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微创痔疮手术后遗症:讲古斋：金瓶梅之文人与房中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16:59:24
说到《金瓶梅》自然就要提到房中术。须知《金瓶梅》自明代中叶成书以来就一直是禁书，明代主要是手抄本传世。《金瓶梅》在当时人看来，与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一样，也不过就是色情小说。在大兴文字狱并严格文字管制的清代，《金瓶梅》作为禁书就更不必说了，就是思想如此解放的当下，也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一本全本的不加删减的《金瓶梅》。
当然，现在的人们已不把《金瓶梅》当作一本色情小说看待，文学史界更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甚至据研究《红楼梦》就是受了《金瓶梅》的影响。但毋庸讳言，《金瓶梅》的确涉及了大量的古代房中术的描写，我想这就是它一直以来被禁的原因。有关中国古代房中术，抛开其色情的元素，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的领域，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讲古斋才疏学浅，对这样的学问无甚研究。但就《金瓶梅》这样的在当时看来极端色情的书，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并备受推崇这一现象有一些感慨和联想。于是想起了这样的题目“文人与房中术”。
上一篇我曾说到，《金瓶梅》虽不是王世贞等文人士大夫所作，但该书自面世就首先在文人中流行。王世贞这样的学界领袖就是最早并首先藏有全本的少数人之一，据说当时全本的《金瓶梅》有据可查的只有四套。王世贞这样的大文人、正统学者、南京兵部尚书，何以大胆收藏此类书籍，就不怕世人笑话么。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寻思的问题。
我们说儒学的极端“理学”，发起于南宋，成形自程朱。但理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的还是在明代。朱元璋在南京作了天下，发现程朱理学比较合口味，而且查查朱熹的族谱竟然与皇帝有渊源，说不定是不出五服的本家。这可不是讲古斋在开玩笑，洪武年间确有好事者查了朱熹和皇家的渊源，而且做了大量考据证明，说明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因此，自明初朱熹就成了与孔孟平起平坐的朱子，儒家的经典就全成了朱子的注解，只此一家不许另有分店。程朱的理学，在明代又经过了明代儒学大家的丰富和发展，有名的明代大儒就有王阳明、王夫之等。应当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理学，说“宋明理学”更贴切和准确。我们都知道，理学的一个最直观的特点就是主张男女授受不亲，推行性禁忌，什么“万恶淫为首”之类的说法，就是自明以后才有的。
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明代又是中国历朝历代性文化最兴盛的朝代。其实房中术自古就有，假托《黄帝内经》中就有如何在性事中保健身体的内容，道教修炼也有一派主张男女性修炼的，并有许多秘不示人的秘术。然而这些秘不示人的中医保健和宗教修炼，到了明代则公开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艳情小说大行其道，除上面讲古斋提到的《绣榻野史》、《株林野史》之外，有名的还有《肉蒲团》等。其中的《绣榻野史》就能找到许多的《金瓶梅》的影子，书中男主人公姚同心号“东门生”，自然让人联想到“西门庆”，女主人公‘金氏’也让人自然联想到“潘金莲”。明代的春宫画册更是充斥市井，什么《花营锦阵》、《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等等。至于艳诗艳词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性文化作为一种俗文化，在民间流传多少是可以理解的。明代讨论道教房中术的书《既济真经》附录“某氏家训”，其中教育后代男丁如何在房事上保持妻妾和谐家庭幸福。民间也有女儿出嫁时娘家把一套春宫画册给女儿压箱底作为陪嫁的习惯，这也算古代中国生理卫生教育的一种方法。但这毕竟是民间。讲古斋一直犯琢磨的是，何以这种俗文化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
王世贞收藏《金瓶梅》，毕竟只是收藏，这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就是小儿科了。前面提到的《绣榻野史》就其文学性与《金瓶梅》相比，完全就是一本淫秽小说，而这样一本小说在明末的众版本中，就有大学问家大儒李贽先生写的评点，这本小说的作者吕天成，号郁蓝生，也是一个未入仕的文人。我们所熟知的仇英和唐伯虎据说都是春宫画的高手。当然，现在许多藏家收藏的春宫画都是假托名家的赝品，也有人据此否认二人画过春宫图。其实仇英和唐伯虎在当时不只是画家，还是独领风骚的文人名士，唐伯虎还是中过解元的。现有证据表明二人确作过春宫画。故宫藏品中有一套名为《燕寝怡情》的绢画，据考为仇英所作。这套画虽没有直白地描绘性行为，但有很浓的暗示。其中一幅画有一张暖床，床帐密闭，床前摆放一双男人的卧鞋和一双女子的绣花鞋，一个丫鬟似在偷听床帐内的切切私语。至于唐伯虎就更不用说了，其文集中就收录了大量的情诗艳词。一般认为，明代的色情故事集《僧尼孽海》就出自于唐寅的手笔。同是明代的文人陈继儒在其《太平清话》中也曾说，“唐伯虎有《风流遁》，数千言，皆青楼中游戏语也。”
那么，有明一代，文人们何以对性文化如此趋之若鹜，比民间好此道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理学，大讲男女之祸，另一方面作为理学的传播和实践者的文人士大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热衷男女艳情。明代的文人是怎么了，难道脑子进水了？
究其原因之一，明代的文人相比唐宋，以及后来的清，可能是最离经叛道最具反叛精神的，这可能与理学的兴盛有关，正应了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且不说王阳明、王船山，他们的理学正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成就起来的。也不论李贽和徐渭。青藤老人徐渭的反叛显而易见，几近癫狂，曾九次自杀，一生潦倒，到死前更是贫病交加，所谓“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可见其卓尔不群。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国子监博士，儒学领袖，不但剃发为僧，最后竟自杀而绝。就是晚明的顾炎武，也多有惊世骇俗之言之行，一个文人弄得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侠客，象黑社会中人。明代文人的反叛可见一斑。
明代文人热衷房中术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民间市井文化的影响。明代市井文化极度发育，赶走了蒙古人，汉人拥有了自己的天朝，民族意识自觉，民间的市井文学复苏，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文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当然要受市井俚俗的影响，文人民间化世俗化市井化。明代的文人尤重生活质素，文震亨写的《长物志》，屠隆写的《考槃余事》，高濂写的《遵生八笺》，这些书教人如何品尝茶酒，如何欣赏名画古董，包括怎么使用家具，怎么种花养草。男女之事，也是生活的重要元素，房中术得到文人们的青睐，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说了一大堆关于文人和房中术的事，闲话连篇，别太浪费诸位看官的时间。讲古斋一直认为，说到历朝历代的文人群落，最有意思、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是魏晋的名士，一是明代的文人。此题以后再论。
当然，现在的人们已不把《金瓶梅》当作一本色情小说看待，文学史界更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甚至据研究《红楼梦》就是受了《金瓶梅》的影响。但毋庸讳言，《金瓶梅》的确涉及了大量的古代房中术的描写，我想这就是它一直以来被禁的原因。有关中国古代房中术，抛开其色情的元素，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的领域，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讲古斋才疏学浅，对这样的学问无甚研究。但就《金瓶梅》这样的在当时看来极端色情的书，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并备受推崇这一现象有一些感慨和联想。于是想起了这样的题目“文人与房中术”。
上一篇我曾说到，《金瓶梅》虽不是王世贞等文人士大夫所作，但该书自面世就首先在文人中流行。王世贞这样的学界领袖就是最早并首先藏有全本的少数人之一，据说当时全本的《金瓶梅》有据可查的只有四套。王世贞这样的大文人、正统学者、南京兵部尚书，何以大胆收藏此类书籍，就不怕世人笑话么。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寻思的问题。
我们说儒学的极端“理学”，发起于南宋，成形自程朱。但理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的还是在明代。朱元璋在南京作了天下，发现程朱理学比较合口味，而且查查朱熹的族谱竟然与皇帝有渊源，说不定是不出五服的本家。这可不是讲古斋在开玩笑，洪武年间确有好事者查了朱熹和皇家的渊源，而且做了大量考据证明，说明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因此，自明初朱熹就成了与孔孟平起平坐的朱子，儒家的经典就全成了朱子的注解，只此一家不许另有分店。程朱的理学，在明代又经过了明代儒学大家的丰富和发展，有名的明代大儒就有王阳明、王夫之等。应当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理学，说“宋明理学”更贴切和准确。我们都知道，理学的一个最直观的特点就是主张男女授受不亲，推行性禁忌，什么“万恶淫为首”之类的说法，就是自明以后才有的。
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明代又是中国历朝历代性文化最兴盛的朝代。其实房中术自古就有，假托《黄帝内经》中就有如何在性事中保健身体的内容，道教修炼也有一派主张男女性修炼的，并有许多秘不示人的秘术。然而这些秘不示人的中医保健和宗教修炼，到了明代则公开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艳情小说大行其道，除上面讲古斋提到的《绣榻野史》、《株林野史》之外，有名的还有《肉蒲团》等。其中的《绣榻野史》就能找到许多的《金瓶梅》的影子，书中男主人公姚同心号“东门生”，自然让人联想到“西门庆”，女主人公‘金氏’也让人自然联想到“潘金莲”。明代的春宫画册更是充斥市井，什么《花营锦阵》、《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等等。至于艳诗艳词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性文化作为一种俗文化，在民间流传多少是可以理解的。明代讨论道教房中术的书《既济真经》附录“某氏家训”，其中教育后代男丁如何在房事上保持妻妾和谐家庭幸福。民间也有女儿出嫁时娘家把一套春宫画册给女儿压箱底作为陪嫁的习惯，这也算古代中国生理卫生教育的一种方法。但这毕竟是民间。讲古斋一直犯琢磨的是，何以这种俗文化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
王世贞收藏《金瓶梅》，毕竟只是收藏，这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就是小儿科了。前面提到的《绣榻野史》就其文学性与《金瓶梅》相比，完全就是一本淫秽小说，而这样一本小说在明末的众版本中，就有大学问家大儒李贽先生写的评点，这本小说的作者吕天成，号郁蓝生，也是一个未入仕的文人。我们所熟知的仇英和唐伯虎据说都是春宫画的高手。当然，现在许多藏家收藏的春宫画都是假托名家的赝品，也有人据此否认二人画过春宫图。其实仇英和唐伯虎在当时不只是画家，还是独领风骚的文人名士，唐伯虎还是中过解元的。现有证据表明二人确作过春宫画。故宫藏品中有一套名为《燕寝怡情》的绢画，据考为仇英所作。这套画虽没有直白地描绘性行为，但有很浓的暗示。其中一幅画有一张暖床，床帐密闭，床前摆放一双男人的卧鞋和一双女子的绣花鞋，一个丫鬟似在偷听床帐内的切切私语。至于唐伯虎就更不用说了，其文集中就收录了大量的情诗艳词。一般认为，明代的色情故事集《僧尼孽海》就出自于唐寅的手笔。同是明代的文人陈继儒在其《太平清话》中也曾说，“唐伯虎有《风流遁》，数千言，皆青楼中游戏语也。”
那么，有明一代，文人们何以对性文化如此趋之若鹜，比民间好此道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理学，大讲男女之祸，另一方面作为理学的传播和实践者的文人士大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热衷男女艳情。明代的文人是怎么了，难道脑子进水了？
究其原因之一，明代的文人相比唐宋，以及后来的清，可能是最离经叛道最具反叛精神的，这可能与理学的兴盛有关，正应了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且不说王阳明、王船山，他们的理学正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成就起来的。也不论李贽和徐渭。青藤老人徐渭的反叛显而易见，几近癫狂，曾九次自杀，一生潦倒，到死前更是贫病交加，所谓“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可见其卓尔不群。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国子监博士，儒学领袖，不但剃发为僧，最后竟自杀而绝。就是晚明的顾炎武，也多有惊世骇俗之言之行，一个文人弄得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侠客，象黑社会中人。明代文人的反叛可见一斑。
明代文人热衷房中术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民间市井文化的影响。明代市井文化极度发育，赶走了蒙古人，汉人拥有了自己的天朝，民族意识自觉，民间的市井文学复苏，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文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当然要受市井俚俗的影响，文人民间化世俗化市井化。明代的文人尤重生活质素，文震亨写的《长物志》，屠隆写的《考槃余事》，高濂写的《遵生八笺》，这些书教人如何品尝茶酒，如何欣赏名画古董，包括怎么使用家具，怎么种花养草。男女之事，也是生活的重要元素，房中术得到文人们的青睐，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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