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水箱进水管管径:辛亥百年的历史岂能颠覆

辛亥百年的历史岂能为谎言加无耻所颠覆

二0一一年是中华民族来值得大喜的一年，这一年，中华民族不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九十周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六十二周年，而且也迎来了封建帝制被推翻而中华民族从此进入到了民主共和时代的第一百周年。

二0一一年又是中华民族应该感到大悲的一年，这一年，人民的领袖、中华民族的守护神毛主席已经离开整整三十五周年了。

二0一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同时面临重大考验的一年，这一年，中华民族不仅在国际上继续遭受到了东海被日本强占、南海被东盟各国瓜分、渤海被美国污染以及继续向台湾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和会见达赖这样的威胁与侮辱，而且在国内更是出现了新一轮的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的高潮。这一高潮，就是以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为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发表在某杂志上以及互联网上的一些贬低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文章为标志。特别是今年的国庆社论，则更是从权力的角度为由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这篇文章领唱的这场歪曲并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大合唱，完成了最后的定音。

由于历史不仅堆积成了一个民族今天的现实，而且更引领着一个民族的未来。而一个民族如何认识当前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未来又会是怎样？完全取决于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今天的中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再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外来威胁和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侮辱，就是由于当年不仅没有能够正确认识之所以贫困的现实，而且也更由于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所以才慌不择路地选择了这种在经济上、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上严重对外依赖的道路才造成的。而今，当大部分的中国人在如此惨痛的现实的刺激下清醒了过来，开始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当前所处的严峻现实并要求改变这种现实以求得中华民族未来生存的时候，于是才有了茅于轼等人的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国庆社论。

在今年第八期出版的某杂志上，刊登了茅于轼所写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紧随其后，由于某杂志在刊登该文时有所删节，所以茅于轼又将该文全文发布在了互联网上。而就在茅于轼极力歪曲并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发表的前后，有的人甚至比茅于轼走得更远，接连在互联网上接连发布了《不亵渎抗战史，是中国人的底线》、《反思五四，回归传统》等一些列文章，不仅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且就连“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也要一同否定掉，而回归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时代，甚至是回归到孔孟的封建时代。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不是不应该纪念，更不是不值得纪念。特别是这场由当年湖北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所发动的不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而且同时也更反应出了这种更多的只有蕴藏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大众中的反抗精神和奉献精神以及不屈的意志与忧患意识的伟大革命，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值得今天的那些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去认真地纪念。毛主席不仅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曾经写下过《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而且还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另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董必武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元老级的人物如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和朱德等人一道，亲自参与了这场推翻了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所以纪念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不仅是每一位中华子孙如何去牢记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且还更是一种应有的表现。然而从目前国内主流们这种极其反常的表现上来看，他们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目的已经与人民大众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主流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里拔高地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并无耻地夸大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作用，绝不单单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和赞美孙中山先生，而更是为了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为了掩盖和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而对中华民族所创下的巨大历史功绩。

无论是孙中山等人所推动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的最紧急关头开始的，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辛亥革命尽管由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进步，孙中山先生毕生为鼓吹革命和致力于振兴中华而四处奔走也确实是功不可没，然而辛亥革命却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屈辱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没把中华民族引上摆脱生存危机而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反而还把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基础上推向了更加痛苦不堪的军阀混战和民族分离的四分五裂的苦难深渊，把中华民族推进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也确实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就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将中华民族从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挽救出来，因而其后的中国也就才有了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不是辛亥革命与资本主义道路挽拯了中华民族，而是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然而面对这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今年的国庆社论中却出现了极力赞美孙中山等人推动的辛亥革命和在特色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而对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历史作用却轻描淡写地一笔而过的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表明，这篇国庆社论的目的和作用实际上与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这篇文章如出一辙，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挽救了中华民族危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真正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其中既有必然也更有偶然，而且偶然还要大于必然。这一点，不论是从孙中山，还是从武昌的首义者以及其他地区的附义者的言行与要求上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特别是当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马上就于二月十五日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所有的高级文官武将齐聚明孝陵，向朱元璋这位成功地驱逐了蒙古鞑虏从而恢复了汉家河山的汉人皇帝告祭。从此不难看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才是这些人的第一要求，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只不过是他们的第二要求或者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要求。所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能够走进民主共和的时代，与孙中山能够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有其必然性，也更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所谓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由湖北新军中的一些士兵策动的武昌首义以及其后在南方数省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是得益于“文学社”的首领蒋翊武推出的“抬营主义”。“抬营主义”的具体办法就是把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向清政府组建的新军之中输送，或是在新军之中直接策反。就是由于长期不懈地坚持“抬营主义”，所以到武昌首义爆发之前，清政府在湖北编练的一万六千名新军中，已经有三分之一成为了革命的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准备适时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十月九日，孙武等人在汉口的俄国租界里准备炸弹时不慎引爆了炸弹从而致使起义的秘密泄露。蒋翊武等人在得知沙俄巡捕搜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之后，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而就在蒋翊武刚刚发出起义的命令之后，清政府的军警就赶到了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起义的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被捕并于次日被杀害，而蒋翊武则乘机逃脱。

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被清政府发现，起义的领导人或被杀害，或逃走，特别是清政府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名册并且正在按照名册捕人的消息更是在新军里的革命党人中引起了极大地恐慌。特别是十月十日晚上七点多钟革命党人金兆龙和程正嬴由于过度紧张而不慎导致的步枪走火，偶然地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金兆龙和程正嬴的步枪走火的枪声在本已十分恐慌的军营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潜伏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内的革命党的总代表，而公开身份却是工程第八营后队正目（班长）的熊秉坤决定借机领导该营首先发动起义。起义发动起来之后，熊秉坤率领十几名起义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在那里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很快就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但是由于这场没有策划、没有组织的起义的参与者都是一般的士兵，没有组织与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所以还要必须走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滑稽的一幕就开始上演了。

熊秉坤等人在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之后，由于其他的各营革命党人也陆续赶到了这里，所以很快就聚集起了近三百人。由于这些人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在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跪请吴兆麟出来领导。吴兆麟是湖北新军工程营左队对官（该职务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连长），是十月十日那天清军派驻守护楚望台军械库的最高指挥官。当熊秉坤等人攻打楚望台军械库的时候，吴兆麟既控制不了部下士兵对熊秉坤等人起义的响应，也没有机会逃走，就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近三百人的起义士兵却跪请他来担任领导。面对大家的跪请，吴兆麟恢复了汉家男儿的血性，在得到了大家都服从其指挥的保证之后，决定担任领导这场起义的总指挥。

在承请担任了总指挥之后，吴兆麟立即做出了如下的军事部署：一、义军以弹药充足的楚望台为根据地，从三面向督署衙门围攻。二、炮兵在战斗中非常重要，炮队内的革命同志很多，马上派人催促他们响应起义。三、将城内电线一律割断，以防清督署调兵镇压。四、派人到各营去联络，促使他们尽快响应起义。在作出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吴兆麟又规定了当夜起义军的口号为“兴汉”。

在进行完了军事部署之后，吴兆麟首先派一队步兵掩护响应起义的炮兵进城并轰击清政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署和楚望台附近北面及西面的湖北新军第三十标与宪兵营等湖广总督瑞澂的亲信部队。湖广总督瑞澂开始并未把这几百名的起义军当回事，因为两个星期前的一场类似的爆动，很快被扑灭了，但当他调兵时，电话不通，他对外指挥失灵了，于是只好龟缩在督署衙门内，以待天明．但不久一颗义军的炮弹在督署院内爆炸了，瑞澂惊恐万分！命差役将后院打了一个洞，仓皇钻洞面逃，躲到楚豫号兵舰上，打算如果失败便可乘船顺江而逃。　　

半夜时分，天开始下起雨来。由于割断了电线．武昌全城一片漆黑，起义军的炮兵很难找到射击的目标，而步兵对总督署的进攻也遭到了守军顽强的抵抗。紧急关头，吴兆麟传令各队只许进不许退，并又从预备队挑选了上百名勇敢的士兵，由亲自率领他们向总督署后面进发。在攻到总督署附近后，吴兆麟看到总督署的后街都是店铺，于是灵机一动，决定用“火攻”。吴兆麟命士兵将总督署后街所有店铺的门板拆下堆在总督署的后院墙外引燃，并命令炮兵向火光处轰击。各路起义军看到总督署起火，士气大振，在炮兵的支援下呼喊着向总督署冲来。而总督署的守军见自家后院起火，则惊惶无措，马上派人到兵舰上去向湖广瑞澂请示，而瑞澂见总督署起火，以为大势已去，早已开船逃走了，清军由此而成了无头的苍蝇乱作一团。吴兆麟心中大喜，马上把这一消息传知各队，命令加紧进攻。瑞澂已经逃走的消息令起义军士气大振，终于在十月十一日凌晨五时攻占了总督署及清军的各处据点，武昌城全城都为起义军所控制，武昌首义成功了！　　

在占领了武昌之后，十月十一日上午吴兆麟派人敦请城内有声望的绅耆父老到咨议局开会商讨成立革命军政府的事宜，然而最令吴兆麟感到困顿的，那就由谁来做革命军政府的最高首领，自己身微言轻，肯定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恰在此时巡城的起义军捉到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黎元洪的一个卫兵并把他带来见吴兆麟，从黎元洪的这名卫兵那里吴兆麟获知黎元洪尚隐匿在城内的消息。对此吴兆麟喜出望外，马上命令一名军官带兵去把黎元洪找来。不长时间，穿着一件灰呢长袍，面带忧容的黎元洪被起义均官兵挟持到了楚望台，吴兆麟领兵列队欢迎并向昨日起义士兵要求他做总指挥那样要求黎元洪做革命军政府的都督。哪知黎元洪不仅一口回绝了，而且还指责吴兆麟说：“你怎么做出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情来。”一位起义军军官愤而要杀黎元洪，却被吴兆麟阻止了。　　

虽然阻止了这名起义军军官要杀黎元洪的行为，但吴兆麟也没有将黎元洪放走，而是将他挟持到了咨议局。在讨论成立湖北军政府的会议上，吴兆麟建议大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长，但黎元洪坚决不就任都督之职。吴兆麟一方面将黎元洪软禁在都督府内继续逼迫他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一方面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各省，要求各省响应革命。对吴兆麟等人逼迫自己接受都督一职的行为，黎以绝食抗议。一些起义军军官对吴兆麟逼迫黎元洪做都督的行为十分不解并要杀掉黎元洪而推举吴兆麟为都督：“我们打的天下，为何一定要他来坐？”吴兆麟力辞都督一职并向大家解释到：“我们中国人崇尚权威，如果举我为都督，国人会以为只是几百人的起义，未必支持我们。黎元洪为协统，是湖北新军中汉人官阶最高的军官之一，如果他能出任都督，大家会认为是湖北军队所有汉人起义，便可望号召各省响应！有了各省的响应，我们才有可能推翻满清，革命才能成功功。”一名军官听了吴兆麟的解释，将黎元洪挟持到屋内在众人面前说：“你不过是怕死，以为做革命军政府的都督是死罪。但如果你不做，我就马上打死你，反正都是一死，你选择吧。”胆小的黎元洪不得已只好同意做都督。吴兆麟马上就叫人找来剃头匠，把黎元洪的辫子剪了，替他叫上了投名状而不便反悔。虽然黎元洪软磨硬泡地拒绝了两天时间，然而实际上吴兆麟早已用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字向全国发出了通报，所以此时他在名义上已做了两天的都督了。　　

武昌首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流亡，因此孙中山既不是武昌首义的策划者，也不是组织者，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参与者都算不上。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却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多大兴趣，可能起义军占领了武汉等地的大好消息，会令曾经耗费巨资策动江湖会党发动了十次反清武装起义而从未占领过一城一地的孙中山的心里多少感到一点酸楚和失落把。　　

由于南方各省相继发生对武昌首义的附义并迅速光复的消息不断传来，孙中山决定回国。但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回到国内，而是先在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政界财界要人和日本驻美国的大使植原进行了一番争取支持的活动之后，然后又不远万里地跑到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法国的汇理银行借款并寻求欧美列强的支持，直到在武昌首义发生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上海。

就在孙中山积极谋求欧美日列强的支持的时候，国内已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的十四个省，后来又增加了三个省的代表先是在武汉，后又到南京集会，商讨成立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在商讨如何组成新政府的问题上，各省代表又面临了和武昌首义最初发起的那些士兵与吴兆麟同样的难题，那就是由谁来担任新政府的最高领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同盟会员宋教仁等人的策划下，效法李自成在称帝之前先称大元帅的做法，投票选举了同盟会员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这一选举结果立即遭到了湖北方面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孙中山不仅回到了国内，而且各大报纸还纷纷传言孙中山此次回国携带了巨款。鉴于孙中山的巨大名望，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经投票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对自己被选举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可没有象黎元洪那样坚辞，而是远在上海就就通过致电南京的方式表示了接受并立即动身赶到南京，于选举后第三天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　　

就是由于这样一场无组织、无领导、蕴含了许多偶然性的革命，所以才不仅导致了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入到了袁世凯之手，而且还更造成了中国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了民主共和的国家之后，不仅没有因此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反而却更加遭受到了西方列强、尤其是遭受到了身边的那个不仅保留了君主制度，而且还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的欺凌，从而陷入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而中华民族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地走上世界的政治舞台，恰恰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才实现的。　　

如果说目前的几千万的工人失业、几千万的农民失地、上千万的妇女失身、多得无法统计的儿童失学这样的苦难，处在当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对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而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再次遭受到了货轮被扣、大使馆被炸、保家卫国的军机被撞、外交官被打、领土被强占、领海被瓜分这样巨大的耻辱以及因此而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因此当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发现了造成中华民族目前这种危险处境的原因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的时候，茅于轼等人便开始了妄图用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歪曲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和否定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的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法，来扰乱人们的正常反思和对试图现实的任何改变而使中华民族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　　

尽管茅于轼等人为了歪曲和否定历史可以不顾廉耻，也可以不择手段，然而中华民族用鲜血、特别是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鲜血写就的历史，又岂能为谎言加无耻所颠覆？且不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继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之后继续遭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制造的“沙田惨案”、“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万县惨案”、“汉口惨案”、“南京惨案”和“济南惨案”等这样一系列的欺辱，而且就连茅于轼为了歪曲历史而信口雌黄地编造出来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站起来了的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实际上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很快就被德国击败，其在东方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随即被日本打垮，因而法国暂时退出了列强的队伍，同时也失去了在我国的一切权益。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严重地侵犯了美英两国在我国所取得的巨大利益，而且还对美英两国的自身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英两国被迫卷入了对日作战。为了拉住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摇摆不定的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从而减少自己的压力，美英两国遂主动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协商，修改、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答应部分放弃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实际上早已丧失了的在华利益。美国就是通过这样毫无实际意义的一点“恩赐”，就换得了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糊涂的中国人因此而感恩戴德。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仅新的条约在实质上没有得到履行，而且旧的不平等条约也并没有被实际废除。这一点，从战后英国继续霸占了香港并仍然拥有其军舰在我国内河任意航行的权力就能够得到充分证实。在以后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我国由于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时间最久、牺牲的最大，而且更主要是由于美国意识到了在打败德、日、意法西斯之后，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它唯一的争霸对手，为了在与苏联在未来的争霸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美国在与苏联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才为当时的中国争取到了一个虚幻的大国地位，我国因此而成为了当时的世界“四强”之一，并成为了日后成立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员。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由于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却发扬了“一亿玉碎”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主力的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不得已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则趁机来个狮子大开口，开出了战后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我国曾经取得而又因日俄战争的战败而丧失了的大量权益这样的条件，于是就有了美英苏这三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以牺牲另一个所谓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利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共同逼迫中国接受的雅尔塔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大国苏联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大连地区和中长铁路，并将外蒙古从中国分割了出去；另一个大国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青岛、天津、秦皇岛、北平等地登陆并长期驻扎，而陈纳德的“飞虎队”也继续赖在中国不走；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也仍然继续霸占了香港并拥有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于是，也就有了苏军在中国东北大肆拆运日本留下的机器设备的事件；也就有了美军士兵和“飞虎队”队员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和武汉名媛的事件；也就有了英国继续占领香港的问题；后来也就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了在中国长江中航行的大英帝国海军军舰的“紫石英号”事件。作为世界上四个大国之一中国的国土上，同时有其他三个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都严重对立的大国的军队出现，而且还都拥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世界上有这样站起来了的大国吗？

就是由于为了拉住我国继续坚持抗击日本法西斯，所以美英两国才除了给予我国一定的援助物质之外，又假惺惺地废除了与我国历届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可是，旧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被废除了，可新的不平等条约又签订了。根据美英苏三个大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不仅使外蒙古从我国分割出去并接受了苏联的控制，而且还使苏联获得了苏军可以驻扎旅顺大连地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等多项权益。特别是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在一九四六十一月四日签订的那个貌似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给我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权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民在中国享有居住、旅行、经商包括从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赁土地，选有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缴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包括军舰在内的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条约虽然规定了中美之间具有对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远远地落后于美国，所以条约中规定的给予中国方面的权利，中国却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条约中规定的对等权利实际上也就成为了美国单方面的权利。这个条约，如果用在如今中国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很流行的一种丑恶的现象来解释，那就最清楚不过了：如果一名阳痿患者去参加换妻俱乐部，结果你想会怎样？不外乎就是人家的老婆还是人家的老婆，而你的老婆可能也要成了人家的老婆了。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实际上根本就不平等。就是这样一个处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之中连主权和领土完整都维护不了的国家，能说是站起来了吗？

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并遭受屈辱？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站起来。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就是因为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没有站起来，而且还更被洋奴买办汉奸和文匪精英们踩在了脚下。洋奴买办汉奸和文匪精英们虽然对内有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的能力，可对外却没有能够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岸身躯的骨气。因此每当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洋奴买办汉奸和文匪精英们不仅总是将人民大众丢弃给凶残的入侵者，而且还经常出卖人民大众以换取自己的利益。如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他们都个个跑得比兔子还要快；而象对劳动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党人都凶残到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样程度的汪精卫，在比他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却恭顺得象一个三孙子。在我国的历史上，每每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拯救出来的，总是那些平时深处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如果不能站起来，那么中华民族也就不会站起来。

尽管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说是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曾经明确地指出过什么才是阻挡住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有人牵强附会地认为，是腐朽的封建帝制阻挡住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当年世界上所有欺凌过我们中华民族的列强、如今又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除了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之外，也无不都经历过封建帝制的时代，尤其是当年的沙皇俄国和德国以及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仅都保留了封建皇帝，而且还有大量的封建制度也残留了下来，然而这些却并没有阻挡这些国家的进步。因此说是封建帝制阻挡住了中国的进步，实在是与理不通。其实，真正阻挡住了中国进步的因素，有些中国人，特别是象茅那样的文匪精英们知道得是清清楚楚的，这个因素是极端推崇“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的儒家学说。正是由于在儒家学说的毒害之下而导致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因此变得自私、趋利、懦弱和麻木才真正地阻挡住了中国的进步，因而中国才会有象辛亥革命这样一场推翻了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而却丝毫没有推动社会进步这样一种奇怪现象的出现。

辛亥革命最为巨大的现实作用，就在于它把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基础上推向了更加痛苦不堪的军阀混战和民族分离的四分五裂的苦难深渊，从而使在儒家学说的毒害之下精神早已麻木了的中国人在更加深重的苦难的刺激下清醒了过来，从而投身到了激烈地反抗之中，于是中华民族从此走进了全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伟大时代。就是根据这样的社会现实，所以毛主席才能得出“压迫越深，反抗越重”的这个结论；辛亥革命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用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太多的负面影响和孙中山先生虽然毕生致力于振兴中华然而却到老都一事无成的痛苦现实告诉了中国人，中华民族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挽救全民族的生存危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从辛亥革命的这一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上去认识，它与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具有这样的深远历史意义，所以我们才要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