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循环寿命测试:对比斯大林的大清洗，邓小平的身影是多么高大

麦克·哈特以“斯大林不仅统治苏联长达25年，考虑到冷战的形成，在他死后很多年，他的影响依然主宰着世界”为由将斯大林列入《百人榜》的第66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出现的长达40年的冷战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同意这个排名，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特的历史贡献使他有权利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当我们看到斯大林的身影跻身在这一百名伟大人物中间时，甚至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从我们记事起，斯大林的画像就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广场，走进了教室，画像中他那慈爱的眼神看着我们天天成长，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一个威严而宽厚的邻家大叔的形象。上学时，老师又告诉我们斯大林是正义、胆略和智慧的化身，于是他在我们心目中又变成了神。

为了在这个《百人榜》系列中更好地向朋友们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和事迹，我尽可能多地在网上网下查找了与之相关的资料。意外的是，查找的结果除了他所代表的一个符号和象征，我们又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斯大林。

下面转摘几个来自网上的资料和故事：

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过去看到过一个资料介绍，在苏联受到斯大林召见的人总是万分紧张，常常表现出各种各样怪异的反应，比如结巴、哆嗦、大汗淋漓、语无伦次，甚至有尿裤子的情况出现。因为这些人知道，斯大林会客室的门就是一道生死之门，而他们谁也不知道门后面藏着的是光荣还是毁灭。

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已经二十年以后想起来还不寒而栗。他说：“有时只因为一点小事、一句无心的话就会使斯大林发火。一个人说话说多了，或者照斯大林的看法：受的教育太多了，或者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好得过了头。这就够了，他就完蛋了。”

斯大林的疑心很重：斯大林也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

　　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为镇压反对派而进行了三次被称为“莫斯科审判”的闹剧。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审判中被告律师们所扮演的特别滑稽的角色看出那些审判活动的荒谬和无耻：莫斯科审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三方面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都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如饥饿、铁路线上连续不断的车祸、工矿里使大量工人死于非命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过。同时，他们还要证明，辩护律师的发言则纯属是对被告的攻评，其尖刻凌厉比诸国家公诉人的发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维辛斯基（苏联总检察长）已经指出侦查机关还没能找到确凿证据，而指控仅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师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声称：
　　“审判官同志们，本案中的全部事实都无可争辩。检察长同志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无论从本案的证据，或是从证人的证言看来……均已证明这全部属实，因此，辩护一方不打算再就此问题向公诉一方提出异议。”
　　另一辩护律师卡兹纳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说：“不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都已证明本案完全属实。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难书！”

面对一大堆莫须有的指控和死亡的威胁，那些被告为什么纷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呢：“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政策造成了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政策也许是一个无意的错误，而自1935开始的“大清洗”则是有意的犯罪：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能将他们清除。显然，精良的镇压机器是高效和成功的：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1934年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受害，其中83人被处决，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其中，在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３个被处决，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总计在红军中有一半以上的军官——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

那么是什么人在第一线执行了这些死亡令了呢：“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有一个黑色幽默很经典：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５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虽然这很可能是一个故事，但它却准确地说明了在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的真实情况。

这些事情让我想到了中国“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对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审判中所定的一个原则：党内斗争不能杀人。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的轨道上，邓小平的身影是多么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