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语录的古为今用 公元前179年，在陈平、周勃等大臣剪除了诸吕以后，刘恒以代王的身份被众臣拥立即位，是为汉文帝。其在位二十三年，开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是这样评论汉文帝的：“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即：文帝以仁德治国，天下遂盛。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除了有与众不同的治国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还会有精辟的言论流传于世。现从《史记.孝文本纪》中摘录出部分刘恒语录来，以便古为今用。
刘恒说法制：孝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与大臣们讨论司法问题时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被治罪，却还要让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儿和兄弟连坐并罚款，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请讨论。”他还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当，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并引导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为准绳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并使之犯罪呀。还怎么能谈得上禁止犯罪？”
在讨论时，对刘恒的这两段语录，司法大臣们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废除了民怨极大的连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缴罚款的条文。遗憾的是，这只限于刘恒时代，以后仍连坐如初。到了明、清朝，连坐罪更是令人发指了，朱棣在处死方孝孺时，还创造出一个株连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专制时代，百姓的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个人德行的好坏。
刘恒说自己：孝文帝二年十二月，在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后，文帝即诏告各地官员：“…。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直译就是：“…。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包括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公正，能直言敢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员要履行各自的职责，减轻百姓的徭役，节省官府的费用，做利于民众的事。”
古人认为：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的异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纠正过失。此时的汉文帝并没有把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而是自责自纠并下诏让官员帮助自己纠错。这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在寻找三年苦日子的成因时，那种文过饰非，把人祸归罪于天灾（当年并无天灾）和苏联逼债（苏联没有追债）相比较，简直判若云泥。
刘恒说批评：孝文帝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用今天的话说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宫庭外设有进善言的旗帜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来打通建言治国方略的途径和招徕进谏的人。可是，现在的法令中，有诽谤领袖罪、妖言惑众罪和颠覆政权罪，这就使得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了，而做皇上的也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了。这样下去，又怎能招揽到天下贤良之士呢？政府应废除这些阻碍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文。……从今以后，都不能以任何言论来治罪。”
终孝文一朝，不以言论获罪，始终坚持了下来。一个皇帝能倡导言论自由，并懂得言论自由对天子，对政府的好处，这在封建王朝殊为可贵。可惜的是，这种言论自由在专制时代的存在都是短暂的。好政策会因一人而兴，也会因一人的故去而废。所以，言论自由在专制时代的历史上（除唐、宋两朝较开放外），从来都是昙花一现的。没有民主的社会制度作保证，哪里会有言论的自由。
刘恒说农业：在孝文帝三年元月和十三年五月，文帝分别说过：“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米。”“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这两段语录合并起来的意思就是：“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我要开辟籍田（皇家的耕田），并亲自带头耕种，以供宗庙祭祀用的谷物。现在农民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却还要交纳租税，这就使务农和从商没有区别了，这样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我们应当免除农田税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一个皇帝如果不重视农业，无异于动摇国家的根本。汉文帝能亲自耕种籍田，了解农民之需求，提出减免农田之税赋，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实属不易。难怪文帝一朝能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刘恒说生死：孝文帝后七年（即二十三年）六月，文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以上遗诏合并解释为：“我知道天下万物的萌芽生长，最终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间的常理，是万物间的自然规律，没有必要过分悲哀。当今之时，社会上都是喜生而怕死，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损家破业，为了服重孝而不惜伤及身体，这是我最不赞成的。我死之后，诏令天下官吏和百姓，从令到之日算起，服丧三日就可以除去丧服。三日后，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婚庆娱乐，饮酒吃肉，概不禁止。我的丧礼从简，不要组织男女群众到宫殿前来哭灵哀悼，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活。下葬以后，后宫夫人以下的嫔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
多好的临终嘱咐啊！汉文帝至死都在执节俭，行仁政。可惜他的儿子，也就是汉景帝刘启，没有听得进去。刘恒死后，刘启征调了京城附近各县的士卒一万六千人，内史所统辖的京城士卒一万五千人，去做安葬棺椁的挖土，填土等活计。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虽然没能开疆拓土，却倡节俭，薄徭赋，行仁政，养民生。汉初的社会经济活动能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诸吕之乱后迅速得以恢复，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文帝功莫大焉。两千多年前的刘恒确实是个好皇帝。尤其是那些两千多年前就充满了仁爱和智慧的语录，就是放在时下也无不显示出了它的现代性。那些诞生于古代却充满现代智慧的语录，也是值得执政者认真琢磨琢磨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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