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子女下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梁漱溟
曹汝霖
曹汝霖(1877—1966)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
1949年逃往香港,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生平概述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赵家楼的故事
赵家楼是汉奸曹汝霖的府邸
北京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但却极有知名度,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火烧赵家楼”即发生于此。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楼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岁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个人评价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也是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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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舆
陆宗舆(1876年-
个人简介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底任驻日公使。1916年后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曹汝霖、章宗祥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25年后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寓居北平。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
人物生平
陆宗舆幼年从张謇读书学问,1899年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经科。1902年归国后,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 05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加强搜刮,盐课收入3年内激增2倍多,得清廷赏识。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中华民国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参与袁世凯投靠日本的卖国活动。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自始至终参与日方代表日置益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个人贡献
陆宗舆虽然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方面风评不好,但他也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北京石景山的龙烟钢铁公司就是陆宗舆努力的结果。1919年在石景山东麓建成,只可惜很快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被免职。龙烟钢铁公司在建成后的二十年里未能炼出一吨钢铁。
龙烟铁矿
俗话说:强权出真理,这对军阀们的官场角逐来说可谓是一句真理。梁陆之间所发生的一场矿权之争,到最后陆宗舆胜利了。他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是有强硬的后台:一谓
然而陆宗舆之所以受宠,而得到徐、段等人的支持,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条件则是陆宗舆为政界、财界的风云人物,并有着一段神话般的传说。
陆宗舆(
民国四年
次日,陆电袁说:“大隈好作无负责任之言,我国最宜慎重。”且电谏:“切勿以学理之空谈,贻国家莫大之实祸。”后来《实报》对此报道,并称“驻外使节中反对帝制最初之一人也!”尔后,陆宗舆就袁世凯帝制引起二十一条”分辩说:“实则二十一条在五月,而帝制在九月,相隔数月也。二十一条最要者为五项:(一)聘顾问(二)军事同盟(三)雇用日员,时陆曾表示愿将交涉内容缮贴使馆门前,决心自刎………吾任事多年,人目为卖国,窃恐石马铜驼亦将闻声陨泪也”(《实报·美的新闻》
开除乡籍
陆宗舆1876年出生于观潮胜地的海宁盐官。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费赴日,进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后,即进入清政府工作。民国成立后,投靠袁世凯,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顾问。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任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参与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成为世人皆知的出卖祖国利益的亲日派。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北京群情激愤,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北洋政府被迫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免职。消息传至海宁,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其时,先父朱宇苍任城区学务委员,并任海宁县各区学务委员主任,又任海宁教育会议董,参与了筹备于
私宅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的“静园”,原名“乾园”,始建于1921年,是与张园齐名的一所宅院。“静园”的主人陆宗舆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底至1916年任驻日全权公使,这期间受袁世凯委派,同日本秘密谈判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被群众斥为卖国贼,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其免职。就这样,陆宗舆到了天津作起了“寓公。1921年在日租界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并取名“乾园”,含有“浩瀚乾坤、汇聚一园,人杰地灵、颐养千年”之意。1927年7月清逊帝溥仪由张园迁居于此,为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便把"乾园"更名为"静园"。静园约占地
章宗祥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简述
章宗祥(1879年——1962年),字仲和,籍贯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人物简介
章宗祥(1879年—1962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中过秀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著作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个人简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上海远走加拿大。
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发迹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巴黎和会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
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罢免
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代曹受过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发迹之路
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经显贵,章宗祥所十分垂涎,时不时地向曹汝霖暗送秋波,想借机出头。后来见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
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
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
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
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
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
卖国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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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家族 儒者风骨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2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