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高速封闭情况:历史研究:辩证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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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说中央政府全面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规模宣传,沉重地打击了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努力的成果,对人心产生了极为有害的效果。
文化革命后的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常常把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打、砸、抢”事件与红卫兵联系在一起。(32)应该承认红卫兵的确应该为相当一部份的打砸抢事件负责。但是把红卫兵运动与文革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划等号也是错误的。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中国的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幸免于难是奇迹。(33)实际上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才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农村的许多文物古迹,庙宇佛像早在文革前就遭到了破坏。蒋介石三十年代搞新生活运动,在农村就搞了拉庙运动,把许多庙宇推倒,把其中的偶像捣烂。(34)中共当政后,又把许多幸存的庙宇改造为学校或村政府办公室。(35)许多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不见了昔日的庙宇,或许会以为是红卫兵破坏了这些庙宇。这当然不是要为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开脱。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过火行为和犯罪行为应该区别对待。任何社会都有犯罪现象,任何人群中都或许有一些犯罪分子。因为红卫兵中有人参予了过火行为或犯罪行为,就将其全部否定是不公平的。要正确地认识红卫兵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所起的促进作用,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红卫兵运动。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来看,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过火行为在当时未必象现在看来这样过火。
文革伊始,是中学的红卫兵先带头发难的。在我考察过的几个县里,他们给自己学校的校长和少数几个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游街。(36)按通常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这确是过火行为。学生如何可以这样对待师长呢?但如果把文革前老师对学生拥有的权威和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态度考虑进去,这种过火行为作为一个革命的开始,是否有矫枉过正的意思值得商榷。文革前学校中的师道尊严,令人窒息。学生在校外的路上见到老师也必须远远停下来,弯腰给老师施礼。课堂上老师距高临下,学生也很难跟老师平等地讨论问题。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健康的。对师生双方都是不公道的。老师得处处时时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来维持其尊严,而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在这种气氛中难免不受到压抑。
学生发难后,工人和农民都动了起来,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红卫兵组织。有人误以为红卫兵都是由官方组织并操纵的。如刘国凯在评论农村文革时说:“农村的特点是千篇一律,村长和支书参加了哪一派,全村则跟着加入哪一派。”(37)这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勿庸置疑,中国之大,或许会有这样的村子存在。但如果把中国农村都看成这个样子,则就大错而特错了。要接受刘国凯的结论,那首先得假定中国农村是铁板一块,没有分歧和矛盾存在。即使文革前的农村是这个样子,文革中的农村也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红卫兵组织都是群众自发成立起来的。而且每个村子一般都有三、五个群众组织同时存在。即使其中有一个或二个组织有保护村长或支书的倾向,还有另外的组织与之抗争。而且村子里的这些红卫兵组织并不是孤离的,他们与公社里,省里和县里的红卫兵组织都是有联系的,互相支持的(38)。通常的情况是一派红卫兵组织要打倒村子里的支书或村长,而一派红卫兵组织则觉得村长或支书虽有问题,但未必得打倒。这二派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战胜各自的对方,又与本村其他观点类似的红卫兵组织谈判联合起来。(39)为了证明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他们都召开批斗当权派的大会,写大字报、与当权派辩论,与跟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辩论,并游当权派的街。有的村干部在这些过程中挨了打,被罚跪等。(40)
有人会说文革中两派红卫兵之间的争斗,大字报论战,以及批斗当权派的群众大会等作法,是小题大作,惹是生非,耽误了生产,破坏了团结。那个时代的许多作法,现代人会不以为然,会觉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我们没法否认文革中的这种大辩论、大字报和批判大会是农民觉醒的过程。他们在大辩论、大字报和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许多意见和观点或许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这些运动本身无疑增进了农民的民主意识。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大辩论、大批判,对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有的地方叫贫民会,在村党支部瘫痪后,开始行施领导权。(41)贫下中家协会在村子里的群众基础要比先前的村领导机构大得多。他们是由村子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村民选举产生,能更好地代表村民的利益,对村民的要求和愿望更关心。根据社员的要求,村子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定期要求生产队和大队向社员公开帐目,国家给村子里的救济粮,都由村民讨论决定如何分配。(42)有的村子生产队增设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群众代表。群众代表参加队委会的会议,分掌生产队的财务。国为群众代表掌有生产队仓库的钥匙,没有群众代表在场。生产队干部进不了仓库,更不应说私分集体的粮食了。(43)
文革中农村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很活跃。(44)民兵连把村子里的年轻人联系了起来,妇女联合会则把妇女发动了起来。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予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使村子里的当政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要求,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造反组织联合夺权,形成气候。农村各造反组织也成立了夺权筹备组织。我考察过的村子中,通常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组织的人数多少,选出相应的代表参加筹委会。(45)筹委会与贫下中农协会协商决定被打倒的干部中哪些人可以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讲老中青三结合,为的是让新的权力机构更有代表性,并把年青人的闯劲与中老年的智慧结合起来。最为重要的是,群众组织直接参予了革委会的产生过程。
新的农村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显然从文革中学到了一些重要教训。他们知道群众的力量,知道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们比较能听群众的意见。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大都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地方县一级的革委会领导一年参加生产劳动近二百天,公社一级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多天。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近三百天。(46)生产队干部则天天跟社员一样劳动。(47)这跟文革前农村干部的情况大不一样。文革中许多地方集体经济有很大发展,社员生活有很大改善,跟当地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带领群众苦干,有很大的关系。
四、下乡、回乡知青给农村带来民主空气
有史以来,中国人上学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当官和光宗耀祖。这种传统观念到文革前一直没有改变。(48)农民送子女上学,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离开农村。北方某县的调查显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除了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该县的大部份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一去不复返。从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五年,该县共培养了一千六百一十六名高中毕业生,其中八百四十一名上了大学。没考上大学的七百七十五名高中毕业生,或被招干,招工,入伍。几乎没有下农村。(49)在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许多上千人的村子,竟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可悲的事实是,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学教育没有给农村培养出几个高中毕业生。(50)
文革打破了这种局面。文革一开始,大学停止招生。政府鼓励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北方某县的调查表明,仅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一季,就有八百八十名城市知青到该县落户。(51)大批城市知青的到来,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知识水平,给农村带来了农民急需的知识,新观念和新鲜空气。
文革后的一些政府领导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成为文革的受害者,说他们本应该留在城市上学。(52)西方一些学者称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53)一些中国人则说,城市知青被当作雇工和奴隶。亳无疑问,对知识青年来说他们的确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开始的热情过去后他们会发现农村的生活远比他们想像得艰苦。这是不奇怪的。但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题目,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知识青年对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诚然许多知识青年并没有在农村待很久。但他们对农村的影响却远比他们实际待得时间长。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大都经过文革初期的战斗洗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他们掌握许多农民没有的书本知识,见过一些农民没有见过的大世面。这些都是农村需要的品质。农村干部过去对村民指手划脚,发现这些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非常不好对付。知识青年敢于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
他们说话办事的方式,让许多村干部感到头痛,(55)是不奇怪的。但他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对其他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比之下,本地的回乡知青对农村政治民主化和农村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大,因为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城市知青的数量。北方某县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该县有六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名初中毕业生,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名高中毕业生回到本县。(56)总共有八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平均每村八十五人。这样多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社会,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成分,提高了农村的人口素质。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有农村人口原先没有的知识、技能和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改造现状。他们认真地开始改造农村的面貌。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57)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青年受文革的锻炼,不愿盲从。他们敢于提问题,提建议,这些都是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品质。
文革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贪污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其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太差。他们好多人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权利,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毛著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帮助农民了解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使用这些政治权利。
作者: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