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临时工区别: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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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将自己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想法,美国政府的要员也公开表示过要抛弃台湾蒋介石政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为了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决定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那只缩回去的罪恶之手又重新伸向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更为险恶的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竟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就在四个多月前,杜鲁门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发表声明,说什么“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台湾)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云云。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为了实现其防御共产主义的战略,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暴露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
自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美国一直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
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对部下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台)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台湾);如果韩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应该说,蒋介石的此番分析确有见地。蒋介石决心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方面向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承诺给予南朝鲜必要的援助;同时召开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澎、金、马即日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三军将士停止休假,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和台湾空防,全岛实行宵禁。蒋介石还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决定派出3万余人军队赴朝配合美军作战。
为了讨好美国,保存自己,蒋介石顾不上讲什么民族尊严了,全部答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意将台湾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统一调度。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地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当然这只是麦克阿瑟站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10月,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顽固反共派。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蒋进一步全面勾结。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金兰为驻台“大使”。这是美国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首次向国民党派出“大使”,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国民党。8月,美国和台湾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新中国示威和挑衅。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以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尼克松还在台北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与杜鲁门时代只派军事人员访台不同,此时大批美国政府、军事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访问台湾,给台湾当局打气。一时台北冠盖云集,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
对于美国政府“关爱的眼神”和“厚爱”,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正像他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把自己已经准备扔掉的国民党政权又捡了回来,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得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甚而至于还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反攻大陆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在台湾生存的保障,蒋介石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拉近、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美国则与其庇护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单独签定了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唯独与台湾没有。于是,蒋介石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定结盟条约的建议。
对于美国实现其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来说,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台湾签定结盟条约,显然有其必要性。但艾森豪威尔却对台湾的提议迟迟未予肯定的答复,原因是美对蒋介石不断高喊的“反攻大陆”心存顾忌。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旦签定了结盟条约,如果蒋介石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则将会把美国拉下水。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再也不敢冒卷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再打一仗的风险。
为了争取早日与美国签定同盟条约,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金兰,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承诺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得美国的同意。金兰当即向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重大让步,解决了美蒋间的分歧。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它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步骤。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约束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竟然“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
到了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的方针遭到极大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并在全球形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
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档案”公开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
但是,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美国对台政策玩弄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国家”,其实质仍然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美国在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中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美国在此期间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台湾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冷后结束后,中国重新被美国定位为敌人,而台湾重新获得了冷战前期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的桥头堡地位。
1993年7月,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由默考斯基发起的修正案,给《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增加一款,即取消对美售台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限制;
1994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1994年4月,美参众两院通过默考斯基修正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
1994年6月,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 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宣布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允许两国高级官员互访,同意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4月,美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众议院共同决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5年5月,美参众两院以全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
正是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
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4]
1995年,由于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卷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仅有害而无利。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台政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上海,克林顿总统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三不原则”,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美国宣布对台政策“三不原则”,表明美国从支持“一中一台”转向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与此同时,美国一再声称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仍有协助台湾防务的义务。
美国人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其对外政策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美国在1949年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所有;1949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出于对抗中国的战略需求,认为“台湾地位未定”;972年到1979年,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9年到1997年,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实质上仍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1997年后,美国声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认为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继续对台军售,实质上是维护台海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使台湾成为遏制中国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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