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杭州滨江限行区域:被淹没的美国民主

被淹没的美国民主

罗伯特•赖克　

    

    资本主义变了！曾经带给社会进步的资本已经蜕变成禁锢自由和发展的枷锁！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同样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谈及的，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转变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对于美国以及这种现象目前程度略轻、但同时愈演愈烈的其他国家来说，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来自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正如我后面将要证明的，那些献金正是促使经济繁荣的超级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产品。随着公司开始利用公共政策寻求竞争优势，竞争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其负面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回应公民意愿的能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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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来自公司的越来越多政治献金注入了华盛顿和其他州首府城市，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态势从何时起开始逐渐升级，就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公司的政治献金开始涌入之前，华盛顿是一个相当破落的地方——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言，华盛顿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市区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当破败。如果某位说客要留下来吃午餐，我就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蟑螂肆意横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样，饭后我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那位说客了。但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重返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见踪影，大街上遍布着耀眼的豪华旅馆、高档餐厅以及时尚酒吧。从乔治城一直到国会山，到处是光鲜夺目的建筑：由玻璃、铬和抛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写字楼群；设施完善的公寓，其门卫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户的姓名和需求；有着大理石门廊、厚地毯、轻音乐和花岗岩前台的旅店；使用亚麻餐巾纸、皮面装订菜单和沉甸甸银器的餐厅，它们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国大瓶装美酒。位于国会山底层的查理帕尔默牛排店凭借其存有上万瓶佳酿的酒窖闻名遐迩。紧邻乔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厅为客人提供裹着薄薄一层面包屑的松脆油炸鸡腿和吉普赛风味牛杂。位于第19街的Palm餐厅推出了更为昂贵的餐饮，那些精心设计的美食甚至可以让最疲惫不堪的公务员胃口大开。
    献金流所到之处，一切都贵了起来——不仅包括酒店和餐馆里的账单，还包括华盛顿的律师、说客和专业公关人员的报酬，以及华盛顿房地产的价格，甚至周边城镇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高涨起来。2005年，华盛顿有7个县进入人口调查局选出的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20个县。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给予候选人选举办公室的政治献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随着政治献金的增加，每位候选人对于可能有多少钱流向竞争对手都十分敏感——除非这位候选人的竞选款项庞大得足以吓退其他竞争者。这样一来，曾经热衷于所在州或区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参议员和代表们——特别是那些加入了全国联合会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募集更多的竞选资金。而最大的竞选资金来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司高管，以及“锁定”了来自公司高管和商业联合会的政治献金的公司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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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政治领域的公司政治献金的激增始于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之后一直延续到乔治?布什当政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大公司与共和党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这种假定，大公司为共和党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证共和党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数席位，作为回报，共和党推行坚决的重商政策。布什执政期间臭名昭著的“K街计划”就是一笔典型的交易，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向公司和贸易团体施压，要求它们只雇用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说客。
    然而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了。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司政治说客的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呈增加态势，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流向美国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资金大体上两党兼顾。民主党人在1994年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权时，已经开始依赖于来自公司的政治献金了。民主党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嚣道：“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企业都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是多数党。”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的领袖，他开始勒索美国的公司。科埃略极力寻求获得与共和党所拥有的数额大体相当的政治献金，并最终达到了目的。美国无党派组织政治回应中心的数据显示，1990年，卡车运输业把151万美元政治献金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分别捐予民主党和共和党。这种均衡状态一直持续到共和党人在1994年重新执政才有所变化，并在2006年民主党获胜之后重新恢复。（根据一家追踪政治捐赠的组织——政治献金线的数据，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献金的56.6%给了民主党人。）当然，科埃略所设想的公司对于民主党国会的依赖，也使民主党依赖于公司的施舍，这一点在1994年他们败北之前的几个月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险计划，因为他们的赞助公司反对这样做。
    尽管克林顿政府——我很荣幸曾任职于其中——出台了医疗保险计划，但它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前两年，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他们又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这两件事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如同华尔街券商希望的那样，克林顿也曾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环境，公司利润飞涨，股市飙升，CEO们的收入屡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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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向更加激烈地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竞争型经济转变。超级资本主义没有止步于经济和政治表面上的分界线。在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驱使下，现代公司用尽浑身解数争取竞争优势，毫不迟疑地进入任何可以获得这种优势的战场。华盛顿以及世界上其他有权制定公共政策的首府城市已经变成了竞争激烈的战场，因为公共政策往往会让某些公司或行业获益，同时使它们的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涌入华盛顿的政治献金在过去几十年内加速增长是供求法则的作用结果。在这段时间内，参议员、顾问、内阁成员和白宫中的高级工作人员的供给并没有大规模增加，但是寻求影响政策进程的公司的需求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大涨。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其中一方的开支越大，另一方的开支也必须扩大，以抵消其影响。
    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进入华盛顿力量层之列的谷歌吧。在2004年8月上市之前，该公司一直定位于网络软件世界，从不曾在政治圈中冒险，并以此为傲。但是，在成为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之后，它就必须融入华盛顿权力集团了。2005年，谷歌花费了50多万美元雇用游说公司和顾问，并在华盛顿的潘恩区设立了办公室。谷歌的高层和说客开始为政治活动筹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谷歌驻华盛顿办公室主管亚伦?戴维森谈道：“谷歌公司的快速崛起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使我们不得不和华盛顿打交道。”受雇于谷歌、来自波德斯塔马顿游说公司的劳伦?麦多克斯表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但是，麦多克斯又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政治家。”波德斯塔马顿是一家在两党中都具有影响力的公司，这正是谷歌所需要的。安东尼?波德斯塔是一位资深民主党人、克林顿的前首席顾问约翰?波德斯塔的兄弟。他的搭档丹尼尔?马顿是前共和党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德的朋友，两人过往甚密。麦多克斯则是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前任第一助理。
    谷歌别无选择。雅虎、微软以及诸多电信公司已经聚集在华盛顿。仅2005年一年，微软在游说方面的花费就高达近900万美元，微软高层们又向双方阵营中的政治人物捐献了数百万美元。美国政治回应中心的文件显示，雅虎当年在游说上花费了160万美元。微软和谷歌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都存在经济利害关系，特别是在反垄断、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方面，这种利害关系更为突出。这些政策问题的结论会使竞争天平向有利或不利于谷歌的方向倾斜，这将对公司财务造成巨大的影响。谷歌同样也开始将资金注入布鲁塞尔，在那里，欧洲人也在争论着类似的问题，微软和雅虎已经雄踞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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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与沃尔玛对于银行业的兴趣引发的斗争一样，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围绕公共利益而展开的纷争，都不过是为追求公司利润而引发的争夺竞争优势的斗争。几乎所有看起来中立的法律或者监管都可能造就赢家和输家，任何微小的成本差异都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因此，在华盛顿和其他各州的首府中，那些不断增加的要求有关当局在制定法律或者颁布法规之前征求其意见的“利益相关者”，就是竞争地位受到悬而未决的政策影响的公司或者行业，而不是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和社区团体等非经济利益相关者。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第109次国会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那次会议从2004年一直持续到2006年，你将看到其中的模式。在这一时期，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但是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大多数议题中也介入其中。事实上，党派之分并不重要。一般来说，在这些纷争中，不论是哪一方，都可以看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身影。   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一项议题就是，是否要解除国会禁止开采离岸石油的长期禁令，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以及东墨西哥湾广阔水域上的勘探。毫无疑问，联合起来支持勘探的包括大型石油公司、美国天然气协会，以及由于燃料成本上涨而遭受重创的制造集团。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强有力的反对力量并非来自环境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的确反对这一议案，但并没有多大分量；环保主义者既没有游说力量，也没有财力来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由于他们参与了众多议题，力量被分散，所以其影响力显得相当单薄，以致在这片战场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事实上，反对者由旅游行业主导，因为大型旅店和连锁餐厅担心石油泄露，从而毁掉佛罗里达的原始海滩和加利福尼亚迷人的海岸线，那样会让它们损失几十亿美元。两位共和党州长——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都积极地游说反对该举措。许多来自美国海湾地区的代表也都表示反对。最终生成的法律对钻探进行了限制，以把可能对旅游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即便是那些似乎关于社会或者“文化”议题的斗争也可能具有误导性。2006年10月，国会通过了禁止用信用卡支付网上赌博的法令——这实际上相当于禁止所有的在线赌博。从表面上看，这项立法的目的是要减少一项被认为是不道德或者容易上瘾的活动对于公众的伤害，但实际上，领头推动这项立法的正是赌场——美国有超过900家赌场——它们把在线赌博业的巨大增长视为对自身利润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希望自身的经营不受限制。很明显，在线赌博越是便利，人们就越不会前往最近也在数百英里之外的赌场。这项法令可谓美国博彩协会的一次伟大胜利，该协会代表着美国最大的赌场运营方。随着该法案移交到众议院，产值达15亿美元的赌马业的说客们同样表现不俗，开创了一个豁免先例（自从2000年以来，他们已经为立法者们捐献了超过300万美元）。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的说客确保了该法案不会限制“梦幻体育”系列游戏，棒球再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游戏的普及。而代表便利连锁店和各州的说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该法案影响彩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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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政治的操纵，同样影响着广大民众对当前议题的认识。游说活动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你的观点提供更加明智的证据，这通常需要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以及数据收集人员和处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另外，还需要那些可以使任何决定听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的语言大师的加工。立法者需要证明他们决策的正确性——即便无法直接向广大民众证明，至少要向对于最后结果敏感而多疑的媒体证明这一点。监管者必须让法官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武断地作出决策。由于争执中的各方都要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专家论证，但他们也明白，其中某些论据只有一半是事实，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欺骗。这导致了更加广义的腐败——学术腐败。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教授政策课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情形。公司付费给“专家”证人来作证，他们的论证刚好足以支持客户，同时又不必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20世纪90年代，我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专家”变得不顾廉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爱戴的教授和华盛顿智囊团的“高级研究员”在国会听证会、监管会议，甚至在他们一定也很了解的华而不实的媒体上作论证。他们很少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受雇于与他们的结论利益相关的公司或者贸易联合会。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更多的专家抛弃了职业道德，因为在这段时间，商业竞争加剧了，经济利害影响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说客愿意向专家支付更多钱。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样，如果价钱合适，良心也是可以收买的。
    在这些年里，专家证人成了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法律诉讼的法定组成部分。诉讼往往不是发生于公司与政府公诉人之间，而是发生于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之间，例如控告对方侵犯专利或者版权、从事违反反垄断法的掠夺性商业行为、废除合同或者使合同变成一纸空文、强加或规避债务。参与诉讼的专家通常提供互相冲突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花费无尽的时间归纳整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之间的法律诉讼成了联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诉讼类型。
    大规模立法斗争造就了大量收入颇丰的专家。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内部预算文件，在2003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预计联邦医疗药品福利提案会引发争议，于是拨出100万美元的预算授予“经济学家智能回音室—— 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思想领袖组成的常设网络，一个通过论文和证词来反对联邦价格监管控制的快速反应团队”。在国会正式考虑医药福利案之前的几个月，贸易集团为研究和政治机构出资200万～250万美元，“以建立智力资本，并从可靠来源获取更大量的信息”支援医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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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与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声音相对——正在被淹没。我们甚至可能会丧失自信：作为公民不得不说的问题是否重要？造成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大公司通过共谋将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淹没或者边缘化，而仅仅是因为公司争相投身于日益升级的政界竞争，以求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说声日渐喧嚣，以致即使公民大声呼吁，政府也难以听到这些不和谐音。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淹没了民主制度。
    政治竞争有多种形式。当选的官员蒙恩于公司的说客，他们从客户那里为这些官员筹集了越来越多的竞选捐款，同时这些官员担心选举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得到这笔钱，因而向说客及其客户勒索更多的捐款。国会听证会和监管过程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业部门的专家证词和文件，而这些公司或行业部门将受到那些即将出台的政策的潜在影响。法院中满是公司律师提出的诉讼，指控监管调查结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业内的某些部门，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门，或者指控法院审判的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府公诉人，不利于某家公司。报纸和广播也在日益频繁地宣传那些由公司所聘请的公关炒作高手为美化公司而编造的故事，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司、对其竞争对手聘请的公关专家所编造的故事予以回击。
    随着竞争的升级，进入政治竞争领域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没有财团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很少能突破重围。位于华盛顿的“公共利益”组织仅靠相当于公司游说预算中一小部分的资金维持运营，而在华盛顿之外则很少有政治关系。网络是一条募集竞选资金的有效途径，博客世界是一种发表观点、发泄挫败感的喧嚣的方式，然而，这些网络论坛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直接或是系统的联系。
    另一方面，曾经就公民所关切的问题仗义执言的机构几乎已消失殆尽。华盛顿仍然存在工会组织，它们的选举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民主党而言，但是它们已不足以对那些对劳动者有巨大影响的决策有强大影响力了。负责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已经被大大削减。立法者对地方性的利益集团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即使它们组织成全国性的联合会，也不会得到更多，因为立法者要花更多时间为募集竞选专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和说客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回报仍然源源不断，但已不再符合行动的初衷了。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曾经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出台，而现在这类联邦组织已经风光不再。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4年克林顿推动立法，尝试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尽管该法案在民主党国会获得了提案，但克林顿的立法机构仍然归于失败。其中部分原因是该提案过于复杂繁冗且官僚化。另外，还因为它缺乏广泛的工商业组织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说反对来势汹汹，同时克林顿也没有建立有效渠道，动员民众支持。
  （《环球视野》2010年7月15日第303期，摘自《超级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