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苏富比的一场全球预展，首站在北京举行，前来询问的收藏者络绎不绝。

孔超 匡时国际拍卖瓷器杂项部主管

赵孝萱 邦文当代艺术投资学术研究部总监

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制图_周辉

当听到台下的学生对罗浮宫、凡尔赛宫、西班牙马拉加博物馆的藏品如数家珍时，站在讲台上的赵孝萱真的大吃一惊。

这是一组针对幼儿园妈妈设计的课程，上课地点在北京顺义某别墅区的一所高档幼儿园里，课程的主题是“艺术鉴赏与投资”。台下坐着的，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妈妈，大部分有留学背景，或是企业老板，或是在外企做高管，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想给家里添置一些有品位的收藏品，同时也作为投资。

来自台北的赵孝萱，曾任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来到北京后转向艺术研究，是北京邦文当代艺术投资有限公司的学术研究部总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作——《艺术收藏投资的70个问题》。

在此之前，赵也曾为其他一些“喝红酒打高尔夫”的高端人士讲过类似的课程，例如清华总裁班或是宝马客户班，但都不如这堂幼儿园里的小班课带给她的震撼更多。

“讲完艺术市场的结构、画廊的定价规律，周五我带她们去北京798艺术区，看一些海外画廊，再到实地看展览和体验拍卖会时，我从她们眼里真的看到那种跃跃欲试的眼神。”赵孝萱说，“以前大陆的先富阶层，例如煤老板，可能更喜欢传统书画，但很明显，更多中国人正在进入艺术市场。”

这并非预言，而是现实。经常参加海外拍卖会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1990年代中期，海外拍卖的参与者70%以上都还是洋人，其余则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我们现在去海外拍卖会，无论规模大小，场内坐着的基本都是中国人。”

《纽约时报》在今年9月的一则报道也显示，中国正在插手西方收藏市场的亿万富豪数字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的口味开始从本国古董转向西方藏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拍卖的两幅毕加索画作（《阅读的女人》和《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均被中国人以高价买走。

报道还说，中国买家甚至还开创了一些新的收藏种类，例如他们对西方顶级红酒的喜爱甚至给全球红酒市场带来了剧烈的价格动荡，这导致顶级红酒价格在过去3年内上涨了40%。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收藏爱好者。纽约《精日传媒》（jingdaily）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新兴富裕阶层在全世界各大拍卖行吸纳艺术精品、美酒、稀有珠宝等“另类投资”类别，以有效抵御国内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及股市、楼市波动带来的风险。

“北京镑”

5年来，差不多每个月，乔志斌都会买下一件艺术品，它们大多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作品，例如三条腿的清代凳子，人体构成的中国山水画，以及一些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的作品。乔把它们摆在自己在北京经营的夜总会里，或是位于上海的私人俱乐部里，供来往的客人欣赏。

KTV的保洁员认为这些作品的平均价格大约在500元人民币左右，乔对此付之一笑。这些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从海外买回，仅仅往返机票的价格，都是这个数字的数十倍。而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安东尼·格姆雷的雕塑，足够雇佣100名保洁员为他工作一年。

“国内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并不够多，”乔志斌解释说，“而我从两年前开始，意识到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安东尼·格姆雷的雕塑是乔志斌购买的第一件海外藏品，从那时开始，乔开始频繁参加几乎所有国际知名的艺术博览会，并带回大量奇形怪状的海外艺术品，有些跟光有关，有些是3D的，有些则来自美国的黑人艺术家。它们中的多数，价格都是国内同类作品的数倍。

“这只是开始，”乔志斌说，“世界在变。我们的下一代受的都是国际化教育，他们心目中将不再有中外之分。”

“艺术收藏市场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认为，“国内收藏西方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已经很多，收藏的范围也正在扩大到所有品类。”

龚继遂在回国之前，曾任苏富比拍卖纽约公司中国书画部主任，同时开创和主持了苏富比在香港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在全球顶级的艺术博览会上，例如在巴塞尔、迈阿密和香港的艺术博览会上，已经不乏中国内地买家的身影。虽然人数上仍然还不具压倒性的优势，只有三五个画廊，几十个藏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购买力不可忽视。”龚继遂说。

拍卖行业作为最具行业趋势观察价值的风向标，早已“中国化”。中国拍卖行是崛起的中国收藏市场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而根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1年11月发布数据显示，交易数量排名前8的拍卖行中，有四家来自中国，分别是保利、嘉德、瀚海和匡时。

而在全球范围，佳士得2010年全球拍卖20%的成交金额（不包含买家佣金）来自中国买家，这一数字在2009年为16%，5年前仅为7%。在苏富比亚洲分公司，早在2009年就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成交额由中国买家完成。这甚至导致英国媒体为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词叫“北京镑”。

“最近两年中国藏家购买力非常强劲，重要买家的购买力绝对可以跻身全球前十。”摩帝富亚洲总裁、全球副总裁黄文叡说，“他们多来自地产行业，大多还不太习惯从西方画廊、私人经纪人之类的一级市场途径购买作品，他们目前购买最多的，仍是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和古董瓷杂。”

海外“扫货”

但中国人最喜欢买的“海外回流”藏品，仍是中国的本土和传统作品。在全球领先的艺术品拍卖类别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书画，第四位是中国工艺品。

孔超说，早在几年之前，“海外回流”的中国艺术品就已经成为拍卖会上的亮点，“海关会在文物过关时加一道火漆，毫不夸张地数，多了这道漆，拍卖时身价就会大不相同。”

30岁的孔超是北京匡时拍卖的瓷杂部经理，他刚经历了一年中秋拍前最忙的时光：准备秋拍。那段时候，工作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到次日凌晨，早上中小藏家多些，晚饭后都是过夜生活的大藏家，“几分钟接待一名送拍的访客”，而这中间的相当部分，都是倒卖海外艺术品的中国掮客。

即便是在瓷杂这样的小类目，也不例外。在刚刚结束的匡时秋拍中，日本茶道具专场的一件霰形纯金瓶以86.25万元成交，成为冠军。而整个专场的成交额达到992.8万元。相比之下，更火爆的是“海外回流近现代书画专场”，总成交额达1.48亿元。而在今年夏拍时的“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总成交额也达到了1.19亿元，成交率为100%。

孔超最早听说中国人去海外“淘宝”是2005年。嘉德当时开始推出嘉德四季的小型拍卖场，推出一系列日本回流的收藏品，一时间火爆京城。

“当时市场上见到的东西，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民窑瓷器为主，很少接触杂项文房，但日本人喜欢这些杂项，什么犀角杯、雕漆、景泰蓝、嵌螺钿等等，让人大开眼界，卖得也很好。”孔超说。

当时孔超在上海一家拍卖公司做兼职，到处打听这些性价比极高的拍品从何而来。后来才知道北京有很多人专门跑日本淘宝，上海也有很多人，买回来再拿到北京去拍。这些大多是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个人赚到钱，再带来自己的客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几箱几箱地往回带东西，蔚然成风。

于是就有了孔超的第一次日本之行。“到了京都一看，成群的中国人都赶在周一古董店上新货时抢购，去得稍微晚一点，所有的店里都空空如也，全部扫光。”孔超说，“当时日本的中国藏品价格非常便宜，打个比方，一个漆器在日本卖3万日元，回来一倒手就可以卖3万人民币。很多人赚的价差都达到这样的比例。”

当时日本藏有的中国明代南方龙泉窑、青瓷比较多，而国内拍高古、宋代瓷器有限制，所以在 2005-2006年，就是靠这样手提肩背的原始方式，一度还在国内掀起炒明代初年龙泉窑的小高潮。“当时价格的历史纪录，现在都没打破。”

另一个火爆的品种是书画。日本人拥有的中国书画很多，很多人对此并不看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尚未复苏，国内当代画家经常在日本搞展览，展览地点经常选择在西屋百货一类的地方，“就像我们逛百货时买个装饰画一样，很多人买回家挂。”这导致当时回流的书画特别多，日本的拍卖行也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拍卖，“一次就拍出来很多。”孔超说。

到了2006年，国内开始有人搞“抢救海外文物基金会”，搞了一些流失在日本的龙门石窟造像展览，一下子火了，开始搞寻宝团、淘宝团，组织国内企业家去日本淘宝，加上媒体造势，火爆一时。后来日本的资源渐渐枯竭，这些人还杀到了欧洲，后来才慢慢失去音讯，这时孔超才明白，“其实这就是标准的商业活动”。

这时候，美国的小拍也渐渐兴起，很多原来在日本尝到甜头的炒家，开始跑欧洲和美国，拍卖场上的年轻面孔也开始增多——原来这部分人大多在40-50岁之间，既不认识英文，也不认识法文，经常找朋友的孩子去古董店当兼职翻译，久而久之，这些孩子自己也成了代理人。这群人里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云南省文物总店的总经理王昆，儿子在欧洲读书，就兼职帮爸爸去拍卖场。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浙江人。“我最佩服浙江人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英文一句法文不认识。只认识阿拉伯数字。就一直举举举。”孔超说，“浙江人在海外人多，特别团结，还有浙江商会什么的。当时很多国外拍卖不要保证金，就是直接用护照登记。他们先找到商会，帮忙把表填好。钱怎么办？当时还有外汇管制问题，只能跟商会借钱。令人叫绝的是，商会还可以帮忙垫付，从美国拿回来，回来再把东西卖掉，然后把钱还给商会某人的国内亲戚，这样就行了。几个很厉害的浙江行家都是这样起来的。”

诚信与契约

再后来，有些“聪明人”就开始动脑筋了。一开始是日本，有人把国内新出的瓷器做旧后，委托古董店卖，日本方面缺少中国文物的专家，也稀里糊涂拿出来卖。很多“扫货族”一直顺风顺水，一不小心就上了当。等到这种“洗白”手法一直蔓延到欧洲、北美，上当受骗的人就真的成了规模。

“很多不懂行的人都被坑了，一屋子的东西全是假的。你们可能见得少，但几千万、一亿、两亿打水漂的太多了。我那时几乎天天见。我有时特别同情他们，但没法跟他说这个是假的，你说了他也不相信。”孔超也没办法，“这种瓷器仿造工艺还是去年国内新发明的，一看就是有意作假，而且是本国人作假，这不可能是别人几十年前买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做出口刺绣桌布的山东人，50多岁，1980年代就搞出口，一条被单赚几毛钱，赚了钱去买这些“古董”，几个亿全都投到这上头，越积越多。前段时间经济不好了拿出来卖，孔超一看，虽然这些东西哪儿买的都有，但全是假的，一件真的都没有。“他就是自己看书，看完就觉得自己是专家了。按图索骥，买来假货全都假在同一个地方——别忘了造假者人也看书。”孔超说。

山东人不相信，他说自己有上万件藏品，很多都是国宝。“我领他去潘家园地摊，放眼望去，全是一样的东西，再领他去地摊看，是不是全是你那种？他还是不信，到处委托公司拍卖，没有一家敢接。他还是不相信。这特别可怕。”

而一向操作正规的拍卖行业，甚至大型拍卖行的拍卖会上，也开始变得“乌烟瘴气”。先是2009年圆明园兽首拍卖，厦门藏家蔡铭超拍下后拒付，舆论普遍认为是“爱国情切”；而此后布里斯班拍卖行创下5.5亿人民币天价的清乾隆镂空粉彩转心瓶，再度上演拒付一幕，舆论一时哗然，认为此举涉嫌恶意违反行规，传说中的买主、蓝色港湾置业的王耀辉一度为此备感压力。

“现在业内有些人先举牌后找买家，先去拍下来再去找买家，没有买家他就不付钱了。以前拍卖行业从没有这种现象，艺术品高价化后很多，典型的如嘉德4.3亿拍出的《松柏高立图》，也叫《松鹰图》。”龚继遂说，“这些人手里没有充裕客户，不能形成专业判断，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持有期，用垫付资金空手套白狼，付的资本都是过桥资本，等于皮包公司。一旦出手不顺利就毁约，极大地损害拍卖行正常交易。”

“国外现在很头疼这种‘瓷器爱国主义’的情况，”龚继遂说，“据我所知，今年起所有高端拍品，都要求预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例如今年春天，瑞士玫茵堂藏瓷拍卖，一度把高端交易保证金提高到800万港币，使违约成本很高，阻止大面积流标现象。但这样做的后果直接使第一场拍卖会大幅流标，同时也导致大面积迟付滞付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没有契约概念了。现在这个圈子里太多人不是收藏者，而是投资者，而且是投资者里最坏的投机者。”龚继遂说。

归去来兮

中国收藏市场正处于怎样的混乱局面，从《收藏界》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可见一斑：“3·15消费日，央视聚焦收藏品市场”，“中拍协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尤伦斯退出中国艺术品市场”，“专家鉴定伪造玉衣估价24亿”。

这一切都无法不令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狂扫西方收藏市场的热潮。

有数据说，从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一共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一举占领了30%的世界艺术品市场。但泡沫破裂后，这些艺术品又纷纷离开日本人的怀抱。

尽管今年秋拍普遍不如去年，但至少从交易层面来看，孔超认为局面不至太过悲观。“1970年代的故宫台北展览目录，一本售价几万元，以前没人买，现在卖得不错，很多人开始看了。我觉得这是个好的苗头。”孔说，“中国人出去买假买贵的很多，但相当程度上，还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国外国内市场的区别，中外对拍品审美不同。真正巨亏的可能，我觉得不大。”

“中国和日本的收藏热，表面看都是经济实力迅速成长，在文化上也开始觉醒，但今天的中国买家和当年日本买家相比，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不同的。”黄文叡说，“当时日本高价收购西方印象派到早期立体派的大师作品，因为西方印象派与日本浮世绘绘画颇有渊源，但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情结，买的大多还是本国作品。这直接导致二者在购买艺术品门类和心态上还是有不小区别。我相信更深度的国际化是艺术市场的趋势，中国藏家绝对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董国强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况和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购买世界”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没有金融杠杆，可能使中国人错过很多大机会，但也同时减小了风险的几率，“中国目前上百家艺术基金，都是概念。”董说，“我做拍卖6年，到今天为止，我们拍出去的所有拍品，没听说哪件是被基金买走了。今年秋拍所有过亿的东西，我都能说出买的人的名字叫什么，也没有一个落到基金手里。他们很多时候是几个人买了一批东西，说我们干脆把这些混在一块发个艺术基金吧，我更多地愿意把他们视为个人行为。”

另外，中日经济的不同，也是影响收藏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是否会走日本老路，要看是否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董国强说，“我们现在一流中国作品的价格，只相当于国外二三流的价格，我认为这不算夸张。”

“收藏市场一定是与宏观经济同步的。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在快速上升通道里。我认为中国收藏市场将进入稳健的盘整期，但不是垮掉。”龚继遂则认为，“泡沫挤掉，盲目变理智，激情加入理智，好坏能够在价格上体现出来，从流标上体现出来，达到经济和学术判断的一致性，这未尝不是好事。”

而乔志斌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没卖出过任何一款自己的收藏。“目前市场中大多数都是炒家、投资者，我对他们谈不上反感，也谈不上支持。占便宜的不见得真的占了便宜，花了大钱的人也不都是傻子，都有目的。”乔志斌说。1月份新加坡会举办新一年的艺术博览会，他准备过去看看，“我还是觉得这些与收藏没太多交集，这些和我们没关系。”

赵孝萱的艺术培训班第二期已经结束，报名依旧火爆，她正准备招第三期的学员。在她看来，这与台湾“四小龙”时期收藏市场曾经经历的过程类似。“台湾早年有美国驻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批人出国留学，这导致台湾人没有‘国宝’概念，对中国画家的喜欢也多是常玉、林风眠、赵无极，等到经济起飞、收藏市场火爆时期，台湾藏家收藏的也多是西洋油画。”赵说，“很多人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收藏市场的重镇，我对此毫不怀疑。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毕加索的画被中国人买走。”

杭州拥包豪斯入怀

一单价值5亿人民币、全球最大的包豪斯(Bauhaus)作品交易，让杭州市政府成为了包豪斯作品在亚洲最大的持有者，而在此之前，没有人会认为二者会有什么关系。

杭州市政府5亿豪购包豪斯作品（部分）。

记者 _黄修毅 杭州报道

有了这批包豪斯的收藏，感觉杭州一脚跨进了西方设计研究的高级会所”，手握纽约现代美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请求交换展品的邀请函，宋建明颇为感慨说：“以前总是我们求爷爷，现在是爷爷过来求我们了。”

宋建明是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也是杭州收购包豪斯藏品最为重要的主事人。由于包豪斯藏品由中国美术学院暂为托管，宋建明最近一年多来的工作，经常被包豪斯相关的事情所环绕。

在即将到来的12月19日，他就得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包豪斯工艺美术学校最早参与建校的五位宗师之奥斯卡·施莱默的孙子听说中国美院公开展览这批包豪斯藏品，急不可耐地想一睹爷爷流落至遥远异乡的作品真迹。

由政府牵头在去年岁末完成的全球最大一单包豪斯系列艺术品交易，似乎一下子让杭州真切地感受到这笔投资所带来的好处。

市政府两周内决定下单

包豪斯，这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短暂存在的工艺美术学校，在二战前被纳粹关停，其影响却跨过了前东德和美国所隶属的两个不同阵营。小到咖啡壶，大到玻璃和钢结构的巨厦，包豪斯的出现，普遍被认为改变了西方现代生活的景观。

中国设计史上和活生生的包豪斯走得最近的中国人是中国美院的老教授庞熏琴，他在1920年代留学德国期间，曾看过一眼包豪斯在魏玛的校舍。而建筑家黄作燊和贝律铭，只是在美国和前包豪斯成员有过接触。此后，中国大陆内乱不止又经历“文革”洗劫，“包豪斯”一词生生被抹去了近五十年。

所以当宋建明去年年底偶然从中国美院客座教授何见平处得知德国知名的工艺品藏家布洛汉(Torsten Brohan)正要出手一套积30年攒齐的包豪斯藏品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直到从德国传来了布洛汉的藏品目录，这份目录几乎囊括了贝伦斯、格罗庇乌斯、汉斯·迈耶、瓦西里·康定斯基、米斯·凡·德罗等设计大师的作品。激动不已的宋建明，迅速将这条信息传递给杭州市政府相关领导，他隐约觉得，一直着力推动创意产业的杭州政府，或许会对这批藏品有兴趣。

中国美院和杭州市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由来已久，自2008年始，双方便签署了战略合作年会，学院与杭州市领导层有一条直接对话的通道。副院长宋建明挂职杭州城市品牌战略顾问，他自比是参与决策的那个“X”，“经常是市委市府四套班子，加我一个‘X’”。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收购包豪斯的这批收藏中，这一条有效的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杭州市政府相关领导得到消息后，迅速作出决定，让宋建明着手论证藏品的价值。宋建明于是带着一厚册目录，进京问路，当得知这一收藏机会，国内工业设计界的专家们都被镇住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觉得这批收藏突然抛售“不可思议”，而曾接触过包豪斯藏品、并到访过包豪斯旧址的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甚至断言，“布洛汉的这批收藏比包豪斯在德国德绍（包豪斯学校先后在魏玛、德绍、柏林三座城市办学）的永久陈列中的藏品更全”。

宋建明也同时了解到这次抛售的背景：布洛汉生于一个艺术收藏之家，在德国拥有家族的私人博物馆——布洛汉博物馆。和父亲老布洛汉以收藏古典主义时期的手工艺艺术品不同，布洛汉穷半生之力，搜罗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工业设计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的包豪斯馆藏也是由他提供。布洛汉已经年逾古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膝下又无子嗣继承，就连存放藏品的场地费用也是笔不小的开支，这位德国老人决意整体出让藏品，并为宝贝们觅得一个“好人家”。在整体转让这批心头之爱之时，他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必须为他的包豪斯收藏建造一所永久性展馆。

既然消除了对布洛汉藏品价值的疑意，宋建明很快就组织了六位博士以上学历的教师，连夜赶工，论证购买可行性，并向杭州市政府呈交了报告。政府也在极快的时间内拍板，并成立由市委副秘书长叶敏牵头、校方学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杭州采购团”，立即开赴德国。

杭州市政府领导层初步设想，由杭州市城投集团出面，收购布洛汉的包豪斯藏品。城投集团以出资建设一座全新的展览馆为代价，向杭州市政府换取一片200-300亩的土地开发权。但和布洛汉方面的谈判很快在价格上陷入僵局，“政府要求压下一个亿，事情一下子就悬起来了。”宋建明说。

正当双方正相持不下，一支韩国采购团冷不防从斜刺里杀出。来自首尔的采购团由副总理亲自挂帅，首尔市长挥舞着支票直奔签约而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振濂事后忆及这一插曲，步步惊心。“差一点就被韩国人先拿走，大家都很急。但他们的弱势是要把这批藏品放在首尔郊区的一个既有展馆里，距布洛汉专馆专展的期待有差距。”但中国美院提出，可以为布洛汉在未来的展馆中专辟一块布洛汉家族的主题展览区，并聘请他本人担任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的荣誉教授。“这一招攻心之计稳住了德国老头”。在此关头，院长许江又提出了一套新的方案：由中国美院自己腾出一块地，自筹建馆资金。

主要障碍一经扫除，此后的谈判一马平川，最终以5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亿元）成交。从采购团返回杭州，到2010年11月19日杭州方面再次赴德签署协议，只花了不到两个星期。

这笔杭州市史无前例的由政府出资的藏品收购，也获得了海关的大开绿灯。按照国家关于艺术品收藏进出口征税的规定，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藏品，将被征收超过1.5亿元的进口税。但杭州海关找到法律规定中的一个狭小的缝隙，把这批藏品定义为“设计标本”，以教学品论而免征关税。

听闻有惊无险的交易过程，杭间对中国美院满心羡慕，“很钦佩杭州市政府有魄力拍板决定这事。”

值还是不值

如此规模的工业设计品大宗买卖记录，在西方亦属罕有。佳士得拍卖行在2008年以60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一套德国工业设计之父贝伦斯制作的全套家具，堪为近年来价格最高的单品成交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同款家具，现在就陈列在杭州象山的中国美院展厅里。

杭州豪购包豪斯的消息迅速在国内传开，尽管杭州当地媒体为成功拍得藏品而欢呼，但争议也随之而来，今年5月，此事经报道后，引发“到底值不值”的争论。有人认为，包豪斯作品属于现代主义代表作品，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中，耗费巨资购买“过气作品”不值得。

许江在回应这起争议时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收藏西方的藏品，但更重要的不是收藏，而是向西方‘购买’他们的思想。引进近现代设计品，相当于引进最物化、最直观的设计思想，这次收购打包收藏包豪斯作品，将改变中国人研究西方设计史长期以来缺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的历史。

而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王昀对这批藏品的评价是：非常完整，品相上乘。王昀认为，让学生接触原作，对教学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们的设计教育，是日本传入的二手乃至三手货。课本上的照片，看上去都是冷冰冰的。现在能见到实物，好比拥美人入怀，感觉天差地别。”

今年年初，王昀为了清点这批包豪斯藏品，在德国待了整整一个月，他和同事每天七点起床、晚上九点收工，一件件比对藏品目录、实物和德国其他馆址的包豪斯馆藏，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他们有的，我们都有，甚至藏品品相上还略好一些。”

让王昀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资料细致的布洛汉藏品目录里，有一套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的银制调味汁碗和勺子。收藏家费二十年之功才把两者配对。“他先收了碗，到最近的一次拍卖会上，看到配套的勺子，才把它拍下。这种动态的收藏，需要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关联的敏感和对设计史的细致梳理。否则这东西出现在眼前，我们也认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包豪斯档案馆和魏玛包豪斯博物馆是收藏最全的两家。而且，我发现去那里参观的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王昀细述他在德国停留期间的印象，“他们整个社会都留下了包豪斯的印记，建筑、工业产品、装饰，已经见怪不怪了。也许这是布洛汉把目标买家瞄准亚洲新兴国家的理由。”

幸福的烦恼

按照当初中国美院和杭州政府达成的协议，由中国美院负责该批艺术品保管、运营，中国美院也自此成为亚洲包豪斯系列艺术品的最大收藏机构。

藏品经过清点和装运后，于今年3月由六辆火车车厢大小的恒温罐装车一溜开进美院象山校区时，海关、安保、德方的运输工等工作人员，佩戴着四种颜色的袖章，里里外外看护现场。在警犬的低吠中，趁着夜色拆箱验货、入库为安。象山校区16号楼，从此一锁就是大半年。

直到临时展开幕，79件器具、27件家具、15件平面作品等有代表性包豪斯藏品，开放式地陈列在16号楼底楼的展厅里。瓦西里椅、巴塞罗那椅、里特维尔德三色椅……这些包豪斯的符号性作品，几乎并排堆在一格台阶高的灯箱上。它们亲切的样貌，沾染着生活的陈迹，让观摩的学生放低了“朝圣”的心，禁不住去触碰展品的表面，被巡视展馆的负责人王家浩严厉喝止。

展厅楼上，由办公室改造成恒温恒湿的库房，深锁着九成以上的藏品。这一锁，就将是三年。而库房对面的空地，已被未来的包豪斯藏品展览馆认领。

计划建造中的展览馆将不会采用博物馆式的运营，而会建成一座以包豪斯藏品为核心的设计中心。王家浩告诉记者，“所有和包豪斯相关的西方设计史源流，和中国设计发展的演进，都将条分缕析地搜罗进设计中心。我们将以荷兰的设计中心为蓝本，不是把搜罗来的东西典藏化，而是以收藏介入当下的工艺美术设计和研究。”

在初见雏形的“包豪斯在中国”展览墙上，从1920年代上海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到1980年代中央批文开设设计专业，所有和工艺美术沾边的东西，几乎都被纳入了“包豪斯”的轨道。“和我们现在所收藏的实物和资料相比，以前所有的教学只能叫简史。”王家浩说。

“幸而当初在布洛汉谈判的过程中，压价了100万欧元，用以设立一个包豪斯研究奖学金，来资助后续的研究和策展。”宋建明说，拿下包豪斯藏品，对学校好像一个幸福的烦恼，“接下来运营的乱七八糟的费用，只能靠美院拆东墙补西墙了。”

“疯狂买家”刘益谦

2009年，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投入了13个亿，201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0个亿，今年，他既买又卖，总成交额十几个亿。在中国艺术品市场被资本托得水涨船高的这几年，刘益谦几乎成了被绑定在人们视线里的浮标。

刘益谦

￥169,120,000

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

￥425,000,000

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

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李韵 上海报道 摄影_刘林

"加一口（价），加一口，再加一口。"话筒贴到嘴边，刘益谦手持iPhone的姿势，像提着个步话机。他略微提高了嗓门，"加五万！"

电话那端几秒的静默，刘益谦垂下眼皮，他知道，那三块百达翡丽表已非他莫属。"多加了五万，这小子硬把我拖到330（万）。"

"你们不是说我高调吗？我这不就不去现场了。"刘益谦摘下耳麦，话音一半从鼻子里往外冲。这些年，只要他一出手，就会产生个当季市场的最高价。

2010年秋拍中刘益谦用3.08亿元买下宋摹本的王羲之《平安帖》。七个月前的嘉德春拍，他以4.25亿卖出了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令市场一片惊叹。他说，享受在拍卖现场"横刀夺爱"的感觉。

从2009年以6171万高价买下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开始，刘益谦已接盘了收藏中国作品最多的西方收藏家、比利时男爵尤伦斯手中的"三大件"（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陈逸飞的《踱步》、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其中，《十八应真图卷》被他以创纪录的1.6912亿元拿下，直接助推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

用耳朵拍卖

从新理益集团在金茂大厦的办公室望出去，是陆家嘴密密麻麻的楼宇。刘益谦站在窗畔，脚下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穿一身泛光暗纹的黑西装，在偌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又歪斜在沙发里，戴上半边耳塞，从电话里探听拍卖现场的动向。

凭这只耳朵，刘益谦屡屡决胜于春拍、秋拍会上。刘益谦自认并不是个有眼光的收藏家，他说自己靠的是耳朵。拍卖的预展，他从来缺席；到手拍卖会的图录，他也只在看中的拍品页面折个角。"但听一听现场的反应，我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2009年的北京保利春拍，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当仁不让上了拍品图录的封面。七年前，它首次从海外流回北京时，被尤伦斯以2530万的价格拍得。此番经过四个小时鏖战，会场上还剩下刘益谦，和一个电话委托竞拍者。五万五万地跳档，到凌晨一点多，价格已累积到4460万元。该出手了，刘益谦举牌自报，"加价50万"。

一遍、两遍、三遍，落槌的时候，刘益谦有点懵，"啊？这就结束了？"他心里的底价是一个亿。

"有时候会觉得像是跟一个影子较上了劲。"在记者对面的刘益谦，时而不自觉地凑近手机话筒。在很多个拍卖会上，他就是这样隐蔽在传声筒这端，发号施令。

"往死里拍高价"

百达翡丽表最后的成交价比他预期的超支了一点。五万块钱，对身家超过几十亿的刘益谦来说，是小数点后好几位的事。但五万块的"失算"，让这个精明的资本玩家在采访中念叨个没完。

"胆大"甚至"无畏"，是这个"草根富豪"留给外界的鲜明印象。书读到十七岁，就从初中辍学。跟舅舅做皮包，三年后当上了"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万元户"是个很大的诱惑，"所以我就想算了，你们读书吧，我赚钱去了。"

1992年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总共有207万张在市面上流通。当时，市场上每100张认购证的收购价，最高被炒到了19000元，而中签的认购证，每张能卖到3万元。刘益谦疯狂地开出每一百张20000元的价格，让人无法拒绝。在这副好勇斗狠的架势背后，是刘胆大心细的成本核算。因为按10.3%的中签概率，理论上每一百张能抽中10张，每1000张能额外多中三张。这额外的三张，倒手后能换来10万块左右的现金，也决定了他的资本投入。

如果把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行为，和早年炒卖股票认购证的手法两相对照，会有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以高价坐庄进而控制风险边界的手法，他驾驭得轻车熟路。从买国债、倒认购证、收购法人股，到参与定向增发，次次手法都相似，但他每次都最大限度地捕捉到了其中近乎完整的暴利空间。

为什么总是自己？刘益谦在沙发上稍稍坐直，笑得脸皮起皱，"你不能说一个人中一次六合彩，就不能中第二次了。我可能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买一次中一次。"

2009年，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震撼出手，一年花13个亿如流水，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往死里拍高价"的草根富豪。比起那一年他在资本市场上的春风得意，这种事先张扬的"炫富"既招人嫉恨，又合情合理。

近两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价格暴涨。人们回过头发现，刘益谦又赶在了潮流之先。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任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主任。在分析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投资行为时，他认为：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不到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再加之艺术品市场本就不大，缺乏同量级的竞争对手，像刘益谦这样财大气粗的买家，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

在人前，他把"没文化"挂在嘴上，不露怯，"你们看我，不就是人傻钱多吗？"现在他摊开两手，还是右手的大拇指，明显粗过左手，"这都是以前踩缝纫机，做皮包做出来的。"

在艺术品投资方面给予刘益谦帮助很多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认为这是刘益谦的一套话语方式，"就像王朔，自贬才能贬人。刘确实是个直脾气，在拍卖现场看上什么东西，半道就要劫杀。但他对艺术品拍卖市场是有一个总体判断的，他还是把艺术品收藏当成了一种资源配置的形式。"

从买到换

2009年，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投入了13个亿，201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0个亿。去年，保利博物馆还为他举行了个人藏品展。"我的古代书画收藏是一些国内的博物馆没法比的"?。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被资本托得水涨船高的这几年，刘益谦几乎成了被绑定在人们视线里的浮标。但在他眼里，"是你们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我，不是我从那时才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品刚开始成为一种合法化交易，刘益谦就只身踏进了拍卖行。初入拍卖场的他，两眼一抹黑。整个场子里，就认得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李可染。"当时可能知道齐白石，齐璜是谁就不知道了。"

第一笔交易，是他花几万块钱买下一幅郭沫若的字。"现在至少能卖到一千万，有那么大。"刘益谦跃起蹲下冲一面办公室墙头比画，"十八年前进入艺术品市场，主要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判断，如果有钱人多，艺术品肯定会涨。至于什么时候涨，就没人知道了。"

捂盘是刘益谦所长。2005年，他花了600多万，从上海一家拍卖公司买到齐白石《松鹰图》在去年春拍，他听说原来的卖家又把与《松柏高立图》原为一套的齐白石《篆书四言对联》拿出来拍卖，就果断以1200万元的高价把它拿下。就这样，《松柏高立图》与《篆书四言联》终于在他手里合璧。今年春拍，刘益谦禁不住拍卖公司反复做工作，将这套齐白石作品交与中国嘉德拍卖，卖出了4.2亿，创下中国绘画的全球第一高价。

相比每次在聚光灯下出手买进作品，刘益谦出货时同样是高调，更是对自己的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津津乐道，这完全不同于行业内其他藏家。今年秋季，他还以1.2亿高价卖出了一件04年700多万买入的王翚山水手卷。"今年下半年，买了六七个亿，也卖了六七个亿，基本持平。"刘益谦自我总结。

"现在东西越来越贵，市场源源不断有好东西出现，这时会想着换。不可能一生只在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换作品的阶段。"刘益谦如此一说，也符合董国强的观察，"可能他觉得有些作品的价格在近期是个高点，所以他将其卖出，而有些是价格低位的，他又会选择买入。"

刘益谦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文征明、谢稚柳的几幅字画，那是他早年的拍品，多年来没有更换过。"现在让我一天没有事做，看看书，欣赏欣赏艺术品，那要浑身难受。我这个人心大，到这个年纪，还会想到新的行业折腾。"

手腕上的投资品

名表正在成为中国富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各大拍卖会最常见的买家是中国人，而卖家多为急于套现的欧洲人。对前者来说，名表既可投资以保值升值，更是财富与地位的表征。

皇浦江，钟表收藏家

Plojous珐琅彩女装吊坠表

AP爱彼磨砂黄金盘女装腕表

现在最好卖

2000年，皇甫江收藏的钟表约有一千多块，集齐了“十大名表”，总共花费一百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在今天，这钱连半块高级表都买不到。

皇甫江被称为“中国刀剑收藏界教父”，收藏古兵器超过5000件。但他最早的藏品是钟表，上世纪90年代，他事业有成，收藏古董表成了爱好。彼时，古董表的收藏之风刚从美国华尔街转战到中国香港的炒卖佬圈，内地当时没多少人看得上这玩意儿，更谈不上收藏和炒作。内地能买到的通常是浪琴、欧米茄、雷达等二三线品牌，都是老绅士淑媛的遗物。

2005年时，皇甫江突然发现身边谈论表、买卖表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撸起袖子，腕上闪烁着一块亮晶晶的名表，成了事业有成的必备行头。改革开放，香港开放自由行，让内地人对手表的认识慢慢提高，一些以前没人认识的牌子，逐渐挂在人们嘴边。

各大国际手表品牌纷纷把专卖店开到了中国内地，加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不少人也开始意识到了表的价值，开始往收藏和投资的方向走。比如百达翡丽，凭借一句“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一块百达翡丽，你只是为后代保管它而已”，迅速成为最受国人追捧的名表之一。专卖店相继在上海、北京开张，其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表示：“销售状况令人吃惊的好！”

根据瑞士钟表协会的统计，2008年，瑞士钟表出口到中国内地的总额为6.23亿瑞士法郎，位列世界第七；而出口到中国香港的总额则超过了20亿瑞士法郎，全球第一。其中香港的出口额比2006年增长了130.6%，比2007年增长了58%，如此高的增长率也两年卫冕全球冠军。

曾经只是小众玩物的手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富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有趣的是，皇甫江当初收藏的那一柜子藏表，已经卖的卖送的送，只留下不到十块，因为他在几年前转投了古董刀剑。但是钟表收藏形势大好，他又重新投入这一行，这一次，他专爱珠宝镶嵌、贵金属打造的古董装饰表，如今的藏品约四百多件。

同时，他和夫妻也做起了手表生意，专卖二手名牌手表。尽管中国人购表渠道多为国内外的名表专卖店，但他的生意热度也持续升温。问他什么时候手表最好卖，他毫不犹豫地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好卖！”

皇甫江不时出席国内外的一些拍卖会，见识过中国人对名表的狂热。每年，香港都会在春季(5月)和秋季(10-11月)举行两场大规模的钟表拍卖会，主要由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组织。近几年，只要进拍卖场里扫一眼，除了主持人是老外，到场拍客清一色是中国人。而且个个都很高调，抢拍时站得老高，恨不得把牌子举到天上。

今年5月的春季名表拍卖会上，香港佳士得以1.6470亿港元收槌，成交额创下亚洲新高。其钟表部副总裁李殿馨女士透露：“内地买家喜欢知名品牌，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卡地亚及劳力士。他们更倾向于工艺现代以及配备复杂功能的手表。与此同时，表的品相、是否有原配的表盒及证书，也是他们所关心的。”

而在2011年10月刚举行完的秋季名表拍卖会上，香港苏富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400多枚名表的成交额高达1.12亿港元，创下了苏富比全球名表拍卖会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纪录，其中23件拍品更是以100万港元以上的高价成交。

“四分之一的买家都是新客户，亚洲买家占了绝对多数，其中中国内地买家增长特别明显，从投标到最后成功中标的内地买家超过30%，增幅在5%至10%。”苏富比钟表部副总裁李殿馨介绍，“卖家则以欧洲人居多，由于欧债危机，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拍卖手中的手表套现。”回想1997年香港回归时，苏富比统筹的全亚洲首场独立钟表拍卖会上，250件拍卖品总共拍得1000万港元，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

怪圈

面对如此捧场的中国主顾，各大奢侈品牌手表专门推出带有浓郁中国色彩的产品。比如爱彼表（Audemars Piguet）于2008年特别为中国市场推出的一款“皇家橡树Pride of China（中国之骄傲）”，限量500只，机芯是自动上链的，表底盖上刻着长城图案，而表盘刻度上则凸显着醒目的“8”，迎合了国人对于这个数字的喜爱。

皇甫江前几天参加了伯爵表Piaget的新品发布会晚宴，发现这个160多年历史的瑞士品牌，也开始走“中国风”，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龙年推出了“龙凤腕表”系列。这24件创作品将龙凤图案用伯爵引以为豪的大明火（grand feu）珐琅技法呈现出来，并在背板上刻了繁体的“龙”或“凤”字样。同时，大量镶嵌的美钻和贵金属，也将这一系列腕表打造得极其华贵。

在皇甫江看来，如今国内流行的名表，除了一定要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外，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表盘要大。“跟我买女士表的，通常都要大口径，最好个头跟男装的一样。我就奇怪，运动表也就罢了，珠宝表要那么大干吗？人家说，显眼啊！”

自动上链机械表也很受欢迎。“买男装表的，对石英表不屑一顾，一律要机械表芯，还恨不得有几十上百种功能，却总爱买自动上链的。”

找他买表的，通常很少见面交易，都直接打电话。这电话一般有两类，第一类是：“某某，我要多少块表，每一块多少钱，送人的。”送谁？“送老婆/送妈/送客户……”什么类型？“皮带的/金的。”什么品牌？“名牌！”这就行了。

第二类明确得多：“我要一支PP（百达翡丽简称），某某型号，多少成新的。”这时，皇甫江就要帮他到处找。有次酒局上，他旁边一哥们戴的表正是客户在找的。他开了个高价，问人家卖不卖，那人将信将疑。于是皇甫江随手给表拍了张照，放上微博。十分钟后，买家打来了电话，然后直接把钱打到表主人的账上，成交。

“像这种买家，是真正懂行的人，手里的表哪个犄角旮旯出点小错，都会立刻发现，然后直接打电话去厂家质问。”可惜在他认识的范围内，如此既懂表又买得起的行家属凤毛麟角，一千个客户里找不出一个。

“如果回到15年前，金表和钻石都是我最为鄙夷的品种，觉得那是有钱人炫富的，俗气。”但在他如今的藏表中，贵金属和宝石是必备要素。

在传统投资品市场逐渐陷入低迷，股票、不动产、大宗商品等投资品波动不断的今天，高端世界名表为代表的奢侈品价格正不断攀升，成为了“价格透明，收益高”的投资品。但是，除了工艺与品牌，钟表保值与否还跟材质有极大关系。一般来说，保值最佳的材质首选铂金，其次是黄K金、玫瑰金，最后是白K金。

“手表是否物有所值，最有说服力的是二手市场。店小二会把各种机械功能吹得唾沫横飞，但都是对外行说的。对老主顾，东主报了价后，会拿个天平，把表往上一搁。这实际上是给你一颗定心丸：贵金属的就按金价折算，宝石的就数有几粒，比起那些九曲十八弯的螺丝和发条，这是最过硬的指标。”

十几年前，当他刚开始收藏表时，感觉就像一叶孤舟在海上漂，没有同好，缺少资讯，连找本外文资料都难，只能四处摸索。但那种寻觅的过程充满乐趣。如今，“每个月寄来的钟表专业杂志有一尺厚，照理说应该更幸福，可我看都懒得看了。来去就那几个热炒的词汇，陀飞轮，三问，万年历……烦。”

令皇甫江不安的，其实是中国手表收藏日益陷入的一个怪圈：表商刻意用繁复的机械设计、动不动就限量的手段，不停地自抬身价；买家则浑然不觉地遵循商家的规则，盲目追求近乎累赘的机械功能，还有所谓的品位。

“不少买陀飞轮的人，甚至根本说不清这是个什么玩意儿；玩星座表的不一定是天文爱好者；戴潜水表的也许根本不会游泳。这跟饭局上喝路易十三，夜总会里开拉菲异曲同工。”也许经过这轮疯狂收藏投资热的洗礼，手表真实的价值和真正的收藏家，才能水落石出。

翡翠

翡翠在矿物学上称为硬玉，在我国几乎没有产地，由于细致晶莹为国内外收藏界所追捧。在近三十年的玉石市场中，翡翠价格呈直线上升。据称在香港某展会，一块直径不过10厘米、重量不超过100克的翡翠，因为号称老坑玻璃种，要价达到了1.5亿元。而疯狂的翡翠价格仅在今年就上涨了30%。有收藏者认为翡翠价格虚高，中国温州老板和各路煤老板的盲目追捧是原因之一。

钻石

在过去十年里，钻石行业的市场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涨幅保持在6%。但2010年，该项涨幅却达到了17%。行业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年初以来，来自中国以及印度市场的消费已经将钻石的价格推高了近50%，并且今年上半年创下了最高涨幅。受国际钻石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市场的钻石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其中部分热销品种已经大大超过了上半年33%的国际市场涨幅。

红木

近年来，随着黄花梨、酸枝、紫檀等珍稀木材急剧减少，中国古典家具逐渐成为投资热点。嘉德、保利等知名拍卖行也从去年起开设古典家具拍卖专场。据悉，11月中旬四川的某场红木家具拍卖会，14件仿明清宫廷古典红木家具共拍得498万元。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买家。

皮草

目前全球大部分毛皮都通过国际性拍卖进行交易。全球毛皮贸易零售在2009年超过了130亿美元，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增幅超过58%。欧美皮草业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中国内地皮草行业的繁荣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据悉，目前国际顶级的皮草拍卖行里，几乎有六成买家来自中国。但国际市场相关人员同时表示，中国买家目前购买的还主要是中低档皮草。

蜜运中的拉菲

一瓶葡萄酒，要有怎样的好运气才能像拉菲那样红遍大江南北？鸿运？财运？还是官运？

这两年，波尔多列级庄葡萄酒联合会在中国各大城市举行的年份酒品尝会都人满为患。

文_方军 Beatrice   图_桑田 方军

“我要1982年的拉菲，你们这儿有吗？”

“有的，先生。”

“我要一箱（12支）。”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没有一箱，只有6支。”

这是今年1月1日，我在深圳万象城一家高级超市里听到的对话，这个求购拉菲的男客人从头到尾没有打听过价钱，上来就要1箱，我去看了一下当时放在恒温酒窖里1982年Chateau Lafite de Rothschild（中文译名为“拉菲古堡”）的标价是：108,000元人民币，一箱即1,296,000元人民币。

在黑市，一个1982年拉菲的空酒瓶曾经卖到两三千元人民币；在国内各地的大型糖酒会中， “拉菲帝国”、“拉菲王子”等山寨拉菲军团大行其道。拉菲的传奇还有很多：山西煤老板一顿饭，就喝掉2箱1982年的拉菲；鄂尔多斯的富人，喜欢在打麻将的时候喝拉菲……

拉菲的官运

“拉菲古堡”， 是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DBR Lafite）旗下的旗舰酒庄酒，是波尔多五大名庄之一，年产量约3万箱（每箱12瓶，750ml/瓶）。除了正牌的拉菲古堡及其副牌酒小拉菲(Carruades de Lafite)之外，集团发展出完整的4个系列——拉菲传奇、传说、珍藏、尚品，共16款酒。除此以外，DBR (Lafite)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42个管理庄园，从这些酒庄里出来的酒价格参差不齐，从几十元（智利华诗歌香港180港币买二送一）到数千元不等。

在中国的这波葡萄酒热中，好像大家都能大声地说出“拉菲”这个法文单词，不知不觉间拉菲红遍大江南北。法国人更搞不懂拉菲在中国为什么火成这样？为什么火的不是“酒王”柏图斯（Petrus）或者勃艮第的罗曼尼·康帝（Romanee Conti）?

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葡萄酒产业拥有3个分支：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集团和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男爵集团各自经营的葡萄酒产业。拥有拉菲古堡的DBR( Lafite)集团，在全世界拥有将近1200公顷的葡萄园。仅2010年，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售出1100万瓶葡萄酒。财雄势大的DBR ( Lafite)集团，在公关推广上也费尽心机。2005年10月底，拉菲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法国著名奢侈品牌展”，展览中展出了几个老年份的葡萄酒：拉菲古堡1797年份酒，这是“拉菲保存最为古老的年份酒”；1949年份酒，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示敬意”；1964年份酒，这是“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年”，这是多么漂亮的外交辞令！

像经营外交关系一样来经营他们的酒，难怪拉菲在中国“官运亨通”。

拉菲在中国以及在法国的流行路线都有相似之处。18世纪法国还是勃艮第(Bourgogne)酒的天下，因与康帝公爵争夺罗曼尼庄园所有权失败，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利伯爵夫人转而青睐拉菲，这使拉菲成为当时凡尔赛宫贵族们的杯中物。王公大臣的品位，引导了更多人对拉菲的追捧。在中国，据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商界最上层的圈子已经开始喝拉菲了，在2005年前，像拉菲这类顶级法国葡萄酒一直是这个小圈子的私享品。政商宴请需要用好酒，除了茅台、五粮液这样的“土官酒”，21世纪的“洋官酒”拉菲也应运而生。

为了迎合国内的葡萄酒送礼市场，甚至出现了“中国式”的波尔多列级装套装——61支1855年列级名庄酒套装，如2007年份，酒商将波尔多61个列级庄2007年份的年份酒各一瓶，纳入这个共61瓶酒的2007年套装，在各级市场上每套价格在6万到18万左右。这种列级装套装一经推出即受到追捧，推出这个套装的深圳经销商已经售出了超过2000套2007年年份套装。

拉菲还能红多久

2008年的拉菲古堡，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但拉菲在今年的投资市场，却出现了这几年的最大跌幅。

2011年3月开始，一些波尔多名庄酒及副牌的价格都开始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一年前，国内市场的名庄酒几乎每隔几天就涨价，而且普遍存在缺货断货的问题。据2011年10月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拉菲价格自今年3月以来平均下跌8%，是波尔多一级酒庄中表现最差的。其中，1995年的拉菲跌幅达22.5％、2005年的拉菲跌幅为24％，而2005年份在最高峰时的价格是11040英镑/箱，到8月份则跌到9900英镑/箱。

拉菲在今年的下跌，对投资者来讲未必是坏事，“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投资葡萄酒，比年初更安全些。”葡萄酒投资者许谦说。许谦从2010年开始投资葡萄酒，他曾多次到法国各葡萄酒产地考察，迅速地从一个爱喝酒的人变成一个葡萄酒投资人，他的藏品也参加了今年12月4日北京歌德“法国名庄红酒及世界烈酒专场”拍卖，拍卖会的成交额是3418万人民币，成交率是60%。

顶级葡萄酒的这一轮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经济危机导致主要传统销售市场下滑，如英国、美国市场销售疲软，消费减少；欧债危机对汇率的影响；获利回吐，市场运作需要资金回笼。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起伏，也对国内葡萄酒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过去5年，顶级葡萄酒在国内市场的价格曲线图与中国房地产价格曲线图几乎相同：2005年我国楼市迎来一个小高潮，拉菲等名庄酒的价格开始走高；在2009年底及2010年，国内楼市达到了这5年的高峰，顶级葡萄酒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也一路狂飙。以2005年份的拉菲为例，它现在的香港提货价约为9000港币（不包含进入内地市场的各项税收及运费），但该年份酒2010年香港提货价最高达到17000港元。

“我们现在拉菲出货，利润差大概只有100元/瓶”，在广东从事大宗葡萄酒进出口贸易的符浩说，单靠买卖拉菲这类名庄酒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他们大多是依靠买卖波尔多的中级庄或者一些名庄的副牌、名庄的系列酒来赚钱。

在拍卖投资的圈子里，风向也开始改变。“波尔多的名庄酒，现在已经被炒得很高，国内的一些投资者已经开始将眼光转向勃艮第的酒，波尔多右岸的Petrus也很受关注的，但它的产量非常少，每年大概只有2000箱。”许谦说。

不少年份的拉菲古堡的价格都在今年有所回落，但好的年份酒，价格依然坚挺。2009年份的拉菲，被誉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好酒，今年6月，2009年份拉菲期酒价为550欧元/瓶，比2008年份的发布价格涨了323%，涨到1083英镑/瓶，这个价格甚至已经超过拉菲2005年份的现货价格。

在2009年份的拉菲正式上市前，拉菲为他们的2008年份酒制作了一个新的包装：在酒标上方写了一个红色的中国字：“八”。凭着中国人对“八”这个数字的迷恋，一瓶印着红色“八”字的拉菲，在节庆送礼这些一掷千金在所不惜的场合中，应该会一路高歌。

（应被访者的要求，文中“符浩”为化名）

拉菲中国大事记

2009

在中国建立葡萄园

年3月26日，拉菲集团与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共同投资在山东蓬莱兴建葡萄种植园和葡萄酒庄，其中一期总投资为1464万美元，。

历史性的拍卖

年10月29日，三瓶1869年份拉菲古堡葡萄酒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82万港元／瓶成交，创单瓶洋酒世界拍卖纪录。

山寨拉菲

12月23日，央视曝光河北省昌黎县葡萄酒制假售假事件，一瓶成本几块钱的酒经过灌装、贴牌、包装后就成了高仿、中仿、低仿的数款拉菲。各种假冒伪劣拉菲在中国各地的糖酒会频繁出现。

更换中国代理商

2010年底，拉菲酒庄所在的DBR (Lafite)集团，其在华独家代理权已由美夏(Summergate)转至ASC接手，但ASC只代理DBR (Lafite)集团旗下拉菲正牌酒以外的副牌酒。

2011

在中国种下第一批葡萄

年，拉菲在中国投资兴建的葡萄园开始进行播种，第一批以赤霞珠为主要品种的嫁接葡萄树于5月植下。而酒窖等建筑物的设计方案也已经完成，即将开始施工建设。

拉斐的“200八”

2011年，拉菲古堡的2008年份酒的酒标上加上了中国字“八”。拉菲集团精选系列为中国市场特别设计了拉菲传说波尔多红的外包装。瓶封和酒标都使用了红色，而不是此系列之前使用的蓝色。

艺术品收藏与国民性无关

中国人以买本国艺术品为主，而当年的日本人比我们现在更有国际视野，对外国文化更感兴趣。当时是日本经济泡沫期，日元强劲，那时也有很多炒家，有闲钱盲目进来。这与国民性无关。

龚继遂 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艺术品市场专家

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摄影 _ 刘浚

收藏是文明的缩影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中国藏家走向海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龚继遂：就中国古玩而言，中国收藏海外大概经过三个阶段，先是零星找海外藏家、小商家买低端的、便宜的东西，赚取差价，因为在当时的市场上，欧美比港台便宜，港台比大陆便宜；之后是走进拍卖行，买买高端的、传承有序的、御藏御制以及能够保值的作品，这多是由于国内拍卖行兴起，急需高端艺术品，作为拍卖明星，引领潮流，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使高价合理化的“瓷器爱国主义”；然后是外国人送进来，中国人出去找的字画多，外国人送进来的器物多，因为字画赝品多，差价低，外国人收藏少，而国外藏家的器物则传承有序，差价高，他们愿意获利抛售。

南都周刊：在内容上，欧美和日本等主要市场之间有何区别？

龚继遂：欧洲瓷器收藏强，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收藏维持欧美流通周转，而非回流大陆。北美与前者类似，也是瓷器、器物收藏多，学术支持很完整，有自己的收藏传承和收藏群落。而日本情况比较复杂，简单说来，日本向来起中转站作用，中国收藏通过日本流失到欧美去，欧美收藏再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来，比如著名的山中商社、龙泉堂都精于此道。但最近十年日本经济停滞，大量器物收藏流散到欧美，字画则回流到中国。当一个民族地域发生经济波动，它的部分资产被国外持有，等经济恢复时再继续做资产财富流通周转，这以后会变为常态。

南都周刊：前面说的是中国古玩，西洋藏品的情况如何？

龚继遂：举个例子，嘉德有个邮品部负责人叫郭学广，他的本业是集邮，是系统的外国邮票收藏家，但即便在当年邮市最火爆时，他的藏品也根本没法交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消费产品的进口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国，我们消费西洋音乐、文学、汽车、奢侈品，这些有资本附加值的东西，但西方视觉艺术、邮票，这些我们就没有。西洋画我们很熟，但我们哪有毕加索的画？除了路德维希送了一点，还都是一般的作品。收藏是一个文明的缩影，要流通，首先要有懂得这个文化的人。很多国外收藏品类，在国内都没有支持它流转的社群和圈子，所以外国文物在中国基本是有行无市。

但是有一个品类中国人开始买了，就是当代艺术品。首先，它对作品的呈现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对于作品的接受和解读是一个重新解码的过程，无论是国内国外，都不好懂；其次它的语言是国际化的，掌握了编码，谁都能读懂。

另一个值钱的大宗品类是珠宝，它文化性比当代艺术差，但商业性更强。它没有真伪之争，价值以原料价值为主，设计语言通用，比如伊丽莎白·泰勒珠宝，也会有中国人买。实际上中国翡翠也已经国际化，它的最大买家是西亚和阿拉伯皇族。

南都周刊：中国今天的收藏市场与日本当年的区别是什么？

龚继遂：中国人以买本国艺术品为主，而当年的日本人比我们现在更有国际视野，对外国文化更感兴趣。当时是日本经济泡沫期，日元强劲，那时也有很多炒家，有闲钱盲目进来。这与国民性无关。艺术品收藏基本是流动性过剩的资产配置，是一个洼地，“炒”是很自然的。

从品类来说，以油画为例，日本收藏国际化时，文艺复兴写实主义即使在西方货源也日益枯竭了，所以他们主要拿的是印象派作品；而香港台湾紧随其后，也拿到一些，以台湾为例，10年前苏富比统计，单价200万美元以上的作品就达到200幅以上；韩国则丧失了这个历史机会，后来拿的主要是现当代艺术作品。

这些基本都是资产配置手段，并不是说毕加索就一定不能买。实际上艺术品收藏反过来一定会促进艺术的发展，像韩国的光州艺术节已经常态化，在亚洲地区很有名。东亚的中日韩则慢慢形成一个当代艺术联盟，这都是好事。

我的经验是不要和权贵做生意

南都周刊：中国买家大批出现，还是在中国现当代作品在国外开拍之后。你亲手开创了苏富比在香港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龚继遂：当时中国买家去海外有两个基本的限制因素，一是外汇，二是签证。也没有完整的藏家群落，我们推出这个新的拍卖种类，根本没想到赚钱，也不知道是否可持续。这里面有个花边，1997年苏富比曾经有个伦敦当代艺术拍卖会，实际上是我离开苏富比之前筹备的，成交率12%，流标率88%。这说明中国当代油画当年根本不流行。

1995年苏富比举办中国当代油画第一次拍卖。我当时决定用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做封面，这在当时有一定敏感性。我还给总部写了封信，征求意见。因为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封面上一个八路军战士，是不是意味着红色中国占领苏富比老牌帝国主义拍卖阵地？

南都周刊：这后来是怎样处理的？

龚继遂：陈的常见作品分三种，一是商业化的江南风景，另两个是英雄美女题材。比如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攻占南京总统府》，即使胜利场面，也是胜利激情，疲惫面孔。而《黄河颂》与前面三种都不同。它充满抒情色彩，不是暴力、战争，而是全民信仰时代阳光少年的自信和青春，有极好的象征意义，代表民族复兴和少年中国展望。

后来我们热烈讨论之后还是决定用《黄河颂》。理由是陈是中国官方推荐，美国汉默画廊代理，回赠中国领导人的御用艺术家，一向走商业路线。但《黄河颂》饱含青春激情和“文革”真诚信仰，是历史瞬间特殊产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有再高的技巧，也不会再有那种创作激情了。我们将其作为封面，既表明我们的判断，也表明我们希望商业之外，严肃拍卖应有美术史价值和定位。这是我在拍卖目录上写的原话。

南都周刊：你个人也是知名的海外收藏家，具体经历是怎样的？

龚继遂：我个人主要做宋瓷和古玉的收藏，大都是1990年代初在纽约、香港买的，当时的价格才几万块。这些一直不值钱，因为政策限制，没有市场，也没有流通性，就是个人用来养气。我一直觉得商业的总是不如经典，我的收藏一直是卖掉商业的，换成真正的收藏。比如我买过40多张林丰年的画，还买过二三十张齐白石，都慢慢卖掉了。

当然也不都是拍卖，比如我有一块古玉，卖给了一位领导人的二姐。她到现在还来问，龚先生，我买的玉值多少钱了？您多少钱愿意买回去？我说当初几万买的，现在值十几万吧，您随时不要我随时给您十几万，她说那才这点钱我才不卖呢！您不必每次都跑来气我吧。

私人交易还是会有很多麻烦。我个人认为，不要和权贵做生意。权贵从底下买东西，总要给点面子，少要一点钱，但有时少要钱可以交朋友，有时少要钱也交不了朋友。现在在市场上这部分人很少了。还在的也照规矩办事，持有力比较强。像当初我卖的齐白石被一位省级要员买走，现在行情涨得比较高了，那些东西也没见他拿出来套现。

艺术品一定会向权贵集中，作为他们财富配置的一部分，这不是正常的，但是必然的，国外也是这样。以前官僚就是文人，艺术品是士大夫生活方式一部分，有人文色彩。历史上看，原来这个舞台上很多权贵，现在看反而不多。一是现在职业政治家都不是传统文化人，二是市场化后，财富配置手段多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市场更有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