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烟花价格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 2003-07-25    SRC-14     摘  要：“九五”时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逐年下降。因此，研究农业结构、农民就业、农民素质、农民负担、体制因素等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九五”时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趋缓已造成严重的后果。目前，占总人口近70%的农村居民，在社会消费品的购买份额中却不足40%。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1998年开始，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费用开支连续下降，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内农业增长乏力。生产投入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必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一、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一）农业结构 
    1、近几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农业收入的增长，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绝对额已持续减少。2000年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为784元，比上年减少98元，下降11.2%。种植业收入大幅度减少主要是由于粮食减产和价格下降，全年农民出售粮食平均价格比上年下降了15%。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快增长，而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则相对滞后。从生产者角度看，农民手中的低质量农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一再下降使农民利益不断流失，收入增长趋缓。从消费者角度看，城镇居民（尤其是高收入阶层）所需要的高质量农产品和个性化农产品却严重供给不足，生产者收入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都无法实现。 
    3、我国已加入WTO，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内有些农产品价格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而质量却比较低。 
   （二）农民就业 
    1、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后，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合乎逻辑地放慢。由于增长速度的放慢，就业增长也随之下降。加上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金趋密，就业弹性明显下降。 
    2、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9%，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农民素质 
    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指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即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程度。我国农民文化程度虽在逐步提高，但增幅不大。农业商品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但由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低，受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民商品意识淡薄，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导致农民的生产行为常常是走在市场需求变动之后。再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转产慢，受洪涝、干旱、气候、季节等自然因素影响，农民又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常使得农产品需求反差过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反过来又导致市场行为扭曲。 
    （四）农民负担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实行占有全部工农业劳动者剩余价值，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高积累分配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对城市进行补贴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改革了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和制度，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五）体制因素 
    1、财政体制 
    我国1994年开始把财政包干体制改革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各级政府如有条件都尽可能地上收财权，下放事权，即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收入，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将那些需要投入多、难度大的事，向基层下放。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所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易中必然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对农民收入带来很大的影响。乡镇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一是膨胀机构、扩充人员，以便与上级的“条条”部门相对应；二是把负担摊到各村或者是转嫁到乡镇企业头上；三是举债渡过难关。村一级则同样如法炮制，最终负担落到最基层的农民头上，而乡村两级则负债累累、机构庞杂。资料显示，现在约有50%-60%的乡（镇）入不敷出，经济拮据。目前全国1080个县发不出工资来，其中60%是拖欠教师工资。 
    2、行政体制 
    在现行行政体制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普遍经费拮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相继出台了大量的预算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以弥补其经费不足。由于管理上缺乏必要的约束与制衡，部门收费项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标准越来越高，严重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各级干部大都由上级层层任命，从而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致使政绩考核脱离实际。这样就难免走进不择手段创造政绩的误区。如一些涉及农民的税种被扭曲为变相收费，某些基层干部将从农民手头筹集来的资金挪作他用，或在公共设施项目招标、建设中以权谋私等。对于乡村干部的这些行为，县乡人大的监督制约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实质性的少。 
    3、二元结构 
    历史上形成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是产生农民利益流失问题的体制因素。我国在推行计划经济、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严禁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的负效应，一是从经济结构看，历史上出于战略考虑，地方政府强制规定农民的产业活动空间（主要是种植业），限制甚至取消农村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农村市场经济的成长，并通过“剪刀差”等形式过度转移农民经济剩余；二是从社会结构看，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粘附其上的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使城乡居民享有不同的权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能及时向城镇转移，阻碍了农民阶层的分流和分化。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实行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即结束非农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对农业“征税”，以给农业平等发展的地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国民收入分配不再向城市居民倾斜，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一视同仁，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总体上承担相同的税赋。 
    2、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增加农民负担透明度和扩大农民知情权，以便执行和监督违法行为，取消税外收费的“温床”。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针对在同类国际市场中我国农产品价格高、质量低的压力，针对消费者对更高质量、多样化农产品需求的特点，我们只有结合各地资源特点，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采用先进的科技，生产质优价廉农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在竞争中取胜。 
   （三）、努力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1、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小城镇接近农村，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降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一是应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的乡镇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一些农村发展亟需的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所以必须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二是应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从城乡布局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了农村生产原料，城市加工的格局。这种格局割断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造成农产品原料损耗大，加工成本高，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2、完善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应通过完善产权制度，实施资产重组、技术改造和强化管理等措施，使乡镇企业尽快走出困境，保持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定吸纳水平。 
   （四）、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实用技术到位率、入户率偏低，如能够采取措施，及时将一大批已成熟的实用技术的普及率提高，即可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使农民增收。政府应增加专项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农村科普活动，加大“绿色证书工程”等的实施力度，培训立志于农业的青年农民。积极引导农村家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为增收奠定长远性基础。这里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仅是农业知识与技能，更广泛的是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五）、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一是要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事权必须有相应的财权作为保障。乡镇级的事权最多，就应给予相应更多的财权。二是要改革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部门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取消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三是要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现行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方式方法，客观地评价领导的业绩，使现任领导能踏实地立足长远工作，而不是不择手段虚报成绩。四是要改革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使土地聚集，实现规模经营。五是要拨出专门资金，保障教师工资。六是要制定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严肃执法。加大对变相收费、剥夺农民权益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七是要督促一些乡镇精简机构，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八是要加强对行政机关预算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