属纩。绝气后，亲属围在床前恸哭。然后举行名叫“复”的招魂仪式，由复者拿着死者的衣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面向北方（幽界所在）反复呼唤死者的名字，叫他的灵魂回来，之后将衣服交给另一人，给死者穿上。复之后，用角器插入死者上下齿之间，撑开口，以便饭含。再用殓衾将尸体盖上，叫幠（音hū）殓。并用帷帐把死者与生人隔开，在帷帐前供上酒食（明清后叫倒头饭）。亲属脱去华衣，除去身上装饰品，穿上布素，开始居丧。同时，派人向死者上级、亲友报丧，叫命赴（后世赴写作讣）。丧主由死者长子领头，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父或母先卒又逢母或父丧称孤哀子。如长子早死，则以长孙领头称承重孙。在命赴的同时，又有人为死者沐浴，栉发，修剪指甲、趾甲。之后，饭含，即将珠、玉、米、贝等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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