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

2010-06-27 12:20:07 来自: 飘飘枫

解读“风险社会”理论
赵 延 东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
次提出了“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概念。20 多年来,这一理论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
究界和公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人们普遍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
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制订
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本文将着重讨论“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及其对中国的
现实意义。
1 从“财富分配的社会”到“风险分配的社会”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然或社会的风险,那么为什么说我
们现在才真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呢? 贝克回答说,虽然“风险”这个概念从人类文明发
源时就已存在,但随着现代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过去相比已经发
生了本质的变化。具体说来,现代风险有以下一些比较独特的性质:
不可感知性 现代风险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而是潜在的、
无法感知的、建构的风险。它们常常表现为一些完全超乎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
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造成
的是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
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整体性 传统风险影响的主要是某些特定个人和社会群体,而现代风险则是对人类整体
的威胁。如果说在面对传统的风险(如饥荒等) 时,有些社会群体尚可依靠自己的财富或社会
地位置身事外的话;那么面临着现代风险的灾难性后果,没有哪个群体或个人可以幸免于难。
不确定性 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远远超出传统风险,无论现代科学如何发展,
都很难充分把握现代风险。这一特性使得传统的以科学和法律制度为基础的风险计算方法
(如保险、保障等) 已变得不再适合。
建构性 现代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它对社会的刺激实际在于未来预期的风
险,风险意识的核心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人们当前的
经验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那些当前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风险,用吉登斯的话
说就是: 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
“平等”性 现代风险的分配在某些方面仍然沿袭并固化了阶级社会中基于财富的不平
等模式,但在更多方面却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分本逻辑。正如贝克所说:“贫困是等级制的, 化
学烟雾是平等的”〔2〕38 。现代风险在其扩散中体现出一种“飞去来器”的效应,它最终可能
使施害者也变为受害者。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全球性 现代风险还表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它的上述特点不仅表现于民族国家内部,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体现,工业风险和破坏都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它在扩大原有的国际
不平等的同时,又有着一种普遍化的可能性。贝克将此比喻为中世纪穷人的传染病,它是不会
绕过世界富裕社区的那些邻居的。
自反性 现代风险是一种自反性( reflective) 现代化的产物,它“可以被界定为系统
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2〕19 它其实正是现代化自身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的产物,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越快、越成功,风险就越多、越明显。
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
动力和基本结构,使人类社会开始了一场“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
分配逻辑的转换”,〔2〕15 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最大区别
在于,后者的动力机制是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不平等,而前者的动力机制则是面临社会风险
威胁的一种共同的恐惧感。“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 另一方面,
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 我害怕!”〔2〕57 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经典论断:面临群体
外压力时,群体内整合程度就会提高。在面临危及人类整体安全的现代风险时,原有的社会等
级界限也可能会被打破,人类社会将开始新的利益组合和斗争,这些都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业
社会的运行逻辑。
2 风险社会的科技维度: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知识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大量
潜在的风险。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在工业社会中,人
们普遍相信风险可以由科学家通过理性来确定和消除,但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已经逐渐
失去了这种信任。在风险社会中,科学既是定义风险的媒介,也是解决风险的资源,但与此同
时,科学技术本身却不得不面临各种挑战与矛盾。
科学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因果关系的严格验证,但由于现代风险的复杂性,人们很难迅速地
在风险的产生者与风险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科学家面临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只能
是设立一些最低标准和可接受水平,但现代风险的复杂性常使得这种可接受水平成为一种自
欺欺人的“象征性的定心丸”。科学家们在坚持科学理性的同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缩
小了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结果是科学的特许暗中允许了风险的增加, “ 在严格的科学实
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_种隐秘的共谋”。〔2〕73 可以说,科学技术的
高速发展在某些方面减少了风险,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制造和纵容了风险。在这种背景下,
科学理性已经出现了断裂，“现代化风险意识已经针对科学理性的抵制而确立了自身”。〔2〕
69 尽管科学和理性仍然是现代风险意识的基础,但人们已经开始对科学理性“解神秘化”(亦
即不再认为科学理性本身是神圣的、不可怀疑的) ,并开始怀疑和批判科学对真理的垄断。
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可分为两种基本格局:初级科学化和反思科学化。初级科学化是
一种不完全的科学化,它虽然确定了科学的方法论怀疑论,但却仅将其局限于科学研究的对
象,而排除了对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应用的怀疑。而反思科学化则是一种完全的科学化,它将科
学怀疑论应用于科学自身的固有基础和外在结果上,这时科学不仅被当作一种处理问题的源
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原因。反思科学化揭示了与科学自身的基础和结果有关的不确定
性和不安全感,从而使得科学对真理和启蒙的吁求“解神秘化”了。当科学将其基本的怀疑
论彻底地应用于其自身时,人们就开始更多地发现科学所导致的风险和现代化缺陷,从而使
科技文明进步的固有信念开始动摇。科学的地位在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失败,
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太成功了。“科学在20 世纪里越成功,它们最初的有效性要求就越快和越
彻底地被相对化。”〔2〕201 当科学开始将科学批判性运用于自身时,当科学活动中“真理”的
地位开始被解构和衰落时,科学就丧失了对知识的代表性确定这一核心功能。
但对科学自身的批判和怀疑不一定会导致科学的衰落,而是给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
空间和可能性。在科学的反思化进程中,科学的自我矛盾性变得更为具体,对其自身的批判会
转化为其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即使在那些抗议者反对科学所带来的种种威胁时,他们也不得
不依赖科学的中介或载体来开展抗议和斗争。例如,当环境主义者们抗议核电站建设时,他们
大量援引的正是科学研究的数据和结果,换句话说,他们使用的仍是科学的话语。随着现代科
学的高度复杂性和科学地位的下降,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仰和信任日益成为决定性的东西。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科学家们已不再能为其研究成果的应用负责,因为
科学工作的次级影响已日益变得不可计算。但虽然这些影响的可计算性在减少,但它们的可
估计性却在增加。公众对科学工作的可能后果更加敏感,从而对于控制其风险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以往的科学“客观”、“中立”的形象已日益受到冲击,在“什么”被科学地确定为
‘需要’和‘风险’的问题上,在具体选择和使用哪种类型的“科学”这些问题上,始终都会
包含着价值和主观判断。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那些关于风险和威胁的报告既是对科学的自我
概念的经验挑战,也可以促成对科学工作的再组织。
在处理科学和文明的风险时,有两种对立的选择:一是在初级科学化中消除原因,一是
对风险后果和症状进行次级工业化(贝克举例说,对糖尿病等疾病可以通过减轻压力和污染,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等方式从源头上治理,也可以在患病后通过化学制剂来减轻。前者是“初
级科学化”的减轻方式,后者是对结果的“次级工业化”) 。由于后者往往可以刺激和扩张
市场,它得到了更多地使用。但随着科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科技活动的次级后果的范围、数
量和不可计算性也在不断增加。当我们试图通过次级工业化的方法去解决这些次级后果时,
又会带来更多不可预测的次级后果,有可能形成一种问题解决和问题产生的“循环链”。为
避免这些后果,我们需要一种科技活动的客观约束的理论,它可以将客观约束的生活和科技
活动中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置于关注的中心。我们应该把科学构想为一种产生普遍不确定性的
发源地,为了使科学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利益,有必要为其安上“方向盘”和“制动器”,在此
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们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3 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个体化社会
那么,风险社会的社会结构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点呢?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结构
性特征,就是“个体化”概念。这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
塑形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
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后果,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以阶级、家庭等其他
制度性的东西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物,而完全以自己作为决策的主体。“在这种意义上,个体
化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
决定。”〔2〕165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所遭遇的风险被当作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的事件;而在风
险社会中,这更像是一组个人失败的事件。这也导致了在个体化社会中,风险不仅仅在量上增
加,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新性质类型的个人风险和新形式的罪责归因。
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表现为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基本主题是从基于身份的阶级中脱
离。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基于身份的阶级认同已经开始崩解,传统的阶级和阶层等级模式变得
不再符合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一种引向个体化的特殊历史发展出现了。人们丧失了传统的
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自己的个体命运,即那些风险、机会和矛盾。在晚期现代性中,
个体化是劳动市场的产物,它可以通过劳动市场的三个维度的变化来加以说明:教育,它使人
们可以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和未来劳动生活;流动,它迫使人们去掌握自己的生活;竞争,
它导致那些在互动和行为领域具有共享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分离。这些维度的相互促进引致了
个体化的进程。
个体化对风险社会中社会分层的后果可以表现为三种:首先,阶级虽然没有消失,但已经
从地区性的、特殊性的束缚和限制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更具全球性和普遍性的区分。其次,
工作场所不再是冲突和认同形成的主要场所,新社会纽带形成和冲突发展的源泉出现了,它
可能存在于诸如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认同等社会区别之中。最后,风险、风险感知和风
险管理变成了一种冲突和社会形式的新源泉。在新的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绝对没有消失,它们
只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人们仍会根据面临的社会问题而组成各种政治
或社会的联盟,但这些联盟不再仅遵循单一的阶级模式,而是根据不同的议题(包括风险和风
险冲突) 而不断形成和瓦解。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同一阶级的人们有着相同的认同、
观点和行为的话,那么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已不再能根据某人的阶级地位确定其观点、关系、
家庭地位、社会和政治与认同。
个体化的另一个基本主题是妇女从家庭中的脱离。工业社会仍保留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
基础之上的性别分工和妇女角色。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伴随着妇女生活周期的变动、家庭劳
动的去技艺化、避孕和计划生育措施的推广、离婚的普遍化(它意味着妇女可以脱离丈夫的
供养) 和妇女对教育和职业的参与,妇女们开始从传统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传统的家庭模式
也随之崩解。单身生活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典型模式。
与个体化相关的另外两个社会结构性变化是工业的灵活化和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在工业
社会中,职业是决定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与非工作
的界限开始模糊,灵活而多元化的不充分就业形式开始流行。在风险社会中,工作模式已经由
传统的单一工作场所里的终身全职工作,转变为充满风险的灵活、多样和分散的就业体系。
这种转变带来了一种普遍的就业不安全感,虽然已经不再有失业,但以普遍的带有风险的__
不充分就业的方式却又重新出现。这种变化对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劳动保障体制等带来许
多新的挑战。
4 风险社会的政治维度:反思性现代化
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
“反思性”,贝克据此认为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与此相对应地,
风险社会中的政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时代的民主政治中,经济和科学发展被认
为是非政治的,因为人们总假设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是同步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
实在科学和经济发展中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内容。科学发展所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
会导致限制民主的要求,这已经对现代民主制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
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2〕97 因此,
在风险社会中民主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保持民主,有可能降低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而如
果通过极权或压迫性的力量去解决风险,又会动摇根本的民主原则。突破这种两难选择将是
风险社会中民主制的中心任务之一。在工业社会中,技术- 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亚
政治,它不受公众的质疑和文化共识的影响。似乎为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一切责任都可以
免除。要破除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亚政治,需要在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进行相应
的改革。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 “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统一的和谐公式”已经在多个方面受
到人们的质疑,技术-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正在失去其文化共识。这为新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提
供了基础。这种进步信仰的终结会对社会政治的未来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贝克提出了三种可
能性:
(1) 回归工业社会 无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在本质上与传统风险的差异,继续沿用工业
社会中的经验和模式。这是一种试图将问题“最小化”的社会,它对风险社会所可能带来的
种种冲击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因此这种社会对现代风险是不设防的。
(2) 技术- 经济发展的民主化 人们认识到风险社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变成了决策。
因此必须在原本排斥民主的技术- 经济亚政治体系中引入民主决策机制。如果不是对风险社
会中产生的风险采取回避的态度,它也有可能成为政治变革的机遇,进步扩大民主的权利。
(3) 分化的政治 所有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垄断———包括科学对理性、男性对工作、婚
姻对性行为和政治对政策的制度垄断———都被打破了,政治将变为分化的、没有中心的政
治。而这需要通过自我批判的可能性来实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 自我批判的制度化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很多领域,没有适当的技术知识,风险以及规避它们的可选择的方法都
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2〕291 这就意味着在某些科学技术研究开始之前,需要对其风险进
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讨论不仅要在学术圈内进行,而且要在制度性地产生的跨学科的
局部公共领域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保护、决定和论证功能将成为未来政治任务的
核心。
5 风险社会与中国
风险社会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其中一种反对声音是:这种理论只是某些发达
国家(特别是德国) 在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上形成的一种“现代化焦虑症”,对于其他国家的参
照意义其实不大〔3〕。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风
险社会涉及的问题似乎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过分强调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更有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
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强约束,而且受到时间的约束,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4〕。这种快速社会变迁导致了中
国社会结构的断裂特征: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传统/ 前现代特征,而从另
一些方面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一特征表现在风险领域内,就是我们不仅面
临大量传统风险的挑战,也无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表明,风险社会距离中国其实并不遥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
角。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风险社会之中,但我们已经不得不面临风险社会带来的许多挑
战。风险社会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消极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认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公众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建立风险治理的
社会机制、制订风险治理的社会政策。
结 语
波普尔一直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他说:“科学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
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便
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是我对科学的一个方面的看法:夸大科学的权威性
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
之的历史”〔8〕,并称“科学史??仅是一部不可靠的猜想史或错误史”〔9〕。可见,在历史维
度上研究科学的科学史也自然是难免错误的,对科学史要求过高也是不现实的,为此,对科学
史进
行评级也许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使其得以可能的办法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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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南,胡家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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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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