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飞行员待遇怎么样:红色特工潘汉年：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 死后只能用化名立碑

   核心提示
在战友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大上海的第一个“管家”潘汉年是一个英俊儒雅，品德高尚，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华横溢的领导。他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蒋介石西安被扣时宋美龄曾找过他寻求帮助。他更被称为“中共第一红色特工”长期领导敌区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功勋卓著。
他有着非凡、传奇的人生履历，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张扬自己。1955年，他神秘地消失在历史中，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
<人物档案>      姓名：潘汉年
籍贯：江苏宜兴陆平村    生卒：1906—1977
生平：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上海解放后任常务副市长等职，协助陈毅市长为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 长期潜伏：“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子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俨然一副小开气派，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神秘来客正是潘汉年——
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只靠务农，做塾师，逐渐成为了“破落户”。
潘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们的喜爱。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他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
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革命者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
1939年的上海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化名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而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详细]（附录一）
潘汉年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他们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却富有极强的战斗力。而正是依靠这个情报网络，加上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潘汉年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详细]附录二
★★ 为国共高级会谈穿针引线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他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
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详细]附录三
★★ “相信人民” 真挚悼念毛主席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任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
1955年4月2日，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他下榻的饭店被捕。[详细]附录四
虽然被错定为“内奸”，但潘汉年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在狱中他仍写下了“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的诗句。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曾和朋友说过：“我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后来，潘汉年被开除出党，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各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甘副场长想了想，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眼眶里泪水晶莹。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于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在毛主席逝世后的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详细]附录五
★★ 功过自有定论 死后用“肖淑安”一名立碑
粉碎“四人帮”之后，潘汉年动手给党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但由于当时仍坚持“两个凡是”，潘汉年夫妇的希望落空了。潘汉年的病情渐渐加重，肝区有病变，下肢浮肿。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被人抬进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疗。临别，他安慰董慧：“我一定要回来的。”
潘汉年入院时用了“肖淑安”的名字，这是他曾用来迷惑敌人的化名。4月14日下午，因多囊肿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病逝。
遗体在长沙火葬场火化。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2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写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通知确认“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详细]附录六
【本专题内容来自人民网、中新网、东方网、南方网公开报道】
附录一
史海：潘汉年的情报人生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2008年11月19日 10:23 来源：文汇报
潘汉年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出入魔窟，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自己的大智大勇，为党除奸，创造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绩。
百乐门饭店的神秘来客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神秘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事情还得追溯到1938年下半年。这年8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1938年9月29日开幕至11月6日闭幕，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在延安，一位名叫董慧的姑娘走进了潘汉年的生活。董慧1918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毅然放弃已经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的求学机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1月，20岁的董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界人士以及其家属子女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1939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却富有极强的战斗力。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另一个情报人员袁殊接上了关系。袁殊早年留学日本，曾自筹经费创办《文艺新闻》，在30年代上海文坛上以其“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进入左翼文化阵营，潘汉年是袁殊的入党介绍人。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两人代表组织通知袁殊，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担任党的一名“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
从此，袁殊就成为潘汉年情报网中一个重要角色，并很快利用其社会关系，打入了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取得了一些重要文件及有关情报。
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日特“岩井机关”。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高级特务头子。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袁殊奉党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他发生了情报关系。由于袁殊讲得一口好日语，加之机智地投岩井所好，请他上馆子吃中国菜，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于是，岩井把袁殊当作好朋友。
袁殊打入岩井机关后，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此后，潘汉年从与这位日本特务头目的交往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从此，该刊编辑部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其情报关系包括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一批情报人员，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76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李士群是一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的性格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在1939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中社部领导一起讨论过，认为有条件地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香港沦陷后，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1136弄李士群的家。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经过多次周旋，潘汉年不仅将从事情报工作的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使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1942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周亦称他为“老友”的关系，与周联络。此后，张子羽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摘自《潘汉年的一生》张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附录二
潘汉年的冤案
2002-05-29 09:14:07
南方网讯 在这喜庆的一刻，我忽然悲从中来，扑倒在雕像的大理石座上……我想着这个大智大勇、无私无畏、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在27年中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的真正的人，我想着这个在27年的冤狱中受尽一切诬陷、侮辱直至死亡的真正的人……
27年，多么漫长的一万个日日夜夜啊！
——唐瑜（潘汉年的战友）于潘汉年铜像落成仪式
在战友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大上海的第一个“管家”潘汉年是一个英俊儒雅，品德高尚，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华横溢的领导。他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蒋介石西安被扣时宋美龄曾找过他寻求帮助……他有着非凡、传奇的人生履历，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张扬自己。1955年，他神秘地消失在历史中，成了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的主角。
蒙冤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许多书上写的都是“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作为1925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但他不曾料到这一迟疑，将给他带来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罪名
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没有律师可以代他辩护，不能与外界及亲属联系。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冤沉大海。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年至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据此认定他投降没有任何证据；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事实是，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和保护革命力量。应该说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成绩辉煌——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先生，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也因此罹祸！
除了见汪精卫，潘汉年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身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与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一起包庇敌特3300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杨案”发，却成了两人的弥天大罪。而“3300”这个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当时不过引起一阵哄笑。到了1955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更为离奇的罪名是：“解放后向台湾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在解放前建造的，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发电厂在何处而需潘汉年“提供情报”的道理？
零落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期间，潘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在一次和朋友交谈中，他说：“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这次坐牢与上次不同，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1977年4月14日19时54分，潘因病在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去世，终年71岁。不久，董慧也含冤病故于江茶场，随潘汉年而去……
与传奇的潘汉年相比，董慧的生平极其简单。她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昭雪
对潘汉年的问题，“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只是不了了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从1978年11月起，陈云同志曾多次要求复查潘汉年案；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写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潘汉年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只是这定论来得太迟太晚，潘汉年只能笑在九泉了！
人民不曾忘记这位共和国的忠诚战士。哪怕是在“四人帮”专制的年代，也有正直、善良的人为他在心底留着一个圣洁的位置。2001年12月，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冬天，潘汉年“回家”了！上海福寿园新落成的潘汉年铜像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永久纪念，在这里，一代英魂可以安息了。
附录三
潘汉年：有大功于党的忠诚战士
2006年1月1日 09:13
中央统战部
在潘汉年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潘汉年光辉的一生，缅怀他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的统一战线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尤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业绩，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和爱戴，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杰出楷模。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了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虚心倾听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意见，终于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潘汉年立即代表党接待了他，并让熟悉上海情况的夏衍给他作助手。不久，郭沫若便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受命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30年代初，潘汉年先后两次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即派人来瑞金商谈。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促进了中央苏区与福建人民政府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中央于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特殊作用
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地区，进而准备侵占全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10月中旬，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潘向陈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执行了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要宋庆龄帮助她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随即约见了潘汉年。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了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办法的消息，主张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从而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批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通报，并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随后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反遭蒋扣留。潘汉年又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按党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承诺的各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国民党方面重点进行交涉，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争取到了一定的条件。
1937年3月下旬，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开始正式谈判。至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在近1年时间里，他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接洽、联系和艰苦谈判，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为了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庄严的号召，立即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潘汉年与来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商讨有关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问题。5月5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的著名通电。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和参加人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潘汉年将毛泽东的复电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商讨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具体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潘汉年向中央汇报了在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9月20日，中央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大批已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平安到达解放区，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组成专门小组，对进出香港的线路和安全措施，做了反复周密的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北上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安全到达哈尔滨。10月30日，潘汉年接到经中共中央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立即送给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转达中共领导人请他们“早日北来”的愿望。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最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潘汉年领导下，先后有4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总数约350人，没有一次失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行的。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是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他对党忠诚、原则坚定，才华横溢、机智果敢，所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最广泛，包括文化、军事、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并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在深入开展团结党外朋友，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开展上层统战人物工作方面，潘汉年同志成绩卓著，表现出高超的政策水平、卓越的组织才能、一贯的民主作风和真切的朋友之情。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同志在对工商界人士统战工作中，还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他深切了解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时，主要是通过工商界人士自己现身说法，互相启发，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达到自我提高、自我教育的目的。荣毅仁在回忆潘汉年这段工作时讲：“汉年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潘汉年同志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宝贵经验，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附录四（同附录二）
附录五
旷世英才潘汉年的最后岁月：死后用化名立碑
2005-09-17 06:41:25 人民网  海南频道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乘汽车赶往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年九个月。
派出所所长找回《鲁迅全集》
江茶场位于茶陵县城以东七公里处的米筛坪。这天下午3时，潘汉年夫妇到达茶场，住进场部事先安排的两间小平房。这幢红砖白瓦的小平房，原为场部干部的男女洗澡间，一大一小，共有二十五平方米，屋外五米是热水间，左边是干部食堂。安排潘汉年夫妇住在这里，场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的打算是在犯人的狱房旁边单独盖两间房子，图纸也画好了。后来考虑到潘汉年是中央单独立案审查的重点对象，属敌我矛盾，却是毛主席明言“不能杀”的知名人物，公安部的信函中有“安置”的文字，当然他们不能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可还得考虑置于监管视线之内的问题，于是决定腾出这幢洗澡间。
潘汉年来时只随身带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其余的衣物和书籍之类随后托运。可是过了十来天，东西仍未寄到。潘汉年找到甘副场长，反映了内心的焦虑：行李中有一箱《鲁迅全集》和一批诗词手稿，尤其那套《鲁迅全集》箱子上的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手写后刻出来的，他视之如命，一直放在身边。甘副场长决定由派出所副所长张孟良速去省城火车站查找，查找的结果是行李被寄到了湖北省一个叫“茶岭”的地方。场部当即要他赶往湖北。张副所长前后花了五天，才把几个木箱带回茶场。潘汉年向甘副场长等人连声道谢。
“你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对潘汉年夫妇来说，这次移狱湖南，最让他们高兴的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他与董慧在秦城监狱是分别关押的，咫尺天涯，整整八年多了，两人还没有照上一面。丈夫太挂念妻子！妻子也无时不在心中思念丈夫！现在能够终日厮守，还有什么比这更喜悦的？
此时的潘汉年年已七旬，身体羸弱，且患有多种病。然而有董慧在身边，他感到心情愉悦多了。他知道自己政治前景十分黯淡，他最大的企盼就是能够与妻子在一起，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潘汉年比董慧大12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身香港名门望族的董慧，和许多立志于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董慧由党派回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两人志趣相投，从恋爱到结为伉俪。
但时光流逝，此时的董慧，下肢行动已不大方便，外出要拄拐棍或坐轮椅。每天清晨和傍晚，推着妻子在周围散步、聊谈，成了潘汉年最大的日常任务。以至于董慧几次对他开玩笑说：“你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董慧的日常生活大多数由潘汉年照顾。每天的饭菜，由潘汉年从食堂打回，冷水、热水由他打来；晚饭后的散步，由潘推着轮椅。特别是场部放电影，潘汉年总是推着妻子早早地来到场部大楼的坪地。更多的时间，潘汉年和董慧坐在平房里，或两人轻轻絮语，回首往事，或潘汉年阅读报纸、书籍，董慧静静地陪坐一旁。根据茶场场部派去帮助料理生活的黄菊贞老人回忆：潘汉年夫妇常在一起喁喁低语，好几回她只听清了“延安”两个字。
真挚悼念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哀，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才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甘本义思忖开了，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潘汉年的喉头有些哽咽，声音也有些沙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场的干部和职工完全被两位老人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感动了。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于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
默默遥对井冈山
小平房的正面对着劳改三队的茶叶园，逶迤的茶岭后面是一片农田，放眼眺望，隐约可见远方的天际横亘着绵延的群山。潘汉年以他丰富的地理知识，意识到茶陵地处湘赣边界，这儿又是偏东，一定离井冈山很近。有一天上午，他从场部会计张玉香家门口路过，看见张坐在檐下打毛线，便对这个平昔总是对自己尊敬有加的会计问道：“这儿离井冈山不远了吧？”张玉香回道：“井冈山？近着哩。”潘汉年道：“我估摸着不算远。”“是呀，您是怎么知道的？您老去过井冈山？”潘汉年笑了笑，摇摇头，说：“我是从毛主席著作上读到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好些地方讲到了茶陵的情况。要是有条件，我很想去井冈山看一看。”
与潘汉年居舍仅有十余米之遥的甘副场长，以及他的爱人、茶场副教导员黄春莲等人，看到潘汉年常常独自而坐，面对茶园，也就是井冈山的方向，一副满腹心事的样子。是的，白云苍狗，世事多变。一些稍微了解潘汉年经历的人，都会对他最后的悲惨境遇感叹惋惜。
以心换心获真情
潘汉年夫妇移狱江西茶场，生活上获得了秦城监狱不可相比的照顾，但政治上仍旧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不可自由通信，未经湖南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去任何一个地方。董慧虽有公民权，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发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劳改局审定，在江茶场也有内定的干部加以监视教育。尽管这样，场部的干部、职工对两个近于老态龙钟、行动上有些巍巍颤颤的老人，给予了一种越来越浓烈的同情和敬重。
熟悉史料的同志，讲到潘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功绩，建国前后身居要职的情况，大家意识到：潘汉年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名气归名气，必要的监管还是不能少。可潘汉年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他到场部商店买东西，总是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人一一买完，才上前去，买完东西含笑点头致谢。他到圩场上向农村妇女买鸡买蛋等，总不要人零钱，人家追上前，他恳切地说：“不用找了。”场区常有江苏的逃荒农民，闯进来讨钱讨物。潘汉年出手大方，有一次把一张十元钞票递给对方，对方见了竟不敢接，他微笑地说：“给你的，拿去吧。”潘汉年看到场部食堂炊事员万亿林生活困难，几次把成色尚新的衣服送给他。潘汉年觉得自己太闲，又干不了别的劳动，便到场部机械厂木工车间捡木渣刨花送给食堂当柴烧。他和董慧每月有生活费100元，这标准在当时是一般干部的两倍，而他们除了必要的花用，每个月都要积余七八十元。他主动提出由场政治部代为保管。
场部考虑到董慧下肢行动不便，为减轻潘汉年的负担，选派了职工或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最早上他们家的是万亿林，接着是黄菊贞，后来换成王芝兰。场部医院的贾玉英医生时常来到小平房，问候潘、董的身体状况，送上药品。潘汉年去食堂打饭，大家主动让他先买，炊事员李光明、王福香总是把菜的情况介绍给他。逢到场部看电影，人们看到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走过来，纷纷起身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就是甘副场长的老母亲，也时常走进小平房，与潘、董坐下聊谈一阵。潘汉年与董慧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极为宝贵的人世真情，这让他们饱受痛楚的心灵有了几分宽慰。
死后只能用化名立碑
“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给潘汉年夫妇带来了欣喜的曙光。那几天，潘汉年的精神格外振奋，董慧也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场部领导来看望他们，潘汉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江青这个人，我很了解……”董慧也乘兴说：“老潘这个人，政治上比较敏感，他早就预料‘四人帮’为非作歹，必定自取灭亡，果然得到应验。”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之中。在怀着强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得上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贾玉英等医生向潘汉年提议：转到省城大医院去治疗。然而这件事不但场部决定不了，就是省劳改局、省公安厅也得通过公安部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如此经过一层层审批，一拖就过了近两个月，直到1977年3月中旬，才得到准许潘汉年去长沙治疗的通知。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3月24日傍晚，救护车抵达长沙。潘汉年住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4病室，住110床。14病室是高干病房，省公安厅考虑到有利于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不宜用真名，使用了他过去用过的“肖淑安”一名。
医院经过对潘汉年的全面检查，发现这位沉疴在身的孱弱老人，不仅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患有多囊肝，并且有消化道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严重病症，贫血，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医院对症下药，20多天连续进行输液，终不能遏制病情的恶化。至4月初，潘汉年的病情更严重了，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睁不开眼。医院除使用冻干血浆进行输血外，还动用了特效药，仍不起作用后，只得通知省公安厅：病人情况危急，速让家属来见。因为他常在半昏迷状态下，口里喊着：“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我要见她！我要见她！”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潘汉年抬手揩去眼角的老泪，对妻子回道：“我听你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在董慧离开后两个多小时，当晚7时1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旷世英才含着满腹的冤屈别离了人世。这一年，潘汉年享年71岁。董慧闻讯，有如炸雷击顶，号叫一声昏厥过去……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历史还死者以清白
潘汉年的后事料理完毕，董慧回到江茶场，更为寂寞孤苦。场部领导同情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选派职工家属王芝兰照料她。王芝兰知道董慧很喜欢孩子，常把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带来陪伴她，有时候与之同睡。聪明伶俐的海燕果然给老人带来了几分欢乐。
董慧在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同时，没有忘记为丈夫的平反纠错疾呼呐喊。她连连给中央有关部门、给专案组写信，呼吁复查潘的历史问题。她还几次询问场部领导：“我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被捕入狱前，只是宣布“停止党籍”，并未宣布开除，这一点她很清楚。
董慧的不幸遭遇牵动了她亲族的心。1978年5月，她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美、英、澳等地亲人的委托，从香港来湖南看望董慧。董锡权原打算直赴茶陵，可是被有关部门挡住，说只能在省城长沙聚面，董慧只有带着王芝兰来到长沙。姐弟在湖南宾馆聚首的五天里，董锡权于第三天极为庄重地表达了海内外亲人的心愿：恳求董慧回香港家中治疗。董锡权动情地落下了热泪：“人生一世，兄弟姐妹一场，我们得尽点责任。姐姐，同我们去吧。”
董慧缓而有力地说：“你们的情意，我心领了。我不能离开，因为你姐夫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不能让他沉冤莫白，有污一世英名呀！”董锡权不觉潸然泪下，缓缓地说：“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当中，你和姐夫的成就最大，因为你们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竭尽了自己的力量。这让我们也为之荣幸！你暂不回去，切要保重好自己，我们以后再来看你！”
董慧点头回道：“你们放心，我会保重的，我相信光明就在前面！”董锡权含泪点头，并对妻子说：“我们与姐姐多照几张相片，带给海外的亲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相继传出了中央准备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昭雪的消息，这给了董慧很大的鼓舞。她接连不断地给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相熟的老同志写信，呼吁为潘汉年的冤案平反。由于思想上的高度紧张，她在前些年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常常在睡梦中惊呼：“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候就像同潘汉年叙话那样自言自语，尔后痛不欲生地哭泣，直到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急救措施，终于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董慧死后不久，历史终于还他们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来源:新闻午报
附录六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关押受审查；后来又被定罪判刑，开除党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人民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