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电子交通违章查询:刘道玉：我理想的大学什么样

大学校长的素质下降了

经济观察报：对一所大学来说，校长很重要。近年来，大学饱受批评，大学校长也有责任。你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刘道玉：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历史上，大学校长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像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他们都曾留学西方国家，梅贻琦是物理学博士，蒋梦麟是美国的历史学博士。当了校长后，他们都不再搞专业，专心致志从事教育，以校长为职业。第二个类型就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像蒋南翔、江隆基、成仿吾、吴玉章等。他们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革命锻炼，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又从实践当中成长为教育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都是这一批的，像邓旭初、匡亚明、屈伯川、朱九思等。九十年代开始，都成了学者型校长，既当校长又要搞业务，纵然是天才，一心二用你也搞不好。

经济观察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刘道玉：校长我所欲也，科研亦我所欲也，怎么能得兼呢？70多年前陶行知说：“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其地位的重要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我们现在有几个是专心致志把校长作为职业来追求的呢？所以我说，现在校长的素质比80年代下降了。别看是院士、博导、教授，他们不懂教育，只会上传下达，没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其实，其中有些人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也有英美留学背景，关键是他不把这样的职业当事业去做。

经济观察报：缺乏真正的职业化的教育家。

刘道玉：他们是“命令式的校长”，心不专一。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大学校长职业化。像英国、美国那么多的大学，有几个院士当校长？人家是选有教育思想的人当校长，选有管理能力的人当校长。我们这里是看谁的学术地位高，谁的学术名声大就选谁当校长。从一开始，我们选校长的标准就走入了误区了。有院士的学校一定找个院士，没有院士就搞个博士的导师，没有博士导师就选个教授。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标准就是有问题的？

刘道玉：当然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校长所需要的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的管理能力、教育思想和改革开拓能力。

校长选拔机制有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现有的空间里，大学校长恐怕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能做什么？

刘道玉：要是想做，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关键是想不想做。现在中国不是没有有才华的大学校长，也不是没有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校长，问题是没有敢于表述自己见解的大学校长，没有为改革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校长。问题就在这里。

经济观察报：这是大学校长的悲哀。

刘道玉：不懂教育，也不研究教育，只会说官话，而不会说行话。我看过两个重点大学校长的言论，他们说，大学应该更多地培养蓝领人才。如果是职业教育学院的校长说这个话，尚有情可原。可是出自两个重量级大学校长之口，就有些不伦不类了。为什么要有重点大学？很简单，负责提高，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从事原创性科学研究。提高就是让你培养蓝领吗？实在让人看不懂。作为大学，特别是一流的大学，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从事原创性的学术研究。从事这种研究不能有丝毫的功利主义，不能有丝毫的立竿见影的思想。“短平快”违背一流大学建设方针。一流大学关注的始终是终极问题，就是影响社会发展和影响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这就是一流大学的使命。

还有一个大学党委书记对媒体说，高水平大学培养的人“既要进得厅堂又要下得厨房”，尽管可能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是这个比喻也错了。进厅堂下厨房的人在职业学校培训一两年就够了，还用得着上大学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些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不懂教育学。

经济观察报：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观点，现在很流行啊。

刘道玉：大学校长的选拔体制有问题。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竞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经济观察报：有人就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刘道玉：都是“空降兵”嘛，谁空降他，他就对谁负责。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就不会真心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现在干部到外地工作，户口不转，家属也不随调。有的大学书记、校长工作在外省，户口和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怎么能够体现“以校为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风气好，走到哪儿全家到哪儿。我举个例子，1957年湖北省委秘书长刘真被任命为武大党委书记，湖北省委离我们这儿也就是一站汽车路远，刘真户口迁到了武大，全家也搬到学校里来了。1958年，中共中央交通部副部长刘仰峤被任命为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常务副校长，举家五口人从北京搬到武大来。搬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是一种作风。是不是以校为家，是不是与师生同甘共苦，这是一个检验标准。现在都不搬，鞋底擦油，随时可以溜掉。不仅大学是这样，地方政府来的“空降兵”干部也都是不搬家，这怎么取信于民呢？怎么能够把工作搞好呢？

经济观察报：这种对比发人深省。

刘道玉：飞机飞来飞去，专车跑来跑去，这种风气能够服人吗？因为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就是这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因为干部官僚化，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或者说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

刘道玉：教育家并不神秘，以写作为生的就是作家，以画画为生的就是画家，以唱歌为生的就是歌唱家，从事科学的就是科学家，从事教育的就是教育家。当然教育家的水平、教育家的能力是有区别的，有不同层次的教育家。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但是中国的教育家在世界教育史上基本没有作出重大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可以这么说吗？

刘道玉：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在世界教育史上，中国的教育家基本上没有地位。孔子不是列在世界教育家的排行榜上的，他是思想家。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世界级的教育家？

刘道玉：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沿袭两千多年，影响很深，教育没有走出家庭私塾这样一个范畴，没有一个先进教育理论为指导。教育跟哲学是相通的，世界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或者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你看看西方的教育家大多都是哲学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到杜威，全都是哲学家。中国搞教育的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而哲学家又不涉足教育，基本上不进行教育改革试验，这就是中国教育理论落后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那蔡元培呢？

刘道玉：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都是借鉴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经济观察报：大学问题丛生，应该怎么解决呢？

刘道玉：还得从源头做起。首先要恢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无从谈起。从世界来说，成熟的大学制度有四种模式：第一是德国模式。德国大学源远流长，起源于中世纪，从一开始就是集权的，政府管制大学。第二是英国模式。英国大学历史悠久，源于牛津和剑桥大学，基本上是行政和学术分权制。第三是美国的模式，大学完全独立，教育部不管，重大事项都是大学董事会或校长自己管理。第四是日本模式。日本是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民族，所以日本政府对大学控制是比较严格的。

经济观察报：美国的教育部管什么？

刘道玉：美国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教育部就管两项事情：第一个是教育信息统计，全国所有的教育信息都归它管，这些信息为全国享用；第二个是教育公平，一旦发现了教育不公，就要干预。

经济观察报：无论什么模式，学术自治原则还是公认的。

刘道玉：这四种模式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严格的法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享有充分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即便是国家中心主义至上的日本，教授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

经济观察报：中国也有高等教育法。

刘道玉：是的，《中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十年了，但落实情况并不乐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比比皆是。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一直呼吁教授治校，但是也有人说，即使允许教授自治，现在教授素质也不行。

刘道玉：教授治校这个口号从50年代争论到现在。“教授治校”不准确，怎么治？通过什么途径治？我想，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然后由自治学人来选择治校人，校长治校。这符合教育规律，因为治学人最懂得什么人适合做校长。教授治学，就是保证教授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统一体制，没有独立的大学制度。

刘道玉：与我们相比，美国的大学是高度自治、高度自由而且多样化的。举例子来说，美国哈佛大学是典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与董事会严格区分职权（专政）范围，董事会不能干预校长；耶鲁大学就是典型的教授说了算，教授会不同意你就不能办；普林斯顿大学是董事会说了算。美国并没有一个相同的制度，中国都一样。

从学校特色上来看，也是不一样的：哈佛大学有思想而没有学派，耶鲁大学有学派没有思想，而芝加哥大学既有思想又有学派；从学科来讲，美国最好的政治大学是华盛顿大学，因为华盛顿大学跟美国国会在一条街，学生就有机会到国会去参加会议，学习政治；最好的企业家大学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出了很多的企业家。大学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都要搞综合性大学，都要搞一流的大学。加州大学拥有十万之众的学生，超大型的规模；加州理工学院只有数千名学生；洛克菲勒大学只有几百名学生，不招收本科生，只培养研究生，但却有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美国既有超大型大学，也有微型大学，它没有统一的规范，这是大学多样化的一个最好表现。中国大学虽然学术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有高低，但是办学模式是千篇一律。

经济观察报：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刘道玉：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大一统教育体制的弊端。以前北大、清华各学校的特色还很鲜明，但是现在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特色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六千人，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后来担任了两届总统。哈佛大学代表团到普林斯顿大学参观的时候，威尔逊校长致欢迎词说，“先生们，我们不是哈佛大学，我们也不想成为哈佛大学”。他们不赶时髦，各有各的特点。

美国有最保守的耶鲁大学，有最激进改革的斯坦福大学，风格各异，没有谁干预大学的风格，各大学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点往前走，慢慢形成一个传统。所以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世界教育大国、教育强国，为什么？就在于不跟着别人走。美国不跟着别的国家走，美国大学也不跟着别的大学走，他要实践自己的办学理想，要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教学制度，这个思路造就了美国的教育大国、教育强国的地位。而我们这儿是恰恰相反，都要搞“一流大学”，都要搞 “研究型大学”，美国4200所大学，研究型大学只有126所。其他的也没搞什么“研究型大学”，心安理得地各走自己的路。

经济观察报：不重形式，只重内容。

刘道玉：中国是一个重形式、重名节的民族，人们的思想是趋同型的。美国人不管这些，人家只管做事，不赶时髦。人家只有120多个研究大学，相当于中国大学总数的0.3%！现在中国各大学都要成为研究大学，都要成为一流的大学，怎么可能呢！一流不是计划出来的，也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一个扎扎实实建设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么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刘道玉：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不在哪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终身志向。这样的大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呢？那就是：独立、多元化、开放。

经济观察报：什么叫独立？

刘道玉：就是没有依附性。为什么要是独立的？这是教育这个特殊职业的需要。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在西方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才一百多年。为什么西方能够保持大学自治？因为西方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既不受教会的影响也不受政府的干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现在，是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和传统。而中国的大学自其产生就是政府主导的。像最早的京师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武昌自强学堂，都是满清政府皇帝御批的，一开始就受皇权控制。解放以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取缔，公立大学一统天下，一直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以前，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23所；1978年确定的重点大学是34所；现在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72所。而且现在大学都希望被教育部管，因为教育部手里边有资源，可以多拨经费、批专业、拨招生指标……所以大学拼命往教育部门下挤，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人家是摆脱都来不及，我们是拼命要往那里挤。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不匹配的。

经济观察报：多元化怎么理解呢？

刘道玉：不管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学科、规模、办学风格上，都不要求整齐一律。允许百花齐放，允许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美国普林斯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三个最吃香的学院都没有，就是不办，就是办好学校重点——数学、物理。有哪一个大学能够跟普林斯大学数学比肩呢？没有。不办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又何妨，无非是美国少了一所大学提供这三方面的人才，别的学校都可以提供啊。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解决了358 年解决不了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我们是什么时髦就办什么。还有一个开放，怎么理解？

刘道玉：我们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大学不可能封闭，要跟国际接轨，就是要使自己教育办学理念跟国际接轨，使自己培养的人才的质量跟国际接轨，如果你的质量跟国际上没有可比性，怎么能够走向世界？怎么到国际人才市场去竞争？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经济观察报：这不太成问题吧？

刘道玉：也有问题，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除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原苏联教育家波瓦利阿耶夫说过一句话，“教育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地”。按照这个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实验场地，在这个实验场地应该产生更多的教育家，可是没有。学校没有自主权，搞教育的没有自主权，不能自主去进行改革实验。没有场地搞不了实验，有场地也不去实验，也没有人去实验，因为体制抑制了人们进行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济观察报：你似乎很悲观啊。

刘道玉：但是我并不完全悲观。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变的。寄希望于未来，也许我们看不到，但是我相信年轻的一代教育工作者会看到。

说实话，我确实也很失望，面对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这些以教育为己任的人却爱莫能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已是风烛残年，还有何求呢？我并不因为失望就置身事外，我还要继续做自己能够做的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还要继续不断地研究、呼吁、宣传教育改革，虽起不到大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起作用的。第二，抨击教育腐败问题，在有限度的范围行使我的批判权利，这至少对群众有影响。今年年初，《南方周末》发表了我对教育改革的十意见书，引起大家讨论甚至争论，这是好事请。第三，呼吁教育改革的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蒙昧状态”。从上到下，多数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这就需要进行启蒙，而启蒙是需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