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审过期怎么处罚2017:中国共产党凭什么执政的几个理论问题

发布时间：2002-11-24　文章来源：本站 文章作者：朱云川
“向右转”与“向左转”
――关于《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几点建议
最近，笔者偶然读到潘岳先生《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一文，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几点建议，希望与潘先生商榷一下。
一、中国共产党有无自己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恩格期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了与整个整个社会相同的共同利益外，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会用特殊的原则去塑造运动。
然而，《思考》却认为，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现代政治的一个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长久保障。由于现代政治承认不同群体利益存在的正当性，否定“多党制”就是权宜之计，仅仅是出于中国现实政治需要的考虑。
显然，《思考》只看到了共产党是从现代社会政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一方面事实，却没有看见共产党作为对其他现代政党腐败的理性批判者和否定者，自身在理论上的先进性。社会腐败的本质，就是钱权交易，就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的结合方式，不正是政党特殊利益的普遍实现形式吗？腐败之所以不正当，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全社会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即追求有别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少数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在全世界大力惩治社会腐败的时代潮流面前，任 何在理论上“为腐败立法”找借口的行径，都是注定会遭到历史嘲笑的！
二、革命是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过程
《思考》承认，“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指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过程。因此，革命党并不一定就是暴力党、颠覆党、破坏党，在它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过程中，必然还应有更长期的和平的保障和科学的建设。这就是说，革命党除了领导人民大众进行政治暴力革命和旧社会制度颠覆外，它必然还可以继续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长期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理论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代人民执政，只是迫于现实社会人民大众政治素质还不够 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革命党之所以为革命党，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们与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待人民大众的政治态度是本质不同的。革命党一旦实现向执政党转变，就意味着它与被治理者的人民大众相反立场的确立，旧的压迫与剥削被消灭了，新的压迫与剥削又产生了，新的“革命力量”最终指向“旧的革命党”，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上每一个剥削阶级都千方百计想克服历史宿命实现自身利益的长治久安，然而都是注定失败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党要取得社会革命胜利，决不是只有暴力、颠 覆、破坏就能够达到目的的。革命党取得胜利的领导力量，就是文化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不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要消灭全世界的一切剥削压迫阶级，而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要转变成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因此，要想克服本阶级最终被消灭的历史命运，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党永远不要蜕变成为剥削压迫阶级的政党。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个政党或少数“政治精英”特权利益的天下，先进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不是乌托邦，就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规律决定的。革命党只有永远保持革命党的本色，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优势，才能保证自身先立于不败之地。
三、经济建设是革命党历史使命的终结吗
《思考》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党革命目标是有限而具体的，“夺权”就是最终目标。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目标更具有根本性，甚至不乏有乌托邦色彩，夺取政权只是根本性社会改造过程的一个新起点。然而，《思考》在赞成前苏联政权的资本主义化和官僚制度化的时候，却没有对专政机关在执行“斯大林大清洗”和“苏东政权易手”中的历史责任进行必要的思考。
谁来为前苏联政权的覆灭“买单”？
殊不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恰恰是以苏联的资本主义化和官僚制度化为背景的，让人民大众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民民主，恰恰是解决政治腐败和政权易手的政治实践。这与《思考》本身所提倡的“远离功过”的无为政治观是完全一致的。
依次上升的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都不是新社会制度的实现阶段，它们只是为实现新社会制度所作的准备阶段。政治斗争只是为新社会制度的到来扫除障碍开辟前进的道路，它并不等于新社会制度的实现；经济建设首先是巩固革命政权的现实物质需要， 其次是为新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它也不是新社会制度的实现。新文化革命也不是新社会制度的实现，它只是为新社会制度构筑起了实现的社会动员平台。从社会旧制度向着新制度转变的关键支点，就是新文化革命平台，“制度创新”只在政治改革领域中的一个部分。显然，将巩固政权和支持文化发展的经济建设当成是革命党历史使命的终结，无疑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清。
四、中国共产党凭什么执政的几个理论问题
《思考》从四个方面来“提出问题”很好，但在“解决问题”方面却陷入了理论上的混乱。 首先，党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问题。《思考》已经认识到，党在历史上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拥护。但进一步思考的东西却是，人民为什么要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不就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决定合法性吗？仅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理合法性说，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非法的。
因此，“认同合法性”只是政党先进性实践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同样，关于“绩效合法性”也是离不开政党先进性实践本源的。如果缺乏政党先进性实践，“认同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就不可能实现；而离开了这两者，“法理合法性”更像一种政治表演，它的实现除了依靠强力征服外，恐怕是别无他途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就是一种“法理合法性”表演么？
其次，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问题。《思考》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但在执政时期就过时了。“光有历史选择不够，还必须有现实的重新选择。”有两点理由：一是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存在的，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被消灭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就失去了对立面，社会就没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了。二是在中国缺 乏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政党，谁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
对第一个理由的质疑是，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新社会关系是什么？谁能保证人民大众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压迫？谁来当这个裁判员的？谁来惩罚违规者？按现代政治规则，执政党自身是不能充当自身裁判员和惩罚者的。工人阶级现在真的没有剥削和压迫自己的对立面吗？作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不是与工人阶级为敌么？它还是共产党性质吗？
对第二个理由的质疑是，中国缺乏其他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固然有之，但工人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不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尽心尽力，难道不能说明这种代理制的虚伪性么？按市场规则，工人阶级完全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因为旧有的已不够格了。谁有权有钱在政治上就替谁说话，这不就是社会特权与腐败么？
再次，一个政党能否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思考》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都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可能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即使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也只能说它组成的政府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而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仍然是局部的。而且，当说一个政党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危险：既然全体人民的利益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也就没有了自己表达自己利益的理由。”
这段话里有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全体人民一般不等于全体公民或全体国民，它当然不包括社会剥削压迫阶级在内。只有在全部社会剥削压迫阶级都被消灭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剥削压迫性自觉消亡后，全体人民才能与全国公民在指定对象上完全赞同起来。因此，说一个政党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说法是错误的。二是“代表”不是代替，只有当一个政党将全体人民的利益都据为私有时，人民才没有自己表达利益的理由，而此时的该政党就是一个剥削压迫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全体人民与该政党就是完全敌对的。除了暴力革命外，没有谁能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思考》还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工人阶级之所以是先进的，是因为它在这个生产关系体系内处在被压迫、剥削的地位，是这个生产关系的否定力量，资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肯定力量。对于革命来说，旧社会的否定力量就是先进力量，否定得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先进。”简单说“否定就意味着先进”。照此逻辑，就是“造反有理”，对现代社会政治的否定力量就是先进力量。这里否定“执政党转变理论”就是合理的，因此“执政党转变理论”自身也就站不住脚！
《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资产阶级的否定力量，一部分是科学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它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包括工业代大生产中的产业工人、先进管理人员（红色企业家）和科技人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另一部分是落后的封建性的破坏力量，它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农民阶级，包括自身利益被资产阶级剥夺的农业人员、官僚僧侣、文艺人员等。对于先进分子，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对于落后分子，是我们的同盟朋友，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只要落后的不反对先进的，我们就要同他们联合起来去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胜利。显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工人阶级
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和改造，坚持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坚持党对军政的领导权，本质上就是在坚持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坚持先进性对广泛性的领导。因此，合理性决定合法性，先进性指导广泛性，先进力量领导否定力量，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则。
“理论上的混乱在实践上必然造成祸害。”不管怎么说，《思考》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2002年8月3日
编辑员：www.theory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