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漫山遍野歌词:书摘 《浮光掠影看平生》
书摘 《浮光掠影看平生》记我的几位恩师 启 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启功,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浮光掠影看平生》是启功先生探讨人生的文章结集,全书以朴实的文字,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命运、磨难、名誉、地位、金钱的超然态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土坯中生出的幼芽
我在十岁以前,受家塾的教育,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着一大幅山水,是先叔祖画的,又常见祖父拿过我的手头小扇,画上竹石花卉,几笔而成,感觉非常奇妙。从此就有“做一个画家”的愿望。十五岁时经一位长亲带领,拜
我想进一步多学些画法技巧,先生看出我的意向,就把我介绍给
我在高中读书时,由于基础不好,许多功课常不及格,因而厌倦学校所学,恰好一家老世交介绍我
至今对当时那种似懂非懂的味道,还有深刻的印象。但从此懂得几项道理:不懂的向哪里查;加读一遍有探一步的理解;先跑过几条街道,再逐门去认店铺,也就是先了解概貌,再逐步求细节。此后又买了一部《二十二子》,选读了《老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览》、《淮南子》等,老师最不喜《墨子》,只让我看《备城门》诸篇,实在难懂,也就罢了。老师喜《说文》、地理、音韵诸学,给我们选常用字若干,逐字讲它在“六书”中的性质和原理,真使我如获至宝。但至今还只有常识阶段的知识,并未深入研究。先生的地理、音韵之学,我根本没提出请教。先生谆谆嘱咐要常翻《四库简明目录》,又教我们用《历代帝王年表》作纲领,来了解古代历史的概貌,再逐事件去看《资治通鉴》。这粗略的回忆,可以得知
回忆自我二十二岁到中学教书以来直到今日,中间也卖过画(那只是“副业”),主要都在教古典文学,从一个字到一首诗、一篇文,哪个又不是
百年一学者陈垣
最后一位恩师是陈援庵(陈垣)先生。
我是一个中学生,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
我见了
■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 以鼓励夸奖为上。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 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
■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 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 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 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谈言微中”的诱导
我们这些教“国文”的教员,当然绝大多数是
我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总是细致地指出,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么题目可作,但不硬出题目,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说它有什么好处,但还有什么不足处,常说:“我们今天来作,会比它要好。”骗说到这里就止住。好处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怎样作就比它好?如果我们不问,并不往下说。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或回去赶紧补读,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岂不收获更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得多!
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
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什么问题,怎么研究起的。在我们的疑问中,如果有老师还没有想到的,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老师常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还常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片丹诚
历史证明,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
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奋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减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西洋教会所办的,当然是有传教的目的。
这种种往事,有人不尽理解,以为
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查。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问题来了,材料到哪里找?这是我最苦恼的事。而老师常常指出范围,上哪方面去查。我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笑话:“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文章”老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
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为《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又曾说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都拆开,逐篇看去,分出优劣等级,重新分册装订,以备精读或略读。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这种干法,有谁肯干!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解放前,老师对于马列主义的书还未曾接触过。解放初,才找到大量的小册子,即不舍昼夜地看。眼睛不好,册上的字又很小,用放大镜照着一册册看。那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结果累得大病一场,医生制止看书,这才暂停下来。
一指的批评和一字的考证
老师还极注意工具书及其他书籍。例如一次有人拿来一副王引之写的对联,是集唐人诗句。一句知道作者,一句不知道。老师走到藏书的房间,不久出来,说了作者是谁。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怎么知道的,原来有一种小本子的书,叫《诗句题解汇编》,是把唐宋著名诗人的名作每句按韵分编,查者按某句末字所属的韵部去查即知。科举考试除了考八股文外,还考“试帖诗”。这种诗绝大多数是以一句古代诗为题,应考者要知道这句诗的作者和全诗的内容,然后才好着笔,这种小册子即是当时的“夹带”,也就是今天所谓“小抄”的。现在试帖诗没有人再作了,而这种“小抄”到了
老师在谈话时,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这无言的一指,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领会,得出结论。一位“同门”满脸连鬓胡须,又常懒得刮,老师曾明白告诉他,不刮属于不礼貌。并且上课也要整齐严肃,“不修边幅”去上课,给学生的印象不好,但这位“同门”还是常常忘了刮。当忘刮胡子见到老师时,老师总是看看他的脸,用手一指,他便跼蹐不安。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快到门前了,忽然发觉没有刮胡子,便跑到附近一位“同门”的家中借刀具来刮。附近的这位“同门”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看见后说:“你真成了子贡。”大家以为是说他算大师的门徒。这位老先生又说:“入马厩而修容!”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贡去到一个贵人家,因为容貌不整洁,被守门人拦住,不许入门。子贡临时钻进门外的马棚“修容”。大家听了后一句无不大笑。这次这位“同门”才免于一指。
一次作司铎书院海棠诗,我用了“西府”一词,另一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老师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又谈到当时的美术系主
老师读书,从来不放过一个字,作历史考证,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从一个字中突破、解决。以下举三个例子。
北京图书绾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的陆锡熊的。陆锡熊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既少有月份、更没有年份。里边一札偶然记了大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雨”字解决的。
又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骨灰罐。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
又当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画影印本。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未曾作专门研究,时常叫我去看。我虽曾学画,但那时鉴定能力还很幼稚,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在这年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顶先避讳?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提出这样快!在这问题上,当然和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柱下备忘录》。所以清代史事,不难如数家珍,唾手而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揭露。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
严格的文风和精密的逻辑
唐代刘知几作的《史通》,里边有一篇《点烦》,是举出前代文中啰嗦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点”标在旁边。流传的《史通》刻本,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哪些字。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而语义毫无损伤、改变。并且只往下删,绝不增加任何一字。这种精神,是
老师常说,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具体事迹,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作出一篇骈体文,但不能作出一篇散文。老师60岁寿辰时,老师的几位老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但用什么文体呢?如果用散文,万一遇到措词不恰当,不周严,不确切,挂在那里徒然使
老师对于行文,最不喜“见下文”。说,先后次序,不可颠倒。前边没有说明,令读者等待看后边,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补》是随着《元典章》的体例有小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不得已刓改板面,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一般文中连加括号的插话都不肯用,更不用说那些“注一”“注二”的小注。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并没有使人觉得缺什么,该交代的材料出处,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删节号。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当然都是删节的。不衔接的引文,应该分开引用。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那不成联的单句必然另引,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
用比
诗情和书趣
抗战前他曾说过,自己六十岁后,将卸去行政职务,用一段较长时间,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丰富一下诗料,多积累一些作品,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不料战争突起,都成了虚愿。
现在存留的诗稿有多少,我不知道,一时也无从寻找。最近只遇到《司铎书院海棠》诗的手稿残本绝句七首,摘录二首,以见一斑:
十年树木成诗谶,劝学深心仰万松。
今日海棠花独早,料因桃李与争秾。
自注:万松野人着《劝学罪言》,为今日司铎书院之先声。“十年树木”楹帖,今存书院。
功按:万松野人为英
西堂曾作竹枝吟,玫瑰花开玛窦林。
幸有海棠能嗣响,会当击木震仁音。
自注:尤西堂《外国竹枝词》:“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击木震仁惠之音”,见《景教碑》。
功按:利玛窦,明人以“泰西”作地望称之;又或称之为“利子”。《景教碑》即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在西安碑林。
又在一九六七年时,空气正紧张之际,我偷着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什么图的诗共两首。我没有时间抄录,匆匆辞出,只记得老师手捋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的声调,至今如在。
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书法的态度: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化阁帖》,笔法学包世臣。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写得如何,老师答说写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宋代刻《淳化阁帖》是用枣木板子,后世屡经翻刻,越发失真。可见老师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恶,对学翻板的《阁帖》,也同样不赞成的。另一事是解放前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书画,常由一位院长题签,写得字体歪斜,看着不太美观。
无价的奖金和宝贵的墨迹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我去
一九六三年,我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去请
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看来每下笔时,都提防着人家收藏装裱。藏书上的眉批和学生作业上的批语字迹是一样的。黑板上的字,也是那样。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写哪些字,好像都曾计划过的,但我却不敢问:“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后来无意中谈到“备课”问题,老师说:“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啊!原来黑板写什么,怎样写,老师确是都经过考虑的。
老师在名人字画上写题跋,看去潇洒自然,毫不矜持费力,原来也一一精打细算,行款位置,都要恰当合适。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我就求写过两次,都写的小考证。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后来得知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词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看去一气呵成,谁知曾费如此匠心呢?
我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间,起草了一本小册子,带着稿子去请老师题签。这
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如果能对今后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也算我报了师恩的千百分之一!我现在也将近七十岁了,记忆力锐减,但“学问门径”、“受用无穷”、“不对”、“不是”、“教师”、“官吏”、“三十元”、“五十岁”种种声音,却永远鲜明地在我的耳边。老师逝世时,是一九七一年,那时还祸害横行,纵有千言万语,谁又敢见诸文字?当时私撰了一副挽联,曾向朋友述说,都劝我不要写出。现在补写在这里,以当“回向”吧!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