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

傅道彬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

傅道彬  仿佛是天意，每个世纪的开头总有一些重大的学术事件的发生。上个世纪刚刚开始就有敦煌藏经洞的惊世发现；甲骨卜辞虽然是1899年确认的，但是真正的甲骨研究也始于上世纪之初。甲骨学、敦煌学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科。而本世纪刚刚到来，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出版，其学术意义也将影响一个时代。而应当指出的是，仅就我们看到的材料而言，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是补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献的研究还是应当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上个世纪颇为流行的疑古思潮的错误，常常是太轻视了经典文献的意义。以本次出版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例，尽管《孔子诗论》丰富了我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认识，扩大了我们了解诗经学产生的理论视野，但是《孔子诗论》还是与《左传》、《国语》、《论语》等传世文献中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的。
    　　一、《孔子诗论》与春秋用诗的理论背景
    《孔子诗论》凡1006字，涉及诗60篇，绝大部分诗篇与今流传的《诗经》篇章吻合。《孔子诗论》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诗经》的总体论述；二是对《诗经》篇章题旨的概括；三是对《诗经》具体字句的阐释。而孔子论诗却很少涉及《诗经》产生的具体情况，而注重诗歌的抽象意义的阐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的影响不可忽视，孔子论诗是建立在春秋时代用诗风气的理论背景上的。
    《诗经》在春秋中叶结集以后，并没有形成一个诗歌创作的繁荣时代，恰恰相反，创作意义的诗歌由此渐趋冷落，而已有之诗却相当地流行。三百篇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广泛的用诗，《诗经》在文学之外的天地里发挥着政治、军事、外交等巨大的社会作用。《左传》引诗共217处，《国语》引诗31处，而创作意义的诗篇却相当有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这个时代可以称为用诗的时代。在用诗的时代里，贵族士人关心的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不是诗的本事本义。清人劳孝舆在《春秋诗话》里讲：“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与？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已。人无定诗，诗无定旨，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
    孔子对《诗经》的阐释，也是属于用诗范畴的。《论语·八佾》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里征引的诗篇见诸《诗经·卫风·硕人》，一首描述女性美丽的诗篇，被上升为礼义教化的抽象说教，却引得孔子的连连称赞。这并不是春秋间人不熟悉本事本义，而是用诗时代的独特文化现象。关于《诗经·硕人》的本事，《左传·隐公三年》分明记载：“卫庄公娶于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对于信而好古而又编纂过《春秋》的孔子来说，对于这样的史实当然十分了解，但是他们却对《诗经》作了远离本事的引申理解，足见其诗学的理论背景是建立在春秋用诗的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背景在《孔子诗论》中有了充分的表达。
    《孔子诗论》中第10简、第11简、第14简对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的题旨多有论述，以为“《关雎》之怡也，……以色喻于礼。”（10简）“《关雎》之怡，则其思益矣。”（11简）“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竢好色之愿。”（14简）《关雎》是一首有关爱情与婚姻方面的诗篇，已为后世公认，孔子虽然也有限度地承认了《关雎》本事与“色”相关，但其根本用意还是从中生发出礼乐教化的内容，“以色喻礼”才是孔子诗学侧重表现的，本事的“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而比喻的“礼”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根本目的。《孔子诗论》与我们看到的其他经典传世文献一样，是站在春秋用诗的立场上来阐释《诗经》的，用诗的诗论既不是文学意义的本事诗论，也不是后来经学意义的政治论诗。
    　　二、告诸往而知来——孔子论诗的一般原则
    既然孔子是从用诗的角度来理解《诗经》的，其用诗的原则也与整个春秋时代对诗的应用原则一样是实用的功利的。《论语》中共有两处结合具体篇章与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一处是前面所引《八佾》与子夏论诗，另一处则见诸《学而》篇：“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也。’”从中可以看出“始可与言诗矣”的前提是“启”是“告诸往而知来”，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本事本义的篇章字句的理解，而是从中获得启发获得感悟。《孔子诗论》也是充分遵循这种告往知来的用诗原则的，其主要表现在：
    1.启发式的论诗方法
    第12简：好，反内（纳）于礼，不亦能改（怡）乎？《樛木》福斯在君子。
    第13简：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这里孔子保持了一贯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教育风格，其语气也依旧是《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排比发问式的，不是下断语，而是商量讨论式的，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这也正是孔子在与子夏论诗时的“启予者商也”的论诗方式，“启”是孔子与其弟子讨论评价诗歌的重要方法。
    2.领悟式的论诗感受
    第10简：《关雎》之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何）？曰：童而皆贤於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
    第11简：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这样的评论多次出现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强调的是读诗的主观感受，其对诗的意义的评价是个人的主观领悟式的。显然孔子并不是从本事本义出发，来解释《诗经》的篇章题旨，而强调应用意义上对诗的理解。这与孔子在《论语》中用“诗无邪”去概括全部《诗经》的内容一样，是读诗者的意志，而不是作诗者的意志。
    3.断章式的取义手段
    “赋诗断章”是春秋人用诗的基本原则，这种结构方式是春秋人无意间道出的。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朝迁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为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赋诗断章”或取一章之意，或取一句之意，有时甚至只取一字之意。而这种断章取义，绝不是有意篡改原诗的意志，而是强调用诗之人的心灵体验。
    竹简《孔子诗论》多引用诗的个别章句，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如：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无竞唯人，丕显唯德，於呼，前王不忘，吾悦之。（第6简）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第7简）《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第13简）都是截取一首诗的个别字句升华到礼义的高度，表现自己深刻的思想认识。这正与春秋时代用诗的结构方式相一致的。
    春秋时代《诗》三百构成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用之于政治、外交、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由此形成了长达几百年的用诗的历史。春秋用诗遵循的是“诗以合意”的思想目的（语出《国语·鲁语下》），“歌诗必类”的思想原则（语出《左传·襄公十六年》），“赋诗断章”的结构形式（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孔子诗论》的精神脉络与整个用诗时代是吻合的。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考据诗的原始意义，而侧重的是在诗歌里获得“告诸往而知来”的思想升华。
    　　三、《孔子诗论》与传统的诗学理论
    《孔子诗论》出现的另一重要意义，是诗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悠久传统。汉代经学家们对《诗经》的理论阐释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这里试举《孔子诗论》中几例诗学观点，可与传统的诗学观点相互印证发明。
    1.传统的“诗言志”与竹简的“诗亡离志”
    “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一面大旗，围绕着“诗言志”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志”就是诗，“志”与诗是可以互相通假的。而竹简的第1简开篇就说“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显然其意义与传统的“诗言志”的精神一致，这是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但是，有了这样的否定倒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志”与诗还是有区别的，是不可替代的。只是我依然觉得孔子这里所说的“志”是用诗意义上的“志”，而不是创作意义上的“志”。
    2.《乐记》与舒缓的颂乐
    《孔子诗论》中论及孔子对颂乐的欣赏：“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第2简）孔子对于舒缓悠扬宁静祥和的颂乐极为欣赏，称赞其是“至矣”，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的一贯态度是颇为一致的。《乐记》中对于舒缓而祥和的音乐也持有同样的态度，《乐记》同样欣赏迟缓而宁静的古乐，认为那是治世才能出现的音乐：“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在孔子看来，那些急促而紧迫的音乐反映的是人们不安定的情绪，代表着社会的动荡与混乱，而与之相反，太平盛世里的音乐则是节奏舒缓的，显示生命的宁静与祥和。而在《诗经》中《颂》乐就是节奏宁静而迟缓的，是愉神的凝重的，充满希望与神往的，因此代表着音乐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的音乐是充满生命的宁静的，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充满声音的音乐却把生命导入到宁静的境界里，这样的理论确实具有现代的意义。
    3.对邦风的诗学与经学的理解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论述《诗经》的内容时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与此相同的见解也见于《孔子诗论》中：“邦风其内（纳）勿（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两者比较就会发现孔子及其门徒，虽然也认识到《诗经》中《国风》的内容广大包罗万象，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风物景色，可以领略其美丽的文采，欣赏其动听的声音。但是竹简中对邦风的理解更接近于《诗经》自身的内容，而不同于班固仅仅是从经学的政治角度来阐释《国风》的内容。
    《孔子诗论》的出版带给我们的诗学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以前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孔子对于诗歌的情感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是回避的，而从竹简来看，孔子在论诗的时候常常以情释诗，并上升为“乐亡离情”的理论表述。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使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更加深入。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地下文物的出土与传世文献并不是矛盾的，其精神脉络是连贯的。地下文献的出土倒使我们更加重视传世经典文献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我们研究地下文献的时候，也应该提倡回到传统、回到经典。

原载：文艺研究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