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新亚服装招聘电话: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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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内容提要       《日知录》原书32卷、约1020个条段。本《导读》选取其中86个条
段，划为七辑。第一辑为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些短小精悍的条段，供读者先
入为主、先读为快。第二辑为政治制度方面的。第三辑为社会经济方面的。
第四辑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第五辑为经学方面的，顾炎武在这方面的功力
也很深。第六辑是有关社会经济与历史问题的一些补充条段。第七辑是一
些零星内容，顾氏称之为 ‘博闻’。但即便是零星问题，不加力落实，也
往往出差错。选段之后，加上注释，最后是“讲”。“讲”，是以一个近
代人的观点立场，对这86个条段所做出的分析。 ----------------------- Page 3-----------------------                                   导言                                      一       《日知录》的作者，是顾炎武。
     有关顾氏的生平，读者可参读《清史稿》卷481《儒林传（二）》中的
顾传和全祖望 《鲒埼亭集》卷12中的《神道表》。近出书中，有本书著者
所著《顾亭林与王山史》中的顾氏的《新传》，可供参读。根据《导读丛
书》编委们的意见，《导言》重在一个“导”字，对作者生平及著述的版
本等，不宜写得过分冗长。谨遵此旨，将顾氏生平盖括简述如下。
     顾氏生于明万历41年，卒于清康熙21年，公历为1613—1682，终年
 （虚龄）70岁。南直隶昆山县（今属江苏省）之千墩镇人。原名忠清，学
名绛；入清朝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又曾署蒋山■。平生
活动，可分为三个明显的段落。
     第一段，自出生至明亡（公元1613—1644），约31个年头。自14岁
入昆山县学，计学习、自修18个年头。在此期间，他在出嗣祖父的指导培
养下，打造下有关传统文化典籍及其当时政治、经济构架的深厚与坚实的
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一生中开扩性的学术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第二段，
自清顺治元年至13年 （公元1645—1656），约12个年头。在此期间，他
在江南地区对满清军事贵族入主中原的统治，做了旗帜鲜明的以及秘密串
联的反抗活动。他以南京为居住地，北到淮河上的清江浦和王家营，东到
太湖。在活动的同时，他已展开了几部代表性著作的发韧工作。第三段，
自清顺治14年至康熙21年 （公元1657—1682），在这大约25个年头中，
他离开江南，到北方的齐、鲁、燕、赵以及秦、晋等地区，做了许多带政
治性的学术活动和人际活动，进行了若干调查研究工作，最终写出了大量
具有很高价值的专著和诗文。
     他一生的思想，似可归纳为如下的四个主要点。第一、在政治方面，
他坚持反对满州军事贵族入主中国，坚持恢复明朝帝国和汉人自己的统
治。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其中某些爱国主义，值得继承；某些狭隘
民族主义原则，则已与后世的多民族大家庭的现实不相适应。第二、在认
识论和学术方法论方面，他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从可靠和坚实的感性
基础上向理性上升。从他一生的实践中看出，他强调“下学”的努力是令
人钦服的，相对地他向理性、向抽象前进的能动性，则稍嫌不足。第三、
他的学术风貌，被后世叫做“经世济用”之学，这样一种学风，在清初由
顾氏倡导，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又被一些学者所继承和发展 （只乾嘉的
纯考据之学不如此），成为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一种号召。因此，后世考
据家奉顾氏为创始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一）乾嘉考据脱离
政治、逃避政治，而顾氏则热情拥抱其当前社会民生的每一桩现实；（二）
顾氏强调感性材料，引发出来的是大关节目上的大考证，而乾嘉学者逐渐
流为琐节考证。第四，在政体上，他坚决反对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
断强化，这一点无疑是好的，同时代学者黄梨洲（宗羲）与他有相同的见
解；但顾氏为了抵制和修补中央集权，却不断提出“地方分权论”，而在
当时，地方分到权又无法不落入缙绅的手中。因此，顾氏的这一思想，其
精华与糟粕的组合如何，是颇值得后进学者研究分析的。
     顾氏平生的很多行迹，在同时代学者中也是罕见的，值得后人研究。 ----------------------- Page 4-----------------------如他在33岁时英勇参加了苏州城的和昆山城的抗清起义；如他在43岁与
56岁曾两度入狱，一度在松江，一度在济南，前者是杀人案，后者是文字
狱（即思想犯罪）；再如他有很多经济活动，在山东章丘一次买田一千亩；
在山西雁门集资开垦荒地，兴办水利；至于与傅山合伙创办票号，则是尚
缺乏充分证据的事，但正如章太炎一再指出的，顾氏善于经营操持，以一
位南方人在北方旅居25年，未见财力方面发生什么穷窘，这一点也颇值得
留意。
     顾氏善于交友。他的朋友中，有秘密抗清的战友，有研讨学术的同道，
有做诗的朋友，有私淑的弟子，有得力的亲戚。青年时期的朋友，有归庄
 （玄恭）、吴炎、潘柽章以及万寿祺（年少）；在山东的朋友，主要有张
尔岐（稷若）、马驌（宛斯）；在山西的朋友有傅山（青主）、戴廷栻（枫
仲）；在陕西的朋友有李颙（二曲）、李因笃（天生）和王宏撰（山史）；
在淮上的朋友有王略和张弨 （力臣）；在北京的亲戚有徐乾学和徐元文；
私淑弟子主要是潘耒（次畊）。过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开始往往先做他
的《交游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对顾氏，假如缘着他友朋的若干线索，
是会追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的。到目前为止，其中未发之覆，尚不只一处
两处。
     他平生著述甚富。其中具代表性的三种：《音学五书》、《日知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是一部十分精辟的音韵学专著，对后
世人更精密地阅读、理解先秦经典，开辟了重要的道路。《日知录》是平
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抽绎其心得体会写出来的若干条精彩札记。《利
病书》是一部自青年迄老年陆续抄集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料（最主要是明代）
的丛辑，由于若干年中不断增补，有时不免显得丛剉；但这是一部体现“经
世济用”精神最显著的成品，被后世人使用的幅度也大。其馀著作尚多，
读者可参看王遽常《顾诗汇注》末附的《亭林著作目录》（该书页1325—
1327）。顾氏著作中有佚去者，有数种稿本互有出入者，有后人传抄不免
鲁鱼亥豕者，甚至个别有伪托者，故认真料理顾氏全部遗著，至今还是一
桩未开工的大工程。
                                     二
     关于《日知录》一书的写作和刻印情节，也应该在这里说一说。
     大体看来，《日知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一面创设条目、一面
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一面又不断改写 （由短段变长段、或由长段变短
段）而成的。《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这里未说明开始的年代。《利病书序》说，“崇
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137），是年为崇
祯12年、公元1639年，顾氏27岁。以此为发轫年代似乎稍嫌晚了一点，
但也只好如此了。
     大概从一开始，顾氏对《日知录》就已经有了三项内容的设计，即一、
经义，二、治道，三、博闻。所谓“经义”，就是以新义诠释古经；所谓
 “治道”，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情况，以取得社会兴隆之法；所谓“博闻”，
就是一些非要害的辅助性知识，有时这类知识也颇有用场。从一封顾氏给
他三外甥徐元文的信里得知，写信当时，“经义”部分尚未做完，已经有
十卷之数；“治道”部分，尚须待《实录》读完才能动手（《诗文集》页
196）。这封信反映了《日知录》写作过程中草稿形式与印本形式间的若干 ----------------------- Page 5-----------------------差距。试观原“经义”部分未做完已超十卷，而在8卷本中只占三卷，32
卷本中只占七卷的情况看来，印本是精炼过、凝缩过的。
     最初抛到公众面前的，是8卷本。此本刻行于康熙9年 （1695）顾氏
58岁之时。刻印甚精致，但内容则较最后成品为单薄，为简陋。顾氏自己
说“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诗文集》页70）。顾氏是十分谦
虚的，他总是说“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足以自限”（《诗
文集》页29）。但有时，他也流露出自负的语句，“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
则确乎可信也”。（《诗文集》页251）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的私
见，是指马端临。马为南宋末之人，下距顾氏约二百八、九十年，粗言之
则曰“二百年”。顾氏这段话假如翻译成白话，那将是，“自从马端临《文
献通考》以后，还没有过这样水平的书。”李慈铭老眼锐利，他在《越缦
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
俱能自出于 《通考》之外”。为什么说“出于……之外”呢？据私见所及，
是指顾氏的形式更灵活了，《日知录》的框架小了，但内容更精深了。
     康熙34年 （公元1695），顾氏逝世后13年，他的私淑弟子潘耒在福
建建阳刻成《日知录》32卷本行世。25年前行世的8卷本，仅收录140条
 （我个人25年前说据闻为771条，实误，特此订正），现在增殖为1015
条了。后来的《日知录之馀》4卷，又增加了102条。这102的数字，是否
应该和1015条的数字加到一起呢？经慎重考虑，是不应该。理由是，假如
我们拿初稿、二稿、三稿等平列在一起成为若干条的话，将产生严重的统
计重复现象。故我们仅考虑黄侃《校记》中增益的两条，获致结论说。《日
知录》成型条段，总不超出1020条之数。
     顾氏写这么一千多条的目的何在呢？顾氏自己说“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蒋山■残稿·与
人书》，见《诗文集》页104）在此，见出顾氏较黄梨州氏更为诡谲。黄氏
著《明夷待访录》，其《题辞》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
焉”，由此遭到多人的置疑，谓梨洲晚年有出仕满清之志。顾氏虽知其一
己在《日知录》中所论，“同于（梨洲）先生者十之六、七”。（《诗文
集》页246）但顾氏思想更为周密，他说，我的这些“道道”是仅仅提供复
明运动成功后的人们参考的，不是提供当今康熙爷及其臣僚们参考的，所
以“大胆怀疑”的酸溜溜的人们，就只能怀疑梨洲而不怀疑亭林了。
                                   三
     现在，我们应该触及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顾氏当年是存了什
么心、立了什么意，要写出像现在模样的《日知录》来呢？关于这个问题，
不可能考证，因为顾氏未留下这方面的资料；只能进行揣度；这揣度，又
只可能是合乎事理逻辑的揣度，不然，便不可能取信于读者，或者说，不
能把读者说服。
     我现在说，当年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局限和
缺陷，企图进行弥补。为此，我底下的一大片构思出来的话，只能从传统
史书的局限和缺陷说起。
     无容否认，历代史书是有局限和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史书，
对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形貌来说，都是有距离的。历代史书，总是一方面还
原了一些真实形貌，另方面又疏漏了、乖离了一些真实形貌。这就是后代
史家需要不断加工的客观根据之所在。 ----------------------- Page 6-----------------------     以上所说的局限和缺陷，计包括实质性的局限和缺陷，又包括从形式
方面产生的局限和缺陷。前者指，在史料方面原本就存在着短缺，其中一
些即便后人使尽生平气力也补不过来的。在史论方面也往往存在偏见，有
时偏见很多很重，当时的发议论者或者感到是公道的、合理的，可是后世
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又变迁了许多、宏观了许多，感到原来的议论不够公道、
不够合理，这就需要来重新论定。
     形式方面带来的局限，就更明显了。自然，任何形式问题说来说去，
总不免与实质问题又纠缠到一起。但为了保持逻辑脉络的清晰，不能不专
就形式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来立论。这里我们所指，是说任何史书总脱不掉
要凭借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譬如像史学史中所经常罗列的什么编年
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体，等等。须知，古人创发这些“体”
 （即形式），都是煞费了苦心的，因而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但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管古人煞费了多少心思，局限和缺陷又总是
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
     具体来说，譬如“编年体”，以很古老的《春秋》及与之相辅的《左
传》、以及更晚出的《资治通鉴》来说，时间年月的眉目是比较清爽了（当
然仍不排除有误差）；但在人物形象和事件节奏方面，就每每露出不足。
 《左传》的作者似乎有鉴及此，就进行事件的重点描写以资弥补，特别对
于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鞌之战等），特意增加了超乎寻常的文字
段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史书中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客观需要了。但反
过来说，“纪事本末”体的局限就更大，把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写的像一
座座孤岛，必须对编年体史书相当娴熟的人方可在脑际将这些事件串联在
一起，而在寻常读者中能这么串联起来的人怕不是很多的。因此，史实的
总体观念从“本末”中怕还是不容易获取的。
     再譬如“纪传体”这是“二十四史”（或云“二十五史”）的传统形
式。由太史公司马迁创发，后世史家源源相随。但是，“纪传体”史书的
局限和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本纪”，实际上是皇帝们统治时期的大
事纪，在太史公笔下尚可游刃有馀，到后世史家手里，就成了干巴巴的政
事排比堆了。重大事纪，每每缺乏重点的纪述；对重要帝王和大臣，也每
每缺乏重点的描绘。好皇帝和坏皇帝间无大差别，清官与贪官也只平列杂
厕在一起。有人会说，在“本纪”里找不到的，你到“列传”和“志”（“书”）
中去找寻补充嘛。但我们回答说，这种补充，有时可以找到，有时找不到。
并且一个人、一件事，假如我们把它的有关资料分为若干片断，按照写作
人当时的心情和手法，这里塞一点，那里塞一点，组织到各不相谋的“纪”、
 “传”、“志”、“书”中去，这对后世读史人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说，除开一些特具考据癖的人之外，很少读者会做到这边查一查、那
边对一对，最终把事情凑成一个完整的团块的。这就是“纪传体”史书局
限性之所在。
     再说“通”体。我所谓“通”体，是指以“三通”（《通典》、《通
志》、《通考》）为代表的、以“事项”作为划分标准的、上下古今通起
来的大型史书。所谓“事项”，是指譬如田土、赋役、财政、税收、兵务、
漕运、边境少数民族等。对这些大事项的编写，自然也脱不掉年月、人物、
山川、州县等的叙述，但其总目标是写“事项”的。专写“事项”，绝对
有必要。但往细处说，就不免粗了许多。在情节方面，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 Page 7-----------------------     由上所述，就必然追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上来，即逻辑的划分和分类
的必要及其局限性问题。具体地说，任何人进行任何种科学研究，都摆不
脱对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和分类的这道工序。但从另方面说，任何的划分和
分类又都是有局限的，宇宙事物就有那么一部分似乎可以划到这一类、又
似乎可以划到那一类，但又划到这一类中不合适、划到那一类中又不合适
的情节。这应用到史学形式的问题上，像“编年体”、“纪传体”、“本
末体”、“通”体，就都是划分和分类的后果。这些划分和分类，缔造了
很多方便。但也遗留下了诸如上述的若干局限与缺陷。
     有局限与缺陷，就需要弥补。怎样弥补？想来，这样问题在后世史家
的脑际一定是多次盘算过的。有些弥补方式，看起来已经不宜于采用，或
者不宜于多次地采用了。例如，重新写一部；新的一部往往克服了某些旧
的一部中的缺陷，但同时又往往丧失了旧的一部中的某些优越性。观《新
唐书》之于《旧唐书》、《新元史》之于《元史》，便可体会出来。即便
重写一部“通”体，也不是太需要了。后来的皇家，集中一些编修们一部
一部地泡制，效果也不见得好，只不过显示某位皇帝老子的稽古右文罢了。
为今之计，只有寻觅小专题去做。顾炎武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法。但采用
这种方法也并不简单易行，因为这样做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成绩的，这
里必须独具只眼；而这种独具只眼，又并不是凭白无故产生出来的，它是
在饱读群书之后，经过审问、深思、明辨的精确化历程，才能获得的。《日
知录》作者顾炎武，正是在历炼了如上历程之后，才存心立意来写《日知
录》的。
     我设想，当年的顾氏是一定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情况的。第一、过去的
史家和史书，还有许多不曾留意过、处理过的一大堆问题，需要后世的史
家和史书重新拾起来料理。第二、有许多问题，过去的史家和史书并不是
不曾接触过，接触是接触了的，但一晃就过了。特别在断代史中，更表现
为各说各的，碰不到一块。如宦官，唐说唐的宦官，宋说宋的宦官，明说
明宦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宦官起一种什么样的总作用，有什么多样
性，没有谁归纳、梳理。再如中央政府首脑部，汉是一个样子，唐是一个
样子，宋又是一个样子，明又是一个样子，万变不离其宗，专制主义一直
在强化。假如我们从史料堆中，把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这里一小堆，
那里一小堆，凑成一块，联系起来看，那将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
移行了。连看法都会改变。第三、过去的史家和史书中，不排除有错误。
有时，错误还很多，很大。就像《史记》，一方面我们崇拜它，崇拜它在
规模、体制和文笔方面的始创性；但另一方面， 《史记》的荒谬、舛误之
处，又何只一处两处！ 《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又遑足论！因此，订
正和矫正，就成为后世史家的先天责任之一。清中叶考据之学兴盛，部分
根源即在于此。但要订正一件事，矫正一桩谬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掌握致命性的根据，要轻而易举翻前人旧案、后来成为笑柄者，大有其
人其事的存在。故获致新判断，其难度往往很大。第四、在议论方面，可
变率更大。特别在社会意识方面，如什么习俗、流尚、风气这些方面，见
仁见智，不同更甚。有些后代的订正，不少是越订越正越准确，但也有不
少后面的订正反不如被订正者之准确，也是经常遭遇到的。
     我设想，在顾氏安心立意要写一部像《日知录》模样的书出来的过程
中，如上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涌现在他的心头。 ----------------------- Page 8-----------------------                                     四
     底下，我准备用举例来说明我如上的设想。
                                   例一
     货币是社会流通的媒介。历史上除后来的纸币（皮币也包括在内）外，
都利用金属，即黄金、白银和铜。在上古、中古、近古的这几个段落中，
各有偏重。而在断代史的 《食货志》一类的篇章里，则表现为零星点滴地
说一点。顾氏是很重视社会经济的，故对货币金属，感到有将有关资料综
合起来予以纵观的必要。他开始在《日知录》8卷本中就写了关于“银”和
 “铜”以及“钱”的条段，黄金尚未及写。我们从后人补辑的《日知录之
余》中见到，有关黄金顾氏写了好多条散落的短札记。到32卷本中我们看
到顾氏将《之馀》中的那些散落条段凝炼地写成“黄金”这一大条。窃尝
以为，“黄金”这条是《日知录》中质量很高的条段。
     汉朝，特别是西汉，是使用黄金量最大的朝代。主要用于赏赐。自然，
赏赐本身也是一种流通；并且一旦赏赐到文武贵族手中也并不全部贮存在
柜中不予动用，而是绝大部分投向了交换。战国到西汉是上古期货币交换
经济相当发达的年代，MaxWeber把这种历史段落叫“古代资本主义”。马
克思叫“古典经济”。汉代用金数量之巨，值得惊讶。一次在5千斤、7
千斤、万斤之数。从这里，就引发出问题。譬如，有人引《尚书·孔疏》
的话说，古时金、银、铜、铁，统名曰“金”，西汉的“金”是不是铜？
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讨论，仍无法否认西汉的大量黄金的存在。再譬
如，这么多黄金如何支付？这个问题有人引《汉惠纪》颜《注》解决了，
即以钱一万枚顶替黄金一斤。用钱作为金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汉朝
的铸钱量一直是非常巨大的，不必担心无法支付。
     两汉以后，黄金用量逐渐减少。到元朝赏赐黄金仍有记载，但单位不
以“斤”而以“两”计了。这是为什么？顾氏十分肯定北宋大臣杜镐答宋
太宗赵光义的话，说后世佛事用金 （偶像的铸造和镀饰）太多。二十世纪
的史家也衍用此说。但后世富贵妇人装饰用黄金，恐亦是黄金占用的途径
之一。
     中古时期自然经济占主流，社会交换多以谷物布帛为手段。唐中叶以
后，特别是宋、金、元、明、清，白银成为重要的货币金属。后来逐渐铸
为银铤和银元。经顾氏在《日知录》中写成条段以后，人们的看法较前系
统化了，知道黄金和白银是分别在上古和近古被采用的主要货币金属；而
铜铸为钱，是社会上流通最广的基层辅币，铜特缺时以铁代铸。至于这些
货币隶属或金属货币，使用到人民缴纳国税的方面来，又引发了国家财经
政策的重农和重商的讨论，也是历史上的一大问题。由此可见，顾氏就这
些做出总结，推向后代，引发出不少新课题的研究，这不就是对传统史书
的一种弥补和推进吗？
                                      例二
     在机械动力大量出现之前，人们主要倚靠生物动力。所谓生物动力，
主要包括人力和畜力。畜力的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等。牛是古
老的土著；马、驴、骡、骆驼，则或早或晚自西部、北部边境以外或以内
的少数民族传来，在中原文化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种新鲜品种或
异样品种，在中原文献中每每留下痕迹。
     顾氏对这些，都给予了充分的留意。他更将此引伸到另一个特殊领域 ----------------------- Page 9-----------------------——战争。古人车战，车用四马驾驶，车上立三人，中为御者，左为指挥
员，右为辅佐人。在平地作战，大体如此。但晋国多山地，战车不利，晋
人与赤狄交战，感受特深。于是改用步卒单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不过是总结了这一长期变革的阶段性标识而已。
     马驴可以交配，成为混血种。混血种较原血型后裔会具有某些优越性，
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雄驴雌马，所生为骡；雄马雌驴，所生为。
后世人逐渐认清骡能任重致远的特性，故逐渐被人们普遍饲养和役使，成
为一种重要的生物动力源。
     封建王朝，除皇廷有御马厩、监外，多在水草相宜处设养马苑、监。
但实际需要，特别是战争年代，还要大得多。所以鼓励民间养马、或者将
马驹派给民户养大，成为一种差役，或者成为优免差役的一种根据。这样
养马业，本是一种动物驯养业，后来却同国家和人民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挂起了钩来。还有一些个别朝代，怕农民养马会有助于农民起义军的往来
驰骤，遂禁民间养马。
     顾氏有见于此，就在“小人所腓”、“骑”、“驴骡”、“马政”诸
节札记中，对生物动力与战争技术以及民间徭役三事联系起来，做出一些
迹近专题的研究小笔记，这对于后人的将史学向前推进，是很有助益的。
                                      例三
     政府结构，是史学中的重要课题。民间结构如何？基层结构如何？层
层结构直到极权者——皇帝，其关系又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人要写
的《中国官制史》的当然内容。“三通”书中，已经涉及到了。但说法或
多或少显得“形而上”，那就是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注重“一”
与“二”中间的关系和衍化，不重视比较和联系。顾氏已至十七、八世纪，
时代新了，感到联系的必要，就把官制史爬梳爬梳，理顺一番。顾氏一领
先，乾嘉学者步趋其后，于是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三百年来之学，不过地
理、官制，其馀甚痟。其实，就是地理、官制，也还有不少遗留的问题。
并且，顾氏研究官制，还有一个思想问题贯穿其中，也就是说，顾氏是反
对中央集权的过甚的，是主张地方分权的，因此，他更有必要从层层官制
中觅取中央集权不能过甚、部分权力必须下放地方的有说服力的根据。
     顾氏的研究是由下到上。他对“社”、“亭”、“三老”，就很有兴
趣。“社”在上古，原是宗族祭祀的民间组织，在悠长的历史时间中，逐
渐带有基层行政的意味。西汉之初，抓“乡三老”抓的很紧，且各有分工，
主教化者，主赋税者，主治安者。后来三老中一人可选拔到县，与县官共
议政事，成为跟县议员差不多的身份。顾氏的意思是叫最高统治者把这些
 “小官”重视起来，他说“小官多者其世盛”，这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的。
     继之，他研究“县”一级。秦、汉初定郡、县，郡、县首长，权力规
定的很牢固，曰“令”，曰“长”，户口万户以上县曰“令”，不足万户
之县曰“长”。可是到唐末，特别到宋，就加一“知”字、或“权知”字
样，其中寓有“临时特派”、“试用”、“不固定”等意思。自然，宋初
要立意革除五代割据之弊，中央特派遴选人员到基层，一要稳定原割据势
力的情绪，二要稳定中央官下放基层者的情绪，故加用“权知”、“试摄”
等词汇。于是“知县”、“知州”、“知府”等字样，就一直衍用下来
     官制史中最关紧要的一层，是“省”一级，因为它是中央直辖的层次。 ----------------------- Page 10-----------------------秦、汉置郡，郡有郡守、郡尉、监郡等。可是中央又不放心这些守、尉、
监，于是加派“刺史”。到东汉末、魏、晋之后，经济上自然经济占主导，
社会上世家大族占主导，相应的在政治制度上从“刺史”、“州牧”到什
么“开府仪同三司”等这些“土皇帝”式的“省”级官，就越来越坐大了。
隋朝统一南北，加强集权，罢“郡”，缩小“州”的范围，用“府”、“州”、
 “县”这三个档次来相当于当前的“地”“县”二级。
     其中，令我们后代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顾氏对中央政府结构，如所
谓“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之类，所言不多。仅在明末吏部抽签问题上
进行了一下讽刺而已。
     总起来看，在官制史方面，顾氏于客观地研究爬梳之处，其个人的主
观倾向性，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他重古略今。他重地方轻中央。在“重
古略今”这一点上，还需要使用近代观念来进行某些诠释。顾氏自然完全
不懂得当代的社会发展史，但他在朦胧中也已看出，历史上有阶级关系还
不紧张的年代，也有阶级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年代，有人们财产私有制深化
的年代，也有私有制虽已发生、但一时尚未深化的年代。他的“重古略今”
中，实寓有“以古改今”的含义。这样想，自然是乌托邦。但历史上一些
乌托邦的前行者，也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不可简单斥之为“开倒车”。
孟子称尧、舜，顾氏讲三代经义，其中实有其共同之处。
                                     例 四
     在这“例四”的项下，我将列举一些比较零碎的例子。顾氏一生遍游
各地山川，且每至一处，往往参订其地志书 （如汾州、德州等），故对地
名沿革亦极发生兴趣。清代地理之学较有成绩，与顾氏亦不无关系。如
 《诗·小雅·六月》篇中之大原，汉儒未定方位，宋朱熹以为在后世之晋
阳，而顾氏则订正之，以为在平凉。顾氏获致此论断，系通过独立思考的
结果，狁自西来不自北来，周人居丰、镐间，岂有出兵东向晋阳者乎？！
清末人俞樾 （曲园）不服此说，他以匈奴自北来为理由，殊不知匈奴、
狁为两个截然不同游牧支系，匈奴可来自北，而狁必来自西，顾氏的论
断是站得住的。再如代这个地名方位，历战国、秦、汉，有时设在蔚州，
有时设在晋阳，有时又在平遥，均不在今雁北之代州。订正了这一点，可
以使后世读史书之人祛除地理辨认上的误差。而阎若璩自炫博学，又举出
北魏时之代移徙于盛乐、云中、平城诸地，似亭林所学尚浅。殊不知北魏
为游牧族所建之朝代，其地名方位之不稳定性较汉族为大（观张穆考定北
魏在大同一带之建置，费尽气力而成效不大，可见一斑），盖不可与汉人
统治时代同日而语。
     顾氏之史学成就，不单纯来自书本，很多得之于实际的调查。如田亩
亩积，本规定为240步为一亩，但实际上在流变中出现若干的多样性表现，
有以360步为一亩者，有以720步为一亩者，甚至有以1200步为一亩者。
而“步”的长度，各地亦不一律，有5尺、6尺、7尺、8尺不等。形成如
此之多样复杂现象出现，自各有其历史的根源；但列举出这些复杂情况，
对后世读史之人祛除刻舟求剑之习，则不无大益。又如顾氏晚年常仆仆于
秦、晋之间，其书札自云，可“朝中条而暮华山”，故能亲见陕西朝邑滨
河黄土原经塌方之后，原额田亩丧失，官家乃以山西蒲州西门外三里处田
土补给之，致使河西之人至河东佃耕，致生斗殴杀伤等事。可见州县疆界，
经久不调整，其弊病亦可从而产生。此类事例，非亲历不能举出，此顾氏 ----------------------- Page 11-----------------------远远高出乾、嘉“书本学者”之处。
                                       五
     现在在第五节中，应该对本书的读者诸君说几句话了。
     本书读者，据估计，除少量老辈和专家不排除外，主要读者怕不外三
部分，一是业余文史爱好者和工作者，二是大专院校的文史系大学生，三
是文史各分枝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如此而已。
     大学生和研究生，总不免不断地要写文章。国外叫缴paper。为什么国
内国外，都要这么干？理由是，通过后一篇paper跟前一篇paper的差距，
可以摸到大学生和研究生在钻研方面的进步。我知道，很多国内和国外大
学生、研究生，都为如何写出paper而苦恼。那么我要说，《日知录》中
的若干条段，不就是若干篇paper的缩影吗？下功夫照着《日知录》中的
若干条段学习，那么，保证你能写出来令导师满意的paper来。
     根据本文第三、四两节之所论证，要写好一个条段，要写好一小篇叫
尊师不讨厌的paper，必需做好如下诸事：
     第一、是泛览群书，打好基础。这就是顾氏所说的“下学”。但话只
说到这里并没有完，还有不少的话要叮嘱。“泛览群书”，并不是叫人充
当“两脚书架”。我见过不少“两脚书架”，都是“窝囊肺（废）”。“泛
览群书”，要带着一双眼睛。付青主说，“一双空灵眼睛，不仅不许今人
瞒过，更不许古人瞒过”。钱大昕说，“观书眼如月，罅漏无不照”。要
看出书中的好处；又要看出书中的短处；又要看出此处一点与彼处一点可
以互矫之处；又要看出此处一点与彼处一点可以互补之处。古人常说，‘盖
已有心人也已矣’，就要做这个“有心人”！许多资料，许多观点，一旦
经过“有心人”的组合，“凑”到一起，就会出现新东西（Something new）
     第二、光“凑”不行，还得“悟”。没有“悟”，光“凑”，只能凑
成垃圾堆。须知，“凑”和“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段：先“凑”，
然后“悟”；或者先“悟”，然后“凑”。或者说，“凑”时只是“凑”，
没有“悟”；“悟”时只是“悟”，没有“凑”。不是这样。要辩证。要
 “凑”中有“悟”，“悟”中有“凑”，“悟”“凑”交织，方可济事。
试看顾氏在《日知录》中正是这么干的。说到这个“悟”字，首先你要有
能“悟”的起码的资质；然后你再借助于哲学。佛学是一种资助；老庄是
一种资助；儒家和理学也是一种资助。任你选取。过去四、五十年，我们
曾大大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现在，又有了很多另外的东西。总之，要有理
性的能力，才能在史学浩漠的海洋里料理出一些头绪来。 ----------------------- Page 12-----------------------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
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
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
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
是广大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
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
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
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
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
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
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
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
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
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
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
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
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
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
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
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
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
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
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
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
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
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
不吝赐教。                                  改版说明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自1987年开始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欢
迎，许多品种一再重印。
     为满足读者需要，我社现从这套丛书已出版的品种中选出若干种，及
新约稿的若干品种，编成《名著名家导读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巴蜀书社 ----------------------- Page 13-----------------------日知录 ----------------------- Page 14-----------------------                                       第一辑                                   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与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
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
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①。      注：
     ① 《史记》卷47《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
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
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
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中华书局标点
本页1925，以下简称“中华本”）而清人崔述（东壁）疑此为后人伪托之说。      讲：
     这是顾炎武认识论之最简明扼要的一次表达。他借用 《史记》中孔子的一段故事。故事说，孔
子在跟鲁国击磬乐师师襄子学习鼓琴过程中所遭历的几个阶段。先学到了曲谱，但未学到节奏；学到
了节奏；但还奏不出气氛。最后，孔子进入了一个神秘主义的境界，他看到一个黑黑的高个子的人，
眼睛迷迷茫茫地向前望着。师襄子说，那就是乐曲中传写的人物周文王呀。顾炎武借这段故事，讲他
自己的朴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上升。他说，“器”（物体，放大
一点就是物质）是形而下的，“道”（概念、哲学、抽象、认识）是形而上的。没有底下的，上边的
就安放不住。所以学习，要从底下一步步地向上，像学习鼓琴一样，先熟悉乐谱，再练习节奏，最后
才能奏出气氛。顾炎武一生一直奉行他自己的这一信条：“下学而上达”。但这一信条，又不可绝对
化；绝对化了，就会排斥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反作用。作用和反作用，总是统一着的，不能片面。
顾的好朋友张尔歧 （稷若）和李颙（二曲）就曾对他提出不能片面绝对化的一些辩论。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②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③，而人之有私，固情
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
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
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
④，室人之谪⑤，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
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注：
     ①见 《诗·小雅·甫田之什·大田》篇二章。
     ②见《诗·豳风·七月》篇四章。豵（z^ng宗）：小豕（猪）。豜（ji3n
坚）：三岁大猪。
     ③见 《礼记·礼运》篇。 ----------------------- Page 15-----------------------     ④见 《诗·小雅·鹿鸣之什·四牡》篇五章有“将母来谂”句。
     ⑤ 《诗·国风·邶风·北门》篇二章及三章有“室人交偏谪我”句。      讲：
     马克思主义，着重地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就是人们财产所有的归属。顾炎武距离这些较远。
但他也从他的时代和认识角度去谈“公”和“私”。必须事先讲明，顾所说的“公”和“私”，有其
模糊之处。他讲的“私”，大体就是私有制。他讲的“公”，却不一定是指原始公有制，而是讲的阶
级社会产主以后的由贵族统治的国家。但他在这里还是讲出了一点东西。他说，人们讲“以公灭私”，
讲“有公无私”，这些话，要么是“当官之训”，要么是“后代之美言”，也就是说，是口号标语。
实际上，不能把阶级国家的“公”太绝对化了，一点“私”也不照顾，让人民无休止地去服徭役（如
 《四牡》）、无休止地去办公（如《北门》）。顾炎武提出，对“私”要“恤”（照顾）；可是他又
说，“此义不明久矣”。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味讲“大我”、“破私”，终于到了无法遵循
的地步，也是由于不明白“恤”的道理，不明白“小我”和“大我”间辩证的关系。自开放以来，“大
我”、“小我”间的关系，才比较理顺了一些。                                         大原       “薄伐狁，至于大原”①，毛、郑皆不详其地②。其以为今太原阳曲
县者，始于朱子③，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
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
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j%ng迥）破先零羌
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
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
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
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
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
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
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④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汉
武帝始开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
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脩大原，
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
障大泽，以处大原”⑤，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      注：
     ①见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篇五章。：音xi3n（险）。
     ②指毛亨、毛苌兄弟及郑玄 （康成）。
     ③顾炎武原自注云，“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并云。”
     ④ 《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中华本页2831）。
     ⑤见 《春秋》三传之昭公元年。      讲：
     这是顾炎武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在辩证地名方位方面的一节典型的读书笔记。西周时候，狁
一直是周室在西北方的一个极大威协。狁即西方世界所说的saka族，后来在次大陆北部定居的，叫
做印度塞西安人。据说，从周文王时侯，狁就侵扰周邦的边境：到周宣王时，曾派大军前往征讨， ----------------------- Page 16----------------------- 《诗·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诸篇，就是反映此次行军的情况的。诗中提到大原
这个地名。这个大原的地理方位何在呢？传 《诗》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没有涉及，东汉末的经
学大师郑玄（康成）也未对此加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不但在哲学方面成体系，在考据上也有一套。
他确定《小雅》中的大原就是今山西省会太原（晋阳）。“大”“太”可通，这倒没有问题，只是顾
炎武感到地理方位不对头。他从《诗》中提到的另一地名——泾阳来展开辨证。《诗》中的泾阳不
是今西安西北方向的泾阳，泾阳的原方位在安定郡泾水的源头地方，即今之平凉。这个方位在周室镐
京之西，而山西太原则在镐京以东。顾说，敌人从西方进行侵扰，而我们却派兵往东打，这是不合道
理的。顾的这个道理，虽不玄奥，但却千真万确，不可移易。至于春秋时晋国代赤狄的那个“大原”，
就是今山西晋阳的太原了。《左传》昭公元年记郑子产对叔向讲了一段晋国的开拓扩展的历史，说古
部落酋长金天氏的后裔叫臺骀的最早开辟汾水中游、定居在“大原”；后来为晋所灭，晋人从此占有
了汾水流域。这个“大原”，就是太原了。顾说，两个大原，一是周之大原，方位在泾水发源地的平
凉；一是晋之大原，方位在汾水中游的晋阳：二者是不容混淆的。
     再者，俞樾 （曲园）在其《日知录小笺》中表示不同意顾氏的说法。他以汉时匈奴可自雁门至
于太原，证明狁也可自北方至于太原。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匈奴为汉北民族：而狁是次大陆来的
塞西安人，二者所自来的方向不同，故不可取以互证。                                           因国      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①，听之于胜国
之社”。②“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③。“土师”：“若祭胜
国之社稷，则为之尸”④。《书序》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⑤又言，
 “武王胜殷”。《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王制》：“天子诸
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⑥。 《左传》：子产对叔向曰：“迁阏伯于
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⑦。齐晏子对景
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
太公因之，”⑧是也。      注：
     ① 《周礼注》“阴讼，争中冓之事”；《诗·鄘风·墙有茨》：“中冓
之言，不可道也，……言之醜也。”
     ②“媒氏”，见《周礼·地官司徒》，为一项民事的职称。
     ③“丧祝”，见《周礼·春官宗伯》，也是一项有关祭祀的职称。
     ④“士师”，见《周礼·秋官司寇》，也是一项职掌“禁令”的职称，
这段意思是说，祭祀被征服国家的社稷遗址时，要制造一个摹拟象。
     ⑤见 《尚书·商书·汤誓》。
     ⑥ 《王制》是《礼记》中的一个篇章。
     ⑦见 《左传·昭公元年》，“辰”“参”是指星野。
     ⑧见 《左传·昭公二十年》；亦见《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谏》第四，
大体自《左传》中袭来。      讲：
     这是一篇有关上古史中部落与部落间关系两种形式的分析。一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另一
种是对于一个居地说，有搬迁走和搬迁进来的因袭关系。在前一关系中，被征服的部落邦国，文献中
把它叫做“胜国”；在后一关系中，后来迁居到旧遗址中的部落邦国，文献中把它叫做“因国”。顾 ----------------------- Page 17-----------------------炎武在这里，企图说清楚两种情况的不同。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被征服者的“社”（氏族灵坛），
要“奄（掩）其上而栈（又作柴）其下”；假如使用一个字，就是“屋”。民国初年报纸社论中多说
 “溯自清社既屋”，就是用的这个典。上古时，男女间“不堪为外人道”的纠纷，要到这种亡国之社
的废墟上来排解。至于“因国”，以齐国的都城临淄来说，爽鸠氏族在这里居住过，搬走后季荝的氏
族又搬来，再后来有逢（逄）氏的氏族又搬来，再后来蒲姑氏族又搬来，最后太公的姜姓氏族又搬来，
建立了齐国。这块地方，已是五个部落的居住地了。在这里，需要附加讲说的是，古部落迁徙往往把
氏族名和地名从旧址带到新址去。例如夏代的斟氏族原住在地 （今河南巩县）者曰斟寻，住在灌地
 （今河南濮阳，古名顿丘）者曰斟灌。中康失国，相迁今山东中部，今寿光境有斟观，潍县境有斟寻，
二斟相去九十里。山东、河南两省之所以各有“二斟”，与古代氏族搬迁把地名带过去的习惯有关。
再举一例。临淄，古名营丘，但这是齐献公带过去的。更古的营丘在昌乐东南50里。齐之诸公，先自
昌乐之营丘迁到薄姑（今名博兴），再迁临淄之营丘。昌乐之营丘与临淄之营丘的关系，一定要通过
对古代氏族搬迁问题的认识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得周全些。                                     文须有利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
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
乱神之事①，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
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注：
      ① 《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       讲：
     这是顾炎武在表述他自己有关写作和著述问题的观点。他表达的很概括；这一条不是随便写的，
而是以十分郑重的态度写的。在这段文字里，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文人，他所表达的封建意识是最少
的、最压缩的。他讲“天下”，讲“将来”，就说明他立论的出发点，是尽量地宏阔了。他不是从帝
王立论，不为剥削阶层立论，而为天下后世立论。他说，“怪力乱神”的事，没有根据的资料，剽窃
别人的东西，和拍马屁的文章，这四类于人无益，于己有害。这种成品，越少越好。而宣扬观点的文
章，记录政治事件的报导，反映民间不得上达的隐情的资料（如近世的所谓“内参”），以及引导人
向上、而不是引导人堕落的文章，都是不可断绝的。勉强寻找，只能从上段引文的“力”和“乱”中，
从“善”中，或者会夹杂某些作者观点中的封建糟粕。其馀都是在作者时代中，最开明的。“天下”、
 “将来”二辞，尤显宏阔。                                         著书之难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
 《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
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
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
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①《文献通考》，皆以一生
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chuǎn喘）漏，尚亦不免。
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 ----------------------- Page 18-----------------------急于求名故也。      注：
     ①“温公”，北宋司马光封号。马贵与，南宋末马端临字。      讲：
     在这一段里，顾炎武讲的是著作的价值和永久性问题。他说，先秦诸子之书，多能各具价值，
各垂永久，那是因为这诸子都能独立思考自成体系的原故。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就是综合
别人的，虽名曰《子》，但已经历了变化。司马光、马端临都是竭尽平生精力去写成《通鉴》和 《通
考》的，故而这两部书是不可无、垂永久的著作。虽小有失误，亦不害大事。最后，顾氏以归纳的口
气说，什么样的著作才是有永久性的呢？是过去的人不曾说过、不曾涉及到、而将来的人又不可缺少
的内容，才可以流传下来。而顾炎武本人毕生著书，正是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                                        直言      张子有云①，“民吾同胞”。②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
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③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
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④。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
之从逆。⑤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⑥：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
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蔫》，玄宗为之感动⑦，白居易为
盩厔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⑧，亦近
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注：
     ①张子指张载，北宋人，学者称横渠先生。
     ②“民吾同胞”句见张载著《西铭》篇，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后世常云“民胞物与”，即由此。
     ③见 《论语》第十六《季氏》篇二章。
     ④见 《尚书·商书·盘庚上》，意思是小民有欲箴规在上者，臣下不能
塞抑。
     ⑤见《尚书·周书·洪范》，意思是遇见大疑，就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谋及卜筮，看这几方面的反映是“从”（拥护）还是“逆”（反对）。
     ⑥见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意谓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
建议将乡校毁掉，子产不同意。
     ⑦见 《新唐书》卷 194《卓行传》，大意说玄宗在东都，令县令、刺史
集声乐，有献演数百人舞乐的，独元德秀献演的乐班才数十 （按顾氏作“数
人”，少“十”字）人，唱的歌是元自编的《于蔫于》，（按顾氏少一“于”
字），玄宗听了很感动。 （中华本第18册，页5564。）
     ⑧见《旧唐书》卷166，大意与上引文段同（中华本第13册，页4340）。      讲：
     这段的主旨，在讲发扬民主的必要；或者说，当政者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顾说，当政者
要从具体措施上去为老百姓减免痛苦，文人要写文章、提意见，去为老百姓减免痛苦。写文章反映政 ----------------------- Page 19-----------------------令不当、民间痛苦，这是写文章人的职责。以下，顾就列举了《书经》的《盘庚》篇和《洪范》篇、
 《左传》中郑子产、汉朝的文帝、唐朝的元德秀和白居易这些君臣，想方设法听取下层意见的历史事
例，来巩固他对写文章人职责的重要论点。 ‘听取群众的意见’这一条，从很古时候的统治者已经懂
得了，只是在贯彻上一直有问题。                                  立言不为一时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
朗有复井田之议①，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后，
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
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 ‘口分’‘世业’之制，
自此而起。②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③，私铸滥恶，齐文襄王
议④，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
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镴，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
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曰 ‘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
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⑤，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
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寺降杀以七。皆择有
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已而罢之。
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赦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
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
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
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⑥。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
 《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⑦，京东数
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坊，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
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
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
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
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
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
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
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⑧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
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
三百年矣，而遂行之⑨。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
  ‘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
梁，曰，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
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
其可少哉？！      注：
     ①见 《三国志·魏书》卷15《司马朗传》（中华本页467—468）。
     ②此指均田制，见《（北）魏书》卷53《李安世传》（中华本页1176）
及卷7上《高祖纪》（页156）。 ----------------------- Page 20-----------------------     ③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 （公元534—549年）。
     ④见 《（北）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本页2866。）
     ⑤见 《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中华本4758）。
     ⑥大秦，指大秦景教，亦即基督教之聂斯特里派，西安碑林有 《景教流
行中国碑》。3“穆护”，指火祆教（即伊朗锁罗亚斯特教），唐时长安有祆
词，歌词曰《穆护》，因而成为火祆教的代名。
     ⑦见 《元史》卷181《虞集传》（中华本页4177）。
     ⑧此事参看 《明史》卷223《徐贞明传》。顾炎武本人所辑《天下郡国
利病书》四川龙刻本卷 2“北直隶”页26处所记较本处为详细，可参阅。
     ⑨孔子之言，见 《论语·季氏》。汉武帝太初元年五月“正历，以正月
为岁首”事，见《汉书》卷6（中华本页199）。      讲：
     这条 《录》中所存贮的，是顾炎武平生最坚持的一条信念，即“著书待后”。顾是一位坚持反
清的学者和活动家，而当时清朝康熙的统治在一天天巩固下来，所以顾氏自揣他的许多对改进社会有
用的见解，没有可能被当政者所采纳。可是但凡对社会有用的见解 （如作者在本条中所列举的田土重
新分配、禁止恶钱流通、抑减宗教人员数额、筑堤障水将滨海田土培养成肥沃农田等），都须被当政
者认识了、采纳了、执行了，才能见出效果。所以历来文人，有有用的见解总希望被当政者所采用。
这不仅顾一人如此，与顾同时的黄黎洲（宗羲）也在其《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说，“吾虽老矣，
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当时有人据此指斥黄氏民族立场动摇，想跑出去替清朝做官。我不这样想。
民族立场要坚持；但一代人一代人活下去的社会总不能停顿，不但不能停顿，还要不断地出点子去调
整、改革。这就是顾、黄二人“著书待后”的意旨之所在。顾非常重视他自己在本节中所讲的这段意
思，所以在给黄黎洲的信里又重复叙述了，请参看中华书局版《顾亭林诗文集》页246《与黄太冲书》。                                       文辞欺人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1)，袭
封国公；宋氏革命(2)，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3)既为宋臣，又与
庐陵王义真款密(4)，至元嘉之际(5)，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
惟以文义接之，以致绝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
诗曰，“韩亡子房奋(6)，秦帝鲁连耻(7)，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
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8)，李业有终尽(9)。”若谓欲效忠于晋者，
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10)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
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
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11)。
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 （王）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
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土(12)，拯既汙伪署，
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13)，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
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14)
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
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15)，天
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
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汙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
下矣。 ----------------------- Page 21-----------------------     注：
      (1)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灵运，谢玄之孙。按谢玄乃淝水
之战之总帅，故曰“元勋”。
      (2)“宋氏革命”指刘裕纂东晋，国号曰宋。“革命”云云，其义与后世
革命之义殊，仅指改朝换代而已。
      (3)徐广，《宋书》卷55有传，刘裕纂晋后，拒不出任官职。陶潜，《宋
书》卷93有传，刘裕纂宋后隐居，纪年只记东晋安帝“义熙”年号，而不记
刘宋正朔。
      (4)刘义真，刘裕仲子，宋文帝刘义隆之兄。《宋书》卷61有传，徐羡
之曾嫌义真与谢灵运“暱狎过甚”。
      (5)元嘉，宋文帝刘义隆年号。
      (6)“子房”指张良，曾谋以铁椎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
      (7)鲁仲连，《史记》卷83有传，在赵国平原君座上与新垣衍辩论，坚
持不应尊秦为“帝”。
      (8)龚胜，《汉书》卷72有传，王莽纂汉，安车驷马延为祭酒，秩上卿，
胜不以一身仕二姓，绝饮食十四日死。
      (9)李业，《后汉书》卷81有传，公逊述强以公卿之位，不然赐毒酒，
业果饮毒酒而死。
      (1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谓其“遂有逆志”云云。
      (11)诗见《旧唐书》卷190下《王维传》（中华本页5052）。
      (12)、(13)唐僖宗光启二年 （公元886）四月，邠宁节度使朱玫发动政
变，改奉襄王季煴为皇帝，玫自为大丞相、十军使、盐铁使、侍中。十二月，
其爱将王行瑜又发动政变，斩朱玫。事见《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中
华本页723—726）。
      (14)诗见《全唐诗》卷600。
      (15)诗见《杜诗镜铨》卷17。《解闷》十二首之八，《诗》曰，“不见
高人王右丞，蓝田邱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缙为
维弟，善书法，官至相国。      讲：
     这是一段谴责丧失立场的文章。在明清之际，民族立场问题表现为紧张的“大节”问题。由于
明朝亡国亡得很急骤，满洲贵族在偶然性较大的情况下攫取了北京，兼以当时士大夫脑海中的民族涵
义比较狭隘，所以士大夫当时反满的情绪极高。从而，对民族立场动摇、带头迎降满洲贵族的文人士
大夫，如钱谦益 （牧斋）、龚鼎孽、吴伟业（梅村）、王铎（觉斯）等人，则谴责的很激烈。顺带影
响到对历史上民族立场有问题的人，如赵孟頫（子昂）以赵宋之裔，终身仕元，傅青主就在书法方面
谴责他“盈股媚气”，等等。顾氏在这里谴责的，一是南朝的谢灵运，一是唐朝的王维。谢不是民族
立场问题，是效忠某一皇朝的立场问题。谢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东晋被刘宋篡
夺后，他并未划清界线，也未隐居起来，而是和新朝勾勾搭搭，因他“猖獗不已”，（《南史》论）
终于弃市广州。可是临终却又标榜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顾炎武认为他是骗人。王维降了安禄山是自觉
的、还是被迫的；他那首诗是当时做的、还是事后补做的，这些后世都有争论。在安史之乱中，他的
立场有动摇，怕是没有问题的。顾谴责的很激烈，连杜甫写了“高人”二字都遭到了点名的批判。顾
的好朋友王山史（宏撰）就说他“行谊甚高，而与人过严”。（《山志》3）在《日知录》卷13中有
 《辛幼安》一则，顾氏根据“当归”一典，怀疑辛氏“久宦南朝、未得大用”，要投北方金国统治下 ----------------------- Page 22-----------------------的沦陷区去了。这未免疑贤过刻，辛氏晚年词中“归去”，“归休”之词多次使用，其意为无意于在
京口督战，而欲归去铅山家中。由此可见，过头地抑扬，也是不恰当的。当然，谢灵运在做诗方面虽
有高才，但在品格方面很坏，则是不容否认的。至于杜甫，他不过说王维诗写得好，秀句流传满于寰
宇，并没有犯多大的过错。                                      作诗之旨      舜曰，“诗言志”①，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②；此诗之用也。荀子论 《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声有哀焉”③：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
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④又自叙
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⑤，而谓“好
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⑥，天将破坏
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嗟乎！可谓知立
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⑦，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
损而贱。      注：
     ①见 《尚书·舜典》，前后文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②见 《礼记·王制》篇，是言天子东巡岱宗时之事。
     ③见 《荀子·大略篇》第27。
     ④见 《白居易集》卷45（中华书局版）页962《与元九书》。
     ⑤梁鸿， 《后汉书》卷83有传， （见中华本页2765—2768）。《五噫
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
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其他诗章，传中有录。
     ⑥“六义·四始”之言，指《诗三百篇》之分类、笔法、布局者。“六
义”为风、雅、颂、赋、比、兴。“四始”谓《关睢》为“风”之始，《鹿
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⑦葛洪， 《晋书》卷72有传。（中华本页1911—1913）。《抱朴子》，
葛洪所著，分内、外篇，《晋书》言，“内篇”言黄白之事（炼丹术），“外
篇”驳难通释之文，共116篇；今本“内篇”20卷，“外篇”50卷，共70
卷。      讲：
     这一节，是顾炎武的诗论观点。看起来，他的诗论观点，偏重于正统的现实主义，强调对政事
的反映（“美”和“刺”，而“刺”是主要的），而相对地不重人们私情的哀乐；强调内容，而不重
视辞藻 （所谓“丽以淫”）。虽然在本段开始，顾氏以诗之“本”、之“用”、之“情”，作三分枝
的表述，但对第三个分枝未予强调，而只强调了一、二两个分枝，也就是说，对个人说，诗是为了“言
志”；对社会说，诗是为了“观风”。他认为，淫丽之词，虚誉之诗：贱。在同代人中，他似乎未曾
涉及神韵派诗人王渔洋 （士祯）。 ----------------------- Page 23-----------------------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古人但谓之音、不谓之韵，今姑从俗
名之耳）。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
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 《閧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①。使就此一韵，
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
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②未免
此病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
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传③，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
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
行。圣人无必无固④，于文见之矣。      注：
     ① 《閧宫》，是《诗·鲁颂》中的一首长诗，说鲁僖公在鲁庄公晚年鲁
国遭庆父之乱、公室继承发生危难之后，能把鲁国安定下来，保持周公以来
的政统和文化传统，与夷狄在斗争中融合。这首诗在用脚韵方面比较特殊，
诗8章，在第4章，连用12个 （谐音）字，然后才转了他音（韵）。
     ②拾遗、吏部，指杜甫、韩愈。
     ③孔子作 《彖传》和《象传》，《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此说，但后人
信之者少，不信者多，盖以其中不断出现孔子以晚情节。其中“一韵无字，
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的情况，是确实的，但不必定指为“圣人”
的行径。大体古人用韵较唐以后人更粗疏些、更不讲究些、更重视内容实质
些而已。
     ④“无必无固”见《论语·子罕》篇，原文曰，“子绝四：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      讲：
     这一段，是讲诗文要著重内容实质，不可偏重形式，流于形式主义。诗文中的结构 （框架），
是形式；词藻也是形式；韵，也是形式。要按照内容实质去安排结构和层次、安排词藻、安排韵。自
唐以来，近体诗 （律诗及其截句）发展起来，人们逐渐地舍弃了思想内容实质，而片面地去追逐韵。
到清朝尤甚。如《红楼梦》第76回中描写两个贵族小姑娘也在做“排律”中尽情地使用“十三元”中
韵字，抢用什么“险韵”，就是例证。顾炎武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倡“主性情”；“从我”；“变化
自然”；反对“奇巧”。这是一种健康的文艺主张。
     在这里，需要稍稍补说一点的，是在本节第一段中，顾炎武把他自己在其代表性科研专著 《音
学五书》中的精义，也灌注进来了。他说，古人还不叫“韵”，只叫“音”。“韵”是自南朝沈约（休
文）《四声谱》以来，有了平、上、去、入，四声之中各立韵部，人们才提倡押韵。顾在《音学五书》
中，创造性地讲述了声韵衍变的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像《诗》《书》《易》中所用的谐声，是古朴
的音的规律化。第二阶段，南朝的人们讲“四声”，分韵部，这就精密化了一步，这是“一变”。第
三阶段，宋、元、明、清以降，唐韵渐失，宋韵代兴，日趋烦琐，这是“再变”。读者可参看顾氏《音
学五书序》与《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27—29、页72—77）。 ----------------------- Page 24-----------------------                                    诗体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
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
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
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
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
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讲：
     这一段，讲的是文艺的创造性。顾氏把这问题拿到历代文学衍变史中来谈，他说， 《三百篇》、
 《楚辞》、汉魏文学、六朝文学、唐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和特点。后代的人，不能单纯
依靠对它们进行摹拟工作，就可以解决问题。摹拟不能顶替创作。必须于因袭传统中有所创新，创新
中又不抛开传统，——懂得这个道理，方可谈论作诗。试看，顾氏把创造和传统的关系，讲的很辩证。
他是有所指的，指的是明朝“前七子”和“后七子”。                                     书法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①，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②。
姚铉之《唐文粹》③、吕祖谦之《皇朝文鉴》④，真德秀之《文章正宗》⑤，
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
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曰⑥，“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后学之士，可兼为
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
 “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
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注：
     ①“八分”，书法中的一种体。据说，取小篆的十分之八，加以隶书的
十分之二，融成一种书体，叫“八分”。实际上，它是篆书与隶书的融合体。
     ②真书，即楷书。
     ③姚铉，北宋时合肥人，《宋史·文苑传》有传（见卷441），所纂《唐
文粹》100卷，去取谨严，不收近体，力矫晚唐五代之弊。
     ④吕祖谦，南宋时寿州人， 《宋史·儒林传》有传 （见卷434），学者
称东莱先生，所纂 《宋文鉴》（当时原书名《皇朝文鉴》） 150卷，收集
赅备。
     ⑤真德秀，南宋末浦城人， 《宋史·儒林传》有传（见卷437），所纂
 《文章正宗》正、续各20卷，以理学家眼光为批评准绳，后人有持不同意见
者。
     ⑥薛冈，字千仞，鄞县人。朱彝尊 《明诗综》卷65、陈田《明诗纪事》
卷26有小传。      讲： ----------------------- Page 25-----------------------     顾炎武将书法和作诗之道，合并在一起议论。他说，汉魏金石之文，以“八分”为上品，后之
楷书，原不为人所重也。唐以前之诗，多遵古体，不以骈骊对仗为重也。至于宋、明，几乎无人不写
诗，写诗必写律诗，写律诗又一定写七言律，这是一种时代的弊病。七言比五言多两个字，似乎耍花
样的机会多一些，其实严格要求的话，平仄对仗达到工整而又铿锵，却极不容易。学诗的后辈，倘从
七言律入手，真是走了大错路了。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①，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
元之京师在蓟门②，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
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
 《方言》③：“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④，“六国，唯秦在山西”。
王伯厚《地理通释》曰⑤，“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
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
⑥，非也。      注：
     ①东曰函关，南曰武关，西曰散关，北曰萧关：四关之中，谓之“关中”。
     ②蓟门，指北京。
     ③ 《方言》，13卷，传为杨雄所撰，或以为后人依托。
     ④郭璞，西晋闻喜人，于经术、卜筮、天文、算历，无不通晓，南迁后
为王敦所杀，曾注《尔雅》、《方言》等古籍，《晋书》卷72（中华本页1899
—1910）有传。
     ⑤王应麟，字伯厚，宋庆元 （今宁波）人，《宋史》卷438有传，著作
中有《通鉴地理通释》。
     ⑥ 《正义》，指司马贞《史记正义》，此见中华本《史记》页3312《太
史公自序》萧相国世家《提要》。      讲：
     这是有关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一节札记。本来，这接近于普通常识，但像这样的普通常
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弄清楚的。窃常遭遇一些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什么是“关中”？为什么山西
又叫“河东”？汉代为何把后来的陕西叫做“山西”？都说不清楚；更其惊人的，是也不想弄清楚。
不弄清楚，毕业后又怎样去传授后一代？在这一点上，窃以为像《日知录》的这些段段，是必读的读
物。                                         陕西        《后汉（书）·郡国志》，陕县有陕陌（即今之陕州），二伯所分①，
故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
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
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
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今平陆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
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父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 ----------------------- Page 26-----------------------传》，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 《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
吊祭使，路次陕西（按其《疏》云，已至閺乡县）。《回纥传》，广平王、
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
关以西，通谓之“陕西”。      注：
     ① 《史记》曰，西周初以“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
 《后汉·郡国志》弘农郡条下有陕陌，刘昭注引《博物记》曰，“二伯所分”。      讲：
     使用普通的逻辑归纳法，为了某一目的 （大目的或者小目的；像目前的例，就是为了说明“陕
西”这一地理辞的由来），搜辑出专门针对这一目的的资料，排成系列，说明问题。这就是最通常的
考证。后世的考据家把考据说的神乎其神，确实可笑。顾炎武做这类工作很娴熟，但也做的很寻常，
丝毫不带了不起的神气。                                      山东·河内      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
① 《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②《后汉（书）·陈
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③（谓光武都洛阳）盖自函谷关以东，总
谓之“山东”，（唐人则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杜牧谓“山东之地，禹
画九土，曰冀州”④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
     古所谓“河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
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⑤又云，
 “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
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注：
     ①见 《管子·轻重戊》篇。
     ② 《史记》卷6《秦始皇帝本纪》（中华本页276）。
     ③见 《后汉书》卷36《陈元传》（中华本页1231）。
     ④见 《新唐书》卷166《杜估传》附《杜牧传》引《罪言》（中华本页
5094）。
     ⑤见 《史记》卷44《魏世家》西门豹治邺条下，司马贞《正义》云云。      讲：
     大体一个地理名词所显示的地域范围，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大、小的差异。如“山东”的地
理概念，古时就比现在宏阔得多，读史书时必须保持当时的概念。“河内”的地理概念，也不只像后
来仅指怀庆府范围。并且，古人确定地理名词时，依据的“座标”不同，中间也会有差异。大体说来，
在秦兴起以前，人们在中原交战，就以太行为座标，秦、汉在关中定都以来，华山 （扩大点说就是秦
岭）的座标作用日益明显。唐尧、虞舜时候，部落联盟大酋长的中心地段多在今河北、山西，所以他
们把河以北的地域，统叫“河内”。这就是说命名者都是从本部出发；后来同一个今山西省唐叫“河
东”、元叫“山西”，都是同一个道理。顾氏的这类扎记教给后学们，在读史书时会遭遇很多地名，
读的人对这些地名所显示的地域范围，要保持高度的准确性，不可马虎。 ----------------------- Page 27-----------------------                                  第二辑                                  乡亭之职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①，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宋书·百官志》，汉制：丞一人；尉大县二人、小
县一人）。——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
 （《武帝纪》，元光六年诏曰，少吏犯禁。《宁成传》，为少吏，必陵其长
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宋书》，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
 “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张章父为长安亭长，失官。是亭长亦称官也）。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张敞传》注（颜）师
古曰，“乡有秩者，啬夫之类也”）。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
游徼徼循，禁贼盗（《宋书》；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啬夫，
主争讼；游徼，主奸非）。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
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
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
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三老”为乡官，故壶关三老茂得上书言太子。②《黄
霸传》，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③）。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
之始，而管仲、敖、子产之伦④，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管子》书
曰，择其贤民，使为里长）。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
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
长”、“里宰”、“邻长”：则三代名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
     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
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
⑤；监司之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
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由
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
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
     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
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
伯、连帅而后有天子。”      注：
     ①“减”，即“不足”。
     ②见 《汉书》卷63《武五子传·戾太子传》，三老茂，姓令狐氏上书中
有“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等语，词意昂激（中华本页2744）。
     ③ 《汉书89·循吏传·黄霸传》（中华本页2629）。
     ④管仲，齐相；敖即孙叔敖，楚相；子产，郑执政。
     ⑤监司，谓中央集权政府权力愈来愈集中，对基层愈来愈不信任，于是
派遣监察使、设置监察司，后人统谓之“监司”。 ----------------------- Page 28-----------------------     讲：
     顾炎武对他当时的社会制度改进问题，始终有一个固执不变的看法，我们把它叫“地方分权
论”。主旨是说明朝自朱元璋以来，中央集权集得太利害了，地区和省份上几乎毫无权力来处分事情。
地区和省分上的官也是中央派来的，是“流”官，随时可以调走，多是外方人，对本地区的兴趣没有
土生土长人的大，了解情况也往往不够。中央呢，权力越集中越大，就出现了皇帝、宦官、宰辅、亲
王们的霸横、腐朽和内部争斗。由此，顾炎武想到了乡官”的事。当然，当年的顾氏是先发现了中央
集权太甚，然后才来研究“乡官”问题呢；还是在研究历代官制里的乡官问题中，慢慢感觉到只能用
 “地方分权论”，才能有效纠正中央集权太甚的弊病呢：——我们作为后人，已经说不清楚了。反正，
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作为二者互起作用的结果，作者写了本段的“条条”，以及与此相联的一些“条
条”。
     本段“条条”的主旨是，古来对于地区和基层，比中央集权越来越集中以后，要重视得多。他
讲，秦、汉在基层设置县的“令”、“长”、“丞”、“尉”，还设置了“三老”、“啬夫”、“游
徼”等民间职位。“乡三老”提成“县三老”，就可以和县中的令长一同讨论一县的政事。他又讲，
不仅秦、汉；从“三代名王”（夏禹、商汤、周文武）时候，就有基层的设置了（他举《周礼·地官
司徒》为证）。我们从近代人的角度来说，顾氏已经隐约触到了农村公社职员向中央集权国家基层“吏
胥”的转化情况了。农村公社时期，较之中央集权时期，自然民主一些、松散一些、阶级阵线较之以
后还不那么森严。这和顾氏“是古非今”思想碰到一起，就产生了提倡“乡官”作用的思想，并且获
致了“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的总括。这个总括对不对？其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各是什
么？就留给广大读者自己去反思吧。                                           掾属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①，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
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之朝廷；而自曹
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②其辟用之
者，即出于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
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
能，主簿坛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帝乃大悦。③至于汝南太守宗
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④而鲍
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⑤，是知署吏乃二千石
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 （隋文帝
开皇二年，罢辟署。⑥令吏部除授品官为州、郡佐官。其时刘炫对牛弘⑦，
以为往者州惟置网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其僚则长官自辟。是知
自辟掾属，即齐、魏之世犹然。《宋史·选举志》，宋初，内外小职，任长
吏得自奏辟。⑧熙宁间⑨，悉罢归选部。然要处职任，如沿边兵官、防河、
捕盗、重课额务场之类，寻又立专法听举。于是辟举不能全废也），又其变
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⑩而吏治因之大坏矣。       注：
     ① 《古文苑》，为唐人旧辑东周至南齐诗文之集，宋人韩元吉、章樵重
编注释，为21卷。
     ②读者读至此，亦须多方面思考，不可圉于顾氏一偏之见。本地之人，
熟知地方人情，固有兴利除害者，但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试观朱元璋
 《大诰·续诰·三诰》中揭发并打击诸作弊之徒（如进行改册、换标、隐匿、 ----------------------- Page 29-----------------------诡寄、洒派、移坵、换段、揽纳、虚悬等人），绝大部分为地方之人，且多
是胥吏（俗话所谓“班里”“房里”）。然则胥吏、小官，岂是可以片面提
倡的吗！
     ③见 《后汉书》卷46（中华本页1553）。
     ④参阅 《后汉书》卷67《范滂传》（中华本页2205）卷67《岑晊传》
 （中华本页2212）。
     ⑤ 《前汉书》卷72《鲍宣传》（中华本页3086）。
     ⑥⑦见 《隋书》卷75《儒林·刘炫传》（中华本页1721）、《北史》卷
82《儒林·刘炫传》（中华本页2765）。
     ⑧见 《宋史》卷156（《选举》2）（中华本页3646）。
     ⑨宋神宗年号 （公元1068—1077），时用王安石变法。
     ⑩《明会要》卷48《选举2》引《野获编》云，万历22年，吏部尚书孙
丕扬，创为“掣签法”。《明史》卷224《孙丕扬传》亦记此事。自是铨政
一大变，人号吏部为“签部”，有作《竹签传》以讥之者。      讲：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任命官吏的人事权归属问题。在先秦时期，是血缘贵族当政的
时期，任命属僚的原则是血缘。鲁庄公是鲁桓公的嫡长，所以继统；其次孟孙、叔孙、季孙各居卿位，
为陪臣；其余则私，家小臣而已。自秦开始，血缘原则被打倒了。两汉用的，是“征辟”之制，那就
是说，由地域二千石进行推举聘请，或邀约。推举、聘请、邀约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原则是“贤良、
方正”、“孝悌、力田”等等，这些原则，在某些场合是真实的，在另外场合则是骗人的。到南北朝，
豪门势家如瑯琊王氏之伦包揽权势，他们的子弟做官的机缘就多得多。地区集团，成为揽权的线索。
隋文帝反映素族势力，把权力尽力收归中央，包括任命地方最低品官吏的权力，也收归吏部。这既是
自然趋势，也不能说这么做多么不对。但自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以后，中央的权的的确确是集中的太
多了，造出种种弊端。所以黄宗羲和顾炎武等才出来反君、反中央集权，顾进而主张“地方分权”。
我们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怎样来评论这档子事呢？大体说来，一个国家 （特别是一个大国如中国
者），权力全集中到中央也不对，但下放权力也不能是无原则的，要严防地方恶势力 （地头蛇）的垄
断。到近代，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代议制，有了国会和地方议会，弊病虽不能完全杜
绝，但究竟比封建社会要进步多了。可是站在黄宗羲、顾炎武的历史时代的历史主义立场上，我们又
怎样评论呢？我们只能说，天下哪里也有好人，哪里也有坏人。中央、地方，都是一样。中央也不是
绝无好人，地方也不是绝无坏人。像顾氏这样主张用了地方人士就准能兴利除弊，也是片面之见。不
过，他坚决反对中央集权，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明朝三百年中央高度集权，其结果
是太糟了。顾看出了中央集权的大弊，可是限于历史局限性，他想不出更高的点子，又想回到“辟举”
的老路子上去，这是不解决问题的。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
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①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
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②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
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③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
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④然则，
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 ----------------------- Page 30----------------------- “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⑤又曰，“君
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⑥，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⑦夫三老之
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
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
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
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⑧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
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
氏》也⑨，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宣公十二年《传》解）       注：
     ①见 《论语·雍也》。孔子对冉雍（仲弓）评子桑伯子“简”，引出冉
雍如上一段引申的话。
     ②见 《尚书·周书·立政》。此段按孔颖达《正义》的解释，文王但知
举善任贤，至于众人之毁誉、断狱之得失等，则一概不知。
     ③见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本页258）。
     ④见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导言（中华本页3131）。
     ⑤ 《杜诗镜铨》卷10《述古》三首之二。
     ⑥同上书卷18《写怀》之二。
     ⑦见 《汉书·文帝纪》（中华本页124）。颜师古曰，“道民”即“导
民”。
     ⑧见 《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晋叔向诒郑子产书，云云。
     ⑨元凯，杜预之字，预作 《左传注》。      讲：
      当代，我们倡导公民要知法、守法，要扫除法盲。这“法”，指的是国家的大法《宪法》，和
公民日常生活中在人际间必须遵守的《民法》，和不能违犯的《刑法》。古时侯没有这么清楚，虽然
也有《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其中也是关于民事和刑事的，但不够严整。并且，古代的
法，经常和皇帝的诏令、官府的条令混在一起，很复杂，也很紊乱。到明朝，朱元璋订了很多他亲自
确定的条文，由于他威信高，所以以后诸朝皇帝不敢擅改，名之曰“祖宗之法”。可是有很多“祖宗
之法”后来明显行不通了，只好另立细则来进行默默的改订。在这中间，执行法条的官吏也起着这样
那样的作用。举三类的例证。一种是官僚主义的官吏，不调查研究，只死抠条文。
一种是贪官污吏，违法乱禁，害民肥己。第三种是好官吏，经过调查研究，适当地将旧条文在实施中
予以调整。这三种官吏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明末清初时候，社会上普遍流行着一句话。“有
治人，无治法”。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在江南、山东等地反映的材料中，就不断出现
这句话。
     这就引起了当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参与议论。黄的议论相对深刻些。他隐约触到了
阶级对立不严峻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对立日趋严峻的历史时代的不同。他把前者叫“三代之法”，把后
者叫“后世之法”。他说，这些后世的统治者“不胜其利欲之私”、想“藏天下于筐箧之中”，用一
人防一人，设一事防一事，“故法不得不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见《黄宗羲全集》第一
卷页6）。他说这种“法”应该叫“非法之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的这一条，虽不及黄的清
楚，但大体相似。他也举阶级形势不严峻历史时期和严峻历史时期的不同例证，如拿周文王和秦始皇 ----------------------- Page 31-----------------------进行对比，说“治”的主要精神，在“正人心厚风俗”。这提法比较模糊。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私
有制的逐渐深化，人心不正风俗浇漓是历史的必然；法令的“简”和“繁”，只是形式问题而已。不
能幻想把上古的“简”法予以恢复，社会就会变好起来。                                      部刺史      汉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
倍公向私，旁谄谋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
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
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崇顽；五条，二千石子
弟，怙倚榮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
割损政令。①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
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元城语录》，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秋，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权最重。秩卑，则其人激
昂；权重，则能行志②）。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诸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
 （《汉书·百官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
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
     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③不以卑临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④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
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
轨不胜。⑤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 （《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
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为牧伯，请选重臣以居其任。从之。州任
之重，自此而始）。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
匪有定镇；秩才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⑥（唐戴叔伦
 《抚州刺史厅壁记》云，“汉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
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⑦）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
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 （《新唐书》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
人卢俌议，“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釁
生，非强干弱枝之谊，愿罢都督，留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
⑧便繇是停都督）。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移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
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                                  六条之外不察      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三国志》
司马宣王报夏侯太初书曰，“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
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法，吏不成
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⑨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
尉者，刺史不察黄绶⑩，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
劾(11)；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
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12)《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 ----------------------- Page 32-----------------------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
丝而棼之矣。      注：
     ①见《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中华
本页742）。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33同。
     ② 《元城语录》，宋马永卿著，三卷。
     ③见 《春秋谷梁传》昭公四年，楚灵王杀齐庆封之事，《传》曰“春秋
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
     ④⑤见 《汉书》卷83《朱博传》（中华本页3406）。
     ⑥见《后汉书》卷75《刘焉传》（中华本页2431），及《志》卷28（《百
官志第5）注有“臣昭曰”一大段（中华本页3619—3620）。
     ⑦戴叔伦字幼公，金坛人，唐德宗时官刺史。
     ⑧见《新唐书》卷116《李怀远传》附《景伯传》（中华本页4244—4245）。
     ⑨见 《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中华本页298）。
      (10)见《汉书》卷83《朱博传》（中华本页3399）；“黄绶”，颜师古
 《注》曰“丞、尉职卑皆黄绶”。
      (11)见《汉书》卷72《鲍宣传》（中华本页3086）。
      (12)见《汉书》卷83《薛宣传》（中华本页3386）。      讲：
     以上两条，我们连起来讲，内容是讲历代监察制度的。监察制度历代都有，国民党时有以于右
任为首的监察院和派赴各省的监察使。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亦另设“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国务院下属亦有监察部。顾炎武把古时各史料书中的有关资料串连到一起，给我们一个系统的表述。
我们读此可知，自秦始皇开始，已派遣“御史”到各地去监察郡守；到汉武帝创始了一条新的法制，
即派遣中级人员 （六百石）巡行郡国，察考大吏 （二千石）的成绩和罪恶，随时向中央快速汇报，这
种官职叫“刺史”，他只管二千石大吏，不干预基层民政；到西汉末，皇帝昏庸，大臣跋扈，一度建
议将“刺史”改为“州牧”；到东汉末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州牧制度；且典兵权；魏晋至唐，又叫“都
督”；晚唐时才停罢“都督”；明朝时候叫“监察御史”，也就是戏剧中常见的“八府巡按”之类了。
顾氏的若干史学工作方法之一，就是这种“串连”和“类辑”，这种方法说到实处：也就是逻辑中“联
系”规律和“分类·归纳”方法的一种实践。经历这层加工后的成果，容易保持历史中原有的历史主
义，而祛除割裂历史原貌的弊病。窃以为，当代大学毕业生假如被派去讲授高中或大学低年级历史功
课的话，那么，多读一些《日知录》中像这样的“条条”，其讲授效果一定会更“活”些，更少一些
生搬硬套的缺点。
     隋以后刺史
     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
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 （《魏志》言，自汉季以
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昔时司察之任而已。汉时，止十三州至梁
时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零七州）。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杜
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职同郡守，无复刺举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
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有时改郡为州，则谓之“刺史”；有
时改州为郡，则谓之“太守”）。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
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
犹今之知府、及直隶 （州）知州也。 ----------------------- Page 33-----------------------     讲：
     这一段，联系上两段，三段一起做了个总结。总结，拿顾氏当时明末清初的情况来做比喻，说
汉朝的“刺史”，相当于明朝时候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中古时代的“刺史”，（加“使持节、都
督某方诸军事”。）相当于明、清时候的总督；隋以后的“刺史”，不过相当于明清时的知府或直隶
州知州而已。读者中倘有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师，就应由此段中学到一些东西，即同一名词和职称“刺
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其职权大小就有很多的衍变。在进行听课时，我们经常听到由于这方面
的疏忽而引起的不少混乱，会贻误学生的学习。                                        知县       “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之事（“知”，犹管也）。杜氏《通
典》所谓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
印，梦里百忧生”①。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②，其初尚
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
非选补时 （唐制：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唐皎传》③，贞观中官吏
部侍郎；先是选集，四时补拟，不为限，皎请以冬初集，尽季春止，后遂为
法），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
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④，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
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起自宋初。《本朝事
实》云⑤，“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
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
多以令长为笑”。（魏泰《东轩笔录》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
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
遣为资历。建隆四年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祐知
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
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
幕职官为知县。⑥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
县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山堂考索》
云⑦，“艺祖开基，召诸镇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
 “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也，于慎行《笔麈》曰⑧，宋时
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朝官知；三千户以下，选京官知。故“知县”与“县令”
不同，以京朝官之衔知某县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冤句令侯陟以清干闻，
擢左拾遗知县事，是也）。今则直云某府卸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复
而义舛矣。                                        知州      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
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
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 （宋敏求曰⑨，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
为五品。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颖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同品为“知”，
隔品为“判”。自后唯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馀并为“知 ----------------------- Page 34-----------------------州”）。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即“刺史）者，块然徒管
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
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
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
经常之任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⑩，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
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皇
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带“权”字，以翰林为之。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
待制，则权发遣而已。陆游《渭南集》，“权知府自李符始”）。崇宁三年，
蔡京乞罢知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
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      注：
     ①姚合，姚崇曾孙，《新唐书》卷124《姚崇传》有附传（中华本页4388），
诗见《全唐诗》卷498，页5659。
     ②贞元，唐德宗年号 （公元785—805）。
     ③见 《新唐书》卷 113《唐临传》附（中华本页4184）。
     ④铜墨，指铜印墨绶。
     ⑤ 《本朝事实》，今名《宋朝事实》李攸著，有铅印本。
     ⑥见《宋史》卷158《选举志》四《铨法》上（中华本页3695及3704）。
     ⑦ 《山堂考索》，类书，宋章如愚著，卷帙较繁，计前集66卷、后集
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总212卷。
     ⑧于慎行，明万历东阿人， 《明史》217有传，此见所撰《谷山笔麈》
卷9。
     ⑨宋敏求，北宋时人，曾纂 《唐大诏令集》，此见《春明退朝录》。
     ⑩亲王封地，略如汉之封国。      讲：
     我们讲授通史时，不断遭遇“知县”、“知州”、“知府”这样一些中央以外的地方官官名。
讲者马虎讲过，听者也马虎听过去了。其实，这些官名都是有来由的，经顾炎武这一类辑、这一讲，
我们大家就明白多了。尤其重要的是，顾氏这种“示范”性质的史学操作活动，对后学的启发是很大
的，聪明人可以逐类旁通，久而久之，一个人的史学修养就日渐深化了。现在，话归本题，通过如上
三条“札记”，我们可以知晓“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名，虽然唐末偶有此称，但普遍通
行，则是在赵匡胤统一之后，他使用这些名称的用意，不外 （一）削平藩镇割据，将那些节度使等武
官调到京城颐养终老，另从中央派遣文职僚属到地方上去管理政事，这种调动，为了怕引起被调者双
方的情绪波动，所以加“知”、“权知”字样，意思，这是临时特派的性质，以后再调整。（二）加
强地方政府的管理功能，祛除梁、唐、晋、汉、周以来地方官多由衰老昏瞀的冗监人员去充任的弊病，
进行一次整肃。总之，这是中国封建后期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进一步强化过程中的产物。                                         守令 ----------------------- Page 35-----------------------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
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
分天子之权而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
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沈约《宋书》
论曰，“孝建、泰始①，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
难遍通”）。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踰，
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
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胥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
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
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②盖至
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
耶？！削考功之繁科③，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
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注：
     ①孝建，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年号；泰始，明帝彧 （yù玉）年号。
     ②见 《尚书·虞书·益稷篇》，篇尾有三段歌辞，一段是“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一段是“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一
段即上引之辞，三段形成对比。
     ③明制，吏部四司：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讲：
     顾炎武在以前的三段 （“知县”、“知州”、“知府”）中，用类辑的方法，讲了自唐末宋初
以来，中央以外三个层次的地方官官名的由来，及其寓意。在这一段里，他要“下学而上达”了。试
看，这段有不少语气，非常微妙。一开头“所谓天子者”，在封建时代就很不寻常，已故学者侯外庐
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对此曾发过很长的议论。顾氏在这一段中，又一次谴责明朝中央集权过于利
害，致使地方官（知县、知州、知府）简直失去了发挥主动作用的馀地。选拔人才、任命人才，在上
边，全操在吏部考功司的主事、员外郎们手里；在下边，就靠胥吏办事，办事之中夹杂着很多捣鬼。
他引用一段《尚书》中的歌词，妙极了。大意说上头乱死了，底下坏死了，中间闲死了。这就是严厉
指斥当时的时政。同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胥吏》一节（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页41—43），
可与本段并比阅读。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
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
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卫止李广宿亭下(1)，
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它所(2)。而《汉书·注》云，“亭
有两卒，一为 ‘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3)
 （任安先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4)）是也。（晋时有‘亭子’。刘卞为县
小吏，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5)）。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今福建、
广东，凡巡司皆有城）。《韩非子》，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
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6)奸人以
为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7) ----------------------- Page 36----------------------- 《后汉书·公孙瓒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入空亭(8)，是也（咸宣怒其
吏或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将吏卒阑入上林中蚕室门，攻亭，格杀信。
(9)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 ‘亭侯’是
也。亦谓之 ‘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10)。其都
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史记·索隐》曰，郭下之
亭也。《汉书注》（颜）师古曰，临邛所治，都之亭(11)。《后汉书》，陈
实，尝为都亭刺佐(12)）。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13)。何并斩王林卿奴
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14)。《后汉书》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
(15)。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饘(16)。酒泉庞娥杀仇人于都亭。《吴
志》，魏使邢贞拜 （孙）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17)——是也。京师亦有
都亭。 《后汉书》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18)；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
亭(19)；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20)；王乔为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
亭下：是也。蔡质《汉仪》(21)，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
亭，人谓之 ‘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言，与方士考功会旗亭’
下——是也(22)（《西京赋》曰，“旗亭五重”，薛琮《注》，旗亭，市门
楼也，立旗于其上，故取名焉(23)）。后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
者居民之义矣 （《晋书载记》，慕容垂请入邺城拜庙，苻丕不许，乃潜服而
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史烧亭而去。(24)是晋时尚有亭名）。      注：
     (1)见《汉书》卷54（中华本页2443）。
     (2)见《汉书》卷81（中华本页3350）。
     (3)见《史记》卷104《田叔列传》后“褚（少孙）先生曰”《正义》引
 “应劭曰”（中华本页2779）。
     (4)出处同上注；《汉书》卷62、66中亦均提及任安。
     (5)见《晋书》卷36《张华传》附（中华本页1077—1078）。
     (6)见《汉书》卷45《息夫躬传》，“丘亭”有解作野亭者，（颜）师
古曰空亭。
     (7)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此记汉武时攻马邑事（中华本页3765）。
     (8)见《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中华本页2358）。
     (9)咸宣，“咸”一作“减”，见《史记》卷122（中华本页3152）、《汉
书》卷9（中华本页3661），均在《酷吏传》。
     (10)《风俗通》卷10《过誉》。
     (11)见《汉书》卷57上 （中华本页2530）。
     (12)《后汉书》卷62（中华本页2065），陈实处东汉之末，进退有节，
风格甚高。
     (13)见《汉书》卷90《酷吏传》（中华本页3671—3672）。
     (14)见《汉书》卷77（中华本页3266）。
     (15)见《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传》。（中华本页1669）。
     (16)见《后汉书》卷81《独行传·陆续传》（中华本页2682）。
     (17)《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吴书》卷2《吴主传》均有
邢贞事 （页78、页1121—1122）。
     (18)见《后汉书》卷56《张皓传》附（中华本页1817）。
     (19)见《后汉书》卷69（中华本页2243）。 ----------------------- Page 37-----------------------      (20)同上注（页2246）。
      (21)蔡质，蔡邕叔父，《汉官典职仪》，《平津阁》、《知服斋》、《汉
学堂》丛书中皆有之。
      (22)见《史记》卷13《三代世表》末“褚先生曰”。（中华本页507）。
      (23)见梁昭明太子《文选》卷2张衡《西京赋》薛琮注。
      (24)《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中华本页3080—3081）。      讲：
     在这一段里没有“论”，没有“上达”，纯是“下学”，是一篇典型的考据。什么是考据？它
是从一个人泛览群书的基础上，针对某一件事把有关史料从冗杂的史料堆中剔罗出来，系在一起，以
企对这一事物达成更新一些、更精一些的认识。它纯粹使用归纳法，从普遍事实达成要证明的目的。
所以又叫考证。在这里，顾炎武动用27条材料，从四个方面对汉、魏时期的“亭”有所说明。第一、
他证明“亭”必有居处；略如馆舍（近代叫招待所），在这方面他动用了5条材料；第二、他证明“亭”，
也必有围墙，略如堡寨，在这方面他动用了5条材料；第三、他证明“亭”所在处必有人民，略如宋
及其以后之厢瓦，在这方面他动用了9条材料；第四、他证明京城也有“亭”，叫“都亭”，在这方
面他动用了7条材料；外加邮亭1条。这是极普通的一段东西，但却说明问题。顾是很娴熟这种方法
的，如他在《音学五书》的《唐韵正》中，为了证明某个字的古读与今读之不同，他不惜动用一、二
百条证据来进行证明，并且其所搜集材料来源之广泛也是惊人的，经、子、史、辞、赋、碑碣、医书、
民谣……几乎无不包罗。但必须附加说明，考据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清末民国以来，人们拿考据来作
为显示自己、吓唬别人的手段，就不免无聊了。这样的人，至今还有。                                           社       “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大戴礼》，“千
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1)《管子》，“方六里名之
曰社”(2)，是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
西，请致千社”(3)，《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史
记·孔子世家》：“冉有曰，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4)《索隐》曰：“二
十五家为社”。）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
 (5)《晏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6)。又曰“景公禄晏子以平
阴与藁邑反市者十一社”(7)。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
辞而受”(8)。《荀子》“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战国策》“王
使公子它谓赵王曰，大国不义，以告敝邑，而赐之二社之地”。(9)《商子》，
 “汤、武之战，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吕氏春秋》“武王胜殷，诸大
夫赏以书社”。(10)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11)。又曰，“越
王请以故吴之地、江阴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12)。今河南、太原、青
州乡镇，犹以社为称。
     古者，春、秋祭社，一乡之人，无不会集。《三国志·注》，“蒋济为
太尉，尝与桓范会社下”：(13)是也。《汉书·五行志》，“兖州刺史浩赏
禁民私所自立社”，臣 （薛）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
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14)《隋书·礼仪志》，“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
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15)。万历末，士人相会
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崇祯中，有陆文升奏讦张溥等复社一事
至奉旨查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罚。 （16）《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家李 ----------------------- Page 38-----------------------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17)。《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
王社”。(18)《石公弼传》，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号“亡命社”(19)。
而隋末谯郡贼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
 ‘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20)。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启
以后，士子书刺往来，“社”字犹以为泛，而曰“盟”、曰“社盟”，此《辽
史》之所谓“刺血友”也。      注：
     (1)见《大戴礼》（戴德传）《千乘》第68（《大戴礼记解诂》本）。
     (2)见《管子·乘马篇》，“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上文曰“无市，
则民乏矣”，下文曰“立关市之赋”（据郭沫若《管子集校》），可见“社”
的附近有贸易。
     (3)《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被逐，齐侯唁之，允致送千
社 （25000家人户的地面），昭公未受。
     (4)见《史记·孔子世家》，季康子欲召孔子，孔子弟子冉有说，即使拿
一千社（25000家）地面也把老师收买不到。
     (5)见《春秋·左传·哀公十五年》。
     (6)参看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页335，《内篇·杂上》第5卷第18
篇。“山阴”指泰山之阴。鲁君使昭伯受地，昭伯未尽受，因有“不贪”之
誉。
     (7)参看上注引同书页407《内篇·杂下》第6卷第16篇。“反市”义，
吴则虞未释。
     (8)参看上引同书页411《内篇·杂下》第6卷第18篇，言管仲受赏而
晏婴未受，晏以为仲之失而婴之得也。
     (9)参看诸祖耿《战国策辑注汇考·秦策》（二）第15篇，此言赵原约
联秦攻齐，而齐以阳武之邑与赵，赵将背约，秦使云云。
     (10)参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5，页5《慎大览》篇。
     (11)参看上注引同书卷16页11《先识览·知接》篇；事及齐桓公将死，
公子启方 （即开方）率四十社（1000家）民户奔降于卫；《管子·小称篇》
则云七百社，将为17500家矣。
     (12)参看上注引同书卷19，页5—6《离俗览》，此言越王与墨子弟子公
上过之语。墨子辞不往。
     (13)见《三国志·魏书》卷9《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桓范事。
 （中华本页290）。蒋济、桓范会社下，似与应付司马懿政变有关。
     (14)见《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中华本页1413）。
     (15)见《隋书》卷7《礼仪志》（中华本页141）。
     (16)见《明史》卷288《张溥传》（中华本页7407）。
     (17)见《宋史》卷299（中华本页9943）。
     (18)见《宋史》卷319（中华本页10390）。
     (19)见《宋史》卷348（中华本页11032）。
     (20)见《元史》卷29《泰定纪》（中华本页660），时为泰定2年9月
甲寅令。      讲： ----------------------- Page 39-----------------------     顾炎武在这里，只研究了“社”在历史衍变中的一个段落，——“书社”。这已经是“社”的
较晚形式了。这大体是战国时候。试看，顾首先引到《管子》书中“方六里为社”的话；《管子》书
尽人皆知其非管仲、齐桓时人的作品，人们大体相信它是战国时齐人之所汇辑。即以晏子为名的 《晏
子春秋》，也绝非晏婴、齐景公时人的作品，而大体是战国末流居秦国的齐士之所纂辑。这些时代的
 “社”已经相当晚了，它正是血缘贵族统治严重崩溃、中央集权式的新型国家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
时候。这时候，“社”已经在蜕变之中，从原来管生产、管聚敛、管分配、管水利的民间组织，逐渐
蜕变为新兴国家官吏结构中最下层的小人物。从前，“社”的执事者是农村公社的职员；现在，他们
的身份已逐渐变为胥吏。生产、聚敛、分配、水利，也许还要管一点，但已没有农村公社的那种味道
了。这样的“社”，就是“书社”。杨倞《荀子·仲尼篇·注》说，“书社”的涵义是“以社之户口，
书于版图”，这已偏重于户口和治安的事情了，慢慢有辖区，就具有了与“乡”、“邑”类似的版图
意味，成为新兴国家领土中的一个小小单位，所以才拿几个社、几十个社、一二百个社划归别的人和
别的国家去。
     在“书社”之前，有更民主些的农村公社；再之前，还有更原始些的祭祀祖先或神祗的“社”。
在“书社”之后，特别到封建社会由其自身前期向其后期衍进时，具体说在宋和宋以后，“社”又变
为人们组合的团体，包括农民反抗运动中组成的团体和知识分子的集会结社。这些，已是“社”最晚
最晚的形式了，顾氏札记中也已有所列举，兹不赘。 ----------------------- Page 40-----------------------                                       第三辑                                           治地      古先壬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①，有馀道矣。
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馀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
而世计有馀。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
然。宋政和以后②，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宋史·刘■传》③，
鉴湖为民侵耕④，官因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文
献通考》⑤，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
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
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
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⑥。夫欲行井田之法⑦，
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注：
     ①《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又“经
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②政和，北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之一，公元为1111—1118。
     ③见 《宋史》卷446。有关文段存在一个字的校勘问题，即“官田收其
租”，意不通，故中华本将“田”字校为“因”字。但《日知录》各种版本
均仍“田”字不改。此处采中华本（页13162—13163）。
     ④鉴湖，又名镜湖，在浙江绍兴南3里。
     ⑤见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
     ⑥见 《论语·子路篇》，孔子弟子子夏为莒父宰问为政，孔子云云，后
文复日“欲速则不达”。
     ⑦此句暗示顾炎武有恢复井田之意，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田制》中亦
有“井田可复”之意。
     此一讨论在清初掀起很大波澜，将在下文“讲”中详言之。      讲：
     顾炎武有两个重要的政治主张，一个是上文屡屡提到的“地方分权论”，即反对中央过分集权，
主张地方分权。用当时十七世纪的说法，叫“复封建”；言外之意即“废郡县”。但顾氏并不主“废
郡县”，他在 《郡县论》（一）（见《亭林文集》卷1，标点本《顾亭林诗文集》页12）中以最清楚
明白的语句陈述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
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此中似带一些折衷的气味；但弥漫在
 《日知录》若干条中的，则是确定不移的“地方分权论”。
     顾炎武的第二个政治主张，是本段中模糊提到的恢复井田之法。在另一条 《后魏田制》中，他
也称赞“口分世业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对井田制、均田制，他都有好感。同时的黄宗羲也有
类似看法，他说世人反对行井田，理由是怕富民生乱；但他从“屯田”制度中得到启发，认为“屯田”
和“民田”并存，互为折衷，“故吾于屯田之外，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黄宗羲全集》第一卷
页26）。其实，这些思想主张并没有什么奇怪，三国时的司马朗，明初的方孝儒、王叔英、解缙，明
中叶的海瑞，不是都有类似的看法吗？再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不过是这一系列思想主张
中最后起、也最先进的罢了。 ----------------------- Page 41-----------------------     但到雍正年间，这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吕留良、曾静、陆生柟案件的牵掣，雍正上谕中至
于摘引陆氏封建郡县之论“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
县之故”。（王氏《东华录》卷15雍正7年7月）。这虽然不排除陆生柟思想在开始受了顾、黄影响
的可能性，但陆显然把问题绝对化了很多，和顾黄之带有折衷气息者，不能认为是一码事。
     到了民国年间，章太炎对此又发了一桩怪论，他说，“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而明遗民乃欲
以封建井田致乱。盖目睹胡人难去，惟方镇独立以分其权，社会均财以滋其扰，然后天下土崩，而孤
偾易除也。……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窥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 （见
章氏《自述学术次第》，见《制言》半月刊，1936年9月）。太炎先生民族思想特别奋激，特别积极
地参与“驱除鞑虏”的活动；但他把顾、黄封建井田之论，说成是使清朝统治者陷入崩溃的一种诡计，
这未免太离奇。试想：顾、黄所计乃千百年生民之事，虽亦未始不盼望清朝站不住脚，但尚未幼稚到
制成圈套。其次，即便有此圈套，雍乾之君，察察为明，岂肯胡里胡涂跳进此一圈套之中哉？！
     话归本题：顾氏在这一节中，亦未免在三个方面欠缺考虑的弊病。三个方面是： （一）人口的
增长， （二）生产的发展，（三）阶级形势的逐渐严峻。不考虑或者少考虑这三个方面，自必或多或
少或深或浅陷入“是古非今”的观点中去。古时候是农村公社时期，人口较稀，私有制尚未深化，土
地相对显得宽广，故劳动者有其定额的分配土地，有集体的水利灌溉和早期蓄水库，等等。至于“经
涂九轨”，不用说疑古派、即便信古派，也未见得尽信。商秧坏井田、开阡陌，是历史的必然，不可
谴咎。唐、宋以后，人口稠密了，生产发展了，剥削者 （包括剥削者本身及其政治上的代表）的贪欲
增大了，所以才有“十年之中，荒恒六、七”的现象。
     至于“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这些原则，作为反冒进、反头脑发热，提一
提则未始没有好处。但井田制、均田制的破坏，则是土地私有制深化的结果，不是什么速不速的问题。
不过任何历史时代要制订经济规划。总要眼下与久远相结合，即便“年计不足”、只要“世计有馀”，
就可列入规划。像现在河北地下水之日渐枯竭，就是只顾六十年代“年计”不顾“世计”的典型例子
了。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
量衡”是也①；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
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②（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
秤尺③）。故“关石和钧”④，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⑤而
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閧之
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
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 （《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
⑥，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
⑦。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
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⑧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
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⑨，倘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注：
     ①见 《尚书·虞书·舜典》，言东巡岱宗诸措施。
     ②见《礼记·月令》仲秋之月条下，原字句与引文稍不同，曰“日夜分，
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③据王圻 《续文献通考》，洪武元年，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校 ----------------------- Page 42-----------------------勘街市斛、斗、秤、尺。“二日”与“三日”稍歧。
     ④见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
歌五章，此其第四章中语。
     ⑤见 《论语·尧曰》，孔子言尧、禹、周诸先王之治。
     ⑥步弓，旧时代量地工具，形如弓，弦长五尺，为一步。
     ⑦见 《孟子·离娄篇上》，原文说不仁者居位“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义，小人犯刑”。
     ⑧ 《后汉书》卷1下《光武本纪》，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
顷亩；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中
华本页66）。
     ⑨见《隋书》卷46《赵煚传》（中华本页1251），又（《北史》页2565
同）。      讲：
     这一段札记，只是顾炎武氏后面连续若干条 《札记》的一段“引子”。从度量衡问题引起，而
最终是要落实到民生疾苦的粮税问题。但在这一条中，也不是没有内容的。北方度量衡制度之紊乱，
顾氏做了反映；假如不是顾氏所到处都做调查研究，假如不是顾氏所读州府县志范围甚广，他就做不
出这些反映。但顾氏在反映这些情况的同时，又一次流露了他自己“是古非今”、“颂古谴今”的情
绪，我们作为后人，也只有领会到而已。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 ‘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
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
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
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 （按，指明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
有因洿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 （原）额地少、而丈出之
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胎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
取合元（原）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①；下行征派，
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
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
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
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
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
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解缙《大庖西封事》言②，“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
料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
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
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
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弊之端”。③古今一辙，
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
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
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
尺④，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⑤， ----------------------- Page 43-----------------------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现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
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
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田■亩转易⑥，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
尝考按（《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
颁州县⑦，以均其税⑧）。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
他人投牒告陈，指为 ‘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
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宦
者传》⑨）。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
之季矣。      注：
     ①明洪武14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110户为一里，里编一册。上户
部者，以黄纸为封面，故名。十年更定一次。后黄册年久渐失效，又有“白
册”。
     ②见解缙 《文毅集》（又名《春雨斋集》）卷1。
     ③见陆贽 《翰苑集》（又名《陆宣公奏议》）卷22。
     ④洪武定制，“大明宝钞”长一尺、广六寸，故以钞长准尺。
     ⑤洪武12年，命国子生等分行州县，量度田亩，编为字号，皆书田主姓
名，及田之丈尺，曰 ‘鱼鳞册’。黄册以户为主，鱼鳞册则以田土为主。
     ⑥田■ （quán全，上声）：田沟，古“畎”字。
     ⑦郭谘， 《宋史》卷326有传，言其在洺州肥乡“除无地之租四百家，
正无租之地百家。” （中华本页10530）。
     ⑧见 《宋史》卷294（中华本页9816）。
     ⑨见 《宋史》卷468《宦者传·杨戬传》（中华本页13664）。      讲：
     大体说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 （特别是其后期）中，田土不均、粮赋不均，是一个长期与土地
私有制、与地主农民阶级对立形势相伴随的问题，封建制自身不能解决。农民战争来了，在某种程度
上解决一下，农民战争失败后又复旧了；出现一个好皇帝，又在某种程度上调解一下，另一个坏皇帝
上台又复旧了。复旧之外，还有变本加厉。所以宋朝才有王安石变法，明朝才有一、二百年间讨论的
 “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一个总名，各不同时间内、不同地域内实行的，各有各的细则。顾炎
武在这一节中说的，也是明朝人普遍谈论均田、均赋诸议论中的一个插曲。
     顾氏是史学家，又周历北方二、三十年，他懂得的比较多。在这一节中，他指出形成北方田土
粮赋不均的两个历史根源。其一是洪武政令的副作用。当年朱元璋看到元末生产凋弊，鼓励开垦荒地，
答应“永不起科”其动机是好的，当时效果也好。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情况发生变化，册籍上登记的
数字少，而重新丈量后的数字多，地方官弄虚作假惯了的，就按 ‘大亩’上报，按‘小亩’向下摊派
税粮，这样把情况复杂化，也便于地主、胥吏钻空子。这不仅河北广平府如此，江北淮安府此类情况，
亦甚严重。其二是元朝末年战事频仍，对生产有破坏严重的地方，有破坏不严重的地方，明初草草建
立政权，无暇精密丈量，粗率地派个数字，这个数字就因循下来，造成人民粮税负担不合理的现象。
顾氏亲历这些情景，把它写了出来，作为“一条鞭法”势必推行的一种言论助力。至于文末所提北宋
徽宗时杨戬手下狗腿子在临汝、鲁山所干，又是另一码事。这件事显示地主政权上层建筑在个别情况
下，会不是维护它的经济基础，而是破坏这个经济基础——地主土地私有制了。这些狗腿子把地主转
化为国家的佃农。这种事，虽然个别，但也很有意思。 ----------------------- Page 44-----------------------                                     州县赋税      王士性《广志绎》曰，①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
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定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
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
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
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
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
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
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
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
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
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絙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
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
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坏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
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
三十，成都三十一，而镇江、松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其直
隶之州，如徐州、泽州之四县，郴州之五县，嘉定之六县，潼川之七县，俨
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
共领九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
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
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目不暇给，
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崔铣言②，今之郡，大者千里，属邑数十，为
长者名数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过四百里，邑百里）。然则
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
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注：
     ①王士性，临海人，万历进士， 《明史》卷223《王宗沐传》附传。著
有《广志绎》、《黔志》、《豫志》及《五岳游草》等。《广志绎》5卷、
杂志1卷，《四库》有存目。中华书局’81年有点校本，与顾引出入较多。
     ②崔铣，安阳人，弘治进士。著作甚多，有《文苑春秋》、《读易馀言》
 《彰德府志》等。《明史》282有传。      讲：
     这一节不是考据，不是归纳一系列材料来说明某个问题。看起来，顾炎武仿佛很欣赏比他自己
略早一点的王士性和他在《广志绎》中的这一大段文章。这不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不是风花雪月的文
章，而是经世济用的文章，有数字的统计和比较，以见州县幅员之不均平。幅员不均平，人口也就不
会均平，生产量也不会均平。可是严重的是，粮税却不按这种不均平来订定，而是按“国初”洪武“祖
宗之法”来办理，二三百年积累下来，事情就越来越不合理了。制度的不合理，任何历史时代都有，
但要随时修改调整，不能使这种不合理长期衍续，甚至变本加厉。
     再者，这样的“条条”对我们初教通史的中青年老师们，也富有教益。不要认为州和州差不多，
县和县差不多，粮税在州、县间也差不多，带着这样的想法，加以近四十年来大家在追求历史的规律 ----------------------- Page 45-----------------------性方面很努力，但规律性假如不结合历史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如本段札记所显示的），那么讲出
来的规律性，会变成空洞的条条框框，就难怪学生听课不用心、不发生兴趣了。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州县所属乡村，有去
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邦在渭北，
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
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
 （属真定）威县（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属真定）地；清河（属广平）
威县之间，有冠县 （属东昌）地；郓城（属兖州）范县（属东昌）之间，有
邹县 （属兖州）地；青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
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拒县一、
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属开封）
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 （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
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
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
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
之地域而正其封疆①、无有华离之地②。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
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
矣。      注：
     ①见 《周礼·夏官司马》。
     ② 《周礼注疏》云，郑玄曰，“华”，读如，苦蛙反。贾■《疏》曰，
地有邪离绝、递相侵入；不正，故今正之。“”者，两头宽、中狭；“邪”
者，一头宽、一头狭。《周礼》所指，似为井田制下的方块田而言者，与后
世之鱼鳞状田块不是一码事。      讲：
     这一段是和前一段连在一起的，不过前一段是顾氏长篇摘录了王士性所反映的州县幅员设置之
不均平、不合理，而这一段则是顾氏亲自收集的资料，说明这种设置的不合理会导致斗殴杀伤事故，
甚至可以成为藏奸逋逃的渊薮。置不调理的后果，会是很严重的。由于地主和官府的勾结各谋私利，
也由于官吏的官僚主义，历代不合理现象都很多，如唐代在吐鲁番地区推行均田，高昌之民所授田土
竟在柳中县与交河县境，距受田户之家百里之遥，迫使受田户将自己所受田土出租，另佃入他人所授
之田。其不合理有如此者。我们从这些历史的多样性表现中，往往可以使我们对历史规律性认识更加
丰富。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1)，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
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2)，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
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 ----------------------- Page 46-----------------------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
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
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
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恳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
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
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3)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4)，每亩三斗；
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宋淳祐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5)，国初，尽削
钱氏 ‘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6)，只作中、
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
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宁）（元）丰更法，崇（宁）（大）
观多事，靖（康）（建）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
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
升， （《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
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
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
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张氏义兵而籍没者(7)，
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8)；有司不体圣心(9)，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
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宋史》言，建炎元
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10)；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
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
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
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 （王叔英《疏》
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改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
民之租者(11)。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
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12)；景定中(13)，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
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馀
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14)、张瑄田(15)，
后至元间，(16)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
年，张土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
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
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即宣德五年二月
癸巳诏书(17)，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愚历观往古，自有
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
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
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
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拆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
后，两奉诏书勅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
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
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      ……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
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 （凡言‘石’者，
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馀。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 ----------------------- Page 47-----------------------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糞■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8)；而收成之日，所
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
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 （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
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
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
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19)（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
事中年富亦有此请(20)。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
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21)。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
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2)。唐德宗时陆贽言，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
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23)。
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
谓之“兼并之徒”；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注：
     (1)邱浚，明琼山人，景泰进士，《明史》卷181有传。著述多种，《大
学衍义补》为增补宋末真德秀《大学衍义》而著，书160卷，此段在卷24。
     (2)《诸司职掌》是晚明一时流行的政书，后世未见收录。
     (3)杜宗桓，《明史》无传，可能是常熟县地方人士。周忱，《明史》卷
153有传，吉水人，永乐进士，宣德中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杜上书恐
在此时。
     (4)钱氏，指五代时之吴越国，自钱镠（liu留）创业，至钱俶归宋，祖
孙兄弟据江浙70余年。
     (5)《琴川志》为常熟地方志书。常熟，县治前后有七横港，西出虞山，
东入运河，如琴之七弦，故名。
     (6)王永为王珪曾祖，珪《宋史》卷312有传，传首有永事（见中华本页
10241）。
     (7)张氏，指张士诚。《明史》卷123有传。士诚泰州人，以贩盐为业，
监丁苦于重役，而起事，推士诚为首。称王号。后为徐达所俘，至金陵自缢。
     (8)所谓“虐民得罪者”，或指沈万三（松江）、史有为（嘉兴）、黄旭
 （苏州）、纪定（湖州）等。
     (9)“有司不体圣心”云云，是杜宗桓曲笔，时在宣德，上距洪武不远，
不敢直指皇帝。
     (10)见《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中华本页4191）。减租，
 《宋史》作“二分”，顾氏作“三分”。
     (11)王叔英，明初，黄岩人。建文时为翰林修撰，‘靖难’兵至，自缢。
此见所著《静学文集》。
     (12)绍熙，南宋光宗年号 （当公元1190—1194）。
     (13)景定，南宋理宗年号 （当公元1260—1264）。
     (14)大德，元成宗年号 （当公元1297—1307）。
     (15)朱清、张瑄事，见柯绍忞 （凤荪）《新元史》卷182。 ----------------------- Page 48-----------------------      (16)元代有两至元年号，一为世祖年号（当公元1264—1294），一为惠
宗（顺帝）年号（当公元1335—1340）。
      (17)见《明实录·宣德实录》卷63。
      (18)缗 （mín民）：量词，一贯（一千文）。
      (19)(21)分见《元史》卷18、21《成宗纪》一、四（中华本页387、457）。
      (20)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5。
      (22)见《汉书》卷24《食货志》上 （中华本页1137）。
      (23)见《陆宣公奏议》卷22。       讲：
      这是顾炎武 《日知录》千馀条《札记》中最长的一条，全条分八个段，约5000馀字。 （《日知
录》中最短的一条，只有9个字，即卷13“召杀”条，文曰：“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此处
选取八段中之前两段与后两段，前者言官田之粮，后者言私田之租。是研究明清之际江浙（旧称苏（州）、
松 （江）、嘉（兴）、湖（州）、杭（州）地区“重税”问题的重要依据资料。
      在言官田粮税之重的几个段落里，顾氏钞引了景泰、天顺年间邱浚 《大学衍义补》中的一段重
要典型材料，和宣德年间周忱担任江南巡抚时常熟地方人士给他的一封“上书”，“上书”中虽不无
曲笔，但总的叙述是好的，以一个地方人士的身份说清楚了“重税”的根源。兼以顾氏以一个历史学
家的身份，又增加进去了汉、唐、宋、元的若干历史比照，更能增加阅读者的理解。
      顾氏在写了官田税粮之重之馀，最难得的，是又写了江东地主私租之重。并且他把这二者联系
在一起了。在一段未被我们引录的文段中顾氏写道，“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
 ‘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
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
此！”像这些文段，都反映顾氏以一个昆山、常熟出身的缙绅地主人物，在科学研究面前，能够游离
开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写出了官田重税的沉重负担到头来还是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惨重史实。所以
他严肃提出“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这几句话，在十七世纪写出来是不容易的，带有时代的
民主气息。
      顾氏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还不可能懂得人类财产私有制的逐渐深化；但他已经摸索到问题的边
沿了。试看他谈，汉代把土地私有者叫“豪民”（按，有时又叫“豪强”、“豪猾”，意为不遵法规、
欺压小民之人），唐代把土地私有者叫“兼并之徒”，到宋代则公然号为“田主”矣。这就是土地私
有权在封建社会中的逐步深化和合法化。
      为了帮助读者深入钻研这个问题，请参读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大
公报·史地周刊》第23期，1935）及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
年第10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
撰著议①，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
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
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
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
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馀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馀人，
其为利益，岂不甚多？！②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
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③崔寔 ----------------------- Page 49----------------------- 《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
草缠身，令人酸鼻 （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真所谓“倮
虫”者也）。吾乃卖储山寺得二十馀万④，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
机，乃纺以教民织。（《后汉书》採入本传⑤）。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
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⑥。“八
月载绩，为公子裳”⑦，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
难致哉？！      注：
     ①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顾炎武晚年有“关中三友”，
即李颙（二曲）、李因笃（天生）与王弘撰。可参读拙著《顾亭林与王山史》
一书之下部《王山史年谱》。
     ②见 《砥斋集》卷三。
     ③参读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卷3《轻重篇》第14。
     ④储跱，据 《汉书·注》储，积也。跱，具也。犹言蓄备。
     ⑤见 《后汉书》卷52《崔马田传》附（中华本页1730）。
     ⑥见 《汉书·食货志》（中华本页1121），“一月得四十五日”据颜师
古注，白天工作一月三十日，加半个夜晚工作一月十五日，故为四十五日也。
     ⑦ 《诗·豳风·七月》第三章，原文曰“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
阳，为公子裳”。      讲：
     从这一节起，我们将陆续引录《日知录》卷10中相邻近的几个段落，“纺织”、“马政”、“驿
传”等。对于这些段落，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不是 《日知录》中最精彩的或者比较精彩的。倒勿宁
说，是比较一般的。那么，为什么选呢？动机有二，其一是，这几段显示了顾炎武或其他诸遗民学者
最最关心的“经世济用”的问题；其二是，像前文提过几次的，一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被分配去教大
学一年级或高中毕业班的通史时，这些文段是帮助他们“打个底子”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将这
几段选入了。                                        马政       “析因夷澳”(1)，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左
氏庄公二十九年《传》）(2)，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率三人(3)（师古曰，当为卒者，免
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4)），文帝从之。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
仟佰（阡陌字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照（《汉书·食货志》）。
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货殖传》）(5)，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
羊数千群（《叙传》）(6)。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
复令》（复卒三人之令，《西域传》）(7)。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
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蓄马，
故骑射之士，减囊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
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唐书·兵志》）(8)。古之人君，其欲民
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9)（《魏书·本纪》。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10)。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 ----------------------- Page 50-----------------------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元史·本纪》）(11)。《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戍上谕兵部臣曰，
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
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
蕃息(12)。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
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馀力养私马。(13)至宣德六年，有
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14)，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
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注：
      (1)见《尚书·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澳……”，
括为“析因夷澳”。意为按年龄老幼安排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2)《左传·杜预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意思是春分以后，让马多
离开马厩，到地里干活；秋分以后，就要较长时间停在厩棚里。
      (3)见《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中华本页1133）。
      (4)同上注（中华本页1134）。
      (5)见《汉书》卷91《货殖传》（中华本页3693）。桥桃，颜师古曰姓
桥名桃，因国家斥开边塞，故得恣其畜牧，马千匹，牛倍之，羊万。
      (6)见《汉书》卷100上 （中华本页4197）。“坠”古“地”字。
      (7)见《汉书》卷96下（中华本页3914）。“复”，免徭役；“马复”，
言养马可以免徭役。
      (8)见《新唐书》卷50《兵志》（中华本页1338）。
      (9)见《魏书》卷8《世宗纪》正始4年11月（中华本页205）。
      (10)同上《注》（中华本页212）。
      (11)见《元史》卷14《世祖纪》至元23年6月（中华本页290）。
      (12)《明实录·永乐实录》卷21。
      (13)《明实录·洪熙实录》卷6。
      (14)《明实录·宣德实录》卷78，此为宣德6年4月丙辰事。      讲：
     马政，在历届王朝中，都是一件大事。第一、国家需要骑兵，而骑兵不可缺少马；第二、国家
需要信息的传递，而传递在旧时代主要靠马；第三、社会生活包括农业生产，马牛驴骡都是需要的；
第四，历代周边少数民族在畜牧方面较中原以农业为主的汉人，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如何从周边交换
到马，也是历代统治者很花费心思的问题。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马政”一条，是切合“经
世济用”的原则的。但不晓得由于什么原因，这一条写的比较粗略，如 （一）宋代废除设在各地的“监”
 （官马场），将马摊到民间养育，这是由汉唐向明朝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转折点，而本条札记未提：
 （二）对于人民养马，历朝政府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如禁断；鼓励；作为一种徭役进行剥削。
本条札记，主流是记载了鼓励，也提到了禁断，对徭役性质，则未提及，是一缺憾。
     其实，在作者本人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在“北直隶”（今河北）部分里倒是记载了
一些情况。如在讲到“广平牧马”一段中，他写道“绍圣（按，北宋哲宗年号）初，韩筠等建议，请
以牧田募民，授田一顷者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于是始行给地牧马之政”，“洪武……之法，五户
共养马一匹，五匹为一群，立群头一人；五群立群长一人，每年纳一驹”。这就成为一种徭役了。在
上引同书同卷中，又引录文安县人纪克家的一篇文章，其中记载说“寄养马，薄地四顷养一马，旱则
水草不充，一遭淹没，家且浮矣，而况于马？！故往往有系之公门而去者”（以上均见《天下郡国 ----------------------- Page 51-----------------------利病书》卷4）。作者既然掌握了这些材料，为何不写进来？这只好存疑了。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①《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
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②，是也。唐制亦然 （《唐书·百官志》，凡三十里
有驿。③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
百里[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④。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
魏不过十驿⑤）。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
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⑥、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
嫌迟”是也⑦。 （天宝六载勅，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⑧）。又如天宝十
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
 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⑨；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
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
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⑩，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
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曷一考之前史乎？！（且如通州潞河驿四
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公乐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
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
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
亦必不堪其弊矣）。      注：
     ① 《后汉书·舆服志》上（中华本页3651）。
     ②参看《汉书》卷33《田横传》，（中华本页1851），《注》曰，尸乡，
在偃师城西。“厩置”，谓置马以传驿。
     ③见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兵部’部分之‘驾部郎中’条
下 （中华本页1198）。
     ④见 《白居易集》卷25，题曰《从陕至东京》。
     ⑤ 《资治通鉴》卷281（中华本页9172）。
     ⑥参看 《岑参诗校注》卷2《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⑦参看《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⑧ 《全唐文》第1册，页309。
     ⑨广平王，唐肃宗长子，名豫，后继位为代宗。
     ⑩“裁驿”之事，起在崇祯2年。当时在驿路上假冒的事很多，官吏豪
绅滥用驿传，开支过大。崇祯帝应御史们建议，裁减驿马驿夫三分之一，据
说可省银十万两 （参看李文治《晚明民变》页24—25）。      讲：
     历史现象，总是要表现它自身变异的多样性。三十里一驿，这是历史现象的主流；主流之外，
尚有多样性表现。如“驿”之外，复有“塘”。尝见乾隆修《甘州府志》曰，三十里曰“驿”，四十
里曰“塘”，取其递送之速。明末农民大起义时代，政府起义双方军报，均曰“塘报”，即含军用快
递之意。再者，俞樾 （曲园）引《诗·毛传》和《荀子·大略篇》有“吉行五十里”之句，可证古来
有日行五十里之制，非仅三十里也 （《日知录小笺》）。 ----------------------- Page 52-----------------------                                   第四辑                                    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
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
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
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
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
 《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①，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
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
不言王矣 （《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②盖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
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③，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
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
而文、武之道尽矣（李康《运命论》云，文簿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
成于七国④）。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⑤，继暴秦
之馀弊，贪饕险■，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
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⑥，
而其风俗稍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
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祐之间为优矣⑦。嗟乎！论世而不考
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注：
     ①这些年头，其公元年数，列之于下：
     公元前481（周敬王39），西狩获麟；公元前468（周贞定王一），鲁
哀公出奔；公元前467，《左传》告终；公元前403（周威烈王二十三），三
家分晋；公元前386（周安王十六），田齐列于诸侯；公元前334（周显王三
十五），六国以次称王（自前467至335，计133年）。
     ②见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本页203）。逢泽，《注》云，在开
封附近。
     ③“赴告”即后世之“讣告”；“策书”即策命，后世谓之委任状。
     ④李康，宋朝人，《宋史》440有《李度传》附传。文中所云“灵、景”，
指周灵王、周景王，时当《春秋》鲁襄公、昭公之世。
     ⑤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为刘德之子、刘歆之父。传见 《史记》36
 《楚元王（刘交）传》附。
     ⑥“东京”，指东汉；东汉都洛阳。
     ⑦庆历，北宋仁宗九个年号之第六个。时当公元1041—1048。元祐，北
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时当公元1086—1094。      讲：
     在本段以前，我们选录了《日知录》中偏重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段节。从本段开始，我
们将选录一些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段节。如同大家所已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法是，社会最基本、 ----------------------- Page 53-----------------------最基层的是经济基础；建筑在基础上的叫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等的观点和制度；再上层是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曾说，一半决定于经济基
础，一半决定于政、法上层建筑。曾经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的。到斯大林就讲得僵化了，他在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特别强调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基础，而反转过来，
上层建筑 （包括意识形态）必须为基础服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假如拒绝服务，它就
停止其为上层建筑了”。这样的论点，再经过许多跟随者的演绎和加深，就很容易形成文化专政，极
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近些年，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松宽了一点，懂得了太教条化是不利
的。
     顾炎武是十七世纪的人，自然完全不知道这些道理及其利弊。但他也讲意识形态，也隐隐约约
感觉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反作用。例如在本段中，他就看到了自 《春秋》停止记载到六国称王、这中
间的133年的历史的过渡。他举出六点，①对周天子的尊奉与不尊奉；②对“礼”和“信”的遵守与
不遵守；③祭祀、聘享制度之执行与不执行；④饮宴时赋诗与不再赋诗；⑤血缘原则 （宗姓氏族）的
讲究与不讲究；⑥周天子的讣告和策命之下达与停止下达。这六点顾氏看的准、列举的好，所以不少
当代的通史讲到战国秦汉社会大转变时，都引用这一段。
     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郭沫若氏认为这个转变，是由奴隶
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有较多兴趣与较多深入的一些人，则把这
一转变看做亚细亚的奴隶社会向古典经济的转进。这个转变，还要到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春秋后期，
社会生产逐渐发展，农村公社和井田制度逐渐瓦解，货币、交换行为日益频仍，新兴国王一个一个出
现，以顶替血缘贵族的封君，这些才是“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物质根源。至于
汉光武，那是另外一码事。顾氏拿春秋与东汉类比到一起了。其实，东汉是在西汉古典豪强经济有所
衰落的势头下，在家族自然经济有所抬头的局面下，社会风气不再像古典经济时候那么铺张扬厉罢了。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
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
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
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
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
陵，国隙屡起，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盗之谋；豪
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 （《儒林传》论①），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
仁人君子心力之为 （《左雄传》论②），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
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
      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③，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
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④）。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
和之 《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
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⑤至正始之际⑥，而一二浮诞之徒，骋
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
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
有馀。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
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宋袁淑《吊古文》：“伯
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 ----------------------- Page 54-----------------------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
之哉！      注：
     ①见 《后汉书》卷79下《儒林传·论》（中华本页2589）。
     ②见 《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中华本页2043）。
     ③跅 （tuò唾）弛：放荡。
     ④曹操三“手令”，见中华本《三国志》页32、44、49（裴松之《注》
引），三次都举西汉陈平之“盗嫂”之行。
     ⑤见 《三国志》卷14《董昭传》（中华本页442）。
     ⑥正始，曹魏齐王曹芳年号 （公元为240—249）。      讲：
     这一段和底下一段 《正始》，是顾氏的大手笔。不管其中的精华部分，或者是一些不太精华的
部分，都是顾氏思想极真诚的显露，有时甚至是披沥心声的显露。因此，我们的“讲”，也需要更
详细些。
     西汉不是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是货币交换行为很频仍的社会。试看武帝晚期的长安景象，
屯积居奇、投机倒把、恶少年犯罪行为的猖狂，纯是一派豪强经济的气氛。至于武帝定儒家于一尊，
那只是一种平衡社会矛盾的策略。所以王莽要篡汉，跟在屁股后边捧场的人很多，样子很不好看，这
纯属货币交换经济的一种反映。到东汉，也并非“光武有鉴于此”，而是由于：第一、西汉式古典经
济混不下去了，第二、中古型地方宗族团聚为一个庄园的自然经济倾向又有所抬头；第三、光武及其
集团也都是南阳地主体系。由于以上三点，东汉的社会风气自然有所改变，但也并非完全改变过来，
试读王符《潜夫论》中之所揭示，古典经济奢靡的流风，尚相当大量地存在。到东汉后期，外戚、宦
官、奸佞交替操纵政权，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起而过问政治的空前高潮。顾氏也是知识分子之
一员，所以他和《后汉书》作者范晔一样，给了“党锢”运动以极高的评价，他写出了“依仁蹈义，
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样的文段，反映顾氏思想
在写这样文段时的高度升华。“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云云，也不能被看做唯心论，先进人物和先进思
想，是会起相当的作用的。
     底下，顾氏从以后的历史中选择了几个他认为的反面人物，点名的是曹操和蔡邕，不点名的是
嵇康、阮籍及其他玄学集团中的人物。曹操是一位野心家，可以疵议之处自然很多，但他统一北方、
创立屯田，对社会也起好的作用。但他究竟是野心家，权诈术数，样样精通，所以即便“盗嫂”的陈
平那种人物，他也一再举例说可以使用；为达到一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在儒学、经学家的顾炎
武，自然要予以谴责了。至于玄学学派，这在中国思想衍变史上是重大的转折；不吸收玄学的影响，
不吸收佛学的影响，儒学便不可能出现宋、明时期的新高潮。但玄学家是异端，而我们的顾先生则是
一“正”到底的正学。他一谈到异端派，就不免要口诛笔伐，这一点，我们只要理解到就行了。有升
华，也有低沉；有激进，也有保守：这就是货真价实、活龙活现的顾炎武的思想。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 （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
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
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
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1)。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
见卫玠，(2)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 ----------------------- Page 55-----------------------著名于时，莫不崇敬(3)，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
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4)，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肖林下正始馀风。王
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5)，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
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6)《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
之风尚在。(7)——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
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8)，此则虚名
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玄）、王（肃）为集汉
之终；演说老、庄，王 （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
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
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9)，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
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
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
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
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
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
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
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10)。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
衣行酒(11)，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12)。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注：
     (1)此指“竹林七贤”。“七贤”的名单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
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个人，《晋书》卷49、43中均有传。代表人物为阮
籍与嵇康，阮 （210—263），陈留郡尉氏人；嵇（224—263），谯郡铚人。
嵇据说“非汤、武，薄周、孔。”“竹林”在河内郡，当今沁阳、武陟、修
武一带地方。
     (2)卫玠，卫璀之孙，卫恒之子，《晋书》卷36有传，云王敦说“王辅
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见中华本页1067）。按“辅嗣”，
王弼之字，《三国志·魏志》卷28《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其传略。王敦
将卫玠与王弼并提，并加“金声玉振”之誉，足见尊重。
     (3)支遁，字道林，东晋时人，事见《高僧传》卷1。
     (4)见《宋书》卷54（《传》14）《羊玄保传》，玄保年94卒，子戎轻
薄，太祖 （刘义隆）赐戎两弟名曰咸曰粲，指欲其有似于阮咸、阮粲（中华
本页1536）。
     (5)见《宋书》卷62（《传》22）《王微传》（中华本页1669）。
     (6)见《南齐书》卷33（《传》14）《张绪传》（中华本页600）。
     (7)见《南史》卷30（《传》20）《何尚之传》。
     (8)见《晋书》卷91（《传》61）《儒林传·序》（中华本页1346）。
     (9)见《晋书》卷89（《传》59）《忠义传》。嵇绍是嵇康之子，其父
为司马昭所杀，绍因山涛荐为司马炎 （晋武帝）秘书丞。八王之乱，绍绞在 ----------------------- Page 56-----------------------其中。旋刘曜、王、石勒同攻洛阳、怀帝司马炽自洛阳出奔，绍为侍中，
以身捍卫，死于帝侧，血溅御服，帝不忍濯去（中华本页2300）。
      (10)见《晋书》卷88（《传》58）《王裒传》，王裒，字伟元，营陵（今
山东昌乐）人。西晋末，洛阳陷，裒不忍离坟垄去江东，为胡兵所害。（中
华本页2277—2279）。
      (11)《晋书》卷5《怀帝纪》，永嘉7年正月，刘聪大会，使帝青衣行
酒。
      (12)《左传》庄公十年，齐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讲：
     这又是顾炎武氏的一篇大议论。假如我们可以把《正始》换另一个题目的话，就应该是《顾炎
武批判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不是不可以商榷的；但中外人写的思想史则都给魏晋玄学以前进性质的
评价；为什么顾氏有这样一种态度呢？
     我考虑，顾氏在写这一段时，他思想上是不是具有如下的三种情况？其一、顾氏对两汉经学（夹
杂很多谶纬的经学）生命力的接近衰竭，受儒学、经学宗派情绪的锢闭，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或者有所听闻，而不去接触和深化这一问题。其二、他对阮籍、嵇康这些人的时代遭遇，缺乏足够的
同情。像曹操、司马懿这样的野心家，连少数民族酋长石勒都嗤笑他们“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为
一种不屑为的举措。处在这样野心家政权底下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日子自然是很不好过的。他们的
颓废，实际是一种变态的反抗，跟“党锢”运动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但顾氏表扬“党锢”，而批判
 “玄学”，这就是他个人思想感情的某些特点，我们后人就很难说话了。其三、顾氏对玄学学派给人
们僵化思惟上带来的活泼化的作用，也不提及。像《世说新语》这样的书，顾氏是不会不看的，也许
不会不喜欢的吧？那么俊俏犀利的言语，没有俊俏犀利的思惟，是写不出来的。而这种思惟是玄学带
来的，经学绝带不来。但顾氏对这种思惟上的优异，却也一字不提。
     还有一种逻辑，也很奇怪。甲现象在前，乙观象在后，人们往往不管这甲、乙二现象间有无必
然联系、有无因果关系，就冒然判断甲是因，乙是果。举三个例。玄学风气在前，五胡乱晋在后，那
么，玄学就一定是导致乱晋的原因；王安石变法在前，金兵俘虏徽钦在后，那么，变法就一定是导致
北宋乱亡的原因；王阳明学派后学的泛滥在前，明亡在后，那么，王阳明思想就一定是导致明朝覆亡
的原因。这些逻辑，都是成问题的。到头来，这也不过是在派性操纵下的上纲而已。不要认为只有“文
化大革命”中，人们才会无限上纲；旧时代的人也多少会一点哪。
     至于顾氏提出“亡国”和“亡天下”、“保国”和“保天下”关系的这些道理，却为后世人所
一再称道与引用。这在明末清初的现实社会中，起了一定的好作用。他说的“亡国”是亡政权，他说
的“亡天下”是亡原则。他说的“保国”是保政权，他说的“保天下”是保原则。现在我们的时代更
进步了，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亡”的和“保”的是什么样的政权和什么样的原则？这就是我们比
十七世纪人进步的地方。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
王溥①，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②，以示意向；真、仁之世，
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③，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
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故靖康之变④，志士投
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⑤。呜呼！观哀、
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 Page 57----------------------- 《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⑥。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馀年，虽所用或非
其人⑦，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
公秉政⑧，骤奖趋媚之徒，深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
子韶诸奸⑨，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⑩（“钻”者，取必入之
义。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11)；《邓绾传》以颂王安石得官，谓
其乡人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12)）。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
圣、崇宁(13)，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
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14)，而不知其
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于朝
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
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科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可谓知言者
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15)。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
崇宁者，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
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17)，此风犹未已。倘筑太
平基，请自厚俗始。”      注：
     (1)范质、王溥，北宋初大臣，《宋史》卷249有传 （中华本页8793—
8797、 8799—8802）。
     (2)“艺祖”，为历代开国帝王之通称，而宋人呼其太祖赵匡胤更寻常易
见。顾氏本人有“艺祖”一条，见《日知录》卷24。韩通，《宋史》484有
传，为“（后）周三臣”之一。陈桥兵变后为军校所杀，赵匡胤谓其“临难
不苟”（《宋史》中华本页13970）。卫融《宋史》482《北汉世家》中有传。
宋人征北汉，融被俘誓死不屈，赵匡胤誉之为“忠臣”（中华本页13942）。
     (3)田锡、王禹偁，《宋史》卷293有传；范仲淹，《宋史》314有传；
欧阳修，《宋史》319有传；唐介，《宋史》316有传。
     (4)靖康，北宋钦宗年号 （公元1126—1127）。
     (5)此指文天祥、陆秀夫等。
     (6)见《周易》《剥》卦。其《彖辞》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朱熹《周易本义》曰，“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
     (7)当指真宗朝遗用大臣王钦若、丁谓辈。
     (8)王安石，元丰二年封舒国公、改荆国公，《宋史》327有传（中华本
页10541—10551）。
     (9)邓绾，成都双流人；李定，扬州人；舒亶，明州慈谿人；蹇序辰，蹇
周辅之子，双流人；王子韶，太原人。《宋史》卷329均有 《传》。大体李
定曾劾苏轼文章怨谤，李定亲自审理；舒亶行径近于酷吏，曾谓司马光“可
诛”，多所劾举，气陷熏灼；蹇序辰曾编写“奸臣”言行，分类成帙；王子
韶结交贵胄子弟，人称“衙内钻”。
     (10)见《王子韶传》（中华本页10612）。
     (11)见《汉书》卷100上《（班固自）叙传》（中华本页4227）。此段
班固自为“主人”，虚构有“宾”之戏言而笑致之答辞。 ----------------------- Page 58-----------------------      (12)见《宋史》卷329（中华本页10597）。
      (13)绍圣，北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崇宁，徽宗年号（公元
1102—1106）。
      (14)顾氏“为百姓害”四字，读者应“一分为二”考虑。
      (15)见《诗·小雅·鱼藻之什·角弓篇》，诗8章，此在第6章。历来
讲此二句者，未见讲的彻底明白。大体说，猱是猿；附是桴，木之粗皮者；
涂是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应因其所善而教之 （孔颖达《毛诗
注疏》卷15）。
      (16)陆游，山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宋史》卷395有传 （中华本
页12057—12059）。
      (17)今吉林省有河，辽金时名按楚虎水，女真 （金）人发源于此，建国
后命为上京。因此，后世人多称金国或金朝为“金源”云。      讲：
     截止到本段为止，顾炎武论历代“风俗”的片断选录，到此已四段了。什么是“风俗”？我想，
应该是人们普遍的意识形态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顾氏这几则论“风俗”的文段，实际
上，也可以被我们当作中国思想流变史的重要参考。由先秦变到两汉、由两汉变到魏晋，然后经南北
朝隋唐到宋，这四个文段几乎都涉及到了。斯大林在讲民族共同体的四大特征时，“在共同经济生活
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就是第四条。可见，共同意识 （心理）形态（风俗），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但顾氏这一段，却讲的比较特别。他集中精力，攻击王安石。王安石，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人，但他是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历史人物，看到北宋地主经济土地集中、人民困穷的局面，立意改革。
改革，就事论事，一点错儿也没有。但古往今来的改革，无不遇到麻烦。其一、势必引发反改革的保
守派的反对，并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造成派性斗争。一搞派性斗争，就势必越来越乱套，很难弄清
真理在哪一边了。其二、要改革，势必需要积极分子。没有积极分子，什么运动也难搞起来。但古往
今来的积极分子，从来没有“清一色”的，总是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例如在王安石手下，像舒亶、
李定、蹇序辰、王文韶这些人，从传记看来，确是动机不纯、存心害人的人。但像常秩此人，皇帝三
召不至，王安石新法一行，却一召即至了。这就是说，常秩是有一定认识的，不是投机分子。可能有
一定认识的未占主流，投机分子倒是不少就是了。如何从积极分子中认真筛选好人、淘汰坏人，倒是
古往今来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顾氏的观点，读者一定要“一分为二”。不一定坚持一个方向永远不变，就是绝对的好。假如
真是如此，要辩证法何用呢？像卫融一心向着北汉，一保到底。赵匡胤用铁骨朵砸烂他脑袋他也不回
头，这就一定是好吗？相对地，王安石看到危机搞一点变法，就是坏吗？就是“害百姓”、“害朝廷”
吗？读者一定要认真思考，认真辨析。不过顾氏身处明清之际，对民族“立场”问题看得特别严重，
从而对其他“立场”问题也看得很严重，这倒是需要我们充分理解的。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1)，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
 (2)、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3)，载在《礼经》；
殊厥井疆，称于《毕命》(4)。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
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5)，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
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
 (6)；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晋书·卞
壶传》(7)）。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脏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 ----------------------- Page 59-----------------------与之更始。(8)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必有此语（齐、梁、陈诏亦云“洗除
先注”(9)，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
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
民；而畏人之多言(10)，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
比(11)；三凶不才(12)，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13)。
然则崇胆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倘亦四聪之所先(14)，而王治之不可
阙也。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
至矣。      注：
     (1)“百辟”，《诗·小雅·桑扈》、《诗·大雅·假乐》、《周颂·烈
文》诸篇中，均有此辞。《中庸》亦复述及之。经解中，一般解释“百辟”
为畿内诸侯，亦即封国中之“君”也。
     (2)“闾师”，为《周礼》“地官·司徒”下之一职称。其职为“任人”，
意思是负责安排各行业的人就业，如任农、任工、任商、任嫔（女工）、任
衡、任虞等。
     (3)“郊”、“遂”，西周井田制下，域内分为“国”与“野”，“野”
中又有“郊”、“遂”。《周礼》，“载师”掌管“国”中土地之分配：“遂
人”掌郊遂土地之分配。
     (4)《毕命》，《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序》云康王作册毕，作《毕
命》。“殊厥井疆”是说，不安分的人，井田另外安排，经解说其用意是“彰
善瘅恶，树之风声”。
     (5)“怀刑”，见《论语·里仁》篇，原字句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说，“怀德”是存善；“怀土”是溺安；“怀
刑”是畏法；“怀惠”是贪利。
     (6)“九品中正”制的初创者，传说不一，有云曹操者，有云曹丕者，有
云曹■者。一般认为曹魏司空陈群之所创，然《三国志》22《陈群传》中未
载，宋人类书《太平御览》卷214、265中载之。
     (7)见《晋书》卷70《卞壶传》，大意有一王式者其继母反复于前后两
夫之间，王式因受物议，停废终身。
     (8)见《宋书·武帝纪》下（中华本页52）。
     (9)分见《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梁书》2《武帝纪》中，《陈书》
2《高祖纪》下。
     (10)《诗·郑风·将仲子》篇有人言可畏之句。
     (11)见《尚书·舜典》，此言尧选用舜，“登庸”，登用也。
     (12)“三凶”，指共工、兜、三苗。投畀（bì必）：投给。见《诗·小
雅·节南山·巷伯》篇，谓“谮人”可恨，投畀豹虎，豹虎不食。
     (13)“询于刍荛”，见《诗·大雅·生民之什·板》篇8章中之第3章，
 “刍荛”言探薪採禾之人。
     (14)“四聪”，见《尚书·尧典》，朱熹说，广四方之视听也。      讲：
      《清议》这一段，说的是社会舆论，或者叫群众舆论。这种舆论往往形成一种压力，使有的人 ----------------------- Page 60-----------------------不敢尽情做坏事，所以起一定的好作用。但这种好作用，随着社会的不同段落，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
试看顾氏在这一节中所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三代，甚至比三代更早；材料来源，多引自《诗》、
 《书》、《礼》。在这些年代里，即便阶级已经出现，也有了国王和贵族，但人们财产的私有制还不
曾深化，在广大的农村公社地区，人们在其共同体中还保有一定平等的民主身份。那时，“清议”所
起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作用，就显的更明显些。自中央集权逐步深化、财产私有逐步深化以后，虽然也
有像“九品中正”这样品评人、选拔人的机构，但原始民主精神愈来愈丧失，那么参与议论的人大都
是代表别人讲话，例如代表野心家、代表军阀、代表地方豪绅，等等。但即便这些各有其代表性的品
评和清议，也还是带有稀少的但有时也是珍贵的“民意”成份。顾氏不曾区别这些，所以我们在“讲”
中予以补充。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
等而下之，至于吏土，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
①而仲长敖 《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
     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②。乃
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
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
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
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
洁者，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
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
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③。故昔人之言
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
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注：
     ①见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但顾氏往常节引，多是全文引录；
独此段为摘句连缀成段者。
     ②仲长敖，“二十五史”中无此人。只《全唐文》中引其作品，且云有
 《集》二卷，馀不详。
     ③此见 《南史》卷74《孝义传下》末附“论曰”。      讲：
     犹记不久前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人人交代检查自己的名利思想，最后归结为个人主
义。这自然是荒谬时代的陈迹了。但到今天，仍然存在着一个人“天天向上”的动力何在的问题。在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把动力归结为“为革命”。天天高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到今天，
这只能当笑话讲了。顾炎武氏给我们提出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以义为利；第二个档次：以名为利；
第三个档次：以利为利。在“极左派”们看来，除将第一档次中的“义”调换为“革命”还可允许之
外，第二第三档次的“名”和“利”都是坏东西。现在，我们从那样的年代拨乱反正过来了，我们怎
样来对待这“名”和“利”呢？顾氏的意思，最好是为“义”，但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么“名”似乎
比“利”还好一点。是不是如此呢？顾氏的思想对不对呢？对多少错多少呢？我谨把它留下来，给读
者思考。 ----------------------- Page 61-----------------------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
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
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①然
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②孟子曰，人不
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③又曰，耻之于人大矣哉！为机变之巧者，
无所用耻焉。④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
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
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
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
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
相，亦不愿汝曹为之。⑤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
宛》诗人之意⑥。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注：
     ①此指 《新五代史》。新旧两《五代史》《冯道传》均有“论”。薛居
正立论较温合，说冯“有古人之风”，“得大臣之体”，只是如女子之嫁夫
再三者，不得谓“忠”。（见《旧史》卷126）。欧阳修立论较激进，说“予
读《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见《新五代史》
卷54）
     ②见 《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可谓“士”，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
四方，不辱君命。”
     ③见 《孟子·尽心章》上。
     ④同第③注。
     ⑤见该书卷2，可参看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页36—37。
     ⑥见《诗·小雅·节南山之什》，诗中有“我心忧伤”、“毋忝尔所生”、
 “教诲尔子”等句，故顾氏言及之。      讲：
     这一段是顾炎武氏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狭窄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充沛表露。他生当明、清之际，亲
眼看见读书人中有钱谦益、王铎、龚鼎孳、吴伟业等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故而在他的诗文中不断地
敲打这类人物，一再提倡名节和廉耻。顾氏这样写叫人钦佩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这样说了，这样写
了，并且特别重要的是他也实践了。仔细检查顾氏一生七十岁的行谊，他是恪守了自己的信念的。他
不曾丧失过节操；他不曾丧失过廉耻。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夷狄行乎夷狄”(1)。然则将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
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滑
夏之《咨》(2)，殷宗“有截”之颂(3)，《礼记》“明堂”之位(4)，《春秋》 ----------------------- Page 62-----------------------会盟之书：凡圣人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
帝魏(5)，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宋陈
同甫谓黄初以来(6)，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
 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7)其无以异乎凡民
矣。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
乎？ （杨循吉作《金小史·序》曰，由当时观之，则完颜氏帝也、盟主也、
大国也；由后世观之，则夷狄也、盗贼也、禽兽也。(8)）此所谓偷也。汉
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硫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
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9)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
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
夷狄，不可弃也。(10)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
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
子思之罪人也矣(11)。      注：
      (1)见《礼记·中庸》篇，原文前后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
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2)见《尚书·舜典》，原文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经解曰，“猾夏”，猾乱华夏之谓。
      (3)见《诗·商烦·殷武》篇，原句曰“有截其所”，《笺》曰，高宗所
伐之处，皆服其罪。
      (4)见《礼记·明堂位》篇，其末曰，（有虞氏、夏后氏、殷、周）四代
之服器，鲁兼用之，……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
      (5)隋代学者王通，人称“文中子”。《元经》一书，一贯托为王通亲著
之书，而后世多谓为宋人阮逸所伪。
      (6)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婺州人，此见《龙川集》。
      (7)仲淹为王通之字。王绩 《游北山赋》自注云“吾兄通，字仲淹”。
      (8)杨循吉，明成化进士，《明史》286《徐桢卿传》有附传。著作甚多。
      (9)见《后汉书》卷25《鲁恭传》（中华本页876）。
      (10)见《论语·子路篇》，孔子答樊迟问仁语。
      (11)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
其传而作也”。      讲：
     这不是一段普普通通的篇章，而是顾氏逝世后13年其私淑弟子潘耒（次耕）在福建所刊行的《日
知录》32卷本所未敢收录、后世黄侃（季刚）据张溥泉（继）所藏《钞本》录出者。黄氏小书名曰《日
知录校记》，有中央大学1933专刊本，亦有《日知录集释》（下）“外七种”之一。这篇的特点是，
狭窄的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诸思想，表现得特别充分。这样说，并不是给我们所敬
爱的顾先生扣三顶帽子，而是站在今天“多民族大家庭”观念的立场上，必然要引导读者达成的科学
认识。但是，假如站在“历史主义”立场上来对待，顾氏做出这些论断，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明
清之际，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顾氏亲眼看见像土国宝这样的人，蹄袖挂翎，屠杀苏州抗清人民，这如
何不引发强烈的民族自卫思想！其二、谈到文化，则无疑华夏文化是当时水平最高的文化，顾氏吐出
的一句出自肺腑的话“中华无不复之日”，反映了顾氏对华夏文化的无限信心，这是精华，不是糟粕。
可惜当时，无论从汉族这边，或者从少数民族那边，对多民族融合与多民族文化融合，都缺乏认识， ----------------------- Page 63-----------------------民族中的霸权者又往往使用武力强迫推行民族文化的同化政策，那么引起反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胡服      自古承平日久，风气之来，必有其渐，而变中夏为夷狄，未必非一二好
异之徒启之也。《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
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①
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② 《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
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后董
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③《晋书·五行志》，泰始
之初，中国相尚用胡床、栢槃、及为羌煮、栢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
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
国必为胡所破。大毡毳产于胡，而中国以为袴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
矣，能无败乎？！至元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后，刘、石遂篡中都。自后
四夷迭据华土，是妖服之应也。④《大唐新语》，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
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衣，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
皆用帷帽，施裙到头，甚为浅露；显庆中，（《册府元龟》咸亨二年九月）
诏曰，百官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
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担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宜行禁止；神龙之
后，幂罗殆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
中，士流之妻，或衣文天服衫鞭帽，内外一贯矣。⑤ 《唐书·车服志》，
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着履，奴婢服■衫，而士
女衣胡服。⑥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妖服之应。《礼乐志》，玄宗好羯鼓，
尝称为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簇》一均，龟
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开元二十四年，升
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川》、《甘州》之
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
伊川、甘州，皆陷吐蕃。⑦此皆已事之见于史书者也。呜呼！可不戒哉？！      注：
     ①平王， 《日知录集释本》及黄侃《校记》本均作“平一”，兹照《左
传·僖二十二年》文改。辛有，周大夫。伊川，即洛阳以南伊水之地。
     ②陆浑之戎，据杜预 《注》，原为允姓之戎。允姓之戎，原居三危。后
析为白狄与赤狄，赤秋与齐鲁郑卫相犯；白狄居今陕北，与秦晋相犯，故秦
晋诱之，使居陆浑。自平王东迁洛邑（前770）至鲁僖二十二（前638），相
距132年，此云“不及百年”，杜《注》云“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
     ③见 《后汉书》中华本页3272。
     ④见 《晋书》中华本页823。“吉享”，《集释》本及黄侃 《校记》本
均作“言享”，兹据《晋书》改。
     ⑤见刘肃 《大唐新语》卷10（中华本页151）。
     ⑥见 《旧唐书》卷45《舆服志》（中华本页1958）。
     ⑦见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卷12（中华本页476）。      讲： ----------------------- Page 64-----------------------     我们选讲这一条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一段《胡服》和前一段《素夷狄行乎夷狄》，都是潘耒
编刻三十二卷本之未敢收，后人据黄侃 （季刚）《校记》补出来的。其二、这一段，不是取其作者顾
先生思想特别激越的部分，而是取其作者顾先生思想特别窄狭、特别泥古的部分。我们说“窄狭”，
是指极其窄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我们说“泥古”，是指我们的顾先生竟不惜自阴阳、五行、
谶纬中找寻自己立论的根据了。一个民族，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并且以之作为自己的民族标
识。但这不等于说，应该排斥其他民族的服饰。历史上喜爱少数民族风俗的不只东汉灵帝，唐太宗长
子李承乾就“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
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 （《新唐书》80，中华
本页3564—3565），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不都是西装领结，有时带维吾尔帽，
有时受献藏俗的哈达吗？
      以中国为例，周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确曾冲击过住在中原的文化较高的主干民族。但引发这些
事情的基因，并非由于主干民族中的哪个帝王对周边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特殊爱好而勾引起来的。主
要矛盾要到内部去找寻。少数民族生产能力提高了，其社会内部凝结力也加强了，他们达到了叫做“军
事共产主义”的阶段，不自觉地就产生出向外掠夺的要求。他们组成的军队内部，保存着一种民主集
中的组织力，与中原主干民族的雇佣兵或徭役兵比较，显得有较强的战斗力。这才是历史上发生许多
周边民族向中原冲击的真正原因。 ----------------------- Page 65-----------------------                                      第五辑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
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①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
之法，②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
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
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
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
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战于韩③，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④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此
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
而掌此，犹《周官》之‘大卜’）。而《传》不言“易”。      注：
     ①见 《易·系辞下》之第2、第6、第8章。
     ②见 《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云掌“三兆”、“三易”、“三梦”
之法，大体不外看卜象、查卦辞、原梦三项。大体每遇打仗、决策、气候、
疾病，都要看兆和查卦。
     ③此指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为秦所俘。徒父，秦方之司卜者。
     ④此指晋与楚、郑鄢陵之战，晋文公逐楚子，伤其目，楚师退。      讲：
     顾氏 《日知录》内容划分，历来就不一致，其弟子潘耒（次畊）分为八项，纪昀（晓岚）分为
十五项，顾氏在给友人书信中简括地划为三项，一、经术，二、治道，三、博闻（见《顾亭林诗文集》
页 103）。我们这本《导读》，到目前所已选录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治道”一项，“经术”一项选
录甚少。现在到第5辑，应该选注一些“经术”的内容了。
     在“经”之中，顾氏对于《易》有特殊的造诣。他晚年在山东德州和陕西富平讲学，都是讲的
 《易》。不过这“三易”一节并无深奥，只是作为《录》一千馀条之首，又作为对《易》的引子，我
们选录在这里了。它主要是说，《易》和《春秋》一样，可以是较窄的概念，也可以是较宽的概念。
窄时，《易》只是《周易》；宽时，《易》可以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春秋》
宽时，可指各国的史记；窄时，只是鲁之《春秋》。此外，他还摘出了不见于《周易》卦爻辞的句子，
以证明《周易》之外，另有其他的来源。                                 朱子《周易本义》       《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1)谓之“经”。
 “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
传》上、下二篇，《象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
 《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汉书·艺文志》，《易 ----------------------- Page 66-----------------------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孔（颖达）氏《正
义》曰， ‘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
 《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
十。陆德明《释文》曰，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
致而百虑”，谓之“易大传”。班固谓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
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
后汉诸儒，始合“经”“传”为一）。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
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2)。及朱元晦《本
义》始依古文(3)，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
近世晁氏始正其失，(4)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5)著为《经》二卷、
 《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
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6)，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
之《程传》之后（《易经大全·凡例》曰，《程传》、《本义》，既已并行，
而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本从《程传》元本，而《本义》仍以类从）。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
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仿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
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
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
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
 《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
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
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
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
监板《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
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秦之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
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盩(7)！
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
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
(8)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9)，而以《经》事之相类者
合以为题， 《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
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之书，(10)而《春秋》亡矣。复程、朱
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11)必有待
于后之兴文教者。      注：
     (1)彖（tu2n团，去声）辞：论说《易》中卦义之文辞，也称卦辞。爻
 （y2o姚）辞：爻是组成八卦的长短横符号，“—”为阳爻，“--”为阴爻。
爻辞是说明六十四卦各爻象的文辞。
     (2)程正夫，指程颐。颐与其兄颢，为北宋理学家，人称明道先生与伊川
先生。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凡四卷，见中华书局标点本《二程集》第3
册。
     (3)朱元晦，指朱熹，南宋大学者、理学家。《宋史》卷429有传。著有
 《周易本义》。 ----------------------- Page 67-----------------------      (4)晁氏，指北宋人晁说之。
      (5)吕氏，指明朝人吕柟（泾野），所著有《周易说翼》3卷。
      (6)《周易大全》4卷，明永乐朝胡广等领衔修撰。
      (7)盩，读如“丽”，与“戾”字义略同，违谬之意。
      (8)拾渖，典出《左传·哀公3年》，鲁国宫庙遭火灾，富父槐曰，“无
备而官办，犹拾渖也”。渖，汁也，水汁落地不可拾。
      (9)胡氏传，指宋胡安国所著《春秋传》30卷。
      (10)射■，为一种古人所喜欢的占卜性游戏，大体通晓术数者为之。
      (11)啖，指啖助，唐中叶赵州人，《新唐书》卷200有传，尝著《春秋
集传》。赵，指赵汸，元末明初之休宁人，《明史》卷282有传，尝著《春
秋集传》及 《左氏补注》等。      讲：
     这一段说了两件事，一是《周易》的“经”、“传”间有安排上的混乱现象，二是科举制度和
八股文之类给经学带来若干的破坏。
     到今天，什么文王作《彖》、周公作《爻辞》、甚至孔子作《十翼》之类的话，经清末民国以
来诸疑古学者的质疑，已经没有多少人信守了。有关《易》的增释，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是层层递生
的，这毫无问题。至于是否某名王、某圣贤所作，近代人已不甚感兴趣。但顾炎武坚守这些说法，其
中也有其合理的部分，如主张“经”、“传”间不可淆乱，现存《易经》中将一些词句乱挂在爻辞之
下的作法是不足取的。从这里，顾氏联系到宋朝两个大儒程颐和朱熹各自的易学著作《周易程氏传》
和《周易本义》二书间的差别，指出朱氏书安排的层次较好、较能反映种种释《易》的层次，而程氏
书则也不免于淆乱。可是永乐年间御纂的《大全》则以程本为主，朱本只是插入一些就是了。因此，
顾氏要替朱著做一点表彰，指出其书所具有的特点。
     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对经学的破坏，则是完全应该声讨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它的经济
基础已显露崩解之象 （如资本主义萌芽），但它的意识形态却有时显得更顽劣、更凶恶了。八股文是
文章官僚主义化的结果，在这种风气下，士子们使用算卦、测字、赌博等方法，拆散经传中的文句，
按官僚主义的需要装配起来，以博取功名利禄。从此，《易》也亡了，《春秋》也亡了。顾氏有感于
此，乃发出易学、春秋学、春秋三传学需要复兴的建议。这建议，带有某些近代科学的精神。                                     六爻言“位”        《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
     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
而异位”①。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
士，皆不为臣也。（《明夷·上六》为失位之君，乃其变例。其但取初终之
义者②，亦不尽拘。）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
当位”。（王弼《注》③，《需·上六》曰，“处无位之地”，不当位者也。
程子《传》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④）。
     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⑤曰“易六位而
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
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
一端而已”⑥，夫各有所当也。      注： ----------------------- Page 68-----------------------     ①见 《易·系辞下》，云六爻之中，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
而异位。
     ②“初终”之义，见《诗·大雅·荡》篇，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③“处无位之地”句，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2引王弼《注》。
     ④见程颐 《周易程氏传》。亦见《二程集》。
     ⑤“六位”见《易·乾卦》有“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句，《疏》曰，
以所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以阳气升降言，谓之六龙。
     ⑥见 《礼记·祭义》篇，“（子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意思是问题总有两个方面，偏执一端就成形而上学，两个方面看问题，每一
方面有其自己的条件。      讲：
      “位”是《周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辞、一个概念。我想，它首先意味着运动、变化、发展中
的六个节奏，六个段落。由初生到盛到衰，再到复生和再盛、再衰，等等。这是指卦爻之位，在开始
还不是“象人之位”。跟着私有财产的发展，社会等级的发展，人中分了贵和贱，贫和富。于是“位”
这个辞、这个概念，就跟人的现实扯拉上了，像五为君、二三四为臣之类。这就是所谓的“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两个方面各有各的涵义，所以顾氏用“岂一端而已”的话结束这段札记。                                   “艮其 限”      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扜格而不通，则忿懥
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①。孔子恶果敢而窒
者②，非独处事也，为学亦然。告子‘不动心’之学，至于“不得于言，勿
求于心”，而孟子以为其弊必将如蹶趋者之反动其心③，此“艮其限，列其
夤”之说也④。君子之学不然，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闻一善言、见
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无熏心之厉矣⑤。
     慈谿、黄氏 （震）《日钞》曰⑥，心者、吾心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
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也，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⑦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⑧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
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 ‘求放心’之说。⑨然其言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
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事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
愈急而心意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
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 （《省
斋记》）！又曰，夫心之说有二，古人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
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
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
株坐摄念，亦曰 ‘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求其所谓
  ‘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参商，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一人之身
而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得乎（《山阴县主簿厅记》）？此皆足以发
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乃已系之于《易》矣。      注： ----------------------- Page 69-----------------------     ①忿懥 （zhì制）：愤怒。瞀（mào帽）乱：迷乱失守。滑：同“猾”。
     ②见《论语·阳货》篇，子贡问君子之所恶，孔子回答，恶称人之恶者；
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③见 《孟子·公孙丑篇》上，孟子谈到“动心”、“不动心”问题，谈
到他个人与告子在“心”、“气”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孟子主张“志至焉，
气次焉”，他举例说“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于心”。
     ④“艮”卦是《周易》64卦中第52卦。艮，止也。“艮”卦复有“艮
其趾”、“艮其腓”、“艮其身”、“艮其辅”诸爻。“艮其限”为“九三”
爻。“限”，身之中也，金景芳释为腰胯。“夤”，中脊之肉也。都是人身
要害的部位。所以《周义正义》说“危莫甚焉”。
     ⑤“薰心”，马融作“熏心”，为烧灼之意又有人心惽瞀迷乱之意。后
世人常说“利欲薰心”。爻辞中加一“厉”字，厉，危也，寓警告之意。
     ⑥黄震，南宋末学者， 《宋史》卷438（《儒林》）有传。所著《黄氏
 日钞》，凡95卷，历世有刻本，清乾隆时有校本。
     ⑦见 《论语·子路》篇“樊迟问仁”章。
     ⑧见 《论语·学而》篇曾子曰云云。
     ⑨见 《孟子·告子篇上》，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他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讲：
     这段内容，是将几个平行内容缠连在一起讲的。题目是 《易》中的《艮》卦，特别《艮》卦中
 “九三”爻，末尾一句是“厉薰心”，警告人们不要叫心态惽瞀迷乱。顾氏从这一点出发，将论旨转
移到哲学上大家讨论的“心”的作用问题。本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不少哲学史家一碰到谈“心”
就立刻扣一顶帽子：唯心主义，或者主观唯心主义。其实不是如此，谈“心”不一定就是唯心主义。
本段中顾氏摘引南宋人黄震讲“心”的一段就很好，他说“心”并不是什么空寂的东西，它是人治事
的主宰，人每次都要把所存的“此心”使用到当用的地方去；再者，宇宙客体在变动，人的主体的总
机“心”也在变动，无一息不运。这样讲的“心”，怎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呢？窃尝读《颜习斋年谱》，
记颜氏临终嘱其弟子李塨 （恕谷）说，《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必有事焉”是圣人真传。颜氏为什
么要说这个话？根据我的理解，他是说，儒家的“心”，从来不是虚空的，告子“仁内义外”论是把
主观、客观间的辩证关系无端地割裂开了，所以孟子说“心”这个“内”的东西要无时无刻不与“外”
的事结合起来，才起作用。这个不把“心”有意地向“内”凝缩、而无时无刻不与“事”相联系，这
才是儒家的真传。顾氏写这一段的意思，还是描着王阳明派后学中的狂禅派，使用《易》中《艮》卦
的“厉薰心”爻辞来谴责他们“忿懥生而五情瞀乱”，在方法论上“执一而不化”，在处事上“扜格
而不通”，这样在做学问上也不会成功的。                                       游魂为变      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①，自有而之无也。夫子之答宰我
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②（朱
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郑氏曰，焄，谓香臭也，蒿气蒸出貌。许氏曰，悽
怆，使人惨慄感伤之意。鲁庵徐氏曰，阳气为魂，附于体貌，而人生焉。骨
肉毙于下，其气无所附丽，则发散飞扬于上，或为朗然昭明之气，或为温然
焄蒿之气，或为肃然凄怆之气，盖阳气轻清，故升而上浮，以从阳也）。所
谓“游魂为变”者，情状具于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复归于 ----------------------- Page 70-----------------------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③张子《正蒙》有云，“太虚
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
不得已而然也。然而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乎？”④其
精矣乎。
     陈无已（师道）以“游魂为变”为轮回之说（《理究》）⑤。吕仲木（柟）
⑥辨之曰，“长生而不化，则人多，世何以容？长死而不化，则鬼亦多矣。
夫灯熄而燃，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耶？”⑦
     邵氏 （宝）⑧《简端录》曰，“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
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
以气散。味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⑨
     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故
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齑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⑩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状者如此。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11)，非有所托而生也。“文王在上，于昭于
天”(12)，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实，而诚之不可掩也。      注：
      (1)见《易·系辞传》上第4章。
      (2)见《礼记·祭义》。
      (3)见《礼记·檀弓》篇下第59章。
      (4)见《张载集》（中华书局张岱年校阅本）页7。
      (5)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已，北宋彭城人，《宋史》卷444有传。
      (6)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明陕西高陵人。《明史》卷282有传。
      (7)见《周易说翼》。
      (8)邵宝，明无锡人。《明史》卷282有传。
      (9)《简端录》凡12卷，有明刻本、清刻本及《五经总义》本。
      (10)见《礼记·中庸》第10章。
      (11)见《诗·大雅·荡之什·嵩高》篇。亦见《礼记·孔子闲居》。
      (12)见《诗·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篇。      讲：
     这是借 《易传》中的一句话，来讲鬼神（或者叫鬼魂）问题的一段札记。
      《周易》是一部古代卜筮之书，其中包括64卦的卦辞和384爻的爻辞，这些叫《易经》。春秋
战国时候人们讲解《易经》的一些零散篇幅被搜辑到一起，凑成十个目，叫“十翼”，这就是《易传》。
 《系辞传》是“十翼”中比较重要的篇章，分上、下篇，各十二章，约4400馀字，是一篇《易》的通
论。过去人们都相信，《易传》是孔子所著，其实这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易传》除去确实是以儒
家为其基调外，还羼进不少道家的、阴阳家的、甚至墨家的因素。
     例如“神道设教”这段意思，就是《易经》中也有，墨家学说中也有，后期儒家学说中也有的。
 《易·观卦》的《彖辞》就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中也说，“明命
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威，万民以服”。 《墨子·明鬼》篇列举了5个活灵活现的例子证明鬼的存
在，并且说“鬼神能赏贤罚暴”。试看这三家说到一块去了，都主张使用神鬼的迷信力量来帮助社会
的安定。
     可是到了公元十七世纪顾炎武的生活年代，西学已经东渐，人们头脑上的“蒙”，已有了初步
的开启。所以顾氏写这段札记时，以“启蒙”精神把传统文化中的鬼神诸说，尽力做出唯物的解释。 ----------------------- Page 71-----------------------他征引不少宋、明人的议论，来驳斥轮回、托生说的虚妄，把鬼魂现象解释为从物质根基上升华出来
的一种特种精神功能作用，近代科学似乎也正在沿着这条线索作更科学更精密的探求。
     但是，人们意识衍变的道路又是曲折的。明清时期，一方面启蒙作用在一步步取胜，另一方面，
特别在一些闭塞地区的社会极下层蒙昧状态下。迷信和秘密会道门却又有了蔓延和增长，把鬼魂和轮
回现象说的活灵活现的小说和笔记（如《阅微草堂笔记》）又甚嚣尘上。由此可见，顾氏的札记和观
点，其倾向性相对地说是开明的。                                   孔子论《易》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①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乎‘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②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
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③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
也”④。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
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祜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
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⑤。而《大象》所言，凡其体
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
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⑥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
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⑦；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
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
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⑧，文王、周公、孔
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⑨，道家之 《易》也。自二子之学兴，
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
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⑩。《易》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之所以思得见夫有
恒也，有恒可以无大过。      注：
     ①见《论语·述而（第七）》篇第17章。后代学者指出“五十”或为“卒”
字之讹。
     ②见 《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22章。又见《礼记·缁衣》篇第23
章，两处引文有微异。
     ③“图”指《太极图》；此源于陈抟《先天图》。“书”指《洛书》。
 “象数”，纬书中云，“形由象生，象由数设”。
     ④此为 《论语·述而（第七）》篇第17章之后文。
     ⑤ 《易·系辞·下》关于“无咎”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关于“悔”、“吝”说“是故爱恶相攻
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
之，悔且吝”。
     ⑥见《易·系辞·上》第2章，全句为“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⑦见 《易·系辞·下》之第1章。 ----------------------- Page 72-----------------------     ⑧见 《易·系辞·下》之第7章。
     ⑨希夷：指陈抟（tuán团），后唐、后周时人，宋太宗号之“希夷先生”。
康节，指邵雍，北宋人，谥康节。
     ⑩见 《论语·为政》篇第2章。      讲：
     我们读者必须有预先的思想准备，即顾炎武氏是儒家的“正学”，一切“非正学”他都排斥，
 “二氏”（指道家与佛家）他排斥，连宋明理学开头人陈抟、周敦颐、邵雍的《周易》象数之学，他
也排斥。他只准许把《周易》纳入人们日常生活遵礼守法的“庸言庸行”之中。接受“二氏”影响的，
就是“畔”。“畔”，即叛逆之叛，即离经叛道。所有这些，都是最保守的观点，摈斥了《周易》之
学向不同方向的发展。由于“保守”，所以也最“信古”，坚信文王作《彖》、周公作《象》、孔子
作 《十翼》的传统说法。其实，如《易系辞》这样羼杂了若干孔子以后，战国以来的词汇和意识的篇
章，恪守凛遵以为孔子的手教，这种态度是否可取，也值得讨论。但无论如何，顾氏是易学专家，他
的一派之言，也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
以从之①，于是侨国河南。再传至相，卒为浞所灭②。古之天子，失其故都，
未有能国者也。周失丰、镐，而平王以东；晋失雒阳、宋失开封，而元帝、
高宗迁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迁、③圯于河，而非敌人之窥伺，则势
不同尔。唐自玄宗以后，天子屡尝出狩，乃未几而复国者，以不弃长安也。
故子仪回銮之“表”，代宗垂泣④；宗泽还京之奏，忠义归心。呜呼！幸而
浇之纵欲⑤，不为民心所附，乃得一旅之众而诛之尔⑥。后之人主，不幸失
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河，则冀方之地，入于羿
矣；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至后相失国，依于“二斟”⑦，于是使浇用
师杀斟灌（在今寿光县）以伐斟 （在今潍县），而相遂灭 （《左传》哀元
年）。乃处浇于过 （今掖县）以制东方；处豷于戈（杜氏《解》，在宋、郑
之间）以控南国 （襄四年）。其时靡奔有鬲（今在德平县），在河之东；少
康奔有虞 （今虞城县），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内，无不安于乱贼者矣。合魏
绛、伍员二人之言⑧，可以观当日之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亦难
乎其为力矣 （《竹书》谓太康元年即居斟，非也⑨）。      注：
     ①见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
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本段题目“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即见于五段歌词中之第三段。
     ②浞，指寒浞。 《左传·襄公四年》晋魏绛之言曰，寒浞，伯明氏之谗
子弟也。羿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树之诈慝，以取
其国家。浞因羿室生浇及殪。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③五迁，见《尚书·商书·盘庚上》，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五
邦”者，大略指毫、嚣、相、耿、殷。 ----------------------- Page 73-----------------------     ④见 《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中华本页4605）。
     ⑤浇，后羿妻与寒浞所生二子之一，封于过，又曰过浇。 《左传·哀公
元年》伍员谓吴王曰，昔有过浇，灭夏后相。后缗有娠，生少康焉。（少康）
惎浇，能戒之。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
     ⑥上注引伍员之言曰，有虞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
旅。注曰，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
     ⑦“二斟”，指斟与斟灌。前期“二斟”之址在河南，后期在山东。
在河南者，在巩县，灌在卫郡顿丘 （今濮阳）。在山东者，在潍县，灌
在寿光，二斟相去九十里。
     ⑧魏绛、伍员之言，分见 《左传》襄公4年及哀公元年。
     ⑨郦道元《水经注》“巨洋水”条下引“汲郡古文”曰，“太康居斟寻；
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这条材料毫无问题，而顾氏竟驳之，谓“非也”，
这是顾氏错了， 《竹书》无误。傅瓒《汉书音义》说，“斟寻在河南，盖后
迁北海也”，郦道元《水经注》也说，“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
纵遗文沿褫，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灌”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名，
而专彼为是”。顾氏生于傅、郦二氏之后，何以不考虑这些，而遽断《竹书》
为“非”哉？！      讲：
      阅读这段札记的读者必须谅解，顾炎武氏究竟是十七世纪的学者。在他的时代，乾（隆）、嘉
 （庆）考证之学的精细成果，尚未出现；清末民初以来田野考古之学的科学报告也未出现。学术这桩
事，总是后来居上。例如《夏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慢慢讨论开，但有关夏中心的转移，
究竟是先居登封后迁安邑呢？抑还是先居安邑后迁登封呢？学者间一直还有争论。顾氏自然不知晓这
些。当然，《五子之歌》的歌词“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基本上是可信的。中国古史上唐、虞、夏
三个传说时代人们的活动中心大体在黄河以北，是可信的。但阳城在今河南中部，虞城在今河南东
部，又如何解释呢？
     在《夏史》中段，有一个偏东北方的部落有穷氏以羿为首领，曾经跟夏后氏在今山东中部（汉
北海郡地区）展开过斗争，这段经过值得过细研究，顾氏在《日知录》中提出来引起重视，是有价值
的。但顾氏在《日知录》中是写过《因国》这一条的，他应该懂得部落搬家连地名也带过去的习惯；
可是他在斟鄩、斟灌问题上只认定其在潍县与寿光，而不重视其在巩县与濮阳，并且还否认《竹书纪
年》的史料价值，这是为什么？我们就难以解答了。
     顾氏很喜欢拿少康和伯靡复国的事跟明清之际的时事联系起来，他有一首诗是他在山东潍县、
寿光间旅行时写的，“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顾炎武诗文集》页340），是影射他自己反
清复明的意向的。本段“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云云，又是跟反清复明的事扣在
一起了。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①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
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谗②，则出此三物以诅尔③。斯屈原遭子兰
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
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
氓，其畏王④，常不如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可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
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馀习也。“明明棐常， ----------------------- Page 74-----------------------鳏寡无盖”⑤，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
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⑥，如此而已矣。      注：
     ①见 《尚书·周书·吕刑》篇，意思是说，三苗之民，受败坏政治之所
害，很多人都为乱作恶，规定下的信义不遵守，睹下的咒也背叛。
     ②见 《诗·小雅·节南山之什·何人斯》篇，《小序》曰，“暴公为卿
士而谮苏公焉……，”其第7章云“及尔如贯，谅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诅
尔斯”。
     ③“三物”，郑《笺》曰，“豕、犬、鸡也”。
     ④，斧也，斧钺也。
     ⑤此亦为 《吕刑》之语，《传》曰，“明明大道，辅行常法，故使鳏寡
得所，无有掩盖”。
     ⑥此亦为 《吕刑》之语，《传》曰，尧命重黎（即羲和）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天神无有降地，地祗 （q@奇）不至于天。由此可以揣测，在“绝
地天通”之前，按远古神话传说，地天之间是可通的，天神可以降地，地祗
可以上告于天。      讲：
     在“文化革命”时期，凡与“林办”和“江办”有取得联系渠道的，被叫做“通天”。其实，
 “通天”这个词由来很久远了。现在，我们从一些唐、宋人“类书”中看到一些纬书中保存下来的远
古神话传说的片断，说天和地是可通的，神和人是可通的，通道就在今湖南的衡山。也不是天天通，
似乎一定阶段开放一次，神可以下来调查，人可以上去申诉。可是到尧的时候，这条通道封闭了，就
是《尚书·吕刑》篇所说的“绝地天通”。自从“绝地天通”以后，人世遇到不公平事就无处申诉了，
于是出现了“诅盟”。“诅盟”是用豕、犬、鸡三物去献祭，要求神鬼主持正义，平反冤事。顾炎武
说，“君子犹有所取”的意思是，诅盟和鬼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世纠纷除开官吏审理之外的一种
补充手段，从这一点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似乎都乐得有这么一种手段，所以就保存下来了。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①子曰，《雅》、《颂》各得其所
②。夫二 《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
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
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
 《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
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
      《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③：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
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比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
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
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
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④，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
风’之目者，非。 ----------------------- Page 75-----------------------                                         四 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
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
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注：
     ①见 《诗·小雅·谷风之什·鼓钟篇》第4章，其第5句云，“以雅、
以南”。
     ②见《论语·子罕》篇，“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
各得其所。
     ③见 《礼记·乐记》；《史记·孔子世家》及《乐书》中，亦有转述。
     ④程大昌，南宋人， 《宋史》卷有传。著作多种，《诗论》是其一，书
只一卷，详见下“讲”中。       讲：
     远古时民间和上层的诗歌，据说有三千馀篇。经孔子的编选，剩下三百零五篇，这就是后世所
说的《诗经》，或《诗三百篇》。有关《诗三百篇》的内容分类和内部结构，一直有许许多多的纠
缠。大体说来，第一、分类的标准各不相同，如 （一）作诗人的手法不同，（二）演奏的场合不同；
 （三）可以歌唱与不可以歌唱的不同；（四）有了正统的“框框”之后，又有“正”（如“正风”和
非正风、“正雅”和“变雅”之类）与非正的不同，等等。第二、历代说《诗》者派别不同，主要分
 “汉派”和“宋派”。“汉派”以传诗者毛苌和《诗谱》作者郑玄为代表。宋派以郑樵、朱熹、程大
昌等为代表。“宋派”的主要势头，就是不迷信“汉说”，有时攻击“汉说”。
     按诗人手法之分类，大体曰赋、比、兴 （《诗传》以之混入风、雅、颂，共曰“六义”。“六
义”的分类是不合逻辑的）。按场合的分类，大体有朝廷之乐，宗庙祭祀之乐，乡乐，以及採风人刚
刚搜集上来的民歌。按可以跟乐器和乐谱歌唱、或者一时还不能跟乐器和乐谱歌唱、或者原来的乐谱
已经丧失了的标准来分类，那么，“汉派”认为全可歌唱（见《史记·孔子世家》与《乐书》），“宋
派”不同意此点，主张《南》、《豳》、《雅》、《颂》是主体诗，其余都是附属内容而已。可以看
出，顾炎武纯是 ‘宋派’的观点，特别是紧跟朱熹的。
     其次，当时除《南》、《豳》、《雅》、《颂》“四诗”之外，也不排斥另有一套一套宏大的
乐曲（如我们当代的《东方红》或《黄河颂》之类），曰 《武》，曰《韶》。《韶》、《武》、《雅》、
 《颂》，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四套乐曲，所以孔子才拿《三百篇》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
 《颂》之音。总之，后代对《诗三百篇》的分类和内部构成的看法是非常紊乱的，读者要细心辨析才
是。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①，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
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见《司马法》②），随车而动，如足之
腓也 （《传》曰，腓，辟也；《笺》曰，腓，当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资，
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③，郑原繁高渠弥以
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④，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
已异矣（古时营陈遇阙处，仍以车补。《周礼·车仆》掌阙车之萃。《注》，
阙车，所用补阙之车也。⑤《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 ----------------------- Page 76----------------------- 《注》，游车，补阙者⑥）。大卤之师⑦，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
 （《注》，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
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
⑧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
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⑨，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连；
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
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
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
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
三十里，故世谓之 ‘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⑩。      注：
     ① 《诗·小雅·鹿鸣之什·采薇》篇，共6章，其第5章云，“驾彼四
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② 《司马法》，传为齐人司马穰苴所著。《四库提要》云“依道据德，
本仁祖义”，观此，大体当是田齐时儒、道相糅时代的兵法书。
     ③繻葛之战，是鲁桓公5年周天子“王师”与蔡人、卫人、陈人联军代
郑之举。繻，读“须”。繻葛，《注》云郑地。
     ④《左传·桓公五年》杜预《注》云，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
以伍次之，五人为伍，此盖“鱼丽法”也。
     ⑤ 《周礼·春官宗伯·车仆》云，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
苹车之萃、轻车之萃。《注》曰，萃，副也。“戎路”，王之所乘。馀为“副”。
     ⑥见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杜预《注》。
     ⑦大卤，太原晋阳地名。是役，晋大夫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
     ⑧此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兵法的一种新布署，魏舒为之，见笑于狄，然终
胜狄。
     ⑨参看 《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本页1806—1811）。
     ⑩见 《宋史》卷331（中华本页10654）。      讲：
     这一段，是讲车战的。西周、春秋时候，华夏族使用战车作战。车上立三人，一中一左一右。
自然战车队之外，还有徒步的人员。战国及其以后，骑兵兴起，代替了车战，此后就是骑兵队和步兵
队配合作战了。顾氏谈起这件事，是从《诗·小雅》中一篇题名《采薇》的诗中的一段引发的。《采
薇》和《出车》《杕杜》三篇诗的内容，是讲周王室派遣军队去打狁，《采薇》中的两句说“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汉儒郑玄的《笺》说“腓”是芘也。芘，就是蔽。唐人孔颖达的《疏》进而演义
说，“小人之所避患”。这真是笑谈。西周、春秋时候，不劳动的贵族叫“君子”，劳动者或带有某
种依附身份的人叫“小人”。孔颖达的《疏》是说，遇见战斗，“小人”就躲起来。阶级偏见太重了。
其实“腓”只不过是下腿的肌肉发达之处，俗所谓“腿肚子”，是一身动力的重要支点。顾氏从宋人
反毛反郑的立场出发，指出“芘”说之非是，提出“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的新义，这新
义要比郑、孔旧说强多了。此外，顾氏还有一个新义，说车战是远距离射程作战，死伤人少等到战国，
对面交锋，讲究斩首若干级，杀伤率就高了。对比起来，车战还包含有某些远古的人道主义。                                         乐章 ----------------------- Page 77-----------------------      《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
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
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
诗亦亡。
     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舜命夔
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①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
下之器应之。是之谓以乐从诗（宋国子丞王普言②，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
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
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辞。于是辞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朱子曰，
诗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
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
诗者也，诗者其本而乐者其末也）。古之诗，大抵出自中原诸国，其人有先
王之风、讽诵之数，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
 《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文心雕龙》言，《楚辞》讹韵实繁）。降
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
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元稹言③，乐府等题，除《铙
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
 《仲卿》、《四愁》、《七哀》之类，亦未必尽播于管弦也）。人有不纯，
而五音、十二律之传于古者至今不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声。而谓之以
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      ……      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④，孔子以游艺
为学之成。⑤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
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⑥。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阴阳”，地理也；“四矢反兮”⑦，射
也；两骖如舞，御也；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书也；千乘三玄、亥有二首六
身，⑧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绝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
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注：
     ①见 《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谐，无相
夺伦，神人以和。”
     ②王普，字伯照，著有 《官历刻漏图》、《天文算法》等。
     ③见元稹 《元氏长庆集》卷23《乐府古题序》。
     ④“六艺”，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职下，六艺，一曰五礼，二
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简称，礼、乐、射、
御、书、数。
     ⑤见 《论语·述而》篇，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
见《礼记·少议》篇，曰“士依于德，游于艺”。
     ⑥此数语，为顾氏著为 《音学五书》的导火线和自诩。
     ⑦见 《诗·齐风·猗嗟》篇，其第3章第5句曰“四矢反兮”，大体古
射礼，矢四而射三，第四次射就算反复了。 ----------------------- Page 78-----------------------     ⑧见 《左传·襄公30年》，记晋国诸大夫谈论岁数的计算时史赵所说，
杜预 《注》说，“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之六”。      讲：
     这又是顾炎武氏的一段大手笔。在这里，他讲诗；讲中国文学史上诗的发展史；讲诗和乐曲的
关系。假如单纯从诗和乐曲配合的关系来看，又可以说是诗的退化史，一步步退化，从音响艺术退化
到纯文字的艺术了。后来的诗除有脚韵外，几乎跟散文差不多。
      除以上内容之外，他又讲到后来的人不重视自古以来声韵的衍变。这个思想在顾氏恐怕是萌发
很早的，这就成为他写 《音学五书》的滥觞。他又讲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比他
稍晚的颜元 （习斋）也讲“六艺”，这是强调“经世济用”的时代精神。
     最后要说一说的，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顾氏在前几段里（“《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讲《诗三百篇》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在本段一开始又说“皆可被之音而为乐”：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们说，在两个不同场合，作者强调的重点不同。本段命意，是拿上古的诗歌跟明、清人做诗的不同
来讲的，他说上古人诗歌本来是唱的，一配上乐谱和乐器，就都能演奏了。宋、元、明、清人做诗，
根本不考虑“唱”的问题（唱的问题已被“曲”分担去了），诗做出来顶多吟一吟。前边那一段的命
意是，在《诗三百篇》的当时，已经划分为在宗庙祭祀典礼上演奏、在朝廷政典（如现在开重要会议）
上演奏、在私人家中演奏等差别；另外一些刚刚搜辑上来，还未考虑配谱和演奏的问题。上一问题是
 《诗三百篇》在整个中国诗歌衍变史中的比较特点，下一问题是在《诗三百篇》内部区分的问题。个
人认为并不矛盾，并且这样做也不是替顾氏做什么弥补。 ----------------------- Page 79-----------------------                                  第六辑                                    四 海       《书·正义》言，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
环之①。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 （“州”古“洲”字）。然五经无“西
海”、“北海”之文，而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礼记·祭
义》。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②，——亦是概言之海。至《左
传》齐桓公言③，寡人处北海——则直指齐地。 《孟子》言，伯夷辟纣，居
北海之滨④。唐时以潍州为北海郡，而昌乐县遂有伯夷庙。⑤ （《尔雅》，
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⑥《周礼·校人》⑦，凡将有事于四
海山川；《注》，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兑”
为“泽”⑧，而不言海。《礼记·乡饮酒义》曰，祖天地之左海也⑨——则
又见右之无海矣。 （《史记·日者传》，地不满东南，以海为池⑩）。《虞
书》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11)。据《禹贡》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
犹之“西河”，即此河尔。(12)
      《禹贡》之言“海”有二：“东渐于海”，实言之海也；“声教讫于四
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迈谓，海一而已。(13)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
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
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14)。《诗》、《书》、《礼》经之称“四海”，
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15)，及屈原所谓“指西
海以为期”(16)，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
载诸史。(17)（《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18)）
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19)《汉书·西
域传》，条支国临西海。(20)后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
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21)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
(22)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寘诸北海之上。(23)而唐史又言，突厥部
北海之北有骨利斡国，在海北岸。(24)——然则《诗》《书》所称“四海”，
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云南有滇海，
安知汉、唐人所见之海，非此类邪（黄汝成《集释》引钱大昕曰，北人称海
子，犹南方之湖也）？！      注：
     (1)邹衍书已佚，此见《史记》卷74《孟荀列传》“三邹子”段引。
     (2)见《礼记·祭义》篇，此言曾子言孝，推诸东、西、南、北四海而皆
准，顾氏此处仅举西、北二例。
     (3)见《左传》僖公四年，楚君谓齐桓曰，寡人处南海，君处北海，风马
牛不相及也。
     (4)在《孟子》中伯夷居北海事凡两见，一、《离娄》上13章，二、《尽
心》上22章。
     (5)《齐乘》卷1言潍州西40里（当今昌乐境）有龙洞，宋封伯夷于此，
元朝又加封。
     (6)见《尔雅》第9《释地》，此言四极、四荒、四海，皆渺远之区。 ----------------------- Page 80-----------------------      (7)《周礼·校人》见《夏官司马》，此言王家之马政，有事于四海山川，
则饰黄驹。
      (8)《易》兑卦，象曰“丽泽兑”。此言两泽相连。
      (9)《礼记·乡饮酒》篇，言烹狗于东方，祖阳气之发于东方，祖天地之
左海。“左”，东也。
      (10)见《史记》卷127《日者列传》，此言长安卜者司马季主答宋忠、
贾谊之言（中华本页3219）。
      (11)见《尚书·虞书·益稷篇》。
      (12)《禹贡》中有“海滨广斥”、“海岱”、“于江海”、“江汉朝
于海”等，故顾氏曰一海而已，意不分言之。
      (13)洪迈，南宋鄱阳人，著《容斋随笔》，后扩之，辑为《容斋五笔》。
      (14)见《容斋随笔》卷3“四海一也”条。
      (15)“穷发之北”，见《庄子·逍遥游》，陈鼓应言，穷发，不毛之地
 （见《庄子今注今译》页12）。
      (16)“指西海以为期”见《离骚》篇，王逸《注》云过不周山左行，俱
会西海之上 （《楚辞补注》卷1页46）。
      (17)程大昌，南宋休宁人。此见所著《禹贡论》。
      (18)见《史记》卷123《大宛传》（中华本页3160），此张骞返国回报。
      (19)见《汉书》卷96上《西域传》鸟弋山离段。
      (20)同(18)注（中华本页3161）。
      (21)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安息国段（中华本页2918）。
      (22)见《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列传》（中华本页2486）。
      (23)见《汉书》卷54《李广苏建传》及卷94上《匈奴传》。（中华本
分见页2463及3772）。
      (24)《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中华本页5349），《新唐书》卷
217下《回鹘传》下（中华本页6144）。      讲：
     初看起来，这段 《礼记》似乎在抠几个字眼：海；四海；东海、南海、北海、西海。而实质上，
说的是人们对地理概念的一步步廓清。最初，人们只朦胧地知道大陆四周有水环绕。慢慢又明白了中
原左 （东）方有海，右（西）方没有海。再往后，人们区分了东海、南海和北海（渤海）。可是人们
很晚还不能区别内陆海、海和大洋之间的明确区别，所以把内陆海 （里海、黑海、贝加尔湖）看作了
西海或北海。后来，海的概念被人滥用，于是青海、滇海、洱海、居延海、草海等内陆湖泊也都叫“海”
了。从古籍中，爬梳出这个逐步廓清的过程（即便仍有当时尚未廓清的部分），对人们读古书还是有
极大帮助的。至于“四海”一辞，最初只是一个泛指“万国”的粗略辞汇；“四海之内”，只是一个
指“中原华夏”的粗略辞汇而已。                                        九州      九州之名，始见于《禹贡》(1)（《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乎九州。(2)此前乎禹而有九州之名）。《周礼·职方氏，疏》曰，
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自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
神州之内分为九州(3)（《史记·孟子荀卿传》邹衍言，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 ----------------------- Page 81-----------------------者九，乃所谓九州也）。(4)盖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后世德薄，止
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 （《河图括地象》(5)，东南神州，正南卬州，
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柱州，北方玄州，东北咸州，正东扬
州。《淮南子·地形训》同，而以西北为台州，正北为泲州，东北为薄州，
正东为阳州。《隋书》北郊之制(6)，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
州、营州、咸州、阳州。唐初房玄龄与礼官议，以为神州者国之所托，馀八
州则义不相及，遂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7)此荒诞之说，固
无足採；然中国之大，亦未有穷其涯域者。尹耕《两镇志》引《汉书·地理
志》言，(8)“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而疑不尽于禹
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观之，涿鹿 （今保安州）东北之极陬也，而黄帝以之
建都；釜山 （在怀来城北）塞上之小山也，而黄帝以之合符：则当时藩国之
在其西北者可知也 （《晋（书）·载记》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
乃移居之。(9)《通典》，棘城在营州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10)）。秦、汉以
来，匈奴他部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祖黄帝称昌意后，亦一证也 （按魏、
周诸书，惟云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
而尔朱氏无闻；宇文氏则云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今舍拓跋而言尔朱、宇文，
误也。《辽史》言，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厥后昌意降居，帝挚逊位，
至于洪水之灾，天下分绝，而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 《书》考之，禹别九州，
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书》“肇十有二
州”。《传》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
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11)高诱注《淮南子》云，古之幽都，在雁门以
北(12)）。必其前闭而后通，前距而后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则舜不得而
有之矣。此后世幅员所以止于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
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蔡仲默《书传》亦谓，(13)当舜之时，冀
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后世）。驺子之言，虽不尽然，亦岂可谓其无所自哉？！      ……      注：
     (1)《尚书·禹贡》有“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句。
     (2)见《礼记·祭法》篇第9章（最末一章）。
     (3)见《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33，叙扬、荆、豫、青、兖、雍、
幽、冀、并九州之后，贾公彦《疏》云：此中“柱”作“桂”。
     (4)见《史记·孟荀列传》（中华本页2344）。
     (5)《河图括地象》，纬书。
     (6)见《隋书》卷6《礼仪志》（一）（中华本页117）。
     (7)见《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中华本页817）。
     (8)尹耕，明代州人，严嵩时为兵备佥事，后戍辽东。于边塞防守诸事，
颇有所究。
     (9)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中华本页2804）。
     (10)见《通典》卷178（州郡八）柳城郡营州条。
     (11)见《尚书正义》卷3《舜典》孔安国《传》云云。
     (12)见《淮南子》卷19《脩务训》篇，原文曰“西教沃民，东至黑齿，
北抚幽都，南道交趾”，高诱注曰，“阴气所聚，故曰幽都，会雁门以北是。”
     (13)蔡沈，字仲默，朱熹弟子，奉熹遗意，著《尚书集传》6卷。蔡氏 ----------------------- Page 82-----------------------事见《宋史》卷434《儒林》《蔡元定传》附（中华本页12876—12877）。      讲：
     现在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句话没有错，并且若干年来以此激励着中国人的爱
国主义，效果和作用都很好，很大。但远古时候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活动地域却和后来华夏人、
汉人的活动地域，稍有出入。炎黄之世，活动地域偏北，后世逐渐向南发展，所以在文献中便出现“九
州”和“十二州”的差异。“十二州”比“九州”多出来的地域，多是今河北最北部、内蒙、辽宁和
黑龙江的一些部分。大体在尧以前，炎黄集团在这一带活动；后来洪水到来，“褱山襄陵”。颜师古
说，“褱”（怀），包也；“襄”，驾也。高洪水泛溢，包山驾陵，人各就高陆而居，得十二处，这
是“十二州”的来历。洪水退走，禹平水土，按与后世郡县划分相类似的办法，定为“九州”。所以
不要认为舜在前禹在后，怎么活动地域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不是这样。要留意两点：一是洪水前和
洪水后不同，二是自然民居与行政区划不同。这“九州，”牢牢传统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固定生活
领域，又曰“神州”。与“神州”同档次的据说还有8个，即所谓“大九州”者。后世“国家“概念、
 “领土”概念逐渐明确化，不能把“历史上曾经活动的地域”和“国家领土”混为一谈，所以唐太宗
时房玄龄建议在北郊祭祀大典中撤去八座、仅祭神州，这是人们对“国家领土”与“活动地域”严格
区别的重要标志。近世有些邻国的史学工作者有意模糊这种“国家领土”与“活动地域”的区别，说
中国某某地区应该是他们的领土，这明显是为民族沙文主义服务的，在历史科学上也是一种有意的歪
曲。                                            姓      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妫，虞姓，出颛顼，
封于陈。姒，夏姓，出颛顼，封于杞、鄫、越 （《传》云，沈姒蓐黄，春秋
时无考①）。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小戎，亦子姓。②）姬，周姓，
出黄帝，封于管、蔡、郕、霍、鲁、卫、毛、■、郜、雍、曹、滕、毕、原、
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吴、虞、虢、郑、燕、
魏、芮、彤、荀、贾、耿、滑、焦、杨、密、隋、巴诸国 （骊戎、大戎皆姬
姓）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自太皞。秦、赵、梁、徐、郯、江、黄、
葛、麇、嬴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姓（左）隐十一年《疏》引《世
本》，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国皆任姓）；南燕，姞
姓也，自黄帝 （密须亦姞姓。《国语》又有酉、滕、箴、荀、僖、儇、依七
姓，其封国在周世无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权，羊姓；邾、
郳、曹姓；鄅、偪、阳，妘姓；鬷夷，董姓也：——自祝融 （《国语》又有
彭、秃、斟三姓，在周世无考）。齐、申、吕、许、纪、州、向，姜姓也，
自炎帝（又有姜戎）。蓼、六、舒、舒鸠，偃姓也，自咎繇。胡、归姓；邓，
曼姓；罗，熊姓；狄，隗姓；鄋瞒，漆姓；阴戎，允姓，六者不详其所出（《国
语》以莒为曹姓、越为芊姓，与此异）。略举一二论之，则今之孟氏、季氏、
孙氏、宁氏、游氏、丰氏，皆姬；陈氏、田氏，皆妫；华氏、向氏、乐氏、
鱼氏，皆子；崔氏、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芊。自战国以下之
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      注：
     ①见 《左传·昭公元年》，《疏》云，金天氏裔孙台骀，为颛顼臣，沈、
姒、蓐、黄，台骀之后，晋人主汾水而灭此四国。 ----------------------- Page 83-----------------------     ②见《左传·庄公28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小戎子生夷吾。杜预
注曰：子，女也。                                     氏族       《礼记·大传·正义》，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
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
若适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
子，则以二十字为氏 （《记》所云“冠而字之”之“字”①），则展氏、臧
氏是也。若异姓，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
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凡赐氏族者，比为卿，乃赐。有大
功德者，生赐以族，若叔孙得臣是也；虽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则以公子
之字赐以为族，若仲遂是也；其无功德、死后乃赐族，若无骇是也 （按此论
亦多不然，详见卷4“卿不书族”条②）。其子孙若为卿，其君不赐族，子
孙自以王父字为族也。“氏”、“族”对文为别，散则通也。故《左传》
云，“问族于众仲”，下云“公命以字为展氏”③是也。其姓与氏，散亦得
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④
     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战国策》甘茂曰，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
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⑤不言“姓”而言“族”，可见当时未尝以“氏”
为“姓”也）。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汉书·恩
泽侯表》褒鲁节侯公子宽以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
子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后更为姬氏。公子、公孙，氏也；姬，姓也：此变
 “氏”称“姓”之一证（黄汝诚《集释》引沈氏（按，名彤）曰《大传》庶
姓别于上《疏》，以氏族解之。然则汉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      …………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
高祖则曰姓刘氏。      注：
     ①“冠而字之”，一见于《仪礼·士冠礼》，原句曰“宾字之，冠者对”。
另一见于《礼记·郊特性》末章“冠义”段。
     ②见 《日知录》卷4“卿不书族”条，指出卿大夫赐氏亦有前后不同，
大体隐、桓之时赐者尚少，庄闵以后赐者寝多。
     ③见 《左传·隐公八年》，略云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于众仲，
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
公命以字为展氏。
     ④此段顾氏引《正义》文甚长。文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34《大
传》篇第16孔颖达《疏》。
     ⑤见 《战国策》《秦策二》，参看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页230—
231、 237—239。      附钞：《原姓》（节录）（原文见《顾亭林诗文集》卷1、页11—12）。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
国君无氏，不称氏（而）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而）称 ----------------------- Page 84-----------------------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 （而）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
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
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
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已嫁也，
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既卒
也，称姓，冠之以谥。……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
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
而族类乱。       讲：
     在这里，我们安排了《日知录》中的两段《札记》和《亭林文集》中一小篇文章的节录，三者
连在一起，为大、中学历史、语文老师提供了一份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历史中的“先秦段”，其不同
于其后诸段之处甚多，但最特征性的地方在于血缘贵族是整个社会的主宰集团。血缘贵族之外，还有
自由民、半自由民、奴隶（家内奴隶与生产奴隶），这些人统叫“庶民”。庶民，只有本人的名字，
不带“姓”和“氏”。只有血缘贵族才有姓、氏标志，而“姓”和“氏”二者间还有很大的区别。“姓”，
是贵族的血缘标志，标志出自“五帝”传统中的哪个血缘家族。“氏”不是自然传统而是人为后果的
标志，标志此人的祖或父曾做何官、封在何邑、死后得了什么美称，等等。似乎带有一种“亮牌子”
的含意，所以男子都有“氏”。并且，这种“氏”不是自取的、自命的，而是由分封国家的国君（诸
侯级）赐给。“姓”的标志，只在妇女身上保留，“姓”字之外，习惯还另有一字，未出嫁者以在娘
家家中的排行标志，出嫁给国君的以国名标志，嫁给大夫的以大夫的“氏”或“谥”标志。春秋、战
国时候，人们的“姓”、“氏”身份标志，就是如此复杂。不掌握这些复杂特点，譬如读《左传》《国
语》就会有很大困难。顾氏有鉴于此，乃写了像如上三段的内容。自秦汉以后，“姓”“氏”混合在
一起了，这由于血缘贵族集团已经不是社会的主宰。但秦、汉以后，姓氏问题又出现新的复杂化，世
家大族自创谍谱，于是伪托、溷冒、攀援诸现象接踵而生；兼以少数民族与汉族间胡冒汉姓、汉冒胡
姓现象，亦有发生。这给中古和近古史的姓氏问题，又增添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
说，清朝文史学者只在“地理、“官制”两个项目底下，做出了一点成绩，其馀就很不行，如“食货”、
 “乐律”、“姓氏”、“刑法”等项目，就需要后人多加努力（见《自述学术次第》）。这个话是很
有启发性的。“姓氏之学”，应该是史学工作者肩负起来的一个分枝。                                          黄 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1)，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
 (2)，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汉书》作十万斤）(3)。卫青出
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4)（古来赏赐之数，莫侈于元成宗
即位，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
丽王王昛三万两，其定诸王朝会赐与，有至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者(5)）。
梁孝王薨，藏府馀黄金四十馀万斤(6)；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
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7)王莽禁列侯以下，
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
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8)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
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9)，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
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10)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
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11)《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
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颖胄起兵， ----------------------- Page 85-----------------------乃取此龙，以充军实。(12)《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
至有百簉；银五倍之。(13)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
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按指唐律）乃赎铜。
(14)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
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15)今以目所赌记及 《会典》所载国初
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
(16)每钞一贯，拆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
 “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
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
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
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
又令交趾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
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 （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
货无厌，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17)）。幼时见万历中赤金只
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18)将何时而见
与？！      ……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
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19)《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
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
作。(20)《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以下五帝
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
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21)《齐书·东昏侯本
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
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 ‘金涂’，犹不能足。(22)《唐书·敬
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
图障。(23)《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金铸宝皇及
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24)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官，甍栱栾楹，全以金饰，
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25)《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
遍敷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26)《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
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
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27)（《吴澄传》言，粉
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28)《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
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29)此皆耗金之繇
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30)
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31)（《宋史·真宗纪》大中祥
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32)《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
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33)《哲宗纪》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34)
 《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35)
 《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36)《元
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37)）。而《太
祖实录》言，(38)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
销镕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 Page 86-----------------------     注：
     (1)见《史记》卷57（中华本页2072）卷10（中华本页418）同。
     (2)见《汉书》卷69（中华本页2947）。
     (3)见《史记》卷12《武帝本纪》，栾大与少翁（文成将军）同师，二
人向汉武帝言神仙神鬼之事。后不验，被诛。《汉书》此事见卷25上《郊祀
志》。妻以卫长公主时，《史》言“赍金万斤”、《汉》言“赍金十万斤，”
相差十倍，不可解。而《通鉴》亦言“十万金”。
     (4)见《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中华本页1159）。
     (5)见《元史》卷18《成宗纪》（中华本页382）。
     (6)见《汉书》卷47《文三王传》（中华本页 2211）。
     (7)馆陶公主与董偃事，见《汉书》卷65《东方朔传》（标点本页2853）。
     (8)见《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中华本页4188）。
     (9)见《后汉书》卷1《光武纪》（中华本页32）。
     (10)见《三国志》卷6《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中华本页 180）。
     (11)见《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中华本页943）。
     (12)见《南齐书》卷38《萧赤斧传》附（中华本页667）。
     (13)查《梁书55武陵王（萧）纪传》中无此条。《南史》中见之（中华
本页1332）。
     (14)见《尚书·舜典》“金作赎刑”句下（参看《十三经注疏·尚书正
义》卷3孔颖达《疏》。
     (15)见《宋史》卷296《儒林杜镐传》（中华本页9878）。
     (16)指《大明会典》，徐溥纂，凡180卷。
     (17)见《辽史》卷110。（奸臣）《张孝杰传》（中华本页1487）。
     (18)“投珠抵璧”，意谓不爱货贿。
     (19)见《三国志》卷49《（吴书）刘繇传》附《笮融传》（中华本页1185）。
     (20)见《三国志》卷50《何姬传》裴注引《江表传》（中华本页1202）。
     (21)见《魏书》卷114《释老志》，此言北魏文成帝时罽宾沙门师贤所
倡，文中“缎”字，有勘为“级”字者。“二十五万斤”有勘为“二万五千
斤”者，但中华本不取，仍“二十五万”之旧（中华本页3036）。
     (22)见《南齐书》卷7《东昏侯（萧宝卷）纪》，此言东昏爱姬潘氏事。
     (23)见《旧唐书》卷17上 （中华本页516）。
     (24)见《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长孙王继鹏（更名昶）事。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有此事。
     (26)见《金史》卷5《海陵王（废帝完颜亮）纪》（中华本页117）。
     (27)见《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至元25年四月条下（中
华本页311）。
     (28)见《新元史》卷171《吴澄传》。
     (29)见《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中华页658）。
     (30)叶子奇《草木子》（明天启刻8卷本）4卷下《杂俎篇》。
     (31)按此不见《武帝纪》，见《高帝纪》（中华本页14）。
     (32)见《宋史》卷7《真宗纪》（中华本页136）。(33)见《宋史》卷
10《仁宗纪》（中华本页208）。
     (34)见《宋史》卷17《哲宗纪》（中华本页325）。 ----------------------- Page 87-----------------------      (35)见《宋史》卷322《刘庠传》（中华本页10450）。
      (36)见《金史》卷6《世宗纪》上（中华本页139）。
      (37)见《元史》卷24《仁宗纪》（中华本页540）。(38)即《明实录·洪
武实录》。       讲：
     这是 《日知录》中很重要的一段札记。顾炎武氏在这段札记中源源本本地排列出材料，说明秦
汉及其以后、南朝齐梁以前，史料中使用金的量是很大的。看起来这些金主要支付于军功报偿，以及
一般的赏赐。很少表现在交换。继之，他又源源本本地表述，由于佛事的兴起、偶像的铸造和镀饰，
又造成了金的大量销耗。元明的帝王甚至下诏不准制造金箔和金线。顾氏两次提到北宋大臣杜镐回答
宋太宗的话，并予以肯定。本世纪三十年代金汉升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篇讲中古经济的
长文中，也大体衍用了这种说法。
     但历代对西汉为什么那么多金？西汉的金是黄金还是其他金属 （如铜或各种合金）？都有过质
疑和揣测。如本节第14条注释涉及到的《尚书·舜典》篇唐人孔颖达《疏》中有一段文字，顾氏即未
涉及。文曰，“古之金、银、铜、铁，总名为‘金’，别之四名耳。《（尔雅）·释器》云，黄金谓
之 ‘■’，白金谓之 ‘银’，是黄金、白银，俱名‘金’也。《周礼·考工记》攻金之工，……其所
为者有铜有铁，是铜、铁俱名为 ‘金’。”查《史记》《汉书》中许多处写明“黄金”，但又有许多
处只写“金”，那么这些“金”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即金的重量记载如此巨大，从五千斤到万斤，如何支付？如何领受？按秦汉
一斤重258.24克，约当市斤之0.5165。也就是说，汉代一斤等于目前一市斤的一半微多一点。即以
一半计，赐金五千到万斤，也是两千五市斤到五千市斤之重，也就是说，是一吨到两吨之数了。这数
字是惊人的。至于支付手段，《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说出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诸赐金不言‘黄’
者，一斤与万钱”。万钱是十贯，五千斤就是五万贯，万金就是十万贯，支付手段由铜钱来折付金额，
这就较容易被人理解了。这些周折，顾氏是原应该说得更清楚些的。乾隆时赵瓯北 （翼）在其《廿二
史札记》中写了一条与顾氏大体类似的札记，略增补了几条材料，在辨析和推动认识上并没有前进多
少。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
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
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① （谢肇淛曰，汉银八两，值钱一千。
②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 《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
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
其天下自五岭以北，现採银坑，并宜禁断。③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
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
广之城，则全以金银为货。④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⑤元
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
溪、峡，用水银、朱砂、缯綵、巾帽以相市。⑥《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
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⑦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
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
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
二贯。公私同现钱用。⑧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
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馀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 ----------------------- Page 88-----------------------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
⑨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注：
     ①见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 （中华本页1152）。云币分二等三
品，三品为白金，二等上等为黄金，下等为铜钱半两。
     ②谢肇淛，明长乐人，万历进士，《明史》卷286《郑善夫传》有附传。
此见所著《史觿》。
     ③见 《旧唐书》卷14《宪宗纪》元和三年（中华本页426）。惟亭林所
据版本与今中华本所据版本间，容有小异。
     ④见 《通典》卷9《食货》九。
     ⑤见 《全唐文》卷549韩愈《钱重物轻状》。
     ⑥见 《元氏长庆集》卷34《钱货议状》篇。
     ⑦见 《宋史》卷10《仁宗纪》（中华本页200）。
     ⑧见 《金史》卷48《食货志》（中华本页1076）。
     ⑨同上注 （页1089）。      讲：
     这段主旨是讲，在宋末、金、元以前，银在制货币原料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金、元以后直
至明、清，银作为货币用金属，越来越重要了。
     文内所引杜佑《通典》及元稹奏状诸条，读者值得重视起来，因为它反映中国一直是个大国，
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表现情况，因地域而异。有的地域已经使用金银，有的地域则使用铜钱，有
的地域则在半自然经济状态，杂用谷帛。所以在讲述某一历史段落的经济时，要留意地域间的不平衡
性，不可用“一刀切”的办法去处理。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财贿。(1)《注》，财，泉（古“钱”字）谷
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2)（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3)）。《荀子》
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4)而《汉律》有‘口算’（《孝惠纪·注》：
 《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5)），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
于田亩也。唐初， ‘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
 《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黄汝诚《集释》引任源祥（王谷）
曰，行钱之法，惟曰钱粮纳钱。自明季以来，尽数纳银，钱于是铸而不行。
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
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 ‘金花’外，
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
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6)）。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7)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馀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
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
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
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
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 Page 89-----------------------     ……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
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
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现钱，
皆纳布帛。(8)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
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9)（景祐初，诏，户在九等免折变(10)）。熙宁中，
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
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现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11)（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12)苏轼亦言，《免
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 ‘钱荒’之患(13)）。绍熙元年臣僚言，
(14)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
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
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
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 (15)而真
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16)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 《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
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17)，计之善者也。愚（按，顾氏自称）以为天
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馀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
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18)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
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馀。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
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注：
     (1)见《周官·天官·大宰》，所谓“九赋”，包括邦中之赋、四郊之赋
等。
     (2)同上注《周礼注疏》（见《十三经注疏》）卷2，“赋口，率出钱”。
郑玄 （康成）所注如此。
     (3)方回，宋末进士，降元。《古今考》1卷、《续古今考》37卷，传为
魏了翁未就稿，方回足成之。大体对郑玄释周礼多有不同意见。
     (4)见《荀子》卷6《富国篇》。
     (5)见《汉书》卷2《孝惠纪》应劭《注》，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奴
婢倍算，罪谪五算。
     (6)任元祥，字王谷，清宜兴人。
     (7)见《孟子·尽心》上。原段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
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
     (8)见四部丛刊本《李文公集》卷9，木刻页71。
     (9)见《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本页4203）。
     (10)见《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本页4208）。
     (11)见《宋史》卷180《食货》下二（中华本页4384）。
     (12)见《宋史》卷336《司马光传》（中华本页10765）。
     (13)见《宋史》卷338《苏轼传》（中华本页10810）。 ----------------------- Page 90-----------------------      (14)见《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本页4220）。
      (15)同上注。
      (16)见《宋史》卷277《何蒙传》（中华本页9444—9445）。
      (17)解缙，朱元璋旧臣，朱棣下之狱，埋雪中死。《明史》卷147有传，
言《太平十策》，文多不录；然后世丛书中每有遗文。
      (18)刘晏，《旧唐书》卷123有传，与元载、杨炎主持国家财政，三人
互相倾轧。      讲：
     顾炎武虽是十七世纪最大的史学家，但受了时代的局限，他对历史发展的宏观，不免有其不足
之处。其不足之处在于，他对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互为转化，未曾着重地留意，而牢牢抱住中古自
然经济，认为它是最完善的，对农民最有利的。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指以商品、货币、交换
相对不发达为条件的、以个体农业与个体手工业牢固结合为特征的一种经济。这种经济的好处，是容
易保持社会生产和秩序的稳定性，而其缺点则是容易使社会停滞，不容易向发展道路冲出新的方向。
与此相反，商品货币经济，虽然一方面有着引发投机倒把、高利盘剥、官吏加紧贪污腐化的种种弊病，
但其优点是能带动社会前进的脚步，提高社会各方面生产量的增高，在最终结点上提高人民 （也包括
农民在内）的生活水平。单以农民说，自然经济给他带来的是眼前利益，不需要在缴纳租税时忍痛把
粮食和绢帛卖掉，折成钱和银子。但货币经济却可以给他带来发展中的利益，如晚明时候一些农民转
化成经营性的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者，既促进了社会繁荣，又使自己发了家、致了富。顾氏熟悉江南
情况，对此新动向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但他对唐中叶的《两税法》改革和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却一直
采取反对的态度。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明初的封闭和冻结，比唐中期以后和宋朝，不觉又凝固、沉滞了
许多，所以顾氏主张把粮食存储在地方上 （这跟他政治上的“地方分权论”恰好一致），只把少量粮
食由官吏折成银钱上缴中央政府。试想在皇权日益威猛、贵族大官日益贪污侈糜的情况下，敲骨剥髓
之不足，折这么一点银钱够支付吗？所以，顾氏的这段议论，跟解缙的议论一样，到头来不过是一种
书生之见罢了。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1)，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
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2)古金三品：
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
 (3)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
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5)，即铜人也（《三辅旧事》曰，聚天下
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6)《魏志》云，董
卓坏以铸小钱(7)）。吴王阖闾冢铜槨三重(8)；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槨(9)。战
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
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
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
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10)考之于史，自
汉以后，铜器绝少，唯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11)。又铸黄龙、凤
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12)自此之外，
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13)而现存
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黄汝诚引杨简
在曰， 《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寿安山寺，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 ----------------------- Page 91----------------------- (14)……）。      注：
     (1)江淹 （文通）传见《梁书》卷14、《南史》卷59。此见《越绝书》。
     (2)见《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
与之盟云云。
     (3)见《史记》《孝武本纪》与《封禅书》（见中华本页1394）。
     (4)见《战国策》卷18《赵策》一，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页869
—70处言之。董安于，赵简子之“才臣”，“世治晋阳”。“安”一作“阏”。
     (5)见《史记》卷6《秦始皇帝本纪》（中华本页239）。
     (6)《三辅旧事》，已佚。此见《史记·索隐》。
     (7)见《三国志》卷 6《董卓传》（中华本页177）。
     (8)见《史记》卷31《吴世家》裴 《集解》引《越绝书》（中华本页
1468）。
     (9)见《史记》卷6《秦始皇帝本纪》云“穿三泉，下铜而致椁”；而徐
广曰“铜”一作“锢”（中华本页265）。
     (10)《艺文类聚》卷60“军器部·刀”。
     (11)见《三国志》卷3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本页110）。
     (12)见《旧唐书》卷22《礼仪志》二（中华本页868）。
     (13)《三国志》《刘巴传》裴《注》（中华本页982）。
     (14)见《元史》卷21《英宗纪》一，此至治元年12月末事，非3月。      讲：
     这一段说的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从历史上看，铜的开采量自中古以来，表现为越来越少了。
它的用场，逐渐为铁所取代。 ----------------------- Page 92-----------------------                                        第七辑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弥谦①，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      巧召杀；忮召杀；②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安、
史诸凶之馀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
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注：
     ①弥 （mí迷）：更加。
     ②忮 （zhì志）：嫉妒。      讲：
     我将《日知录》中如上四段选录出来，其一，以见《录》中长段虽可至五千言以上、短段可至
九个字 （这已不像札记，而像座右铭了）。其二、以见唐、宋、元、明以来，中国南北风气已形成各
自的特点，互成对照，且与上古、中古之对照形势不同（详下文）。其三、以见近古期以来，社会财
富愈多、财富愈集中、财富集中者则愈贪婪，对人愈吝啬。两段之中，均涉及“吝”，非偶然也。
     现在，专门谈一谈南北风气的对照问题。南北风气之出现差异，虽与梁、陈诸帝、安、史诸凶
不无关系，但究非其根本的原因。举一小例。北齐高欢诸子，论血缘，乃胡、汉杂揉之人；论地域在
邺城，不得谓“南”；论时代，早在安史之前。而其淫其狠，可谓登峰造极。故南北差异之出现，恐
一，在于生产之发达与不发达、财富积聚量之大与不大；二、在于专制主义集权之严重与不严重。公
元三世纪，江南尚在水耕火耨之时，生产力低，生产品少，故东吴顾雍之知名，尚须蔡邕之推奖。四
世纪以来，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晋室南渡，历宋、齐、梁、陈，江南生产水平日渐提高，文化
亦随之而渐高。迨“十国”时南唐、吴越、闽、楚、蜀诸国，逐渐达到全国领先地位。至元朝，其民
族统治政策，于“蒙古”、“色目”之下，设立“汉人”。“南人”（蛮子）二等，以便于其统治。
而此种政治歧异，亦加深了“南”、“北”之别。至于明代，北方日渐落后，南方（特别是“江东”）
日渐繁荣，于是如顾氏所云“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无所用心”诸特点，乃日益显著。在学者
中，南方学者之骄傲与北方学者之不服心理，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笔者在大学肄业时，犹有明显
的觉察。当时诸沈诸马，盛气确乎凌人。此所以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有“江淮之间、仅馀半通”
 （《五通》）之谑。其实南北双方，历来皆有气象博大之学者，亦皆有浅陋计较之辈，固不可以南北
分其畛也域。 ----------------------- Page 93-----------------------                                       行幐       《诗》“邪幅在下”《笺》云①，幅，如今行幐也。偪束其胫，自足至
膝。 《左传》“带裳幅舃”②，《注》同，亦作“偪”。《礼记》“偪履著
綦”③；《释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幐，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
便也。④ 《战国策》，苏秦赢幐负书担囊。⑤《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
幐。⑥ 《旧唐书》，德宗入骆谷，遇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东
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
乘舆，相与齧臂为盟，着行幐钉鞋，更鞚上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
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军将军，宠遇其厚⑦。      注：
     ①见《诗·小雅·鱼藻之什·采菽》篇，诗5章，其第3章开始两句曰，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意为诸侯见天子，装束严整，不敢怠慢。
     ②见 《左传·桓公2年》，鲁大夫臧哀伯之谏，谏的大意是不可违越制
度，“带、裳、幅、舃，”就是人君装束制度的四个内容。
     ③见 《礼记·内则篇》，首讲为子之人如何事奉父母，一清早要洗脸漱
口、鞋带要绑紧之类。
     ④ 《释名》为汉刘熙撰，今本8卷，此见“释衣服”节。
     ⑤见 《战国策·秦策（一）》，记苏秦不纳于秦，去秦而归，“赢媵履
，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
     ⑥见 《三国志》卷54《吕蒙传》（中华本页1273）。
     ⑦此条不见于 《旧唐书》而见于《资治通鉴》。      讲：
      “行幐”亦作“行縢”，就是近世所谓的绑腿。部队战士多打绑腿，取其行走和跳越的便捷。
顾氏写这一条的意思，是想把文献中有关打绑腿这件事的资料累积在一起，看取其传统由来。在我们
读者方面，则应由此看出顾氏读书之细密，处处留心，连打绑腿这么一件事也不放过，用一条札记说
出它的由来。故凡治学为史之人，必师顾氏之精心读书，细密看取，处处留心。                                       土炕      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诗·瓠叶·传》，
 “炕火曰炙”；《正义》曰“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①）。
 《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②《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
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③ 《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
④是盖近之，而非炕也。 《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作长坑，下然煴
火以取■ （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水经注》，土垠县有
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
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⑤此今人暖房
之制，形容尽之矣。      注：
     ①参看 《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卷15之3，“传”即“笺”，东汉 ----------------------- Page 94-----------------------郑玄 （康成）作。“正义”即“疏”，唐孔颖达作。
     ②见《左传·昭公十年》。寺人柳宋平公宠之，元公恶之，柳炽炭于位，
又得宠。
     ③ 《新序》，西汉末刘向作。
     ④ 《汉书》卷54《苏武传》（中华本页2461）。
     ⑤见 《水经注》卷14“鲍丘水”条，“塈”原作“暨”，王国维引《尚
书·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作“塈”。即土坯；陕西
人至今犹呼“胡塈”。      讲：
     土炕是北方寒冷地区人们生活中的一桩事物，一般认为辽、金、元以来更加普遍。顾氏此条指
出，在辽、金、元以前的汉、唐，甚至先秦，人们也在做使用土坯（塈）底下架火上边取暖的试探了。
 《水经注》一条，尤为内容丰富多彩。土垠为今之河北丰润县。由此一条可见，《水经注》一书以河
流为网，编织进去很多很宝贵的人文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重点阅读，从其中摘取到资料的幅度是极
大的。                                         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
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①《诗》云“寺人孟子”②、《易》之
 “阍寺”、《诗》之“妇寺”④、《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
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⑤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
舍通谓之“寺”。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
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石林燕
语》⑥，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裔宾客。
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负经至，舍于鸿胪寺；既死、尸不坏，因
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即洛中白马寺也。僧居称寺本此）。      注：
     ① 《周礼·天官冢宰》，有“寺人”之职，掌内人（内御）女宫（女子
受宫刑者）之禁。
     ②见 《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巷伯》篇，诗7章，其第7章首二句云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③见 《易·说卦》；（艮）“为阍市”。
     ④见 《诗·大雅·瞻卬》：“时维妇寺”。
     ⑤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有寺人披，成公十七年晋有寺人孟张，襄
公二十六年宋有寺人惠墙、伊戾，昭公十年宋有寺人柳，哀公十五年卫有寺
人罗。
     ⑥《石林燕语》凡10卷，北南宋之际叶梦得著，文绍奕作《考异》一卷
附其后。      讲：
      “寺”字古今三变，虽是不大的问题，但与前选“山西·河东”条一样，初学者假如一时弄不
清楚，对阅读古书、体会书义，影响不小。举一小例。笔者年轻时查黄巾起义之事，翻至《后汉书·皇 ----------------------- Page 95-----------------------甫嵩传》，得知黄巾初起，言“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等语，“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在这个“寺”
字上谬以为仅指僧寺，致彷徨不得其确解。当时如先读顾氏此条，则即刻可以确解为政府衙门之义。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
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曰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
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
处、曰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①，以京畿、
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
不当称省。      注：
     ①黄汝诚 《日知录集释》订“七年”为“九年”。      讲：
     现在我们说某某省、某某省，很顺口，很习惯。但不少人却不知道“省”字源自“中书省”。
 “行中书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务院分理处的意思。本书第二辑中，有关“州”、“郡”等机
构之设置及其时大时小的衍变，已有叙说。“省”的诠释，也是相同类的内容。                                         骑       《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①；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
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
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
归。②《正义》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
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者，是也。③《曲礼》云④，前有车骑者，
 《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
⑤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
     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
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敌于大卤
⑥，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⑦——其不利于
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
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⑧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虏，⑨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⑩
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
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
 “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注：
     ①见 《诗·大雅·文王之什·緜》篇，诗9章，此第2章首两句。
     ②时鲁昭公逊 （被逐离位）于齐，季孙文子有异志。左师展欲以单骑携
公归。 ----------------------- Page 96-----------------------     ③苏秦语见 《史记·苏秦列传》（中华本页2247）。时说赵君。
     ④见《礼记·曲礼上》第37章，言国君与于盟会，举其旌首，“前有车
骑，则载飞鸿”。
     ⑤刘炫，《隋书》卷75有传，著述甚富，有《春秋攻昧》一书。他是孔
颖达的老师“二刘”之一
     ⑥ 《左传·昭公元年》，晋师败群狄于大原，《注》曰，即大卤。“崇
卒”，“祟”《注》曰“聚也”。魏舒毁车为步阵。
     ⑦见 《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段，中山国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
而无道，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谿以迎钟。智伯师
随之，遂灭中山。
     ⑧公子成谏胡服，见 《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本页1808）。
     ⑨见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置武刚车，《集解》曰，
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
     ⑩见 《史记·项羽本纪》（中华本页314）。      讲：
     在本书第4辑中有“小人所腓”一段，讲到先秦的战车作战制度。战车制度的作战，也并非‘清
一色’的战车，也有作战附属人员（步卒、炊家、厩养、樵汲等），他们“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
止相扶”。顾氏把这段意思发挥得很好。现在这一段的主旨则是，驾车作战和单骑作战，是在什么时
代交替的？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说法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说法基本不差。大体西周、春秋，战
车作战；战国以来，单骑步卒，配合作战。但这是就基本情况而言的，不可以绝对化。战车为主之时，
亦有步卒之配合；单骑步卒作战之时，亦有战车排成之守卫工事。惠栋就《韩非子》已记秦以二千骑
赠重耳之事持其异议，此琐节考据家之“见木不见林”而已。                                        烧荒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
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①是
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战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
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②。
      《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卤（按，即
 “虏”）莫善于烧荒，盖卤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
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卤马来侵，半日可至，乞勅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
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卤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
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珵（后改名有贞）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
营将官巡边③。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
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各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瞭。如遇边寇出没，即
相机剿杀。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注：
     ①见 《新唐书》卷219（中华本页6172）。
     ②义渠，西戎之国，在今庆阳一带。此见 《战国策·秦策》卷2，高诱
 《注》不释“获”字。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在页225处加按语，谓“获”
为衍字。“焫”，亦烧义。 ----------------------- Page 97-----------------------     ③亦见 《明实录·英宗实录》。      讲：
     在旧中国历史上，自东北至西北国境周边的少数民族，确曾多次地干扰过中原人民的生活，因
此，中原国家也曾采用了各种的防御手段，“烧荒”即其中之一。但从中亚和元朝的资料中也每每看
到，不为防御也进行烧荒。草烧掉后的灰，可以充当春草复生的肥料，游牧人明白了这种道理后，也
主动进行烧荒。                                          代      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①《正
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
得恒山■，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② 《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
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③此则今
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
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今蔚州东二十里相传有代王城）。十年，陈馀反，
十一年破豨、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
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④（如淳以为，先都晋阳，后迁中
都）；又立子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矣。又按卫绾⑤，代大陵人。
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
州之名自隋始。⑥ （黄汝成《集释》引阎氏曰⑦，汉光武以卢芳为代王，都
高柳。高柳故城在唐云州定襄县。晋愍帝以犄卢为代王，城盛乐为北都，修
故平城为南都。拓跋珪立为代王都云中，在朔州北三百馀里，后徙都平城，
置代尹。是代尚有四，不止如顾氏云“三迁”也）。      注：
     ①见 《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本页1789）。
     ②同上注。
     ③见 《水经注》卷13“湿水”条下。
     ④见 《汉书》卷4《文帝纪》三年（中华本页119）。
     ⑤见《卫绾传》，《史记》卷103（中华本页2768）；《汉书》卷46（中
华本页2200）。
     ⑥见 《隋书》卷30《地理志（中）》“雁门”条下，云开皇5年改代州
 （中华本页852）。
     ⑦见阎若璩 《潜邱札记》卷3。      讲：
     在本《导读》第一辑中，注讲者选录了《大原》一条。本条是该条的兄弟篇章，都是在讲一个
地理上的地名，会有几个不同方位。“大原”，一在晋阳，一在平凉。“代”，一在蔚州，二在晋阳，
三在平遥，而今之代县（代州），则自隋开皇5年（585）始。这些篇章，窃以为对于中学、大学历史
基础课老师、大学历史系学生和研究生，都有很大好处，足以启发他们警惕误差，保持准确。同时，
我们也并不认顾氏是什么“绝对权威”，商榷是非常自然的，谁也无权不允许。但有不少“商榷”，
则动机不纯，不在学术争鸣，而在削弱旧权威以树立自己的新权威。这自阎氏即已如此，于今为甚了。
这是品德问题；对未来学风，亦会带来不良影响。阎氏名若璩，号百诗，原籍太原，寄籍淮上，其父 ----------------------- Page 98-----------------------阎牛叟与顾亭林、王山史均为至交。顾氏学问醇厚；阎氏亦不得谓“薄”，但生性喜在学问上找别人
的“漏子”，有时不是“漏子”，也要拿来当“漏子”攻，以显示自己比对方本事大。如本条中顾氏
所举三方位，并没有错；阎氏所补四个方位，难道顾炎武连这点知识都不具备吗？不是的！拓跋氏为
游牧族，其定居方位较汉人更不固定、更不稳定，故顾氏不及之。而阎氏认为好容易找到漏洞了，黄
汝诚所引一段尚有有意未载的几句，滋补足之如下：——
      “或问，古学以何为难？曰不误。又问，曰不漏。”
     阎氏之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不敢说顾“误”，但轻轻点出顾氏“漏”，以显示自己的更
为饱学。这种学术风骨，真是太差劲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刘盼遂氏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畅言“寸
铁可以伤人”。呜乎！日怀“伤人”之念于方寸之中者，岂得谓为君子乎？！为了未来久远的学风，
我们不应该不予阎若璩、刘盼遂辈小家子考据派以应有的谴责。                                            陉      今井陉之“陉”，古书有作“銒”者，《穆天子传》“至于钘山之下”
是也（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邢）①。有作“研”者，《汉书·地理志》
 “上党郡有石研阙”，②是也。有作“山■”者，《晋书·石勒载记》：“使
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山、大破之”。③是也。有作“硁”者，《晋书·胡
奋传》“顿军硁北”，④是也。有作“■”者，扬子《法言》“山■之蹊”，
⑤是也。有作“径”者，李尤《函谷关赋》：“于北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
径，贯越代朔，以临北庭”。⑥是也。      注：
     ①此言穆天子西征初发之时，“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至于銒山之
下。……天子猎于銒山。……北循銒沱之阳。”此言自今石家庄一带经井陉
进入五台与恒山西侧。
     ②见《汉书·地理志》（中华本页1553），记上党郡有上党关、壶口关、
石研关、天井关。颜师古曰“研，音邢”。
     ③见 《晋书·石勒载记》（中华本页2737），此时石勒方在鄴建都，派
遣石虎击匈奴部，此硏山当亦在井陉。
     ④见 《晋书》卷57，胡奋，胡导之子，随司马懿为白衣侍者，此言为监
军击匈奴叛帅刘猛事。
     ⑤见扬雄 《法言》。
     ⑥李尤，广汉人，后汉和帝时入朝，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 《函谷关
赋》，梁昭明太子《文选》未入选，见《百三名家集》。此所指路线，与《穆
天子传》、《汉书·地理志》一致，自太行南端至于恒山西侧者。      讲：
     此条在于说明，同一地名，同一个字音（邢），著录在不同文献中就会有写法上的差异，如作
 “銒”、作“硏”、作“■”、作“硁”、作“径”，实均“陉”字。但必须加说，宝鸡以北之■，
则读如“铅”，不得复读“邢”矣。                                          终葵        《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①（注：终葵，椎也。为椎 ----------------------- Page 99-----------------------于其杼上，明无所屈也）。《礼记·玉藻》，“终葵，椎也”。②《方言》，
 “齐人谓椎为终葵”。马融《广成颂》“翚（挥同）终葵，扬关斧。”③（《博
雅》作柊楑）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④。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云
唐时人，能捕鬼者，玄宗尝梦见之，事载沈存中《补笔谈》⑤，未必然也（《五
代史·吴越世家》，岁除，画工献 《钟馗击鬼图》⑥）。《魏书》，尧暄，
本名钟葵，字辟邪。⑦则古人固以钟葵为辟邪之物矣。又淮南王佗子名钟葵、
有杨钟葵、丘钟葵、李钟葵、慕容钟葵、乔钟葵、段钟葵，于劲字钟葵，张
白泽本字钟葵，《唐书》有王武俊将张钟葵，则以此为名者甚多，岂以其形
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义与？ 《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
族，有终葵氏⑧，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① 《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目下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
天子服之”。
     ②按 《礼记·玉藻篇》言“笏度，……其杀六分而去一”，郑《注》曰，
 “杀，犹杼也，天子杼上终葵首，诸侯不终葵首。”
     ③马融，字季长，东汉扶风人。 《广成赋》梁昭明太子《文选》未收，
此见《百三名家集》。
     ④傩 （nuó挪）：迎神赛会以驱疫鬼。
     ⑤沈存中，沈括之字， 《补笔谈》即《补梦溪笔谈》，钟馗事，见胡道
静《梦溪笔谈校证》页986—987。
     ⑥见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倧事。倧为钱元瓘次子，钱镠之
孙。
     ⑦见 《魏书》卷42，暄上党长子人（中华本页954）。
     ⑧《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殷民七族，曰陶氏、施氏、繁氏、锜氏、
樊氏、饥氏、终葵氏。除饥氏不得其解外，馀六族均以手工专业名其族。                                      幺      一为数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称元年，长子之称元子是也。又为
数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谓——为幺是也。《尔雅》“幺幼”《注》，
豕子最后生者，俗呼为幺豚，故后人有幺■之称。(1)《说文》，幺，小也，
象子初生之形，幼字从幺，亦取此义。(2)《汉书·食货志》，王莽作钱货六
品，小钱、幺钱、幼钱、中钱、壮钱、大钱；贝货五品，大贝、壮贝、幺贝、
小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货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幺布、小布。(3)《隋书·律历志》，凡日不全为馀，积以成馀
者曰秒；度不全为分，积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麽”，不成篾
者曰“幺”。(4)班彪 《王命论》，幺■尚不及数子。(5)蔡邕《短人赋》，
其余尪幺。(6)晋陆机《文赋》，犹纮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7)郭璞《萤
火赞》熠熠宵行，虫之微幺。(8)卢谌《蟋蟀赋》，享神气之幺卉(9)：——
并用此字。《唐书·杨炎传》，卢杞貌幺陋。(10)《宋史·岳飞传》，杨幺
本名杨太。太年幼，楚人谓小为幺，故曰杨幺。俗作“么”，非。(11)      注：
     (1)见《尔雅》卷10“释兽”（《十三经注疏》总页2650）。
     (2)见《说文解字》卷4下。 ----------------------- Page 100-----------------------     (3)见《汉书》卷24《食货志下》（中华本页1177—1178）。
     (4)见《隋书》卷18《律历志下》（中华本页463）。
     (5)《王命论》见《汉书》卷100上《叙传》（中华本页4209），此言
王莽“幺■”。《后汉书》40上《班彪传》未引。
     (6)《后汉书·蔡邕传》不载，此见《百三名家集》。
     (7)见梁昭明太子《文选》卷17。
     (8)郭璞，《晋书》72有传。
     (9)卢谌，《晋书》44有传。《蟋蟀赋》见严可均《全晋文》卷34。
     (10)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中华本页4725）。
     (11)《宋史》卷365《岳飞传》中有平杨幺事，但“本名太，楚人谓小
为幺”云云不见《传》文，或《金佗粹编》中语。      讲：
     不久前，当人们在广州纪念陈寅恪先生时，曾指出引用诗文证史，如以元 （稹）、白（居易）
诗证唐史、以钱牧斋诗文证明清之际历史等，为陈先生特色之一。顾炎武氏亦喜广泛利用 ‘正史’以
外文字，如诗赋甚至碑文，甚至碑阴所列姓名、一般人认为无用者，顾氏亦无不採掇，用以证史。所
以，干史学工作这个专业的人，其搜集资料的面应该很广很广，单靠“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往
往看到一些工作者连“正史”范围内的资料也都是得其一而遗其二、三，这样做史学工作是不行的。                                        亡       “亡”有三义。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①。有以
出奔于外而名之，晋公子称“亡人”是也②。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诗》“予
美亡此”③、《论语》“孔子时其亡而往拜之”是也④。《汉书·袁盎传》
 “不以在亡为辞”⑤（谓托故而辞以不在。柳子厚诗“在亡均寂寞”⑥、《宋
史·高定子传》“制置使未知在亡”⑦，则以“在亡”为“存亡”，非《汉
书》之意也）。      注：
     ①见《中庸》第13章，孔子言孝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
     ②见 《左传·僖公九年》，晋献公卒，公子夷吾（惠公）奔秦，对秦问
称“亡人”。
     ③见 《诗·唐风·葛生》篇，诗5章章4句，其1、2、3章之第3句均
为“予美亡此”，意云我之所爱不在身边，我如何度日。
     ④见 《论语·阳货》。
     ⑤见《汉书》卷49袁盎为楚相，论接待剧孟事。颜师古《注》曰，“或
实在家，而辞云不在”（中华本页2275—2276）。
     ⑥ 《全唐诗》第11册卷351页3928《酬韶州曹使君寄道州吕八》。
     ⑦ 《宋史》卷409《高定子传》（中华本页12319）。                                       奈何       “奈何”二字，始于《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①（黄汝 ----------------------- Page 101-----------------------诚引钱氏曰，②《五子之歌》，此晚出古文，当以《召诰》“易其奈何不敬”
为始③）。《左传》“河鱼腹疾奈何”④，《曲礼》曰，“国君去其国，止
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⑤
 《楚辞·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⑥《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
⑦——此“奈何”二字之祖。《左传》《华元之歌》曰，“牛则有皮，犀兕
尚多，弃甲则那”⑧，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又《书》
 “如五器”，⑨郑康成读“如”为乃箇反。《论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⑩，音亦与“奈”同（按古人曰“如”、曰“若”、曰“奈”，其义则一，
音不必同）。      注：
     ①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此五歌中第二。
     ②钱氏名大昕，字竹汀，嘉兴人，考据家。
     ③ 《召诰》为《尚书·周书》之一篇，“奈何不敬”“不”作“弗”。
     ④见 《左传·宣公十二年》，此言楚师伐萧，萧人杀楚公子，楚两大夫
与萧大夫军中不敢正语，故为谬语，喻其隐意而已。《注》云，“河鱼腹疾”
隐言无御湿之药将病。
     ⑤见 《礼记·曲礼》下篇，意为国危不能去，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
士死制。
     ⑥见洪兴祖 《楚辞补注》卷2页70。
     ⑦见洪兴祖 《楚辞补注》卷8页184。
     ⑧见 《左传·宣公二年》，宋华元率师御郑人，败绩被擒又逃归，与守
城执役之人相对讴歌。
     ⑨见 《尚书·舜典》，“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
器，卒乃复”。此言行礼时各执圭璧，礼终乃还。
     ⑩见于 《论语》凡两处，一见《子罕》第9，略曰“说（悦）而不绎，
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意谓闻而悦，悦而不寻之而行，孔子亦莫
可奈何。一见《卫灵公》第15，略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
也已矣”。意谓诫人预防祸难，不听亦莫可奈何。                                     谁何       《诗》“室人交遍摧我”，①《韩诗》作“■”，②《玉篇》作“■”，
③丁回切，谪也。 《六韬》“令我垒上，谁何不绝”。④《史记》贾谊《过
秦论》“陈利兵而谁何”⑤。谁、■同，何呵同 （《韩非子》“王出而何之”
⑥ 《贾谊传》“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⑦）。（《汉书·五行志》“主公车
大谁卒”，《注》，“大谁”，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何也？此解未当
⑧。《焦氏易林》“当年少寡，独与孤处，鸡鸣犬吠，无敢谁者。”《说苑》
 “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
信”。⑨扬雄《卫尉箴》“二世妄宿，败于望夷，阎乐矫搜，戟者不谁”。
⑩      注：
     ①见 《诗·邶风·北门》，诗三章（章七句）中第二、三章中均有“室 ----------------------- Page 102-----------------------人交遍催 （谪）我”之句。
     ②韩诗，汉代传《诗经》的三家之一，后来失传，今仅存《韩诗外传》。
     ③《玉篇》，古代字书，南朝梁顾野王撰，今本三十卷，五百四十二部。
     ④ 《六韬》，古代兵书，有文、武、龙、虎、豹、犬六韬。
     ⑤ 《过秦论》，见《史记》卷6《秦始皇帝本纪》末“太史公曰”引录。
原文为“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如淳曰，“何”犹问也。
 《索隐》引崔浩曰“何”或为“呵”（见中华本页281）。
     ⑥见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此言齐王杀夷射之事。
     ⑦见 《汉书》卷48《贾谊传》，文曰“大谴大何之域”，颜师古曰谴、
责也；何，问也（中华本页2257）。
     ⑧此言汉成帝时，有狂疾男子王褒擅入司马门，入非常室，被收缚，知
为公车大谁卒。应劭曰，“掌■呵者也”。颜师古曰，“主问非常之人，云
姓名是谁也”。又云，有“大谁长”，大谁卒即长手下之卒也。
     ⑨刘向 《说苑》卷7，此言齐桓公与管仲之对话。
     ⑩扬雄 《卫尉箴》，见《古文苑》卷15。      讲：
     汉语文字，不同于西洋文字以字母为最小单位、字母组成音节、单音节或多音节组成为词。汉
语以方块字 （单音节）为最小单位、一个或两、三个方块字组成一个词。有时，快读与慢读不同，如
 “奈何”，慢读为两个方块，快读为一个方块字“那”（后来又写作“■”，如乾隆帝批钱牧斋诗，
有“文章■有光”）。有时以字录音又会有讹，如“■”（谴谪之义）讹作“谁”，“呵”讹作“何”，
于是呵谪遂讹为“谁何”。像这些内容，在辞典中是应该有交代的，但不会像顾氏这样源源本本援引
历来有关文献、系统地予以说明。我们后代学人，应该学习顾氏这种细大不苟、源源胪列的精严学术
风格，禁戒粗疏与肤浅之病。                                        驴      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书》
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槖驼、野
马、■駼、为献(1)（驴父马母曰，马父驴母曰）。《吕氏春秋》，
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2)。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2)邹阳《上梁王
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4)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
 《上林赋》槖槖、蛩蛩驒騱、、驴。(5)王褒《僮约》，调治马驴，
兼落三重，(6)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7)、
 《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8)、东方朔《七谏》要■奔亡兮腾驾槖
 (9)、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以驰逐(10)、扬雄《反离骚》骋
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11)：——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
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续汉书·五行志》，
灵帝于官中西园驾曰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
转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12)然其种大抵出
自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驴，衔尾
入塞；奚驒马，尽为我畜(13)；杜笃《论都赋》虏偻侲，驱骡驴，驭宛马，
鞭(14)；《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15)；《匈奴传》其奇畜则槖、
驴、、■駼、驒奚(16)；《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皆槖它；乌■国 ----------------------- Page 103-----------------------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
也(17)。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      注：
      (1)见《逸周书》第59《王会解》。
      (2)见《吕氏春秋》卷8“爱士”章，言赵简子杀白骡以疗胥渠之疾事。
      (3)见《史记》卷87（中华本页2543），“索隐”曰，读如决提。
      (4)见《史记》卷83（中华本页2472）与《汉书》卷51（中华本页2345），
此言燕王敬重苏秦，虽有谗谤，仍饍以珍奇。
      (5)见《汉书》卷57上 （中华本页2556）。
      (6)王褒《僮约》，见《古文苑》卷17、《续古文苑》卷20。
      (7)见《史记》卷84（中华本页2493），《汉书》卷48（中华本页2223），
二引文间稍有参差。
      (8)见《史记》卷127（中华本页3219）上句“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
下句“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
      (9)《史记》126、《汉书》65均有东方朔 《传》，《七谏》载于严可均
 《全汉文》卷25。
      (10)刘向《九叹》见《全汉文》卷35。
      (11)扬雄《反离骚》见《汉书》卷87上 （中华本页3517），颜师古曰，
 “囏”古“艰”字。
      (12)见《后汉书》附《五行志》（中华本页3272）。
      (13)见《盐铁论·利耕》篇第2，此大夫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
泄”。参看《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8册，页484。
      (14)见《后汉书》卷80上《文苑传》（中华本页2600）。此言汉武、
卫、霍之功。“■侲”，“侲”读“真”，而字书无“■”字。“■■”诸
家以为“粟犊”，西域国名。或以为粟特。
      (15)见《汉书》卷55《霍去病传》（中华本页2484），此言匈奴突围之
状。
      (16)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本页3743）。
      (17)见《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中华本页3876、3882、3916、3917）。      讲：
     驴和骡，在服役性牲畜中，不是中原土产的，而是西部、北部周边输入的。马也不是；但它输
入早（只有牛和肉食性牲畜中的羊和猪是土产）。驴、骡较晚，故西周、春秋文献中不见或少见“驴”、
 “骡”字样。战国、秦汉以来，始逐渐大量出现于文献之中，有时作为新鲜事物对待，有时作为较马
 “次等”的牲畜（如加一“蹇”字）对待。顾氏胪列出之，有利于后学们的读书、治史。                                      草 马       《尔雅》马属，牡曰骘，牝曰騇。①郭璞《注》以牡为■马，牝为草马。
 《魏志·杜畿传》，以河东太守，课民畜牸牛草马。②《晋书·凉昭武王传》，
家有草马生白额驹③。《魏书·蠕蠕传》，赐阿那瓌父草马五百匹。④《吐
谷浑传》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⑤《隋书·许善心传》赐草马二十
匹⑥（《广韵》，牝马曰騲。《颜氏家训》有云騲骘⑦）。今人则以牡为儿 ----------------------- Page 104-----------------------马，驴为骡马，而唯牝驴乃言草驴。                                  草驴女猫      今人谓牝驴为草驴。 《北齐书·杨愔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思坊骑秃尾
草驴，⑧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谓牝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
孤陀传》猫女可来，无住宫中⑨，是隋时已有此语。      注：
     ①见 《尔雅·释畜》。
     ②见 《三国志》卷16《杜畿传》（中华本页496）。
     ③见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本页2257）。
     ④见 《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本页2300），传中“草马”外常
见“戎马”词，两为对照。
     ⑤见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本页2241）。
     ⑥见《隋书》卷58《许善心传》（中华本页1425）。善心为宇文化及所
害。
     ⑦见《颜氏家训》卷17“书证”部分，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有详注，
可参看该书页380—381。
     ⑧见 《北齐书》卷34《杨愔传》（中华本页457）。
     ⑨见 《隋书》卷79（独孤陀传》。陀，炀帝舅，事猫鬼之术，命婢阿尼
役猫鬼取人财物。 附录一
                          顾炎武 《日知录》研究
                 ——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                                   赵俪生                                      一      顾炎武诞生于明万历41年，公元1613年，到今年恰恰350年了。我们
是应该好好来纪念一下他的。因为顾炎武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或学者，一如
潘耒《日知录序》中所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确实，
他是个给他的当代以及我们后代留下了多方面深刻影响的人，是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中间值得我们总结的一个人。关于他所留下的影响，历来谈论的人也
不少，不同的人做过一些各自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述与估计。由于顾炎
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每个方面又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局限，在他以后
又经过了包括正确和歪曲两个方面的继承，所以要对他的学术遗产来进行分
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从总的来讲，至少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他无疑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一，他在他自己的历史局限下，在认识和实践、知识
和行动的关系方面，树立了他那时代的典范。他标揭“行己有耻”，他说，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①在他的文
章中，他对文天祥、郑思肖、胡三省等有着爱国主义思想并且在行动方面坚
持了这些思想的人，进行表扬；对李陵、谯周、谢灵运、王维、蒲寿晟，甚 ----------------------- Page 105-----------------------至连爱国主义者辛弃疾的某些几微之间的动摇，他都进行了指摘；对晚明的
一些摇摆投机的败类（如钱谦益辈），则进行指名或者不指名的声讨。而他
本人的行动又如何呢？这是尽人皆知不须多事铺叙的，他仆仆边塞三十年，
最后他的妻在江南死了，他写了五首悼亡的七绝，中有句云，“地下相烦告
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②有人说，这仅仅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和拥满派的
内部斗争，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无论如何，反满派至少在顺治年间较之投降
派还是起着较显明的进步作用。所以，我们说，顾炎武在他的认识和实践一
致、知识和行动一致方面所做出的范例，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第二、他在学术联系政治、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方面，也树立了典范。
顾炎武一生治学，可以说从来就不是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从 《肇域
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到《日知录》以及一切诗文杂著，他都显明地贯穿
着一条“天下利病，生民疾苦”的总线索。即以《日知录》来看，每当他总
结了三代汉唐宋元诸朝的某项典章制度之后，他几乎无一处不加上“有明之
季”、“万历以来”、“崇祯之世”……如何如何的评论，这不是一种形式
上的附赘，而是密切结合当代、落实到当代的具体表现。这跟乾嘉学者一谈
到当代就噤若寒蝉的态度，是截然区别着的。这中间，自然有着进行往复辩
难的馀地和问题。譬如有人可能问，顾炎武联系政治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
——统治者的立场上呢？抑是被统治者 （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呢？从他的全
部著作看来，显然他主要是站在统治者的方面来考察问题的，例如如何调整
中央和地方间统治权的关系、如何调整省府州县的设置、如何统一度量衡，
以减少国家对人民剥削榨取的不平均等问题都可以看出来。这无容替他否
认，或者进行掩饰。但在这里仍有两点可辩，第一，他是十七世纪的封建儒
生，他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考虑问题；第二，国家职能的某些分枝与人民
生活和社会公共事业也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水利、道路、河渠、丈量土地和
均税、以及互助和赈恤等等，顾炎武也是十分关心来研究的。这就是说，顾
炎武的密切联系政治虽然就其主要部分来看无容置疑是为了统治者“致治”
的，但我们假如由此而获致到顾炎武所联系的政治完全不联系社会和人民的
结论，那也是片面的。再譬如，也许还有人问，顾炎武总结许多历史上典章
制度的经验教训，是为了谁？与顾氏同时学者黄宗羲（黎洲）亦曾著《明夷
待访录》一书，自拟殷亡后之箕子被访于周武王，雍、乾时爱国学者全祖望
就曾指摘说，“存一待之念于胸中者，而麦秀之恫荒矣”。①这是指摘黄宗
羲的立场不稳，说他在这里埋伏了政治动摇的可能。其实，这种指摘也未见
得是公允的，顾炎武讲过这层道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姓朱的统治
完了，代之以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是亡国，对待“亡国”自然须要采取态度；
但还有“亡天下”，那就是说抛开姓朱的和爱新觉罗的差别，社会和广大人
民生活是一直要持续下去，对这些社会生活和国家公共职能提些意见，总结
些经验教训，留待后世的参考，即所谓“立言不为一时”，在当时的历史局
限之下，又有什么坏处呢？所以总起来看，顾炎武的学术联系政治，其中虽
有种种历史局限，但在他的具体年代中，仍然是可宝贵的。
     第三、他在学术方面，也树立了极重要的典范。这一方面的内容，历来
的人说过的话很多，但多半用“清学之开山”一句话来总括，未免失之于笼
统，缺乏细致的历史的分析。其实，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又何尝是停滞的和不
运动变化发展的呢。清末的王国维就替它划分了段落，说“国初之学大，乾
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这寥寥几句话，就很耐我们嚼味。王国 ----------------------- Page 106-----------------------维以顾炎武为“国初”之学的代表者、说他“大”，而没有说他“新”和“精”，
这不是没有原由的。顾炎武对中国历代周边诸族诸国的问题不是毫不注意
的，（《日知录》卷29就比较集中地写了一点），但他没有像徐松、张穆以
来的“史必金元，地必西北”那股专题的劲儿，当时鸦片战争尚未发生，顾
炎武救亡图存的政治要求自然与晚清时人也有所区别，这在学术上也必然会
有反映。顾炎武当时对地理沿革文字声韵等事已经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并把
这些学问运用到治“经”的方面去，而且还写了专著《音学五书》，但从总
的方面来看，他的学术跟高邮王氏父子之伦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乾
嘉学者搞分枝的学问， （分枝到各治一经），顾炎武搞综合的学问；（二）
乾嘉学者不敢或者不屑于联系现实政治，而顾炎武大胆地拥抱现实政治；
 （三）乾嘉学者治学方法中形而上学的局限与日俱深，而顾炎武的学问通达，
形而上学的局限比较小，所以笼统地说顾炎武是“清学之开山”，不一定很
妥当，尤其不应该把乾嘉以后形而上学化和脱离政治的东西，说成是顾炎武
的遗留。但真正遗留的东西也不该抹煞，例如他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
问题方面所做出来的典范。自然，无论局限在这一点上来看，或者连系上述
共总三点上来看，顾炎武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开山”。论
学者讲究节操，那么文天祥、胡三省等早已开其端；论学术联系政治，王安
石、司马光从革新和保守的不同方面也提供了显明的先例；在文史学的基本
功问题方面，事情亦复如此。东汉的郑玄，南北朝的颜之推，唐朝的杜佑，
宋朝的郑樵，元朝的马端临，或多或少，不能说没有开启了这一方面的端倪。
声韵之学和地理之学，明中叶以来也每每有其前站。但不管这些，顾炎武无
疑仍是十七世纪这些方面的重镇。他开启了或者巩固壮大了历史学和文献学
基本功的一些项目门类，明确了属于这类基本功范围内的一些方法和态度。
     譬如说，第一，他相对地强调感性材料的作用。这一点是有它自己的历
史背景的。继宋朝理学之后，明朝心学极占优势，士大夫争讲些什么明心见
性、危微精一之说，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境界中去追求一切，脱离现实政治，
脱离客观存在，天天说着一些“语录”体玄妙胡涂的话。顾炎武在大力纠正
这些时代弊病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重视感性材料，主张从掌握
感性材料出发，来谈论一切，他标揭“博学于文”的口号。这在批判；明朝
中叶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潮流来说，顾炎武及其不久以后的颜元（习斋），
起了异曲同工作用。这至少是客观哲学的倾向，并且有很大的可能导向唯物
主义个别论点的达成。他强调感性材料，但不能从而得出他立意排斥理性、
排斥理性指导作用的结论 （他的好友张尔岐曾有过这方面的质疑①），至于
近代学者胡适、钱穆等或借顾氏考据学的幌子，来抵制科学理论，则不应由
顾氏负责。第二、他把可以论证历史、并从而达成哲学论点或者哲学体系的
感性材料的范围，扩展到了他的历史时代所可能达到的广阔范围 （甲骨卜辞
尚未发现，自不可能接触），诸凡诸经、诸子、各家注疏、历代官私史籍、
以至金石碑版、韩柳之文，李、杜元、白之诗、各州郡县的志书，以及旅行
实遇、调查所得，无不成为证史的根据。他在章学诚（实斋）之前一百年提
出“六经皆史”理论的滥觞，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
经皆然”。②扩大了治史的感性材料的范围，这对于从历史现象中归纳出有
用的和保持一定正确性的结论，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三、在顾炎武的历史时
代，不仅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除先秦名学外连有着比较完整体系的低级逻
辑学学科也是没有的，但顾炎武从他自己实际的历史学操作和文献学操作 ----------------------- Page 107-----------------------中，获致了并且具体体现了逻辑，诸凡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差别，下定义和做
分类的必要，材料根据的归纳为原理原则，以及原理原则对具体情况的演绎
论证，等等，在顾炎武的所有学术著作中，几乎是全部明朗的，不含糊的。
他还由此出发，要求史学工作者不能对客观史料进行任何任意的和主观的增
减改动，提出“述而不作”，“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的主张③，（自然
理性的上升和达到哲学高度上的正确的“作”，顾炎武则并未提出来说是应
该排斥的）。第四、正由于他空前扩大了历史学文献学资料的范围，因而也
就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一些更细小的学科分枝，如地理沿革学、文字音韵和训
诂之学、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金石文物之学，等等。这些细小的分枝，
对于历史学的本体来说，它们是辅助的，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
的，故近代每呼此类细小分枝为基本功训练云。顾炎武处在基本功正式创设
的较早时期，自然没有以后的那样精细，但他给这些基本功和历史学本体间
所摆的关系和位置，却是比较正确的；他把这些基本功细小分枝彼此间的关
系，也安排得比较不孤立、不形而上学化。仅就以上荦荦四端来看，顾炎武
在学术方面，也就是说主要在历史学和文献学方面，是树立了极重要的时代
典范的。
     自然，顾炎武也如任何其他一位旧时代的学者和历史人物一样，也有着
自己的缺陷。例如，他时常发出一些个别的在哲学上显然是属于唯心性质的
论点，其中最典型的，像一些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的论点 （其中借古传达当
代政治理想者，不包括在内）。其次，在“正统”和“异端”这两大分界性
的思想领域内来说，他思想体系的总倾向性是“正统”的，从而他对异端思
想家李贽 （卓吾）就诋斥不遗馀力，对一些稍具异端或者仅仅是在个别点上
违背了“正统”的人物，如曹操、武则天、王安石等，也甚少好评，甚者亦
予以诋斥。再例如，对于历史上作为阶级斗争形式之一的农民起义，他也保
持不予置喙的态度， （这也许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态度吧），即便与
他自己生逢当世的轰轰烈烈明末农民大起义，他所见所闻定不在少，但他既
没有写一部像《绥寇纪略》那样的专书，在《日知录》中也没有给起义事迹
以一定的位置，这跟他早年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时尚能把浙江、江西等
地起义材料大量编写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他是最娴熟于历代典章制度的，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他也曾大量搜集了地主阶级使用洒派、①诡寄等
手段将国家赋役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大批材料，但在《日知录》中，他对经济
剥削制度的实质，却很少做出较深入的揭示。至于在他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
政治见解，——即“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封建士大夫“地方分权论”，或
者叫做“地方自治论”，在当时形势下这种主张究竟是进步的，抑是落后的；
或者说，其中哪一部分是进步的，哪一部分是落后的，则非三言两语所可辩
论清楚，姑留俟下文专节中去对待。但在这里可以指明一点，即对比起前面
所表述的三大典范来看，这些缺陷在总体上还是居于次要的地位。在我看来，
从总体上平衡起来考察，顾炎武这个历史人物和学者还是应该在很大程度上
予以肯定的；自然，实事求是的批评同样也不可缺少。                                      二      顾炎武平生著述甚富，张穆 《亭林年谱》中即曾初步予以罗列，近人谢
国桢氏继之予以考求，1959年出版的《亭林诗文集》中复将《蒋山佣残稿》 ----------------------- Page 108-----------------------这部分宝贵诗文公之于世，近数年报载 《肇域志》的完整稿本也在云南发见
了。这就是说，研究顾炎武所可凭藉的资料，逐步在增加。在这些中间，应
该以《日知录》为最富有代表性，因为它是顾氏平生综合学术成就的总结晶
 （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不仅仅是庞大材料的钞辑，如《肇
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不是某一专题的精研，如《音学五书》；
也不是旅行过程中的偶记，如《京东考古录》和《山东考古录》以至《谲觚
十事》之类。他自序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
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①这书的初
步辑成，约当在顾氏50岁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
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
别著《日知录》，上篇径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②张穆
所著《年谱》，将此事系在康熙2年 （1663），想来虽不必中，当亦不远。
果如此，则《日知录》之初写成书，距今恰为300年。到康熙9年（1670），
 《日知录》始初次刻版印书，这怕是自30馀卷中挑选出来的选本，因为只有
8卷。顾炎武在六、七年后给这个版本的重印本所写的序文说，“炎武所著
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及，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
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
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20馀卷，更欲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
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③张穆所著《年谱》将此序之写，系在康熙15
年 （1676），时顾炎武年已六十四，在同一年中他给黄宗羲写信自述为学感
受，说“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
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
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
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①由此可见，《日
知录》一书，稿本在顾炎武生前是一直在变动着的，盖历来伟大学者写作态
度是极度严肃负责，绝不肯粗制滥造，贻误后学，试看他给他徒弟潘耒 （次
耕）的信中说，“著书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
不出易传，谓是 ‘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
将亡矣。前介眉扎来索此 （按，指音学五书），原一亦索此书，并欲钞日知
录。我报以诗、易二书（按，指诗本音与易音），今可印；全书再待一年。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②在另封信中又说，“读
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
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 （按，指在徐乾
学、徐秉义、徐元文三甥手中者），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
迟迟自有定本也。”③事实确实如此，《日知录》直到临终绝笔才算定了局，
康熙21年 （1682）顾炎武逝世，后又经十三年，至康熙34年 （1695）潘耒
才将32卷本在建阳付刻，这距离初稿写成又已三十馀年了。
      《日知录》看起来像是一种琐节考据之书，仿佛跟阎若璩《潜邱剧记》
差不多也似的，而其实是一部有着完整结构的通家大著。潘耒日知录序一开
始就说这是“通儒之学”，以与“俗儒之学”相对照。晚清李慈铭说过一句
很有见地的话：“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
通考之外。”①恰好潘耒的序文中也提到郑樵、王应麟、魏了翁与马端临。
为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比照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原来自唐以来，
中国史事的积累以及资料的积累，业已相当丰富，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 ----------------------- Page 109-----------------------要求打破朝代局限、打破人物纪传形式的一种“以类相通”的史事总结性的
著述，于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通考，便相继问世。
明朝三百年，由于社会经济遭受到辽金元以来的一些摧残，政府科举教育内
容又贫乏、形式化到毫无思想性的地步，所以这种“三通”式的巨著一直后
继无人。顾炎武一定看到这种情况，自度才识学力亦足以敷之，但他却改换
一种形式（所谓“能自出于通考之外”），不用长篇巨著而用“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的便捷形式——“札记体”来完成任务。这虽然看起来像是些零碎
的条条，而实际上是有着内在的内容结构的。那么，《日知录》中内容结构
是什么呢？过去的人也试图予以划分过。顾炎武自己是分做“经术”“治道”
 “博闻”三部的。潘耒在序文中又划分为八部：（一）经义，（二）史学，
 （三）官方，（四）吏治，（五）财赋，（六）典礼，（七）舆地，（八）
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进行了更细密的划分，说：“大抵前七
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
十六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
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
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论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
三十二卷为杂考。”这种分法未免失于琐细，而且事实上《日知录》往往在
一卷之内安排两类或者两类以上的内容，有时甚至插入进来一条与本题不甚
相干的内容，想或系后人之所误植。因此，《日知录》的内容划分，我们在
此准备另作表述。
     大体说来，《日知录》的写作形式是十分机动的，字数长短不一，视内
容需要而定，最长者如卷 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长至五千字以上；
最短者如卷13《召杀》条，仅九个字。8卷本（今已不传）据说只有140条，
32卷本共有1019条，连同《日知录之馀》4卷所收110条，共得1129条之
数。清初文网甚密，刻印过程中遭遇到被删除削改之事，估计一定不少。民
国时人黄侃（季刚）曾有《校记》之作，并予辑补数条。统观此一千一百三
十馀条之所写，我们感到《日知录》全书中包括着如下的几个专题内容：第
一，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制度史的有关内容，书中以卷8、9、10、
11、12五卷为主，而卷13、14、15、16、17、22、23、24、28诸卷中亦每
部分地涉及到这方面来。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治道”部分。在这部分中，
有关政治制度史谈的多些、系统些、详尽些、也更深入些；有关社会制度史
 （特别是阶级剥削的实质方面）就相对地谈的少些和深入不够些，这恐怕跟
顾炎武本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有关。在这个部分中，顾炎武处处都在把历史
制度的研究跟他自己的认识见解——封建士大夫的“地方自治论”密切地联
系起来，时时拿认识见解去组织史料，又时时拿史料来印证这一见解。第二，
是中国上古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文献学的有关内容。大抵旧时代对秦汉以前
远古至三代所遗留下的文献，例予以特殊的重视，呼之曰“经”，科举试题
要摘经，儒生应明经，学者须能解经，顾炎武也不能例于流俗之外，故在《日
知录》的前七卷中，对易、书、诗，三礼、三传、论孟等也说出了自己的一
些新义，其中有些是琐碎的 （阎若璩跟他进行辩论的多半在这些部分），①
有些是考证古地名地理的（这跟卷31的内容连结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则是
有关古代社会的部分。顾炎武当时没有社会发展史，也没有考古学，也没有
古代社会学，但他在自发的情况下仿佛摸索接触到这些方面的边际上来。看
他对“社”对“氏族”等题目十分留心搜集资料的情况就可以体会得到，而 ----------------------- Page 110-----------------------他的经学积累也就不知不觉的转化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上古社会史和中国
上古史文献学的有关内容了。书中除卷1至7之外，还有卷22、23也有所涉
及。第三、是地理沿革学的有关内容。顾炎武在这里并未系统地建立起一套
完整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的体系来，他所做的是做了几个“发凡起例”的试验，
譬如说他在卷3谈诗经时写了《太原》和《韩城》两条，树立了辩证古地理
的榜样；再如他在卷31中写了《晋国》至《代》等十条，这就既辨明了古地
理，又大大有助于理解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发展史，对后代山西省的地域发
达史也会颇有启发的；再如他对明正统时所纂官家地理书《大明一统志》的
错谬百出，也进行了指摘。这样，带有近古期新面貌的沿革地理学学科，就
具备了雏形了。第四，是文艺评论的有关内容。这也是潘耒、纪昀所说的“艺
文”部分。顾炎武不仅是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而且是当代著名的文章家和
诗人，他的诗文广被传诵，蔚然大家，因此他对诗文也每每有所评论。《日
知录》卷19和21中，有这样一些内容，对文章的有用与无用、繁与简、文
章的抄袭（包括写作动机与态度）、诗的用韵与和韵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第五，是从事历史学和文献学操作的人所必不可缺的一些辅助学科
和方法，即文字、声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侈，以至琐节考证，这
些内容当时还未形成独立的强大的分枝，而是作为方法被使用，它们不是单
独地被写在哪一卷里，也不是单独地被写在哪一条里，而是贯穿弥漫在每一
卷每一条里，而总起来就又是起了一种《发凡起例》的作用。
     以上仅是根据我个人的领会，对《日知录》主要内容所做出来的划分与
排列。除这最主要五项内容之外，自然全书所包罗的内容尚多，如周边诸族
诸国史、历代天文记载、历代各地风土礼俗，诸经的注疏之学以及有关“子”
 “史”之学，甚至一些极琐碎的见闻（如河南的“太平车”，山西的“冷窑”，
户部十三司的绍兴胥算，民间的结社如没命社、亡命社、扁担社，以及五代
伶人姓名方式如靖边庭、罗衣轻等……），顾炎武也都写进来了。其中有些
不一定十分成熟，有些则仅仅是琐事。这些，基本上属于顾氏自分三部中的
 “博闻”部分。他的前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早已这样做过，他的后人
赵翼 （瓯北）在《陔馀丛考》里、俞正燮（理初）在《癸巳类稿》和《癸巳
存稿》里，复有所继承和发展，后来成为了一种愈趋于冗赘和无聊的“杂学”
了。我之所以提及到这个方面来，意思是不想掩藏像这样的苗头《日知录》
里也已经有了的事实。
      《日知录》给后世的文史学工作者带来了深长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地
理之学、官制之学、和一般的历史考证之学这三个方面，影响尤大。然而缺
陷也不是没有的，这要分别做三种情况来体会，有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搞过
而后人不再摘或者不大搞而形成的，有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本人没有搞完而
后人也就没有搞而形成的，再有一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使用比较端正的方法
搞而后人把这种方法引到“钻牛角”“搞冷门”等邪路上去而形成的。清末
大学者章炳麟 （太炎）在临逝世前所写的《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谈到他
跟张之洞谈论对清朝学术成就估计的经过，“近世学术未备，……诸治史学
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馀已甚痟矣、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
乐律之学，…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近世小
学，似若至精，然推其本未究语言之源，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馀类此
者，盖已多矣。”①章太炎这种优缺点同时指出的态度，首先就是应该赞许
的。这段话虽是批评的整个清朝学术的缺陷，但与顾炎武和《日知录》的风 ----------------------- Page 111-----------------------貌也有密切关系。所谓留心地理官制、其馀甚痟的话实际上就是指顾氏和《日
知录》的影响而言的。顾炎武及其《日知录》一书、对刑法之学，未尝多事
接触；对食货之学，是接触而不深不透；于乐律之学，偶有触及（如卷5《乐
章》一节，相当有分量），但重点不在此；对姓氏之学，则确已给予了相当
良好的开端，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笔墨虽不多，但对上古血缘纽带之被贵族
奴隶主与中古领主制做了两次不同性质的利用问题，则是已经相当清楚地钩
勒出来了。乾嘉学人除钱大昕之外，对此方面甚少继承，这责任不应由顾炎
武来负。至于对顾氏《日知录》在文字声韵训诂诸方面所做出成绩的估价，
留待下文以及另篇（顾炎武《音学五书》研究）中去处理，此处就不多赘了。                                      三      以上，在第一节中我试探着概括了一下顾炎武学术的全貌，在第二节中
对《日知录》一书的成书经过、它的内容划分、以及影响，也进行了述说。
从本节起，我将分别地就 《日知录》一书中所包括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较
狭窄范围的分析和研究。首先，让我们从《日知录》中所包括的哲学思想以
及他在政治上的思想、观点、立场谈起。
     一个人的世界观，他在哲学上的观点立场，总是牵引这个人生平一切活
动的总枢纽，不管这个人在这一点上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也不管他对
哲学这个学科兴趣大嘛还是小。从事人文科学的活动家，在这一点上尤其摆
脱不掉。这一点在近代是如此，在古代虽然程度容有差别，但基本上仍然不
可能不如此。说顾炎武只有学术没有哲学，说顾炎武在哲学上没有自己一套，
远不如王夫之 （船山）等等，都是二三十年前学坛上的怪论。徐炳昶先生就
曾把顾炎武排斥在王、黄、颜“三大儒”之外。（见1947《学原》7期）。
其实顾炎武在哲学上仍然是一整套的，这无论在《日知录》的条条中，或者
在他与友人的信扎中，都表现得很明朗，很定型，使人一接触就立刻感到那
是顾炎武本人而不是别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只不过他在这方面的话少些，
简括些，不像船山那样地汗漫其辞罢了。
     那么，顾炎武的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却不能简单地获致出答案来。
因为这中间有许多纠缠须要交割清楚。纠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统（或者说
哲统）上的纠缠，即所谓程朱、陆王的这一类问题；其二是一个人的个别哲
学论点和他的哲学作为一个体系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间所应得的
归属这两者中间所存在的复杂情况。抛开后一份纠缠暂时不谈，先来谈谈第
一点。旧时代的中国思想家和学者，当他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总要依
傍一份与他自己观点接近的古圣先贤的教义，一如马克思所说披着古罗马的
衣装那样，最古老最现成的是孔、孟，近古以来的就是程朱、陆王，也就是
 “理学”和“心学”的两大传统，好像每个思想家和学者必须依傍一份不成
似的。只有颜元 （习斋）最激烈，他连程、朱加陆、王都一齐骂倒了，然而
仍不得不从更古老的《尚书》和《周官》中搬出一些货色来作为宗奉的对象。
顾炎武是宗朱 （熹）的，反对心学（也叫“王学”）的。在当时明、清之际
的学坛上，宗朱是比较的少数。大体说来，除顾炎武和他最要好的两个朋友
——山东的张尔歧 （稷若）和陕西的王宏撰（山史）之外（此外，还有陆桴
亭和吕留良），其馀几乎全是王学的派系，如中州的孙奇逢（夏峰）、陕西
的李颙（二曲）、浙东的黄宗羲（梨洲），连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哲学虽 ----------------------- Page 112-----------------------以横渠为宗，但其中也都鲜明地有受“江右王门”影响的痕迹。王学派系的
好处，是强调主观世界，提倡解放思想，发挥人的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发展
到它的再传弟子手里，就成为冲决网罗、反封建锢闭的急先锋；发展到它的
末流手里，就成为神秘主义的有着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宿命论和瞑想与迷信
的集团。朱学派系的好处，是比较重视客观世界，提倡格物致知，但在朱熹
的当时，这种“格物”的实际内容又受到极大的时代局限。那么顾炎武为什
么偏偏欣赏了朱熹的学派呢？想来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顾炎武所处的时
代跟朱熹所处的时代有某些相似，顾炎武与其说欣赏朱熹，勿宁说他更欣赏
朱熹同时的叶适 （水心）和陈亮（同甫），（所谓“永嘉诸子”），在《日
知录》中我们看到顾氏连篇累牍地抄用叶、陈两家的言论，理由很简单，他
们都是处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关头（傅山，颜元也很称道陈亮）。
第二，顾炎武是想利用朱子“格物”的牌号，说出自己经验论的哲学，并对
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战斗。
     顾炎武是很重视经验的，这一点是近人候外卢先生最早指出来的，指的
很对。在 《日知录》卷1中顾炎武写下了极重要的一条他自己思想的精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
     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
     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①
     在这段话里，包括了一个古传说中神奇经验的故事，《史记》记载说，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
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
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颀然而长，
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辟席再拜曰，师盖
云文王操也。”①我们抛开这故事中神奇的部分不谈，其主要内容是说只有
从实际操作的经验中才能达到高的境界，这种高的境界不是瞑心静坐斋心服
形所可以得来的，而是从经验得来的。从这段讲经验的故事中，顾炎武引伸
出了他自己的两个论点，其一是“非器则道无所寓”，单纯就这个独立论点
不联系其他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论点，这是极可宝贵的。毛泽东
在《实践论》中反复论证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经验是第一的东西
等论点，在这里是富于印证性的。第二是“下学而上达”，这就在唯物主义
论点基础上树立了使用归纳法进行总结的科学性的方法论。在他另一篇著名
的题名为《与友人论学书》中，顾炎武更细密更全面地伸述了这样的主张，
并对“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日知录》中，他把这种攻击直接达到
他一直不准备正面攻击的人——“心学”始祖王守仁（阳明）的身上，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
之清谈，王介甫 （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
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
贤乎？！”②就这样地，他把高举经验主义旗帜反对王派心学主观唯心主义
的战斗任务替自己安放到肩上来了。
     但这种经验主义好不好呢？这也很难一口回答。马克思主义说，不能只
凭一个哲学家他援引了“经验”就立刻断定他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古
今中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曾经给“经验”这个概念下过若
干不同的定义和界说，这也就是说，在“经验”这个概念和名词底下，曾经 ----------------------- Page 113-----------------------隐蔽过包括极其狡猾的唯心主义，自然也曾孕育过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马
克思主义者对“经验”概念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它是人们在改变客观世界—
—也就是改变自然同时也改变人类社会，同时也改变人们自己主观世界的所
有这些物质实践中所产生的东西，它是认识的基础和判别真理的标准。顾炎
武在他的历史时代中，自然完全不可能达到这样精确的理解。我们试来检验
一番，顾炎武所倡导的经验，其内容是什么呢？在《日知录》中，他说“君
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仪礼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①又说，“天
生蒸民，有物有则。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昔者，武王之访，箕
子之陈，曾子子游之问，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
②又说，“惟君子为能体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记曰，
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③又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④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他说“愚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
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皆有耻
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⑤我们试来分析一下。第一，他把格物和获致经
验的范围不局限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比较他以
前的朱熹和他以后的乾嘉学者，都前进了一大步，说不仅自然界是实践的对
象，人类社会同样是实践的对象；但第二，在提到社会实践的有关内容时，
顾炎武在思想上却显然打着沉重的阶级的烙印，虽然他也提了一句“匹夫匹
妇”的话头，但一幌也就过去了，他的重点显然是放置在人伦、忠孝、礼仪、
以及往来、辞受、取予等内容上面，这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经验实践的重点，
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正统限度内人与人间正常和正确关系之保持，特别是
意味着从统治者角度如何来安排这些正统秩序，而不意味着任何从被统治者
反抗的角度来如何变革它们。所以说，顾炎武虽然一方面扩大了搜集经验的
领域，但另一方面他又锢闭地把这扩大了的领域局限在封建正统的秩序之
内，这样，他所意味着的实践就不可能包括变革社会的实践了。从上引有关
鸟兽草木的一段话里，又可以看出他在变革自然界方面的兴趣也不是很大的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迂缓是其客观条件）。至于变革人们自己的头脑，也
仅限在孝子仁人的子臣弟友等方面。这样左一局限，右一局限，在顾炎武经
验主义思想中的一点本不太多的积极意义，被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几乎限制得
相当稀薄了。但第三，我们不能忽略，他在封建地主中是爱国派不是亡国派，
他头脑中的“夷夏之防”的界线还十分严明，所以他特别强调“当务之为急”，
说露骨些，在明清之际的现实问题就是当不当汉奸的问题，给不给清朝统治
者当奴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一下，顾炎武的经验主义的积极意义，
就又浓厚了一些。此外，顾炎武又在历史的局限下，把这套经验主义灌注到
历史学和文献学方面去，创造了一整套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科学工作方法，在
这一方面，它的积极意义虽然是曲折的，但也是不容否认的。向这一领域中
的活动，显然是王、黄、颜所不大涉足的。具体分析起来，顾炎武经验主义
哲学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大体如此。
     哲学世界观的运用，首先必然要贯穿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有所反
映。顾炎武当前的政治现实，第一是满洲贵族入主全国，第二是中国社会依
然是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重重。对这两个方面，顾炎武都有所反映。后一方
面的反映，留待下节中去剖析。现在只谈第一个方面，顾炎武对明亡清继这 ----------------------- Page 114-----------------------桩变动是有极深刻的反映的。他终生牢固地抱持着一种树立在民族立场上的
爱国主义，并且在这方面树立了辉煌的榜样。但爱国主义这个范畴，在古今
中外的表现中，却也具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爱国主
义，有附属国中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有资产阶级
的狭隘排他的爱国主义，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欺凌他国的所谓爱国主义，等等。
顾炎武的爱国主义，基本上属于哪一类呢？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先让我们
来看一些《日知录》中这一方面的重点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
      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
      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①
            “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
      乎？！宋陈同甫谓 ‘黄初以来，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
      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其无以异乎凡民矣’。夫亡有迭代
      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此所谓偷也。汉和
      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
      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
      孔子有言，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
      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欲，甚至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 ‘素
      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已”。①
     这是顾炎武的两段大笔墨！他的忠贞的民族气节，他的爱国主义的深厚
内容，以及一些作为次要成分而夹杂在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排他性的糟粕—
—都充沛地表达出来了。我们试来予以分析。第一，在这两段话里，顾炎武
把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跟全民意义的民族斗争区别了开来，把前者
的意义贬低，把后者的意义提高，并从而做出“匹夫有责”的著名号召，这
些都是正义的和正确的。第二，顾炎武在他的历史时代中虽然绝不可能达到
像当今毛泽东主席在支持黑人斗争的声明中所指出的“民族斗争，说到底，
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②这么明确不移的理解；但在他的议论中似乎已经接
触到了跟近代科学论证有一定接近的边沿，他赋予民族斗争以一定的社会意
义，他说中国是个在社会生产方面先进的共同体，在历史上却遭到五胡十六
国、北魏、辽、金、元直到满洲等贵族的入侵，拿落后的共同体来改造先进
的共同体，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虽然一时不能得到民族的光复，但须坚信
我们先进共同体的优越性，迟早我们是会得到独立的。助敌为虐的汉奸，是
应当受到口诛笔伐的。这段意思，在他的历史时代中，也算得是明朗、透彻、
深刻的。第三，文中征引了东汉御史的一段话，借题发挥把清朝统治者骂了
一顿，从其中不能不暴露出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的气息。明清之际的具体矛盾，
正确提法应当像毛泽东那样把民族斗争提到阶级斗争的水平上来，而不应该
对周边落后兄弟民族的共同体 （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游牧的劳动人民）进行
整体的辱骂和攻击，因为那样就成为种族歧视了。顾炎武的爱国主义和民族
思想在这一方面带有糟粕的部分，虽然所居的位置比较微末，但也应该在这
里提一笔，予以指出的，                                           四      上面说过，顾炎武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情况有二，一是清朝统治者入主 ----------------------- Page 115-----------------------全国，二是中国社会依然是后期封建社会矛盾重重。他在第一个方面的反映，
上节中已经分析过了；现在来看他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这几乎占了《日知
录》一书最主要的部分。
     顾炎武在这方面的逻辑线索是这样的，第一，先把晚明当时“万历以来”
 “崇祯之世”的积弊，近乎全面地揭发出来，看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
第二，他由此上溯，追求历代的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以及与剥削制度统治制
度有关的许多事，看能吸收到怎样的一些经验教训；第三，最后他提出他自
己的救世方案，以备有“圣王”出世可以拿去采择。以上是我们后人所臆测
的顾炎武当时研究活动的原始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安排是好的，充分表明顾
氏治学“古为今用”的伟大精神。但在《日知录》的现场中，情况却不是如
此，他是以第二项内容——历代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及其有关的问题——放
在最本位的地方，第一、三两项他则将它们剪碎了，随手穿插在第二项内容
之中。自然，连他自己也感到把救世方案剪碎了未免不易使读者觉察，所以
他在《日知录》之外，复写了著名的“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
军制论、田功论、形势论、钱法论，编在《亭林文集》卷1与卷6之中。这
是些“下学而上达”的东西。我们现在来检查顾炎武对封建社会的看法，主
要就依据这些。
     顾炎武对晚明的揭发是多方面的，上自专制主义帝王的淫威、中央集权
的过重、宦官问题、官吏选用方面的种种积弊（什么糊名、长榜、掣韱、探
筹、投钩等等花样）、科举制度对人材培养问题带来的败坏、国家公共事业
的废弛、“金花银”制度实行以来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民在纳银时所遭受的痛
苦、“一条鞭”实行以来钱粮赋税的负担仍然不合理、以至世风之伪、贿赂
公行、士大夫无材无识不能文不能诗的种种情况，在《日知录》中都揭发到
了。总起来看，揭发的面相当的广，揭发的深度相对地容有不够之处，对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谴责较多，对其“授权者”——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
作用谴责和分析不够 （这是顾炎武地主阶级局限的具体表现）。在这中间，
也使我个人多明白了一些事。当我初看到顾炎武仆仆南北五拜孝陵，七拜思
陵，与他的朋友“华阴有王生，伏哭神床下”①的时候，我心中暗暗地以“封
建奴才”来考虑他；细读《日知录》后，我的认识变了。“有亡国，有亡天
下”，谈论天下之亡，就要彻底不容情地检查一切，就要对暴君 （即便他是
本族人）进行无情的鞭鞑，顾炎武并没有在将崇祯帝描绘成一个暴君昏君方
面省略过任何的笔墨；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亡国之君，国既亡之后，他成为
了共同体和大家（主要是地主阶级）寄故国之思的一个象征，那么拜思陵的
行动是对整个已亡的国家整体的怀念，这跟检查积弊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在揭发晚明积弊的基础上，顾炎武把问题上溯到整个过往的历史，把历
朝的典章制度拿来一一检查。顾炎武的“博学”，在他这一工作中是有力的
保证条件。他的正统的地主阶级观点立场，在这一工作中也表现了局限作用。
他那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士大夫地方自治论就是从这中间形成，并且又
转过来，成为他检查历朝典章制度工作中的一种指导原则。体会到这一点，
对于辨识顾炎武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是会很有帮助的。那么，顾炎武在这番检
查中究竟获致了一些怎样的结果和结论呢？统观《日知录》全书以及他的所
有杂著，我感到他所获致的结果和结论，除去一些次要的 （如在货币流通问
题方面他表现为自然经济论者，如说“人聚于乡而治，人聚于城而乱”等等） ----------------------- Page 116-----------------------和一些琐节内容之外，最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民生方面，他像历朝有一定
 “好心肠”和正义感的士大夫一样，憧憬于上古的“井田”和中古的“均田”
之制，希望在当代做到均田和均税的一些措施，以减轻社会矛盾，以巩固国
家社会的秩序（在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过程中，他曾看到庐州有“井
田”，山东诸城有“均田”，虽然都是小规模的）。第二，在政权组织机构
方面，他反复地说明，中央的权集中得太多了，地方上下放下来的权太少了。
此外，在地方各级建置（省、府、州、县、乡、里）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合理
不合传统、于社会生活不便利的关系，他主张调整这些关系，以减轻社会
矛盾，并巩固国家统治。在下面，我将分头较细密地对这两点进行论述。
     在社会经济问题方面，顾炎武跟他明朝的许多“先儒”如解缙、方孝孺、
王叔英以至海瑞等都相差不多，这里不再征引原材料来进行比较了，用我们
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他们大体上主张最好是实行井田，不得已而行均田，
再不得已而行均税。从这中间反映出来，士大夫们的主张对地主阶级利益不
敢冒犯、一再退让的情况。顾炎武也正是如此，他从均衡天下财富的伟大幻
想出发，一直撤退到调整度量衡为止。是的，顾炎武是抱有均衡天下财富的
幻想的，这自周厉王时候劝阻厉王“好专利”的芮良夫开始就有这种思想，
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论及货币流通的时候也有过类似之论，“古人制币，
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①但在阶级社会、财产私
有制之下，导利布之上下的思想只能是幻想，于是退一步讲公私调协，顾炎
武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
亲、各子其子，而人之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为弗禁，
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此所以为王政也。”①顾氏自己很重视这一点，说“此义不明久矣。”其实，
这是把土地的封建国家所有权和封建地主所有权统一起来而不是分裂开来的
一种观点。北魏均田正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顾炎武对北魏均田是一再称道，
除在《日知录》卷10中写了《北魏田制》专条，说它“有足为后世法者”
之外，他对于北魏孝文帝元宏这样一位“夷狄之君”本应口诛笔伐的人，却
处处表示好感，这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北魏的 《均田》《三长》以及《长尺
大斗》等制度恰恰符合了顾炎武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明、清之际的现实环境
下怎样实行呢？顾炎武于是提出了清丈土地和均衡赋税的问题，“井地不均，
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②顾炎武这种提法，假如我们抛开提出者所
代表的阶级利益暂时不论，它跟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对社会问题
的提法并无太大的差别；但须密切注意的是，这两者间存在着两点差异：第
一，农民起义是用暴力革命手段去打击专制国家和地主阶级，以争取认真地
执行均田和均税；而顾炎武则仅仅主张从“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
以亩准赋”等调整手段开始。第二，即便不拿明末农民大起义来做比较，而
拿转化成为大明帝国太祖高皇帝的前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之一朱元璋来看，
他在洪武的三十年间尽一切政权力量残酷地打击地主不法行为，如诡寄、洒
派、移丘、换段等，这在《大诰》、《续诰》、《三诰》里记载得十分清楚，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本人更是搜集了大量的材料。顾炎武对有明
 《实录》和天下各府州县志书可说是十分娴熟，不会不知道这一档子事，但
在他社会评论里却绝口不提。总结这两点差异来看，顾炎武在对社会问题所
提出的标题来看，虽然不差，但一涉及到具体措施时，他不仅达不到明末农
民大起义的水平，就连“太祖高皇帝”的水平也还相差不止一间。这在我看 ----------------------- Page 117-----------------------来，就是顾炎武在社会问题方面阶级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在历史上来看，他
跟北宋的王安石本应属于同一类型的士大夫，但顾却经常在《日知录》里诋
斥王安石，这其中不是没有缘故的，在大胆触犯地主阶级利益和不敢触犯地
主阶级利益方面，在王、顾二位隔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中间是存在着差别的（自
然王是执政者而顾不是，这中间也应区别）。
     在历代典章制度方面，顾炎武做了更多、更着重的一些钻研。《日知录》
中绝大的一部分篇幅，都属于这一方面。在这些钻研中，顾炎武表现了他的
进步一面和局限一面。进步一面是坚决地主张削弱封建中央集权，局限的一
面是一再地主张地方分权（实际上是地方割据）。我们后代的人，只有把他
的地方分权论当做是他削弱中央集权的手段来考虑的情况下，才能对他的地
方分权论给予不是十分落后的评价。反之，假如不是手段，而是本体，那么
评价将会更低。有关这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请允许我较细密地来
谈论它。
     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明朝，发展到明末（以魏
忠贤时候作为典型吧），几乎是反动恶劣到顶点了。所以十七世纪的启蒙思
想家无不对之施以攻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君》诸篇是最突出的
例子，做出来“夫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激烈结论。顾炎武亦复如此，
他的攻势不一定那么猛烈，但他列举的方面更多些，论证性更强些，更绵密
些。他谈到的方面大体有这些：第一，上古时候，氏族残余尚相当浓厚，当
时君权没有那么重，所以经书中总说“天子一位”的话，顾炎武据此做出一
段带有深刻的时代民主意义的论列，他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
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
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
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 ‘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①这是说，皇帝只不过是国家统治机构各级中最高一级的首长，他只是由于
执行公众之事不能亲自生产，所以才可以领到一点俸禄，除此之外，他不应
该有什么特权。第二，他指出越早的时候君主对臣下越客气些，例如楚王自
称曰“仆”，孟子对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南齐国君说“士大夫故非天子
所命”，就是唐、宋时候“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
他拿这些史事跟明朝的廷杖来做比照，说“古者，朝无挞人之事。”②第三，
他举东汉为例，说当时地方舆论 （大部分是地主阶级的舆论，不大可能是人
民的舆论）可以约制中央，“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
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③第四，他把皇帝比做宗法制下的家
长，说大家长应该同小家长一起办事，有些权力该下放到小家长手里，不该
由大家长一人独揽。他说，“人君子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一家之中，
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
犹有不帅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所治者约矣。”①——所有这些，
都是顾炎武攻击封建专制主义的论据，其中谈到不少上古和中古的氏族制、
宗法制的情况，这我们不能认为他是“复古主义”，而应该看出他是在“借
古说今”，在申述近古后期的民主思想。
     在主张削弱专制主义中央权力之馀，他主张政权下放，诸凡财权、兵权、
任官之权，都要部分地下放到州郡和县乡中去。为了达成他这方面的论证，
顾炎武进行了大量有关官制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其属于历史知识范围的，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讲授《中国通史》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特别 ----------------------- Page 118-----------------------是青年接班人，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因为他在这些方面树立了史学基
本功的典范，从“三通”那样浩汗的史料堆里扒梳出一条条清楚可循的路径
来；至于这些研究在社会思想性质范围内的，那我们应当更慎重地去进行辨
析。其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譬如说，顾炎武认为中央的权
集中得太多了，地方的权下放得太少了，应该调整一下，这些主张是没有什
么值得谴责的。但问题的核心是权力下放到什么人的手里？顾炎武在《郡
县论》中具体地表明其内容是，“尊令长之秩”，“设世官之奖”，“行辟
属之法”，②这看得很明白，他的意思是把权力以县为单位下放到地方上的
地主豪绅及其代言人的手里去，用这些人的“人制”去代替中央集权的“法
制”，用“小官多者其世盛”去代替“大官多者其势衰”。③顾炎武在这些
地方不惜把自己的学说带到最开倒车的境地，竟说唐代的藩镇割据在历史上
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 《日知录》《藩镇》条下一而说，“呜呼！世言唐亡
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
力；”①再而说，“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②三而提出反面论证说，“秦隋之世，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哉？！”
③四而把问题提到理性认识上来，引《路史》的话说，“矫枉之枉，常深；
救弊之弊，常大。”④意思是谴责自赵匡胤以来纠晚唐五代之弊，纠得太过
火了。甚至对东汉末三国时的地方割据他也颂扬，“灵、献之世，荆表、益
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⑤自然，顾炎武之所以发这些
议论，也自有他多方面的动机，有些动机是好的，譬如说从异族入侵的教训
中来看问题，论列靖康、建炎之际为什么土崩瓦解得那么利害，南宋末文天
祥为什么提出“四镇”之说，还引王应麟的话说，“郡县削弱，则戎狄之祸
烈矣。”这意思很明显，是说假如明末国家权力下放得多一些，明不至于亡
得那么快，清人入关不会那么容易。但动机恐怕不限于此。东汉末的荆表益
焉，唐末的河北藩镇，尽人皆知其在历史上不起积极作用，顾炎武之所以斤
斤于表彰他们，甚至连明朝那些“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
为弃物”的朱家宗室，他都要替他们喊冤叫屈，这是为什么？这显然是在替
地方上豪绅地主做争权夺利的呼号，说近古期中央集权把一般豪绅地主的权
力排挤得太利害了，远不如东汉和南朝时候“执政者”跟“授权者”者之间
那样靠拢的紧：如此而已。我认为，这个部分是顾炎武社会思想中最突出的
部分，但不是进步得最突出的部分，而是落后得最突出的部分。
     由于最突出，所以历来的人就不免对此进行悬揣和曲为解释。举两个
例。清末大儒章炳麟说这是捣乱清朝统治的一种计策 （言外之意，说这并非
出自顾氏本来的心意），他说“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遗民欲以封建井
田致乱，盖目睹胡人难去，惟方镇独立以分其权，社会均财以滋其扰，然后
天下土崩，而孤愤易除也”。①这真算得起怪论！但太炎平生尤其晚年，所
为怪论甚多 （如说甲骨全是洛阳贾人伪造，等等），这一点，也并不值得奇
怪。但试问，顾炎武有什么本事叫爱新觉罗·玄烨一定上他的圈套？假如不
上圈套 （事实上并没有上，康雍间在今河北省一带举办的“井田”，并不是
中了顾炎武的计，而是安插他们自己阵营中贫困没落的满州贵族的，跟“井
田”原义根本不相侔），顾炎武怎么办？再试问，明初的解缙、王淑英、方
孝孺也是在对朱元璋布置圈套吗？事情不是如此，封建井田是中国历代正统
儒生自 《盐铁论》中的贤良方正以来所共同信仰的一种理想，而不同的儒生
依附这种理想也各有各的情况，陆生楠、曾静、吕留良有他们各自的情况， ----------------------- Page 119-----------------------黄宗羲、顾炎武又有他们各自的情况；难道这全是圈套吗？所以说，井田、
均田、均税、地方分权等等都是儒生们从古老传统中吸取各自思想泉源的一
种表现，其中井田均田均税等是偏好一面的，从地方分权论到地方割据论是
偏坏一面的。另外一例：近人侯外庐先生拿俄国民粹派思想自“密尔”中吸
取泉源的往例来印证顾炎武的地方分权论，说这是一种曲折的救亡道路。②
但这中间也颇有可争辩之处，第一，俄国民粹派所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是以农
民为主的农村小资产者的力量，顾炎武所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是封建地主豪绅
力量；第二，俄国民粹派农村村社自治论的实际作用是排斥当时已经成为现
实的无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顾炎武的生活时代则距离无产阶级革命
尚十分遥远；第三，民粹派自“密尔”中吸取源泉找寻比附，而顾炎武不仅
仅从三代的“社”和“氏族”中去吸取泉源和找寻比附，他在达成他的“地
方分权论”的过程中，他对东汉光武以来的“良风美俗”进行了很多的表彰，
对东晋南朝“王与马，共天下”以来的种种政权不敢开罪地主的资料也颇搜
集了不少，这说明顾炎武在达成他自己的“地方分权论”过程中，他不仅从
原始历史时期，并且更主要的是从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时期中，吸取到他所需
要的泉源和比附。所以总起来说，拿民粹派的村社自治论跟顾炎武的地方分
权论来进行对照，是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因为按抵制无产阶级的反动性说，
顾炎武不及民粹派；按所依靠的阶级力量的落后程度说，民粹派又不如顾炎
武。
     我对顾炎武的著名的“地方分权论”的看法，就是如此。                                      五      由于本文所涉及到的论点较多，作者不得不于每节开始或结束之时，进
行某些前后连贯的工作。总括以上两节所述，顾炎武的哲学论点有些是唯物
的，有些是唯心的，他强调感性经验一点接近于唯物，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些观点贯注到对待现实方面的反映，则表现为民族立场坚定和坚持爱国主
义，但其中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气息；在国内政治方面，他提出种种根据主张
削弱专制主义，从这中间表现出时代的民主要求，但同时他又提出封建士大
夫的地方分权论或自治论，这一部分显然是他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最起作用
的部分，从而也就是最落后的部分。现在，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结束，我
们有必要来看看顾炎武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议论，并扩而大之，看一看他
在谈论社会意识跟社会存在的关系时，他的观点立场如何。
     前面已经说过，顾炎武不仅仅是大史学家和大文献学家，他还是大文章
家和诗人，后代对黄宗羲、王夫之的诗文讲过坏话的颇有其人（甚至说黄的
诗文不通），但对顾没有这种情况，大家都很尊崇。他的文章很简括，论点
很明朗，逻辑性很强，爱国主义气息浓厚；他的诗显然喜欢做古体，但近体
 （律诗）也做得很好，理论上反对用韵但实践上很会用韵，由于历史地理知
识渊博，所以诗中用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吊书袋”。在这些文学艺术实
践的基础上，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他的文艺观点，但在评述这些观点之
前，对于明朝文艺传统不能不稍说两句。正如在哲学上无论一个人的思想如
何是他自己独立思惟的结果，他仍须在程、朱，陆、王之间有所抉择一样，
在文艺界，对“前七子”“后七子”以及所谓“公安，竟陵”，后继者都要
或多或少表示态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这里须要说明，明末的那些宗 ----------------------- Page 120-----------------------派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阵营的分界，他们是地主阶级内部宗
派在文艺上的反映，不过其中某一宗派的某些论点进步些，某一宗派的某些
论点落后些而已。“前七子”和“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
口号，主张向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摹拟；“公安、竟陵”反对他们的摹拟论，
主张诗文的目的是“言志”，“子曰，曷各言尔志”，各言各的志就意味着
自由化。摹拟呢，还是自由化呢，这倒是个分水岭。在顾炎武的文艺评论中，
鲜明的派系表现不像哲学方面那么强烈 （宗朱反王），他似乎是在综合前后
七子与公安、竟陵诸家之所长，基本上是支持反摹拟并主张自由化的，并且
主张诗文的价值在于实用。
     在《日知录》中，他写了《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条，说区别文章好坏的
标准是看它有益于天下么还是有损于天下。他列举了四项有益：明道也，纪
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四项有损：记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
剿袭之说，谀佞之交。①从这中间流露出来，他的文论中“正统”的气息十
分浓厚，但在纠正晚明文坛积弊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外，他谈了很多
写作态度问题，如不急于求名，忌剿袭、不可泥古、文以少为胜、一定要有
 “古人之所未就，后人之所不可无”的内容才写成文章。对于诗，他说了更
多的话。他对于唐诗恐怕是修养极深，观其随手拈来李、杜、元、白之诗以
证史的情况，可以想见。他对于盛唐、李、杜之诗，恐怕是十分推崇的，不
管他指摘过杜甫用典有一次用错了，将服虔误为伏生了也罢，据说他是主张
 “诗必盛唐”的。他的好友李因笃（天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往惟吴郡顾亭林征君不愧斯语。征君古文词纵横左史，诗独爱盛唐。”
②“诗必盛唐”，这是“七子”们的老命题。李因笃对此再加以发展，说“至
盛唐而止”，把晚唐排斥了。顾炎武是否排斥晚唐，《日知录》中无表现。
看来，上自晚唐、下至三袁、钟、谭的佻艳，他都是反对的，但他却在相当
暧昧的情况下继承了三袁、钟、谭诗论中的进步成份（我说暖昧，是由于三
袁、钟、谭，直接间接与“左派王学”有关，而那是顾炎武所最不喜欢的），
即他们的“言志”论。大体说来，明末清初，诗论主张有三大派，一派主张
诗以“载道”，其缺点是不免有些形式化和僵化，但其优点是容易导向现实
主义；一派主张“言志”，其优点是强调自由化，但其末流则表现为非乖僻
即庸俗；第三派标揭“神韵”（再晚些又出现“性灵”说）这就完全是主观
唯心主义在诗方面的表现了。当时大河南北，“载道”派甚占上风；大江上
下游，资本主义萌芽过的地方，“言志”派十分风行；独王士祯（渔洋）倡
为“神韵”之说。顾炎武后半生皆在北方，许多观点（如“聚于乡则治”之
类）是北方社会的反映；但在诗论方面，却是“言志”一派，讲究“性情”
 （个性），跟吴伟业（梅村）的论点很相近。在《日知录》中谈到摹拟与创
造的关系时，他说，“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
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①文里的“我”，
也就是个性。从发挥个性的论点出发，他主张韵为诗的内容服务而反对叫内
容为韵服务，这一点他很强调，不惜反复申说，如“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
诗从乐”；②“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③
 “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④总起来看，顾炎武
无论从理论上或者从技法论上，都是个性论者，自由化论者，而不是格律论
者和形式化论者。在他当时具体的历史时代 （封建末期，资本主义个别萌芽
已经出现）中，这种诗论还是带有相当的进步性的。 ----------------------- Page 121-----------------------     但一个思想家在他的综合议论的不同分枝中，又经常是表现为千差万别
的现象；在总的体系上是统一的，但在局部则又是多样的。顾炎武文艺论点
的基本倾向虽然是进步的（由于他强调个性、排斥格律，带有启蒙的气息）；
但一当他论列得稍远一点，牵涉到社会意识跟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时，他又
衰弱下来了。在这方面，他的唯心主义论点表现得较多。而不同程度的唯心
主义观点，又当有所区别。譬如当顾炎武谈到人性的残酷时说，“纣为炮烙
之刑，……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
①拿畸形生理来比拟奴隶主最高统治者的残暴，这是不能再鲜明的唯心主义
观点，而这未必成套的，带有某些偶发孤立的迹像；但是当他在 《日知录》
卷13中大段大段地评论历代风俗时，整套的唯心观点就出现了，他极力夸大
东汉光武帝刘秀“尊崇节义，敦励名实”的作用，并说直到东汉之末“倾而
未颓”、“决而未溃”者，“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②他又极力夸大北
宋时反对改良的正统派地主的作用，并用正面肯定的态度征引苏轼 （东坡）
的言论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
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③在另一卷中谈到上古礼俗之美
时又说，“先王一举事而天道人伦备焉”；①甚至说出“张耳、陈余之宾客
厮役，皆天下俊杰”②这类的话。这就是成套的言论了。这显然是说，社会
意识和个别人物的作用（特别是地主阶级人物的作用），可以支配社会存在，
可以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这不是典型成套的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呢？                                      六      现在，我们几乎只剩下谈论顾炎武历史学和文献学基本功成就的一个部
分了。
     关于这个部分，历来说过话的人最多，材料的积累量很大，但毛病也最
多。有一部分人把顾炎武这方面的成就做了不正确的估价；另一部分人把顾
炎武这方面成就的意义歪曲了，拿它来抵制先进理论对感性认识的启发和导
引的作用；还有一部分人把顾炎武这方面的成就跟他的哲学观点、社会政治
观点割裂开来，或者至少不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不容易使人看清楚一个学者
在学术上有成就的部分是跟他自己哲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的进步一面联系着
的，其落后一面则成为他学术成就的对消剂。本文有鉴于此，故把重点挪到
过去人们不太重视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去，但对他在历史学文献
学方面的成就问题，我们仍然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本文前部诸节所已论列
到的，就不再予以重复了。
     我们说，顾炎武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是跟他的哲学政治观点密切联系着
的。我的意思是指他的经验主义和爱国主义、经验主义导致他对感性材料的
重视，和对亲身经历调查研究的重视。爱国主义导致他在某种限度内进行斗
争的必要，譬如说跟地主阶级投降派和清朝统治者斗争。这些，就是顾炎武
仆仆一生光和热的泉源。他的老友归庄 （玄恭）说的好“使兄不遇讼，不避
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①不是总角之交的老知己，是讲不出这么恳切的话来的。是奋斗，培育了顾
炎武的生命力；是奋斗；完成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
     现在，分几个方面来说明。 ----------------------- Page 122-----------------------     譬如说保持历史主义这一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不是矛盾
的，这一点当前学术界正在引伸和论证。只有最好地掌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
析法，才能最好地吻合于历史主义。而这对顾炎武当时说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顾炎武的操作成就，是怎样达到虽然不可能最好地、但仍能在某种程度
上符合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主义的呢？这不能不归功到他的经验主义和对感
性材料的重视。重视材料，接近全面地搜集和分析材料，即便在分析的方法
上不免有种种局限 （这限制了他的成就，使之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并且产
生不少错误）；但在局限的情况下，它毕竟比较地能引导人们去接触历史的
全面，接触历史运动变化发展的总历程，从而也就能够符合他自己时代的历
史主义。试举一些例来说明。在《日知录》的《郡县》条中，顾炎武列举了
17条材料来说明在秦统一以前列国早就有了“县”的设置，他又列举了一些
材料说明在秦统一以前“郡”也有了，这就告诉人们郡县制并不是突然发生
的，也不是秦始皇一手创造的，这就比较他的前人更符合了历史的原貌。①
在另一标题作《社》的条中，顾炎武列举了12条材料（大戴礼1条、左传及
注4条、吕览2条、商君书、管子、荀子、国策各1条）来说明上古“社”
的存在和情况。②我常常这么想，我们青年教师在讲上古史时总要讲到原始
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吧，那么看看顾炎武这一条或者查查《古今图书集成》有
关社的一部分材料，总是两条值得建议的“事半功倍”的道路。而顾炎武本
人呢，也由于对三传、三礼等古代文献的高度娴熟，接触到的材料多，得到
体会的面既广又深，所以即便在他当时没有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学的条件下，
他对于“氏族”和“宗法”已经可能有了超越前人的认识和体会，譬如氏族
的血缘纽带这个概念，以及这种血缘纽带被阶级社会的奴隶主封建主拿来作
为辅助统治的手段一点，顾炎武似乎是已经“略有所窥”了。他在《日知录》
中写道，“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不散”，③这不就是
纽带的概念吗？再譬如对于上古时氏族迁徙这个问题，顾炎武正处在若明若
昧的状态之中，在谈到舜的弟弟象“封于有庳”这一点，他死死地扣住湖南
的道州缠来缠去，越缠越胡涂；④在谈到斟寻、斟灌这两个夏史中重要地名
时，他也只谈其在今之山东而不谈其在今之河南的事，直到晚清学者（如雷
学淇）深研《竹书》《世本》时才把氏族搬家的迹像钩勒出来；但在《日知
录》《因国》条下他却接触到这方面来了，通过晏子的一段谈话，得知齐国
的基地在齐太公建国之前，爽鸠氏的氏族在这里住过，季荝封在这里过，有
逢伯陵封在这里过，这就是氏族迁徙和贵族就氏族旧址而封邦立国的开始
了。①在写到《韩城》一节时，他谈到陕西的韩城，也谈到河北的韩城，非
正式涉及到夏朝的“寒”号，更自河北跟东夷貉貊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联想
到“三韩”；这些都是对人有启发的，都是新颖的，有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符合于历史原貌的。在《日知录》《乐章》条中，他对中国语的声韵方面衍
变，也由于多占有材料而获致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的境地，他写道，
 “降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②他又写道，“三代
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③这些话都是带有深厚的资
料感染才写得出来的，所以当章炳麟说清代声韵学“推其本未究语言之源，
明其用未综方言之要”，这些话用来作为总评还是对的，但顾炎武何尝没有
看到这些苗头呢？以上，都是顾炎武由于重视掌握材料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
持了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主义的一些主要例证。在《日知录》卷31《长城》条
中关于列国各筑长城，秦统一后予以汇总增修，并连成一长条的历程的叙述， ----------------------- Page 123-----------------------也是多少符合了历史原貌的。试问清中叶以来的那些“饾饤”学者，他们的
考据能有这种大处落墨的气势吗？他们把历史“凌迟”了，把历史搞成块块，
片片和末末了。
     再譬如顾炎武在地理沿革学方面有重大的建树，但试问这些建树又跟什
么联系着呢？这显然跟两件事联系着，其一是跟重视亲身经历和调查研究的
这一经验论者的信条联系着，其二是跟顾氏“反清复明”的斗争联系着。没
有这两重动力，他就鼓不足这么一辈子的干劲。而干劲鼓上去，效果就得到
了。由于地理概念的明确，在历史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帮助，这在顾炎武学
术成就上是一个极鲜明的特征。先从零星的谈起，譬如通州、正定等地驿站
裁并后不按三十里一驿的规格使得驿马困乏，河间一带水涝时由于公共事业
废弛而发生渡船勒索过客的情事增加旅行困难，大名府有1200步为一亩的特
大的亩积，大同妇女著纸裤，延安地方不晓纺织之利，西北边地为了缴纳钱
粮银子不得不卖儿鬻女，各处府州县城凡为唐置者其城郭必宽广、街道必正
直、廨舍必宏敞，宋以后所建则弥近弥陋等等，①自然多读些地方志书也不
一定获致不到这些印象，但只有亲身经历和调查研究的人，才能体会得这么
亲切，跟历史问题联系得这么紧凑。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山西》部分
中，他也曾一再地谴责地理学者“求之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之于道里徒
步之下”。再举一个重点例子来看。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写了《大原》一
条，在同书中他又写了《左传注》一总条若干小条，其中涉及到“千亩”的
问题；这两条连在一起对于周宣王东迁后的措施问题的分析便有很大帮助。
在《大原》一条中，顾炎武说东西周之际的大原应有二，一指今之太原阳曲，
一为今之平凉，与狁打交道应在后一地点不应在前一地点，并说“《国语》
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在《左
传注》有关“千亩”的条中又说，原注解以千亩为地名，在西河界休，他则
认为“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并引《括地志》证明千亩在今山西汾河之
曲的安泽地方（古名岳阳）。顾炎武这些论断能不能成为科学上最后的结论，
那是另一问题（阎若璩就跟他争论过晋境及不及介休的问题），但对我们后
代人却是有启发的，我们在追究 《国语》中所记宣王“料民于太原”和“不
籍千亩”时，就有了两种判断的可能，第一种判断说大原就是山西的太原，
千亩就在介休，这样“料民”和“不籍”的两桩事是在相当临近的地域里进
行的，它们中间联系的可能性就较大，从而把这两桩事解释作放弃公田上劳
动租的剥削而代之以公私田不分的履亩之税的剥削制的试验，其可能性也就
较大；第二种判断说大原远在平凉，料民于大原不过是对战区和平居民的安
插，千亩在晋都附近的安泽，距离成周不远，不籍不过是不再到那里去“三
推三拉”而已。我们近代人就应该动员一切资料和理论的论证力量，来判断
这二者中之孰是孰非。但已故的李亚农先生在其名著 《西周与东周》中极精
湛的一段文章里，对顾炎武所已涉及到的东西表现为茫然无涉，这不能不是
李先生的一桩遗憾，也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再譬如说训诂及与之有关的其他分枝，自两汉儒者曾经大搞了一番之
后，后面的人偏重到哲理的一方面去了，一直不够重视，顾炎武却大胆地说，
 “溺于训诂，未害也。”他说这话，是用来攻击心学的。而他自己搞训诂则
并不是为训诂而训诂。他的动机与实践间发生联系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他
要挽救亡国和亡天下，就要洞察天下民生疾苦；要洞察天下民生疾苦，就要
通晓古今治道；要通晓古代治道，就必须深入诸经；而要深入诸经，就必须 ----------------------- Page 124-----------------------把一些不明的经义弄明白；这就自然而然的走到“读书必先识字”的道路上
来。顾炎武对中国文字的源流是懂得很清楚的，他说很早叫“文”，后来才
叫“字”，字是孳乳的意思。怎样孳乳呢？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是缘着《六
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发展道路孳乳出来的。这
是说，字是通过字形和字声的变化、两者纠缠起来才在字义方面产生了种种
变化。这说法原本是对的，但第一由于许慎有些地方解不通时硬要解，第二
由于自许慎以后字形字声字义诸方面又发生了很多变化（韵就是六朝的新产
物），所以《说文解字》之不敷用是很显然的了。顾炎武对《说文》是很不
满意的，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就是从交叉材料中去追查字的古形、古声、
古义和古用。我经常说，顾炎武最喜欢“摊”，他平生摊经入史，摊此经入
彼经，把历代传注疏解也都跟本经摊到一起，以此证彼，使前后文互证，古
今互证，经史互证，经子互证，经文注疏互证，金石与书本互证，传本与佚
文互证，…这样广泛交叉材料的结果，对经义自然就较前人明白多了。有人
说，这都是些不急之务。这不然。譬如我们当前讲《中国通史》上古部分的
同志，总摆脱不开要使用一点原材料吧，那么“乱臣十人”、“涉渭为乱”
 “康功田功”、“彻田为粮”、“伯昌何衰”（或荷衰）、“十千维耦”……
等等，你总要叫学生明白吧，为了叫学生明白，你自己总要搞搞清楚吧。那
么，训诂学就摆在面前了。这个“困学”的历程，我们跟顾炎武古今来其实
是一样的。
     顾炎武已经很留心“声”的通转。他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
音始。”在《日知录》中，他零星地标揭出一些由于读声的接近而发生的许
多牵连，如“辩”与“遍”、“邮”与“尤”、“谢”与“序”、“颜”与
 “岸”、“胥”与“苏”、“瑕”与“胡”、“术”与“遂”，“义”与“我”、
 “戏”与“麾”、“捭”与“摆”、“銊”与“箴”、“箴”与“■”、“葚”
与“”、“葚”与“黮”、“吴”与“虞”等，①有的是形不近音近而义
近了，有的是音形都近义也近了，有的是跟着音的分枝形也分枝了，有的是
跟着音的靠拢义形也慢慢靠拢了。千差万别，但集中说明一点，即“声”在
字形字义的孳乳、即其转注假借过程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因素。这一
点很重要，可以纠正拘拘于字形与字义两个方面的积弊。所以当王力先生说，
 “古人解释字义，往往只根据字形。直到章炳麟，才摆脱了字形的束缚，从
声韵的通转去考证字义的通转”的时候，②我认为他对顾炎武做了不应有的
忽略。我认为，章炳麟搞声韵兼古通今，挖出一窝一窝的“字族”，顾炎武
只偏重在古，此顾之所以不及章之处；但章把“一声之转”“阴阳对转”等
的法门使用得太滥了，给后学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顾却不然，他动员一切
旁证来保证这“一声之转”，使它巩固，靠不住的就不做结论；而在靠得住
的这些部分中，却已经替以“声”为主导因素去解释专注假借的学说铺平了
最初的道路，清朝中后期，孔广森从声的“旁转”发展到“对转”，以及朱
骏声弄出“四例”、“八用”之类，③有主要一部分是从顾炎武这里受到启
发、做了继承的。
     以上，只举了几个方面——较全面地掌握感性材料，以达到在一定程度
上符合于历史的原貌；重视亲身调查研究，从而在地理与历史的联系方面做
出来重点的示例；以通古“声”为骨干，作为通经和正确训诂的法门；——
来说明顾炎武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工作方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此外，
他所涉及的方面尚多，如金石证史，辑佚辨伪等等，他也都继宋人之后发过 ----------------------- Page 125-----------------------凡、起过例的。但最后仍要指明白的是顾炎武在这些方面的巨大成就并不是
他一生里正常的收获，而是经历了历史曲折和阶级局限后的结果。不这样指
出，不这样认识，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向或错误：要么就是把顾炎武一生
的抱负和实践做了不应有的低估，要么就是把低估后的顾炎武做了不应有的
夸大。当潘耒替《日知录》做序时，他是掌握了这个分寸的。我们今天来纪
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更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从“弃其糟
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出发，认识到顾炎武虽然基本上是个学者，是个历史
学和文献学方面的学者，但他不仅仅是个学者，他还是有一定哲学观点的人，
有一定社会政治观点的人，有一定社会活动实践作为他自己治学基础的人。
他的哲学观点，有贴近唯物主义的一面 （如他的经验主义），也有贴近唯心
主义的一面（如历史风俗观）；（自然，在总的体系上，他是、也不可能不
是唯心主义者）。他的政治社会观点，有进步的一面（如反专制主义），也
有落后的一面 （如地方自治论）。这些进步性的成就，是跟他的爱国主义思
想和一定程度内所展开的斗争联系着的；那些落后部分，则是跟他的封建地
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头脑联系着的。这两个方面在他一生中互为消长，每当
进步面占主导地位时，他便有所成就。反之，他的成就就打上了很沉重的局
限性的烙印。最终，归结到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方面来，这是局限而又
局限以后的境界了。体会了顾炎武一生的成就和局限，我想我们大家对于我
们自己不会没有所启发、和引起考虑的地方吧。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其
实是贴近着当代和自己的。                                                    1963年9月5日初稿；
                                                  1964年4月19日改订。 ----------------------- Page 126-----------------------附录二                    论顾炎武两大代表著作中的内部结构                                    赵俪生
     一部科学专著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当然自有它各方面的特点，但其中的
特点之一，一定得是结构严整，而这种结构严整，又不是单纯由作者头脑中
臆想并构造出来，而必须是这一专著所研究的对象、那些现象和衍变在作者
头脑中之精确的反映。顾炎武的两部代表著作——《音学五书》和《日知录》，
正具有着这样的特点。并且，正由于这种结构严整是自客观反映而来，所以
两书的结构严整又各有各的特色。兹分别分析之于如下的两节之中。                                      一      有人认为，《音学五书》算不得史学专著。这也未必然。当然，它首先
属于古声韵学这个相对窄狭的学门之中，但当这部书揭示人们在念字、发声、
调韵方面，唐宋有所不同于汉晋，汉晋又有所不同于先秦的时侯，这实际上
已经是一部中国声韵衍变史的内容了。此其一。在《五书》之中，有着中坚
的组成部分《唐韵正》，在这部书中，作者不惜动员数百条证据来证明某字
古今声韵之不同，替历史考证方法，做下了辉煌的范例。此其二。因此，《音
学五书》实际上已经是涉及到历史学范围之内来的一部声韵学专著了。
     希望读者，特别是史学研究生同志们，在读这部专著时，跟自己的科研
工作互相对照，那样做将会是很有益的。一般说来，一桩科研工作摆在你的
面前，从开始到完成，大体要经历三个过程。在顾炎武是如此，在我们也是
如此，第一个过程，是从客观上出现了情况，我们主观上也察觉了这一情况，
于是就动意要弄清这一情况的究竟。这就叫发现问题，或者叫遇到了题目。
第二个过程是动手来料理这个题目，在这中间既需要思维力，又需要毅力。
没有思维力，问题不容易向纵深处发展；没有毅力，就会遇难而退、半途而
废。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这种例子不是很少，年寿支持不到是一方面，毅
力支持不到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过程是取得成果，总括起来，推广
下去，给后边的人开出一条路子。
     现在，让我们来追踪顾炎武写《五书》的历程吧。他是从“改经”这件
事引发的。古人喜欢用韵语，试看《左传》中外交辞令多带韵语，宴会上也
用韵语 （中世纪阿刺伯人和蒙古人也有类似的好尚）。古经中，《尚书》有
韵语，《易》的卦爻词韵语更多，《诗三百篇》更是给古声韵提供最丰富资
料的场所。但经历两三千年之后，有些韵语仍能上口，有些则不对头了。于
是从唐玄宗起，出现了“改经”的措施。他认为《尚书·洪范》中“无偏无
颇 （po），遵王之义（yi）”不上口，下诏令改为“无偏无陂（pi），遵王
之义 （yi）”。可是顾炎武发现“义”字古不读yi，而读若“我”（o），
 “无偏无颇（po），遵王之义（o）”，很上口，并没有错。这件事，就是客
观上出现了情况，主观上也察觉了这一情况，于是就动意来研究古今声韵之
不同，这就是问题的起点，这就确定了科学研究的题目。
     于是顾炎武继明朝陈第从《诗三百篇》中追查了440馀字的声韵的成就
之后，又追查了1900馀字的声韵。他发现齐梁以后人们的念字、发声、调韵 ----------------------- Page 127-----------------------不同于汉、晋，而汉、晋又不同于“三代”。他从具体工作中感受到，要清
楚说明这三个段落的衍变，必须动用极充足、极雄厚的证据力量，于是他决
心写作《五书》结构中的中坚内容——《唐韵正》。
      《唐韵正》这个书名，存在着不合适的地方，《四库提要》指出过了，
这反映顾认为古音为正、唐韵不正，所以他再来“正”一下，这是“是古非
今”思想的反映。这个，我们只提一句，权且放下不管。我们试来看他怎样
使用大量的、不可摇撼的证明材料来进行证明吧。他为了证明“行”（xiong）
古读若“杭”（hàng），列举了364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下”（xià）古
读若“户”（hu），他列举了219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福”（ fu）古读若
fe或fi；他列举了158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马”（ma）古读若mu，他
列举了69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家”（jiā）古读若“姑”（gu），他列
举了57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角”（jue）古读若“禄”（lu），他列举
了53条证明材料；……。并且，不仅这些证明材料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其来
源之广也是惊人的。其来源包括各经书、各子书、历代正史纪传、楚辞、古
歌、汉赋、六朝赋、医书、杂谣、历代碑碣拓文……以及作者旅行中实际调
查之所得。关于最后一点，举两个例。讲到“家”古读“姑”时，他加写道，
 “今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唐
韵正》刻本卷4、中华新本页267）。本文作者即出生于青州以东，邻近村名
果有逄姑庄、于姑庄；读顾氏书后，始悟其为逄家庄、于家庄也。讲到zhu、
zhou互讹时，他又加写道“今三原、泾阳人读‘朱’‘诸’诸字，皆则鸠反”。
 （《唐韵正》刻本卷6、中华本页316）。本文作者在上述地区教书时，亦有
相同的感受。秦腔中读“杜”若“窦”即一显例。此外，我有一友人住无锡
市一小街名顾桥下，而地方人读“顾桥户”，证明“下”古读“户”犹存于
无锡现代语言之中。
     什么是考证？这就是考证了。这才是正牌的考证。近数十年来，我们亲
眼看到一些先生们在一些琐琐碎碎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掇拾寥寥几条材料来进
行考证，还为此自鸣得意、沾沾自喜，叫喊什么寸铁可以伤人，在顾炎武的
考证面前，这些先生们是应该感到惭愧的。并且，顾炎武是在怎样条件下进
行这些科研的呢？有台灯吗？有写字台吗？有舒适的参考室和卧具吗？《唐
韵正》是作者过江以前基本上写好的，他一到山东，就告诉莱州的任唐臣说：
 “余为《唐韵正》，已成书矣”。但在过江以前的十年里，他过着什么样的
生活呢？他有一首题为《旅中》的诗，“旅客仍留转，愁人独远征。釜遭行
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中羹。
浦雁先秋到，关鸡候旦鸣。蹠穿山更险，船破浪犹横。疾病年年有，衣装日
渐轻……”（《顾亭林诗文集》页322、《顾诗汇注》页515）原来，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来进行科研的呀。这对我们后代人，不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吗？
     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音学五书》写成了。以《唐韵正》作为中坚，
以《诗本音》、《易音》作为古音检查的现场，然后形成总论式的《音论》，
再附以后人可以运用参考的《古音表》，这个结构就严整地完成了。然后，
他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他总括起来，推广下去，他写道：“愚以为读九经
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别看寥寥十六个字，真有
千钧之重，它开启了整个乾、嘉汉学的路子。通过整整一两个世纪的研究，
中国先秦史的资料更清楚了，从而我们对上古史的理解也深透了很多。推广
来说，经过乾、嘉之学的努力，整个中国历史的史料学水平较前大大地提高 ----------------------- Page 128-----------------------了。而《音学五书》这样一部有着严整结构的专著，在这方面起了开辟的作
用。                                      二      现在让我们来看顾炎武的第二部具有代表性的科学专著——《日知录》。
      《日知录》跟《音学五书》有所不同。《五书》是涉及一门较窄狭的学
门的，所以容易显得精湛，显得结构特别严整。《日知录》则不然，它涉及
的面太广了，上下古今，经史百家，一切经世济用之学，它无不涉及。无不
爬梳。在顾之前这么干过的，至少有杜佑、郑樵和马端临。他们的著作，一
般叫做“三通”。他们用大专著的形式来表达，什么“食货”、“职官”、
 “州郡”、“边防”等等，摆出一种相当大的科研架式。《日知录》的作者
与此有所不同，他有继承“三通”的一面，又有改变表达形式的一面，他选
用读书札记的形式，一条一条，除黄侃 （季刚）《校记》校出的之外，按潘
耒1695年在福建的刻本说，它是32卷1019条。最短者9个字，最长者5
千馀字。对于这32卷的内容，《四库提要》做了太琐细的划分；潘耒在序言
里分为8部；而顾自己则分为3部，“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
 （《顾亭林诗文集》页98）。我将按三部划分法，来谈谈它的结构。
      “博闻”部分，对人是没有害处的，但益处也不是最要害的。像知道河
南有太平车；山西有冷窑；穷人有纸裤；户部有绍兴籍的胥算（财会人员）；
民间结社有没命社、亡命社和扁担社；知道这些既可以增加谈助，又可以帮
助小考证。王应麟在宋朝已经做过，以后的赵瓯北、俞理初直到近人邓之诚
都有这方面的纂著。但它究不是《日知录》的主流和重点。“经义”部分（从
卷1到卷7），有人说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这个话也对，也有可以商榷的馀
地。从“上古史”看，也许如此：从“通史”看就未见得如此。在前七卷里，
作者说了些什么呢？大体说来，第一、它说出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命题，
如说假如没有“器”，那么“道”就无所寓。又如说“心”不是个虚的、寂
的东西，它是反映造化流行中之所“存”，等等。这些都很宝贵。但这些命
题一旦结合了复杂的人事，种种经不住考验的唯心主义，又会马上丛生出来。
第二、它说了些古史中氏族、血缘、社、民主遗存、国家萌芽、地域搬迁等
等的踪迹，这些由于以后甲骨文的发现、青铜器的进一步研究等等，而显得
尚未达成高度的成就。
     所以，鄙意以为《日知录》一书的中坚，当在“治道”一部分，即从卷
8到卷12、再敷益以卷22、23的一些条条。什么是“治道”？即统治人民之
道。用这个词，不管自觉不自觉，是站在统治者角度上的。但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历来既在观念上划分，又在实际中混合。总结经验教训，就既包括顺
利统治的经验，也包括遭受反抗和被颠覆的经验，因为社会是整体的所以，
 《日知录》中有关“治道”的这个部分，到头来是作者对历朝社会利病所做
出来的一些检讨和总结。由于作者生为明朝子民，所以对明朝在较它以前若
干朝代更加拔高了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发生的诸问题，如中央集
权和地方分权、法制和人制等等，在总结、检讨中就有时占有突出的地位。
     还有一点意思，在这里说一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
义，懂得人类社会现象可以划在三类里去对待。其一是经济基础，是不以人
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是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它建筑在经济基础之 ----------------------- Page 129-----------------------上，受基础的约制，又起反作用于基础。第三是意识形态，它怎样受约制于
基础和政法上层建筑？它又怎样起反作用于基础和政法上层建筑？现在，理
论界正在研讨之中。顾炎武完全不懂得这些。他每日每时所接触的、所料理
所思考的，差不多都是现象和资料。充其量再加入一些由演绎到归纳、由归
纳到演绎的加工。所以说，我们近现代人的方法跟顾有所不同，我们是分析
的，他是混融的。分析的方法是进步的，更接近于科学。混融的方法相对说
是落后的，弄不好就会孳生出背谬于科学的认识。但以上所说，仅仅是问题
的一面。从另一面说，我们掌握了一些初步阶级分析法的人，由于幼稚，由
于有教条主义倾向，由于有机械观点，有时不免把历史僵化，斫丧了某些历
史的原貌，不能很好地保持历史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读一读《日知录》中
的“治道”部分的内容，对我们自己的局限，在某种意义上，好像是一种弥
补。
     例如，假设现下有一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被分配到另一院校中去教“通
史”，他怎么办呢？假如他四年、五年中仅学到了一些甲乙丙了、ABCD、一
二三四等条条，他就会感到当他去对学生讲授时，有串不起来之苦。那么，
读一读《日知录》中像“社”、“都”、“亭”、“乡亭”、“椽属”、“吏
胥”、“以钱为赋”、“驿传”、“漕程”、“行盐”、“俸禄”、“宦官”、
 “藩镇”、“两汉风俗”、“两宋风俗”、“九州”、“地名”、以至“心
学”、“朱子晚年定论”等作者精心写出的若干条札记，并且保持其为精华
者正面吸取，其有糟粕者批判吸取，经过这么一道工序，再上讲台去讲，就
自然而然越来越多地把现象串在一起，祛除一些僵化，还原一些历史的原貌。
自然，在《日知录》之外，也可以读郑樵的《通志略》，或者吕思勉先生的
一些札记。
     话回到原题目上来，《日知录》这部书的结构，形象点说，像一座厅堂，
它以三根础柱为支撑，即一经学、二治道、三博闻，而“治道”一柱，尤为
中坚。这些础柱，形象地说，都由砖所砌成，但这砖不是普通的砖，按顾氏
自己的话来说，是“采山之铜”，是从原矿山上采下来（不是废铜烂铁，不
是掇拾来的），经过烧冶而成的。因此可以说：这样造起来的成品，比较坚
实。在这一点上，对所有我们这些后辈人来说，都是一种最宝贵的示范和启
发。
     以上所谈两部有着严整结构的历史科学专著，在文尾处必须附带指出，
它们都是有着缺陷的。在《五书》中，作者企图有圣人起，使近音还于淳古，
就是不折不扣的开倒车思想，就像企图在今日之洛杉矶推行乔叟时代的古英
语一样地可笑。在《日知录》中，我们应特别留意的，是作者反对中央集权
的专制主义的文字中所含蕴着的深度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在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到天启年间的党争，已经达到人人皆知其为有害的地步
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摘鞭挞专制主义之处，可以辑为专辑。但我
们假如拿这些跟黄宗羲（梨州）《明夷待访录》中的指摘鞭挞的相对比的话，
就会明显地感到顾较黄为软弱。假如黄的意思是把专制主义打下去、把市民
扶上来的话；顾的意思是把专制主义打下去，把地方缙绅扶起来。这个差距
就不小了。但谈到这里，已经轶出了“内部结构”的主题，进入十七世纪思
想史的范畴了，容另文议之。 ----------------------- Page 130-----------------------                                     跋      承巴蜀书社不弃邀约，叫写这么一本《<日知录>导读》，盛意难却，乃
于鄙人72岁最末三个月、73岁最初三个月、不觉自戊辰至于己巳，用整整
半年时光，总算“有志者事竟成”，现在可以缴卷了。
     书中选了86条札记。原书潘耒刻本大约收了1019条，后来又有陆续增
补，共在一千一百条上下，兹所选，十二分之一不到。但相信，重点内容大
体都收进来了。七辑之中，鄙人亦约略寓有“章法”。大体说来，第一辑中
杂收一些哲学、文论、诗论、较典型的地理考证等短段，意思是读者诸君初
翻开此书，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领略一些顾氏的学术风貌。从第二辑开始，
就每辑带有各自的“专题”意味了，如第二辑为政治制度，第三辑为经济制
度，第四辑为意识形态，第五辑为经学 （顾氏的经学是很利害的）和先秦史
事，第六辑再补选一些有关古史和社会经济的“大块文章”，至于第七辑只
是一些杂段，约略属于顾氏自己叫做“博闻”的那部分内容了。上文说“重
点内容大体都收进来了”，为何用“大体”二字？盖如18卷中《心学》与《朱
子晚年定论》二段不能不说是重点内容，而选注选讲之人，亦允许其保留其
个人之偏好与偏不好，如此二段则派性太强烈，诋斥阳明学派未免过火，而
选注选讲之人恰对阳明学派颇不无好感，故斟酌再四，终未选也。在此，也
反映出选注者亦自有其狭隘处。
     关于“注”和“讲”，再说几句话。鄙人对于做“注”，平生无经验，
此为第一遭。在写“注”过程中，对顾氏又增加了敬仰。顾氏根底，在清代
学者中亦不多见。无怪喜嘲骂前辈之辈，独于亭林，敢于嘲骂者，不多也。
但亦偶有小小疏忽之处，此任何人之不能免。关于“讲”，鄙人绝对不用极
左时期流行之披头盖脸大批一顿的恶劣作法，但遇顾氏观点偶有不妥时，每
婉转言之，亦不为之讳饰也。
     同事汪受宽副教授慨然允为原稿“把场”，每遇“注”中查不出出处之
处，即为尽力翻查公私藏书中之可能找到的出处，为之补出 （鄙人年老，甚
少出门，所凭仅家中个人藏书），但迄付稿之前，罄我二人气力仍找不到、
或一时弄不清楚者，仍有数条，只好暂阙着了。谨在此对汪兄致以诚挚的谢
意，因为他是付出了劳动的。至于全书如有误讹，责任在我，于汪君不涉。
     再者，亭林札记，长者甚长，短者甚短。长段之中，亦非一时一气写成，
多有后来补写者。补写之中，有要害的，有非要害的，故注讲时，往往将非
要害的略去，附此说明。
                                                    赵俪生
                                1989年4月12日，于兰州大学22楼209室 ----------------------- Page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