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答记者问
一、您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出的一种最集中或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答：首先我要说明一下何为“文化呈现”。我认为，文化最重要的呈现，不是呈现于报纸、刊物、图书馆之中，而是呈现在“活人”身上。活人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人走到那里，文化就跟到那里。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在活人身上的最集中的特征是欲望膨胀、欲望燃烧，是活人成为自身欲望的人质。这种燃烧的欲望的外在表象是对功名、对财富、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前不久，我在韩国的演讲中曾说，当今世界已进入追逐金山银山而遗忘灵山的时代，中国文化也不例外。李泽厚先生前些时也说，当代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可以用“四星高照，灵山何处”八个字来概说。四星是指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之星，此四星皆是欲望之星，或者说是刺激欲望燃烧之星。人有欲望的权利，社会应当承认欲望的合法性，古老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是反人性的伪命题，我们不能接受。但作为人，还应当承认有比欲望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人的灵魂。可惜当下人的灵魂全被金钱抓住了。四月初，我在纪念母校厦门大学诞辰90周年时所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就说，现在人类正在发生集体变质，人类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这就是金钱动物。这种生物正在共同崇奉一种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当代中国文化也很集中地呈现出这一伪宗教的狂热。
二、 在您看来，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状况？
答：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已摆脱被横扫、被践踏、被围剿的恶劣处境，现在中国文化包括孔夫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都已受到尊重，处境已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状况是值得我们高兴的状况。但是，当下中国文化所处的环境又有非常恶劣的一面，这就是市场商业潮流对文化的腐蚀、冲击、挤压。这种种冲击包括把文化变成商品即文化的商品化，这一“化”必定使文化充满铜臭气，并且使一部分精英文化包括一部分真文学真艺术被窒息被排斥，而另一部分假文学假艺术则被炒作被捧上天。现时代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在发生两种“倾斜”，一是向物质倾斜（排斥精神）；二是向工具理性倾斜（排斥价值理性即真善美）。在倾斜中，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金钱的权威统治一切，这种环境带有高密度的病毒，它使文化发生病变，使文化主体发生变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各种文化特别是教育文化最要紧的是在自己身上培育一种免疫力，即守持文学的初衷与文化的初衷（文学与文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人尤其是提升人的灵魂质量），与市侩习气等社会风气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以免把人性底层尙存的美好部分被物质潮流卷走。
三、 您对当代中国文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它应该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答：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人类世界最伟大的人文传统有两个，一个是欧洲人文传统，二是中国人文传统。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严重极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从来没有这么低过。西方经济危机的背后乃是深刻的人文危机与思想危机，在这种大语境下，我对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热烈的期待，我期待中国的感悟文化能补充西方的逻辑文化乃至程序文化，期待中国的尙和文化能调节西方的尙武文化，期待中国的人际温馨文化能叩问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期待中国的德育文化能启迪西方的教育文化，甚至还期待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能平衡西方的“以神为本”的文化。但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状况使我不敢期待。唯一敢期待的是中国文化“返回古典”，即回到原点，回到原典，“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但这不是复古，而是在充分尊重文化初衷和经典本义的前提下对古典进行现代性的提升——为了当代中国人更健康更优秀更幸福而提升。就以“复归于朴”而言，不仅应回到质朴的生活（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奢侈的时代），而且应回到质朴的内心和质朴的语言。
四、关于文学，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它最大的文化美感和社会价值在什么地方？
答：文学是社会各领域中最自由的领域。政治、经济、历史、新闻、科学技术都只能涉及有限时空，只有文学拥有无限的自由时空。如果必须不得不给文学下定义，只好说，文学是自由情感的语言存在形式。人类历经千辛万苦，神经所以不会断裂，与文学艺术有关。文学艺术使人类在某些瞬间赢得对自由的体验。严格地说，现实生活是没有自由的，政治领域、伦理领域、科学领域都没有自由，标榜新闻自由的当代媒体也没有自由。现在的媒体均是一仆二主，即均有两个主人，一个是政治老板，一个是财团老板。自由只存在于纯粹精神领域，即文学艺术领域。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在政治、经济、新闻等抵达不到的地方大放光彩。
文学最大的文化美感与价值，不在于它的文采，更不在于它的所谓“倾向”，而在于它的“心灵”，即在于它能切入人的心灵和呈现人的心灵，能帮助人类作心灵的提升。我一再说，文学离不开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等三大要素，而心灵是第一要素。《封神演义》情节曲折，也有想象力，但不是上乘文学作品，就因为它未能切入心灵。《红楼梦》所以能赢得无与伦比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塑造了名为“贾宝玉”的一颗人类社会最单纯的心灵和相关的少女心灵体系。
五、在您游历西方多年的经验之后，您感觉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最大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又是什么东西促使形成了这些区别和联系？而这些区别和联系，将怎样推进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答：在《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中，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回答。就古代传统文学而言，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精神内涵的重心，也可称之为文学基调，是“乡村情怀”；而西方文学基调则是“灵魂呼告”。所谓乡村情怀，是指人际的交往、纠葛以及交往中所派生出来的友情、恋情、亲情、世情等等。所谓“灵魂呼告”则是指灵魂内部的冲突、挣扎、堕落、救赎等等。其所以会产生这种区别，是因为西方文学有一宗教大背景，而中国文学缺少这一背景。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化是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即只有人世界、此岸世界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两个世界的文化，即人与神、此岸与彼岸并存的文化。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情感源泉是人，而西方文化的情感源泉则是上帝。这种区别使西方文学中的“灵魂维度”比较“强大”，而中国文学的“灵魂维度”则显得比较“微弱”，或者说，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缺少“灵魂深度”。但中国文学中的人际温馨美、诗意美则绝对不会在西方文学之下。中国文化中的“灵魂”概念，其内涵与西方文化的“灵魂”概念很不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两者都承认有一种高于肉体甚至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只不过是西方认为这一存在就是天主（上帝），而中国则宽泛地把灵魂解释为对天、地、君、亲、师等圣物的敬畏与信仰。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无神论文化，是以觉代替神、以悟代替佛的文化，是以圣贤代替上帝的文化，以“天道”代替“天主”的文化。中国作家即使不能开掘灵魂深度，但也可以开掘人性的深度。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在理论上探讨，而实际上，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所有的文学天才都是个案，都不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也不在乎“文学的发展趋势”，好的作家应当反趋势、反潮流、反风气，甚至反“文化定势”。
六、 请您自我推荐一本，您认为自己最典型的一部作品。如果要再出一本书，您将会有什么样的方向？或者说下一步，您将关注的是什么？
答：我出版的学术专著和散文集已超过四十部，连同选本、修订本、再版本已近一百种。你让我自荐一本自己认为最典型的作品，实在不容易。不过，我可以说，出国后二十二年，我出版的作品，较重要的有《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和《漂泊传》（“漂流手记”十卷的选本），合著的则是《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和《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今年我将满七十岁，在今后十年最重要的创作岁月里，除了将整理出海外的课堂讲座稿之外，还想写一部尽可能打通中西文化血脉、也打通文史哲的书。
七、 请用一句话描述，你眼中的当代中国。
答：在我眼中，当代中国是一个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并且是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换种说法，也是如下一句话：
当代中国是农业中国转型为工业中国与商业中国的巨大国度。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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