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宋鸿兵 著

　　书名：《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作者：宋鸿兵   

　　定价：39.90元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0-10 

　　书号：ISBN 978-7-80249-763-4

　　图书类别：财经 畅销书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作者简介：

　　宋鸿兵  国际金融学者，现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

　　2007年6月出版《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被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广泛报道。在书中，宋鸿兵因为成功预测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而备受关注。

　　2009年8月出版《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再度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书中提出了在后美元时代世界将出现新的统一货币的判断，并将黄金与碳排放的货币化并列作为未来世界货币的可能选项。因为该书的大胆预言，美国《商业周刊》2009年11月刊将作者评为“2009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人”之一。

　　2010年，“货币战争”一词被各国政要、媒体广泛引用，世界货币战争的爆发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近四年来，“货币战争”系列著作垄断中国财经类图书畅销榜第一名，国内销量达数百万册，外文版亦畅销海外。

　　自序：金融高边疆

　　当我围绕着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历史展开研究时，一条脉络日益清晰起来，那就是，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这一关键权力的觊觎和争夺，贯穿了整个欧美近代史。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风云变幻，将会得到一种类似X光透视的效果。原来，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

　　恰如美国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所言：“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货币战争》主要聚焦在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反复争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而《货币战争2》则重点关注欧洲各国围绕货币发行权的激烈博弈，是怎样塑造着历次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权力的形成与变迁。在这一长达6年多的“研究探险”历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几个疑问：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货币发行权的博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金钱的力量与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货币博弈与全球的货币权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用金钱的X光去透视中国的历史，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带着这些问号，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熟知但却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国近代史。

　　货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远不如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地位显赫。人们往往熟知历朝历代帝王们的文韬武略，对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数家珍，文人墨客的诗歌趣闻更是代代相传，而货币却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货币在中国似乎是一门被久已遗忘的科学。

　　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货币，却恰恰是解开众多历史困惑的钥匙，也是辨别今天现实迷途的指南针，更是发现未来康庄大道的望远镜。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险些国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华文明自信心几乎彻底崩溃的一百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钱的意志和金钱的力量崛起和爆发的一百年！

　　《货币战争3》将沿着金钱的主轴，逐步展开中国近代史的»卷。一幅幅熟悉的图像经过货币“显影液”的透视效果，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脉络风格。为什么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只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会失败？为什么蒋介石拿着苏联的卢布完成了北伐，却会突然变脸反共？为什么国共两党都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能够统一货币却不能维护货币主权？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诱着英国，却最终扑入了美国的怀抱？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皇权与金权之争？为什么日本军队总是发生“下克上”？为什么日本政变不断、刺杀成风？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最终走向崩溃，而共产党的人民币却能横空出世？

　　这些历史疑问迫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渐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影响力。而构成和行使货币发行权，则需要一整套体系和架构支撑，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货币发行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将这一体系称之为“金融高边疆”。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欧美和中日等国的金融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从欧美各国金融进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调动的效率和安全。从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资金汇划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工具，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并最终回流中央银行的循环系统。

　　这就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参照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进行体外循环这样简单，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建设，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工作必须与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达成预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见，也要管得着。未来，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只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效和可靠的监控，以确保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处于“合法”使用的范畴。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暗线就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在最近500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在推动东西方贸易的400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又是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金属，并将在未来美元日薄西山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金融与工业的双重功能。“物以稀为贵”乃是投资的天道，而白银完美地符合了这一原则。随着白银的日益稀少，其价值发现的进程将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展开，成为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不二选择。

　　正当书稿进入杀青阶段时，某国领导人高调宣称，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一时间，“货币战争”一词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话题，各国政要、国际机构、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议论纷纷。2010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被称为“亚洲达沃斯”的“世界知识论坛”。作为来自中国的唯一主讲嘉宾，面对西方一边倒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舌战群雄”的滋味。

　　早在2007～2009年，当《货币战争》和《货币战争2》问世后，“货币战争”一词就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业周刊》、《沙龙》、西班牙《国家报》、印度《先锋》，以及罗马尼亚、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秘鲁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曾大量报道过笔者和“货币战争”这一新词汇。

　　这一轮国际媒体对“货币战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因为“货币战争”系列图书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居心叵测者们试图借机暗示是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对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以达到将祸水引向中国的目的，从而减轻世人对美元第二轮印钞计划不满的压力。不过，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美元的不负责任才是引发世界“货币战争”的根源。

　　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元印钞计划已经对世界各国货币“不宣而战”了，只要这种行为不停止，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就难以散去。

　　研究和准备货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准备得越充分，决心越大，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以史为鉴，建立自己稳固的金融高边疆，就是在强化这种实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战略威慑力，才不怕别人发动货币战争。

　　随着“货币战争”系列图书的年轻读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给我留言，希望将“货币战争”的内容带入到网络生活中。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第一款金融网络游戏——“货币战争”系列游戏，让年轻读者在虚拟世界的酣畅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风云变幻。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书中的观点难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 于北京香山

　　第一章

　　金融高边疆的陷落

　　猎杀胡雪岩 // 003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 007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 012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 014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 018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 020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 024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 029

　　第二章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 035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 038

　　三井家的大掌柜 // 040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 042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 045

　　日元信用保卫战 // 047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 050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 051

　　命运的裂变 // 055

　　第三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 061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 063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 067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 069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 072

　　蒋介石的“再融资” // 074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 075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 080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 082

　　第四章

　　红色中央银行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 089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 091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 095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 097

　　红色货币的诞生 // 100

　　第一章

　　金融高边疆的陷落

　　本章导读

　　谁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凶？

　　为什么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国？

　　为什么中国的银本位会败在英国的金本位脚下？

　　为什么中国的钱庄与票号没能发展成世界金融帝国？

　　为什么只有中国盛产洋买办？

　　西方列强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金融资本势力首先攻破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鸦片贸易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颠覆中国的货币体系，而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都源于伦敦金融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英国的金本位与中国的银本位之间的一场战略决战，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东西方未来数百年的盛衰兴亡！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英国金融资本的突击力量远比船坚炮利的帝国海军更具威力，他们将首先打垮中国的银本位，抢占中央银行这一控制清帝国银根的战略制高点，渗透和蚕食中国的金融网络，掌握中国的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完成对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全面控制。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控制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定价权、工业自主发展的定位权、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军事与国防的开支权将逐步沦丧。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待宰羔羊。

　　实际上，清帝国的败亡，金融先于军事。

　　美国人马汉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认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权”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时隔60年，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权”的“高边疆”理论，坚信“控制外层空间就可以称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丰富的阅历，曾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等职，1980年，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的国防顾问。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格雷厄姆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建了“高边疆”研究小组。该小组由美国30余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组成。经过7个多月的精心研究，于1982年3月3日以《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为题抛出其研究报告。“高边疆”战略公诸于世后，立即受到美国政府、军方和公众的关注，并且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高技术发展以及世界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边疆”战略的核心是指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疆域传统的美国，今后应该在地球的外层空间进行新的开拓，把太空作为美国新的战略疆域和控制范围。

　　无论是制海权、制空权，还是“高边疆”理论，归根到底强调的是控制范围和控制能力。从西方文明的视角看，有人类活动而没有被控制的地区都是需要征服的“边疆”。

　　小小寰球，从大陆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基本都已被大国严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领域正在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国家的边疆，不仅仅是陆疆、海疆、空疆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高边疆。

　　猎杀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金融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用2000万两银子打造出的超级神话，如果以粮食的购买力估算，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大致拥有着40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可是，此时的胡雪岩却面临着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

　　11月初，他有一笔50万两的汇丰银行债务必须偿还，这笔债务让他倍感焦虑。在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规模，决不至于被区区50万两银子难倒。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时的胡雪岩已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他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身？”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µ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眼看着丝农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产境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生丝贸易的定价权，迫使洋行在价格上让步。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霸权。

　　机会终于在1882年到来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同时在与当地生丝商人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年的生丝收成减少，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

　　早已完成生丝货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1】，占全部货源的1/3强。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雪岩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逻¼是，自己对生丝价格有组织的打压不算操纵，而中国有组织的反抗却算操纵。这样的逻¼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国狂印美元不算操纵汇率，而中国的反制应对却被判定是操纵汇率。

　　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对，大家没有看错，是英国人当着中国海关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为了吸引外国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拿走冲抵赔款。

　　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3】。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µ，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北方向，中亚的阿古柏利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强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谓的“浩罕国”。不久，俄国军队占领边防重镇伊犁，西北塞防形势危如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如果朝廷决定“海防”优先，则巨额的资金将流进北洋派的势力范围，而确立“塞防”国策，则左宗棠必然实力大涨。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强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Ë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 、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4.24,0.00,0.00%)，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3.23,0.01,0.31%)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据1878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一旦上海银根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全国。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³底，获取暴利！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有意收缩银根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根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交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上海市面，却被外国银行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并不到此为止，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³了个大底。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Ë能控制银根，Ë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银行的巨大威力。当汇丰银行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独立，则经济不能独立；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清政府金融高边疆的沦丧，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开端！

　　清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问题的要害是本位货币白银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国际银行家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中国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白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没有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中国爆发的真正原因！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

　　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 %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9】

　　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10】。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Ë制定法律。”【11】

　　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器。

　　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Ë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1750年以后的50年间，东印度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亿～1.5亿英镑，而1750年英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20万英镑。【12】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惊人的财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和英国王室的钱袋里。18～19世纪，由于巨额的殖民掠夺和商业贸易积累，英国从来就不缺乏资本，这是18世纪英国得以开始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为世界17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称霸世界金融江湖，号称“欧洲第六强权”【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长达30年。从加盟东印度公司开始，他就成为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公认为公司的核心与灵魂。他从1792年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执掌着整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1790～1838年，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进入中国的数量，由每年数百箱暴增到数万箱，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高达40多万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总价值高达2.3亿两白银以上！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地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代理关系的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称“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业务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发放信贷。散商的对华贸易收入，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伦敦、印度、孟加拉的汇票，散商可到当地兑换现银。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黄金、丝茶等大宗商品销往欧洲获取暴利。

　　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更像是一个金融伞形垄断下的鸦片贸易连锁店。如果说独立经营的散商还要承担一定的贸易风险，那么提供垄断性金融服务的公司则是“旱涝保收”。

　　东印度公司因鸦片贸易的“金融服务”获取的巨额利润，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的鸦片垄断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美国的石油霸权相比肩。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从金融上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和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据的态势，它们是：怡和、宝顺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马地臣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为他们提供的融资。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银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与怡和争夺生丝霸盘中惨败，他恐怕并不知道怡和的来头。马地臣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nt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宝顺洋行的当家人正是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而他背后的东家正是巴林家族。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伦敦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而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成为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贸易商。

　　旗昌洋行则是美资公司，从事广州与波士顿之间的鸦片、茶叶和生丝贸易。它的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正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板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参与鸦片贸易。正是丰厚的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形成了日后的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王朝。

　　这三家大洋行占据了中国鸦片贸易的半壁江山，它们都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巴林在伦敦金融城遥控着这些“巨大的散商”，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里，以鸦片发起了对清政府白银货币的攻击。

　　伦敦金融城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还建立了一套鲜为人知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三合会、行商和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社团，后来很多会友接受了基督教。两广地区三合会的反清武装行动，同样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很多会友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销售网络，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三合会日后的发展，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以及同盟会渊源颇深。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源头。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来控制与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网络，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这一批人构成后来清政府洋务派的源头。

　　1839年，当雄心万丈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厉行禁烟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挑战的是整个大英帝国和攸关国际银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战略！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从清朝建立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中国的银铜双货币机制运转良好，比价基本稳定在1两白银折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飞升至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平时所得都是铜钱，但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如此一来，经济负担大为加重。由于百姓生活困窘，交税自然拖延，结果是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衰退。鸦片贸易大规模开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间的1781年，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至1789年约为6000万两。随着鸦片泛滥，到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已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了。

　　正是鸦片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国际银行家则手持鸦片套购出来的巨额白银，建立起“中国的英格兰银行”，一举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

　　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在汇丰夺取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沙逊帝国崛起了，它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成为执行鸦片金融战略的最新操盘手。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沙逊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走，塞法迪犹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另一支犹太金融家族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商业关系网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兰犹太银行家200万荷兰盾的资助下，英国威廉三世于1688年带领1.5万人，从荷兰登陆英国，开始了“光荣革命”。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高利贷的教规，以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提供金融放贷，很快就成为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被人称为“纳西”，即犹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于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沙逊帝国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15】

　　由于沙逊家族到达印度的时间太晚，鸦片贸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无几。东印度公司虽然解体了，但三大洋行巨头却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继续垄断着中国鸦片进口和印度的鸦片供应链。在整个鸦片贸易链条中，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巴林家族严密控制的鸦片帝国里，新来的犹太人沙逊要想插足，势比登天。

　　此时的伦敦金融城，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压倒了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从鸦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块蛋糕，苦于巴林对东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门而入。沙逊的出现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是塞法迪犹太人，祖上说不定还是通家之好，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金融后盾，沙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经过周密研究，沙逊发现怡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没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沙逊抓住机会，利用强大的资本实力，向内陆的印度鸦片商人提供高达3/4的贷款。各地采购商闻风而至，沙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实现了对货源的垄断。其实，胡雪岩的思路与沙逊几乎完全一致，差别在于，沙逊的背后是国际金融霸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怡和在与沙逊争夺鸦片源头的拼杀中败下阵来，沙逊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类鸦片总量的70%！1840～1914年，沙逊家族在垄断鸦片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这就是垄断的力量！

　　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罗斯柴尔德的女儿嫁到了沙逊家，从此商业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力量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帝国威震远东。

　　从此，远东的洋行进入了沙逊时代。

　　犹太人对金钱的超级敏感性在沙逊家族身上也不例外。当沙逊家族完成了鸦片垄断大业之后，资本实力超级雄厚，于是开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银行，享受一把控制货币发行的超级快感。此时的远东并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机会再次被沙逊抓住了。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美国货币史学家 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µ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交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操纵性行为，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2〗 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

　　〖3〗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4〗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5〗 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

　　〖6〗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0页

　　〖7〗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张国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光绪政要(³本)，财政篇，第2卷，

　　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

　　〖9〗 Commerce and Diplomacy, Sargent, p49

　　〖10〗 Remarks Upon a Late Ingenious Pamphlet by an Impartial Hand, John Locke, p19

　　〖11〗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G. Edward Griffin,  p218

　　〖12〗 白银资本， (德)弗兰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13〗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第47页

　　〖14〗 鸦片贸易，马克思

　　〖15〗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

　　第3—5页

　　〖16〗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

　　〖18〗 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荫溥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6页

　　〖19〗 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 p271

　　〖20〗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第17页

　　第二章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本章导读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洋务运动会失败？

　　为什么日本没有洋买办阶层？

　　为什么外国银行携强大资本登陆日本，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日本能够守住自己的金融高边疆？

　　历史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的刺激和纠结，远比败于大英帝国更令国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比中国领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银行的成形，比中国早28年；日本的统一货币日元，遥遥领先中国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亚洲最早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网络，完全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体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本国贸易商一举夺回了定价权。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反观中国，以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洋务运动，却在极端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艰难生存，尽管具备着关键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却最终断送在日本手中。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金融高边疆是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风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家族掌门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装满金银的木箱。仆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院外的动静。巨大的客厅在黑夜里显得更加空旷，蜡烛咝咝的燃烧声在静谧的房间中清晰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了。此时，三井正在等待一个决定家族命运的重要时刻。

　　他已经得到准确情报，德川幕府正在调集三万大军准备杀向京都。倒幕派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也已经招募了大批武士，在王政复古的大旗下，誓言废掉统治日本长达200年的德川幕府，将大权归还天皇。一时间，京都城下战云密布，决定日本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大幕。

　　三井家族作为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为幕府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已不再是锁国时代的日本，西方列强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整个国家正处在被彻底殖民的巨大危机之中。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和严酷剥削，早已使民众的暴力反抗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幕府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妥协，更激起各藩贵族与武士压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对时局洞若观火，早已开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笔资金。不过，他还不愿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倾向。

　　今夜，三井将做出事关家族300年基业的重大抉择，将赌注全部压向倒幕派，公开与德川幕府决裂！

　　清脆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宫里，一位踌躇满志的少年正在激情中来回踱步，憧憬着日本光明的未来。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几天前，他发布诏书，宣布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权力，收回旁落长达700余年的天皇统治权。在这位年方15岁的天皇身边，云集着来自各藩的诸侯，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西南部的长州和萨摩两藩。这些人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统治，几次三番起兵造反，其属下武士，彪悍勇猛，能征惯战，后来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的名将中，大部分都出自这两大藩镇。

　　明治天皇年纪虽小，但雄心勃勃，谋略过人。他对眼下的局势也有自己的判断，德川幕府将历代天皇置于汉献帝的位置上固然可恨，但Ë能保证身边的这些倒幕派，不会再度成为新的德川家族呢？就在三年前，胆大妄为的长州藩，甚至准备武装绑架他的父亲孝明天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推·德川家族的统治。明治天皇的处境，与清帝国康熙皇帝亲政前，被鳌拜胁迫非常相似。

　　不过，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如何打败不甘心失去大权的德川家族。他们的3万大军很快就会打到京都城下，而最要命的就是，他的新政权囊中空空如也，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

　　在特使的引导下，三井带着装满金银的箱子来到皇宫，等待他的是帝国财政大臣。寒暄之后，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没钱，战端将启。三井立刻献上宝箱，随即就被任命为帝国新的财政代理人，全权负责筹措财政经费。【1】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于明治天皇在危难之时，敢以政权存亡的重任相托？

　　这个三井的来历的确非同凡响。三井家族开始建立金融帝国的时间，竟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其祖三井高利以服装业起家，于1683年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钱币兑换、典当和放款等金融业务，其商业模式与中国的钱庄非常类似。当时，江户为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荣的商业都市。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各种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三大都市之间的贸易越来越紧密。三井高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机会，在京都、大阪陆续开设了“三井两替店”的分店，开始建立起一个小型金融网络。有贸易就有金融服务，商业汇票和票据贴现被创造出来，汇票很快进入了三井家族在几个都市之间的金融网络，资本与信用开始远程流动，三井家族的利润节节攀升。

　　当时，商人要在商业中心大阪购买商品，而银子却存在政治中心江户，银子和货物反向运动浪费时间和金钱，同时也不安全。幕府也有类似的麻烦，在大阪收来的商业税金，需要长途运送到江户的幕府金库，很不方便。三井看准了这一机会，向幕府提出解决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税金，然后通过三井的金融网络将钱汇到江户，一张汇票就可解决政府的难题，不必搬动沉重的银子。德川幕府当然很高兴这样的简单操作，并且很大方地提出了60天的汇票期限。一段时间后，三井的服务令幕府相当满意，将期限进一步延长到150天。【2】

　　这下可乐坏了三井。政府将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近乎于免费地交给三井使用如此长的时间，而三井可以用幕府在大阪的税金，来采购自家和为其他商人代购的商品，然后在江户的分店支付银子给幕府金库。其实，从大阪到江户，三井只需要15～20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好所有商品的采购和运输，等于得到了130天的政府巨额零利息贷款，这钱正可用于短期放贷，获取暴利。

　　三井的远程汇兑业务与山西票号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金融汇兑网络规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却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识可能比中国人更先进。

　　更为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对三井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后，幕府规定，外国银行的所有本地业务，必须通过三井家族，这样就使得外国银行无法直接与日本商人接触。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广州十三行的角色，而且三井一家独揽了对外国的一切贸易金融的接口，从而使三井家族的金融与商业网络在日本一家独大。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到明治天皇时，三井庞大的金融帝国，早已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临德川幕府的反扑和各地骚乱不断的危难之时，三井临危受命，为政府紧急筹集300万两白银的国债，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一次国债，其规模之大、筹集时间之急迫，在日本历史上闻所未闻。三井金融帝国立刻紧急动员起来，所有金融网络一起高速运转。他们放出大量国债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必须熟练掌握标准化的4分钟演讲推销技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商人、银行家和家庭主妇之间奔走，以天皇危难国家兴亡的激情震撼了社会各界，销售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00万两白银的天量国债数额，被380万两超额认购。【3】

　　三井拯救了明治新政权！从三井金融帝国奔涌而出的海量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最渴求粮饷的前线军营。

　　非常巧合的是，三井向明治天皇表忠心的一箱箱军饷，正被一位年轻的官员护送到前线。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井上馨从小心怀大志，在西方列强危于外、幕府藩镇乱于内，国家存亡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井上馨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的海军为什么如此船坚炮利，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繁荣。不过，当时日本采取的是严厉的锁国政策，私自离开日本到国外留学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决心十分坚定，死亡的危险不足以令其却步。他秘密联系同是长州藩的老乡伊藤博文，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偷渡去英国留学考察。

　　两人商量得热火朝天，就在准备动身之时，突然意识到身上都没有钱，也不知道在英国待上几年到底要花多少银子。于是他们跑到英国的领事馆打听，领事还从未碰上这等稀奇事，一番打听之后告诉他们，每人每年需要1000两银子，对于任何武士家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两人顿时傻了眼。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开始到处找钱拉赞助。最后，还是长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动，把在美国购买武器的余款汇到英国领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个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国领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几百艘外国蒸汽轮船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开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不过，他并没有深想，如果外国轮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鸦片，装上的是满载的丝茶金银，那中国的经济究竟会怎样？

　　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他问井上馨等人去英国打算学什么，结果井上馨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会英语。井上馨只会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还发错了音。凯斯威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连猜带蒙地以为他们要当水手学习航海，结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们一起烧锅炉、做杂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买了船票的客人为什么还需要干杂活儿，顿感无比郁闷。既然英国人就是这样的传统，井上馨等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海上的狂风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严重晕船，这两位一边呕吐，一边还在激烈地争论日本的未来。【4】

　　船终于到了英国，他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强大，拼命地学习英语和专业航海知识。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进文明，通通塞进自己的大脑。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日本长州藩肆意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轮船，西方列强已准备组建联合舰队去惩罚当地的“野蛮人”。井上馨大惊，因为他知道西方的强大武力绝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挡，所以立刻决定和伊藤博文启程回国，争取赶在列强军舰打到长州藩之前，去劝说当地大名罢兵休战。

　　两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险，赶回日本面见英国总领事。此时，战争即将爆发。井上馨已经可以用英文表达他的建议——他愿去劝说长州藩停止战争，英国领事同意给他们几天时间去和谈。在见到长州藩的大名后，井上馨力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长州藩开战必败。无奈此时当地的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已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虽败亦战。井上馨二人只好回去向英国方面报告结果。当英国总领事问井上馨是否仍然愿意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时，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先生！如果开战，我们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们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刚烈决绝，令英国总领事耸然动容。【5】

　　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极其普遍，所以并没有洋买办滋生的土壤。后来掌管日本帝国财政金融大权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国金融资本哪里收买得动！

　　战争的惨烈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直接征服日本代价太高，而在远东的兵力远远不敷使用。而井上馨与伊藤博文却因与列强谈判，被当地武士误认为是奸细，二人都被刺杀，几乎丧命。日本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绪，确实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对的重大难题。这些“野蛮人”，既无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难以找到一批能成气候的洋买办来间接实施殖民统治。

　　后来，井上馨成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国九元老之一，号称“三井的大掌柜”。伊藤博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铁血首相，宪法的缔造者，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的任内发动的。

　　王政复古后，长州藩由于倒幕功劳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在长州藩中，又属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远见卓识，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为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实权，而伊藤博文则去了外国事务局，后来从外交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帝国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柜

　　井上馨走马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确立货币本位，这正是金融高边疆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见井上馨的眼光相当了得，一眼就看出了财政金融问题的要害。

　　他面临的现实困境就是货币混乱。自德川幕府以来，日本的货币就在不断贬值，货币本位极不稳定。到1869年，日本市场上共有11种金币流通，占金属货币流通量的54%，7种银币占42%，另外还有6种铜钱，各自藩镇还发行了五花八门的纸币，简直就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6】

　　当时，主管日本财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个新政府的主要头脑们，基本都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知识。一开始，大伙儿都认为应该实行银本位，本来银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货币。因此政府在1868年2月，宣布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银元为支付手段。但此时远在美国考察银行制度的伊藤博文发来信件，认为应该采用金本位：“奥地利、荷兰和其他一些仍在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可能是由于转换旧货币体制的难度太大。如果他们能够重新选择货币本位的话，毫无疑问，他们都会选择金本位。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跟随西方的主流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银仍然可以作为辅币进行补充。”【7】

　　大家本来对这个问题就稀里糊涂，既然伊藤博文正在美国考察银行业，势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大伙儿很容易就统一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时进行了“废两改元”，以后的日本货币被称为日元。这比中国早了70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当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国考察银行体系，可见日本对金融问题的高度敏感，远非大清帝国所能比拟。其实，伊藤博文也并不精通金融事务，他只是在美国实地了解了一些当地银行业的基本框架，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国的国家银行体系在日本进行复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国家银行运动所创造出的153家银行，到19世纪末全部改制为普通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

　　但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确判断力不俗。日本在不经意之间，站到了大英帝国的一边，属于站对了立场。不过由于日本当时黄金稀缺，白银仍是主要流通货币，真正实现金本位被推迟到1897年。当大清甲午战败的2.3亿两白银赔款，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付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伦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国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剩余的钱分别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陆续换成黄金，分批运回日本，成为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财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没钱，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双方关系很快打得火热。由于三井为新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论功行赏也要大大褒奖，更何况以后要求三井的地方多了，于是井上馨将经理国库的肥差交给了三井。不过为了以示公平，三井还要与另外两家老钱庄分享这块大蛋糕。

　　1871年，日本国家造币厂开始铸新币时，三井马上又得到了政府特许代理人的美差，负责将全国流通的所有旧币回收，然后推广新货币。

　　井上馨毕竟留过洋见过世面，他强烈建议三井家族将传统落伍的钱庄票号，转变为欧美现代银行。当三井反应过来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时，立刻明白了中间的巨大利益。以75%的储备金来发行钞票，多发的部分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三井终于悟出了银行信用货币可以放大的秘密。这样的好事岂能放过，三井立刻向政府申请150万～200万日元钞票的发行权，而且要具备国家法币的效力。三井梦想着成为“日本的英格兰银行”！

　　1871年7月，三井递上开办银行的牌照申请。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银行牌照申请。8月，财政部的批文就下来了，其中还包括井上馨提交内阁批准的时间，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在美国已经印好的钞票将立刻转交三井，由三井直接发行，连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在狂喜之中，不好的消息却传来了。由于伊藤博文的建议，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学美国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所谓国家银行并非官办银行，而是具有发钞权力的股份制银行。但是，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银行体制，对和别人合作没有太大兴趣。井上馨为了补偿三井，将680万日元的财政券和250万殖民券的发行生意，交由三井来做。这两种政府券都是号称可兑换金币的钞票，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而无法兑现。三井虽然也赚了不少，但仍然对能够发钞票的银行这一巨大的诱惑朝思暮想。【8】

　　在井上馨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三井不情愿地同意与两家老钱庄合资，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主要负责经理国库。这可是笔巨大的买卖，所有国家财政收入都要经过它的手，相当于得到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沉淀，放贷也好，投资也罢，三井的资金实力变得超级雄厚。美中不足的是，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要和别人分享。

　　消灭对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日本财政部“突然”意识到，国家的钱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国立银行不一定靠谱，准备搞一次突击检查，看看这三家主要股东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由于井上馨的通风报信，三井提前做好了资金准备，而另外两家则立刻露出了马脚。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被政府强制关了门。

　　在井上馨的帮助下，三井终于独霸了第一国立银行的国库经理大权。

　　难怪在日本政坛上，井上馨的外号就是“三井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Æ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

　　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了3倍，总存款规模·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将金禄公债作为银行的核心资本金，说明日本对现代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请注意，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并未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债，因为日本已经彻底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现代银行与信用货币机制下，法定货币永远不会稀缺，货币能够被自己的银行系统创造出来。如果是这样，根本就不需要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的银行体系。日本需要国际硬通货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日本没有的资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来不搞“招商引资”。日本只需要外国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儿日本自己练得比外国更高明。硬通货可以由日本的生丝、茶叶和瓷器出口而获得。外国资金？对不起，不需要！因为日本自己可以创造货币！外国洋行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帮助日本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和购买日本需要的东西。国内贸易则由日本自己的商号共同分享。

　　对西方的技术消化乃是日本的绝活儿。把各种东西精雕细琢，做到极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日本的绝技。当俄国舰队到达日本时，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参观，俄国人给日本人展示了一个蒸汽火车的玩具模型。当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着烟的小火车在轨道上跑起来时，当场被全部雷倒。一伙儿人从此茶饭不思，仔细研究火车能动起来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车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国人做得更加精致。

　　现代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乃是一个高倍杠杆的金融制度。一块钱的准备金能够创造10块钱的放大效应。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个银行体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杠杆来大规模创造货币。如此规模的货币创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业的跃进，不过这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日本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发生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国内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统，工业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债不会破坏日本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性。而战争外债相当于风险投资，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大战中，都获得了巨大利益，无非是与列强分利润罢了。

　　在日本本国金融实力迅速扩张时，原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国银行的影响力却在大幅减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直到1897年，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资本金才1.33亿日元，可见外国银行实力之强大。

　　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汇丰利用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所获的巨大利润，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大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竞争对手凶悍地竞争和围堵之外，日本缺少洋买办阶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国银行的业务，想在日本市场上开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在政府和金融两大势力集团的帮助下，三菱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以长州、萨摩藩武士贵族为核心所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权，在对待西方列强上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财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权力之所在，众多财政金融官员都是长州和萨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这些人将金融视作武士搏杀的角斗场。外国银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这帮金融武士们。

　　当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国的金融体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的命运。尽管在剧烈的工业化过程中，金融的混乱曾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紧缩，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濒临殖民地险境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其金融高边疆的稳固立下了头功！

　　紧接着，日本开始对汇丰银行仍占优势的国际贸易和汇兑业务展开猛烈进攻。

　　日元信用保卫战

　　日本财政部长大隈重信建立横滨正金银行是为了挽救快速贬值的纸币信用。在他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信贷扩张迅猛，经济发展过热，结果导致纸币对银币的大幅贬值。货币信用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经济一片混乱。万般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国举债5000万日元，用外国的银币来回收过多发行的纸币。结果，他的提案被暴风骤雨般的骂声所淹没。

　　明治寡头们很多都到过国外，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亲眼目睹了外国债务是如何将这些国家逐步控制，最终使其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头们指出，搞明治维新，不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吗？在工业化基础尚未完成，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国举债只能抵押关税和政府其他收入，从而丧失财政税收主权，这不就重蹈中国的覆辙了吗？

　　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纯粹的“金银金属银行”，地方定在横滨这个日本的商业中心。因为是纯粹真金白银的业务，故而叫横滨正金银行。它不能发行钞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纸币)驱除的“良币”(金银)，从被储藏的状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会上流通。可是，纸币贬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纸币贬值到银币的45%，日本的金银币仿佛一夜之间从各个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银行因为找不到“正经”的金银币而陷入瘫痪。纸币贬值断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12】

　　接下这个烂摊子的就是力主通缩的松方正义，他早就对大隈重信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其不满。松方正义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纸币信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用真金白银，去换回老百姓手中过量发行的纸币，有多少换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库存的金银“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兑换为止。当时日本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是1.53亿日元，而金银准备金只有870万日元，仅占货币流动总量的5.7%。这可是一场信心的大血拼，仅有信心还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银。

　　松方正义早已成竹在胸，他与横滨正金银行反复讨论出一个方案，既可以解银行经营上的困局，也能一举扭转纸币贬值的困境，更能在对外贸易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洋行把持的定价权。

　　松方正义下令财政部，立刻为横滨正金银行准备300万日元的资金用于外汇交易。这笔钱将用来支持日本的出口贸易，用出口创汇来解决国内金银不足的问题。松方正义的思路与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国内金银不足而纸币严重超发，只从国内找金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到全世界去找金银，用外面流入的金银来稳定纸币。

　　此时的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比较类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其中，生丝业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行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0%左右。由于外国洋行在外国银行的扶持下，完全垄断了商品定价权，日本生丝和茶叶经常以跳楼大甩卖的价格，被迫卖给洋行。日本财政部对此早就怒火中烧，但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横滨正金银行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开始悄悄行动的时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开始囤积生丝，准备和洋行叫板的当口。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商人也缺钱，外国洋行支付的是商业汇票，要等6个月才能到期，然后才能到外国银行取款。如果急需资金周转，就必须拿到外国银行进行贴现，但贴现率可能高达20%，等于损失了20%的贸易利润！如果不愿损失，就只有等待。但是，丝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时间长了会变质。因此，资金短缺导致收购丝茶的速度缓慢，而丝农茶农等不起，就只有贱价出售。洋行则大获暴利。

　　横滨正金银行的出现立刻打破了洋行对贸易的定价权。当洋行和商人们谈好合约，开出商业汇票时，正金银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们马上支付日元现钞买入汇票，折扣十分优惠。而这些日元现钞，正是松方正义授权财政部以极低的利息借给正金银行的专项资金。这样，商人们无需再等待商业汇票漫长的到期时间，也不用拿汇票去外国银行做十分吃亏的贴现。现在，由正金银行持有汇票到期，承担全部风险。汇票到期后，外国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银币的形式直接流入财政部在正金银行的账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正金银行从财政部廉价借出日元纸币，再用纸币打折收购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国汇票，持有汇票到期后，外国金银币付款到正金银行，再由正金银行流入财政部，正金银行从政府借钱与给外国汇票打折的息差中获取利润。此时，财政部获得了大量金银币用来回收日元纸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获得的资金，再去收购丝茶，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收购量大增，丝农茶农获益。商人在与洋行谈判时赢得了更多议价权。同时，横滨正金银行业务有了空前的扩张，开始将分支机构开设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创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银行的横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日本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巩固了明治维新前期的主要经济成果，使得日本夯实了货币扩张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当日本银行建立后，正金银行与日本银行展开密切合作。日本银行向正金银行提供2%的超低息贷款，为正金银行杀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反过来，正金银行为日本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金银币储备，帮助日本银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纸币背后的金银储备，从可怜的870万日元暴涨到4230万日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37%。【14】到1890年前后，日本的纸币终于恢复到与银币相同的价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卫战胜利结束。

　　西方列强大吃一惊，如此猛烈的通货膨胀竟然能够被彻底制服，如此过量发行的纸币居然能完全不贬值地恢复信用。这表明日本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式提高。从一个对现代银行为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备向全球进行金融网络布局的世界级玩家。

　　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的中国，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朝统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之梦。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有些买办凭藉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ì突进的明治维新横扫日本全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轰轰烈烈地推进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中国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割地赔款，但总体损失并未严重动摇国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使得大清帝国元气大伤，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复古伊始，更是王权不稳，300多藩镇割据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货币体系混乱，两者并无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日本明治维新最终形成的是以长州、萨摩、肥前与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政治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利益相互锁定的官僚财阀资产阶级专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杰”与“九元老”。而大清帝国则是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官僚与盛宣怀、席正甫为代表的洋买办势力集团所形成的官僚买办阶级。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阀与洋买办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阀以国家为自家，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买办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在中国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必要时，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金融！

　　鸦片贸易摧毁了清帝国本位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缺位造成了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汇丰控制了中国的银根；外国银行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网络；洋买办垄断着金融市场；信用创造的秘密未被中国深刻领悟，导致现代银行业开办过晚；巨额赔款和大借洋债，致使中国海关关税、盐税、厘税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给外国银行，中国财政税收主权丧失殆尽，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对洋债的依赖。

　　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使得中国政治丧失独立，经济发展资金匮乏，军事国防积贫积弱，科技、教育、文化无米下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一切，正是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本质的差别。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就是这一比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汉阳，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当时整个东半球最强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公司。它的出现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国际舆论称之为“中国之雄厂”，视其为中国睡狮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了两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大清帝国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样板工程。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完全具备问鼎世界钢铁托拉斯的潜力。如果汉冶萍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飞跃，在铁路、轮船、军工、机械制造、冶金、矿山等一系列重工业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20世纪前期的悲惨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脊梁，缺乏钢铁工业的国家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来的。大清帝国的洋务派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力主开办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边疆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汉冶萍公司难逃悲惨的命运。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什么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崛起的具体办法。这种学习必须要有踏踏实实和认认真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国议会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政府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问题展开调研，经过11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与计划。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15】

　　到1896年，汉冶萍共消耗白银568万两，张之洞再也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怀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中国能够有实力吃下汉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的盛宣怀了。作为洋买办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办企业也很有一套。对汉阳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在接到张之洞的力邀之后，提出了反报价，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被迫同意。而铁路融资必然通过外国银行借债，盛宣怀在其中将大有好处。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汉阳铁厂面临最急迫的困难是焦炭，没有燃料就无法生产。为此，必须对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同时还要修筑铁路把煤运出来，这需要白银500万两，改造适应大冶铁矿的高炉，建立轧钢、钢轨、钢板厂等，又用了白银300万两。直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 此时正赶上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宝贵时机，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粤汉、京汉等铁路的钢轨都用上了“汉阳造”。当年汉冶萍就实现了盈利。到1912年，汉冶萍的资产有940万两白银，但负债高达2400万两。

　　显然，汉冶萍需要再融资。就在此时，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盛宣怀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牵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举借债1500万日元。与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变本加厉。提出了贷款时间延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以极低的价格向日本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无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日本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将汉冶萍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保证八幡制铁所生产高附加值的钢材。于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生铁产量的54.87%都输往日本。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16】同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又有多少屠杀中国人的枪炮弹药，是出自中国自己的铁矿和生铁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数倍。由于对日借款将生铁和矿石价格锁定，导致汉冶萍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战争期间，售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相当于给日本无偿贡献了1.15亿银元！足够偿还几遍日本的贷款！尽管如此，战争期间，汉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万两白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重现亏损。

　　1915年，日本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汉冶萍问题：“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日本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盛宣怀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但他却帮日本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他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自己庞大的家业不被革命党人查³，为此不惜引狼入室，挟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凯曾想过将汉冶萍收归国有，盛宣怀坚决反对，他迫不及待地密电日方，希望尽快将汉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17】日本很“关心”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后，“别以取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投进日本人的圈套，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被国民政府收回。

　　事实表明，一个由官僚买办阶层主导的洋务运动，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

　　命运的裂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世界而言是个意外，对中国而言则实属必然。问题并非出在国力悬殊，而是洋务买办派的消极战略。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还占有优势。从经济上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见效很大，但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万日元，进出口额2.6亿日元，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他都不如中国。从军事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一个岛国的本能，竭尽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到战前，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优势。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洋务派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下的“劲旅”如果能打胜仗倒是个奇迹。

　　李鸿章夸耀的号称“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排名还在美国、日本之前，甲午战争中，却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自己还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就更可笑了，几十次战役无一胜利，其余可用“望风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战功，后来在朝鲜平壤再度上演胜利大逃亡的绝技，狂奔500里逃回鸭绿江，如果叶志超参加世界马拉松比赛，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选。鸭绿江防线，李鸿章安排了4万“劲旅”，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日军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劲旅”便弃城逃跑。日军攻大连，主帅赵怀业高举降旗绝尘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人倒是有心人，家里的金银细软早已提前装船运走，但大炮130多门，炮弹、子弹240万发，全部被日军缴获。日军又攻旅顺，“劲旅”以7万以逸待劳之军，对付2万劳师远征的日军，主帅龚照玛连日军的影子都未见到，就连夜乘船潜逃威海，结果群龙无首，军心瓦解，大清帝国花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旅顺要塞转瞬就被攻克。其状之惨，用李鸿章幕僚的话说就是“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李鸿章打仗不行，谈判却是强项。结果就是，朝鲜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外带2亿两白银赔款的《马关条约》。其后，经过各怀鬼胎的列强的调解，日本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赔款增加了3000万两白银。

　　当时战败的大清帝国哪有银子还债？国际银行家等的就是这笔外债大单。各国金融秃鹫蜂拥而上，大清帝国立刻被啄得奄奄一息。

　　清政府借款2亿两白银，举借这样大数目的外债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也曾借过外债，但数目都不算大，支付本息并不十分困难，战前基本都已还清。《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所需举借的外债，将大清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抵押出去，外国垄断资本开始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正是为这些贷款作抵押，清政府被迫让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大连港(3.94,0.04,1.03%)，英国霸占了威海卫，法国借了广州湾。贷款条件是，不得提前还款，也不得加速还款，贷款担保是清政府几乎全部的关税、盐税和厘税。简单地说，这笔外债就是拿整个大清国的税收作抵押。甲午战败，使得大清帝国彻底破产。

　　日本突然获得了如此惊人的财富，侵略欲望大涨，开始盯上了俄国。

　　用大英帝国的眼光看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其实是符合他们在全球的战略布局的，“我们杰出的、精神抖擞的、东方小小的被保护者日本人，决心为我们打败俄国人”。而日本血拼出的是15亿日元的外国债务和庞大的战争消耗，近4倍于甲午战争所得！此时的日本已经疯狂了，不出去掠夺，就无法偿还如此之高的债务。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除了流血的输赢双方之外，更有狂吃外债承销大蛋糕的国际银行家在幕后偷笑。

　　李鸿章还为国际银行家准备了另外一块更大的蛋糕，这就是中国的铁路网融资。大清帝国可能没有想到，正是铁路风潮葬送了自己的统治。

　　铁路当然是个好东西，关键是Ë来控制。

　　用明治寡头的话说就是，他们亲眼看到在印度，大英帝国的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沦为悲惨的殖民地。大清帝国早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拿出银子来修建全国的铁路网，而国际银行家已经急不可耐了。

　　第一笔铁路贷款归于汇丰和怡和洋行，这是天津到奉天和牛庄的线路，担保就是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全部铁路资产。换句话说，如果贷款还不上，英国可要租用北京了。所有铁轨、车皮、火车头等业务都归了怡和。做鸦片勾当起家的怡和，终于进行了产业升级，居然做起了体面的买卖。

　　第二笔铁路生意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线。长江流域本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人不满英国山海关的铁路威胁到他们的码头，跳出来搅场子。结果是俄国扫兴而去。如此一来，汇丰和怡和在沪宁线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垄断了铁路运输，他们可以任意制定费率而不必担心竞争，因为贷款条件中禁止在同一地区再修铁路。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接管了南满铁路系统，但无钱维护修理，日本实在欠了太多的钱。横滨正金银行只能求助于汇丰，正金银行可以独步日本，但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小弟。

　　一条条铁路被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仿佛一根根锁链牢牢地绑在大清帝国的身上。

　　终于，这个曾经辉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躯体上面满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相互厮打，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尸肉，它们满足后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 The House of Mitsui, Oland Russel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9, p142

　　〖2〗 出处同上， p87

　　〖3〗 出处同上， p148

　　〖4〗 出处同上， p155-156

　　〖5〗 出处同上， p160

　　〖6〗 Japanese Banking, Norio Tama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3

　　〖7〗 出处同上， p24

　　〖8〗 The House of Mitsui, Oland Russel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9, p168-169

　　〖9〗 Japanese Banking, Norio Tama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4

　　〖10〗 The House of Mitsui, Oland Russel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9, p183

　　〖11〗 Mitsui：Three Centuries of Japanese Business，John G. Roberts, 

　　Art Media Resources，1989，p126

　　〖12〗 Japanese Banking, Norio Tama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6-48

　　〖13〗 出处同上， p58-60

　　〖14〗 出处同上， p61

　　〖15〗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汪熙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第三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

　　本章导读

　　为什么苏联会花3000万金卢布支持北伐战争？

　　为什么蒋介石会反共？

　　为什么会有“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抱上了Ë的大腿？

　　为什么“宁汉”会“合流”？

　　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会下野？

　　为什么蒋介石能够复出？

　　革命与战争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而大规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金钱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哪些人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些人又代表着Ë的意志？

　　当我们沿着金钱的意志、金钱的流向和金钱的效果，去观察国共合作、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以及风云突变的“四一二”政变时，一条金钱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蒋介石，正是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厌恶和敌视的西方列强与买办阶层的怀抱。

　　为此，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呈上他归顺的“投名状”：“四一二”政变。

　　“宁汉合流”也好，蒋介石下野也罢，乃至他的复出，都在诠释一股被忽视的巨大力量，这就是金钱的意志！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 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

　　“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 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

　　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Ë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Ë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Ë，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1920年2月的海参崴，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一辆辆由士兵押送的马车满载木箱，驶进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大院。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将卸下来的木箱吃力地搬进银行的金库，分行经理伍德随即带着两名助手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清点货物。伍德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放整齐的金砖，在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们伸手进去，借着蜡烛的一点昏暗的亮光，仔细摸索着金块，清点数量。“地板上堆满了箱子。我们踩着箱子走动，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火漆，打开每只箱子，检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后送去装船。”【2】

　　这批金子原本是属于沙皇的，两年前还静静地躺在沙皇俄国中央银行的国库里，现在却作为战利品进了汇丰的金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之后却兵败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为了活命，哗变士兵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回家。这些哗变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欧洲雇佣兵，他们要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黄金卖给了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

　　本来穷得叮当乱响的苏俄政府，拿到了这笔沙俄留下的黄金储备，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当时的1英镑约合10两银子，沙俄国库压箱底的那批黄金被欧洲雇佣兵倒卖了一部分给汇丰银行，剩下还有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落到了苏俄政府手里，这可是一笔价值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换成黄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里也不乏金融货币的高手，就用这笔黄金做储备进行卢布的币制改革，实行了金本位。于是本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经济逐渐稳定下来，重新步入正轨。【3】

　　站稳脚跟的苏俄政府，刚刚缓过气来，心有余悸地四下张望，发现处境实在不妙。西方是资本主义列强一统天下，东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强随时可以沿着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任何一点发动突击，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种局面下，韬光养晦是没用的，只有以攻为守，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缓冲地带。而中国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何不让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为跳板攻击苏俄柔软的下腹部，就成了苏俄人关注的战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两个基本战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独立或者自治，建立亲苏政权，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第二，维持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独占权益。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越飞一到任，马上与坐镇北京的吴佩孚谈合作，但是有英美撑腰的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谈不上出让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了。在北京活动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这条线之外，别无成绩。就在越飞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来。

　　要生存，要革命，要统一全国，就要有钱，就要“拉风投”。英国人并不看好孙中山，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就把宝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美国的摩根财团派人谈过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问，如何才能在中国“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摇头，连一块稳固的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一张嘴就是2500万美金，可能吗？

　　这时候，苏联代表越飞出使中国了。一个急需资金，一个急找“项目”，于是两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要点如下：

　　·中国东北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不是急于搞共产主义；

　　·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6】当然，由于苏联的经济刚刚稳定，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200万金卢布纯属空手套白狼。原来越飞跟孙中山签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签了渔业合作协议，日本渔民可以去苏联滨海地区捕鱼，条件是要给苏联人交纳一大笔保护费，苏联人就是用这笔钱完成了中国项目的一期融资【7】。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8】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追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广东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不只是黄埔军校，192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9】

　　在北方，苏联顾问还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苏联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0】

　　这样，苏联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的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宁汉合流”后逃亡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联用了3000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耐心与各路风投接洽。经过多方活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他提供了1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则贷款200万银元，然而这些钱却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要想做成大项目，只有拉到金额庞大而且稳定的风险投资。于是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1】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从上海赶到蒋介石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当副官通报此人的姓名后，蒋介石顿时大喜，一扫脸上多日的愁云，亲自赶到辕门迎接。

　　来人正是虞洽卿。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滩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国金融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当年蒋介石落魄上海滩的时候，就在这位虞老爷子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炒过股票、期货。被打爆仓后又是虞老爷子出面摆平，还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杜月笙和黄金荣两位上海黑社会大佬。蒋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浅。

　　虞洽卿也没拿自己当外人，一进会客厅，简单寒暄两句，就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抛出两个关键问题：“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们怎么办？”

　　蒋介石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

　　蒋介石叹道：“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老爷子一听，点点头，心里有了底，进一步试探：“那我回去，怎么帮你？”

　　蒋介石猛地一挥手：“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黄先生(黄金荣)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点点头：“这个没问题。我能干什么？”

　　蒋介石一听，心中一动，俯身上前，盯着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说道：“钱，帮我筹钱，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钱的。” 

　　这显然是一笔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强、扶助农工，可蒋介石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原则了，在权力与原则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事实上，早在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针对中国北伐战争的对策问题组织过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计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联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设性”。【12】

　　不怀柔的办法以前也用过。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国民党内部军阀陈炯明起兵反叛国民政府。结果，陈炯明叛乱被镇压，用金卢布武装起来的北伐军，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国际银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军阀。这些北洋军阀垮得速度之快，让他们的后台老板们瞠目结舌、手忙脚乱。摆在帝国主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成为可以培养的上佳人选。然而，中国政局实在太过扑朔迷离，一向对投资方向判断准确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这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这个蒋介石到底靠不靠谱呢？万一这位仁兄拿了钱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怎么办？为了摸蒋介石的底，美国政府甚至派专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13】

　　但只是侧面调查显然还远远不够，必须当面锣对面鼓地谈清楚心里才有底。于是才有了大买办虞洽卿跑到南昌亲自“面试”蒋介石。在初步摸到蒋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复试”蒋介石。这一次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贷款6000万大洋，条件是蒋介石要纳出“投名状”——动刀子反共。【14】

　　6000万大洋的诱惑！ 

　　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个大洋！苏联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间给国民党投了3000万金卢布，约合2700万大洋，就几乎打赢了北伐战争。

　　这可是6000万大洋啊。没说的，干！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动刀子了。

　　苏联三年的心血，3000万金卢布的投资，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两次会面下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因为虞洽卿个人的能量有多么了不得，更不是因为虞洽卿与蒋介石的私交有多么深厚，而是因为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比苏联更有钱，比蒋介石更怕共产党。

　　蒋介石终于抱上了一条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 【15】

　　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 【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

　　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24.05,0.03,0.12%)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5.48,0.01,0.18%)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 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Ë都会·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¹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¹”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¹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对于江浙财阀而言，蒋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难看。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并不轻松，清洗掉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是正餐开始前的“开胃甜点”。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既要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又要对付武汉国民政府，还要提防北面的北洋军阀，方方面面，哪一样少了钱都不行。

　　然而江浙财阀作为资本家是要算投资收益的。前期融资那是共产党来势凶猛给逼的，不出点血大家都得玩儿完。现在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胃口却越来越大，这就超出了财阀们的预算，大家都开始从挺蒋的位置上往后缩。

　　江浙财阀这一缩不要紧，蒋介石立刻就·了白眼，这不是卡我的脖子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不行就得来硬的。于是蒋介石把对付共产党和工会的那一套拿出来对付资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这个颜料商答应向国家“捐献”20万银元以后，他的儿子就在5月19日获得释放。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军阀”的罪名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给蒋政权后，这个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架，绑匪要求他给党国事业“捐款”50万银元。蒋介石采用这种“绑票”和“绑票预期”相结合的手段，向资本家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驻沪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25】。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据估计，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资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6】

　　蒋介石这套打法跟希特勒后来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几年后，希特勒也是拿着华尔街的“风投”上了“创业板”。一统德意志江山后，转过头来就发动对英法的战争，狠咬了国际银行家们一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居然还坐过盖世太保的黑牢。对于蒋介石和希特勒这种政治强人来说，巩固权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则，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人阶级，只要能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们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势变化，·脸比·书都快。

　　上海滩的大亨们真的很生气，后果真的很严重。大亨们认为，蒋介石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如此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出牌，以后真成了气候那还了得！ 

　　这种危险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完全是因为上海滩的大门之外还有一个亲共的武汉政府，外部压力还未彻底解除，对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卫在武汉也对共产党动了刀子，那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于是，蒋介石下台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这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为他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政敌，而他本人却全然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正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蒋介石的军队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打得大败，连华东重镇徐州都丢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机开始逼宫，谈判合并事宜的武汉汪精卫当局，也一再坚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本人必须下台，国民党内的广东元老系和拥护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太子派”也联合起来逼蒋下野。而且尽管在上海进行黑帮式勒索性的筹款，但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蒋介石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一时又没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只能望着烂摊子束手无策。

　　蒋介石此时方才明白，统治一个国家与推·一个政权是有区别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流氓手段了。

　　蒋介石毕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与其这样硬扛着，不如急流勇退，把别人架到前台的火炉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来接盘。

　　于是，1927年8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他要辞去总司令之职，并把南京防务交给其他将领，随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紧接着，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往南京，汪精卫也在9月初抵达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看到胜利果实就这么被人窃取，蒋介石品味着苦涩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就一定要争取到控制着中国金融力量的江浙财阀的金钱支持。虽然汪精卫、李宗仁之辈，暂时得逞一时，然而，他确信，只有自己才有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手腕，江浙财阀早晚会认清到底Ë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真命天子”。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想办法重新申请“IPO”。

　　争取江浙财阀支持的关键是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令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蒋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把自己跟江浙财阀用姻亲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他要发动一场攻势，一场赢取美人芳心的攻势，这场攻势的战略价值将不亚于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

　　他的目标就是宋美龄。

　　当时，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疗养，为了追求宋美龄，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让他同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霭龄)都有了姻亲关系。而宋家与江浙财阀和代表国际银行家在华利益的中国大买办阶级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上海大买办家族、洞庭山帮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财阀大银行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国资本的中国买办发家的。宋氏家族开创人宋嘉树从小在美国长大，受过完整的美国教会教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宋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毕业于美国大学，宋子文本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即在华尔街商业银行打过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还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华北区的总代理。这一家人货真价实地与美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这桩政治婚姻的通栏大标题说得准确，“蒋宋联姻，‘中美’合作”(蒋中正、宋美龄)。

　　这是中国买办财团与军事独裁者的完美结合。

　　正当蒋介石忙着注入“新资产”之时，“宁汉合流”后的新国民政府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国民党内“太子派”首领孙科，并没有蒋介石的筹款能力，蒋介石在位的时候，每月的预算为2000万银元，而孙科完全无法筹集到这个数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筹到800万银元，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军队领不到军饷而拒不领命。情急之下，孙科也有样学样，他在10月1日再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金额比蒋介石的3000万银元还多1000万，达到4000万银元之巨！

　　为了发动江浙财阀认购其公债，孙科还召集虞洽卿等财界头面人物开会，动员大家认购，结果反应平µ。上海钱庄从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给蒋介石贷款560万银元，但是，当孙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钱庄认购50万银元二五附税国库券时，只募得34万银元【27】。

　　没有江浙财阀的支持，新政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

　　此时的江浙财阀，已经对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这批人的执行力相当失望，靠这批人能打得过北方的军阀吗？大佬们开始观望，也许与他们变成了“一家人”的蒋介石更能胜任一统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就跟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为了权力斗争爆发了内战，虽然桂系军队打败了唐生智，但是双方损失极大，实际上已无力再战。

　　这时，国民党内的亲蒋力量趁机要求蒋介石重新执政以收拾残局，江浙财阀已将蒋介石视为圈内人，再加上他们也自信通过上一次的“资本重组”，蒋介石应该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应该会上道的。

　　于是，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蒋介石正式通电全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

　　从下野到重掌大权仅仅过去了116天。

　　汪精卫政府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卖不动的4000万银元公债，等到蒋介石一上台，在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宋子文的统筹安排下，江浙财阀很快就认购一空。有了江浙财阀的重新支持，蒋介石这回终于坐稳了江山。作为回报，江浙财阀也指望蒋介石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

　　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本性。这种人是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组织。克伦威尔是这样，拿破仑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蒋介石也不例外。

　　不过，蒋介石暂时还必须依靠银行家的钱袋子。因为蒋介石正面临着最令他头痛的劲敌的反抗，这些人就是他竭尽全力想要根除的共产党人。

　　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被蒋介石的屠刀杀得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了。蒋介石的噩梦拉开了序幕。

　　参考文献

　　〖1〗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2〗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3〗 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徐向梅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第33～37页

　　〖4〗 摩根财团，(英)彻诺著，金立群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第248页

　　〖5〗 中间地带革命，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51页

　　〖6〗 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之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

　　革命的参加者，(俄)R.A。米罗维茨卡娅著，第22～40页

　　〖7〗 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

　　(日)伊原泽周著，中华书局，2003年，第413～415页

　　〖8〗 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费希尔

　　〖9〗 中间地带革命，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10〗 远东国际关系史，(英)马士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92页

　　〖11〗 英国外交文件， FO, 405, Vo1. 252, PP. 311-3l3, 398-400, 1l3-115

　　〖12〗 w. 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Clarendor Press, 

　　Oxford 1971. PP. 129-130

　　〖13〗 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 RDS, NA, M. No. 329, 893. 00／8005, 893. 00／8312

　　〖14〗 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凌宇，《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第49页

　　〖15〗 美国外交文件(1927·第2卷)，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6〗 密勒士评论报，1926年3月27日

　　〖17〗 北华捷报，1926年3月20日

　　〖18〗 申报，1927年3月28日，第11版

　　〖19〗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276

　　〖20〗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207页

　　〖21〗 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王正华

　　〖22〗 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时的发言，1927年4月13日

　　〖23〗 宋部长管理财政电，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

　　〖24〗 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第13315号，

　　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25〗 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5，1927年7月30日；

　　高斯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9，1927年6月5日；克宁翰致迈耶，

　　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9月3日

　　〖26〗 中国革命1926～1927年(伦敦，1928年版)，查普曼，第232页

　　〖27〗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第207页；克宁翰致迈耶，

　　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