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系统有三种类型:农村“超高老龄化”的无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2:52:14
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

农村“超高老龄化”的无奈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日期:0000-00-00  浏览:2957   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河南灵宝市大王镇的重王村,经济实力在本镇属中游。全村1.96万人,外出打工者占1/3。男的大多去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搞建筑,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去新疆摘棉花。今年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出打工者回来了100多人,大多是工厂停工,或厂里提前放年假。他们春节后就又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打算留在家乡创业。重王村的支书张玉华说:“以后土地可以流转了,农田耕作都是集约化、机械化,在家种地的人就更少了。”“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作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早已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差。越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  有乡不愿回 陕县张茅乡清泉沟村的村支书张永强,在附近山上石料场兼职打工。他说,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分别是支书、村长和村会计。主要村干部都外出打工了,会不会影响村里工作?张支书理直气壮地说:“不去打工,我当支书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吸烟钱都不够!反正都有手机,乡里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张茅乡政府办公室潘主任说,现在村支书与村长的工资已涨到每月150元,村里还补助他们30~50元的“开会钱”,但这些钱跟打工所得比起来,仍然不值一提。据潘主任及张永强说,此地村干部在外兼职打工,已是普遍现象。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交通不便,“不打工生活不下来”。乡里也不干涉村干部们在外兼职,只要“该干工作时干工作”就行。陕县是个贫困县,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600元。过去村子里的能人,是会种地的“庄稼把式”,现在一切都变了。农民们从秋天种下麦子、摘了苹果,一直到春节过后都无事可做,如果他们呆在家里,亦无副业及手工业可搞,只能闲着。靠农业收入来增加财富,基本上毫无希望。陕县西张村镇一位村支书说,现在种地赔钱,一亩地投资四五百元,打下千把斤小麦,能赚40元钱,还得是风调雨顺。如果天旱需要浇地,就血本无归了。三门峡市的灵宝、陕县等地是国内的苹果主产地之一。农民们除了种地之外,还有苹果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这里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三门峡市有四五家果汁厂,产品90%以上出口欧洲,2007年收购落果的价钱是每斤8毛多。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大减,每斤落果的价钱掉到8分至1毛2,还得1~3个月后才能付款。即使只为自己的生计考虑,农民们也要外出打工。37岁的张永强,在石料场打工的月薪是1200元。他说,清泉沟是个穷村,既无清泉也无水,去年刚接了管子,水提上去够人畜吃的,但想浇地还属妄想。全村696口人,目前有400多人在外打工,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想打牌都撑不起摊儿”。据张支书看来,农村的留守老人问题不大:看病有合作医疗。小病去村医疗室,大病去乡卫生院,再不行就送市医院。老人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孩子给点零花钱就行了。至于“精神苦闷”,张支书笑道:“农村人还提不到这一层。”对农民大量信教的现象,张说,村里有100多人信基督教,大部分是老年妇女。“她们愿意跑跑,锻炼身体,不寂寞,也是好事。”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说,农民工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走的。他们的父母、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去城里实现自己的梦。有的青年并非真心想外出,而是出于攀比心理,谁不出去连对象都找不着。但他们却并非都能在城里打工赚钱,有的只能混个肚儿圆,有的实在没钱了,就在城市偷、抢、卖淫。年轻人之所以不回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几年不在家乡,他们几乎已经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返乡后跟家乡的人交流难、沟通难,他们的意见受到乡亲的排斥,在家里也呆不住。这些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对于他以及他的父母来说,让他重新回到田里劳作亦是家庭的耻辱。然而,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巢吗?“经济收入第一,全家团圆第二。”记者遇到的所有被访者,不管村干部还是颤颤巍巍的老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如果年轻人都在家里,还劳力过剩哩。” 如此移风易俗 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的外出打工者,婚前男女占60%~70%。婚后一般是两口子均外出打工,其中带子女外出的占30%~40%,但几乎没有一个带老人外出的。村支书张玉华说:“因为他们到城市要租房住,跟子女租一间小房子就可以了,但跟老人租住在一起就不方便,容易闹矛盾。而且老人们也过不惯城市生活,不愿出去。”农村地区以往的传统是:父母年老时,无力耕作,他的责任田由儿子代为耕种,作为儿子赡养父母的一种形式。但现在,由于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年迈的父母不但要“自给自足”,反而还要替儿子照料他的责任田。儿子只在农忙时回来一趟,有的终年都不回家。有的外出打工者,还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管教。老人已把自己的儿女照应成人,本该安度晚年了,现在不但自己有病无人管,还被迫再当一次“爸爸”。另一项农村的传统习惯是:父母老了,由几个儿子共同或轮流赡养。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儿子们早就与父母分家另过了。父母自己做饭,做各种必要的家务,有时还要为儿子的孩子当免费保姆。在农村,分家似乎意味着责任感的解除,儿子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父母的生活再可怜,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毫无恻隐之心。重王村有一个席老太太,今年70多岁了。她只有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媳妇在家带着孩子,与婆婆分家过。席老太太还有一个傻闺女,20多岁了,母女俩相依为命。老太太每天拾柴禾自己烧,拾破烂儿换钱买油盐酱醋,好在她办了低保,每月尚有四五十元的补助。儿媳妇不管婆婆死活,难道儿子不责备她吗?村里人不议论她吗?村民们说:“人家媳妇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带呀……这种事都是‘家丑不外扬’,村里没人管。”跟席老太太的境遇比起来,她的一位村邻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位同样70多岁的老太太,含辛茹苦养育了3个儿子。“大集体”年代,她走在铁路上捡煤炭,一条胳膊被火车带走了。虽然成了残疾人,但因为有儿子赡养,村里从未管过她,也不能吃低保。20年前,她的老伴去世了,由大儿子出钱安葬,之后她被明确为由二儿子负责供养。老二一家3口都在外打工,每年给母亲一定数量的钱和粮。3年前,她的三儿子也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小孙孙。老太太就给老三看门、带孩子。老二两口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不高兴,就不愿继续供养母亲了。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议决家庭的重大事项、纠纷,舅舅是一个重要的主持人和裁决者。民谚曰“舅大似父”。舅舅可以执行许多父亲所难为的事。“外甥打灯笼”照的是舅,外甥有了事也爱找舅。父子、兄弟间有矛盾时,舅舅就来作调解人。父子或兄弟之间分家、分遗产时,主持公断的也是舅舅。然而,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舅了。因为“孝”的位置下降了,经济实力占了主要地位,“穷舅”说话不算数了。年轻人文化水平高,见识广,说话也有分量,即使在养老问题上,舅舅也说不动外甥了。这也是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个新变数。葬礼历来是中国农村的重大仪式之一。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农村孝道的主要内容,也是“家庭式养老”的全部过程。当一个人垂死时,家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亲生儿女必须在床前相伴。父母死亡后,他们要迅速将噩耗通知亲戚朋友,死者出嫁了的女儿也要迅速赶回,邻居们纷纷到来,协助料理丧事。鞭炮声不时炸响,哭喊声震天动地。孝子、孝女们身服重孝,接受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的吊唁,以磕头涕零来表示感谢。遗体入殓及抬棺入葬也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少则16个、多则32个杠夫抬起由灵柩台支撑的棺材,在葬礼指挥者的引导下,带领白色的丧葬队伍缓缓地向坟地行进,这通常是乡村最为壮观的景象。然而,冲刷一切角落的市场经济大潮,使农村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的丧葬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陕县西张村镇南沟村共1900人,外出打工者六七百人。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是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在帮工。丧事的主家以前都是大操大办,酒席流水,管不起也得管,现在是所有来客,一人一碗烩菜。抬棺入葬找不着年轻人,只好用架子车拉着走,丧葬仪式的神圣感荡然无存。政府提倡了多少年都没实现的“丧事从简”如今已然成真。甚至连打墓也找不到人了,事主只好请专业打墓队,用挖掘机来挖墓坑。以前棺材入土前的最后一道仪式,是在坟前杀白公鸡来祭奠,现在白公鸡也不易找到了,好在南沟村人会剪纸,在坟前剪一张纸鸡,烧掉了事。南沟村的老人们,看到自己将来这样“入土为安”,心里将作何感想?“老人们开始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无所谓了。”南沟村的支书任黎明说。何况现在一切是金钱说话,即使对自己的身后事,老人们也没有话语权。  “孤老”之孤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老人有无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皆是:“农村的老年人没多大奢想,只要能吃饱穿暖,不生病,媳妇不烦嘴,就叫‘晚年幸福’了。”这样的回答,不仅源于农民长期以来对精神生活的淡漠,更反映出他们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的无奈。陕县西张村镇共有1.5万多户人家,农业人口5.6万人,在外打工者2万人左右。以前每个村都有小学,现在一半以上都砍了。镇中学2001年有2300名在校生,现在只有900多名了。镇党委书记李建龙说,每年夏天,雨季到来时,他最怕的就是只有爷、孙在家的农户,他们住在窑洞里,没有人管,暴雨一下,很容易房倒屋塌。去年镇里普查过,这样的“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的农户有300多个,他们是本镇党委、政府夏天防汛工作的主要对象。镇敬老院的院民越来越多了。前年还只有70多名,去年一下子增到130多名。这也是农村超高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 “前几天,村里有个老党员来找我,哭着说他当了几十年党员,现在过不下去了。”李书记说:“年轻时他还能干活,现在干不了了。他有4个儿子,孙子们都上着学。有的老人能给孙子钱,他没钱,儿媳妇们给他摔脸儿。原来4个儿子每月都给钱、粮当赡养费,现在不给了,他也舍不下老脸去要,怕人家不乐意。他想申请低保,村里说他不符合条件……”李书记给老党员出主意,让他去敬老院代养:“你写申请,让儿子们缴费,我帮你联系代养手续。只要你活着,敬老院就负责养你,死了再让儿子们埋。”老党员说:“不能啊。我回去要说进敬老院,家里该闹翻天了,嫌我给他们丢人。”农村家庭养老的方式,是每年给老人拿一定数目的钱、粮。现在子女越多的家庭越不养老,轮到该哪个子女家养了,都不想管。“看来子女不养老,在农村将会是个愈演愈烈的趋势。”李书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