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的再解密

    已有3000多年城市历史的首都北京的建设是以众所周知的“中轴线”为堪舆风水的大势规矩，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特别是民族融和、长城文化精髓以及包容和开放的伟大胸怀，精心设计、建造的结晶。

　　对中国北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长城文化有着特别研究的张谷林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说，这是他对长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

　　北京，即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1285年完工，历时18年。以“中轴线”为建城依托的理念得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多位科学界人士的赞誉。梁思成认为，“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

　　张谷林认为，元代大都（北京）在实际设计、建设过程中，首先选定了大都城建的“中心点”——钟鼓楼，并确定了自钟鼓楼至丽正门（今正阳门）的中轴线，十分准确体现了都市设计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004年，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曾播出了《解密北京中轴线》的节目。该节目提到，有的科学界人士认为自元代开始的大都中轴线指向元上都（今内蒙正南旗一带），并将大都通过“偏移的中轴线”与上都连接起来，“这可能是元代统治者定都建城的机密考虑之一。”这样的“解密”或许有一定道理，而且，这种“解密”似乎是目前对“中轴线”走向的唯一解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发展表明，任何朝代的皇家礼仪、汉民族的传统在重大建筑中始终将风水堪舆视为排他性的，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因素。国都设计、建造中的中轴线的确立自然更是关键接点所在。 尽管元代建城的中轴线是一条与现代经线并不完全一致的直线（即偏移的中轴线），元代之后的明清两代的20多位帝王却都仍在大都城建中沿袭了元代建国都“中”的理念，将城市建设实际利用的中轴线穿越了一系列城门、城墙和皇家宫殿，而如果将四周的城门用线连起来，则成了汉字的“中”。

　　到了明代，北京中轴线更是南起外城永定门，经内城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穿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请宫、坤宁宫、神武门，越过万岁山万景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的中心点。当然，这其中的部分门或宫殿已不再存在。

　　因此，将大都建设“中轴线的偏移”解释为只是“指向上都”至少并不全面。因为，任何一位明清两朝的帝王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堪舆观念。

　　张谷林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元大都设计、建筑的中心点、中心点向南延长的中轴线的确立以及都城城门的总体规划基本是按照汉族传统文化的理念设计的，因而，更容易得到明清帝王的认可。

　　首先，建议在北京建都以及主持大都城址的选定、宫城的规划等建城工作的是三位著名的汉儒（刘秉忠、赵秉温和郝经）。他们不仅是忽必烈信任的重臣，也都是精通《易经》和堪舆学的大师。

　　按照《元史.刘秉忠传》和刘秉忠本人所撰的元代著名堪舆大作《平砂玉尺经》，以刘秉忠为首的设计、建设者们将大都定位为风水、经纬、礼制结合，即妥善处理“山川形势”、“城郭经纬”和“朝市之位”的关系。刘秉忠提出的大都建设指导原则是“盖地理，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

　　实际上，元代大都城名以至元朝国号也都是根据《易经》的定义而来。刘秉忠也是献议国号的关键人物。   

　　在这些汉儒的理念下，大都的地理位置成为“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的大势（《元史.志十一.地理一》）。“枕居庸”来自《易.坎》中的“险且枕”。“险且枕”是坎卦蕴涵的主要原则之一，意为“居险而能安”。元大都的众多宫殿，如大明，咸宁，城门如文明、键德、云从、顺承、安贞、厚载等均取自《易经》。 其次，关沟（即居庸关一线）是北京风水中的乾位（西北角），而乾为天第一；同时，关沟又是两都（大都和上都）脉络的必经孔道。原大都的11门（东西南面各3门，北面两门）中有不少也来自《易经》，如“键德门”则出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原元都设计的11门是：正南丽正门（今正阳门），南之右为顺承门，（今宣武门北），南之左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北之东为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北之西为键德门（今得胜门小关），正东为崇仁门（今东直门），东之南为齐化门（今朝阳门），东之北为光熙门（今东城区和平里东广熙门），正西为和义门（今西直门），西之北为肃清门（今海淀区学院南路西端小西门），西之南为平则门（今阜成门）。由于《周礼》制约“三门”，最重要的北面因此减少为两门，从而强化了键德门的方位作用。每年三、四月间，居大都的元帝都要经键德门北上，穿关沟赴上都避暑。

　　元开国元勋忽必烈接纳汉臣卓柬是与他具有的开明思想分不开。

　　《元史.百宫志序》说：“世祖即位，登用老成，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近之宜，定内外之官。”忽必烈还听从了刘秉忠等汉臣介绍的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理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奖励农桑，兴修水利，设立学校，统一建国官制。

　　姚枢是元代著名的程朱理学大家。忽必烈对他甚为崇敬，并诚恳向他“征询救世治国大略。”姚枢“乃为书数千言，首陈帝王之道，将“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归结为八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这对忽必烈之后的严厉约束军队、杜绝滥杀平民起到了很大作用。忽必烈还为此发出“止杀令”尽力推行汉法。

　　元代大都城中心点的选定，城区中轴线向西北偏移的角度，特别是中轴线中心点钟鼓楼与键德门、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关城等一系列关城恰恰能形成一条有一定角度的直线的事实，准确突出了与都市相关的风水大势。中心点以及各个关城、城门和元皇帝北上纳钵（行营）成为一条主线的关键在于着重体现中国北部干龙的风水大势和龙脉气势，将燕山、太行山的山水龙脉大势的吉气引入大都，同时疏通成吉思汗的王者脉络以有利于元代之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