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特种大队:宗教之光照耀欧洲思想史

音乐心理治疗——读《音乐治疗理论与实践》

现代心理治疗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新技术新方法新策略层出不穷，英国音乐治疗的心理学家（Mercedes  Pavlicevic）帕夫利切维奇先生所著的《音乐治疗理论与实践》是一本非常新颖的书籍。

这本书籍对心理治疗展开了新的视角和手段，从新的侧面来看心理治疗，这对心理治疗和心理学爱好者来说都的一种新的尝试，其独特的方法的特别引人入胜，我在仅仅两天的时间里着迷的读完这本书，虽然不能很深刻的掌握其中的手段用来治疗心理疾病，但对于从事口腔医学和教育的我来说，这就够了，这样的言外之意就是：个人对这本书的理解虽然不全面，甚至有偏颇之处，但对于一个新颖的知识文本，展开自己的解读方式，读出对自己有益和适合自己的收获和见解，不论合适不合适，都是值得探讨的。

如何看待音乐心理治疗？这是一个新型的心理治疗手段，它是介于行为、认知、和心理分析疗法之间的边缘心理治疗手段，其还带有一定的个人中心治疗的色彩。一般的心理治疗都是以采取语言交谈的方式来进行，而采取音乐治疗的方法是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但其基本的心理治疗原理还是一样：就是分析来访者演示的音乐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和内心世界中的不和谐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治疗师通过合奏或者伴奏的形式传递一种和谐的音乐内容，以此来矫正和引导来访者的音乐，以其达到音乐的和谐，然后潜意识的将这种音乐的和谐传递到来访者内心。这样的方法有些类似于叙事心理治疗的手段，和音乐治疗相比，叙事心理治疗不同的是通过叙事来整合生活事件，排斥不和谐因素，激发和谐因素，依次来增强心理的抵抗力，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而音乐治疗则取向于手段不同，方法模式有一定的类似：就是调整演示音乐中存在的不和谐的因素，引导出来访者逐渐演奏出音乐的和谐模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和促进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以此来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同时，音乐心理治疗又带有一定的行为色彩，所以，还很有行为疗法的一些特征；同时，在音乐演示的过程中，治疗师需要做出一定的音乐交流和引导，在音乐的层面上和来访者达成心理的协调和交流，达到移情和协调的作用，从而来改变患者的内心世界，这些手段类似于个人中心心理治疗，再次，音乐治疗可以通过一定的象征性的手段来展示内心世界中冲突的内心心理结构，而音乐也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手段调和这些冲突内心心理因素，恢复心理的和谐稳定状态，从一点上说某些特征符合荣格的心理分析治疗。总之，正因为音乐治疗综合其他心理治疗的优点，发挥了自己特点，因其独特魅力，它是很吸引人的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尤其是辅助性心理治疗方面有开阔的发展余地。

音乐从创作到解读，都是意义的织体：在创作过程中，音乐的创作者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需要表达的思想结合来创作音乐，但听音乐者则是听众通过听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将意义加给了音乐，从这个方面说，音乐所涵盖的思想空间是非常丰富和博大的。对于音乐治疗来说，和单纯的音乐艺术创作并不一样，音乐治疗是要通过分析来访者的弹奏的音乐中存在的反映了来访者内心不和谐的、冲突的、对抗的、焦虑的心理活动在音乐中的体现，这和音乐艺术中所体现那种有规律有目的合乎美感的音乐质地存在明显的区别的。对于任何音乐来说必定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可以掌握，对于一段音乐的理解一般采取分组的方式和分析图式的方式来分析音乐：分组的方式就将一段音乐根据内在的规律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来理解，因为单个音符没有任何意义，必须组合成一定段落才有意义；图式的分析和研究发现音乐内在结构模式。然后从分组的方式和图式结构中发现音乐中一些不变的因素，从这样的不变的因素中发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以后治疗师的伴奏中逐渐引导来访者，改变音乐的不变因素的不和谐模式，这是音乐治疗的核心内容。但音乐治疗的也是在多层次的程度上展开，比如，来访者通过音乐或者在音乐的引导中找到宣泄情感的出口，以此来愈合心灵的创伤或者恢复心理的平衡，这里，音乐是营造氛围和心理平衡的空间的手段；再如，通过音乐演奏，来访者可以和治疗师在音乐中产生一种交流，这种互动关系如果可以融洽的展开，这对一个心理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来访者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他通过特别的手段和别人建立理解和融洽的交流关系。

这本书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意义的是从事口腔医学试验教育，不能简单从仅仅因为需要教会一种技术就单纯的教会技术，而是通过在技术操作过程中培养学生那种仔细认真的性格，然后通过心理性格的改变自来影响其技术的操作的娴熟、仔细和认真，这样从两个层次上看待技术教育其效果肯定事半功倍，此外，对学生的心理发展的长远影响也是非常好的。

这本书对我还有启发意义的如何来认识一种抽象艺术，如何发现这样的抽象艺术的心理陶冶作用。其次是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作者讲述的一些心理治疗过程中临床经验很好，这对完善自我心灵，助别人心灵完美都是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难得的临床资料。

这本由苏琳翻译，郑日昌审定，世界读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治疗读书值得一读。同系列另外一本读书《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正准备阅读。

宗教之光照耀欧洲思想史

经由宗教的欧洲思想史



云也退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弗里德里希·希尔大概会说“一切思想史都是宗教思想史”。二千多年来成百上千学人高士的立论、诠释、盘点、佐证，在这位20世纪奥地利裔学者的视野中都是围绕着宗教思想和教会的诱惑、挑战、征服和流变进行的，这也使得他的《欧洲思想史》不同于平素所见的绝大部分同类作品，不把成批的人名像辞典那样按时间、国籍或流派分门别类。希尔认为，他在诸多线索中抓住了最稳定的一根，那就是从基督教诞生以来教会/异端的对立，这一对立既是显在的历史事实，也是透析欧洲思想流变的枢纽。他更是有意识地告诫读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乃至和欧洲人发生过文化碰撞的亚洲、美洲、非洲人，其心智中产生的所有意识都是宗教意识。

有了教会和教徒才有异教徒，正如有了基督观念兴旺的年头，才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敌基督”肆虐的时代。基督教在欧洲人生活中的地位早已超出了信仰本身，而成了源远流长的思想史的底色，在公元2世纪护教学家调和基督教和诺斯替派哲学之后产生的欧洲神学，便是这条长河的源头。经过和世俗政权的磨合，基督教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的经典，自己的组织，自己在信仰世界的权威，但也产生了教会，产生了等级之分，并有一大批职业神职人员登记在册，这之间显然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一个横亘在价值性和工具性之间、彼岸理想和此岸利益之间、精神感召和机械管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宗教机构有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理性和信仰范畴中还有太多问题得不到圆释和解决，因此， “教会就是在不断释放出新的和旧的异端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异端思想则经常试图引入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的资源。教会就像20世纪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塑造的那个高度精英化的组织卡斯塔里一样，是一个以从事人类最神圣的精神工作为理想，同时也投入最世俗的政治运作、谋求自身利益的集团。

尽管几乎以一部广义的思想史所能容纳的最大篇幅阐述了德尔图良、圣哲罗姆、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学说，并且在此后不断地加以回应（甚至在最后一章谈19世纪思想时都撇开其他，专为新托马斯主义要言不烦），希尔的叙述中仍遮掩不住一种走势，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教遭到的挑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致命。基督教秩序是自古传下来的“唯一的权威”，罗马公教会从13世纪开始就一直禁止把《圣经》译成各国语言，如今和希伯来语都基本退出日常用途的拉丁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奉为神圣的语言，都是为了维持垄断解释权和传授权，以免让当初精心编定的福音书入为贩夫走卒之手，或变成居心不良者的靶子。不过，在希尔看来，根据进步史观对此进行否定是十分不智的，要知道，“欧洲的千年统一”正是由基督教奠定的，尽管有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有宗教裁判所，有民间为争取思想自由进行的种种努力，以至后来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历史性的改革，但这些斗争都“是在一千年贵族—市民政制的安定环境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基督教为欧洲确立的，是一种能够包容诸多改变自身的可能性的秩序，它为针对自身的挑战创造了条件。更何况，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波斯人冲击拜占庭，犹太人对欧洲文化绵绵不绝的渗透，欧洲思想史上这些复杂持久的交融，本来就是欧洲敞开大门的结果，是宗教宽容的一种体现。

image如果说希尔的著作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基督教思想的生命力（可以一直维持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而不衰），在许多更关注局部历史的学者眼里，教会是在对理性主义、思想自由的无奈退让中松开它的桎梏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大卫·丹比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先声，1697年，一名名叫托马斯·艾金海的17岁学生在宗教法庭的绞架下公开宣布，天主教是个拙劣的谎言，他怀疑善恶的绝对性，只有理性的道德律才能规范政府和人的行为。丹比认为，持续一个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宣告了对教会的全面怀疑，直接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兴盛，世界由近代进入了现代，以理性主义、科学和世俗化为标志的现代性是踩着教会的脊梁登基的。希尔也在谈到17世纪英格兰的一章中讲述了中世纪神学的没落，“全盛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神学，曾经把‘神圣帝国’和宇宙看为和谐的一体，但那个神圣帝国早已分崩离析了”，“在英国新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中，金钱取代了基督教会中圣事的神圣地位，经济扩张就被看作是天国的扩展。”“祛魅”是大势所趋，正如年鉴派大师雅克 ·勒戈夫所断言的，现代性的漫长征服虽然艰难，但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它就在向神圣的禁忌发起挑战，“历史巧妙地在宗教权力的镇压下找到了在尘世成功的途径。”

不过思想史中从来就不存在一边倒的更替。希尔反复强调思想与思想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以表明宗教信仰根本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推动改变的力量。他对每一名重要思想家都以近乎悖论癖的热情进行了最复杂的描绘，以示其一言难尽。在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大卫·休谟这样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宗教的死敌，他拔高人的理性的能动性，但并不否认有神世界的合理性；他和法国的伏尔泰等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他对无神论持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认定宗教信仰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伏尔泰对教会从来就是冷嘲热讽，当一名狡兔三窟的异教徒。清教的英国、路德派的德国和教派更多、斗争更酷的法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概又可以说，正是基督教孕育了这么多教派，那么多拥护者、挑剔者、反对者和旁观者了。也许经历了12世纪三大宗教大碰撞时期，基督教会肯定也从当年的伊斯兰教那里看到了一些共通的地方：“神权政治下的政教关系自始至终是窳败腐化的”，但是教会远不是宗教的全部，希尔指出，通往现代之路并不是意味着把宗教思想一脚踢开，相反，越是到了鼓吹人民至上的法国大革命，宗教的气息便越是显著：“罗伯斯庇尔显然认为民众与神订立新约的时间已经来到……甚至1789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宗教文件，它是一千年来被迫害得不从国教者的经验与天主教、新教加尔文派、不从国教者的法律哲学中发展出的自然法权和良心自由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确实，在偏重从政治或哲学乃至知识分子个案角度治思想史的环境下，能见到这样一部著作是我们的幸运。作者也承认，进入19世纪之后，新教自身转化成为世俗科学、文化和文明，在古代社会的修辞风气、讲究形式华丽的时尚和教会圣事礼仪逐渐僵化、蜕化、死亡之后，基督教成为了一种漫无边际的清谈组织，而到了今天，除了教廷内部的重大人事变动，似乎只是在梦工厂戏说经典、或某前卫艺术家恶搞耶稣肖像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倾听一下梵蒂冈的声音。不过希尔或许还是希望当时和后世的欧洲人记住，他们吸入的气、饮下的水、冒出的无数个念头里都曾闪耀着神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