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路灯升降机图片:繁华石路的前世今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1:57:13
繁华石路的前世今生
苏州金阊 www.jingchang.gov.cn 2011-10-17 09:03:27
苏州阊门曾是中国东南的地标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强国霸王”之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第一项“立城郭”就建造了国都阖闾城，苏州从此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由于吴国之西就是强大的楚国，因此，建城之初，西北城门“阊门”还因为阖闾率大军由此处开始远征楚国，而一度更名为“破楚门”。天遂人愿，公元前506年，阖闾在两位天才军事家孙武和伍子胥的辅助下，以一场“柏举之战”直入楚都郢，建立了“春秋五霸”的基业。
当时，吴国和“破楚门”的盛名一定是传遍了天下。唐《吴地记》云：“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虽然孔夫子是一代贤人，但目力当不至于在泰山顶上远隔千里望见吴都的阊门，然而在如此“托圣人言”中提到阊门，可见阊门名气有多大。
到了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孙坚传》时，创吴国基业的孙坚又与阊门发生了一个关联。书中说到，孙坚的母亲怀孕时“梦肠出绕吴昌门”，这个场景当然有点恐怖，孙母想想害怕就向邻家的一位母亲倾诉，不料后者却祝贺她：“安知非吉征也！ ”顾颉刚先生在引用这条史料时，评论道：“按孙坚为富春人，其立业所在亦与吴中无与，何以以肠绕昌门为吉征也？ ”老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孙坚与吴都阊门还不怎么“搭界”之际，区区一个家庭主妇就知道“吴昌门”是了不起的好地方呀。还是在《三国志·孙权传》中，孙坚的小儿子孙权于公元前229年在武昌建国号“大吴”称帝之前，吴中苏州一带正在传唱一首童谣：“黄金车，班兰耳，开昌门，出天子。 ”歌词的意思是，黄金做的车子啊，好不色彩斑斓；打开那阊门啊，真命天子就会出现了。中国古人常有用天现祥瑞、童谣传唱的形式，来预言大事将要发生的习惯。顾颉刚认为，孙权称帝前流传的这个童谣也证明了古人将“昌门”之重要已提升到了要“出天子”的程度上了。所以说，阊门在建成之初，就因为其重要性而代表了苏州，代表了中国东南，成为一个口耳相传的重要“地标”。
发达的水路交通成就了苏州
交通便利与否，是考察一座城市发展、变迁的指标之一，在全靠舟船车马的古代，这个指标尤显重要。
苏州从建城伊始，就是一个水路交通发达之地。吴国南向越国、西出楚国，俱以水路交通为上。据《吴地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吴、越之间还曾开挖了一条“通陵”渠，以便利两地来往，加强管理。
隋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段拓宽浚深直至杭州，虽然国家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是，水路交通却把江南一带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唐玄宗天宝年间，北方边境不宁，国防开支大增，苏州成了北方军粮的供应和转运基地，杜甫在《后出塞》中写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这也是苏州的水上交通可由海路出行的一个例证。到了稍晚些的唐德宗时，韩愈已写下了：“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所谓江南之中又以苏南浙北的“三吴”最为发达，杜牧说：“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樊川文集》卷十四）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白香山集》卷五十九）。
苏州以自己的实力和贡献获得了褒扬。唐朝将全国州郡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辅为京畿之地，其他各地根据其经济实力和军事重要性而划分等级，苏州由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唐初由上州升为紧州，大历十三年（778年）又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运河入苏州城的第一门阊门一带因为是南北交通贸易往来的必由之处，迅速开始繁荣兴旺起来。太湖、长江、运河、东海，从各条水路而来的舳舻、扁舟之上的货物、粮草云集于斯；各色人等之间的交流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故有论云，自唐始，苏州开始兴盛。
商人登上舞台谱写新四民论
到了明代中期，苏州更以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以城中心乐桥为界，桥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著称，桥西半城以商品流通、贸易著称。嘉靖初年的《吴县志》载：“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阊门北码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钲鼓，昼夜不绝，绮罗箫管，游泛无禁。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为然。自此过钓桥，水北流，由南濠至枫桥将十里，人烟相续，而枫桥为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麦、棉花大贸易咸聚焉。 ”
上文所述，今天我们只能从文人的诗词与笔记，史家的考据与评价中看到。若要深究一步，这些种种成绩到底是由哪一类人来实现的呢？估计最大的力量应该来自行商坐贾，即商人也。
来看两个故事：
一是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下》中记录的，苏州皋桥西边有一家南货铺，店名“孙春阳”。这个南货铺非同小可，铺中所售之物是可以进贡京城的。店主孙春阳是宁波人，明朝万历年考童子试没通过，就放弃了读书一路，转而经商。他来到苏州后，在吴趋坊北口开了一个小店铺。他把自己的店铺设计成了仿佛苏州府衙门机构那样，开出六个部门，有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交易时，给钱、取票、发货，店中有一位总管，一天一小结当日交易，一年一大结。钱泳无比感叹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 ”
孙春阳首创的类似现代百货业的经营方式，是有其个人弃儒就商的深刻印记的，把衙门的“六房”管理模式拿来经营自己的南货铺子，难怪孙春阳南货店“寿可敌国”了。
第二个故事，清道光年间的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有一个记录：新安人汪氏在苏州阊门附近开了一家布店叫益美。为了竞争，汪先生想出了一个金点子，他悄悄地告诉裁缝，用益美所售布匹的机头商标来店里，可以兑换银二分。裁缝当然乐得如此，于是大家伙纷纷向客人们推荐益美的布“质量好”，于是益美一年能出售布约百万匹。十年后，汪先生已成了商人中最富的一位了，“益美”号的布也遍行天下。以至于二百年间，远至北方的大漠南北，顾客们还在称赞益美的布就是好。
汪先生巧用“回扣”的自由竞争手段，取得了重大成功，据说，后来还因富而贵做了官。
从先秦时期开始，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绵延了千余年。但是到了经济发达的明清之际，儒家和商人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开始重新估量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价值。士农工商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成了士、商、农、工，而且还可继续划分出大、小之别，士与商皆属大。这个大的基础，就是孙春阳和汪先生这样的巨贾们创造出的财富。人都是新苏州人，估计他们当日来到苏州时，也许恰恰是乘船从运河抵苏州，或是从新安乘船经太湖到苏州的。
沪宁铁路开启现代商业巨闸
在农耕文明时代，阊门的繁华、石路的兴盛，有着许许多多的案例可以佐证。机缘凑巧的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后，又一次交通方式的革命把阊门外的石路推向繁华的顶峰。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清政府被迫同意开放苏州等四城市为商埠。7月19日，光绪皇帝发出一道谕旨，宣称“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并提出救亡图存的六项“力行实政”，修铁路被列为首项。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建议清政府修建吴淞至江宁的铁路，并从苏州接一条支路到杭州。
1898年，英国政府以最惠国待遇为由，向清政府索办沪宁铁路，处于弱势的清政府只能同意商办。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准许英商出资承办沪宁铁路。 1903年又正式签订借款合同，先后共借款290万英镑。 1905年4月25日，沪宁铁路分开成上海—苏州、苏州—常州、常州—镇江、镇江—南京四段同时开工。经过三年建设沪宁铁路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1日全线通车，当时线路全长311公里，由上海北站至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车站37个。 1908年4月3日的《申报》报道了“沪宁铁路开车典礼”﹕“沪宁铁路告竣，定于三月初一开车。全路通行镇道刘观察亲至京岭下总车站举行开车典礼式。中西官绅到者甚多，颇极一时之感。 ”当时上海到南京的火车需要10个小时。沪宁铁路通车的同时也设立了“沪宁铁路管理局”，即上海铁路局的前身，该局名义上派有华人主持局务，但管理实权仍在英国人手中。沪宁铁路的经营管理权直到1929年后才由国民政府铁道部逐步收回。
据传，在沪宁线筹建过程中，日本人曾买通英国商人，想让铁路线经过苏州城南日租界后再至石路。日本人想出这招，无非也是看中了铁路通行带来的巨大商机。但是在苏州各界的强烈反对之下，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铁路仍从城北经过。
随着沪宁铁路的开通，阊门外相继开通了大马路、石路、横马路以与火车站相通。众多的旅店、酒店、茶楼、百货店纷纷开出，百年石路的辉煌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本文参考：顾颉刚著《苏州史志笔记》、《苏州史志笔记补遗》；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苏简亚编《苏州文化概论》）（摘自《姑苏晚报》）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细节，两位成功的大商
苏州金阊 www.jingchang.gov.cn 2011-10-17 09:03:27
苏州阊门曾是中国东南的地标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强国霸王”之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第一项“立城郭”就建造了国都阖闾城，苏州从此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由于吴国之西就是强大的楚国，因此，建城之初，西北城门“阊门”还因为阖闾率大军由此处开始远征楚国，而一度更名为“破楚门”。天遂人愿，公元前506年，阖闾在两位天才军事家孙武和伍子胥的辅助下，以一场“柏举之战”直入楚都郢，建立了“春秋五霸”的基业。
当时，吴国和“破楚门”的盛名一定是传遍了天下。唐《吴地记》云：“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虽然孔夫子是一代贤人，但目力当不至于在泰山顶上远隔千里望见吴都的阊门，然而在如此“托圣人言”中提到阊门，可见阊门名气有多大。
到了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孙坚传》时，创吴国基业的孙坚又与阊门发生了一个关联。书中说到，孙坚的母亲怀孕时“梦肠出绕吴昌门”，这个场景当然有点恐怖，孙母想想害怕就向邻家的一位母亲倾诉，不料后者却祝贺她：“安知非吉征也！ ”顾颉刚先生在引用这条史料时，评论道：“按孙坚为富春人，其立业所在亦与吴中无与，何以以肠绕昌门为吉征也？ ”老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孙坚与吴都阊门还不怎么“搭界”之际，区区一个家庭主妇就知道“吴昌门”是了不起的好地方呀。还是在《三国志·孙权传》中，孙坚的小儿子孙权于公元前229年在武昌建国号“大吴”称帝之前，吴中苏州一带正在传唱一首童谣：“黄金车，班兰耳，开昌门，出天子。 ”歌词的意思是，黄金做的车子啊，好不色彩斑斓；打开那阊门啊，真命天子就会出现了。中国古人常有用天现祥瑞、童谣传唱的形式，来预言大事将要发生的习惯。顾颉刚认为，孙权称帝前流传的这个童谣也证明了古人将“昌门”之重要已提升到了要“出天子”的程度上了。所以说，阊门在建成之初，就因为其重要性而代表了苏州，代表了中国东南，成为一个口耳相传的重要“地标”。
发达的水路交通成就了苏州
交通便利与否，是考察一座城市发展、变迁的指标之一，在全靠舟船车马的古代，这个指标尤显重要。
苏州从建城伊始，就是一个水路交通发达之地。吴国南向越国、西出楚国，俱以水路交通为上。据《吴地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吴、越之间还曾开挖了一条“通陵”渠，以便利两地来往，加强管理。
隋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段拓宽浚深直至杭州，虽然国家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是，水路交通却把江南一带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唐玄宗天宝年间，北方边境不宁，国防开支大增，苏州成了北方军粮的供应和转运基地，杜甫在《后出塞》中写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这也是苏州的水上交通可由海路出行的一个例证。到了稍晚些的唐德宗时，韩愈已写下了：“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所谓江南之中又以苏南浙北的“三吴”最为发达，杜牧说：“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樊川文集》卷十四）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白香山集》卷五十九）。
苏州以自己的实力和贡献获得了褒扬。唐朝将全国州郡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辅为京畿之地，其他各地根据其经济实力和军事重要性而划分等级，苏州由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唐初由上州升为紧州，大历十三年（778年）又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运河入苏州城的第一门阊门一带因为是南北交通贸易往来的必由之处，迅速开始繁荣兴旺起来。太湖、长江、运河、东海，从各条水路而来的舳舻、扁舟之上的货物、粮草云集于斯；各色人等之间的交流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故有论云，自唐始，苏州开始兴盛。
商人登上舞台谱写新四民论
到了明代中期，苏州更以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以城中心乐桥为界，桥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著称，桥西半城以商品流通、贸易著称。嘉靖初年的《吴县志》载：“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阊门北码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钲鼓，昼夜不绝，绮罗箫管，游泛无禁。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为然。自此过钓桥，水北流，由南濠至枫桥将十里，人烟相续，而枫桥为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麦、棉花大贸易咸聚焉。 ”
上文所述，今天我们只能从文人的诗词与笔记，史家的考据与评价中看到。若要深究一步，这些种种成绩到底是由哪一类人来实现的呢？估计最大的力量应该来自行商坐贾，即商人也。
来看两个故事：
一是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下》中记录的，苏州皋桥西边有一家南货铺，店名“孙春阳”。这个南货铺非同小可，铺中所售之物是可以进贡京城的。店主孙春阳是宁波人，明朝万历年考童子试没通过，就放弃了读书一路，转而经商。他来到苏州后，在吴趋坊北口开了一个小店铺。他把自己的店铺设计成了仿佛苏州府衙门机构那样，开出六个部门，有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交易时，给钱、取票、发货，店中有一位总管，一天一小结当日交易，一年一大结。钱泳无比感叹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 ”
孙春阳首创的类似现代百货业的经营方式，是有其个人弃儒就商的深刻印记的，把衙门的“六房”管理模式拿来经营自己的南货铺子，难怪孙春阳南货店“寿可敌国”了。
第二个故事，清道光年间的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有一个记录：新安人汪氏在苏州阊门附近开了一家布店叫益美。为了竞争，汪先生想出了一个金点子，他悄悄地告诉裁缝，用益美所售布匹的机头商标来店里，可以兑换银二分。裁缝当然乐得如此，于是大家伙纷纷向客人们推荐益美的布“质量好”，于是益美一年能出售布约百万匹。十年后，汪先生已成了商人中最富的一位了，“益美”号的布也遍行天下。以至于二百年间，远至北方的大漠南北，顾客们还在称赞益美的布就是好。
汪先生巧用“回扣”的自由竞争手段，取得了重大成功，据说，后来还因富而贵做了官。
从先秦时期开始，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绵延了千余年。但是到了经济发达的明清之际，儒家和商人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开始重新估量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价值。士农工商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成了士、商、农、工，而且还可继续划分出大、小之别，士与商皆属大。这个大的基础，就是孙春阳和汪先生这样的巨贾们创造出的财富。人都是新苏州人，估计他们当日来到苏州时，也许恰恰是乘船从运河抵苏州，或是从新安乘船经太湖到苏州的。
沪宁铁路开启现代商业巨闸
在农耕文明时代，阊门的繁华、石路的兴盛，有着许许多多的案例可以佐证。机缘凑巧的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后，又一次交通方式的革命把阊门外的石路推向繁华的顶峰。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清政府被迫同意开放苏州等四城市为商埠。7月19日，光绪皇帝发出一道谕旨，宣称“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并提出救亡图存的六项“力行实政”，修铁路被列为首项。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建议清政府修建吴淞至江宁的铁路，并从苏州接一条支路到杭州。
1898年，英国政府以最惠国待遇为由，向清政府索办沪宁铁路，处于弱势的清政府只能同意商办。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准许英商出资承办沪宁铁路。 1903年又正式签订借款合同，先后共借款290万英镑。 1905年4月25日，沪宁铁路分开成上海—苏州、苏州—常州、常州—镇江、镇江—南京四段同时开工。经过三年建设沪宁铁路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1日全线通车，当时线路全长311公里，由上海北站至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车站37个。 1908年4月3日的《申报》报道了“沪宁铁路开车典礼”﹕“沪宁铁路告竣，定于三月初一开车。全路通行镇道刘观察亲至京岭下总车站举行开车典礼式。中西官绅到者甚多，颇极一时之感。 ”当时上海到南京的火车需要10个小时。沪宁铁路通车的同时也设立了“沪宁铁路管理局”，即上海铁路局的前身，该局名义上派有华人主持局务，但管理实权仍在英国人手中。沪宁铁路的经营管理权直到1929年后才由国民政府铁道部逐步收回。
据传，在沪宁线筹建过程中，日本人曾买通英国商人，想让铁路线经过苏州城南日租界后再至石路。日本人想出这招，无非也是看中了铁路通行带来的巨大商机。但是在苏州各界的强烈反对之下，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铁路仍从城北经过。
随着沪宁铁路的开通，阊门外相继开通了大马路、石路、横马路以与火车站相通。众多的旅店、酒店、茶楼、百货店纷纷开出，百年石路的辉煌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本文参考：顾颉刚著《苏州史志笔记》、《苏州史志笔记补遗》；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苏简亚编《苏州文化概论》）（摘自《姑苏晚报》）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细节，两位成功的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