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中的秘密

    王勃的《滕王阁序》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天才之笔，而是事先打了腹稿的有准备之作。王勃发现若干古籍对南昌的记载相互矛盾，故在《滕王阁序》中不动声色地嘲弄了历代学者的疏失，以此显示其惊人才华。

    为何出现天文常识错误

    滕序中对南昌天文的描述，多受后人讥笑。翼轸牛斗并列，必有一错，且三江五湖不明。查《汉书·地理志》：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

    细阅之下，发现《滕王阁序》开篇竟脱胎于此，如“楚地翼轸之分野”（星分翼轸），衡庐若指山则分别在楚地、吴地之中（地接衡庐）；“三江五湖之利”（襟三江而带五湖），“荆蛮”在楚，“瓯越”历史上仅指闽君摇。《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孝惠三年，举高帝时粤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而闽君摇正在粤地篇中“复立摇为越王”（控荆蛮而引瓯越）。可以确信，王序开头的33字出于《汉书·地理志》。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王勃若真用典于此，那的确错了。王勃既写豫章南昌，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丰城剑气要射到牵牛的粤地也似乎太远。王勃确实错了，无怪乎遭到后人指摘。然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王勃出身名门，六岁作文，“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篇，十岁包综六经”，更是天文学的奇才。《酉阳杂俎》载：

    张燕公（张说）尝读勃《夫子学堂碑颂》“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高五云于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

    王勃碑颂连唐骈体赋家张说与天文学家高僧一行皆难悉解，其“推步历算”之精诚非虚誉。而《滕王阁序》中用典却出现天文常识的错误，故让历代学者大惑不解。

    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蒋清翊发现，历代典籍中唯有《越绝书》与王勃相合。《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星分系统与《汉志》异：

    越故治，今大越山阴，南斗也。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

    蒋氏以此为据，以为豫章星分翼轸，后世注家虽嫌其冷僻，也唯有奉之为圭臬。可惜蒋氏不知王勃开篇出于《地理志》，未竟全功，遂未看穿王勃精妙之思！这正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其有意卖弄才学。若依《汉书》，豫章自然属于斗的分野，翼轸为楚地，称豫章星分翼轸，王勃当然错误；然王勃偏偏可以举出《越绝书》为证，你又不能说他错误！

    由此推知，当日王勃在滕王阁上开篇就利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两说之间的差异,出一极深奥难题，开一极高明玩笑。而都督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是位博学鸿儒。按罗隐《中元传》的说法，当王勃吟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都督称“故事也”，是其立知王序出于冷僻的杂史《越绝书》，用典虽极偏，都督却也胸中了了。而接着王勃吟出“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都督发现此文却明明以“剪裁融化”之法出于《汉书·地理志》，而绝非出于《越绝书》，因《越绝书》绝无“荆蛮瓯越”内容；然若出于《地理志》，则“星分翼轸”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势同骑虎，在两难之间,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极高明之人，此来分明给在座众人出一极高明难题，故都督“沉吟不语”。后接“龙光射牛斗之墟”天文又与《地理志》不合，偏偏又有《晋书·张华传》中豫章人雷焕有关的典故“牛斗之间常有紫气”相证，亦不能轻言其错也。

    若依《唐摭言》版本，都督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后即“沉吟不语”，则有可能都督不甚渊博，故正自穷搜瞑讨，寻其出处。而从后面都督闻“秋水”、“长天”即惊为天才，可知其反应极快，故这种可能性不大。应该甫闻即知其出于《越绝书》，知王勃必非凡品。

    人文典故从哪里来

    王勃于上元二年（675年）赴交阯探望被贬的父亲王福畤，于八月抵达楚州友人家中，盘桓多日，写了一篇《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八月下旬，王勃复起程溯长江西上。《旧唐书·王勃传》说:“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其意，其辞甚美。”而《新唐书·王勃传》称：“勃往省……道出钟陵（按：唐南昌），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可知滕阁作序前有《采莲赋》之作。其具体时间，民国刘汝霖《王子安年谱》考其上元二年乙亥八月二十九日至浔阳，致书族翁承烈。清季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有承烈复书，由承烈书可反证其时王勃正在长江、鄱湖水域。《采莲赋》应作于此时。

    《采莲赋并序》中有：“顷乘暇景，历睹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遂作赋曰：非登高可以赋者，惟采莲而已矣。”此作大致十日后的九月九日，即有《滕王阁序》之作。《采莲赋》是离《滕王阁序》最近的作品，而细观序中“历睹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则分明王勃作《采莲赋》是花了数天看了很多书的，并且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作了“其辞甚美”的《采莲赋》。这种创作态度对紧接而来的《滕王阁序》的创作是否有相同的影响呢？

    倘若借用“历睹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来衡量《滕王阁序》，王勃写《滕王阁序》看了些什么书？到底对什么不满？

    王勃滕序用典，用字“精切”。倘非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王勃在旅途中便有可能看了《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后汉书·徐稚传》、《晋书·张华传》。

    参照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可知《采莲赋》的用典有许多出于《地理志》、《水经注》。

    这些书正好是一幅古代的导游图！从《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中可以知道，王勃了解的天文地理偏重于东南半壁江山，正好和王勃此行的路途一致！从江淮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道出江中的《采莲赋》到南昌的《滕王阁序》、广州的《鞶鉴图铭序》，路线正贯穿其中。可以揣测，王勃一路沿江而下，途中必携诗书以消永日，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人文典故。在唐初，介绍历史、地理的《水经注》、《越绝书》、《地理志》当是读书士子的首选。王勃万里省亲，远迹天南，必然于地理多所用心，这些书籍为其用力处是极为自然的。

    王勃不满诸书之不同

    王序中的“星分翼轸”说出自《越绝书》孤证，论者以为太过冷僻，出人意料之外；王勃刻意营求，似有失自然。然而王勃一路看书而来，必玩味《越绝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以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实在是情理之中，自然之极。“荆门洎自吴越”一语证明王勃注意到吴越故实。而倘王勃“道出江中”、“旅泊江浔”时可能翻阅《汉书·地理志》了解周边情况，却发现豫章星分，《越绝》、《汉志》居然不同。这就是王勃“有不满焉”的真正原因！故出语“星分翼轸”以嘲之。

    “地接衡庐”清人蒋清翊注为衡山郡、庐江郡，得其真也，然尚未明其全义。

    《晋书·地理志》：“（汉）武帝改衡山曰六安。”衡山就是六安的旧称，《晋书·地理志》说：“汉改九江曰淮南，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庐江、衡山二郡。”称豫章“地接衡庐”完全符合地理沿革。再细看《地理志》中顺序为：豫章、庐江、六安（衡山），是豫章下接衡庐也，而《越绝书》中顺序为：六安（衡山）、庐江、豫章，是豫章上接衡庐也。二书不知谁掩袭谁，王勃似又可“有不满焉”，故出语“地接衡庐”。更重要的是《越绝书》在《隋书》中题为子贡作，或为伍子胥作，为战国古书，而诸考据家以为杂揉汉人之文，乃定为伪作。如郡县制虽发端于战国，然分天下为郡国却始自秦，此条于战国书中出现秦汉州郡，正是其破绽之处，王勃既精天文地理，这条如何瞒得过，必将又“有不满焉”。

    若在吴地中欲明了三江五湖，查阅《汉书·地理志》可知三江五湖之说本出《禹贡》，但其文简略，郑云、颜师古等历代学者争议极多，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郑玄、颜师古同出一书，而三江之说各异，五湖竟然矛盾。此又一“有不满焉”，故王勃出语“襟三江而带五湖”，考考座上诸公，看他们是否明了个中奥秘。

    若将到南昌，王勃必看《水经注·赣水注》中南昌县部分，以了解当地风土人物。雷孔章、张公然石一节说：

    县出然石，《异物志》曰：石色黄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则冷，灌之则热，如此无穷。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赍石以示张公。张公曰：此谓然石。于是乃知其名。

    而《晋书·张华传》说:

    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

    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

    《晋书》此段史料，来自刘宋豫章大儒雷次宗的《豫章记》：

    吴未亡，恒有紫气见牛斗之间，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问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也，精在豫章丰城。张华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尺。开之，得二剑，其夕斗牛之气不复见……

    由此合参，《水经注》、《豫章记》中雷孔章，即《晋书》之雷焕；《水经注》、《晋书》之张公，即《晋书》、《豫章记》之张华。精通天文历算的王勃自然会发现称豫章丰城为牛斗之间与《汉书·地理志》不合。此又一“有不满焉”，故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

    再阅《水经注》到徐孺子墓一节，翻看《后汉书·徐稚传》，则知“徐孺下陈蕃之榻”。再由《水经注·赣水注》往下阅“陈蕃为太守”，参看《后汉书·陈蕃传》则竟是“周璆下陈蕃之榻”！二文人物虽异而情节雷同，范晔史材抉择不精，王勃又一“有不满焉”，故出语“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又若熟悉典籍者，当知班固《汉书》多史迁旧文，如《汉书·地理志》即由《史记·货殖列传》改窜而来。《史记·货殖列传》：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故至今谓之“夏人”。

    细审班、马异同，则王序又有一解。依《史记》“豫章……是南楚也”，按《汉书》楚地，当可称豫章“星分翼轸”，然《史记》未述星分,“翼轸”二字，分明显示语出《汉书》而非《史记》。“星分翼轸”下笔在史汉之间，《史记》中豫章上接衡山，《汉书》中豫章下接庐江，“地接衡庐”是综二书而言。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王勃不满的地方正是诸书中异同之处。且其顺序竟与王勃《滕王阁序》开篇惊人吻合，这是王勃读过上述书籍，且构思于此的明证。

    可以说，《采莲赋》的创作态度对十天后的《滕王阁序》构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立意应属一致，即以《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诸书为纲，遍考诸书异同，然后下笔为文，幻化为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结    语

    王勃作序未做事先准备的神话不成立，实则作了相应准备。王勃在未到滕王阁之前极有可能已经“顷乘暇景，历睹众制，伏玩累日”，作了充分准备。滕序中“龙光射斗牛之墟”是从《地理志》转入《水经注·赣水注》的衔接语。而从《水经注》中雷孔章、张公一节可以看出仅读《水经注》，不查阅《晋书·张华传》或《豫章记》，“龙光射斗牛之墟”一句便如何也翻不出来。而滕王阁上不可能当众查书，王勃必在到达滕王阁前的水路上完成此番功夫。

    再从其滕王阁上“援笔成篇不易一字”，结合《酉阳杂俎》、《新唐书》中欧阳修披露的王勃一贯属文作风来看，王勃在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九日的十天前后，极有可能已打好了“腹稿”，至少一部分文章已“宿构”矣。其构思大致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是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前后为作《采莲赋》所阅书籍，虽不可能是专为《滕王阁序》作准备，而实际上影响到《滕王阁序》的创作，并从序文中表现出来。如《采莲赋》中有“异睢园之欢娱”，而《滕王阁序》中有“睢园绿竹”，二者文思用典如出一辙。

    二是江州作《采莲赋》后到南昌之间水路上所阅有关豫章地理山川人物典故之书而所作的构思。《滕王阁序》开篇，皆为水路上细阅《越绝书》、《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晋书·张华传》或《豫章记》所得。

    第三，与滕王阁密切相关，无从预先准备的文章，则为王勃以惊人的天才当堂构思而成。如：“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在浔阳、在赣水上便吟不出来，非要到滕王阁上诗酒之会时方才吟得出。《滕王阁序》后段结束部分“临别赠言”以及滕王阁诗都属此类，然此似不如第二部分文章精湛，《滕王阁序》主体部分除用典华美外，似不如第二部分文章用意深刻。

    除此以外，《滕王阁序》中尚有大部分文章，我不能尽识其奥秘。然以构思时间论，则显然不出于以上三大类。《滕王阁序》同样是事先有所准备的文章，并非完全是即兴的天才之作。

    原载《文笔》2010年第10期，本刊有改动。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