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x光机:周天勇:为什么重提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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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为什么重提解放思想

作者:周天勇 2008-03-28 10:45:25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三十年前为什么要解放思想?那时,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有2.5亿贫困人口,近20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回城就业,农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城市供应紧张,不要说社会主义优越性,连国民经济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再在意识形态方面固守无私奉献、人民公社、国有一统、计划经济,几千万人能不能有工作,9.6亿人能不能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于是解放思想,城市从认为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到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农村从集体出工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从禁止私人经济到允许个体户存在和发展,从封闭到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一些特区,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称赞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加之后来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社会化和股份制改革,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等等阶段性的解放思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取得了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成就为世界瞩目。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又要提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呢?因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走到了一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


解放思想,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联产承包制释放的活力,由于对外开放形成的投资、技术和管理动力,由于实际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宽松而涌动的创业潮,特别是乡镇企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发展,加之对农民向城市转移从限制盲流到鼓励流动形成的结构转型力量,不论其技术和产业层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间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动力,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联产承包制带来的增长效应早已释放殆尽,乡镇企业在结构转型,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管制和收费罚款越来越多,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比十多年前明显恶化,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外资由于劳动、土地等成本的提高而开始转移。


也许有人要问,我们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增长的速度也不低于十多年前呀,其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如果仔细地比较,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其实发生了这样几个较大的转变:一是从发展的结构看,过去小企业、小项目、小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大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学术上曾经论证过小企业的规模不经济,实践上由于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与地方的GDP总量和财政收入高度相关,各地都在推进做大做强。二是从要素结构看,过去增长的动力结构之中劳动要素的推动占较大的比例,而90年代后期,资本推动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资本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提高后,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态势将加剧。三是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逐步地转向了过度消耗物质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农业,从联产承包后的利用劳动力,到利用化肥农药、电动机械等;我们的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且逐步地从轻加工工业为主,转向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土地、淡水、金属矿产、木材等等资源的重化工业为主。四是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看,我们的农业,从施用农家肥、劳动操作为主的原生态程度较高的方式,转向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并用石油动力代替人畜动力的方式,即从原生态农业转向了石油农业。五是从实物经济更多地向虚拟经济转变,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以创业、投资办企业为致富的方式,而后来越来越多的消费以外的资金,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房市和股市上涌动,使得虽然居民收入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房价水平的上涨已经远离正常收入水平购买的能力;而且某同一企业的股票,在充分发达的香港市场上最高只有20港元左右,在大陆股市竟炒到接近48元多人民币;200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有研究认为,居民增收的70%以上,来自于炒股和炒房。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是大企业、大项目、资本为主、高消耗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虚拟经济等等在推动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显然,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看,这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解放思想,需要提出的是,目前的发展模式能解决中国未来以亿而计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吗?


虽然目前的发展模式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国内经济学家们分析,包括国外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国陷入了无就业的增长的境地。一是从地方上看,实施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能迅速增加地方的GDP总量;并且最关键的是,按照目前的税收分成体制,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显著地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但是,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相同的投资规模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却日益下降。过去石油、水电开发,汽车和化工项目建设落户在哪里,哪里都会成为一个石油、水电、汽车和化工城市,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可能因此而就业;而现在相同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容纳的就业却以几十人到不超过千人而计,超过万人就业的已经十分罕见。二是第三产业是容纳就业最大的产业领域,但是从与国际同样发展水平的产业结构看,我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调整的顽症。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没有相应的人口集中的市场容量,而城市收入差距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却使第三产业缺乏消费的能力,再加上对第三产业发展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得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对吸收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各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必然增加支出,如要将农贸市场变成现代化的大超市,将小商小铺变成大百货商店,将流动的商贩变成固定的窗明灯亮、装修现代的店铺,于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成本大大提高,本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领域,却发展不尽如人意。而从行业和所有制结构看,2007年,城镇国有单位减少了600余万个工作岗位,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400余万个工作机会,从对个体私营企业调查的情况看,其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相当恶劣,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据劳动部门公布的数据,增加了12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据说93%以上的新增就业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城镇登记失业率被控制在4.1%;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4300万个左右,如果按照世界平均一个企业从业10人左右,仅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就达43000万人,如果考虑农业、党政社团、事业、大型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困难问题,反而需要从国外吸引劳动力到中国就业。这些都不能被忘记,将是统计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最多时,就业职工达8000万人,目前就业的不到2000万人。而且,石油、电信、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相对它们的资本规模,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虽然1994年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先后支付了近5万亿的成本帮助其走出困境,国有经济有十多万亿的资产,但是,从那以后到2007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没有向国家财政交一分钱的利润。特别是还有许多对国家的资源开发和生产产生的经济效益,这些应当属于公共利益的部分,却变成了国有和国有垄断企业不向国家上交的利润,留在企业内部,变成了这些企业高管和职工的高薪金、高福利。从大的分配格局看,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的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资本要素和与资本有关的阶层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而劳动要素由于供给大于需求和隐性过剩及失业,其分配的能力越来越弱,结果是整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相比而显得缓慢,中小资本的萎缩及失业者增加,使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而铁路和电力的垄断,虽然经济发展对铁路和电力建设的要求非常迫切,居民的储蓄和市场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但是社会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的领域,使其供给能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要求。显然,从中国每年2000万人需要就业的国情看,从扭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和投资与消费比例长期失调看,这种不能增加就业,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不能给劳动要素带来机会和收入,垄断企业主导发展的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将造成民生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积累社会动荡的风险。


解放思想,需要面对的是,目前的这种政府主导和行政管制的发展模式中,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能力、创业动力吗?整个社会发展还有民间的活力吗?


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发展个体、集体经济把城市知青、街道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对外开放调动了沿海劳动力及土地等与外资及技术结合的积极性,而乡镇企业则激发了农民创业和办企业的动力,虽然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得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实事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才生机勃勃,创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吸收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


我们回头来看现在,我们的农村中农民还有种粮养畜的动力吗?我们的农村中还有如当年一样创业办企业的动力吗?我们的城镇中劳动者还有创业的积极性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还像当年那样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吗?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只是那些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在推动,只是那些政府的道路、桥梁、广场、办公楼、培训中心建设在推动。试问:数亿农民和城镇劳动力能在这样的企业和项目中得到最终的转移和长久的就业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政府规范秩序,出台这样那样的标准、门槛、审批、许可、检查、处罚等等,由部门为主出台这样那样的法律,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部门条例。结果,创业、投资和经营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越来越多,有时一件事的审批需要几十个到上百个环节的审批,几十个到百十个公章;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处罚越来越多,各种审批、许可和处罚中的收费也越来越多,2007年竟然高达16600亿元之巨,如果按照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1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就让政府的上述管制、收费和罚款消灭了!实际上反思一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让政府管制给管死了。中国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不到1%;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不到10个。不创业,哪来的中等收入者?哪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来的就业?就业不足工资水平怎么提高?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的这种管制和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蔓延致使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而灰色和黑色成本大大提高。如在房地产中,除了政府的出让收入、各种税费外,灰色和黑色成本大约占房价的20%左右。如果灰色和黑色成本相当于“合法”但极不合理收费罚款16600亿元的40%的话,仅政府管制形成的贿赂等资金规模就达6500亿元之巨。


从我们的税费制度看,创业不仅门槛越来越高,收费也越来越多;生产经营增值税很高,如果不偷税漏费,真实创业、生产和经营,所剩无几;而财富积累,利用财富出租食利和增值,却基本不征税。整个税费制度,是一个不鼓励创业,而是鼓励靠资产食利的机制。


从我们的融资体系看,金融业高度垄断,央行和银行监督部门从来都是中小银行放开不得,狼要来了,在这种金融管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贷不到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凡是听央行或者银监会话的,将民间借贷打光了的地方,经济发展缓慢,创业艰难,就业严峻,凡是没有听话的地方,对民间借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经济良性发展,创业活跃,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实际失业率很低;凡是过去农业部和民政部等搞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股金会,由于基层政府的插手,都造成了大量的坏账;凡是官商勾结的一些集资,都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那些温州、台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坏账率低到国外同行都要来借鉴其风险控制管理经验。而就土地高度垄断的管理来看,过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经营,或者在家里,或者私搭乱建,或者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总是能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家里不让创办企业,土地又批给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创业者基本上拿不到地。


虽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像《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就业促进法》这样的法律,还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国务院36条等,但是,这些法律和文件原则性都太强,在清理注册登记、审批许可,改善融资条件,合理执法,减轻税费负担等等能实质和关键地促进创业和就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具体有用的政策出台。


总之,上述政府的管制,一方面,窒息了整个社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天然的条件。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