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作者：  时间：2011-05-14   浏览次数：4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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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了市场和社会,从而提高了整个政府的运作效率。从市场来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解放了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重桎梏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来说,随着全能式政府和全能式单位的退出,社会自组织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人们的单位外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纷纷成立,通过吸纳各种社会资源并动员广泛的志愿参与,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社会服务、中介服务等社会服务,形成一个有别于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日益庞大的公民社会体系。同时,单位制的解体促进了社区的成长,社区承接了过去国家通过单位承担的很多责任,随着养老、医疗、文化等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不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居所,而成为与人们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恢复。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加紧进行学科恢复和重建的工作。当时确定了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的性质和作用,即中国要建立和发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他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引导了那一时期社会学经验或实证的风格。从1981年到1985年,费孝通多次组织江村课题组,对江村半个世纪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 6 ]。此外,费孝通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理论都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经典成果,其中主要有差序格局理论和小城镇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理论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郑杭生教授就提出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等概念,尝试在社会学理论上用它们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198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年鉴( 1979- 1989) ,刊登了郑杭生教授的文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该文指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进行。他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7]在此后的一系列研究社会转型的著作和论文中,郑杭生教授等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的内涵、社会转型度、社会转型势,并且提出了社会转型论,他认为,社会转型论是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社会转型的内涵、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转型的表现以及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等。如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量,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配置状况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 8]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型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宏观描述和抽象分析。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一系列将人们区分为不同身份群体的次级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弹性很低的社会刚性结构体系。身份制的改变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集中表现之一。社会学界对中国的身份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身份制在中国社会控制、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讨论了身份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表现及其作用。如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身份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根据制度化的规则,被划分为不同的与职业和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的社会地位群体。这种规则是如此明确,一般不能由社会成员个人自己来改变,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身份制的主要社会表现分为两种:第一,阶级身份;第二,与职业相关的身份[ 9]。孙立平、王汉生等人认为,身份,是指社会赋予个人、与职业及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标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类别标志。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确立了阶级、城乡、干部与工人,及不同所有制等身份系列。这几种什么系列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结构上的重要特点[ 1]。
　　从路风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发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文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单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社会学对单位的研究,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角度:一是单位组织的宏观制度结构;二是单位组织内部的关系和行动结构。宏观制度结构的视角,是指将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单位透视社会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单位构成了这种制度结构的浓缩点。这一研究视角,在一定意义上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特定制度的强调相关联强调单位在资源分配、控制和整合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 10]。从宏观制度结构研究这个角度进行单位研究的包括路风的单位起源的研究;李汉林和卢汉龙的城市社区和单位的研究;谭深的单位保障研究;李路路的单位资源、权力的研究;李培林的单位制和国有企业研究;于显洋的单位意识的研究;边燕杰的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杨晓民的单位作为制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李猛的单位是一种制度化组织的研究[ 11]。一部分社会学家认为,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强调单位与制度结构的关系,强调单位的控制、统治、整合、调控的性质,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单位的内部机制和单位体制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意外后果分析不够,忽视了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单位的独特特征来自于在不断制度化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某种自由空间,他们对单位制度化组织特点和单位内行动结构的分析,印证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同时将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和权力学派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单位的结构。
　　3.对小城镇发展模式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松动,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提速,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如何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找到出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费孝通从家乡吴江破题,采用实地考察、类型比较、功能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吴江小城镇进行了分析解剖。提出了!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十字研究课目,研究探析中国城乡结构、人口分布以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费孝通指出,我国的农村城市化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小城镇介于城市与乡村,兼有城乡特点,是城乡生产交换、生产方式及经济社会建设的纽带。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走小城镇发展模式,建设颇具开放特色的新型小城镇。通过调查比较,费孝通又提出了小城镇发展模式的概念,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传统区域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