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消防支队地址电话:跳出惯性思维采写优秀新闻的路径

■文连元
发散思维，又称扩散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设想，探求多种答案，最终获得最新最优解决方案的思维方法。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和新闻求新的要求相一致，所以长期被一些记者有意或无意地采用。可以说，大部分优秀新闻都是记者发散思维的产物。
但是，过去很少有人从发散思维角度去探讨这些优秀新闻的形成过程，一些报社在招聘记者时也很少考察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造成了许多记者在新闻采写中“一条道跑到黑”，只有苦劳，没有功劳。而记者恰恰是个“只承认功劳，不承认苦劳”的职业，读者只要看新闻的结果，记者背后付出再多艰辛最后新闻质量一般，读者也不会认可这张报纸。由于思维限制，许多记者终其一生，也只能写些大家都常见的“大路货”，难以实现自身的超越。
在一次招聘记者考试中，笔者出过一道发散思维考察题：“如果你当上了记者，部主任派你到外县采写一个普通人物新闻，可是你走到半路，通往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被洪水冲断了，你应该怎么办？”结果很多人回答“我就是趟河也要到达县城完成采访任务”“我去找条船过去继续采访”，只有少数考生写出正确答案：“洪水冲断公路，说明这是个比人物新闻更重要的突发新闻，向报社汇报，立即投入抗洪救灾的采访”。正是缺乏发散思维，让许多考生眼中没有新闻。其实，就是在正式记者中，不会发散思维的人也不少。有的记者在奔向采访目标时遭遇几个小时的大堵车，只知道抱怨今天的稿件泡了汤，却意识不到眼前的堵车事件和为什么堵车就是一条很好的新闻。
那么，如何进行发散思维，才能跳出思维的怪圈，写出获奖优秀新闻作品呢?有三种方法值得借鉴。
一、跳出惯性思维的自我设限，靠观察事实发散思考
1990年9月，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全国许多记者前去采访。大多报纸记者都是写的建设成就报道，标题如《飘落在辽东半岛上的一条彩带》《驮起中国的脊梁》等，只有《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用《中国第一路》为题，写了路与人的反差——牛车、马车、拖拉机上路，让高速路变成了低速路；写路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反差——国产车经受不住高速，轮胎冒烟，油箱起火，屡屡抛锚；写中国人的观念和产业怎样适应高速……一篇优秀新闻由此产生了。
这个著名案例被许多新闻论著采用过，但还没有人从发散思维的角度去剖析过：应该说，许多记者接到沈大高速的采访任务，脑袋中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篇重大建设成就的报道”。这是一种习惯思维，其实没有一个人要求记者必须这样写。记者这种判断，源于以前自己或其他记者同类报道的写作方向，是一种经验总结，因而也就落人俗套。也正是这种自我设限，让许多记者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所有材料全是围绕证明成就而采访的，自动在心中屏蔽了那些与成就看起来无关的内容，因而难以出新。马役军则跳出了这种思维怪圈，不对新闻主观定位，把那些看起来与成就不合拍的事实全都采访到手，再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发散思维，在写建设成就的同时，写出了深度的思考，因而在众多面孔相似的文章中显得独树一帜。因此，记者要想写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不要对思维设限，全盘掌握事实后再发散思维。
二、跳出报社安排的任务思维，在任务之外发散思考
1995年，在八届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记者们围住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采访。第二天，大多记者发出的报道都是邓楠谈科技等内容，而新华社记者却发出了一条独家消息《邓楠说，小平同志身体很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来这篇报道获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为什么这篇报道反响大?因为它回答了海内外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身体到底怎么样?通过邓小平女儿的口透出这样的信息，对稳定人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是新华社记者刘思扬讲到了一个案例，意在说明“记者要善于回答时代命题”。从发散思维角度考察，也许对记者采访更有意义。据说，第二天报纸出来时，有个大报老总拍了桌子，批评自己的跑会记者脑袋“一根筋”，好不容易见一次邓楠却没抓住这么重大的新闻。那么，跑人大会议的记者思维出了什么问题呢?一般情况下，报社领导安排记者采访什么会议时，他并不可能预见会场会发生哪些具体的新闻，只是笼统地让记者去采访这个会议。而有些记者往往把报社安排的任务理解为“只是采访这次会议”，这样就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一个单纯的任务里，对在会场可能采到的其他新闻视而不见。新华社的记者则跳出了这个思维局限，去采访一个会议，就把会议当成一个“新闻场”，凡是可能在这里获得的一切新闻，无论与会议主题内容有关还是无关，全都是新闻，甚至会外的可能是更重要的新闻。这样，他的视角中邓楠就不只是与会代表的身份了，也是邓小平的女儿这一特定身份，由她身上挖出“小平同志身体状况”这一万众瞩目的重大新闻，是理所当然的采访内容。因此，记者想写标新立异的新闻，必须把身边的一切当成新闻发生场，切不可只奔主题。
三、跳出记者身份的采访思维，以普通身份发散思考
2001年11月10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加入WTO终于一槌定音。那一刻，许多记者涌向龙永图，涌向中国代表团，请他们谈人世的艰辛。《北京晚报》的特派记者郭强、侯振威并未满足于这些，这样采访只能写一个和新华社差不多的消息。第二天凌晨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正在清场。“何不拿点纪念品回去呢?”郭强在一堆凌乱的椅套中扒拉着，找出了印有“CHINA”字号的椅套，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收入包中。郭强突然看到主席台上的“入世槌”，灵机一动就问：“这个能让我们带回去吗?它对中国意义非同一般，见证了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工作人员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赶紧把“入世槌”装进了包里带回了北京。之后，《北京晚报》连续一个多月热炒：本报记者将“入世槌”带回国，请各界人士为其保存提建议。最终“入世槌”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北京晚报》靠这一策划性新闻，成为中国入世报道的最大的赢家。
这一经典新闻案例，许多人从新闻差异化角度分析过它。但是，差异化是结果，记者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发散思维才能做到差异化。可以想象，面对众多中央级媒体同行，许多记者在这场中国入世的新闻大战中为了写出独家角度，疲于奔命地采访，却难以一鸣惊人。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们的思维一直都把自己限定为一个记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为记者只能采访别人，记录别人的言行。而郭强则不是，他跳出了记者行业思维，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一个收藏爱好者，一个历史见证者，不仅记录历史，而且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影响历史，因而轻轻松松地拿回了“入世槌”，成为足足够报纸报道一个多月的独家“猛料”。身份一变，思考的角度就变了，他不只是新闻记录者，而且成为被记者采访的被记录者，成为创造新闻的人，反过来影响了新闻进程。因此，如果记者要采写独家新闻又没有思路，不妨换个角色，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来发散思考，就会写出百姓关心和关注的好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