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车':连载：江上苇：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1

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到1911年5月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在洋鬼子们的强大压力下，惘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视。四川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那年头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也搞这些歪门邪道，居然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造毒药，还“惨无人道”地拿家猫做实验，硬给小动物灌氰酸——据说实验相当成功，那只倒霉的猫当场为国捐躯。唉，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了！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所以出现样的悲剧，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成立，总督赵尔巽大人亲临现场给官兵训话，说今天新军成立，未来国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相当于中药里的甘草陈皮，百病可用，但讲台下面就有人不乐意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当重庆独立，端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大人见援军无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绅们表示愿意把权力交出来，但希望对方能够保证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温和的“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接受了赵大人的要求——在这个保皇派头头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蒲举人当选为都督，就把自称是很懂军事的尹校长请出来当了军政部长。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兵变平息了，然而背信弃义的事情却还没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驱使下（至于这两者中哪一样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晕了头的大英雄，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回过头来再说在库仑作客的十三世达赖。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
　　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对于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挥川边的战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川军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围，并收复了理塘、贡觉、江卡等地，同时助战的滇军也攻占了川、滇、藏边的盐井。然而川、滇两军的平叛，也就到此为止了，袁世凯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严禁川、滇两军进入藏边。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
　　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压过了人家一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第三章、天下第一雄藩
　　
　　蔡锷这一届学生，在1904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很是出了些风头。
　　他和浙江人蒋百里、同乡张孝准三个人联手抢走了这一期毕业生前五名中的三个席位，蒋第一，蔡第二，张第五。张那个第五，还有坊间传言说原本是第三，日本人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硬给改成第五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期毕业生的前五名中，中国人占了三个最有含金量的名次，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要知道，那可还是中日学生混在一块同排名次的时代啊——说来这也实在不能埋怨日本同学无能，其实这一期的日本牛人还是蛮多的，首相、大将、陆军大臣、殖民地总督也出了好几个，甚至还有改行当文部大臣、外交大臣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就是后来的“二二六”、“九一八”什么的，也大都是这帮人闹腾出来的，这本事也实在不能算小——可谁叫他们偏偏碰上了蒋百里、蔡锷这样的牛人呢？这个拿了天皇御赐军刀的蒋百里得了便宜还卖乖，后来还在他的大作《日本人》中悲天悯人地写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这就很有些歧视落后同学的不厚道了，但谁叫人家是第一名，刚好够资格说这话呢？
　　再说那蔡锷，在出完风头回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等地编练新军，到1905年，又应清末名臣李经羲之邀，去了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是当南宁讲武堂总办，后又调到广西陆军小学当总办（校长）。满清末年，各地大办新军，缺乏军事人才，为了培养中下级军官，各省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另数省合办一所陆军中学，陆军中学生入伍见习后，其优秀者才得转入保定军官学堂。陆小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本省新军中充任下级官佐，所以陆小的校长如果做得好，无形中就在军队基层里具有了相当的号召力。
　　可是这个活并不好干，那些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姜登选，就是一个倒霉的典型。这种事儿，说实话，是相当讲运气的，相信蔡将军对此一定有同感。为啥呢？因为像他那样的大英雄，也曾被人家赶过一回呢！
　　说来这全得怪地域之争。也真是惭愧，咱们的中华帝国在统一了两千多年后，大家伙儿居然还能把邻省人当成外国人。
本来按朝廷的打算，是要在广西建立一镇（师）另一协（旅）的新军，以防备占据安南的法国鬼子，于是便预先开办干部学堂，准备按此计划培养两百余名下级军官。但计划不如变化快，民穷财尽的朝廷很快就发现经费不足，于是便将计划更改为只编一个混成协。建军计划一下子缩减了三分之二，那么培养两百多号下级军官就显得太多了。正巧当时蔡锷还兼任着兵备处总办的头衔，于是他便决定举行甄别考试，以此成绩为标准淘汰多余人等——可要命的是，他明明培养的是新式军官，却偏偏要考进士一样以国文水平决定取舍！
　　说来蔡锷此举，实在难以逃脱假公济私，偏袒同乡之嫌。因为这帮学生中，湖南人不在少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湖南籍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较广西籍学生为高。所以这样一来，最后通过甄别考试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湖南人竟然占了九十多——这还算是广西的学堂么？于是桂人大哗。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的湖南人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
　　据后来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忆：一时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陆军小学的学生也整队到抚台衙门前去请愿，而且声称不怕杀头。嗯，代总统说他本人也去了……其中闹腾得最积极的，居然还是那些和蔡锷同为乱党兄弟的同盟会分子！
　　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蔡锷只得离开广西，去了云南。
　　
此刻的云贵总督，正是当年把蔡锷请到广西去的李经羲，他一向赏识蔡锷，便立刻委其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辖下的两位标统（团长）是丁锦和罗佩金（士官六期），管带（营长）则是士官六期的唐继尧（士官六期）、刘存厚（士官六期）、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士官六期）、李鸿祥这些人——未来那些护国英雄和割据诸侯，此刻大多都在这里了。此时的云南陆军小学校长，便是未来反袁五都督之一的李烈钧（士官六期），执掌云南讲武堂的，则是后来做过陕西省长的李根源（士官六期）——李老太爷这辈子干的最出名的事，就是特批一名冒充云南蒙自籍，从而混入云南讲武堂的四川学生继续留校学习——没办法，谁叫这位学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朱德”这样的鼎鼎大名呢？
　　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很值得提一提。因为这期的社会名流特别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乱党，二是好出割据的军阀——看看上面的括号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学如什么阎锡山阎老西，孙传芳孙大帅，尹昌衡尹都督咱们这还没算在内呢……还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自称是士官六期毕业生，可这期名单上却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此处作一修订，因为找到唐继尧、赵恒惕的学籍记录鸟，人家确实是有户口的）如果只是个把不成气候的地方军阀，咱们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国期间名头最大的大人物也说他是六期的呢……唉，那年头没有文凭验证这么一说，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东斌这些预备校的兄台，回国后就鱼目混珠地自称是士官生（比如说只混过东斌学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资料说他是士官毕业），后来一不小心地位显赫了，更不好意思说真话，于是便想方设法地搪塞——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位大人物，干脆就派副官送笔款子去同学会要求认亲。结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同学卢香亭、杨文恺等人莫名其妙，质问收钱的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咱们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却说，人家不是已经捐了五万块钱了么，又何必要深究呢？于是就此糊弄过去。
　　不过看看这些有鱼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国史上的出息，咱们还真得承认那一条：富贵当思缘由，英雄莫问出处……
　　这闲话扯远了点。
就这么一大群乱党分子聚在一块儿，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于是，1911年10月30日，旧历的辛亥年重九日，云南便在蔡锷等人的倡导下起义，宣布独立，并推蔡锷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恩人李经羲，蔡锷也私恩公怨分明，恭恭敬敬地将其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出谢汝翼、李鸿祥、刘存厚、黄毓成等人率军进入四川，唐继尧率军进入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四川的事儿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滇军这么急匆匆地进入同样已经脱离清政府统治的贵州，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一路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保皇党人。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的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大人，宣告独立。
　　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而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的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让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分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分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然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他们仍然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这个新时代。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总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大炮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天翻地覆的革命。
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个时代的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回过头再来看看四川方面的情况。前面说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为四川都督，但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因为老袁终究还是不肯信任这些非北洋系的地头蛇。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这一系列战斗，蔡锷的评价是：“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
　　他死了，在举国的欢呼声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后，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民国，顷刻间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粤、晋、闽、湖、湘、江浙、东北、新疆各立雄长，蒙古、西藏也自树旗号。财富之争、南北之争、权位之争、政见之争，充斥了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们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围系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大总统、国务总理开始一茬茬走马灯似地换人。
　　旧秩序彻底地崩溃了，而新秩序呢？却还遥遥无期。就这样，一个大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满反思。
　　袁世凯的失败，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专制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推翻了金銮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没有打倒人们心中的皇帝呢？没有。老袁企图恢复帝制，他是失败了，可那只是权术的失败，而绝不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在他之后，仍然有张勋的复辟，满洲国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华夏世界的苍穹之上。至于虽无帝号但派头一如帝王的割据军阀如唐继尧之流，更是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例子，谁又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呢？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第四章 南北之战
　　
　　袁世凯凄凉的死亡，宣告了护国战争的结束——即便是在北洋系内部，大家伙儿也早已认为那只是一场老袁与蔡锷个人的较量而已。现在老袁总算死了，那些先前还在磨洋工的大人先生们，便纷纷跳出来收拾残局。他们捧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责任内阁总理，告天下以太平。可是天下太平，宣告起来容易，真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秩序并为天下人所接受，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帝国崩溃了，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勉强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也崩溃了，可经历了两次国家崩溃的人们却仍然站在曙光到来前的迷惘和黑暗中……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弱势，最后沦落到只要手里握有枪杆子，谁都可以反抗它至高权威的地步。普天下的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皇帝，也没有大总统，没有法律道德，也没有社会共识的时代，他们在原始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脚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这，就是割据。
　　就这样，天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其中尤以西南为甚。
　　
　　话说坐镇成都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与蔡锷的护国军达成攻守同盟后，便于5月22日发出了四川独立的通电，宣布反袁。老袁闻讯大怒，遂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怂恿他进攻成都，驱陈而代之。
　　袁死后，陈立刻又在6月8日宣布取消独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他湖北老乡嘛！但陈宦这一轻率举动，无异于同时得罪了南北双方。
　　为什么呢？因为对南方的护国军而言，陈宦在南北和议尚未达成之前便单方面宣布取消独立，无异于是背叛；而在北方的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呢，他也不领这个情。在他看来，陈宦此前宣布与老袁断绝个人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而此刻取消独立，也只是在给黎元洪面子，而不是给他段总理面子——此刻掌握着北洋实权的段祺瑞，对黎菩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矛盾很深，要不后来怎么闹出了“府院之争”呢——所以服从黎总统，即是不服从段总理，故而段祺瑞也格外地看陈宦不顺眼。
　　因此坐镇重庆的北洋军统帅曹锟，遂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续暗中支持周骏对陈宦的军事行动。周军因此迅速推进到永川、隆昌、内江一线，威胁成都。周骏同时还派旅长王陵基率五个营的兵力进抵资中，截断成都与叙府之间的交通，并让另一个旅长刘湘沿长江布防，以阻击护国军援陈。
　　此刻正陈兵泸州、叙永一带的护国军，在接到陈宦的告急后，很是费了些功夫讨论要不要援陈。因为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是：陈宦宣布独立，护国军则承认维持其四川都督的地位。可陈宦随后贸然取消了独立，则此协议就自行失效了，从理论上讲，护国军自然也就没有了援陈的义务。而且，护国军在与北洋军精锐迭次苦战之后，不但疲劳不堪，而且饷弹两缺，也缺乏立刻出兵援陈的能力。
　　然而，要放任由北洋军暗地支持的周骏进占成都，那就等于拱手将四川让给北洋系，这也是蔡锷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蔡锷遂一再向坐镇云南的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饷弹，甚至到了“迭电哀恳”的地步。
　　但在云南的补给和援军到达之前，蔡锷也只能从坐自己捉襟见肘的防线中勉强抽调出刘云峰的第一梯团，进驻自流井一线虚张声势。
此刻陈宦手里可用的三个主力旅，也是问题重重。一个旅长李炳之在重庆被曹锟扣留，另一个旅伍祥祯部在早些时间与护国军的交战中受创颇重。算起来，只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有些战斗力，但该旅入川部队仅有一个混成团，而且冯旅长还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中，很是影响战斗：先是他的老上司陆建章在西安被起义的陈树藩部攻击，急电要他星夜赴陕，但冯旅才走了两天，陆建章便投降了，又来电让他无需赴援。老冯这心还没放下来呢，陈宦又打电报来说成都万分危急，让他务必去成都共挽危局，老冯勉强答应。再过不了几天，老冯还要接到另一位老哥们儿贾德耀（士官三期）贾旅长的电报，称所部在汉中被包围，还是哭着嚷着向他求援，连汉中地方虽然贫瘠，总还多养得起你一旅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谁说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来着，那一两个月里，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可不就是救世主！
　　虽然勉强答应去成都，但老冯对陈宦也是颇有怨言，不太肯出力气的。他后来自己的自述里谈这一段历史，讲了一些对陈将军很不恭敬的掌故：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说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来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部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人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成什么好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冯玉祥在陈宦的哀恳之下，勉强出城抵挡了一阵，但很不得力，随即便撤往川北，后取道绵竹剑阁退往汉中。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更糟糕，他们甚至连战斗都没经历便自行溃散了。因此王陵基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便经由龙泉驿直逼成都城下，陈宦到此地步，只得求和，希望对方给一周时间让他收拾行李以让出成都城。但周骏勒令他在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就要炮轰成都。
可蔡锷此刻，也终于等到了云南派来的援兵和补给。
　　他遂于6月25日派罗佩金率领顾品珍梯团驰援成都，同时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但陈宦此刻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遂于26日主动让出成都，率残部取道重庆顺江东下而去。
　　周骏在向陈宦进攻的同时，还提出了“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企图拉拢护国军阵营中的刘存厚、熊克武等将领。可这一招相当的失败，不但拉拢刘、熊不成，还导致了护国军上下的一致不满——想想看，除了朱德、杨森，护国军里还能有几个四川人？
　　因此当护国军开始动员，向成都进军时，刘存厚便积极要求打前锋，以表明立场，而周骏部下的旅长刘湘也在此时率部加入了护国军，周军实力大减。随后护国军左翼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进攻资中，刘存厚也率所部川军出屯新津，并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抵抗不住护国军的进攻，只得也逃走了事。他从此便形同消失，但他此刻手下那些旅、团长们，还将要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活跃很久。
　　
　　7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又在这道命令中留了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可恶尾巴：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
　　蔡锷当然不能放走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上罗、戴两人也没法走——说来也挺有意思，此时的广西是大军阀陆荣廷的地盘，贵州则是小军阀刘显世的地盘。陆荣廷在护国中积极扩张，此刻已经地跨两广，正在兴头上，如何能让出省长的位置？而刘显世虽然实力弱小，但他一直积极支持护国军北伐，说来正是有功之人，哪有有功不赏，还要强抢人家地盘的道理？所以，这两个新“省长”该怎么上任去？段政府这可不是成心开玩笑么！
　　于是蔡锷只好自署官职，以率黔军入川助战的戴戡为军务会办，起义的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为军长——除他自己的老二师外，并兼辖川军第四师陈泽霈部和滇军第六师顾品珍部（其实都是些刘根本指挥不动的部队）。此外，还恢复了国民党人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番号以酬庸。混乱已久的四川局面乃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8月间，蔡锷便因喉结核恶化，同时亦觉应当功成身退以为天下范，遂决意离开四川，前往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黔军首脑人物戴戡继任四川省长。北京回电，同意以罗佩金为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护理”，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意即“代理”），戴戡为会办四川军务。后又更改为，罗暂署四川督军，戴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
　　然而，蔡锷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于这一年的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逝世，享年才35岁。在他去世前的11月1日，适逢日本军机演习，蔡锷还曾趴在病房的窗前观看。但看完后，他颇受刺激，对陪护他的昔日士官同窗蒋百里说道：“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整理好，而别人的战争准备已经由平面转向立体，我们不知道又落后了多少年！”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加以深省的话：护国战争是枪口对内的一种战争，不应引以为功，我死后必须薄葬。
　　蔡锷一生，做的也并不总是光彩事，真正能够书之于青史的，还得算是这段护国经历，然而他却偏偏因其为内战，耻以为功——这较之后来那些得意洋洋的内战英雄们，人格之高下，真是曜日萤火，别若天壤了。仅此一节，蔡锷将军便足为千古英雄垂范。
　　
　　蔡锷的离去，使得西南局面顿时大变，而导致局面恶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野心勃勃的云南督军唐继尧。
　　早当蔡锷还在四川时，唐继尧的表现就相当的令人讨厌——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按兵不动，蔡锷屡次催促而不得。然而仗打完了，他却源源不断地派遣滇军入川来抢地盘。连蔡锷也忍不住在7月18日发出“皓”电质问他：“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钝，实未解命意所在。”同电中，他还奉劝唐继尧功成身退——“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然而被膨胀的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的唐继尧，是不可能听进蔡锷这些金玉良言的。
　　
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些人，当他们还是一介青衫秀才时，大抵有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喜欢对朝廷政治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颇有匡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可一旦他们因为时运巧合，坐到了当年他们所极力诋垢的那些大人物的位置上后，他们却比那些人堕落得还要迅速，还要彻底。为国家，为人民的抱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于个人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权力的极度热衷，以及对腐朽堕落生活的不断演绎与创“新”而已。
　　他们“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们满口的新名词，许诺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将有天下太平。可最后呢？人民所得到的，却仍然是一如往昔的改朝换代而已。
　　唐继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人，云南会泽人，书香门第。十四岁上中秀才，后因科举无路，遂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唐继尧学成回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旅长）就是士官三期生蔡锷，标统（团长）为唐的士官六期同学罗佩金。他随即便参加了于当年10月30日的云南“重九”独立起义。
　　云南独立后，蔡锷一度偏听于赴滇求援的戴戡，派唐继尧率滇军四个营入黔，后又改悟，要唐停止进军。但唐在贵州制宪派许诺推举他为贵州督军的诱惑下，竟抗命不遵，悍然攻入贵阳，并对革命党人大加屠戮。
　　后蔡锷奉调入京，乃向袁世凯保荐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唐遂继蔡成为云南的主人。然而唐继尧其人，素有政治野心，早年在日本读书时，便自诩为“东大陆主人”，并以此刻了一方水晶印章，每每用于书画之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家不过视其为一落魄愤青而已。可如今，这位当年的愤青因为机缘巧合，竟然主掌了南天一隅的军政大权后，他又将会干出些什么来呢？他将要干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办一所“东陆大学”而已！
　　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然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省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后，唐继尧就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得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牢牢占据了川南，并进而问鼎全川。唐继尧见大事已定，便一改前态，转而将四川视为其外府，源源不断地派兵入川，其动机显而易见。以至于蔡锷也亲发“皓”电予以谴责，然而唐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待蔡锷去后，唐继尧更是变本加厉，他利用滇军将领罗佩金为代理督军，掌握着四川军权、财权之机，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
　　他一方面以滇军为敛财工具，大肆搜刮全川财富：设立护国银行，专门兑换滇币，截留了数百万盐款，毫无报销。另一方面，滇军又把持了成都兵工厂，肆意扩充军队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而此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大批徒手的云南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足足编成了两个整师。
　　
　　而对于当时川军的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部队呢？唐继尧、罗佩金则极力加以裁减。
　　首先是在饷项上加以扼制。罗佩金非但不肯补发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连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川军无奈，在与之多方交涉后，罗佩金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此外，罗佩金还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其他特科。虽然滇军也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合计，实则滇军并未裁减，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为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这种极为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了全体川军的激愤，于是便有了“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不甘受歧视的川军，于1917年3月，在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在成都集合各师代表会商对策。最后决议以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督军罗佩金编遣不公。
　　罗佩金对川军将领此举自然不满，加之听闻北京方面将有变更四川督军之说，更加恼火，遂决定以武力先解决川军第二、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凭什么上榜呢？原来这陈泽霈，在护国军入川之役中，做过罗佩金的参谋长，算起来原属滇军系统，双方关系不错。但陈自任为第四师师长后，却与川军将领日益亲密，故而此时罗见连他都反对自己，尤其愤怒，便照顾他优先上榜了。
　　罗佩金敢于如此轻视川军，主要还是因为川军在护国之役中表现实在不佳。刘存厚起义后，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很不得力，蔡锷也曾抱怨说是：“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
　　因此，罗佩金就照着自己对川军的成见，着手进行解决他们的军事部署——同样也是士官出身的罗督军可没有看到，滇军入川时那种理直气壮，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精神正在消亡，而全川军民的愤懑却正在积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何况这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打仗呢？唉，那个年头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老虎，而把对手当成病猫，可结果却总是让后人笑掉大牙。
　　袁世凯是这样，罗佩金是这样，以后还将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没错，他们手里掌握着由新思想、新技术所创造和赋予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却从不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常识，那就是：暴力无论新旧强弱，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

罗佩金迭次电告北京段祺瑞政府，称刘存厚“外强中干，毫无胆略”，希望中央明令，让他解决川军。可作为北洋系领袖的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倒戈的川军，但更不会喜欢护国战争中的强悍对手滇军，更不愿意去替唐继尧、罗佩金当这个得罪人的冤大头。他遂一再隔靴搔痒，坐视乃至于暗地里怂恿刘存厚与罗佩金对抗，致使滇、川两军矛盾愈发激化。
　　虽未得到段政府明示，但自信满满的罗佩金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动军队，出驻天回镇、新都、金堂、赵家渡等处，对刘存厚部暗取包围之势。又以一营兵力驰赴潼川，监视驻顺庆的川军第三师，并调驻富顺、泸州等地的滇军开驻成渝之间的资中、内江，一方面可以监视驻成都周边的刘存厚，另一方面也可提防驻川东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第五师熊克武等部可能的异动。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佩金便开始下手，先是准备用诱捕的手段逮捕刘、陈两人。刘存厚比较滑头，每次都托故不去，陈泽霈则因与罗是老熟人，贸然前往，一去即被扣留。罗佩金扣留了陈泽霈后，便于4月14日，宣布撤去陈的川军第四师师长职务，改以该师旅长卢师谛接任师长。次日晨，罗督军又以为卢师长就职行布达式为由，遍请在蓉第四师各级军官，齐集皇城内督军署。这些军官一进督署，也被悉数扣押，滇军趁机出兵包围其各部队，将其全部缴械。
　　刘存厚得知第四师被解决后，立刻加强警戒，川、滇两军步哨纷纷延伸接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一场大战又在眉睫。
当时成都城内外各方势力的军事部署情况如下：
　　刘存厚部川军
　　第二师师部设于北较场，驻有田颂尧的骑兵一团，及部分师直属部队；西较场驻有赖心辉的炮兵一团，团部设于旧将军署；另有范士杰一个营驻于老西门，负责把守城门；北门也在刘部掌握中。城外凤凰山兵营中，驻有刘部舒云衢的一个旅，辖邓锡侯、廖谦两团。
　　滇军
　　以第六师驻成都城内，师长顾品珍兼任成都卫戍司令；督署直属警卫团等两个多团，驻皇城内，担任督署防务；约一个多团，驻东校场；东门和武城门（即新东门）为滇军所控制。另，城外还驻有部分滇军。
　　黔军
　　除滇、川两军外，城内还驻有部分黔军，这是在护国战争时代由戴勘率领进入四川的。戴戡本人驻于旧督院，其所率的熊其勋旅，大部驻于南门附近，并掌握南门门禁。罗、戴本为蔡锷的左右手，渊源甚深，故罗在计划中拟以戴为强援。
　　
　　自14日后，滇军以防止四师散兵流窜滋事为由，派出督署参谋长赵钟奇（士官八期）与刘存厚部参谋长林爽（士官六期）协议，划定两军防区，分设岗哨，彼此约定非事先征得同意，不得武装通过。但接下来的三天内，滇军却屡屡违约，数次以全武装部队强行通过刘存厚的防区，刘部虽偶有阻击，但事态均未扩大。
　　但到4月18日，滇军一部自灌县押运缴获的川军第四师枪械前往成都，在途中遭到刘存厚部的劫夺，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蓄势已久的川、滇冲突。当夜，双方发生大规模交火，罗、刘之战自此全面爆发。
　　双方事后均指责对方首先开火：滇军称是川军首先炮轰皇城内的督署，故自己才加以反击；川军则称，滇军在发动攻击前，即已经自皇城城头上发炮猛轰刘存厚师部驻地北较场、炮团驻地西较场等要地了。究竟谁先开火，如今看来真是个谜案了，不过此役以炮战肇始，大概还是不假的。
　　此役伊始，滇军便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刘部驻地：一路由东校场出击，进攻北较场的刘存厚师部及驻文殊院的机关枪营；另一路则自皇城内的督署出击，越过东城根靠近将军衙门的一段已跨塌的城墙，进攻驻旧将军署的赖心辉炮兵团团部；还有一部，则由城外绕行攻入新西门，准拟一举解决掉西较场的炮兵团——川军炮兵是不是先开火不好说，但看这滇军的部署，还真就是冲着刘存厚的炮兵去的呢！
　　同时两军在东、西御街上也发生了激战。
　　照说罗佩金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少，可他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想到滇军此刻的战斗力竟有那么糟糕，而川军竟有那么顽强……
　　
主攻的三路滇军，因遭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原计划均未实现；而在东西御街上的战斗呢，滇军也是一触即溃，让川军乐滋滋地占领了督署所在地皇城外的要点三桥。
　　次日上午，省议会及各国领事团即出面调停，川、滇两军均同意停火，川军为表示诚意，也答应将三桥让出，由中立的黔军接防。
　　但当晚滇军毁约，又由皇城中冲出，向守卫三桥南街和陕西街的川军发起进攻，同时东校场的滇军也三次进攻占据北城的川军，但这些进攻和前晚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各路滇军都被击退。
　　到四更时分，防守皇城督署的滇军王秉钧部，为扫清射界，并嫁祸于川军，竟然用洋油和燃烧弹，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将后子门附近，东、西御河，东、西二巷，九思巷等处焚毁殆尽，皇城附近之东、西鹅市巷，东、西御街之间，三桥北等处也尽成焦土。当时葬身火海的平民为数甚多，连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也因遭到射击而颇有死伤。这场大火直至4月20日午间方才渐渐熄灭，被焚烧的民房多达千余间，平民死伤者达三千余人。
　　除了放火以外，把守武城门的滇军，还肆意屠杀俘虏和平民。自4月18日夜开始，滇军营长李正芳等部便不断将川军第四师被扣押的军官及部分滥捕来的平民，用刺刀捅死后抛尸城下，数日内抛弃的尸首竟累计多达八百余具。
在成都城里打响之后，川滇两方尚未参战的帮手们也没有闲着，诸色人等纷纷展开电报战，一时间到处唾沫横飞。
　　4月19日，罗佩金的云南后台老板唐继尧，发电痛骂刘存厚“叛变”：“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与解决。”
　　而刘存厚的川军同袍，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也在同日联名发表通电，抱怨罗佩金：“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这帮人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服从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比如说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部下，照理说是南方派。但他们虽然与罗佩金同党，罗却首先不顾同党之谊，要在裁军中将第四、五两个师缩编成两个旅，切肤之痛当然就胜过了党同伐异之急，故而他们也不得不小声嘀咕两句以示不满。而像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人，原本就是刘存厚的人马，刘湘则是刘成勋的大邑老乡。因北洋政府在暗地里支持刘存厚，故而这帮人也被视为北方派。
　　就在川滇两省军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省的文人也干上了——虽说这帮秀才先生们扛不动大枪，但他们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蹲在省议会、国会这些公共场合的会堂哪，或是电报局子哪之类的地方帮腔，你敢骂我“侵略邻封”，我就骂你“争权叛变”——反正遣词造句正是此辈秀才的长项，故而那几天大家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滇军对川军屡攻不下，而成都士绅人民对之已极其愤恨，加之北洋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罗佩金也自感在成都呆不下去了。遂于4月20日，经各国领事和成都士绅再度调停后，与川、黔两军达成协议，三军将成都城区分成三大区域，成“川”字形，由黔军驻防中间地区，以隔断川、滇两军，防再生事端，并协议两军同时退出成都城区。
　　4月27日，滇军由成都东门撤出，开往简阳；川军则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双方仅在城内东、北较场，各留驻了少量部队。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战争。此役从战术上看，双方兵力损失都不大，只是打了个平手，但实质上，更吃亏的是滇军——非但其歼灭川军的预期战术目的没有达到，而且4月20日，北京政府还明令同时撤销罗佩金、刘存厚两人职务，改以省长戴戡兼代督军。
　　虽然同是撤职，但刘存厚就算丢了师长，还有个蔡锷给的军长衔呢，照样可以带自己的部队——他甚至还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瞧他这玩笑开的！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兵权财权哪！
　　老罗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他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为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的部队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所以金团长只好耽搁了一天调解纠纷。
　　4日到了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了十六天，直到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上出发……而到这时候，成都的大仗都已经打完了。
　　等金团长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瞧滇军这仗打的！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统帅黔军的四川省长戴戡的态度。
　　


戴戡，秀才出身，后留日，在宏文学院读师范。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弟子，进步党人，系贵州制宪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因为梁、蔡、戴之间有这么一层密切的关系，故而自辛亥以后，贵州局面受云南影响颇多。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在蔡锷离川后，戴戡更进而成为进步党在西南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的手里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云南方面的唐继尧既已视四川为自己的外府，自然对戴戡分走了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也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所幸秀才出身的戴戡自知力量薄弱，总是委屈容让，故滇黔矛盾尚不十分激化。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也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但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
　　
　　但戴秀才这手玩得极其拙劣，以至于省议会也极力谴责他“该省长不为曲突徙薪之计（错别字修订，汗颜中），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阳为调和而阴实怂恿，对于罗督，则谓川军决无让步，对于川军，则谓罗非取消某军不可”。
　　因此罗、刘两人鹬蚌相争一番后，却眼见得让戴戡渔翁得利拣了大便宜，一时身兼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尽掌军、民、财权，各自都颇悔失计，心怀不满。
　　偏偏这戴戡上任后，也倒行逆施，他不好好打算怎么平息眼前的满目疮痍，却全盘秉承了前任罗督军的衣钵，继续一门心思算计怎么整刘存厚——在他看来，要统治四川，首先就要将桀骜不驯的刘存厚大大削弱或干脆处理掉。
　　如此一来，此前的川、滇矛盾，就演变为了川、黔矛盾。而与此同时，一度冷淡的滇黔关系，又再度变得暧昧起来。
　　
戴戡眼见罗佩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掉川军，估计自己也未必能独自吞下了刘存厚这头大牯牛。因此在罗佩金退出成都后，他又转向罗示好，在善后处理中处处偏袒滇军，打击川军。
　　罗佩金过去恨戴勘分权，这回又替戴火中取栗伤了自己，本是相当恼火的，但毕竟滇、黔渊源犹在，而敢于造反的川军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只好咬着牙答应配合戴戡。
　　在得到罗佩金同意支持的允诺后，戴戡的胆子也大起来，开始进一步欺负刘存厚。
　　在罗、刘之战后，川军已大部撤出成都城，仅留了两营兵力于城内，以保守西、北两门的入城通道。川军这部分兵力，本来对黔军也算不上是威胁，刘存厚鉴于己部方经大战，也不愿意再立刻招惹黔军。
　　但戴戡却误读了形势，自以为有滇方撑腰，遂在成都局势甫定之际，便悍然强令刘存厚将此两营兵力撤出城外，防地交由他的黔军接收。刘存厚则以其凤凰山驻军经常要进城采办给养，必须留两营人马保护入城通道为由，负气拒绝。双方为此争执达两月之久，戴戡既与罗佩金预有成约，便决定以武力先行解决这不听话的两营川军，再与滇军合力，以讨叛为名，全部消灭刘部。
　　
　　就在戴戡积极筹划消灭刘存厚时，北京城里出了件大事。这年的5月里，以逆来顺受脾气极好而著名，被称黎菩萨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终于受够了刁钻跋扈总不拿他当领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断然行使起总统权威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笑话“府院之争”爆发。
　　跋扈惯了的段总理，没想到素来一副好脾气的黎菩萨也会造反，一时倒也傻了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搁下挑子跑回北洋大本营天津卫去闭门修身——说是修身养性，其实是暗地里里策划倒黎。在段的唆使下，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便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菩萨轰下台去。7月1日凌晨，自以为掌握了大权的张大辫子，便穿上前清官服，带着康有为等一帮遗老遗少，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了。
　　宣统皇帝挂出龙旗复辟后，伪诏四出，大开空头支票，赏天下诸侯官爵以收买人心——还真就有几个不怕死的“忠臣”领了这空头的赏额呢——在四川地头上，皇帝也宣布赏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奈何这刘存厚是个识时务的，非但不肯接受这空头的巡抚，还打算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可是刘师长派出去打电报的办事员们，跑到电报局一看却全都傻了眼，因为大部分电报局都被戴兼督派去的兵监控起来了，还特别申明，严禁拍发刘师长的电报——最后刘存厚只向北线打出了唯一一通电报，并得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复电。
　　你说这戴兼督他咋就和电报局子过不去了呢？
　　说来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在刘存厚得知他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四川巡抚”的时候，戴戡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灵机一动，迅即派兵控制了各个电报局，不让刘存厚打出辩诬的通电，打算就此做一篇好文章。那年头通讯事业不发达，要迅速表明态度，就只能通过打电报这种洋玩意儿——所以戴兼督控制电报局子，就是不想让刘师长有表明态度的机会。
在封锁电报局子的同时，他又立刻通知各色人等，订于7月4日召开军事会议，并要刘存厚也一并出席，准备在会议上对刘发起突然的舆论攻击，以便先声夺人。刘存厚心知不妙，一如既往装病，称自己身患疟疾动身不得，仅派其军法处长吴荣代表出席。会议一开始，戴戡便严厉谴责刘存厚不该接受宣统所任的伪职，要他通电取消。虽然戴兼督在台上声色并厉，但与会的各色人等却不甚买账，纷纷在场下嘀嘀咕咕，说人家这还没接受呢，又怎么谈得上取消？戴兼督甚觉无聊，顿时语塞。
　　尽管道义上的大文章做不通，但戴兼督也和罗督军一样，很乐观地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比较有发言权。7月5日晚间，戴戡便动员黔军主力七个营，强行接收西、北两门的防务，同时向驻北较场的刘部留守部队发动进攻。
　　刘部川军见黔军势大，遂急忙收缩兵力。刘存厚不傻，他对川、黔两军的摊牌也有所警惕，早就指示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北门，但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西门，以便援军入城。因此这会儿川军便遵照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了成都北门，在团长田颂尧的指挥下集中于西门附近死守待援。川军以两营兵力对抗黔军七个营，颇感吃力，其中一个连苦撑到援军到来时，仅只剩十七名官兵了。
　　
　　进攻川军的黔军，纪律比滇军更糟糕，当夜就有部分乱兵借机四出放火，烧毁民房，并趁火打劫，成都西、北两城区的居民，又遭到一次浩劫。
　　戴戡虽然又一次挑起了争端，但其所辖的黔军，兵力并不强，仅有一个旅而已。他之所以敢于和强大得多的刘存厚动武，全是依赖有滇军作后盾。可是滇军统帅罗佩金三个月前才给戴戡隔岸观火地玩了一把，这时候还很有点恨意未消，虽然勉强同意援戴，但他也想如法炮制一回，让戴戡把自己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兵。
　　按说罗佩金这个打算是没错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好火候——因为援救自己人的刘存厚动作可比他快多了。
　　刘存厚在得知成都城里打响后，迅即派兵支援，次日便有部分援军入城。川军援军入城后，双方实力对比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处于劣势的黔军不得不后退。7月7日，川军击溃驻守东校场的黔军，8日又击溃占据西较场的黔军，黔军遂收缩兵力，退入皇城内的督署固守，等待滇军来援。
　　川军随即包围皇城，发动了一轮轮猛攻。
　　
却说三个月前罗佩金退出成都后，原打算回云南待罪听候查办，但为唐继尧阻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以观时变，罗佩金遂留在川南的叙府。
　　果然不久之后，川黔两军便又开争端。但罗佩金却错误地以为黔军大可支撑一段，想坐待鹬蚌两疲，以收渔人之利，故而迟迟按兵不动。直等到7月13日，他才借口调解，带部分兵力西上。而驻川滇军的总动员令，直到7月16日才发布，这时候驻川南叙府、自流井的部队，才慢腾腾地分道向荣县、威远、犍为、嘉定（今四川乐山）方向移动。
　　就在驻川滇军部队出动的同时，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也以讨伐谋“叛”的刘存厚为名，派出了各自的援川部队。唐继尧于16日发出“铣”电，威逼刘存厚率部移师北去，让出四川，否则自己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当然了，唐督军还说了，如果刘愿意投降，他也可以不咎既往——唐继尧这哪里还是什么“吊民伐罪”的檄文，完完全全是一篇赤裸裸的吞并宣言了。而戴戡的直接后台老板刘显世，原也是在唐继尧的扶植下掌握贵州大权的，同样也指望着能在四川分一杯羹，因而与云南保持高度一致，派黔军主力入川援戴。
　　
　　此际陆续入川的滇军人数已较护国战争时期扩大了十倍有余，除罗佩金原掌握的部队外，还有后续入川的李友勋、邓泰中、马骢三个旅，黄毓成的第四军、叶荃的第八军三个旅另一个大队，计约三万人。不过滇军虽然总兵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战线太长，部队分散——这边驻川部队已经和川军大打出手了，可云南的后续部队才刚刚出发。结果滇军兵力虽众，在局部战场上却每每处于劣势，给川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罗佩金急于援戴，因此不待云南后续部队到齐，便分三路出兵：以韩凤楼为第一路司令，率朱德部出叙府，拟经犍为至乐山与第二路会合后，经由眉山攻成都；以刘云峰为第二路司令，率金汉鼎部，出自流井、荣县一路，在与第一路协力驱逐乐山守军后，合攻成都；赵钟奇为第三路司令，率田钟谷旅，出资中，自仁寿方向攻成都。
　　罗佩金这是个避实击虚的打算，他准备绕开成都外围龙泉驿一带的险隘，不与打援的川军作过多纠缠，而待迂回成都部队救出戴戡后，再与川军决战。
但罗佩金这个作战计划很有点纸上谈兵加蛮干的味道——说来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王牌战将”汤恩伯汤司令，也有这个毛病。他在士官学校作沙盘推理时，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秃秃的大山峰顶上去轰人家。结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请教老汤，你究竟准备怎么把重炮抬上去？
　　这回罗佩金犯的错误和老汤如出一辙。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然条件是不是许可。他选定的迂回线路虽然可以绕开敌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将要经过的岷江流域河流纵横，加之适逢洪水季节，滇军遭遇的麻烦实际上比川军能够制造的更多。
　　
　　这个不够周密的作战计划，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二路军在荣县附近的三江镇遭到川军陈洪范部的阻击，又适逢雅河、铜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发，双方都被困在山头上无法活动；第一路军也受阻于犍为。等到洪水退后，两路大军才合力击退川军，攻入乐山。滇军紧追川军至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川军婴城固守，因城墙高大坚固，远征而来的滇军又缺乏重炮，难以攻克，一时双方陷入僵持。
　　而拟自仁寿攻成都的第三路军，也因旅长田钟谷和团长卫秉钧发生冲突，自乱阵脚，遂退出仁寿。
　　
　　就在各路滇黔军队磨磨蹭蹭地向成都进发时，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部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围皇城后，对黔军的攻击格外猛烈，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时任攻城总指挥的刘部参谋长汪可权，指挥部队挖掘坑道直通城根，并将一具棺材装满炸药运入坑道中，实施爆破，同组织敢死队，准备冲入。
　　
　　川军的爆破相当成功，轰垮了部分皇城城墙，但黔军也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危险，组织兵力拼死抵抗，川军敢死队受阻。
　　可刘存厚的运气就是那么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队受阻的时候，刘军的炮兵却立了大功。在云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赖心辉指挥下，刘军炮兵一炮命中了黔军弹药库，将黔军的库存弹药尽数引爆，爆炸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之久。
　　说来这黔军也不是没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没有像川军炮兵这样立下决定性的功劳。嘲笑黔军糟糕的炮术，成了那几天成都市民难得的乐子。曾有人苦中作乐，作《竹枝词》一首道：“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黔军经此打击后，处境已极其不利：一方面粮弹两缺，无力再继续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军又迟迟不肯践约。
　　戴戡又慌又气之下，只得通过原来在刘存厚手下当过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飚，出面居间调停，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
　　川军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遂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戴、刘之战告一段落，共计历时十三昼夜——嗯，比宣统的复辟还多了一天。
　　
　　戴戡虽然交代职务退出了成都，但以“讨刘援戴”为借口入川的滇黔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前进的步伐。此刻唐继尧讨伐刘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灭，而其以吞并四川为目的利己企图却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纷纷在文电上谴责唐、刘、罗、戴等人图川、祸川之罪恶，称：
　　“此次之乱，胜前（罗、刘之战）十倍，共烧大街七十余处，屠杀人民，劫掠金银，则不可数计……《左传》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始知罗戴皆盗贼也。《尚书》曰：‘虐我则仇。’始知罗戴皆寇仇也。平民杀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军省长杀数万人，焚数十万家，其罪又当如何？平民盗一钱，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军省长而抢钱数千万，掠物数万万，其罪又当如何？”
　　
　　当天府之国的书生秀才们在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义愤填膺势不两立地谴责滇、黔军队的暴行时，他们忘记了在那个古老的混乱时代里，还曾有位离尘的智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一个充满暴力征服欲望的时代里，哪里还有若辈心中的“道义”二字可言呢？罪恶的根源，固不在于一两个人的贪欲与野心，而是在于整个时代的迷惘混乱。
　　大一统时代的传统共识，因被视作新时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帮推翻旧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为新时代所定下的规则呢，却又总是没人愿意遵守——它本来就是那些游学异国的书呆子们生搬硬套来的嘛，所以虽然貌似完美，实际上却繁琐复杂又缺乏继承性，是个画虎类犬的失败之作。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它也真是个既难以掌握，也难以接受的尴尬玩意儿。
　　于是，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替代办法，群雄逐鹿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起而代之，野蛮时代的兽性撕咬逐渐替代了文明时代的美好的初衷。这就注定了那些刚从崩溃的帝国时代里走出来的人们，还需要在乱世的淋漓鲜血中作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与寻觅。
第五章 国民党：那个捡来的四川
　　
　　戴戡虽然侥幸得从成都城里全身而退，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早在川黔两军交战的次日，刘存厚便已抽调其主力部队之一的邓锡侯团，驰赴龙泉驿之山泉铺布防。刘存厚这一部署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来可以阻击自资阳、简阳方向或是自荣县、威远、仁寿方向来援的滇军；另一方面，也可以堵截自成都溃逃的黔军，不使漏网。
　　本于以上目的，邓锡侯在率部进抵龙泉驿后，便将团主力集中于山泉铺，并派出大批便衣侦探，向以上三个方向搜索，待机出击——此时这批自成都仓皇溃逃出来的黔军，正好一头撞进邓锡侯精心编织的这张大网中。
　　邓团所属的何绳武连，正在华阳、简阳交界处的百合寺鹞子坝一带守株待兔，还真就等来了一群大兔子——出成都后，黔军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警察厅长雷飚等人与戴戡分路撤退，带着卫兵数十人走东大路，到此休息时，遭到该连突然袭击，诸人仓皇越墙而逃，张、黄两人被击毙，仅身手敏捷的雷飚侥幸逃脱。
　　戴戡也同样在劫难逃。他与黔军旅长熊其勋，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一出成都城，便多次遭到川军及地方土匪队伍的截击和偷袭——一来滇、黔两军在成都城中的暴行，已经激起了包括袍哥土匪队伍在内的全川人民的愤怒，二来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部队历来觊觎正规军手里的枪械，现在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这支形同落水狗的客军。因此出逃的黔军处处受敌。待得戴、熊走到成都仁寿附近的秦皇寺时，所部已经寥寥无几，戴戡在混乱中与熊其勋走散，死于乱军之中。熊其勋化妆成农民逃跑，被川军捕获，因川军团长邓锡侯指其为挑起战端的祸首，也当即被杀死，黔军五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时有好事者给戴戡写了一副挽联，上联“生前惯效秦庭哭”，下联“死后方知蜀道难”——虽然很有点幸灾乐祸，于作古之人大不敬，但这副不够厚道的联子，对戴戡生平事迹的描述倒是相当贴切。
　　
　　关于戴戡的死因，还很有一段小插曲的。
　　据刘存厚部团长廖谦的报告称，戴戡是自尽的，己方绝对没有动手。另一个团长邓锡侯说得更仔细，称戴戡系遭袍哥队伍吴庆熙部截击，意图缴获其枪械，戴戡遂自尽。
　　而后继任代理督军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则称：“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灵榇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而滇、黔方面，则一口咬定，戴是被川军故意杀害的。
　　此三说，刘部显然是在为自己推责任，而且打算全部推给死人本人，不留一点后患；周道刚貌似在替刘存厚推责任，但却又故意不肯推干净，一心要给刘留个尾巴——谁叫刘存厚也是四川督军的有力争夺者呢；滇、黔方面，以及北京的梁启超，则乐于接受川军故意杀害戴戡之说，这是为继续用兵四川或是惩罚刘存厚找理由。
　　然而理由好找，继续对四川用兵却不容易，远在云南的唐继尧并不清楚此刻自己驻川部队的真实状况。
　　
在打垮了据守成都皇城的黔军后，川军便迅速腾出手来，转攻正在眉山城下数星星的滇军主力第一、二两路军。
　　此时滇军已顿兵坚城之下数日之久，时当酷暑洪水，天气潮湿炎热，滇军将士疲惫，士气低落。而同时后路乐山城又已被川军陈洪范部占领，退军的要道关门子也落入川军掌握中，滇军已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形势极其险恶——唉，罗佩金那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作战计划！
　　第一、二两路滇军主将韩凤楼、刘云峰经研究后，认为这仗已经没法再打，再不突围就要吃大亏了。韩、刘二人即决定以团长朱德为前卫，率部攻击前进，驱逐关门子、乐山两地的守敌，打开一条退路；以另一员猛将，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为后卫，率少数部队掩护全军撤退。
　　作为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人物，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老总亲自出阵，那结果还能有什么悬念呢？朱老总所部很快撵走了堵路的川军，打开了撤退的通道，滇军主力乃得以逃出川军的包围圈。但敌前撤退历来为兵家大忌，仓皇后撤的滇军秩序混乱，加之慌不择路，在渡思蒙河时竟然挤断了浮桥，其二十八团副团长陈天相和不少官兵溺亡。
　　当时形势是如此危急，以至于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率后卫二十余人撤到河边时，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做俘虏的严酷问题了。幸亏金团长手下一名传令兵机灵，发现河下游水浅可以徒涉，才侥幸逃脱。金团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徒涉过河，水不及膝。想起陈天相和其他官兵，才死得冤枉呢！”
　　流血死人的经验就是教训，更是财富，滇军学会了这一条，对面的川军也学会了这一条——近三十年后，此时正站在川军阵营中的刘伯承元帅，又站在淮河边上，面对着与此相似场面说了一句名言，那就是——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要害死人！当时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渡淮河时，前锋报告水深无法徒涉，刘帅遂拿着一根竹竿亲自下河探水，居然硬是找出了一处可以徒涉的渡口，然后便说了这番话。
　　走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冒昧地揣测，当朱、刘二帅面对着淮河边上这场危机时，恐怕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思蒙河边那相似的一幕吧？
滇军在撤退中遭受了相当损失，又加之部队一度混乱，因此一直退到荣县才收住脚步，停下来整理部队。
　　就在这时候，唐继尧自云南派来的援军也到达了，他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唐继尧将败军之将罗佩金调回云南思过，并重新整编了驻川滇军：将原顾品珍的第六师改编为第一军，提升顾品珍为军长，辖李友勋等旅；第七师改编为第二军，以赵又新为军长。另提升作战有功的朱德为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为十四旅旅长。
　　通过这么一番调整和充实，驻川滇军在实力上迅速恢复了元气，但护国时代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勇敢气概，却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当一场原本是为国家民族求前途的战争，业已变质为替一方军阀争夺权位利益后，军官们还能怎样去向战士们动员解释，要求他们勇敢顽强自我牺牲呢？
　　故而此时的滇军将领们，也只能用段祺瑞要将驻川滇军解散，押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这样无聊的谎言来鼓舞士气了。
　　就在唐继尧积极地整军经武，一心要用武力重新征服四川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段总理又跑来搅局了。
　　
　　话说戴戡死后，时在北京的进步党魁梁启超极为恼火，要求重掌政权的段祺瑞严惩刘存厚——因为戴戡所部，是当时进步党手中唯一掌握了地方实权的武装力量，戴的死也就意味着进步党掌握枪杆子梦想的彻底失败。
　　那梁大才子虽然握有一支生花妙笔，但到底不是当真抵得三千毛瑟枪兵用，所以也一直在煞费苦心地通过自己的得意门生蔡锷、戴戡等人抓武力。
　　年前护国之役的辉煌胜利，仿佛让进步党看到了曙光，梁任公也一度亢奋的不得了，在国会里说话的口气也硬了许多。然而好景不长，期年之内蔡、戴二人尽殁，进步党人兵溃旗折，坐镇北京城里的梁任公希望破灭，自然就免不了要恼羞成怒一番了，每天坐在朝堂上大发脾气——在一众国会议员们看来，那几天的梁任公和他的进步党，很有些祥林嫂的作派。
　　段祺瑞对这个已经失去了爪牙的落魄政党，在国会里发出的不满的哼哼声，当然不会认真理睬了。事实上，对于混乱中的西南局面，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北洋系在护国之役中的头号对手，一年前还号称天下劲旅的滇军，此刻已经在罗、刘之战中铩羽而逃，颜面尽失，再也撑不起“劲旅”的牌子了。
　　而一贯协助滇军的黔军，也在戴、刘之战中遭到了重创，驻川西的黔军几乎被全部肃清。而胜利的一方，川军实力派人物刘存厚的部队，也在两次大战中遭到不小的损耗，同样亟需喘息——而且这两次战争，还促使他投向了北洋政府的怀抱，成为段祺瑞的马前卒。
　　因此在段祺瑞看来，这正是北洋系重新夺回四川甚至让整个西南改变颜色的最佳契机。因此他以四川之乱情况不明，不便立刻下结论为由，拒绝了梁启超严惩刘存厚的要求。
　　他一边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代理督军，一边又以自己的内弟，时任北洋军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为查办使，率几个旅的北洋军入川查办相关事宜及处理善后。
　　吴光新这个入川“查办”，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自辛亥年独立以来，在川军将领中一直存在的那个难以化解的南北困局，又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众军头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思，大家都在咬着手指头选板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一回到底该坐南朝北呢，还是坐北朝南？
　　早从尹昌衡时代起，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无论起先是怎样一幅温情脉脉的面容，但最终他们对四川那种赤裸裸的吞并野心终究还是会暴露出来，这一点四川人都很清楚了。
　　然而更清楚的事实是，在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近十年战乱中，无论是南方的蔡锷、唐继尧还是北方的袁世凯、段祺瑞，其军事实力都远远强于川军。因此，无论对方有多么讨厌，如果军头们还要想在四川保持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的话，就必须在南北两者中选择其一作为靠山。
　　这种不得已的妥协，使得川军中的大多数军头养成了墙头草两面倒的坏习惯——南方强则依附于南方，北方强则服从于北方。他们时而依靠南方的力量，来抵抗北方的吞并企图，时而又反其道而行之。
　　这些军头们并没有什么固执的政治主见和立场观点，孙中山、袁世凯或是黎元洪、段祺瑞，对于他们而言都只是个简单的符号而不是值得真正效忠的对象，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要保有手里的武力，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富贵之源，淫奢之资，乃至于存亡之本。
　　在这个大割据时代里，诸侯中的代表人物阎锡山阎老西，对此作了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存在即是真理！”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这一条“真理”也一直是颠扑不破的。
　　然而无论是滇黔军，还是北洋军，无论是号称来讨逆的，还是号称来助拳的，他们入川的必然结果都是使得川军无处容身，这也已经成为了一条经验性的总结。
　　在这方面吃过不少苦头的川军各部，立刻放松了对滇军的作战，转而对吴光新的到来表示强烈的反对。但这些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
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代表的一派，是墙头派，也可称之为观望派，更是最彻头彻尾的割据派——在他们眼中，没有政见，只有利害。
　　无论是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北方北洋政府发布的命令，只要不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割据利益，他们都可以接受，但具体执行起来，则总要依照着现时南北实力对比来打个折扣，因为他们喜欢犹豫观望，一概要等到事态明了才肯下决心，所以总是跟不上趟，只好吃点残羹冷炙，但也不至于轻易玩完。
　　北洋系强大的时候，他们服从于老袁打护国军；老袁死掉后，他们摇身一变，也变成了护国军。罗佩金执行强滇弱川政策时，他们也在口头上反对，可是也不肯和滇军公然闹翻，一直没有公开给刘存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段祺瑞要派吴光新来抢地盘，他们也反对，但口气虽然很重，动起手来却又总是处处留余地，态度始终暧昧不清。
　　
　　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北方派。因为在与滇罗、黔戴的对抗中得到过段祺瑞的暗助，所以在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这一派在感情上比较乐于服从北方的北洋政府。
　　说起来刘存厚这个北方派也是给逼出来的，想当初护国之役中，他可是川军中第一个起义响应的师长啊！可蔡锷走后，唐继尧、罗佩金、戴戡这帮人，一再整他，结果硬生生地把这个原本站在南方阵营里的护国英雄逼到了北洋系一边。
　　从此他就对南方失去了信心，成了彻头彻尾的北方派——等到全川都换成青天白日旗了，他还在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所以吴光新入川，他虽然不喜欢，但碍于眼前的情面，也不会公然反对。
　　
　　第三种人，就是以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抵制北洋政府——但他们也免不了要在自身利益和政治理想这两者之间徘徊矛盾。
　　当国民党出身的罗佩金要将他们的部队从师缩编成旅时，他们也和其他吃了亏的川军同袍一样不高兴。
　　在罗、刘大战时，熊克武自己不肯出面，却授意手下将领通电支持受到北洋政府偏袒的刘存厚，反对同党的罗佩金，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一旦罗佩金、戴戡都滚蛋了，事关最切身利益的矛盾消除了，他们便又立刻跳回了南方阵营，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在对北方问题上继续保持一致。
　　此时正值南北再度交恶，护法战争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因此在吴光新事件上，熊克武等人是坚决反对北洋军入川的。故而熊部便率先在吴光新入川要道的夔门、万县一带沿江布置炮兵阵地，准备以武力阻截。
　　
照说这北京城里的老段螳螂捕蝉，想趁川、滇、黔三军打得疲惫不堪，地方糜烂之际，以中央的名义出来收拾残局，时机火候把握得都是相当到位的，可是他派来抢地盘的人，却有点让他跌眼镜了。
　　此时受命率领北洋军再度入川的，是段祺瑞的舅爷，时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这位吴司令是段总理的安徽合肥同乡，同时还是蔡锷、蒋百里的同期同学，响当当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出身，而且在1910年还加了一个进陆军大学深造的资历。
　　可资历与能力从来都没有必然联系，这位靠裙带关系混出来的吴司令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资历虽然可观，但其个人作风和能力却实在不怎么像话，名声很是不好：性格极其蛮横，脾气大，嘴里还不干净。
　　他的名头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来说吧，段祺瑞身边的人，每回背地里数落总理的大公子段宏业的诸多不是时，往往都要搭上这么句话：“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脾气甚差，能力甚劣，还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可他至少下得一手好围棋，对付象他老爸那样的臭棋篓子如摧枯拉朽自不必说，甚至在吴清源这样的弈坛奇才面前也可以正儿八经地走上几手，赢得对方相当的尊重——可他这位吴光新舅舅，就连这样一丁半点的闪光点都找不到。
　　吴司令性情粗暴，驭下无方，经常对自己的嫡系旅团长发脾气，甚至于公然辱骂，所以部下都不喜欢他。
　　这时候，他正驻军湖北的荆州，所部占据着鄂西的广大地盘。段祺瑞将吴光新放在川鄂之间，原是想利用他来扼制占据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老王在袁世凯时代就是个著名的刺儿头，能把段总理的本家段芝贵撵到东北去，现在自然就更不肯听段总理的招呼了，而且他还与段总理的死对头北洋直系相当亲近，所以段总理不得不处处防着他。
　　
　　但是现在四川大乱，机不可失，段总理遂也顾不得王占元了，立调吴司令率所部主力逆长江西上入川，段总理并预定以吴司令继任四川督军。
　　吴司令立刻捧着姐夫的将令，带领北洋军第八师王汝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二混成旅刘海门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等部队入川——本来退出四川后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是要配属给吴司令的，奈何吴司令的臭名头实在太响，冯旅长竟然抗命不尊，自顾自地把部队带回北京去了。
　　当时北洋军的编制系自前清时代继承而来。前清时代一个镇（师），辖两个步兵协（旅），另有镇直属的工、辎、马、炮等特种部队，其下辖的步兵协每协只有两个步兵标（团），每标三营，共计六营；而混成协（旅）则通常由陆军部直辖，除拥有与步兵协（旅）相同的步兵部队外，还直接配属有工、辎、马、炮等部队。
　　例如说护国战争期间，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就足足辖有十营兵力，而后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当时才混到曹锟第三师辖下的一个步兵旅长，所部仅有六营——所以老冯那时候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风水就有些变化了：老冯因为不肯听领导招呼，还屡次倒戈，所以几乎把这个混成旅长的冷板凳坐穿。不过看看他老人家那几年做的事儿，你倒会觉得他还能够把这旅长的位子坐得如此稳当也算是个奇迹了——而同时吴佩孚的地位却因为直系的得势而噌噌地往上窜。
　　不过这穷酸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有一点不好，就是特别喜欢踩人，还尤其就喜欢踩资历比他老得多的老冯……这也是老冯后来一直看不惯老吴，以至最后要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暗算他的潜因之一。
　　
　　话说当时，这位舅爷出身的吴司令，就这样带着这支比三个整师的实力还强一些的精锐部队，兴冲冲地奔四川去了。
　　可是才一出荆州城，就收到了扫兴的消息：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声称川军各部官兵一致拒绝客军入川，如吴司令还要继续前进，则川军只好兵戎相见了。
　　色厉内荏的吴司令登时傻眼了，他很清楚这决不是空头威胁，事实上熊克武部黑洞洞的炮口正在万县等着他呢！他犹豫起来，在宜昌一呆就是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没少给北京城里的段姐夫打电报诉苦骂娘。
　　
　　吴司令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事实上，他想当督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几年里他对左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兵，有兵斯有权，有权斯有威。”很想搞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可尽管有段姐夫到处替他打算盘，他自己却实在不出息，上一年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假公济私，任命他为河南督军，结果前河南督军赵倜非但不肯交卸职务，还调兵遣将打算对抗。
　　这位吴司令也实在草包得很，他空自手握数万大兵，却一筹莫展，愣是拿着赵倜没辙，最后只好悻悻地把已经到嘴的豫督又吐了出来——这回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只不过是换成了川督周道刚。
　　
　　不过也有点差别。上次赵倜有北洋体系内的“督军团”声援帮忙，段祺瑞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要注意群众影响，但这回周道刚可没有这样有实力的帮手。
　　最后，在段祺瑞的多方威逼利诱下，周道刚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妥协，让吴光新率部进入了川东重镇重庆——交换的条件是：由段祺瑞以中央名义调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以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
　　
　　周道刚的妥协也是被逼无奈的。眼前的川军虽然取得了对滇、黔军的局部胜利，但毕竟这时候的川军本钱还小，远不足以同时对抗滇军和北洋军两大势力图川的企图。
　　而此刻川滇之战正在进行中，前线的部队一时调不下来，仅凭驻川东的熊克武第五师和他自己几乎指挥不动的第一师，实不足以抵抗吴光新三个多师的进攻——更何况，北洋军还是打着查办川乱祸首和驱逐滇军出川的旗号而来呢！
　　因此这时候川军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和北洋政府先达成有条件的妥协甚至干脆狐假虎威，且把目前最碍眼的滇、黔军队撵出川去再说。
　　对于墙头派周道刚来说，这样的抉择当然是合理的，北派刘存厚也没有大的异议，可对于南方派熊克武而言，这就很不合理了。
　　为什么呢？这会儿正逢护法战争高潮，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同志和投机军阀们，此刻正在湖南和张敬尧、倪嗣冲、张怀芝们的北洋军打得热火朝天呢，四川国民党哪有非但袖手不管，还和死对头和平共处之理呢？
　　

于是接下来，使四川局势风云突变的焦点人物，就变成了以熊克武为代表的这帮国民党人。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盐井湾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话说自从庚子年烧教堂，辛丑年签条约之后，被洋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朝算是彻底觉悟了，上上下下都觉着不努力地学点新东西是不成了，于是便掀起了一股留洋的热潮。留学生中，又以去路途最近费用最省的日本者为多。
　　就这样，从1901年到1907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在日本那块狭窄的土地上，竟足足冒出了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待遇优厚的官费生，也有拮据勤俭的自费生；有凭本事考出来的优等生，也有靠姐夫走后门塞过来的（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吴光新吴司令）关系户；有成日间足不出户的书呆子，也有成日间狂嫖烂赌的败家子；有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未来的害群之马……
　　总而言之，在这帮中国留学生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古老的、正在转型中的庞大帝国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差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地域差异、贫富差异、志趣差异、品性差异、能力差异、专业差异……我天朝上国之风土人情，可谓淋漓尽致。
　　
　　日本人对这帮中国留学生也很是费了一番脑筋——总不能把这帮大都不会说日语，个人知识水平又有天壤之别的家伙统统都塞进士官校、早稻田、东京帝大这些著名学府去抢军刀或是丢人现眼吧？
　　于是一批专门针对中国人而办的预备学校或是专业学堂就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了。如法政方面的法政大学，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的宏文学校，陆军方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1903年之前为成城学校，之后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受。
　　这个东斌学堂就是这样一所私立的军事学校，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所相当著名的乱党大本营了。民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夏之时、湖南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焦达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奠基人陈其美，还有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这帮人。
　　尽管也出过些人物，但这东斌学堂和士官学校的声誉，那还是有云泥天壤之别的——成城、振武还有个起码的门槛，接收的大都是保定军校送出来的预备生，至少也得是陆军中学的高材生。士官学校则更进一步，只接收成城、振武的优等生。
　　但这个东斌学堂却没有门槛，貌似是只要交钱谁都可以进。所以不客气地讲，该校倒是和如今国外某些以骗银子为目的，专门糊弄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话说那辛亥年的阴历3月29日（西历1911年4月27日），黄兴黄克强先生在广州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当时蜀中的乱党分子也应邀去了不少人，后来黄花岗上的七十二烈士中，就很有些是四川先烈，比如说著名的喻培伦、饶国梁、秦炳等人。当晚熊克武就和但懋辛一块儿，跟着喻培伦到处扔炸弹。
　　据但懋辛回忆，斯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这场广州起义，因为事机泄漏，且武器没有运进来，原本已经宣布取消了，从各地赶来的起义者也纷纷离开。但作为起义骨干的喻培伦等人却认为，海外华侨为这次起义已经捐了那么多钱，如果因为贪生怕死而不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决心无论成败牺牲，也一定要给华侨们一个交待。
　　最后黄兴被他们说动了，才临时又决定恢复起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场起义的参与者就很清楚他们的结局将是什么。然而崇高的责任感，却驱使他们一定要给人民一个交待，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起义者的人格，因此而愈显高尚，但他们身上那种年青人的毛躁和冲动，却也显现无疑。
　　
　　高尚的人格，终究弥补不了这场起义准备不足，组织薄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场起义，虽然充满理想与大义，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是乱糟糟的。
　　起义当晚，但懋辛跟着喻培伦这一队，还有熊克武、秦炳、饶国梁这三个老乡，总共5个四川人加11个广东人——但广东人虽多，在留日生但懋辛眼中却很不顶用。他们只参加过械斗，不懂枪械也不知道隐蔽，语言也不通。在后来的战斗中，但懋辛叫他们隐蔽，一个人都听不懂，结果一阵乱枪就给人放倒好几个。另外，他们还一出门就大声怪叫，把一条街的人都吓得够呛。
　　这十六个乌合之众就这么勇敢地冲到督署衙门，喻培伦二话不说就往里面扔炸弹，把墙炸了个洞。正在烟雾弥漫之际，心急的但懋辛探头就往里钻，可偏偏喻培伦也正开枪往洞里射击呢……结果，胡虏一个未灭，倒先自损了一位未来的国军上将——但懋辛吃了喻培伦一枪，左手臂上打了个洞，后半场的作为就很有限了。
　　一阵乱战之后，大家伙儿都被冲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两人还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怕跑不掉，先是凭着一腔慷慨激昂的勇气想要跳水自杀，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脚背……给冷水一激灵，这气也泄了，于是回头又找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但、熊两人只好先勉强躲进去商量办法。但懋辛以自己身上有伤，不方便活动，就让熊去找同志，时任东一区巡官的李天钧帮忙逃离，自己则留在厕所里等待他们的救援。
　　

不过救援一直没来，巡逻队倒先来了。但懋辛把心一横，反正是死，可不要躲在厕所里先挨顿刺刀再吃子弹！正准备挺身出去受死，却被两个打扫厕所的工友给挡住藏了起来，还给他买来强盗牌香烟抽。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但懋辛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李天均，正在聊着呢，偏生一个外面出勤回来的二百五警察，见但懋辛带了顶斗笠，说进屋还带什么斗笠，就顺手帮他摘了下来——这一来，没辫子的革命党就漏光了，他就这么被逮了起来。
　　回头送到大牢里，犯人们一见他的光头，个个竖起大拇指，把铺板让给他睡，还请他吃肉喝酒——什么叫人心向背？这就是人心向背，人心若此，满清不亡何待！
　　
　　接下来自然就是录口供。
　　但懋辛便信口开河编故事，说自己本是不明真相看热闹的群众，是碰巧被留学生潘其观（这个名字当然是编造的）等人骗来参加起义的。后来因为翻然悔悟，企图逃走，还被潘打了一枪（喻培伦大将军泉下有知，多半是要生气的），这都是有伤为证的。
　　可在编故事的同时，他也知道朝廷官员不是傻子，未必有那么好骗，所以也没少想在壮烈成仁的时候要不要呼点什么革命口号……历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哪！但老爷子所描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矛盾的心理。
　　不过但老爷子白提心吊胆了——深知大清朝命数已尽的张鸣岐，此时也不愿意和革命党多结仇怨，终于决定不再多杀生，于是便顺着他的口供轻轻放过了。
　　不过在放人之前，张大人终究还是没有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打算在督练公所接见一下这个不怕死的革命党——没承想张大人这一好奇，就给这帮起事的乱党分子添了一桩不小的战功。
　　
　　当但懋辛被带到督练公所的时候，一帮在广州当官的四川老乡们都已经挤在那里等着看他了。
　　什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马上就要接管广东巡警道的李湛阳都来了——回头就是这个李湛阳，在重庆独立的过程中忽悠端方，掌握了巡防军，还暗地里赞助起义，出了很大力气。所以重庆独立后，杨沧白、张培爵们请他出任蜀军政府财政部长。如今重庆著名的观光景点鹅岭公园，就是当年他家的私宅“礼园”。
　　吴锡永（士官一期步兵科）和蒋尊簋（士官三期骑兵科，辛亥后任浙江都督）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士官生，也跟着这帮四川人跑来看热闹——可不一会儿他们就知道这热闹不好看了。
　　李湛阳一来就和但懋辛开玩笑：“好同乡，你们干得好，把我的脚都整瘸了。”李准也在旁边打趣他：“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跑慢点就不会受伤的。”
　　一帮人正开玩笑呢，有人报大帅张鸣岐来了——张鸣岐当时是两广总督暂兼广州将军，所以可称之为“大帅”。
　　但懋辛对张大帅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张大帅说了一句：“你们都是好人哟！”他对张大帅的保镖倒是很感兴趣，在回忆录中写道：“随张只有一个保镖的人，青衣短装，背上交插着一对宝剑，很象唱京戏的开口跳。”
　　
　　张鸣岐说完话，转身就出去了。李准就张罗着让医生给但懋辛治伤口，刚包扎完，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声震屋瓦——一瞬间，所有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
　　难道革命党又来了？但懋辛大犯嘀咕，但不一会儿李准就跑来解除了他的疑惑：刚才是吴锡永把一颗炸弹踩爆了……不是革命党，而是意外。
　　这位吴锡永吴参议，大概是黄花岗起义中，朝廷方面损失的最高级别官员——不过这种战果怎么看怎么别扭。
　　事后，张鸣岐大作冠冕文章，上报朝廷称吴参议公忠体国，在清理战场时不幸因公负伤……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其实他只是看热闹的时候有点不小心而已。
　　唉，所以不该看的热闹，千万不要去看。
　　
回头再说熊克武。
　　熊克武从厕所侥幸逃脱后，找的也是李天均，在他的帮助下，一路跑到了上海。此后几个月里，据说他就一直在和宋教仁、居正、陈其美这帮乱党头目积极筹划武昌起义，其间还亲自去武昌观摩联络了一回。
　　武昌首义后，一帮旅沪的四川人便嚷嚷着成立了一支“蜀军”，要顺江而上打回四川去闹独立——本来大家是想推举老资格的士官三期生，刚逃难到上海的重庆人胡景伊为北伐蜀军总司令的。奈何胡景伊当时还看不准形势，不肯挑头干这单可能掉脑袋灭九族的危险买卖，坚决推辞，自顾自地偷偷跑回重庆去了。
　　因为正牌的士官生不肯干，于是广大革命群众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把东斌生熊克武推为了北伐蜀军总司令。于是熊司令就统率着一帮四川革命党沿长江西上，还顺路在武昌拜会了那个被士兵们从床底下硬拖出来的辛亥元勋黎元洪。
　　他们在这里得知了重庆独立的消息，并顺手领走了先前蜀军政府已预付了三万两银子订的那批汉阳造的枪械弹药。
　　
　　就像但懋辛对张大帅的保镖装束印象深刻一样，熊司令部下的某先生对这帮武昌革命军的军容风纪也大为慨叹。数十年后他在回忆中很不恭敬地写道：“我们又跟踪到红山寺（时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在此才真正看见当时革命军军容。在红山寺的大殿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军队。守卫军政府每一道门的士兵，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四角幞头，前面还扎了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这场面象是个笑话，但又不全是笑话。
　　革命者们仓促地推翻了一个旧时代，但他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于是他们便想当然地在一块毫无继承的空白画布上胡乱涂抹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这画作幼稚可爱，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后，多了些沧桑阅历而已。
熊克武带兵回到重庆后，才得知成渝已经合并，当即对此表示反对——在当时，重庆的革命党大多认为成渝的合并实际上是便宜了成都那帮保皇派和假革命，熊克武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成都方面使出绝招，派来重量级代表，也就是原来的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朱之洪，熊克武的老搭档但懋辛口中的“三吵吵”朱三爷，亲自和他吵了一回以后，他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接受了成都方面授予的川军第五师的番号——除了他，其他四个师都属于成都的尹昌衡系统。
　　所以从最开始起，熊克武这个第五师就一直是川军中的另类，自也顺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后娘养的待遇。而当熊克武的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后，本着袁大总统削弱国民党的重要旨意，更是变本加厉，成日间找茬——这时候就该轮到熊克武穿着小鞋过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够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师响应，向西进攻成都的胡景伊——国民党人的勇气可嘉，但双方这实力也确实相差得太过悬殊了。
　　要知道，这场仗可不仅仅是个一比四的问题！因为除了旧川军系统的四个师之外，老袁还调动了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入川剿办熊克武的革命军呢！
　　老袁当时还没有搞帝制，北洋派也还是铁板一块，对这帮惹事生非的国民党，正是名正言顺的“讨叛”，所以以卵击石的熊克武寡不敌众，只好丢下重庆城落荒而逃，和杨沧白、谢持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到日本去了——他离川时身上没有路费，幸亏朋友解下一条金表链子相赠，才没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熊克武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四下里一张望，乐了！敢情大人物们都正蹲在这儿避风头呢！
　　而且更热闹的是，这会儿孙大炮和黄克强两人，正在为谁该承担反袁失败的主要责任吵架——黄克强批评孙大炮太过冲动，不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莽撞从事，强行起义；孙大炮则认为如果不是他黄克强消极怠工的话，二次革命本来是胜利可期的……一时间孙党、黄党纠缠不休，最后这场争吵以黄克强出走美国而暂时告一段落。
　　和孙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带着两个土产的秀才老乡杨沧白、谢持去拜会孙大炮，顺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两大派中，留学的海龟派大多信仰孙中山；而国内的土鳖帮则普遍乐意追随黄克强。
　　和孙大炮从没见过面的谢持起初还害羞，硬说自己不要上“伟人衙门”，熊克武软磨硬缠，说你没去过怎么知道那是“伟人衙门”呢，真要是“伟人衙门”咱们下次不去不就结了？
　　就这样硬把他拖了去——但过不几天，孙大炮就把这两个落魄的四川土鳖秀才任命为秘书，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黄派土鳖们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吧？
　　
　　可接下来就讨厌了！这两位秀才秘书从此就喜欢在东京召集四川同志开会——但很是见外，总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几天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推责任，孙、黄吵架闹到要分家，这两个纸上谈兵的秀才也不肯闲着。在他们看来，四川讨袁的失败，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责任嘛——不检讨造反时机是不是成熟，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具体负责军事的同志们身上，这倒象是“孙派”革命党的传统作风。
　　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处宣传熊克武出川的时候带了十万块钱，可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兄弟们一同花差花差……这就让那些穷得几乎都要去当裤子的逃难同志，对熊克武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
　　老熊当时那叫一个委屈啊：龟儿子的，老子在胡景伊的爪爪下面穿了恁个久的小鞋，穷得连兄弟们的饷都关不起，连最后跑码头的路费都是靠兄弟伙接济的，你两个瘟丧还到处出老子的言语，硬是以为老子是绅粮嗦（为了更快入戏，俺姑且代熊老爷子用四川方言骂上一段，诸君见谅则个）……
　　更糟糕的是，杨、谢这两个土鳖秀才，居然到处说熊克武是“黄派”——这两个连夔门都没出过几回的四川土鳖，居然说堂堂的东斌海龟熊克武先生是“黄派”！
这还没完！在四川国民党人讨袁之役中，袁大总统指认熊、杨为首犯，胡景伊也就跟着说是“熊、杨之乱”，四川人民也说是“熊、杨之变”，千篇一律地熊在前而杨在后。
　　秀才出身的杨沧白先生因此很是不高兴，说什么：“孙、黄可以成个名词，熊、杨不能成个名词，要么只能说是杨、熊。”
　　唉，敢情这杨老师逃难途中还不忘研究研究语法，讲一番春秋正名份的大义呢！
　　总之，在秀才们嘴里，这个熊克武在战略眼光上有问题，战术指挥上有问题，在经济上有问题，在政治立场上还是有问题……反正浑身上下都是问题，问题多得说不完。
　　后来熊克武在日本呆不下去，跑路去了南洋，杨、谢便又改口说他是“南洋派”。熊克武最终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两位秀才先生，以至于不得不参加那么多派系。
　　
　　熊克武在日本没有久留，很快便去了南洋。就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前夕，南洋这帮流亡分子终于嗅到了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气息，又纷纷转道香港潜入滇境，准备与进步党人同谋讨袁——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余际唐、但懋辛这帮人都在其中——唉，要说这帮“南洋派”都是反孙分子的话，那孙大炮将来的西南半壁基业，也就可以到此打住了。
　　在途经香港时，“南洋派”熊克武忽然他乡遇故知，凑巧碰上了孙大炮派去四川策划起义的卢师谛、张煦这帮人。
　　被孙大炮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的卢师谛，当时正处于极度的苦闷和麻烦中，他带的这帮人手头拮据，在半道上便把路费花光了，正滞留在香港进退不得。
　　到这地步，这帮穷疯了的乱党兄弟，也不管熊克武是不是什么“黄派”、“南洋派”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和组织上有什么过节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有经济问题没交待清楚了，也不管他政治板凳是不是坐对了……
　　总之，这帮二杆子收下了熊克武帮忙筹集来的路费，便兴冲冲地和这帮原本应该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南洋派”结伴同上昆明发财去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传说中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潜规则。
　　在此后护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这帮七零八落的国民党人总算是暂时忍住了自相拆台的冲动，在那大半年中勉强做到了一致反袁。
　　
入滇之后，蔡锷任命四川乱党中名头最大的熊克武为司令，组建了一支叫做“四川招讨军”的小部队。
　　熊司令便以“孙派”的卢师谛为参谋长，无派系的周官和为第一支队长，倾向于“孙派”的吕超为第二支队长，他自己的原班人马但懋辛、余际唐则屈居参议——应该说，这个人事安排还是蛮顾全大局的，因此在川的国民党诸派系人物之间一时倒也相安无事，难得地和衷共济起来。
　　这支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招讨军”成立后，便随着蔡锷将军的护国滇军入川。虽然这只小部队在正面战场上帮不上什么大忙，但熊克武等人在川内的号召力还是很可观的，而蔡锷也正是要借重这一点，打算用他们去分化瓦解对面的敌人。
　　在熊克武等人的策动下，一些山寨武装和川军杂牌部队相继起义反袁，在推动护国战争的进程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此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督川，为了表彰国民党人的功绩，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恢复了熊克武原来的川军第五师番号。
　　
　　熊克武自知实力、人脉都不如其他各部，同党兄弟们又屡屡拆他的台——在日本的谢持埋怨说重要职务都让他抢了去，而卢师谛也因没抢到第四师师长的职位，颇有怨言——因此在四川各派系的斗殴中，他每每保持暧昧的中立，两相敷衍。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一方面，唐继尧对川军万般压迫，必欲灭之而后快。其在川滇军各部也每每以征服者自居，军纪相当恶劣，还大肆倒卖鸦片。
　　休说从一个被压迫的带兵官长的角度，即便是单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来看，老熊也不会喜欢老唐的。
　　但另一方面，孙中山与唐继尧此刻又正处在蜜月期，他熊克武，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总不可能因为一己之利害，一乡之好恶，便公然反对孙中山先生吧？
　　所以那个时候，老熊和他的人马，一直处在极度的迷惘中——所幸战争规模不大，刘存厚和钟体道（第三师师长）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就扛得住，老熊大可先满眼迷惘地袖手旁观一番。
　　
　　可接下来，在罗、刘，戴、刘两次战败后，唐继尧和刘显世被激怒了，滇、黔两省大举进军四川，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由起初个别部队的局部冲突，演变为了川、滇、黔三军的大火并，战线逐渐延伸，战场不断扩大。
　　一旦滇、黔两军全力以赴，实力弱小的四川方面就立感吃力了。继任的川督周道刚要求熊克武出兵协助正在苦战中的川军兄弟们，他却不客气地回绝道：“第五师还带着红边帽（护国军军帽），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搞得周道刚对他无话可说，乃愤而宣言在撵走滇、黔军队后，第一个便要收拾这个不讲同乡义气的熊克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周督军甚至不惜勾结北洋军。
　　周道刚因此给北京政府打电报，请求调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并以川军主战派干将，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职务——同时老周还耍了个小花招，给原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打了招呼，要他坚决不交卸职务，就这样把熊克武挂了起来。
　　
等到“查办使”吴光新进了重庆城，周道刚便理所当然地要求他派兵参战，协助川军打跨滇、黔两军——你丫不是来查办的么？
　　但吴光新却断然拒绝了，他原是来当渔翁的，哪肯多费这样的力气？而周道刚暗地里要求吴司令帮忙解决掉熊克武的要求呢，没脑子的吴司令也习惯性地以为是周道刚想要占他的便宜，还是不肯帮忙——于是，北洋派图川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吴光新这个草包给断送了。
　　就这样，熊克武居然暂时在旧川军和北洋军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但为了避免和北洋军发生冲突，熊克武还是将部队撤出重庆城外，退避三舍，黔军也收缩到綦江驻防。
　　但这样的生存显然是危机四伏的。熊克武不得不四处寻找出路。投靠北洋？以他的政治立场，那是决计不可能的。
　　旧川军系统的各部正和滇、黔军打得热火朝天，他一再地袖手旁观，已经激起了全体川军的公愤，这个系统也容不得他。
　　唯一的出路，就是倒向南方那个正在和孙中山联合的唐继尧——无论生存问题，还是政治立场问题，走这条路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但是走这条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四川军民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自拟于封建帝王的唐继尧，更不会同意他熊克武成为唐继尧统治四川的工具。
　　这是一对矛盾，但矛盾从来都有个主次之分，在生存都成问题的前提下，熊克武也只能先住抓这个主要矛盾痛揍一顿了。他终于下了决心，那就是，与滇军联合。
　　
　　眼前的滇军又是个什么状况呢？
　　自罗佩金走后，驻川滇军就被整编为了两大部分：靖国第一军顾品珍部，和靖国第二军赵又新部。在消灭了戴戡的黔军后，川军各部纷纷南下，意图驱逐滇军出川，激战再度爆发。
　　9月中旬，双方在川中的内江、威远、荣县等地展开激战，两军主力均集中到这一线。至9月下旬，川军攻占内江、威远、富顺，滇军败退。
　　因为当时战场局面实在太过纷乱，难以一一详述，故我们姑且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看看在时任滇军旅长的金汉鼎眼中，这场战争是个什么模样吧！
　　
1917年8月末，滇军朱德的十三旅旅移驻泸州，金汉鼎的十四旅移驻自流井，与自云南来援的滇军邓泰中，李友勋等部会合。
　　稍事整理后，9月12日，顾品珍便以金汉鼎的第十四旅并加强第一军的一个团，前出攻打川中重镇内江，限十五日内攻占。
　　军情如火！金汉鼎立即率部乘夜冒雨出发，官兵衣履尽湿。13日下午，金部即在白马庙与据守险固工事的川军阻击部队遭遇，战事激烈，双方均有相当伤亡，滇军的攻击毫无进展。
　　受阻的滇军遂调来大炮，于14日拂晓猛轰川军阵地，掩护步兵进攻，始将川军击溃。金汉鼎当即命令所部二十八团杨瑞昌部追击，奈何杨团长追了没几步便让全团官兵坐下吃饭，致使溃退的川军得到喘息之机，又集结起来扼守要隘。
　　滇军也因此未能扩大战果，一劳永逸地把这部分川军逐出战场，金旅长给气得直跺脚，大骂杨团长玩忽职守。
　　
　　双方就这样相持到第二天早晨。得到增援的川军发起反攻，滇军中间阵地被突破，一度溃退，送饭的炊事兵连伙食担子都给丢了。
　　金汉鼎亲率预备队堵截，收容了两百多名溃退的士兵，并补充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在副官吴有信的率领下反攻，始将川军击退。就在中间阵地两军苦战之际，滇军右翼张振业营终于打破了僵局，一举突破川军防线，乘胜直追，守卫内江城的川军旅长张鹏舞弃城而逃，滇军遂于15日午时攻占内江。
　　是夜，川军李挽澜旅又偷渡过江，潜至内江东南城郊的白塔寺一带，抢占了三个可以俯望城中的高地，并即刻放列火炮，测算射击诸元。一待天明，川军便即开炮轰击城内目标，掩护步兵攻击。川、滇两军步兵迅速短兵相接，战斗再度激烈起来。
　　金汉鼎亲临前线查看战况，发现东南郊这三个高地是川军阵线的重心，遂调来一个排，传令攻下这三个高地后，每人立赏大洋十元。重赏之下，这一排滇军果然十分奋勇，迅速夺回了高地，川军再度溃退，途中又遇到滇军押运辎重的部队，被前后夹击。川军士兵被压迫到沱江一个拐弯处，见无路可走，纷纷弃枪跳河而逃，淹死和被滇军毙伤的有数百人，滇军并缴获步枪两百余支。
　　
　　然而这场局部的小胜，并不能扭转滇军全线的不利。
　　仅仅一天后的9月17日，滇军便又丢失了在川中的重要据点威远，而在荣县一带的战事也不利，大本营自流井因此遭到严重威胁。顾品珍遂放弃自流井，并令金汉鼎率部退出内江，在三多砦布防。
　　砦里的住的大多是附近的大盐商，他们拥有三百多条日产“三八”式步枪——这可是东洋鬼子1905年才研制成功的新产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八大盖”了。
　　那年头多少正规部队还没装备上这么好的枪械呢（比如说眼前的这帮滇军，不少人手里拿的就是比三八大盖整整老一代的日产三十年式步枪）！再过些年在鄂豫皖，上将军许和尚为了能多抢几条三八枪，居然连大名鼎鼎的汤司令汤恩伯也顾不上逮了……
　　

　所以这帮手里有枪的盐商们，也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坚决反对滇军进驻砦里。不愿多惹是非的金汉鼎，遂与盐商们约定，滇军可以不进驻砦里，但盐商们也必须保证，同样不让川军进入砦里。
　　盐商们爽快地答应了，可这个保证是不顶用的，过得两天川军王兆奎团便从三多砦里冲出来袭击滇军，砦里的自卫团也向滇军开枪射击。猝不及防的滇军吃了大亏：被击退数里，丢失山炮一门，还有一个营长阵亡（可到年底金旅长又打了回来，抄了人家的盐灶，还扬言要抓人，最后硬是让寨主李梦麟为这事儿赔了二十万大洋。当然这一段，金旅长就不肯写到回忆录里去了，或许是忘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个黑暗的年头，这还真算不上什么罪恶勾当）。
　　唉，在别人家里打架，就是容易吃亏，连桌椅板凳也都帮着主人的！可要命的问题是，你一帮云南人没事儿跑去四川倒腾什么呢？
　　
　　由于滇军各线战事不利，顾品珍遂下令滇军分两路撤退：荣县一带的部队经贡井向叙府撤退；威远和自流井的部队经富顺向泸州撤退。滇军在撤退中再次混乱，军纪荡然，连旅长大人金汉鼎的行李也在泸州城里给乱兵们抢了去。
　　丢失些财物倒是小事儿，金旅长心疼的是从护国以来的作战日记和蔡锷将军所发给的手令书札——乱兵们也真是会糟蹋东西，这些珍贵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多半是看也不看就撕碎扔路边了，就是当手纸用了也未可知……这些文件要放到今天，怎么也够资格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或是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找块儿醒目的地方给供起来的。
　　这一点地方上的商人就比金旅长有见识，他们没有高估丘八爷们在败退中的纪律观念，老早就把货物藏了起来，所以损失有限。
　　
　　9月底，十四旅奉命退到怀德镇布防。此时滇军其他各部也纷纷聚集到泸州——那几天泸州城里到处都是护国时代的滇军将星们。军长有顾品珍、叶荃、黄毓成、赵又新，旅长有朱德、金汉鼎、李友勋、田钟谷、周印川、杨体震、李朝阳、耿金锡等人。
　　在云南的唐继尧收到顾品珍丢掉自流井的消息后，大为恼火，来电严责顾品珍，要求他即刻反攻收复失地，否则必严惩不贷。
　　然而，川军重兵此时正屯积于富顺、隆昌、永川一带，准备对据守泸州的滇军发动新的攻势。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他顾品珍真要有反攻的能耐，当初又怎么会给撵出来呢？所以老顾很清楚：唐继尧这条命令是没法儿执行的，但继续困守泸州也确实难向老唐交差。
　　眼前究竟该怎么办呢？正在顾品珍四顾茫然的时候，正在重庆的老熟人熊克武，派人带消息来了——他表示，愿意与滇军联合。
　　
熊与顾二人，历来在政治见解上比较一致，因此关系也较接近。此刻熊克武在重庆受到吴光新的北洋军和旧川军系统的双重挤压，深感威胁，遂向顾品珍发出信号，希望能够与滇军重新合作，将北洋军驱逐出川——就这样，在川局中一直袖手旁观的和谐派吴司令，现在终于也给搅到这个大泥潭里来了。
　　接到重庆来信后，滇军即刻在泸州会议，讨论如何与熊克武合作。最终滇军众将议定，以赵又新、叶荃、黄毓成三部据守泸州，对抗自成都方向攻过来的川军。而顾品珍则率领耿金锡、李友勋等旅，并加强炮、骑兵各一部，顺长江东下，偷袭重庆。
　　
　　就在顾品珍出征重庆援助熊克武后，川军其他各部也对坐困于泸州城内的滇军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川军自富顺、隆昌、永川出发，分三路围攻泸州城，另以一部兵力自南溪攻泸州以扰乱滇军的判断。
　　却说泸州城里的那帮护国将星们，自顾品珍走后，便成天聚在赵又新军长的烟榻前研究反攻战略哪、由谁统一指挥哪这些热门话题。
　　可一直闹腾到川军的新攻势已经发起了，滇军这边还是没个定论——这帮资历人望相差无几的军长们聚到一块，谁又能说服谁呢？志大才疏的唐继尧成日间当撒手掌柜的毛病，这时候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直到火烧眉毛了，乱哄哄的滇军军长们才勉强议定，由黄毓成统一指挥全军，以朱德、田钟谷、周印川、杨体震这四个旅以及杨希闵团，分头阻击隆昌、永川方向来袭之敌，以金汉鼎旅阻击富顺方向之敌，另以一部监视南溪方面之敌。
　　这样一场乱七八糟的作战，当然不会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川军很快便三路攻至泸州城下，两军激战数日，滇军终于不支，全线溃败。
　　溃败的当日，金汉鼎还算争气，刚刚指挥杨如轩团打退川军刘成勋混成旅的一次进攻，便听说右翼撑不住，垮掉了。情知大势已去的金旅长一边通知部下相机撤退，一边自己先溜下阵来。
　　当他从沱江浮桥上往泸州城里逃时，川军炮兵已经封锁了浮桥，炮弹不断地从溃兵们的脑袋上飞过，桥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行李和伤亡的战友。
　　
　　金旅长好不容易才挤过桥来，跑到东城门，又发现城门不知给哪支该死的友军关上了，他只好到处找人劈城门，就在劈门的空当里东张西望一看，呵呵，还真有不怕死的呢：同僚田钟谷旅长左膝受了伤，但仍然一动不动骑在马上鼓舞士气。
　　总算劈开城门，金旅长带着一帮溃兵奋勇冲进城去，找到了军长赵又新，赵军长让他守城，自己却溜走了。留给他的守城部队是赵军长的警卫营——可该营的叶营长也很机灵，他用刺刀挑烂自己的军装，便伪称受伤，逃走了。
　　金旅长无兵可用，只得也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出南门吧，道路已经被居民用家什堵死了，只好绕行西门。出得西门外，看见己方成百的驮马在江边瞎逛悠，金旅长心疼得很，却又无计可施，唏嘘一番，也只得由它们去了。
他自己带着八个兵打从金沙江浮桥上逃走，路上还顺手发了笔小小的横财——居然拣到了两驮鸦片烟土！
　　过江后，金旅长带着这八个大兵，坐在岸边直等到日落。他们看看已经无人渡江，便动手破坏了浮桥，继续前行追赶大部队。跑到蓝田坝，总算追上了正准备吃饭的赵又新、黄毓成、叶荃这三个军长，饭菜还不错，在如此乱军之中，亏他们还找得到鸡肉！
　　三个军长很慷慨，把一桌子没动过的好菜全留给金旅长了，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该死的任务：断后。交待完后，军长们就趁着黑夜，再次身先士卒地朝纳溪溜走了。
　　
　　金旅长只得带着一帮收容来的残兵败将且战且退，退到纳溪的时候，只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而漫山遍野的溃兵看见金旅长的后卫部队就更是着慌了——按照军事常识，后卫的身后，通常就是如狼似虎的追兵……
　　黄毓成军长带着部队继续逃跑，跑到安富街南的龙头铺，大丢了一回人——有四个团的堂堂滇军，居然被一帮四川土匪拦路堵住，全部给缴了械。
　　黄毓成闻讯，检点一下手下的人马，看看也只有朱德朱旅长的部队还算完整，遂命朱率部驱逐土匪。朱旅长毕竟神勇，一战便将土匪击溃驱散，还将被对方缴去的枪支大部夺回——只是拉机柄都已被对方卸下，现在只能当烧火棍用了。
　　当时现场很乱，滇军到处丢盔卸甲，惨不忍睹，朱旅长虽然能干，到底独木难撑，也收拾不过来。到负责断后的金汉鼎路过时，还能在路边拣到成捆的三十年式步枪。这些枪五支一捆，好运气的金旅长足足捡了十好几捆，按照当时的黑市价一百大洋一支算，至少也值五六千块大洋呢！
　　金旅长于无意之中又发了一回洋财，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后在回忆录里随手便写了下来。
　　不过更让金旅长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满地的护国军红边军帽——这支一年多前还所向无敌的英雄军队，怎么会在短短一年间，就变成这副熊样了呢？
　　就在那一瞬间，这位滇军中出名的猛将，深深地迷惘了。
　　
　　就这样，从11月16日到28日，旬日之间，川军第二、三两师便相继攻占了滇军据守的泸州、纳溪、南溪、叙州等地。
　　滇军表现相当糟糕，大部一触即溃，连主帅黄毓成也在战斗中受了伤，唐继尧不得不下令停战。
　　而北京段祺瑞政府，这时候也从表面上的中立变成了赤裸裸的偏袒：加授川督周道刚为上将，并以嘉陵道尹张澜为四川省长，借以打击云南这个敢于带头藐视中央的刺儿头。
　　滇军一直溃退到大洲驿、叙蓬溪一带，才停下脚来收集溃兵，进行整顿。因为部队损失太大，赵又新等人遂决定将原来的旅整编为混成团，以尚堪一战的朱德、金汉鼎、周印川、杨森等人分任团长。
　　泸州之战，是滇军遭受的前所未有过的惨败，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守叙府的滇军赵世铭旅还要夸张些，竟然一直退到了云南境内的盐津。虽经唐继尧屡次催促，他却一再借口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再也不肯前进了。
　　在这段时间里，川、滇两军的军事活动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家都在战场上捡拾各自需要的筹码，谁也没闲着。就在川南各路滇军遭到惨败的时候，偷袭重庆的滇军顾品珍部却出人意料地搬回了一分——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顾品珍部出泸州后，一路进展非常顺利，很快便于铜罐驿渡过长江。12月1日，滇军突然出现在重庆西门外的重要据点浮图关，同时驻扎綦江的黔军也进军重庆，占据长江南岸各高地，黑洞洞的炮口隔江直指重庆城中的北洋军，和滇军遥相呼应。
　　面对着滇、黔、熊三军的联合威胁，不出息的吴光新心慌了，祸不单行的是，他姐夫段祺瑞的政府也正好在这时候垮台。
　　失去了后台的吴司令方寸大乱，枉自握有数万大军，却未进行像样的抵抗，便匆忙向川东、鄂西逃去，川督周道刚也随之而逃。
　　熊克武的第五师各部，利用地利人和沿途阻截，使溃逃中的北洋军很是吃了些苦头。
　　熊克武公然倒戈投向滇军，以及北洋军这只纸老虎的铩羽退出，打破了四川各方力量的均衡，使得战乱中的川局，乃至整个西南局面，又为之一变。
　　
　　12月4日，滇、黔、熊联军几乎是兵不刃血地攻入重庆城后，顾品珍随即联合黔军，通电共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就此培植起了一个相对亲滇、黔的川军政府。12月8日，北京政府也因周道刚逃走，改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于是四川境内就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受西南军阀势力支持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北洋政府支持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这自辛亥革命后，还是第一遭，川局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1月初，略事休整后的滇、黔、熊各军又分路向西进攻成都。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败退的滇军，也重整旗鼓，由黄毓成率金汉鼎、朱德、周印川等三个混成团再攻泸州，一番苦战后，重新夺回了这个川南重镇， 1918年1月30日，滇军又重占叙州。
　　川战胜负的天平又转而偏向滇军一方。
　　
　　两路滇军随后会师于川南的隆昌，并挟得胜之威，继续向西、北进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川中重镇。而熊克武部也于同时攻占了安岳、遂宁、乐至。
　　外援无望的川军终于无心再战了，接替周道刚的新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徐孝刚与刘存厚所部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首先在隆昌、南溪宣布与刘存厚脱离关系。
　　2月18日，徐孝刚又联络川军各师的旅长刘湘、刘成勋、舒云衢、陈洪范、陈能芳、张鹏舞、吴震、汪可杰、陈经等人，联名共推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
　　2月19日，坐镇成都的刘存厚见大势已去，只得退往川北的绵阳、广元，后又退入陕南的汉中一带。
　　就在刘存厚自成都撤离的同一天，熊克武部川军与袁祖铭部黔军携手进入成都。至此，以罗、刘之战为起始的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也即所谓四川护法战争，乃告一段落，四川再度统一。
　　然而统一与独立，还有很大的距离。
　　

　　读到此处，咱们大概也该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自从辛亥以后，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四川，似乎特别的关爱有加。
　　这当然不会是偶然。
　　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川、黔的吞并企图，正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关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地理上，西南三省之滇、黔两省，因同属云贵高原，自清初以来便一直被划为一域，由常驻昆明的云贵总督管辖——这就使得云南对于贵州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颐气指使的习惯。
　　而贵州正好反过来，他们因为在过去给云南当惯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贵州人仍然能够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接受继续给云南当尾巴的命运。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她历来自成一体，与云贵不是一家，在前清时代另设有四川总督管辖。
　　四川与滇、黔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的提携上。滇、黔因地属高原，道路崎岖，开发也比较晚，因此产业落后，素称贫瘠。而四川则因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三省之中独称富庶。
　　故而自前清以来，朝廷历年皆以川省节余钱粮输供滇、黔两省以补不足——如清末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每年就需要四川“协饷”拨款白银八十万两；而贵州呢，她每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但其中含四川盐税协款三十万两，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两，赔款加价二十万两，缉私经费八万两。也就是说，贵州每年仰给四川之数共计七十八万两，其本省自征的丁粮、杂税才不过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也不过二十余万，自给之数仅不过三分之一。
　　因为这一点经济上的优势，所以四川历来都好以西南老大哥自居。
　　然而辛亥之后，世道变了。云南、贵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内军政的独立和统一，而四川却因为成、渝之争，尹、胡之争，新、旧川军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一系列内外纷争，在后辛亥时代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输在了起跑线上，最终沦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显而易见，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们，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争省格”这些提法。
　　一言以蔽之，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虽然都号称“独立”，但这两个刚刚从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省份，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可资独立的基础。而四川呢，她虽有可供割据的经济基础，却又因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屡屡受到滇、黔两省强大军事力量的牵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割据。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树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号，撵走一群旧时代的总督、巡抚，建立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够独立自给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相应的军事政治体制，进而发展出相应的新式伦理道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那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对这一系列革命和独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员们说了几句明白话，如贵州的袁义保就说：“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巡抚沈余庆也说：“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有这许多闲暇去等待呢？
　　于是从一开始起，贫瘠的土地就让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将美好的憧憬放在一边，并变得格外的现实和庸俗，他们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歧途。
　　这个不独立的经济基础，终于决定了滇、黔两省上层建筑的战略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
　　而辛亥后贵州军政系统的弱势，和云贵总督常驻昆明的历史传统，也使得相对强势的云南成为了扩张战争中的主角——这就是接下来的滇军侵黔与侵川。
　　侵黔是为了恢复云贵总督时代的行政区划，实现传统云贵区域的统一，而侵川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为争夺经济命脉，实现财政自给而进行的战争。
　　
　　当时的四川，简直就是整个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济滇、黔，甚至还要支付帝国军队在康、藏浩大的军费开支。
　　那么此时的四川的财政状况又怎么样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大清朝的最后一年中的统计数据为例：
　　岁入总数 共折合白银一千七百三十余万两
　　其中 田赋 四百三十万两
　　 盐税 六百三十万两
　　 契税 三百一十余万两
　　 厘金 七十余万两
　　 肉税 一百一十余万两
　　 烟、酒税 共一百余万两
　　 油、糖税 共六十余万两
　　 关税、杂税 共十余万两
　　显而易见，四川的经济状况是相对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财政收入，则来自盐税，就1911年来看，足足占了岁入的36.4%。而且这个盐税收入比例，还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赋收入不过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元，可盐税却飙升到三千三百零九万元，而同期的契税、营业税之和才一百七十余万元！也即是说，在这二十余年中，川省盐税占岁入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强，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见盐税收入，确是四川经济的命脉——确切地说，是正常经济状态下的命脉，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个非正常的命脉出现，那就是鸦片，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而盐税的重中之重，则是川南的自流井、贡井等处盐场——今天的“盐都”自贡，就是由这两处盐井名字的缩写而来。
　　以19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当年全川共征盐税六百七十三万余元，其中川南盐场就占到了五百七十六万余元，川南在全川盐税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5%以上！
　　在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为了几担食盐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却常常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但如把当年的盐井换成今天的油田，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一切了。在那个年头，某片高产的盐井和如今某片蕴藏丰富的油田，几乎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难以估量的巨额财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产盐地区，自然就成为了滇军侵川首选的目标。所以自云南独立之后，滇军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借口前出占据川南，甚至愿意把商埠重庆交给黔军，也要确保叙、泸一带的盐产地，这就不难理解了。
　　

严酷的现实是，没有财富，便不能供养军队，没有军队，雄心勃勃的枭雄们便无法奢谈独立、割据或是逐鹿中原这些远大的目标。
　　而历史的传承则决定了，当时的滇、黔必须把自己的血管搭接到四川身上，才能维持生存——可是同样已经独立的四川，又怎么会愿意让自己的血液流淌在别人的血管里呢？
　　因此滇、黔、川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其本质上是无可调和的——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然的兽性十足的撕咬。
　　纵观唐继尧、刘显世时代滇、黔的兴衰，也正是与滇、黔军在四川的起伏跌宕相呼应的——得川则兴，失川则亡。
　　当唐继尧牢牢握有四川财富时候，整个西南，甚至整个南中国，都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然而一旦他失去了四川，便即刻江河日下。非但滇军系统整个儿地崩溃，最后就连他自己“云南王”的地位都难以保持——刘显世也是一样。
　　这就是民国初年，川、滇、黔军在四川苦战不休的深层原因。
　　
　　往更深处讲，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割据诸侯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天下在转型，各个独立的省份也在转型。可究竟该怎么转，他们却没一个人清楚。
　　新生的诸侯们，不得不为自己突然的割据付出代价——旧帝国的崩溃，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它同时也意味着帝国各大区域疆界体系的崩溃，帝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的崩溃，以及帝国旧有经济体系的崩溃……
　　这一系列崩溃，剪断了割据诸侯们在旧时代赖以生存的脐带，严峻的现实要求他们迅速为自己的统治重建经济基础，道德伦理共识，以及社会秩序。
　　他们都得在惶恐中苦苦思考，小心翼翼地探索未来，可眼前却一片漆黑——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呢？
　　
　　在旧帝国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新生的诸侯们循着传统的惯性，企图沿循旧时代的道路前行，但他们却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这些刚推翻了旧时代上层建筑的可怜人儿，却又偏偏异想天开，要去重拾旧时代的经济基础！
　　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方法论，注定了他们经年苦斗却一事无成的悲剧下场。
　　而接下来的十年，将是苦苦寻找转型道路的十年，西南诸侯们有没有找到各自适合的道路呢？
　　无数生命的烛光在风中摇曳，所有的人都在苦难中翘首以待明天——无论他是诸侯，是战士，是智者，还是庶民。然而残酷的命运却又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等不到那缕灿烂的朝阳之光越过黎明前的层层帷幄。
　　所以，那注定将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也注定将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
熊克武进入成都后，在滇、黔的扶植下出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掌握全川军政大权——然而这个貌似辉煌的胜利，也只是个名义而已。
　　既然这是个以力搏胜的时代，那么真正的胜利者，自然就不会是本钱短少的国民党，而是股份最多的后台大老板，野心勃勃的唐继尧。
　　那时的唐继尧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啊！他派出劳军使，到驻川滇军中到处派送他的相片和纪念金币，还给各路将领授勋，连在书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汉光武帝自居起来。
　　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随后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过把民政权从熊克武手中剥离了出来，改以杨沧白为省长），以滇军将领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后又率第八军进入陕西），划川中南重镇资中、简阳、内江、泸州、自流井、叙府为滇军驻扎区，另有华歌封一个旅驻扎川南的会理；另以黔军将领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划川东重镇重庆为黔军防区。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盐场，重庆的商埠等财富之地，几乎全部控制在滇、黔两军手中，他们自署官吏，截流税款，名义上的川督熊克武对之也无可奈何——后来被认为是四川军阀混战罪魁祸首的“防区制”，就源于滇、黔军这一时期的驻屯体制。
　　然而，这也就是滇军在四川战场上最后的辉煌了。
　　
　　因为此刻的滇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中，滇军虽然最终侥幸取胜，但其表现已经大不如前，让人跌碎了眼镜。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问上一句了：那支在护国时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无敌的滇军，怎么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扩大了十倍，却连川军这帮乌合之众都能随便欺负它了呢？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们得从滇军的建军和发展轨迹中找原因。
　　从前清组建新军以来，滇军一直是一只规模虽小但却极其精悍的部队，直到护国战争前，才不过有两个正规师加上警备队共四十来营的兵力。因为兵力小，组建时间又长，所以部队装备整齐，人员训练有素，兵将相习，上下齐心。
　　然而护国之役的迅速胜利，使得滇军在瞬时间便拥有了广达数省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的是，它也背上了更为沉重的防务负担。
　　防务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质上的暂时充裕，使滇军即刻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唐继尧在短短的数年间，穷兵黩武，竭西南之财力，竟然将滇军扩充成了一支拥有八个军实力的庞大武装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大扩张时期使滇军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从此走向衰败。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不断地涌入部队，大量低级干部在短时间内就被提拔到旅、团长的重要职务上，大量乱七八糟的老旧武器也被从仓库里拎出来重新使用（据后来驻粤滇军朱培德部师长王均抱怨说，他的部队，装备还比不上驻地村中的民团。作为堂堂正规军，这可真是丢人哪）……
　　以前那些用惯了皮实的德械装备的连、排长，在一年半载间就被提升为了旅、团长，领着一帮刚从云南乡下带出来，不谙军纪战术，既不会打枪也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手里拿的还是成都兵工厂出产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枪——仅仅是如何保养枪械和排除简单故障，就够这些毫无常识的小伙子们学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官长们自己呢？他们连自己连、排里那几十百把号人还没有带好，连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这些稍微复杂些的武器的保养维护还没完全弄清楚，连地图还看不太明白，有些人连字都不识数都不会算……突然头头们就让他带上一个团、一个旅去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样还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对那些刚从一个古老时代的帝国躯壳里走出来的新军人而言，他们接触这些西洋军事技术和手段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暂了——从云南新军创建算起，至此才不过短短十年，他们还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常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来让他们适应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个疯狂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他们有如此的悠闲。于是，这场大扩军，反倒成为了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
　　发展不是坏事儿，但如何使规模产生效益，而不是产生拖累，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这却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绩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家伙，却往往见不及此，因而头脑发热走上歧路——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拥有的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看到在那貌似慑人的力量之下还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实。就这样，他们变成了一戳即破的纸老虎。
　　唐继尧和他的滇军，就是这样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
　　
　　地盘的扩张过速，和兵力的扩充过度，使得滇军这栋大厦，虽然架子看起来越来越大，但其基础却愈来愈显得薄弱，到处是洞，亟待夯实。可滇军的主人唐继尧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过去的两个师，变成了现在的八个军。
　　而历史成绩也在误导他：既然一两年前，三千滇军便可以打遍全川，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强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参与中原逐鹿，进而争霸天下呢？
　　于是，这个好惹是非的唐继尧便在整个西南事务上，到处插手，除云南本省外，四川、陕西、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军。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部队经常手头拮据。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牟利的手段，当成了真正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替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烟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就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便彻底沦落为了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处于蜜月期的唐继尧和熊克武，也逐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唐继尧看来，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统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来呢？唐继尧扮演的脚色也可爱不到哪里去，国民党也只是拿他当个冤大头罢了。
　　然而无论是统治工具还是冤大头，他们都不喜欢永远当配角，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规划未来。然而，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又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非要吃霸王餐，另一个却死活不肯买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即将有一场新的冲突来临。
　　1918年的8月间，唐继尧以筹划北伐为名，兴冲冲地来到了重庆，准备召开所谓“五省联军”会议。
　　唐督军一路上威风很大，仪仗甚盛。连一众驻川滇军将领前往迎接时，也不禁纷纷咋舌，他们看到的场面是如此的穷奢极欲，直拟于帝王：
　　前导骑兵的战马皮色整齐协调，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
　　骑兵身背骑枪，腰挂战刀，足蹬皮靴，头戴德式尖顶铜盔。随后是形同唐家禁卫军的佽飞军，其服装与骑兵一致，唯装备略有差异，为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十响驳壳枪。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身背十响驳壳，掌一面杏黄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接着是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内有绣龙金黄褥垫靠，轿顶镶一个五岳朝天锡鼎。
　　轿后随一匹黄骠马，配紫金鞍，再往后又是佽飞军——率队的也是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飞军大队长，下任“云南王”龙云。
　　唐继尧在他辉煌的行营里请众将吃西餐。行营的天花板墙壁均用白布衬挂，地上铺青松毛，壁上还挂几幅名人字画做装饰——据说这套行头共有两套，以备每天轮流打前站布置，连带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驮。
　　一众滇军将领当场就糊涂了：您老这是在革命，还是在实习当皇帝？这场仗我们到底实在为天下苍生打，还是在为个人权利打？我们到底是在为新时代流血，还是在为改朝换代流血？
　　可这个答案，他们还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终他们中的个别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继尧一行抵达重庆黄桷垭，熊克武率高级军政人员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飞军步哨。入城时，全城张灯结彩，鸣礼炮二十一响，重庆报纸称之为“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会议于9月24日开始，所谓的“五省联军”，系指川、滇、黔三军，以及此时正在四川，暂时听命于唐继尧的湖北鄂军、河南豫军各一部。
　　与会者计有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原占据鄂西恩施一带的蓝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杰之一，辛亥时代的北方风云人物之一。不过辛亥之后越混越差，现在几乎沦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荆襄镇守使黎天才和豫军司令王天纵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旧川军系统的实力派人物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却均未与会。
　　唐继尧此行的题目，是筹划“五省联军”北伐，然而其提出讨论的“准备北伐案”，却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强滇弱川”政策的延续。该案主题有三点：
　　第一点、以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的补充；
　　第二点、以四川全省的厘税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
　　第三点、以上两项由联帅（亦即唐继尧）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
讲实干的“九人团”在四川握有实权，但在国民党内却因与中山先生关系疏远，屡遭排挤。讲政治的“实业团”则正好相反，他们在四川势力微薄，但凭着朝中有人的优势，在党内颇有地位，因此每每能给熊克武难堪。
　　只要看看杨沧白当上四川省长后，都找中山先生要了些什么人来帮忙，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实业团”的分量了。
　　杨省长一开口，就要朱执信（孙中山手下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这里谨向指正谬误的缪人凤老兄表示感谢]）来当省府秘书长，向楚来当政务厅长（向楚以前也在重庆府中学堂，教国文，那个专讲晦涩难懂的龚定庵文章的家伙，就是他）。
　　如果说这两位的名头我们如今还不太熟的话，那么接下来两位在近代史上的江湖名头可就如雷贯耳了——财政厅长杨省长要了廖仲恺（廖先生的大名还用多说么？），警务处长更厉害，他竟然要了蒋中正（这就是当年沪军都督府里那个叫蒋志清的小伙子了。他先前的老大哥陈其美在日本被袁世凯的人暗杀后，就改而追随孙中山，现在连名字也改了。不过他此刻还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人物，杨沧白能点名要人就算很抬举他了）……
　　估计杨省长这通要人的电报，也把中山先生吓了一跳——党中像点样的人物都给你调到四川去开分店了，那咱们广东的主营业务还搞不搞？
　　
　　不过谁叫这“实业团”就是孙先生的宠儿呢，虽然很有点心疼，但最后中山先生还是打五折满足了杨省长的要求——把向楚和廖仲恺两位许给了他。
　　这可真是个历史性的对折！
　　亏得孙先生“吝啬”了一把，四川人民才没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沦入“蒋匪帮”万恶的魔爪之下，只得又让军阀们多折腾了十几年。
　　可要真要提前去了四川，这蒋中正他还能不能成为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蒋中正”，那可又是个问号了。
　　唉，历史有时候就是一团混沌的糨糊，她太淘气，太黏乎，有着太多的“偶然”和“可能”。唉，我们还是大度点，原谅这个在蝴蝶迷离的翅膀下，永远不知所措的小姑娘吧！
　　
　　却说当时廖仲恺先生，受命之后便启程前往四川，可才走到宜昌，便又满肚子不高兴地打道回府了……
　　原来，熊克武麾下的将领们居然通电反对他入川！于是，这就成了杨沧白后来倒熊的重要口实：这丫的他居然敢反对中山先生！这条罪状就这么跟了熊克武好几十年。
　　可没奈何熊克武先生去世得晚——有抽鸦片嗜好的杨沧白先生，于1942年去世，而熊克武先生则活到了1970年。对于那些生命历程跨越了三个朝代的人物来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段人生啊——最重要的是，长寿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自由去争辩这一点。
　　据他老人家回忆，阻廖一事，并非如杨所言，乃是如此这般：“因为杨、谢这一方面有人不赞同，而原财政厅长刘公潜又是他们团体的核心人物，不愿意把财政权交给外人，既不便自己人出面反对，也不好说我反对，就捏造说熊部将领反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充炮手呢？道理是很简单的。”
　　唉，说来这两派虽系同党，但其斗争甚至比异党来的还要厉害——国民党渊源如此，这个坏毛病一直都没有改过来。这可不，直到现在还在对面的台湾岛上明争暗斗着呢！
　　

　不但国民党有矛盾，川军在整体上也有矛盾。
　　1918年10月，熊克武鉴于财政困难，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决定全川部队一律以有无快枪装备为标准，加以裁汰缩编。
　　最后川军被缩编为八个师——川军从清末的一个师，到尹昌衡时代的五个师，再到陈宦时代的三个师（两师两混成旅，约相当于三个师），再到熊克武时代的八个师……
　　仅从军队数量与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分裂与统一的差异，看到战乱与太平的缘由，看到这个古老的帝国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苦难历程。
　　
　　缩编后的川军各部如下：
　　第一师，师长但懋辛，驻防成都（国民党，九人团。熊克武的忠实助手）；
　　第二师，师长刘湘，驻防合川（旧川军）；
　　第三师，师长向传义，驻防德阳（国民党，暂时倾向于九人团。但在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摇摆不定）；
　　第四师，师长刘成勋，驻防新津（旧川军）；
　　第五师，师长吕超，驻防绵阳（国民党，政治立场同向传义，但比向传义晃悠得更厉害）；
　　第六师，师长石青阳，驻防顺庆（国民党，实业团）；
　　第七师，师长颜德基，驻防绥定（国民党，实业团）；
　　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驻防嘉定（旧川军）。
　　另有余际唐（国民党，九人团。忠实的熊派）的江防军三十余营，分驻涪陵、南川、綦江一带。
　　
　　此外，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九人团）两部民军，不够单独编制为师的资格，要合编吧，黄、卢二人又都想当师长，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各编为一个旅了事，驻防下川东。
　　经熊克武整顿后，川军八个师中，旧川军系统尚存刘湘、刘成勋、陈洪范三个师，其实力几乎没有受损，因此对缩编抵触情绪不大。但因国民党系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其上，故也有些不满。
　　　　
　　在这次整军中，国民党系的武力大大增加，由先前的一个师，发展到五个师又两个旅，还另有江防军一部。
　　但一贯喜欢吵架的国民党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这反倒促成了他们的大分裂。用一句老话来评价这帮国民党，那就是——可以共苦，不能同甘。
　　在国民党人扩编出来的五个师中，熊克武“九人团”系统有但懋辛、向传义、吕超三个师；“实业团”系统则有石青阳、颜德基两个师及黄复生、卢师谛两个旅，算来也是五五开。但黄复生、卢师谛因为没有当上师长，到处散布反熊言论，而石青阳、颜德基却觉得理所当然，也并不领情。
　　
　　旧川军实力依旧，国民党大肆扩充，那熊督军这次风风火火的整编最后到底裁汰了谁呢？
　　裁汰的都是那些由地方袍哥、土匪队伍发展起来的杂牌队伍。
　　说来惭愧，这些队伍的头领，大多是些绿林大学毕业的山大王，既没有士官同学的照应，又没有东斌、保定、武备、速成诸学堂的同窗肯接纳提携，加之枪械杂乱粗劣，名声还不好。
　　熊督军不裁他们，还能裁谁呢？
　　这帮人是该裁汰。不过话又说回来，熊督军这裁军，也多少算是有点背信弃义的。因为这帮大王，大多是此前为响应南方革命政府护国、护法诸役的号召，才揭竿而起的，就算没有什么功劳，多少还是有些苦劳吧？可熊督军眼前一闹财政危机，便就顾不得这些了。
　　熊督军这一裁军，固然缓和了财政上的困难，但却让大王们白辛苦了一场，他们自然就很不高兴了。于是在遭到裁编后，很多人又重操旧业，四川匪患因此而日甚。
本段撤销，范哈儿的自述简直是乱写一气，前言不搭后语！强烈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追缴其稿费！居然能把二次革命失败说成是讨袁胜利……能把被胡景伊撤裁说成是被熊克武撤裁……能把共和党犯的事儿栽赃给国民党！当然，俺自己也是要检讨的……
然而对熊克武来说，最要命一条的还是孙中山对他的不信任。
　　因为这个不信任，直接导致了他与孙中山派来的四川省长杨沧白，以及留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的谢持之间的不断争斗。也因为这个不信任，孙中山才会密令“实业团”公然反熊，甚至亲电唐继尧请他帮忙——唉，孙大炮也真是气晕了头。论组织原则，论军政关系，论自身利益，怎么说也不应该去找唐继尧啊！
　　这出戏，可真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
　　却说熊、杨、谢这三个人，自从日本逃难时代起，就开始不对味，现在在四川军政问题上又常有利害冲突，自然就更是猜忌日甚了。
　　杨沧白自称是坚定的“孙派”人物，他的态度，多少也就代表着孙大炮的态度。
　　而孙大炮不喜欢熊克武，这也是当时人尽皆知的事实——当然了，熊克武先生是死活不肯承认孙先生不喜欢他的，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谢持、杨沧白这帮人捣鬼。
　　不过，我们生活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大可不必把当事人某些不得已的苦衷，误会成历史的事实。
　　
　　这个“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举例说明吧！
　　广东护法政府一成立，就蒙着头发表“实业团”重要人物黄复生、卢师谛为川军正、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讨使，全然不顾这几个无拳无勇无兵无枪的“大员”当时所处的江湖地位。
　　直到熊克武被川、滇、黔各军公推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孙大炮才无可奈何地改弦易张，承认熊克武的川军领袖身份，并在给章太炎的电报中称：“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所以保川也。”瞧，他也承认熊克武是有些“顾虑”的。
　　这算是一次乌龙，可事儿还没完。
　　
　　刘存厚败退陕南后，熊部团长吕超率先攻入成都城，当即电广东报捷。广东方面再次晕头，居然回电，任命吕超为四川督军——却全然没有想起吕超这会儿只是个团长衔的中层干部，在他上面还有北路军司令但懋辛，再上去还有总司令熊克武这么一干人呢！
　　那年头对“僭越”这种事儿是很忌讳的，吕团长差点没给吓傻，当即便复电要求辞职，并希望主持此方面事务的谢持同志对今后的军政大务要采取谨慎态度，以免影响革命政府的威信云云。
　　广州对此电不予理睬。后来还是吴玉章亲去广州说明情况后，孙大炮才改以熊克武为督军，杨沧白为省长。
　　
　　当上了省长的杨沧白，可就不像昔年当英文老师时那么睿智洒脱了。在他身上，那种天下为公的思想，正在逐渐地淡薄，而宗派之见却越来越浓厚——这倒也是当时革命者们的一条通病了。
　　他先是疑神疑鬼，怕熊克武尧反对他当省长，于是慌慌张张地在重庆宣布就职（论理说应该在省会成都就职的）。就职之后又不肯好好配合熊克武搞好四川内政，却成天忙着争权夺利，给熊下绊子，使心眼，忙得不亦乐乎。
　　按四川旧例，盐税和造币厂，皆由督军掌握。熊督军行使职权，要以盐税余款为军费，避免就地摊派，减轻民众负担，杨省长认为这是分了他的权，就老大的不高兴；熊督军要改革币制，以造币厂的赢余为兑换基金，回收滥发的纸钞，造福于民，杨省长还是不高兴。
　　就像当初可以接受“杨、熊”而不能接受“熊、杨”一样，杨省长倒也不见得是反对这些政策本身——他反对的是由熊克武以督军身份来执掌财权，收买人心。
唉，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杨沧白了！
　　
　　如果说这两条还可以算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的话，那么下一条，就是彻头彻尾的党同伐异了。
　　“实业团”的卢师谛、黄复生两部驻防下川东，纵容地方上种鸦片以抽烟税，被人告发到督署、省府，当地的外国鬼子也多事儿，竟然还拍下照片送给广东政府，从而造成了恶劣影响。
　　因为卢、黄是“孙派”的人，熊督军不好自己出面处理，便请杨省长自行查办，但杨省长置之不理。
　　熊督军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派得力助手但懋辛亲往查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撤了几个县太爷，杀了几个公然抽烟捐的土豪劣绅而已。
　　但卢、黄两部就不乐意了，到处诉苦喊冤，说熊克武要借禁烟的题目消灭他们，还向唐继尧求援——虽然不符合组织原则，但谁叫那是孙先生默许了的呢？
　　唯恐天下不乱的唐继尧，对这种事情当然很热心，立刻派驻万县的滇军旅长田钟谷前往搅局，禁烟之事遂不了了之。
　　
　　重庆“五省联军”会议结束后，唐继尧便以“北伐”为借口，以黄复生、卢师谛为援鄂第一路军总、副司令，石青阳、颜德基为援陕第二、三路军总司令，从而剥夺了熊克武对这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而将其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在“禁烟”事件之后，这部分军队更是死心塌地地站到了唐继尧一边。
　　这样，一个以滇、黔军为核心，国民党反熊派“实业团”为内应的军事同盟便告形成，一场以“倒熊”为借口的滇、黔侵川之战，一触即发。
　　1920年3月，唐继尧认为“倒熊”时机业已成熟，便于当月21日发出“马”电，宣布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改任熊部师长吕超为总司令，同时为收买旧川军计，任命第二师师长刘湘为副总司令，仍以杨沧白为省长。
　　
　　这段时间里，作为“实业团”核心首脑之一的杨沧白省长，就辛苦了。他先游说熊克武手下的最有实力的第五师师长吕超反熊，许以川军总司令之职，得到了吕超的同意。又亲往合川，取得了旧川军中最有实力的师长刘湘的口头支持。熊部的另一个师长向传义，也因“实业团”的活动而犹豫不决，斗志低落。
　　旬月之内，熊克武实力大减。
　　杨省长马到成功，得意洋洋，可他却忽略了一点——他这何尝又不是在拆国民党自己的台？
　　
　　唐继尧计划三路攻熊：以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出一旅，由射洪、潼川西进，与自绵阳南下的吕超部会合后，自北面进攻成都；以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部，自资州北上，自南面进攻成都；以旧川军刘湘部会合黔军王文华部及“实业团”黄复生部，进攻驻川东的江防军“九人团”余际唐部。
　　熊克武当时的处境是相当不利的，由于“实业团”的背叛和吕超的公开倒戈，向传义的消极怠工，他手里实际上只有但懋辛部和旧川军刘成勋部这两个师能勉强用于成都的防卫。
　　可就凭这点兵力守成都？那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熊督军改而求助于政治手段。
　　
　　他于4月17日宣布辞职，欲借以缓和各路反熊军的攻势。同时又借助旧川军师长刘成勋、陈洪范居间调停，以“四川人不打四川人”为口号，亲自到德阳与吕超会面，许以军长之职，并将成都兵工厂库存军火悉数送往吕超的大本营绵阳以示诚意。
　　吕超得此实利，即转而支持熊克武。可是这也只管得了两个来月，到6月下旬，滇、黔军势头大盛，他便又宣布倒戈支持唐继尧了——唉，瞧这帮国民党都是些什么人！
　　同时熊克武又通过刘、陈两师长与合川的刘湘取得联系，许诺事定之后将川东地盘全部交给他，于是本就不满于滇、黔侵川的刘湘也转而投向熊克武。
　　经此一番倒腾后，熊克武又由劣势转化为优势，遂于5月4日宣布复职，大着胆子与对手兵戎相见了。
　　
战事首先从“实业团”兵力占优势的川东打响。实力处于下风的川东熊军开场不利，江防军余际唐部因四面受敌，被迫撤离重庆，在黔军的追击下退往邻水、广安一带。
　　而出兵援助余际唐的刘湘，也因为大本营合川发生兵变，同时又遭到自万县西上的滇军田钟谷部，和自顺庆南下的石青阳、卢师谛部的两面夹攻，丢掉了合川、江北、铜梁、大足等地，也被迫退往邻水与余际唐合兵。
　　两军在邻水会合休整后，便在号称川中名将的刘湘指挥下重新发动反攻，一举击退黔军，夺回了合川老家，并威胁重庆。
　　此时守重庆的，是黔军参谋长，江苏人朱绍良。
　　
　　照说这朱绍良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实在没道理跑到乡旮旯的贵州去当黔军参谋长的啊！这是咋回事儿呢？咳咳……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
　　说来这老朱也是号大名鼎鼎的民国风云人物，未来的国军一级上将，平生以好酒好诗和老不正经的文人气质而出名。
　　朱绍良这个家伙的老不正经有趣到什么地步呢？咱们不妨讲两个小笑话。
　　
　　后来在四川西南军政长官任上时（也就差不多是徐鹏举带着特务们在川东满世界抓“挺进报”的时候），身负党国西南重任的朱绍良，某次受邀参加当地某士绅家的婚宴。
　　本来搞好军民关系也是军政长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借机喝上两杯老酒似也无可厚非——但朱长官这个酒品，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痛饮一番之后便形骸放荡情不自禁，竟然伸手抓住新媳妇的玉手唠唠叨叨，说了些很是闺密的闲话（好在此事虽涉风月，却倒是无关军国大计，西南国军幸甚幸甚）。当场把作陪的七十九军军长，土木系出名的老实头儿方靖方军长给看得目瞪口呆。
　　
　　从西南军政长官位置上下来后，朱绍良又被派到福建当省主席，这时候正值我王师渡江南讨，吊民伐罪，福建眼看就要打仗了。
　　虽说当时天下大势已定，但毕竟这反动派脑子顽固，还是有极少数自诩忠肝义胆的国军将士是稀里糊涂的，仍企图负隅顽抗，在很有责任心地大修工事，到处挖战壕掏地洞，弄得满头大汗。
　　可一回头看看福州城里的朱主席，大家伙儿立马就泄气了——都火烧眉毛了，朱主席却像没事儿人似的，成日作长夜饮，喝醉了就和亲近人等诗酒唱和，谈笑之间，意气自若，整一个史阁部守扬州的作派嘛！
　　“扬州十日”，史阁部多少还守了一天，这福州城朱主席恐怕一天都守不了。
　　
　　最后监军出身的一二一军军长李以劻（李老先生就在这次战役中当了俘虏，不过可不是因为顽固，而是因为搞错了），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去给蒋校长打了个小报告，把朱主席守福州的种种闲情雅致捅了上去。
　　校长眼看就要把大陆丢光了，那几天心情正坏着呢，一怒之下便命令正在福建督战的汤恩伯汤司令，把朱主席请到飞机场，二话不说就给塞上飞机空运台湾了，结果害得老朱只好满腹乡愁醉死他乡。
　　可这老朱虽然只肯喝酒不肯做事儿，但该享受的待遇还就一样没少，最后去世了还给追赠个陆军一级上将，极尽哀荣。
　　

照说这蒋校长平生察察为明，最喜欢爱学习，讲政治，有责任心的部下，还尤其爱穷讲究军容风纪，苛刻到了极点，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实——可这朱绍良件件优点没有，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军人样，咋就混到国军上将军的位置上去了呢？
　　唉，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他阎王做得，你小鬼却做不得。你不能只看人家成日稀里糊涂喝的酩酊大醉，就心生艳羡——你还得看看抢着给他付酒钱的都有谁。
　　
　　老朱祖籍江苏武进，出生在福州，早年读书成绩不错，先入福建陆军小学，后入南京陆军中学，因成绩优良，被选送日本振武学堂，就在那里加入了乱党组织同盟会。
　　可他还没等到升入士官学校，就偷偷溜回国了——那年不是辛亥了么？国内革命军和北洋军正打着呢，急需要军事人才啊！
　　这时候的朱绍良还年轻，还是很有些抱负，肯任事儿的。于是他就这么连肄业证都不拿便撒丫子溜了，还顺带拉着个贵州哥们儿，一道回国进了沪军都督府，老朱任参谋，贵州人当军务处科员。
　　
　　这时候的沪军都督是陈其美，他的贵姓就是四大家族里排名第四的那个“陈”——当年党国在大陆上唯一一个既不是皇亲也不是国戚，既不是舅爷也不是连襟的大股东。
　　陈其美这个名字一般人不熟情有可原，不过他两个有名望的侄儿陈立夫、陈果夫大家该听说过吧？
　　如果还不熟，也没关系。他手下还有一员大将蒋志清先生，后来改名中正，字介石的，可是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兼国民党总裁的人物，今天人尽皆知的台湾问题多一半还得着落到他身上呢……这位您不会还说不熟吧？
　　
　　老朱和他那个贵州哥们儿，就这样和这帮开创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大人物，一块厮混了两三年，直到“二次革命”失败。然后，在走投无路之下又逃回日本重新温书混文凭，结果还真给他们混进了士官学校——算起来这已经是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的第十一期了，和三期的蔡锷、六期的尹昌衡们比起来，他们正是十足的小字辈。
　　说来这个日本士官学校有点邪门，出大人物专要看期数来的。比如说在历史上，第三期就专出好造反的革命党，第六期则专出割据军阀。
　　这个第十一期也邪门，有点爱出上将军——总共才十九个学生，却出了四个上将，就是在那群上将军的下脚料里，都还能扒拉出至少两个中将，一个少将。算起来，这上将成材率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一。另外，这一期还有个特点，就是贵州人特别多，总共三位，其中有两个兴义人，一个安顺人，三分之二是上将。
　　本来这朱绍良，放在民国里就已经算是号大人物了，可不巧的是他那个贵州哥们儿，名头还要更大些，因为他叫做何应钦。
这何应钦，乃是贵州兴义泥凼风波湾人氏，和老朱一样，也是从小读书成绩好，正儿八经的军校科班出身——但个人作风上可就好得多了。
　　何总长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不旷工，除了偶尔贪污一下之外，几乎就是个完人了。而且永远军容整洁温尔文雅，谦恭谨慎乐于助人，整一个中国版的罗伯特•李（注：李将军为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名将，在军校时以军容风纪整洁和严守规矩著称）。
　　他从贵州陆军小学，考到武昌陆军中学，再以留学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被选送到日本振武学堂，然后辛亥年回国参加造反，在沪军都督府里混到“二次革命”失败，然后重回日本读士官学校。
　　
　　这时候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上将军，还有一个学炮科的贵州安顺人谷正伦，一个学辎重的湖南长沙人贺耀组——这两位除了辛亥年回国造反时，是去南京投的黄兴以外，其他经历与前面两位大抵相似。
　　到1916年秋，这几位老兄终于修行圆满，可以从士官学校毕业了。可放眼国内，护国战争刚刚打完，老袁留下的烂摊子正在收拾中，此刻正是风云变幻莫测，他们也不由得深感前路迷茫——虽说北洋政府正等着接收他们，可他们又怎么会瞧得上北洋这个一塌糊涂的烂摊子呢？
　　正在这时候，一个贵州兴义老乡，混早稻田大学的刘燧昌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小刘同学很有诚意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这几位士官高材生能够屈尊回贵州去帮他爸爸办新军——也是无巧不成书，他爸爸，就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贵州王”刘显世先生。
　　何应钦和谷正伦，李毓华两个贵州老乡琢磨琢磨，觉得与其去投北洋，还不如回贵州参加护国黔军更有前途些——护国战争刚在当年夏天结束，这时候的滇、黔军正是风光无限，广告效应颇佳，对这群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既然对方开出的待遇尚可，又表现得如此求贤若渴，而且还是故乡桑梓之地，那先去混上几年又有什么不好呢？于是这帮贵州人计议已定，便启程回了贵州。
　　临走时，贵州人还顺便捎带上了几个同学——也不愿服从北洋步军统领衙门统一分配的江苏武进人朱绍良、直隶顺天人张春圃、云南大理人王纯祖这几位仁兄。
　　

说实话，这江苏人朱绍良对去贵州打工本来是有点三心二意的——就是今天，你要拉个江苏籍的留日学生去贵州某个民营企业打工，还要费不少唇舌呢，更何况是当年？
　　老朱他原本是打算把兄弟们拉到自己老家江苏去投军，但最后不知怎么地，他自己却被这帮来自西南的兄弟们给说服了——何应钦、谷正伦到底是怎么舌灿莲花，才把这个江苏人骗到贵州去的，咱们不得而知。不过贵州出产的好酒，对朱绍良这样一个超级酒鬼来说，绝对是有诱惑力的。
　　也亏得这样，将来才会有人替他老朱的成日烂醉付酒钱，打圆场。须知道，这时候要去了江苏，就只能投北洋军冯国璋、齐燮元这帮人——那非但没有前途，搞不好将来还要当汉奸的。
　　就这样，朱绍良跟着何应钦这帮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毅然决然地跑到贵州喝茅台去了。
　　
　　当然了，从军绝不仅仅意味着有茅台酒喝，打仗才是永恒的话题。这不，刘湘已经杀到家门口来了，嗜酒如命的老朱也只好放下茅台酒瓶，部署队伍厮杀一番。
　　这时候朱绍良手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只得向就近的泸州滇军赵又新部求援，赵又新派出金汉鼎率第四混成旅救援重庆。不过刘湘、余际唐在跌番苦战之后，也已筋疲力尽，不待滇、黔援军靠拢便撤退了。
　　朱绍良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这时候，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受赵又新器重的滇军将领，身任第二军参谋长兼团长的杨森，突然在安岳投靠了川军刘湘部，并立刻被熊克武委任为混成旅旅长。
　　这事儿说来还真不能怪杨森不仗义，多一半得埋怨云南人的地方山头主义太严重。
　　杨森，字子惠，四川广安龙台寺人，小平同志的前辈老乡，1882年生人。杨森早年就读于广安紫荇书院，那时候张澜正在该书院执教；后来他又考入顺庆府的联合中学，张澜又是该校的校长，因而杨森与张澜两人的渊源颇深。
　　和想象中那些粗鲁的军阀头子不同，这位读过书院和中学堂的杨森，在当时也大可算得是个洋秀才了。可既然科举无望，杨森也只好另谋出路，和尹昌衡一样，他也选择了从军的道路。
　　
　　1906年，杨森从联中毕业后，适逢锡良总督扩建新军，急需大批中下级官佐，开办了专门培养军士的弁目队，受过中学教育的杨森轻而易举便考进了弁目队。
　　到1907年，朝廷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又在弁目队中挑选了两、三百学生，成立了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这其中又有高材生杨森一个。1908年，继任川督的赵尔巽，又将该讲习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于是杨森又成了速成学堂的学生——这帮速成学生可不简单，杨森的同学放眼一看，都是些刘湘、鲜英、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之流的人物。
　　这六个人中，可就有五个国军上将，外加一个民盟中执委呢！
　　
1909年杨森从速成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军十七镇当见习排长，一年后就被提升为连长。四川独立后，随着川军的大扩编，杨森也升为营长，属第一师张邦本团建制。
　　此后，杨森的老师张澜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于是他便向尹昌衡要来杨森这个营作他的卫队，一同进驻顺庆。
　　说来这杨森当然乐意跟随张老师去顺庆，可他的团长张邦本却不乐意了——谁也不喜欢自己的部队被人家分割得支离破碎不是？
　　张团长非要调杨森这个营归还建制，他忙活半天，总算找领导要到了调令。可是这个调令一发到顺庆就没了踪影——因为手头缺人的张澜随手就把它扣下了，杨森根本就没有看到。
　　
　　张邦本原本就不大喜欢杨森，现在就更认定他不服从命令了，恼羞成怒之下决定使阴招。他以协助杨森管理部队为名，派来了一位上尉差遣来捣乱。这位老兄是谁呢？正是杨森速成学堂的同学，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湘先生。
　　刘湘明里是来协助杨森的，可暗地里却在杨森分驻顺庆、岳池、邻水的三个连队里到处活动，和唐式遵、杨国桢这几个连长套交情，讲价钱，大挖杨森的墙脚，最后硬是把老同学手下四分之三的队伍给拉走了。
　　大部分队伍被拉走后，张邦本便立即以杨森违抗命令为由，报请师长周骏将其撤职，另任刘湘为营长。杨森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了还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连，将枪械分给广安、保宁、岳池三县团防，又把老婆儿女送回广安老家，自己便孤身跑成都找工作去了。
　　
　　说来那年头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还真是吃香，杨森到成都时，正巧碰上靠收罗旧巡防军起家的第三师要办军士队，便稀里糊涂地把有抗命案底的杨森给招了进去，任教育长。可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却给周骏知道了，他便要求第三师师长孙兆鸾把杨森交给他处理——说是杨森在当营长时，有盗卖枪支和吃空额的严重罪行。
　　孙师长是个好人，看老实巴交的杨森实在可怜，不忍心把他交出去送死。便私下里送了他一笔路费，让其自谋生路去。杨森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暂时在成都南门外的一家鸡毛店里栖身，当时可真是说不尽的凄凉感叹哪！
　　
　　杨森在鸡毛店里思来想去，忽然想起还有条门路——正在川督胡景伊手下当模范团团长的王陵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灵官”了！这王陵基当年从日本东斌学堂留学回来，曾在速成学堂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日文翻译和分队长，说来和杨森也有师生关系。
　　这个一辈子不会挤牙膏的王灵官，虽然在近代史上名声很坏（也没法儿不坏。此公不但铁杆反共，而且早年还在上海滩因为抢小姐争风吃醋，赏过还没混出头的蒋介石先生一记耳光，所以两岸的乌鸦们都不肯浪费笔墨替他说好话，自然诸恶归焉——后来到了功德林，患上了老年痴呆的王灵官，便每每把这当成自己历史上反蒋的实际行动拿出来炫耀。不过人家也确实值得炫耀：想那偌大的功德林里也算是将星闪耀了，但被蒋校长扇过耳光的窝囊废不少，反扇过蒋校长耳光的能有几个？就凭这一点，人家老王还是很有些鹤立鸡群，意气风发的），但在当时倒还算讲义气，便收留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杨森。
　　着就是“二次革命”，熊克武的第五师在重庆起义，王陵基受命征讨，便带着杨森出战了。
　　可这杨森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陵基所部一到合川，他便开了小差，跑到重庆投奔熊克武，一块儿反袁去了——大概也是他在旧川军中呆得实在太压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跳槽冲动吧！
　　但这时可怜的熊克武，兵力实在太弱，枉自麾下还有位将来号称“战神”的刘伯承排长，却终究没能顶住旧川军四个师，再加上周边各省军队的联合“会剿”。
　　于是这年9月17日，滇军黄毓成、川军王陵基部攻入重庆城，熊克武垮台，倒霉的杨森就当了滇军的俘虏。
　　率领滇军攻渝的黄司令点验俘虏兵，下令是军官的出列五步……俘虏们战战兢兢，只有一个不怕死的站了出来，大声报告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毓成见他精明强悍又有胆识，很是喜欢，便将其带回司令部，任为副官，杨森就这样加入了滇军。
　　不久滇军退兵，杨森也只得跟着黄毓成回了云南。而这时候，从杨森手里抢走部队的刘湘，都已经当上团长了，而他还只是个俘虏兵！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因为老袁还没有想起要当皇帝，所以天下太平。黄毓成也无兵可带，便在昆明附近的安宁修别墅，建温泉旅馆，派正在他手下吃闲饭的杨森前往督工。
　　杨森督工之余，便在黄司令的朋友刘柱卿家喝茶，刘家很喜欢这个聪明勤快的小伙子，又见他单身，便将大女儿刘谷芳许配给了他。寄人篱下的杨森也就随遇而安，在茶馆里安家了。
　　于是，那两年我们便经常能看见未来的杨上将拎着把大茶壶，在云南小镇的茶馆里续水擦桌子，服务态度还相当不错——可惜那帮茶客们不出息，远没有《茶馆》里唐铁嘴那样的自娱精神。枉自堂堂一位国军上将，一方诸侯给他们沏茶，却愣是没人说出“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这样的得意话来。
　　
　　为了赚钱养家，杨森也伙同一些军人倒卖云南的土特产鸦片，自己也因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那年头，大家可不像现在这样提到“毒品”就为之色变，充其量就是拿它当一种特殊的货物罢了，便是抽上两口也不是什么罪过。
　　杨森也很勤俭，有时候去昆明办货，往返一百四十华里，也是当天便回，从不在昆明住宿——这也是值得交代一番的，因为他后来三天五百里强行军偷袭泸州的本事，大概就是在这时候练出来的。
　　可是太平日子很短暂，护国战争随即爆发，杨森终老于滇南小茶馆的梦想也破灭了。
　　
　　1916年初护国军兴，黄毓成受命出征两广，想想带着四川人杨森也是浪费，于是便把这张活地图借给了好朋友，担任进川任务的梯团长赵又新。赵又新此刻正差熟悉川情的向导呢，便立刻委他为中校参谋。
　　可从此就麻烦不断了，谁叫他杨森是个四川人，而滇军又正在和川军打仗呢！
　　但人家朱德不一样是四川人吗，不也混得好好的？
　　可这其实就不是一码事儿。
　　虽然同为四川人，但杨森和朱德在滇军中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
　　朱德虽然籍贯是四川仪陇，但人家可是堂堂的云南讲武堂尖子班出身，和一众滇军将校都有师生同学关系，又参加过云南“重九”独立，是从排长一直带兵打仗打出来的团长、旅长，在滇军中正是十足的元老嫡系，所以这一干排外的云南人，并不拿他当外人看。
　　但杨森就大不同了，这家伙一个四川俘虏兵出身，在滇军中素无渊源，只不过碰巧得了几位大老的赏识，便青云直上，抢了云南人的饭碗，这怎么了得？因而看不惯他的人就特多

所以这位没有根底的杨参谋长，虽然很得长官的赏识，但一直只能做个幕僚长打打杂。
　　好不容易等到护国之役中，泸州城外的月亮岩、蓝田坝之战，因为滇军第三支队董鸿勋（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第二名，刚好被杨蓁压过一头）部失机，导致起义的川军陈礼门部为北洋军吴佩孚、川军熊祥生两旅击败，陈礼门愤而自杀。董鸿勋也因此被撤职，接替他当第三支队长的就是朱德。
　　朱老总是个很仗义的人，当上这个相当于团长的支队长后，便向上级要求，希望委任自己老乡杨森为营长（这两人关系还不错，拜过把子，直到长征中还通信讲交情呢，可给粮弹两缺的红一方面军省了不少子弹）。可杨森虽然很想当营长，但也知道自己在滇军中没有资历，带不动这些老部队，最终只好作罢。
　　尽管没有实际带兵，但作为熟悉地方情形的向导，杨森在护国之役中还是很立了些战功，因此深得赵又新的赏识。在随后的四川护法战争中，赵又新部被编为靖国第二军，他便提拔杨森为军参谋长。后又趁叙府城防司令杨杰暂时离任之机，委任杨森兼任叙府城防司令。
　　
　　一个俘虏兵，居然抢了滇军元老杨杰的司令位置，这还了得？
　　等到杨杰回来，脸上就立马挂不住了。
　　说来这杨杰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民国时代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军事家，挂上将军衔。但这人有点恃才傲物的小毛病，总爱把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做得很绝——比如说以好脾气著称的何应钦，一辈子最恨的三个人中就有他杨杰一个。
　　为啥呢？因为杨杰瞧不起何总长，还不分场合地到处骂人家是饭桶奴才！虽说“饭桶奴才”这四个字，倒也不算辱没了一辈子含垢忍辱当小媳妇的何总长，但这种党国机密，总不好到处泄漏的吧？
　　这回被杨森抢了司令，睚眦必报的杨杰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不动声色，却暗中监视着杨森，某日盯准了杨森在家里过大烟瘾时，便派他手下的营长周永钧带了十几个人冲进屋去搞突然袭击，把稀里糊涂的杨森逮了起来，缴获了他的烟具，还扬言要让这位叙府城防杨司令自端烟具，在叙府大街上游街示众……
　　杨森这时候真是羞愧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亏得杨森的老东家黄毓成出面干涉，杨杰才勉强罢手。可杨森这城防司令自然也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赵又新那里，重头再当参谋长。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此事后，他便下狠心戒掉了鸦片瘾。
　　
　　却说那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他自己就是个大烟鬼，成日间都在烟榻上办公的，所以当时听说此事后，不过是哈哈一笑了之，对杨森这个烟友的信任反倒又增了几分。
　　但在接下来在滇军惨败的泸州之战中，杨森又出了问题。
　　滇军杨如轩团守泸州外围的五顶峰、学士山高地，在一次战斗中占了上风，正意气风发地准备消灭一部分川军。可偏偏在前线帮忙的杨森想出风头，自告奋勇非要去劝降……
　　但过不多久，杨森便灰头土脸地跑回来报告劝降失败——更巧的是，他前脚刚到，刘存厚的反击部队就悄悄摸到了滇军阵地上。结果杨如轩猝不及防，丢了阵地。
　　瞧杨如轩给这杨森帮倒忙害的！
　　于是恼羞成怒的杨如轩，回头就向军长赵又新控告杨森通敌叛变，贻误战机——杨森这会儿是不是就通敌叛变了，还值得商榷，但帮倒忙贻误战机却是实情。
　　可护短的赵又新非但不予追究，还将一个新编的混成团交给杨森统带。而杨森也不负所托，随后就在滇军的大反攻中击败了川军名将赖心辉的部队，从而获得了能战的勇名。
　　所以后来杨如轩一看见杨森就分外眼红。
　　

尽管立下了战功，但杨森仍然不能得到滇军将帅的信任——这家伙也真是够倒霉的！
　　比如说前川督罗佩金，就一而再地让人带口信，提醒赵又新要慎重，绝对不能重用杨森，更不能让他带兵——可带口信的杨如轩却因此被赵军长赏了一个很实在的白眼。
　　唐继尧从重庆回云南时，也在百忙之中逮住赵又新，神神怪怪地唠叨说：“复祥（赵又新字）啊，我是懂相法的，我多次见过杨森，从相法上看，此人满脸横肉（其实杨森除了生就一张尖嘴雷公脸，人还是蛮清秀的，唐继尧说他满脸横肉，确有过誉之嫌，也难怪赵又新不肯信），目有凶光，门牙排露，状如鼠嘴，一望便知残毒险狠，人面兽心，切不可重用，适当时候杀之以除后患！”可赵军长虽然口头诺诺，心下却仍不以为然。
　　大老板态度如此，其他云南人自然就更嚣张了。虽然有军长赵又新护着，大家伙暂时还不能把这杨参谋长拖出去枪毙，但拿他穷开心却是谁也管不着的。
　　
　　于是每次滇军军官们开联欢会，只要杨森在场，戏台子上一定会有些三国题材的剧本——尽是什么“张松献地图”哪，“取成都”哪啥的……
　　不过杨参谋长脾气好，不和他们计较，每次总是自己悄悄地溜走就是了——杨老爷子足足活了九十三岁，大概和这门龟息养气的涵养功夫也是不无关系的。
　　唐继尧回云南后，老不见赵又新有动静，便又密电赵军长，一定让他除掉杨森。赵又新这回更绝，居然把电报给杨森本人看！
　　杨森当时那吓得叫一个惨哪！他一面对赵又新感激涕零，一面却暗地里打起了小算盘——毕竟滇军的大掌柜是唐继尧，不是赵又新，谁敢说赵又新就保得住他一辈子呢？何况他的恩师张澜，这会儿正在对面大呼“川人治川”的口号呢！
　　
　　可算等到1919年初唐继尧要闹腾着倒熊了，这赵又新便也积极响应，派杨森前往刘湘驻地合川，打算说服刘湘站到滇军一方来——真不知道老赵这是想演一出“蒋干盗书”呢还是压根儿就打算放生？
　　在滇军中混得提心吊胆的杨森，总算得了机会去见刘湘这位欠了他天大人情的老同学。他一进合川城，便偷偷向刘湘大倒苦水，把在滇军中实在混不下去的苦衷和盘托出。当然私谊归私谊，公事归公事，老杨也没忘了把自己的劝降使命交代一下。
　　可这时的刘湘，又哪里会肯跟唐继尧真心合作呢？所以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罢了。
　　于是最后的结果么，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蒋干”非但没有能够劝降“周瑜”，却反倒被“周瑜”说服，决心“弃暗投明”。这不，他还心甘情愿地捧着假情报回泸州献“连环计”去，连个“庞统”都省了！
　　“蒋干盗书”、“连环计”都演得很成功，那么接下来，自然就该是“火烧赤壁”了，滇军的倒霉在所难免。
杨森回到泸州后，便向赵又新虚报刘湘实有投滇之意，而刘湘也果真给他送来一批枪械弹药——明里是在对滇军表示诚意，暗里却是杨森增强了实力好跳槽。
　　因为有了这么一段伏笔，所以倒熊战事爆发后，赵又新即派杨森率其新组建的独立团，并加强若干重机枪，进驻隆昌，以协助刘湘发动倒熊。但杨森一到隆昌的安岳，便在刘湘部许尧卿旅的协助下，将部分死硬的滇军缴械，宣布投奔川军。
　　不过为了表示他对赵又新个人的感恩和交待，杨森还特意写了一封信送交赵军长，信中称：“我为川人，今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据说赵又新看完信后，并无怨言，却憨态可掬地将此信遍示身旁诸将，说：“我若为川人，亦当如是。”倒是颇有春秋时代宋襄公的风雅气度。
　　说来这杨森还是知道赵又新对他是有恩情的，但战场上的风云变幻，又哪里容得他去讲这些退避三舍的春秋道义呢？
　　
　　杨森投靠川军后，熊克武即委任他为混成旅长。
　　而刘湘也因为过去确实对不住他，加之大家又是老同学，故而刻意地帮衬：不但抽调了铜梁、大足等县的部分团练人马加强其实力，还把自己手下的老部队第八团王缵绪部也拨给了他。
　　这个光头小伙王缵绪，也是刘湘、杨森的当年速成学堂的老同学，据说还曾考取过秀才。但是这位老兄有点二百五，枉读了那许多成仁取义的东西，但每到大是大非面前便拎不清，这一点品质算得上是个蜀中极品。
　　究竟怎么一个二百五法，咱们留到后面再谈，反正他的苦主是数不胜数，连杨森、刘文辉、邓锡侯乃至蒋校长这些以奸诈狡猾出名的大人物，都稀里糊涂地当过他的冤大头。
　　就这样，杨森在刘湘等一干老同学的帮助下，迅速组建起来一支部队。
　　从1919年的3月到6月间，由于熊克武拉拢得法，稳住了吕超这个三心二意的危险分子，后顾无忧的拥熊派川军一度占据了上风。本来滇军已经打到成都大门龙泉驿，但在5月22日拥熊军开始反攻后，滇军便一溃千里。
　　5月24日，顾品珍丢掉简阳，28日，又丢掉了资阳，31日再丢掉资中，6月1日丢掉内江，一直退到隆昌。而响应唐继尧倒熊号召的川军第六、七两个师，也在刘湘、余际唐两部的攻击下一败再败，只得困守顺庆等地。
　　
　　鉴于四川倒熊军事不利，唐继尧遂急调驻陕西的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和李烈钧的驻粤滇军，入川增援。同时贵州的刘显世也调派黔军后续部队一万余人进入川东，于是川局再次逆转。
　　东线的黔军在得到增援后，便迅速组织优势兵力压迫刘湘、余际唐退往川北，并顺手给死守顺庆的石青阳解了围，而西线的滇军也开始转守为攻。双方相继在荣昌、隆昌、资阳、简阳间进行了一系列会战，仅战胜的滇军方面就伤亡五千余人，两军合计伤亡当在万人以上，这在当时已是相当惨烈的战况了。
　　一向不稳的墙头草吕超见势不妙，也迅速转向，重投唐继尧。他不但主动打开了川北大门，放自陕西来援的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入川，还与石青阳联手进攻坐镇成都的老上司熊克武。叶荃率陕西滇军入川后，迅速由南部开往遂宁，与赵又新会师，向川军发起反攻。
　　这段形势，震荡得就像溜溜球。
　　
拥熊军腹背受敌，富顺、荣县、威远、内江等重镇相继失守，7月9日熊克武退回成都。7月10日，熊克武留下同样三心二意的向传义维持成都秩序，自己率主力往川北退去，与刘湘、杨森会合，据守阆中、南部、西充一带。
　　联军方面随即组织了滇军三个旅，黔军两个旅，川军一个师的兵力追击。原本亲近于熊克武的川军刘成勋、陈洪范两师，也见风使舵，宣布接受吕超的领导。
　　由于时当酷暑，瘟疫流行，本就不愿与熊克武死磕的滇军统帅顾品珍，便趁机找了一堆如疫病流行，地形不熟，孤军深入，民心背我之类的理由，不肯继续深入追击；而黔军统帅王文华则因放心不下前线的总指挥袁祖铭，将黔军中途撤回整顿，于是对熊克武的追击也就不了了之了。因此熊部虽败，但主力部队损失却并不大。
　　
　　7月18日，吕超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后，立刻便电请滇军不要开入成都——他接过了熊克武的担子，同时也接过了无法化解的川滇矛盾。
　　对于唐继尧赤裸裸的吞并企图，刚借滇、黔势力打跑了熊克武的吕超和杨沧白，自然不敢公然反对。他们只得以军民分治为借口，来抗拒滇、黔的吞并企图。
　　在吕超入成都之前的7月14日，唐继尧的喉舌《滇声》报便公开发表了《废督裁兵为救川唯一方法》的时评，要求四川废除督军制度，为唐继尧以联军总司令名义掌控四川兵、财大权，进而吞并川省大造舆论。
　　而“实业团”也针锋相对，由黄复生在同日电告吕超称：“入省后先行宣布废督，将此前熊氏越权干涉诸民政完全拨归省长主持办理，并严申军令，今后武人不得干预政治，以纳军政于轨范。”
　　你唐继尧不是说要废督么？咱们支持你，不但宣布废督，而且还加上一条不准军人干政，哪怕你是联军大帅也不成！
　　这一来，就让唐继尧大大地倒了胃口。
　　
　　此外，唐继尧在川军裁军问题上也操之过急，因而添了不少仇家。唐继尧将杨、吕所属之外的其他川军，一概称之为“逆军”，要求吕超将这些部队全部解散或由滇军部队就近收编。
　　什么，唐继尧要缴老子的枪？这消息一传出来，全川各色军队立刻大哗，那些原本对川、滇之争没有什么兴趣的墙头草，在最切身的问题上受到威胁后，马上就迅速而坚定地站到了反唐阵营中。
　　而在财权上呢，猴急的唐继尧立刻便找到杨沧白，要提取川省的盐税收入。杨沧白则又一次使出“推”字诀，说这种事儿是一定要征求同盟川军将领公议的，言下之意，还得要总司令吕超点头才行——打了这许多仗，死了这许多人，年前杨省长用来反对熊克武的头号理由，现在却又成了他的救命法宝！
　　原来杨沧白、唐继尧说什么熊克武私通北廷、排斥滇黔、阻挠北伐，都是在瞎扯淡！转了一个大圈子，而川、滇之间的矛盾依旧，只不过是换了一拨人来吵架而已！
　　于是醒悟过来的四川士绅们便开始高呼口号，号召自己的子弟兵们：“把川土收回，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还我们的银钱！”
　　唉，这帮四川耗子的志向真是远大得紧！
　　
唐继尧和杨沧白、吕超，忙着为吃霸王餐到底该由谁来付账的老问题吵架，因而把正在川北卧薪尝胆的熊克武给遗忘了，事实证明这个疏忽是很要命的。
　　熊克武退守川北后，便和正在陕南徘徊观望的刘存厚接上了头。
　　自从两年前被滇、黔、熊联军逼出四川后，刘存厚就一直顶着北洋政府给的四川督军头衔在陕南的汉中一带占山为王，随时准备打回老家来。
　　这回熊克武退到川北后，便在刘湘、杨森的建议下，邀约他到苍溪会议，意在抛弃前嫌，共谋反滇复川之计。这两位现在际遇相同，同病相怜，因此很快就达成了同盟协定。
　　熊、刘双方在苍溪议定，共同组织“靖川军”以对抗滇、黔威胁，谋求全川的独立。同时双方也互相承诺：刘不得用北洋政府授予的四川督军头衔与熊合作，而熊也不以南方任命的四川督军自居，在将滇、黔军队赶出四川之前，双方都不做督军，而由与熊、刘都有密切关系的刘湘护理四川督军。
　　刘存厚回到汉中后，迅即动员所部入川参战：以田颂尧旅经广元、剑阁南下；张邦本（嗯，就是刘湘、杨森的那位老上司，如今他可比自己的老下属混得差多了）旅自江油、彰明南下，准拟会师于绵阳。
　　
　　而熊克武这边呢，他的动作也不慢。
　　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师、旅长们加官进爵，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
　　8月24日，熊克武再次通电讨唐，三路出兵。而刘存厚也于8月中旬到达昭化，进军剑阁，吕超手下的旅长王维纲略作抵抗便即后撤。9月1日，刘存厚军的前锋田颂尧部又击败吕军，占领绵阳。3日，熊克武军杨森部再占三台。
　　两军原计划是由刘存厚攻成都，熊克武东取重庆，此时见吕超兵败如山倒，形势有利于速战，熊、刘二人遂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成都为大本营，待聚歼川西滇军主力后，再东进重庆驱逐黔军。
　　此时靖川军声势大盛，已宣布服从吕超的第四师刘成勋、第八师陈洪范这两颗墙头草，以及原为刘存厚部下，后被吕超收编的邓锡侯等部，也见风使舵，趁势重投熊克武阵营。在省外，和滇、黔有很深矛盾的湘、桂两省也宣布支持熊克武的行动。
　　于是局面再次为之一变。
　　熊军迅速攻占顺庆、合川、遂宁、安岳、乐至等地，与刘军对吕超形成钳形夹击之势。
　　
　　9月5日，众叛亲离的吕超知趣地退出成都。
　　6日，熊可武手下的杨森、喻培棣等部进入成都。入城后，熊克武即宣布以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今后川军大混战中的一、二、三军系统至此形成。
　　吕超逃出成都后，退往龙泉驿一带与滇军会合，两军合计共有六十三营之众（其中吕超部十七个营，滇军四十六个营）。而此时熊、刘两部靖川军，已集结于成都的即有五十三营兵力，另尚有三十余营兵力正在向成都集结中。
　　兵力已显占上风的靖川军，卧榻之旁焉容他人酣睡？而滇军自然也不甘心就此退去，因此双方遂在龙泉驿一带山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主力决战，史称“龙泉驿之战”。
　　9月8日，靖川军以第二军的杨森师、唐式遵旅为中路，正面进攻龙泉驿；以第一军的何光烈旅和喻培棣、张冲两旅之一部为左路，向淮州镇、简阳方向迂回，企图抄袭滇军后路；以第四师的蓝世钲旅为右路，配合正面攻击。另以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率该军一部，东出遂宁，配合余际唐军佯攻重庆，以牵制川东黔军不使来援。
　　滇、吕军方面，则由顾品珍统一指挥全军。
　　

龙泉驿之战打响后，靖川军中路初期进展颇为顺利，杨森等部于8日进占了大面铺、龙泉驿、山泉铺等要点，但在仰攻张飞营时，却遭到滇军猛烈抵抗。靖川军遂又于9日投入了邓锡侯师的两个纵队，但战事仍陷于胶着，还一度掉丢了山泉铺。
　　12日，熊、刘两军决定，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中路作战，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则投入两翼作战。同时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并将在省城的川军全数调出参加龙泉驿之战。13日，14日两天，靖川军又在中、右两路发动猛攻，再度夺回山泉铺，并组织敢死队突击张飞营。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军长亲赴前线指挥，调军增援，靖川军敢死队被全部消灭，山泉铺再度易手。滇军趁势反攻，两路靖川军均遭挫败，只得退到大面铺。15日，刘湘亲率四个团反攻，又吃了败仗，而右路的田颂尧也在甑子场失利，退回成都城内。
　　17日，滇军乘胜进攻成都东门，一度炮轰城内民房。18日，滇军一部又在赵又新率领下，截断了成都川军北退的通道，占领凤凰山，猛攻北门。
　　熊克武、刘存厚这回身负全川父老期望，可不肯再逃了。他们以杨森、邓锡侯两师担任城防守备任务，其他各军休息整顿，摆出一幅死守到底的姿态。并动员城内士绅到处鼓舞士气，高呼人在城在的口号——其实当年罗佩金、戴戡两部滇、黔军在成都城里的烧杀掳掠，就是对全城军民最好的动员。
　　
　　那么进行左迂回的何光烈、喻培棣、张冲，这帮人又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没闲着。
　　此前滇军重点打击的是中路的刘湘、右路的田颂尧，因此这支左迂回部队损失不大，而抵抗客军侵川的口号和此前滇、黔军在川省的暴行，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战斗的勇气。因此在刘湘、田颂尧纷纷撤回成都城的时候，他们却出人意料地于16日攻克石桥，17日围攻滇军后路的重要据点简阳，导致顾品珍不得不抽兵回援——这样一来，虽然滇军主力包围了成都，但同时他们自己也陷入了靖川军更大的包围之中。
　　19日，成都城中的靖川军休整补充已毕，分三路出城与滇军决战。杨森的第九师在城东击败滇军耿金锡等部，直追到龙泉驿；邓锡侯师也在城北击退了滇军田钟谷等部，夺回了龙潭寺、西河场等要点；出城南的陈国栋等部也收复了兵工厂、白药厂一带。至21日，滇军开始全线败退。
　　顾品珍以金汉鼎旅为后卫，命他固守龙泉驿掩护全军撤退，而且下的还是死命令：必须坚持到22日下午8时才准撤退！顾品珍另命令杨蓁纵队在担任简阳守卫，以接应金汉鼎。
　　在接受任务时，金汉鼎终于鼓足勇气问了顾品珍一句实在话：“这种为个人争权利的不义之战，要打到那天才止？还是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给人民过点安乐生活。”
　　顾品珍笑而不答，不过他很快就会给金汉鼎们一个答案——可不幸的是，他的答案也不是那么正确。
21日，川军开始猛攻龙泉驿。担任主攻任务的杨森很有意思，他专挑滇军中战斗力比较弱的李如瑾第八团打——一来这是赵又新自己新编的部队，战斗力弱；二来杨森打击排挤他最力的家伙，也可以泄泄私愤。不过金汉鼎也是狡猾狡猾的，他一发现杨森特别喜欢找第八团揍后，立刻便让同样对杨森恨之入骨的杨如轩第七团，和第八团换了个号头……结果么，可想而知。两个老冤家又对上了头，不过这回却轮到杨森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后来被井冈山讥笑为“江西两只羊”，但杨如轩这会儿还是很能打的，带的是滇军中的头等主力团。
　　好不容易挨过期限，金汉鼎带着部队拔腿就溜，次日9时抵达简阳——可该死的杨蓁居然早已溜了，只留下一座空城，害得金汉鼎的人马连早饭都没得吃。还好到了球溪河，遇上吕超的撤退部队，带队的彭远耀旅长很热情（关于这位彭旅长的名字，俺手里五处资料，有两处说他叫“彭光耀”，有两处说他叫“彭远耀”，陶菊隐干脆说他叫“胡远耀”……回忆录常有记错，记者则例多谬误，皆不可取，所以还是取了地方史料上用的“远”字。近代川事素来号称难写，难写之处就在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资料的鉴别和取舍上），总算请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顾品珍见川事已无可为，便一路马不停蹄地放弃了资中、内江等重镇，从泸州上游渡江退回了云南境内，损失尚不算大。而另一路滇军赵又新部，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刚从滇军投过来的第九师师长杨森，在击退顾品珍这一路滇军后，便率所部在七十二小时内急袭五百华里，直抵沱江西岸的小市——对岸就是另一路滇军赵又新的司令部所在地，泸州。
　　作为赵又新的前参谋长，杨森对泸州城防的弱点自然是了如指掌。他派精锐部队伪装成平民，穿便衣混过滇军据守的沱江浮桥，直扑位于泸州城西盐局的赵又新军部，而大部队紧随其后，轻而易举地夺占了浮桥，攻入泸州城内。
　　赵军长没想到川军动作如此迅猛，此刻还躺在烟榻上过大烟瘾呢，听到枪声后，部队也抓不到，只得仓皇出逃。
　　说来这赵又新也真是运气背到了家，来攻泸州的是受过他莫大恩惠的杨森，你说他有什么可逃的啊？可这兵荒马乱中，赵军长又哪有那闲工夫去逮个川军的便衣来，先问问他是哪一部分的呢？
　　结果这一逃，比不逃还糟糕。
　　
这位赵又新是个大胖子，加上长期抽鸦片，体质也很不好，偏生从城墙上手忙脚乱地缒城而下时，又摔伤了腿，于是只好由身边的四个弁兵扶掖着蹒跚前行——这叫一个祸不单行啊！
　　可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呢，一帮泸州民团的二愣子就跑到城墙上来打落水狗了——因为这股滇军历来纪律不好，泸州市民早已怨声载道。所以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他们落荒而逃了，几个二愣子便来了情绪，扛着大枪便爬上了城墙……
　　一上城头，可巧便看见城外坟地里，有四个小兵拖着个穿黄呢子军服的大胖子在逃命。于是二愣子们便开始练枪法，居然手艺还不差，一阵乱枪把五个人都撂翻了。
　　二愣子们眼见那几个云南人动弹不得了，便懒得再理睬，溜下城墙迎接杨师长率领的子弟兵去了。等杨森的人赶到，把赵又新重新抬回司令部时，身中两弹的赵军长已经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
　　
　　杨森看着奄奄一息的大恩人赵又新，羞愧与遗憾交集，居然大哭道：“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大概是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赵又新努力地睁开眼睛，最后又瞥了杨森一眼，死了。
　　杨森号啕大哭，亲备棺木收敛赵尸，托他的侄儿赵鸣义运送灵柩回滇，并将赵战死的经过写了一封信送给唐继尧。而赵又新的军队，一部逃往川南，一部被杨森收编。
　　在赵的灵前，飘着一幅对联：“夺主厌喧宾，从来论事诛心，毕竟伊谁推祸首；私恩殉公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
　　在这个混乱的年头里，没有是非对错，没有恩义交情，只有淋漓的鲜血。
滇军败退后，吕超的部队也支撑不住了，他只得从简阳退到泸州，再从泸州沿江退到重庆。
　　可身后但懋辛、刘湘的部队一路追来，吕超眼看着连重庆也呆不下去，便和部下们商议，看是不是干脆退到川东南与黔、湘两省交界的酉阳、秀水、黔江、彭水一带去……
　　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吕师长有搞军事民主化的传统习惯，而是因为这片地方，实在是太贫瘠了，把人马拉过去大有饿肚子的可能，因此不得不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
　　不愿意饿肚子的部下们纷纷反对。
　　有一位小小的总务科长，是个文质彬彬的外地人，他在前面那场从西向东横贯成渝线的大撤退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会儿实在没了斗志，于是便私下偷偷地问吕师长：“我可以回去吧？”
　　在和平时代，这总务科长是个重要的肥缺，可如今是在战争年代啊！他一个文职人员，也和个累赘差不太多，既然他自己要走，那么吕师长也只好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个总务科长便奉旨溜号，跑到上海滩碰运气去了。
　　
　　别看这位老兄后来也有柱石鼎鼐之尊，裂土封疆之贵，在当时可是没人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青衫落魄，前路踯躅的年轻人！如果要评价他在这段苦难岁月中经历，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倒霉”，用三个字就是“很倒霉”……
　　此公乃是安徽巢县人氏，父亲是个篾匠，母亲早死，从小聪慧，颇能读书。十三四岁上第一次参加秀才考试，却因为字写得太差而落榜。
　　想进学堂读新书吧，家里穷没钱，想继续考科举吧，科举又给朝廷废了，要参加传说中的“革命”吧，既没那层关系，也不够那个资格。
　　看看初起时那帮革命党，就算不是留日、留欧的学生，翰林举人秀才，顶少也得是个地方士绅，袍哥大爷吧？如土谷祠的阿Q之辈，是断不会有人拉他入伙的——就这样，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
　　
　　奈何这读过几本旧书的人，大抵容易中孔孟的毒，或多或少要沾染上些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书呆子气，这家伙也不例外，很快就不肯安心当学徒了。
　　某日他偶然在一份包货物的旧报纸上看到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便心神不定起来，异想天开要去考陆小，就这样兴冲冲地跑到安庆去了——不消说，没考上，不然怎么能叫倒霉呢！
　　他不愿意就这么一事无成地回家，但总流落街头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屈尊混到盐防营里当了一名“备补兵”。
　　备补兵没有自己的铺位，于是这个初中生年纪的小孩子，只好每晚可怜兮兮地抱着自己的破被子到处找空床，实在找不到，就睡不成。
　　更糟糕的是，备补兵也没有饷，还不管饭，他只好靠当东西过日子，有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地，才当了四毛钱——那时候有许多人过着和这一样甚至更为糟糕的日子，这位老兄只不过是因为机缘凑巧，才有机会把这艰难岁月讲述给后人听而已。
　　然而正是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熬过了那段糟糕的岁月。殷忧启圣，大难兴邦，谁说苦难的历程不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呢？
　　
蹉跎了三个月，他仍然没能够转正去拿那一月四两二钱的工资，而且一个班长还特别不喜欢他，他也只好换个地方继续流浪了。他误听谣言，再次跑到安庆去考传说中的“测绘学堂”，但该学堂却很认真地告诉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招生的计划。
　　他想抹下面子进新军当兵吧，人家还一定要是地方保送来的人才收（没办法，新军工资高，要求也严格，是必须政审查三代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最后亏得测绘学堂心软，让他补上了一名传达——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看传达室的门房——这才在安庆城里勉强落下脚来。
　　在当门房的同时，他还打了一份临时工，干“备补警察”——每当正牌的警察叔叔不想站岗，要回家去给孩子洗尿布或是推牌九了，就把他从睡得暖烘烘的芦柴堆里唤出去顶缸。
　　这时候他就得拎着根小木棍，在大冬天的寒夜里，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街头去站上三个钟头。每班岗的报酬，是铜钱四十文——这可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要知道咱们彭德怀彭老总当时在黄碛岭煤矿挖煤，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报酬才不过三十文呢！但就这，彭老总也没全拿到手，因为老板跑了……
　　
　　那年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因为那是个“天下溺”的时代。
　　孟子曾很生气地对人说：“天下溺……子欲手援天下乎！”现在全天下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这个笨蛋脑袋瓜怎么会以为个人力量就可以拯救世界呢？
　　可两千多年后的这个乱世里，就有许多人肯去“手援天下”，因为这个糟糕的时代所带来的阵痛与鲜血，更让他们揪心。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儿，大多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急功近利，而又大义凛然。
　　我们能谴责他们么？我们够资格谴责他们么？我们当然可以拿他们的迷惘无知和胆大包天开玩笑，但永远也别忘了，正是他们让我们的脑门上不再有洋鬼子的刺刀……
　　
　　于是，每当这个倒霉蛋穿着人家的制服，在凄凉暗淡的夜色中，在陌生的街道上瑟瑟发抖地徘徊时，便总是忍不住百感交集，为前途垂泪——这辈子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此时有个当巡长的同学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扬州报考巡警训练所吧！慌不择路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扬州，在梅花岭前的史公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可法纪念堂了）里学习了三个月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民国警察，可以吃自己的饭，站自己的岗了。
　　不过，当时的扬州警察待遇不好，一天只给吃两餐饭，顿顿黄豆芽汤一碗，以至于他老兄觉得有点咸萝卜就很是风味无穷了。
　　
　　在老前辈们看来，这个新出道的小警察别的地方都还好，但有个邪恶的癖好却极其让人讨厌。那就是，他老是随身着一个小篮子和两根小棍子，到处拣字纸——甚至连垃圾堆里的都不肯放过——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字纸炉里烧掉。
　　大概也只有真正的旧书呆子，才会这样地尊重那些写满了从古老时代里流传下来的文字的废纸吧？时代在嬗变，可在这些旧书呆子身上，却还留着那么多旧时代的印迹！
　　旧时代所留下的，当然不止是捡废纸这一条。古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并没有因为苦难而从他身上被抹去。在拣废纸之余，这个小警察还自己掏钱报了个“英算专修科”的夜读班。如果不是辛亥年那几声骤然爆发的枪响，也许这个身有怪癖的小警察就会在扬州安贫乐道地终其一生了吧！
可造化就是喜欢捉弄人。1911年，从武昌城里爆发的起义枪声迅速传遍了全国。
　　小警察所在的扬州也沸腾起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已经起义响应革命，便冒冒失失地扔掉警察的工作，跑到上海去参加了当地热血青年们组织的学生军，准备和万恶的清政府军拼死一战。
　　可真正的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在袁世凯的暗地拆台下，很快宣统皇帝退了位，民国建立了起来。
　　就在蔡锷、尹昌衡他们在西南叱咤风云的时候，小警察所在的上海学生军被调到南京，在黄兴的关心下，被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
　　1912年，南北和议告成，这支入伍生团又被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小警察为之奋斗多年的军官梦，终于快要实现了。
　　但一到保定，便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历届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都需要有高小六年，陆军小学三年，陆军中学再两年，共计十一年的学历，可眼前这帮小屁孩中大多数人的学历、学力，没一样是够的！
　　
　　于是头头们便让他们分校读书：陆小毕业或是陆中肄业的，在北京清河读第一分校；水平不够的，在武昌南湖读第二分校。于是学历不够的小警察，就被撵到了第二分校。
　　经过预备学校的两年苦读后，小警察被分发到保定的第八师入伍见习，随后又通过入学考试，顺利升入了大名鼎鼎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又被分发到正驻扎在安徽的北洋系外围部队安武军做见习军官——这是一支连北洋新军都不如的旧式军队，统帅是皖系骨干人物，暮气深沉的倪嗣冲。这支部队风气极坏，官长们每天吃完饭就上场打麻将，日日如此，风雨无阻，比出操还准点。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让小警察满肚子塞满牢骚，好不容易混了三个来月，黎菩萨和段总理便在北京城里闹出了“府院之争”的大笑话——北洋系“督军团”中的人物纷纷声讨黎元洪，并推张勋带兵北上，最后竟闹成了宣统复辟。
　　这时小警察实在按耐不住了，毅然溜号当了逃兵跑到上海。为这个，他还被北京陆军部通缉过呢！
　　
　　可在上海他也找不到出路。
　　他又听说广东闹革命闹得厉害，便又跑去广东寻找机会。他到广东的时候运气不错，正好碰着孙大炮要征讨福建的北洋督军李厚基，部队很需要军官人手，于是小警察便进了支持孙大炮的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官拜上尉差遣，负责打杂。
　　他闲极无聊，便把旅部三个同样闲得慌的勤务兵召集起来训练，从三个人慢慢变成五六人，再到四五十人。旅长看这个保定军官生练兵还有些办法，便又交给他六七十号人，编成了一支连级规模的警卫队——从这时候起，他才从打杂的弼马温，逐步开始走上带兵的道路。
　　等到他好不容易混成营长了，孙大炮又因为桂系军阀不肯听他的话，一怒之下辞去大元帅职务，搁挑子跑到上海去了。
　　
　　孙大炮一走，万恶的旧桂系军阀，便立刻动手解除了小警察所在的这支滇军部队的武装，把全体官长统统撵上一条破船，每人按军衔发笔钱，然后直接给拖到上海去了。
　　小警察满心不情愿地被运到上海后，还是很关心广东情形，可一时没机会回去。正好一位四川朋友约他一同进川，去参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川军第五师——可这会儿的师长却正是那个朝三暮四的吕超。
　　小警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到第五师师部所在地绵阳。这时候正在倒熊的节骨眼上，吕师长忙于和各路英雄勾勾搭搭，没工夫研究这个小青年是不是未来的大人物，便冲着他的保定生牌子，胡乱委了个少校参谋——唉，还是个打杂的。
　　接下来就是倒熊之战，吕师长在这场战争中纵横捭阖，最后终于打进成都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川军总司令。小警察也水涨船高，担任了总务科科长。
　　可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吕师长和小警察便又被靖川军撵出了成都，如前所述，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小警察就在这时候离了队。
　　

满腹郁闷的小警察，就这样回到了上海，真是人生跌宕，不过是江头江尾啊！于是，一切又重头开始。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头开始，是够让人腻味的，在那个年头有许多人便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一怒之下便脱下军装改行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湘西王陈渠珍，他手下的一位叫做沈岳焕的上尉司书，就这么干了。这个小学毕业的旧军官也真是异想天开，他脱下军装后，居然跑到北京去考门槛高得要死的燕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落榜了。
　　他又没有老丈人提携，可以去该校的图书馆混个管理员什么的打发日子，所以只好一边给报社投稿混生活费，一边偷偷摸摸地去课堂上旁听，后来还和胡也频、丁玲这帮人合伙办起了杂志。
　　
　　可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前杂牌部队军官最后也混出头了，大半个世纪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差一点授予他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不是他已经于当年5月10日因心脏病突然辞世的话。
　　更加让人惭愧的是，当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审委员，同时还是诺贝尔奖评委里唯一一个懂中文的马悦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打电话，想要确认沈某人是否真的已经辞世时，咱们的文化参赞却很坦诚地告诉瑞典人，他很抱歉，他并不认识这个姓沈的家伙。
　　就这样，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埃及人纳吉布•马哈富兹的《街魂》，而不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那部了不起的汉语作品《边城》，以及它那位被时代所辜负了的伟大作者——嗯，他还有个知名度稍高的名字，叫做沈从文。
　　
　　言归正传，话说小警察回到上海后，很快又碰上了丢掉了部队出川逃难的吕师长。他说为了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自己已经下野了，把部队转交给了别人，现在正驻扎在宣汉。
　　他还建议小警察如果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可做的话，不妨再回去看看——毕竟是战争年代嘛，一个还算能干的正牌保定军官生，换了哪支部队都会有人肯收留的。
　　于是，小警察被他说动了，放弃了去广州的打算，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时候，这支部队已经由一个师的规模，被缩编成了一个旅，由熊克武部下的余际唐师长统辖。此时的旅长还是老熟人，就是吕师长先前的副官长林光斗，林旅长见小警察回来，很是高兴，立刻任命他为旅参谋长。
　　见过世面的保定生和那些四川乡场旮旯里走出来的速成生、武备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更为开阔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省之内的窝里斗。当上了参谋长的小警察，偶然同林旅长大谈理想，认为川军历年来仅仅着眼于夔门剑阁之内互殴内讧的胜负，实在是无聊透顶。
　　他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全体川军团结起来，放弃内战，沿川江东下，将来可以与自广东北伐而上的革命军队会师于武汉，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当然，小警察自己也承认，这样的调子的确是唱得高了一点，所以自然曲高和寡，无人理会。好在他碰惯了壁，也无所谓多这一次两次的。
　　此时，正巧林旅长的老上司，前陕西督军陈树藩，因为在陕西被北洋军队压迫，立不住脚，退到了四川宣汉。
　　但陈督军仍然在积极策划，想要打回老家去当土皇帝——不过在小警察看来，这也算作是另一种“北伐”吧，因此力主林旅长跟着陈树藩打回陕西去，叫出了“援陕”的口号。
　　林旅长虽然同意了，但他部下手握实权的团长吕镇华却很有些意见，吕团长认为川军就应该本本分分地做川军，如果去陕西，等于是被卖给陈树藩，替他流血牺牲不值得。
　　因此，吕团长便和其他川军部队勾结，发动了一场里应外合的兵变。事情发生在1921年春的一天傍晚，当天小警察有点拉肚子，很不舒服，晚餐只喝了点粥，就悠闲地靠在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消磨时光。
　　
　　这时候一阵枪声响起，他疑心是土匪打进来了。倒是他的内弟洪君器判断得更准确：“不一定，也许是兵变？”他这才换了双布鞋，跳窗子出去，跑到城墙上看热闹。
　　正好城下有一队兵打着马灯走过，他一冲动，想喊过来问问究竟，又亏得内弟把他抓住，说：“慢着！把情形弄清楚再说。”他又想去找和林旅长有关系的炮兵连连长，让他出兵平叛，但还是被他那个谨慎的内弟拉住了。
　　多年后他回忆这事儿时，言语之间还对那位舅爷充满了钦佩之情。首先，这确实是一次兵变；其次，那打马灯的一帮人，正是叛变的乱兵；最后，在叛乱中首先被包围缴械的，就是和林旅长关系密切的炮兵连……
　　
　　从这些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有理想，有远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个温和派。而毛病呢，则是书生气太重，还容易发慌，不是个上马能打仗，下马会骂娘的草莽将军。
　　最后，这两人觉着老站在城墙上吹风也不是办法，便跑到城墙另一头的邮政局去打探情况。碰巧邮政局长是熟人，才在他那里听说了叛乱的情况，还得知了林旅长已经被叛乱的士兵开枪打死在寓所里的坏消息。
　　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个人已经无所谓勇不勇敢了，显然逃命才是上上策。于是，在陈树藩的陕军帮助下，小警察和他的内弟化装成伤兵，杵着根竹竿，颤颤悠悠地溜出了宣汉城。
　　
　　他就这样辗转逃到了川东大门口夔门，一路上还在盘算：到了码头上，如果刚好有沿江上行的船，就去重庆，去向主管四川军事的刘湘说明情况，并为林光斗伸冤；如果恰好是沿江下行的船呢，那就去汉口。可跑到江边一看，嘿嘿，这可难办了，因为上行下行的船，刚好各有一条……
　　这时候他忽然清醒了：他妈的，我去重庆干嘛？四川局面这么复杂，我为什么要去自讨麻烦？于是林旅长的冤情留着以后再说，眼前还是顺风顺水地先去汉口吧！就这样，他脱离了川军系统，这也算是个历史的偶然。
　　当时这郎舅两人相当的落魄。上船的时候，每人都只剩得一套破破烂烂沾满污泥的褂裤了，就这么在大热天里蹲在轮船屁股上一路折腾到了汉口。下得船来，又找不到肯让他们赊欠的旅馆——在汉口这样的大码头上，穷叫花子多的去了，也难怪老板们不肯发善心。
　　小警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让他们赊欠的小客栈，还对老板千恩万谢的再三保证：“千万放心，不会骗帐的！”安顿下来之后，小警察便给熟识的朋友写封信，要来了两百块钱，这才算清了欠债，还做了件新衣服。
　　
十年后，志得意满的他偶然在南京城里碰见一位当年兵变中的当事人，便好奇地逮住人家询问：“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对方也很诚实，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其实当时他既不是有威望有人脉的主官，又不是和谁有深仇大恨，只要认罪态度好一点，别惹事生非，人家就算是逮住他了，也未必就要怎么样的。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宣汉事变，他还是会有点不寒而栗。他对自己在四川混这一段的评价是：“实在的，我当时心地非常纯洁，根本摸不清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一点平白地牺牲在里面。” 瞧，这就是当时四川的混乱局面给外地人留下的印象。
　　不过他的糟糕运气至此也就算是到头了，他回到安徽家里休养了两三个月，又去了上海，在当时号称红得发紫的上海大学选修俄语——这年头，大人物的上镜频率还真是高，换来换去就是那几个人，教这课的又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做过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小警察也因此很受了些红色思想的熏陶——毋庸置疑，这段学习的经历对他未来道路的抉择影响深远。
　　
　　说来很有意思，小警察在上海大学并没有混到毕业，可是后来等他功成名就了，上大的校友们就非要推荐他做同学会的监察长。为了让他不要再扭扭捏捏地推辞，教育部甚至还不辞辛苦地为他补发了一张大学文凭。
　　在上海赋闲了一段，小警察又在朋友的邀约下，去了广东，协助桂军办军官学校，这时候已经是1924年夏天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已经于当年的春天开办。
　　黄埔开校的时候，就有一帮保定同学想拉小警察去帮忙，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应约来办桂军军校的，去黄埔有点对不起人，因此拒绝了。
　　但是当时主持黄埔工作的蒋校长，很瞧得上小警察，加之又想要挖桂军的墙脚，便亲自干预此事。
　　他采用了迂回战术：先请小警察兼了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然后以此为因头，经常拉他去黄埔开会，以促进感情。
　　就这样，到当年12月份，桂军军校学生毕业后，小警察终于水到渠成地跳槽进了黄埔。蒋校长任命他为黄埔三期入伍生上校总队附，随后又代理总队长职务——嗯，带的就是王耀武、李天霞、宋瑞珂、戴安澜这帮大名鼎鼎的家伙。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自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毕业的蒋校长，就凭着这支黄埔学生军，迅速崛起，最后竟成为了全中国的主人——虽说只是名义上的“主人”，但毕竟全天下飘扬的都是他的旗帜了。
　　小警察也随着校长而步步高升，他虽然也曾带兵打仗，但在那个将星辈出的年代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似乎还算不上是第一流，事实上，他是个政治谋略出类拔萃的另类将军。校长也了解他的长短，于是在淞沪会战之后，便让他改行专做地方工作，1937年底出任了湖南省主席。
　　虽然改做地方工作了，可是他容易发慌的老毛病却没有怎么改，校长要求要“焦土抗战”，他便积极筹划在必要的时候火烧湖南省城长沙。
　　可能是神经绷得太紧，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城里忽然有人到处造起谣来，说日军已经打到离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了。于是那些早已预备好的纵火队员便稀里糊涂地放起火来。
　　就这样，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古城长沙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文夕大火”。
　　走笔至此，对那段历史稍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猜到小警察是谁了。
　　如果猜不到，也没关系，当时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上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横批是“张皇失措”。
　　这是一幅嵌字联，嵌的就是小警察的名字：张治中。他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做“和平将军”。
　　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到1920年末，川军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在这场以争取四川“省格”为名，以谋求地方“独立”为实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熊克武、刘存厚、但懋辛、刘湘们携手将盘踞四川多年的滇、黔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实现了“川人治川”的夙愿。
　　不过，西南的混乱局面，却并未因此而平静下来，反而愈演愈烈。四川的独立，使在财政上已经对其产生极度依赖的滇、黔两省，立刻陷入经济困窘之中——大扩张时代结束了，让人很不愉快的调整期开始到来。
　　在过去为应付扩张战争而组建起来的庞大军队，现在忽然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吞金兽，巨额的军费赤字让割据诸侯们痛不欲生。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体现出来，天大的变故即将发生。
　　现在，野心家们将不得不为此前那一系列过度的扩张，付出沉重代价了！
　　这，将是一个反噬的时代。
　　
　　这一出大戏说来话长，咱们先从贵州讲起。
　　话说这如今的“贵州王”刘显世，其祖先原是湖南邵阳的小商贩，后来因跑买卖而落籍贵州。其祖父两代时，正当咸丰、同治朝，因为地方不靖，遂大办团练，后以抵御盗寇有功，受到朝廷赏识，得了一个三品的道台衔，因而刘家团防便成了兴义一大地方势力。
　　而当时兴义刘家最大的对手，则是王文华的祖宗兴义王家。后来刘家的老祖宗不知耍了什么花招，杀掉了王家的老祖宗，遂独霸兴义，不过两家也就因此成了仇人。
　　再后来，刘家又主动与王家和好，连续两代把女儿嫁给王家，于是仇恨消除了，两家又成了亲家——唉，这都是些能把你我缠晕头的恩怨情仇。
　　所以刘显世，算来正是如今黔军统帅王文华的亲舅父和叔岳父。
　　
　　在辛亥年贵州张百麟等人起事前，贵州巡抚沈余庆见情况不妙，便在制宪派的任可澄等人的怂恿下，招刘显世带徒手兵一营来省城贵阳协助弹压——当时刘家子侄在日本留学者多拜梁启超为老师，所以他和制宪派自然就是一家人了。
　　刘显世自任为管带（营长），以王文华和袁祖铭为队官（连长），率部出发。不料部队才走到安顺，沈巡抚就被张百麟们撵跑了。
　　进退两难的刘显世灵机一动，便转而向革命党输诚。而张百麟这帮糊涂的革命党也抱着天下为公，咸与维新的天真想法，请他当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还给他那支赤手空拳的队伍发了枪械弹药，编为黔军第四标（团），由刘显世兼任标统（团长）和西路巡防军统领，王文华和袁祖铭也各升一级，当上了管带。
　　可刘团长并不领情。在此后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中，刘显世和制宪派便积极配合唐继尧，大家伙儿携手推翻了革命党，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后来蔡锷进京，唐继尧返滇继蔡为云南都督，便顺手把这贵州的统治权交给了铁哥们儿刘显世。大家交情若此，因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刘显世的贵州与唐继尧的云南，在军政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
　　1914年7月，掌握了贵州大权的刘显世决心整军经武，以外甥王文华主持建立了一支新式陆军——和那些孱弱不堪的后辈不同，这支黔军曾一度是支相当强悍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滇军媲美。
　　这支新式陆军的基干就是原兴义团防的老底子第四标，王文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6个团的新黔军，他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新军统帅——新军被称之为贵州陆军，而与之相对的旧军则被称之为巡防军或游击军。
刘显世是老派军人，为人温和野心不大，政治上没有什么远略，对新时代的军政事务更是外行，于是他就将军政大事全权委托给王文华处理。但是这个王文华虽然颇有政治头脑和能力，却无奈只是个师范生出身，并不太懂军事，也不能冲锋陷阵，所以他一转手，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眼睛高度近视的小兄弟袁祖铭。
　　袁祖铭，贵州安龙县人。安龙县与刘、王起家的兴义县，在历史上同属盘江五县地区，所以老袁和这帮重视乡土关系的兴义人也沾点同乡的边。
　　
　　袁祖铭早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却因为眼睛近视，没能考进武昌的陆军中学继续深造（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混进陆小的）——所以就更别提什么振武、士官的前程了。
　　因为学历低，所以老袁毕业后便不能像何应钦、朱绍良他们那样挑三拣四，只好屈尊去投效刘显世办团防。
　　可巧那年头懂新军事的人才太稀罕，在贵州这个穷山旮旯里就更是如此，所以刘、王就对这个科班出身的军校生格外青睐。再加之他本人也确实争气，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因此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新黔军中仅次于王文华的二号人物。
　　就这样，刘显世的基业，王文华的运筹，再加上袁祖铭的勇敢，就成为了民国初年贵州立省的基础。这三个人，就是民初贵州的三驾马车，一时间大家彼此依赖，少了谁都不行。
　　
　　此后刘显世每升一级，王、袁二人也就依次递升一级：刘显世任贵州国民军司令，王文华就升任团长，袁祖铭就升任营长；刘显世任护军使，王文华就升任东路军司令，袁祖铭就升任团长；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王文华就升任贵州省陆军总司令，袁祖铭就升任纵队司令和前敌总指挥。
　　这是一段蜜月期，但时间不长，矛盾很快就出现了。
　　因为这三个人虽然不得不暂时相互依赖，但其政治理想却相去甚远。
　　刘显世是典型的旧式封建人物，一个到处和稀泥的老好人，一心只想着保境安民，也不大敢招惹是非；王文华则偷偷加入了国民党，还见过孙中山。他很有手腕和政治眼光，有天下志；而袁祖铭则唯利是图，鼠目寸光，除了会打仗外一无所长，是个乡巴佬式的地方军阀。
　　
　　王文华的原配夫人，本是刘家的女儿。但在王当总司令时，刘夫人因为和王新娶的小妾段氏不睦，打翻了醋坛子，于是一怒之下就使出一泼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要服毒自杀。可没想到弄巧成拙，吞下去的耗子药竟然是正品，结果不幸仙逝——这就使得刘显世与王文华之间产生了第一道裂痕。
　　在护国战争中，亲近于孙中山的王文华，是贵州实力派人物中最积极主张反袁的。而黔军在湘西、四川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也大多要归功于他的运筹帷幄之功，因而护国之役后，尤其是在戴戡死后，他就在黔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仅次于刘显世的第二号人物，并渐渐开始有了功高震主的倾向。
　　这就使得刘显世不得不多方提防于他。他一方面让王文华统率黔军主力入川，希望老朋友唐继尧能够给他这位惹不起的外甥，在四川找块地盘呆着，最好当个重庆镇守使或是四川督军啥的，可别再回贵州来给他找麻烦；另一方面他任命其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企图以旧军为基础另组建一支军队，以与王文华的贵州陆军保持实力上的均势。
　　这就是刘、王之间的第二道裂痕。
　　说来这刘显世虽然猜忌王文华，但对这个外甥也还不算辣手。如果王文华在四川发展得不错，稳稳当当地当好了计划中的重庆镇守使甚至是四川督军，那么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这回黔军不是在四川呆不下去了么，那又会怎么样呢？咱们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就如刘显世对王文华一样，王文华和袁祖铭之间，也是一种既要使用，又要提防的尴尬关系。
　　袁祖铭是个有野心而无远见的人，他日后对下属的教诲就是：“有奶便是娘！”其人品性大可以想见。
　　在四川护法战争中，王文华坐镇后方，派袁祖铭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驻川黔军。在熊克武入主成都后，川、滇、黔三军在成都会商善后事宜，一直嫌官小的袁祖铭便授意手下团长李蕴奇、谷正伦、张春圃和参谋长刘端裳等人向刘显世、王文华发电，称川、滇两军与会将领的职务都很高，唯独黔军只是个纵队司令，有失贵州颜面，故要求提升袁祖铭为黔军副总司令。
　　
　　因为正是用人之际，刘显世只得对袁祖铭的要挟打个折扣来满足，勉强发表他为黔陆军第二师师长——王文华原是第一师师长，刘显世这个任命，就是让袁祖铭与王文华平起平坐了，这当然也是他削弱王文华在军中影响的手段之一。
　　但没想到王文华对此反应竟极为强烈，他以袁祖铭企图将部队拉到陕西另谋发展为借口，亲赴重庆将袁祖铭调回贵州任督军署总参议（这就是当初滇、黔军没有穷追熊克武部队，导致养虎遗患的原因之一了），又将袁的第二师部队并入第一师，从而剥夺了其军事指挥权——作为惩罚，还责成袁祖铭赔偿了虚报的八万元军费。
　　袁祖铭在川战中立了战功，却因为耍小聪明而丢了军权，颜面尽失，从此便对刘、王不满。但更让他不满的，则是王文华着意培养新人，大有取他而代之趋势。
　　所谓新人，就是前述刘公子在日本挖回来的何应钦、朱绍良这帮士官生了。这几个愣头青一到贵州，连杀生还没学会呢，王文华便将其安置到团长、讲武堂堂长、教育长、参谋长等重要职位上——也难怪老资格的袁祖铭要妒嫉这帮一步登天的士官生呢！
　　
　　这回“倒熊”之战爆发后，川东黔军一度吃紧。中看不中用的朱绍良给刘湘、余际唐这帮家伙吓得成天哇哇叫，王文华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又逮着袁祖铭上了战场。可等到刘湘、余际唐一退，王便又把袁置之闲职。对这一作为，袁本人不满自不必提，就是前线的黔军将士也多有怨言。
　　所以尽管王文华亲驻四川指挥，可是驻川黔军将士并不肯卖力气，因此黔军在川东战线上很不出彩。
　　唐继尧对黔军的出工不出力相当不满，为加强对黔军的控制，他便密电刘显世，以王文华只是个师范出身，不习军事，难当大任为由，非要刘显世用滇系将领韩凤楼替换他。
　　
　　可唐继尧低估了王文华在贵州的潜在势力——连接收这封电报的译电员曾宪孔，也是王文华的人。
　　于是就当刘显世在贵阳拜读唐继尧的抱怨与要求时，一份同样内容的电报，也正放在重庆王文华的办公桌上……而且王文华还听说，刘显世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即刻拒绝，似乎还在思考什么。
　　于是，愤怒的王文华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他联系上了同样也是牢骚满腹的滇军将领顾品珍，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决定这仗不打了，大家都撤军回省，以开创西南新局面。
　　这顾品珍不是唐继尧的把兄弟兼士官老同学么，他这满肚子牢骚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话说这滇军，自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驻留在四川，连年暴师于外，攻战杀伐，屡有踬踣，加之将士思归，也早已怨声载道。
　　这时驻川的两路滇军，其统帅都是唐继尧的士官六期同学，但这两个人的个性和政治倾向却又有所不同。
　　成年倒在烟榻上办公的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是个无能无害的老好人，他历来坚决和无条件地支持唐继尧的一切主张；而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则正好相反，他思想新派，有政治远见，所部也比较精锐敢战，所以屡屡敢于对唐继尧说“不”。
　　
　　在重庆的“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大摆帝王派头，某日宴客，适逢顾品珍有事要和唐继尧相商，遂提前赶到唐的住所。当天正值下小雨，顾乘小轿前往，却被守卫大门的佽飞军拦住，非要搜身不可——唉，这个不开眼的龙云哪！
　　想那顾品珍堂堂统军大帅，又是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岂肯以奴才自居，受这等闲气？于是一怒之下，事情也不谈了，原轿返回。等到开宴时，唐继尧自知理亏，遂一再亲用电话邀请顾，但顾就是负气不去，双方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而这两个人更大的分歧，还在图川的策略和手段上。
　　对于唐继尧那些不切实际的勃勃野心，顾品珍一直是反感的。在这个问题上，顾品珍和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思想倒有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一场成功的扩张应该是有限度的。
　　在顾品珍看来，滇军目前已尽占川中形胜富庶之地，并打开了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这就足够了。同时，培植一个亲云南的四川政府，也远比直接兼并四川要来得妥当，而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和他私人关系良好的熊克武。
　　因此，他极力反对唐进行更进一步的，不留余地的冒险扩张，尤其反对倒熊。
　　
　　故1920年3月21日，唐继尧发出“马”电宣布免去熊克武本兼各项职务后，3月26日，顾品珍便发出“肴”电，指斥唐继尧处置狂妄，挑起战祸，陷第一军于重围。
　　5月26日，顾又再次电唐继尧反对继续用兵四川，逼得唐继尧只好于6月1日宣布废除督军一职，自己改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军队。
　　可顾品珍仍然没完。10月2日，滇军已在四川战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他又在泸州电请唐继尧撤回驻川滇军，彻底宣布放弃对四川的领土野心，“毅然止戈”，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否则他就将“先释兵权，不辞而行”——从字面上讲，只是要搁挑子不干而已，但若按照那个时代的通常措辞方式来理解，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暧昧的威胁了。
　　
　　不过北方的北洋政府倒是对滇军这一明显的分裂幸灾乐祸，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便欣然称赞顾品珍是“仗义丈夫，血诚男子”，趁机施展拉拢手段。
　　唐继尧对顾品珍的威胁，别无他策，只得以加官进爵相敷衍，同时又密令赵又新监视顾品珍——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剧了驻川滇军的分裂，以至于顾品珍在大撤退时，竟根本不通知赵又新，自顾自地撤回了云南。所以不明就里的赵又新对友军的动向一无所知，最后竟然被杨森偷袭得手，于10月15日战死于泸州。
　　就在赵又新战死的同一天，挥师东进的刘湘等部川军，也攻克了重庆。当时在重庆主持川东军事的是护国时代与蔡锷齐名的李烈钧，他和他的驻粤滇军对于援川本就兴趣不大，再加之人地两生，被川军大量便衣混入城中还茫然不知，遂吃了大亏，连一个旅长鲁梓丹也在撤退时遇伏身亡。他无奈之下也只得向贵州、湖南仓皇退去。
　　
就在川军收复重庆前夕，黔军统帅王文华将重庆防务让给李烈钧的驻粤滇军，又把手头的部队交给部将卢焘和谷正伦，让他们指挥全军撤退。而王自己却找重庆商会讹诈了五十万大洋的现款，便优哉游哉地带着参谋长朱绍良，乘大轮船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这王文华怎么专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搁挑子，跑上海去呢？唉，说来都是给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害的。
　　王文华虽已下定决心要推翻刘显世的统治，开创贵州政治新局面，但毕竟多年来双方合作还算愉快，又有甥舅之亲，他考虑到如公然造反，在情面上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因此王文华便自作聪明，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总司令，第二旅旅长谷正伦为总指挥，率领黔军回黔“清君侧”。
　　同时他又遥升正在贵阳当讲武堂堂长的妹夫何应钦为第五旅旅长，兼代理总司令部参谋长，准备内应。而他自己却借故抽身他去，准备等个半把年，待卢焘、谷正伦、何应钦们把谋反叛逆的勾当都做完了，他再回来收拾局面。
　　可王文华也没动脑子想想，他与刘显世私亲公谊若此，尚且还要造反，他手下的将领，难道就不会有二心？
　　所以他这一走，便直接导致了贵州未来十余年的混乱局面。
　　
　　王文华从重庆抽身离开后，有一个人可就乐坏了。谁呢？近视眼袁祖铭。老袁这回好不容易摆脱了王文华的桎梏，便觉着自己抓军队的时机到了。
　　所以等王文华一走，袁祖铭便在重庆黄葛垭黔军驻地到处活动，希望中下级军官们拥戴他回贵州。总指挥谷正伦得知袁祖铭的活动后，便在两人同榻抽大烟时，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暗示道：“总指挥（袁祖铭此前任黔军总指挥）的枪很好，送我两支，不然我派人去缴。”这明里是在说烟枪，可听在袁祖铭耳朵里，就是不客气的警告了。
　　袁祖铭吃了这么一记当头棒喝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掌握不了部队，只得讪讪地开溜。说来真是冤家路窄，他也跑到上海滩去了。
　　先到一步的王文华听说袁祖铭也来了，很是担心他要搞什么阴谋，便派出一帮亲信成天陪他玩乐嫖赌——大概也就是朱绍良之辈吧，明里说是导游，实际上是监视，盯得袁祖铭成天毛骨悚然。
　　不过朱绍良们的工作可没有做好，因为袁祖铭就在他们的眼皮儿底下，偷偷和王文华的铁杆对头张彭年接上了头。
　　
　　这个张彭年又是何许人呢？他是原贵州省议会议长，其兄张协陆则是原贵州财政厅长，与督军署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的熊范舆、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的何麟书、任刘显世顾问兼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等三人共号称刘显世手下的文官“四台柱”。这张氏两兄弟都是刘显世集团中的骨干文官——既然是刘显世的心腹，当然也就是支持守境安民的稳健派了，事实上这帮人也确实保守得可以，完全符合刘显世“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如兴义团防之放大耳”的讲话精神。
　　话说1919年王文华为了筹集军费，曾通过其兄王伯群与法国人签过一票柳渝铁路（从广西柳州到四川重庆）借款合约。合约规定铁路两旁各三十公里的矿产归铁路公司开采，铁路公司则借款五百万美金给贵州开办实业（亦有说为一千万美元），按96折实收（每百元只能到手96元）年息六厘——即每年利息三十万美金，约合现洋六十万元，当时全贵州年收入才不到三百万元，要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合约还规定以铜仁矿山作为抵押，如二十年后不能偿还借款，则债权人可将其收归己有。
　　王文华因急于要钱填补亏空的军费开支，因此明知这个合约是剜肉补疮的险招，却也极力支持——当时正在大扩张的节骨眼上，前线一帮如狼似虎的大兵们嗷嗷待哺，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那些在大后方嗅不到硝烟气的文官们可就不干了，他们纷纷反对，最后借款计划只好不了了之。

反对派中最积极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张氏兄弟和政务厅长陈廷策等人。王文华一怒之下，遂唆使亲信谷正伦、何应钦组织伤兵到各家去闹腾，另外还拟了一个十三人的暗杀名单。
　　暗杀团第一次出手就重伤了陈廷策，张协陆知道王文华不会放过他，遂服毒自杀，其弟张彭年则辗转逃到上海，俨然成了贵州反王文华势力的头头。
　　所以这回袁祖铭到了上海后，便想方设法和这个张彭年接上了头。随后袁又因为自己被王文华盯得太死，只好于某日借嫖宿之机摆脱盯梢的狗腿子，偷偷溜上火车跑北京去了。
　　临走前，袁祖铭就把倒王的事情交给了在上海滩当流氓的表弟何厚光，由他协助张彭年反王。
　　
　　就在王、袁二人在上海滩斗法时，黔军也在卢焘、谷正伦、胡瑛等人的率领下于10月20日撤出四川綦江，回到贵州遵义，卢焘等人将第一至四旅分驻于遵义、桐梓等要地，积极策划政变。
　　照王文华的计划，这场政变原本不准备多流血。他打算以“清君侧”为名，赶走一直和他过不去的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丁宜中，以及前面提到过的陈廷策这帮刘显世的心腹文官，而代之以他的亲信人马，从而把“贵州王”刘显世架空成傀儡也就够了——这样既可避免恶名，又可达成夺取贵州军政实权的目的。
　　可王文华却没想到，谷正伦硬是生生地把他编导的这出“逼宫”戏唱大了。
　　
　　1920年11月初，谷正伦派警卫营长孙剑峰先行抵达贵阳，与已经成为王文华妹夫的何应钦密谋政变事宜。何总长虽然一辈子谨小慎微，但这回既然是手握全省军权的二舅爷请他帮忙，他也只好大着胆子应承下来了——何总长一辈子都是当小媳妇的料，只有这次造反轰轰烈烈，可惜也只是因人成事。
　　11月8日，云南唐继尧和贵州刘显世联名通电，决定对外归部队“实行裁汰改编”。谷正伦、何应钦认为时机紧迫，遂立刻决定发动政变。
　　11月10 日夜，孙剑峰即在何应钦的配合下，将忠于刘显世，急匆匆地从湘西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第三路司令兼湘西游击守备各队总司令官王华裔部包围缴械，王华裔只得率残部逃回湘西的老根据地。
　　在解决了王华裔的游击军后，贵阳城已牢牢掌握在新军实力派的手中。
　　得到了谷正伦授意的孙剑峰肆无忌惮，包围了前述文官人等的住宅，捕杀了刘显世的幕后军师，时任贵州中国银行行长的熊铁岩，以及任贵州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这两人。黑名单上的其他人运气稍好：何麟书本人闻警逃走，但其子侄三人却被杀害，丁宜中、陈廷策两人侥幸逃脱。
　　因这次政变发生在民国九年，所以被贵州人称之为“民九政变”。
　　
　　刘显世震惊了，他虽然也料到王文华会有小动作，但却没想到这帮乱臣居然会真的大开杀戒！
　　伤透了心的他不愿意当傀儡，便于11月13日宣布解除靖国军副总司令和贵州省长职务，率卫队出逃老家兴义，后又投奔云南的唐继尧而去。11月15日，贵州各界公推任可澄为省长，卢焘为黔军总司令。
　　这个无法无天的谷正伦，在贵阳杀人放火，还撵走了并无恶名的刘老帅，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以为这么一来，王文华就背上了忘恩负义的黑锅，无颜回贵州主政，手握实权的他就可以借机出头。
　　可王文华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啊，焉能看不出这其中的门道？当他在上海滩上听说谷正伦的所为后，便即对人叹息道：“他们是要我回不去了。”可他话虽这么说，其实并不很担心。他仍然相信，只要他一回到贵州，就可以立刻挽回大局——谷正伦杀人放火所造成的后果，不过是让他在上海多呆上一小段而已。
　　上海有的是好烟好酒好风月，多呆几个月又有什么问题呢？王文华觉得很坦然。
　　可历史就是那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王文华在上海多待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刺杀阴谋正向他袭来。
　　
下手的就是张彭年和何厚光。
　　却说袁祖铭走后，张、何两位英雄胆色豪壮，决定对王文华以牙还牙，也搞暗杀。当时在上海滩上有不少失意的黔军旧军官，他们大多对王文华不满。于是两人就在其中物色了一位化名“贺永安”的哥们儿，由他实施暗杀计划。
　　说来这次暗杀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王文华自己作息太有规律——他摆脱不了烟、嫖、赌这点腐朽堕落的嗜好，所以经常都要去著名的“一品香”旅馆消遣一番，顺便还和心腹谋士双清下下棋。这样一来，这位身负重任的“贺永安”先生就有了一个守株待兔的好机会，这一守，就是两个来月。
　　1921年3月16日下午，兔子终于出现了！王文华坐着其兄王伯群的汽车（其实刺客倒是不认识王文华，但王伯群这辆车却出卖了他），刚在“一品香”门口下车，便从一间靠近马路的房间的窗内飞出一颗子弹，正中其左肋。王文华负痛，想从车尾绕到汽车外侧躲避时，腰间又中一弹，随后又再中一弹，就此丧命。趁着混乱，“贺永安”从旅馆后门成功逃走，毫发无损。
　　于是贵州未来的命运，就在这个小人物一次极其偶然的成功中，被残酷地改变了。王文华未必是一个好的统治者，但一个天下大乱的贵州，对人民而言，却必定更加糟糕。
　　贵州随后十余年的战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却说袁祖铭逃到北京后，最初发展得也很不如意，北洋政府严重低估了他的价值，不太愿意搭理他。
　　然而就在王文华在上海被刺的同时，袁祖铭也经历了一次暗杀，不过被他侥幸逃脱——正是这两场成败迥异的刺杀，使袁祖铭的北漂生涯出现了转机。
　　因为王文华之死，使贵州权力出现了真空，因此各方都在急切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北洋政府遂也把这个刚逃脱了暗杀的袁祖铭拉出来重新评估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资格被刺杀的前贵州军政要员，多少还是有些份量的吧？
　　于是在前四川盐运使张英华的介绍下，袁祖铭先后和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潘复及国务总理靳云鹏搭上了关系。此时贵州政局正在混乱中，因此北洋系打算赌上一把：资助袁祖铭回黔夺取政权，以牵制南方的反对势力，同时在不服“王化”的西南腹地打进一颗钉子。
　　事实上，北洋系赌这一把花费极其低廉，许给袁祖铭的不过区区三十万大洋，就这袁还是打了个八折才领到手的——另加从天津意大利洋行买来的三千支滞销步枪，以及借与部分北洋军助战的承诺。
　　
　　袁祖铭就这样扛着北洋给的大洋和步枪，启程南下。他第一站先到武昌，和张彭年拿着靳云鹏的介绍信去见了湖北督军王占元，领到了北洋系允诺的一个补充旅的部队，在小朝街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这袁祖铭也真是会选地方，这不就是辛亥年武昌革命党失手被擒的地方么？
　　此时，已是1921年春，上距辛亥革命，正好十年。
　　不过袁祖铭要想回贵州，还有一个大麻烦。因为湖北到贵州并不接壤，他要带兵回去，就必须需借道四川或湖南——可此时四川的熊克武和湖南的赵恒惕，都正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与北洋政府明里暗里对抗着呢！更何况，这两家怎么会同意在自己的腹背上，让北洋系打进这么一颗钉子呢？
　　因此袁祖铭无路可走，只好又打道回京想办法，这一拖，就是半年。
　　
　　就当袁祖铭在京汉路上来回倒腾时，王文华的大哥王伯群，却捧着孙中山先生颁发的贵州省长委任状到贵州上任去了——此前王文华在上海遥控黔局时，曾派了他大哥去广东见孙中山请示方略，于是就有了这张委任状。王伯群的到来，立刻使得原本就危机四伏的贵州政局，又一次掀起波澜。
　　时任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本是个广西人，云南讲武堂出身，原属滇军系统。辛亥后他随唐继尧的滇军侵黔，后来就留在贵州协助刘显世、王文华创建贵州陆军。所以他虽然也算是新黔军中建军的元老，但因既不是贵州籍，又不是兴义帮，故而在非常讲究乡土关系的黔军部队中号召力不高——这也正是王文华放心让他代理总司令的原因。但王文华死后，他手下那些跋扈的旅长们就很不拿他当回事儿了，仅仅保持着表面上的敷衍。
　　所以，这回王伯群一来，黔军便立刻分裂为两派。
-------紧转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