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自查报告:吴稼祥：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3)

吴稼祥：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3)

　　以我看，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法宝是俭。圣人要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这样才能不与民争利，才能在利益面前退让，不为天下先，才能慈爱得起来。

　　用好了这三大法宝，圣人就能树立起绝对的德性权威，受到人民的爱戴。江海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面；圣人为民之王，是因为他不为天下先，如同百川乐于归海一样，众人也乐于归附圣人。

　　老子的道德理想国没能建立起来，德性权威在战国时代也很难找到。不是说老子的德性权威落差理论没有价值，而是说他的理论不合时宜。道德可以使治世更治，但很难让乱世变治。如同补药可以强壮身体，但不能解热退烧。一个当了国家元首的人突然失去德性权威，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但出现一个德性权威却不能立即使天下大乱变成天下大治。由乱变治还需要许多别的条件。

　　六 神授权威的确立与第一次政体危机的终结

　　儒、法、道三家学说的命运耐人寻味。让秦王朝成功的法家学说随着秦王朝的成功而失败，被秦帝国焚烧和活埋的儒家以及被其遗弃的道家学说，却随着秦帝国的失败而成功。原因或许是，法家学说是打天下的学说，儒道学说是治天下的学说。叔孙通就对汉高祖说过：“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65

　　对于秦的灭亡，很多人总结过很多教训，比较著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66这是千古不刊之论。

　　贾谊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以暴力夺取的政权，不能以暴力守。这比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同类命题要妥贴些，亚氏说，暴力产生的政权是速朽的。支持他的论据是他的学生亚力山大大帝的实践，不支持他的论据更多。中国从商朝开始，几乎所有王朝都产生于暴力，但速朽的主要是秦朝和隋朝。

　　速朽的不是暴力取得的政权，而是以暴力治理的政权。不是不能用暴力，恰恰相反，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清除；而是不能用持续的暴力。这就是攻守异势：攻用暴力，守用仁义。以仁义守天下是仁政，以暴力据天下是暴政。

　　但是，秦、隋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秦朝是政体危机与政权危机同时爆发，隋朝则只有政权危机，没有政体危机。政体危机是名义权威落差失效的结果，政权危机则是实际权威落差不当造成的。

　　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彻底废除了旧的政体权威落差形式──氏族血缘权威落差，但是，它并没有着力建设新的政体权威落差，它依赖暴力。这也是它过分使用暴力的一个结果。

　　新的政体权威落差是神授权威落差。在中国，神授权威的建立以龙与皇权的统一为标志，即所谓“真龙天子”是也。此前的血缘权威的崇拜物则不是龙。这可以从历代王朝始祖的传说中看到。据《史记》记载，殷商的始祖契是“玄鸟”的化身（契的母亲吞下一颗玄鸟卵而怀契）67；周的始祖弃是巨人的化身（弃的母亲不小心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上了他）68；秦的始祖大业也是玄鸟的化身（其母也是吞玄鸟陨卵而怀大业）69。秦始皇的血缘来历则很可疑，他连玄鸟的后裔都够不上，史载他可能是郑国商人吕不韦与其出身于歌妓的小妾的私生子。

　　这样一个很不神圣的身世，要建立万代不易的基业本就很难。可统一中国后，秦始皇非但不神化自己的政体，反而只吹嘘自己的武功，到处勒碑刻石，耀武扬威。他对自己王朝的寿命其实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的寿命，到处求神拜仙，寻丹觅药，劳民伤财，上当受骗。

　　汉王朝则不同，它神化自己的工作做得很细致。首先，汉高祖不再被描绘为怪鸟巨人的私生子，而直接就是龙种。《史记》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70其次，龙种又进一步得到印证。作为亭长，刘邦有一次押送囚徒，夜行泽中，亲手斩一大白蛇。有老妇夜哭，说是她的儿子乃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杀了云云。而秦秦始皇也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逃亡藏匿在山泽岩石之间，其妻带人找他，一找一个准，人们奇而问之，她说刘邦所居之处的上空常有云气，潜台词是，云从龙，风从虎，找到了云就找到了真龙天子刘邦。第三，把这一神话广为传播，并树为旗号。刘邦被推为沛公时，祠黄帝，旗帜皆赤，以表示是赤龙之子的军队。

　　从此之后，龙就成了皇家的专利。妄言自己与龙正当或不正当关系的，不是当上了皇帝，就是掉了脑袋。曾国藩的家人也只敢说他是蟒蛇精投胎。想陷害他的人故意诬告他妄称自己是龙种。 　　汉王朝基本上完成了神授权威的建设工作，解除了政体危机；并废除了秦苛政，缓解了政权危机，使汉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稳定、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从汉朝以后，两千年里没有发生过政体性的权威落差危机，原因是没有人对神授权威提出过致命的质疑。其间所发生的动乱，都是民族入侵和政权危机导致的。

　　七　神授权威的失效与近一个世纪的探索

　　如果说中国血缘权威是得了慢性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慢慢死亡的话，那么，神授权威则是得了从西方进口的急性政治传染病，突然死亡的。它的讣告是辛亥革命者们撰写的。

　　有过一次借尸还魂的尝试，那就是袁世凯唱的一出恢复帝制的闹剧，没有几天就收了场。真龙天子的神话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想当皇帝的鬼话。

　　从此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政体危机。这次危机带有世界性。所有废除了帝制而又没有完成向民授权威过渡的国家，都陷入了这一危机。于是，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探索。

　　某种规律在起着作用。中间又插入了暴力权威或德性权威的政权形式或两种权威的混合形式。法西斯政权、军人独裁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相继问世。在中国，从北洋军阀政权到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到毛泽东的延安革命政权，都是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因而也都属于暴力权威。

　　可以想见，这样的政权不可能并存，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在一个消灭另一个之前，在所有这样的政权都由暴力权威转变为民授权威之前，相互之间使用的暴力是不会结束的。蒋介石统一军阀之后，他和军阀之间的武力冲突变成了权力摩擦。毛泽东把蒋介石打到台湾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各自都没有放弃消灭对方的决心。暴力冲突给暴力权威落差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和有效性，国共两党各自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消灭对方的必要性和随时动武的可能性，使各自在自己政权内部保持暴力权威落差成为必要和可能。国共两党就是这样一对俏冤家：谁也容不得对方，但谁也少不了对方。曾经隔着海峡互射的炮火，成了为对方提供合法性的“选票”。炮火一停，就表明两岸的权威落差形式开始发生改变。

　　一条台湾海峡成了暴力权威落差的软化剂。武力冲突始终没有发生，而暴力权威政权内部的问题却层出不穷。在第一代靠枪杆子走上权力顶峰的老人谢世以后，第二代领导人很早就开始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他们试图完成从暴力权威向德性权威的过渡。蒋介石的去世和蒋经国的上台有着新旧混杂的政治史含义。首先，它标志着台湾政治由暴力权威落差转向德性权威落差，蒋经国的一生都在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而且不能说没有成就；其次，它还包藏着旧权威落差形式的尾巴，即恢复世袭制权力继承方式。世袭制是血缘权威和神授权威下的最高权力继承方式，血缘代代相承，龙种世世相传，不世袭是不行的。但是，暴力权威和德性权威与世袭制并不相容，与民授权威更不相容，这三种权威都与特定的人格相联系，并不与该人格的儿子相联系。这就是世袭制在当代主流政体中绝迹的一个原因。

　　可以假定蒋经国看到了这一点。暴力权威和他父亲一起寿终正寝，德性权威也将和自己同归西天。他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耗尽了一生的时间，他对自己的儿子们的道德形象并不抱幻想，对世袭制的名誉也不抱幻想。让他们继承自己的权力，台湾政体就将丧失所有的权威落差，混乱和动荡就会来临。这使他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第一，彻底废除世袭制，不让自己的儿子接班；第二，开放党禁，为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民授权威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大陆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为寻求暴力权威的替代形式也进行了艰苦探索，通过经济改革，他确实找到了一种过渡型权威形式：发展型权威。他把政权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中心，保持着手中的政权就是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江山改变颜色。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权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发展是硬道理。71只要目的是正当的，是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作为完成该目的之手段的政权就获得了有效性和合法性。

　　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因推进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而获得人们广泛支持的政治权威，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权威”，我在八十年代末叫它为“新权威”。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本人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1992年的南方系列谈话里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72这段议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发展的道理到底硬在哪里，硬就硬在它能提供一种新型权威，在神授权威向民授权威过渡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这种权威虽然还不是常规型权威，但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八　民权政治取向的战略意义

　　虽然发展型权威在稳定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居功至伟，但它自身的稳定性需要验证。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威，其自身都是一个系统。根据政治系统分析大师大卫．伊斯顿分析，政治系统由系统本身和它所出的环境组成，“这个环境本身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前一部分由与政治系统同处于一个社会中的那些系统所组成。根据我们关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性质的定义，那些系统不是政治系统。社会内部的系统包括诸如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个性之类的种种行为、态度和观念。”73

　　因此，政治权威系统必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第一，维持其他社会内部系统的稳定，其次，设法让自己持续生存。而且第二项任务是完成第一项任务的前提，如果政治系统自身不能生存下去，它非但不能应付其他社会系统的动乱，而且自身就是动乱的根源；不仅不能治乱，反而添乱。

　　对于一个政治权威系统来说，最高权威的维持和更迭总是决定该权威系统持续生存的关键环节之一，最高权威地位越巩固，更迭得越顺畅、越制度化，该权威系统自身的生存能力就越强，维持稳定的功能也就越强。

　　在所有各种类型的权威中，在权威有效期内，最高权威最稳固、更迭得最顺畅的是血缘权威，首先，最高权威的地位不受挑战，因为谁也没有办法把长辈变成晚辈，或把晚辈变成长辈；其次，继承规则也是简单清晰的：在嫡生诸子中，长子优先，在所有子嗣里，嫡生优先。

　　神授权威也不容易发生权力继承困难并能有效地阻止对最高权力的争夺。无论君主之下的人们如何经营，要想通过和平的方式篡夺真龙天子的权力，是几乎没有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人所共知的是武则天篡唐，王莽篡汉，都不长久。在神授权威落差下，对最高权力只能盗窃，不能公开占有。对最高权力的盗窃，一直是神授权威下的痼疾，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权是中国神授君主政治的两个致命伤。

　　但是，君主制下最高权威的稳定的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君主政治制下的权力继承奉行的是血缘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嫡中立长。违反这个原则，就难免发生宫廷斗争，严重时还会酿成天下大乱。在两种情况下，会发生长幼之争：一是因为爱，皇帝想立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儿子为太子，比如汉高祖想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二是因为贤，幼子比长子更有才德，比如唐高祖想立秦王李世民。假如君主生出了一个像刘禅那样的独子，那就不只是君王自己的悲剧，也是所有臣民的悲剧。三国之争，某种意义上成了儿子之争。曹操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家国之叹，而非人才之叹。

　　与血缘权威和神授权威相比，暴力权威和德性权威自我稳定的能力就比较差。它们既解决不好最高权力的争夺问题，也解决不好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从来源上看，血缘关系中的最高权威和被神选中的最高权威都具有唯一性，因而不受挑战，他与他的助手和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威落差基本上是固定的。暴力权威和德性权威都是人格化的权威，他与助手和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威落差是变动的，他们之间的权威落差是扩大还是缩小，取决于他们相互之间道德威望和使用暴力的技术的相对变化：最高权威的道德威望下降，使用暴力的技术衰退，他与下属的权威落差会缩小，从而会鼓励下属产生取而代之的欲望。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最高权威的更迭上。由于道德威望和运用暴力的才能既不能遗传给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转让给自己的学生或下属，所以德性权威和暴力权威很难保证更迭后权威品质的稳定。由于保持权威落差的必要性，德性权威和暴力权威的承担者还必须使用那些道德威望和个人才能比自己低得多的人，让他们在自己在任时做助手，自己卸任时来接班。一旦他选定的接班人威望增长过快，威胁到他的权威落差，他就将更换那个潜在的挑战者。这种政体下的第二把手不断被更换是该政体的常态。这种状态可以被称为“第二把手更换律”。

　　这样，最高掌权人更迭后的德性权威和暴力权威常常会遭遇深刻危机。由于“第二把手更换律”的作用，新首脑的人格威望一般远远低于去世或卸任的首脑。这就很容易诱发政体和政权的双重危机。人格性权威落差的政体，其权威人格突然失去了威望，政体合法性成了问题；首脑威望不高，建立不起对下属的权威落差，才能有限，应付不了各种挑战，结果，既不能保证政治稳定，也不能保证行政效率，还不能保证决策正确。由于这个原因，德性权威和暴力权威很少能生存过三代。德性权威尧舜禹生存了三代，秦帝国没有活过两代，希特勒政权还没有它的创始人的寿命长。

　　总而言之，血缘权威和神授权威作为政体是稳定的，但不能保证它每个政权的伟大，政权状况，要看遗传学和医学上的运气。一旦一个王朝摊上了一个长寿的恶棍、庸才当皇帝，或一个好皇帝像清朝某些皇帝那样染上了难言且不治之疾，国家的苦难便难有尽头。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寥寥无几，庸主、暴君、昏皇、淫帝不计其数。德性权威和暴力

　　在所有的政治权威中，唯有宪政格局下的民授权威既有政体的稳定，也有政权的效率。非人格化的制度保障其稳定，国家首脑的可选择和可更换保障其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前政治发展中的民本和民权倾向，就能理解其长治久安的战略意义。

　　2005年9月于北京

　　参考书目

　　[美] 邓尼斯．朗（Dennis H. Wrong）：《权力论》（Power: it‘s forms, and uses），中文版，第42页，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北京。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希腊语：Αριστοτ??），约前384年-前322年]:《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1103a），参见《亚里斯多德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6页，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Sociologie de la politique: El&eeacute;ments de science politique），中文版，第120页，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北京。

　　[德]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上卷，中文版第238页，或第81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北京。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George H. Sabine）：《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fourth edition, Hinsdale Illinois, Dryden press, 1973）上册，中文版，第270页，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北京。

　　[美〕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论民主》（On Democracy, 1999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第4页，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美] 杰佛瑞．庞顿、彼得．吉尔（Geoffrey Ponton and Peter Gill）：《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s），中文版，第90页，张定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7月，北京。

　　《诸子集成》第3卷、第5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版，1994年7刷。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版，1992年湖北8刷。

　　[美] 詹姆斯． A． 古尔德、文森特． V． 瑟斯比（James A. Gould and Vincent V. Thursby）：《现代政治思想》（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中文版，第252－253页，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北京。

　　《新刊四书五经．四书集注》，中国书店出版，1994年5月。

　　注释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1，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中华书局版，第1册，正文第2页，1956年6月第1版。

　　2 《说文．木部》：“权，黄桦木。”

　　3 《广雅．释器》：“锤谓之权。”；《广雅．仙韵》：“权，称锤也。”

　　4 《论语．尧曰》，引文见《新刊四书五经．四书集注》，[宋]朱熹注，第175页，中国书店版，1994年5月第1版。

　　5  1、《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这里的“权”是称量的意思；2、《吕氏春秋．举难》：“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这里的“权”是衡量和比较的意思；3、《广雅．仙韵》：“权，平也。”这里的“权”是平均和平衡的意思。

　　6 1、《庄子．天运》：“亲权者不能与人柄。”这说的是权力和权柄；《逸周书．大戒》：“权先申之。”孔晁注：“权，谓势重。”这说的是威势和权势。

　　7 《说文．女部》：“威，姑也。从女，从戍。” 《说文》：“姑，夫母也。从女，古声。”

　　8 《论语．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引文见《新刊四书五经．四书集注》，[宋]朱熹注，第45页，中国书店版，1994年5月第1版）此处的威，就是尊严和威严的意思。

　　9  1、《广雅．释诂二》：“威，力也。”2、《商君书．去强》：“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这里指的就是威力和权势的意思。

　　10 该辞条对“权威”的解释是：1、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2、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

　　11  [美] 邓尼斯．朗（Dennis H. Wrong）：《权力论》（Power: it’s forms, and uses），中文版，第42页，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北京。

　　12 这个词的德文原文是“Herrschaft”，许多英文和中文译者将其译成“统治”，在我所引用的林荣远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的名着《经济与社会》中，“Herrschaft”就被译了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