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栓箱 标准:“敬鬼神而远之”：传统文化人本思想之一

五四时期，为打倒孔家店，学者有意贬低儒学，称其为儒教。在当时激进派看来，宗教就是与科学对立的封建迷信，要倡导科学与民主，理所当然地就要破除封建迷信，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宗教”，也必然是打击的第一对象了。
     其实，儒学与宗教毫不相干。只要对照一下宗教的定义便可知晓。《辞海》给宗教下的定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哲学大辞典》所下的定义为“笃信并崇拜超自然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还进一步说明：“由一整套宗教信条组成的信仰，以及由信仰产生的特殊的感情体验，是宗教的本质特征。”
      根据《辞海》和《哲学大辞典》给宗教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1.宗教笃信的是神或者神化了的人；2.完整的宗教除信仰外，还包括一定的组织形式。不满足这几条就称不上宗教。例如基督教有天堂、有上帝，有《圣经》，有主教；佛教有极乐世界，有佛、菩萨，有方丈、法师；道教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有道长 、道士等。而儒学自孔子以后，既无上帝、教主、道长，也无天堂、极乐世界和教规、教徒。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虽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它始终保持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上。思想层面主要指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学术层面主要指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如果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分为神本文化、人本文化、物本文化三大类的话，宗教应属神本文化，现代科学应属物本文化，而儒学则属于人本文化。儒家是谈人的文化，而不是崇神的文化。这一点在儒家经典《大学》和《大同篇》中讲得最为明白。
     《大学》首章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美德，在于使人不断完善，在于使人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易经》中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弘扬人的美，以教化天下）。《礼记?大同篇》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将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人都出于公心。选择贤能的人管理天下，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和睦。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也不只是抚养自己的子女，而是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壮年人都有用武之地，年幼者都能得到抚育，孤独无靠者和因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者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男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女人都有自己的家；嫌恶财物被糟蹋浪费，但并不是自己占有；嫌恶有力气偷懒不用，但不是为自己谋利。因此阴谋诡计无从施展，盗窃和作乱不会产生，外出也用不着关门。这就叫做大同社会）。在这里，《大学》讲的是儒家的宗旨——追求人生的完美；《大同篇》讲的是儒家的理想——追求社会的完美。儒家学说研究的起点是人，终点还是人，这与世界上各种宗教以死后的天堂、天国和极乐世界为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儒家认为要想达到理想的社会，关键在人，“为政在人”的思想一直贯穿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大学》指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有末，有先有后。在治理国家、实现理想的社会方面，人是根本，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治就是使人走正道，执政的人带头走正道，老百姓谁敢不走正道？）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从人入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古代，想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他的家庭；想要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走正道，品德不修，胡作非为，如何能引导别人走正道？又如何能把家庭、国家治理好？治理国家，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道德如果没有法律作后盾，就显得软弱无力；法律如果没有道德作基础，再好的法律也难以执行。但是道德与法律相比，道德应当是本。道德就像是食物，而法律就像是药物。食物是维持人正常生长的，药物则是人生病时才吃的。道德是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根本，而法律则是救治社会毛病的权宜。因此，儒家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从国家最高领导到下面的平民百姓，都应当是以提高自身品德修养为根本。一切从人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不把希望寄托在神、寄托在来世，这就是儒家区别于宗教的根本标志。儒家的全部学说都是直接指向人，而不是像宗教那样绕道于神而指向人。
      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从不谈怪异、武力、叛乱、鬼神的事情。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有人抓住这句话认为孔子相信鬼神，这其实是不理解孔子博大的情怀，不了解历史的状况。朱熹解释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旨哉斯言。在当时相信鬼神几乎是人们的共识，人们对鬼神的崇敬信畏的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孔子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不挫伤大众的感情，对弟子和当政者说出这样的话正体现出孔子超人的智慧和强烈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论语》中载录子路曾经问过孔子鬼神的事，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明明白白地要求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做人、放在人生上，而对鬼神，对死后采取“阙疑”的态度。这与宗教极力追求死后，而把生前只当作为到达死后目的的手段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孔子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生生之谓易”（《系辞》）生命是最可贵的，今生当下是最重要的。做人就要干人的事，尽人的份。孔子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神、是超人。孔子是这样评述自己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说到圣人和仁人，那我怎么敢当！我不过是学习和工作从不厌烦，教会学生从不疲倦罢了，也只能这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译文：传述古籍而不随便创新，相信而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古代贤士老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努力去求取知识的人）。“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我这个人啊，只是个发愤求学以至忘了吃饭、以书为乐以至忘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至的人而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译文：吃粗粮，饮白开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就象天上飘过的浮云一样，与我无干）。
      从以上孔子自述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位和蔼可亲、勤奋好学的读书人形象。这中间哪有一点神化自己、以教主自诩的标榜？我们从《论语》中所看到的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相处和乐融融，患难与共的情景，与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的后人把他们描述为神、佛的形象有何相同之处？孔子从不借用鬼神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只是语重心长地谈怎么做人，怎么处世。孔子在注《周易》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宽容大度的人文精神吗？至于孔子主张慎终追远，祭祀祖先，那是为了使“民德归厚”，“民风淳正”。体现人对祖先的感恩心怀，而不是单纯为了寻求祖先的庇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礼记?祭统》，译文：祭祀之礼，不是借外物从表面上做文章，而是出于人的内心，出于自己的真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对待死去的亲人就像他在世时一样，出于至情而非功利，这才是真正的孝道啊）。
      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落脚点，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家所建立的道德传统，至今仍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一些思想偏激的人，无端的要求一种道德文化，要求人文学科具备科技功能，这不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地把水搅浑。当今的中国社会除了要加快步伐、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也必须注意道德文明的建设，和谐社会不能不讲道德，儒家学术就是一门讲道德的学问，科技知识是不能取代它的。一个不讲道德、丧失民族自尊自信的社会，只能走向异化，走向自我毁灭。儒家思想亦不单纯是属于儒家，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的结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笔巨大财富，我们只有珍惜、呵护、弘扬的责任，绝不能有鄙视、挑剔、毁弃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