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隧道炮眼安全交底:虞云国：《水浒》究竟应该如何读？ - 读书时间 - 余姚在线 - Powered by D...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7 06:51:45
虞云国：《水浒》究竟应该如何读？ 宫崎在其书《宫崎市定说水浒》后记说：“《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作为学者对《水浒传》的一种读法，他们倘若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也就成了一种说法。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这里，接着宫崎的话头，略说《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
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
宫崎这本书就是代表作之一。也许在宫崎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佐竹靖彦也写了一本《梁山泊：<水浒传>一0八名豪杰》（韩玉萍译，中华书局，2005年）。佐竹师承乃师家法，把《水浒传》作为“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来考察，其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一丈青绰号的历史考证。
不过，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将此书与同氏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合为一册再版），据宋元群籍勾稽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野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宫崎在为其书开列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余氏的论著，而他关于浪里白跳张顺的原型出自南宋末年驰援襄阳张顺的说法，早经余嘉锡的考证而坐实了。
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
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三联书店，2006年），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谈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
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
先说社会史的方法。宫崎那本《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就是这一方法的产儿。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
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和中国社会》”，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说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
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佐竹把108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
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
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理（董事长当然是宋江），来学会怎样做好副手。这种读法，最成功的要数毛泽东。连宫崎也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书结尾指出：“据说毛泽东也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把读《水浒》与自己的政治生涯结合起来：前期以逼上梁山的造反思想与战略战术为主导，晚年则处心积虑以防范宋江架空晁盖为重心。通过对《水浒传》再阐释，毛泽东甚至因此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的走向。励志实用型的《水浒传》读法，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么出神入化。
（虞云国）
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
宫崎这本书就是代表作之一。也许在宫崎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佐竹靖彦也写了一本《梁山泊：<水浒传>一0八名豪杰》（韩玉萍译，中华书局，2005年）。佐竹师承乃师家法，把《水浒传》作为“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来考察，其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一丈青绰号的历史考证。
不过，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将此书与同氏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合为一册再版），据宋元群籍勾稽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野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宫崎在为其书开列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余氏的论著，而他关于浪里白跳张顺的原型出自南宋末年驰援襄阳张顺的说法，早经余嘉锡的考证而坐实了。
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
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三联书店，2006年），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谈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
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
先说社会史的方法。宫崎那本《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就是这一方法的产儿。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
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和中国社会》”，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说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
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佐竹把108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
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
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理（董事长当然是宋江），来学会怎样做好副手。这种读法，最成功的要数毛泽东。连宫崎也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书结尾指出：“据说毛泽东也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把读《水浒》与自己的政治生涯结合起来：前期以逼上梁山的造反思想与战略战术为主导，晚年则处心积虑以防范宋江架空晁盖为重心。通过对《水浒传》再阐释，毛泽东甚至因此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的走向。励志实用型的《水浒传》读法，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么出神入化。
（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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