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生头像:对“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的几点思考

“中国（亚洲）生产—美国消费”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这种模式的形成，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同时也对中国探究新的发展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从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等基本因素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作为外生变量起作用，基于两国差异化的要素结构形成的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中国关键要在“变”与“不变”当中创造发展机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的形成
1、消费信用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工业革命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商品市场不发达，在人类基本物质需要还没满足前，通过发展金融刺激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到19世纪末，经过100多年的工业革命，生产技术日趋成熟，社会产品供给极大丰富，产能开始出现过剩，客观上需要刺激消费，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消费信贷应运而生。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消费驱动转型，大致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有关资料显示，1850年，美国家庭只有2％左右的收入用于耐用消费品。随着分期付款模式的推广，到 1880年，已有11％的家庭收入用于耐用品消费。1910年，全美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经上升到70亿美元。50年代后，随着信用卡的出现，美国信贷消费得到了空前发展，直到金融危机前，美国通用信用卡的发卡总量接近6.5亿张，交易总额达到了1.53万亿美元。
2、美国巨量消费主要通过借入储蓄来实现。战后美国个人储蓄率基本保持稳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态势。在1947到1984年长达37年时间里，美国个人储蓄率基本维持在6％到11％左右水平。从1984年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开始缓慢下降。1984年到2001年，个人储蓄率从11%降至1%，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储蓄。2001年以来，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数时期保持在0-1%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又反弹至4%左右水平。在开放经济中，储蓄不足意味着存在投资缺口，国内消费超过产出，宏观意义上必然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美国储蓄率下降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基本是同步的。1980年以来，除1981和1991年外，其余26年都处于逆差状态，且呈不断扩大态势。特别是2002年以来，逆差进入加速增长阶段，至2007年，经常账户逆差达7312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29%（2008年降至4.7%），这意味着美国吸收了全球75%的经常项目顺差。
3、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超前消费成为可能。发达国家一般都拥有较低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消费率，重要区别在于美国可以依靠美元基础地位，通过资本回流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保持宏观意义上的储蓄（投资）、消费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虽然免除了兑换黄金的义务，但仍然维持了国际计价、支付和储备货币地位，并取代黄金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世界进入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对美国消费模式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铸币税方式换取实物和资源。在经济学中，铸币税原指金属货币制度下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币值之差，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由于发行纸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铸币税几乎相当于基础货币发行额。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赋予美国用纸币换取实物资源的特权，使美国可以维持超前消费能力。二是在美元本位制下，客观上会形成“金融中心国家”和“贸易外围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并不断强化两者的依赖关系。由于美元可以直接换取实物资源，美国经济结构逐渐向高科技部门和金融领域升级，亚洲国家经济资源则流向一般制造部门。对美国和东亚来说，一方面通过产品市场交易（支付美元购买货物）实现实际产出转移（制造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交易（出卖债券借入储蓄）实现实际购买力转移（亚洲超额储蓄转化为美国现实消费能力）。三是在微观层面上，全球资本流入提高了美国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收益率，助长金融投机，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促使美国家庭降低储蓄扩大消费。据麦肯锡测算，从2003年到2008年第3季度，美国家庭从住宅资产中提取2.3万亿美元，其中8900亿美元用于个人消费。
4、国际分工使东亚高储蓄和美国高消费形成互补格局。从东亚方面来看，东亚作为生产极，经历了分工和制造的渐次转移过程。先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美国市场重要商品提供者，其后依次是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但同作为生产单元，中国的作用与其他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就日本来讲，主要依靠自身技术和资金力量发展生产，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外来资本和产业流入过程，因此日本增长模式是内向型的，对整个区域的整合、带动作用相对较小。而韩国、台湾、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由于经济规模小，对周边拉动作用也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使数亿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制造，真正把亚洲特别是东亚整合成为巨大的生产和加工链条，从而使亚洲和美国的资金和商品循环成为现实。总的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并没有改变美国技术和制度霸权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只是改变了具体环节的流程和顺序，
二、金融危机难以根本改变当前模式
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挤压经济泡沫影响，美国需求出现明显萎缩，消费率、储蓄率将出现向长期平均水平回归趋势。但美国消费水平下降，不意味着美国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再平衡将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1、长期趋势表明美国消费率是相当稳定的。从美国消费率长期数据看，自1929年以来，消费率基本在62-70%之间波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保持在67%以上。只是在大萧条的1932年，由于投资极度萎缩，消费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而在1943—1945年，由于战争带来的军需投资急剧增加，消费率降至49%的历史低位。长期中，美国GDP的增长率和消费的增长率是非常契合的，测算1949年到2008年两者数据，相关系数达到了0.85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率会跟随GDP一起发生波动，但随着GDP恢复增长，消费也会按比例恢复。金融危机以来，虽然美国储蓄率有所上升，但不能得出美国边际消费倾向改变的结论。从决定储蓄率的因素看，2008年以来美国个人储蓄率波动既有消费支出下降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可支配收入更快下降的结果。个人储蓄率等于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美国个人储蓄率自2008年10月来开始上升，2008年12月升至4%，2009年5月份升至最高点6.4%，其后又下降至4%左右水平。观察美国储蓄率变化，既要看到消费支出下降导致储蓄增多因素，也要看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变化。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家庭资产净值缩水超过13万亿美元，财富效应缩水导致作为分母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表现在数据上必然是储蓄率上升。实际上，曼昆等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个人储蓄率下降有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的因素，但更主要是房市、股市造成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在消费支出变化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储蓄率将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美国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不能因为近期储蓄率的波动，就简单得出美国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结论。
2、当前的经济循环模式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可以概括为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为美国输送商品，同时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融资。从全球视野看，这种增长机制的形成，体现了美国和东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在当前分工体系中，中心国家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能够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高消费；外围国家得到的好处是能够长期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弥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商品——资金循环模式。从美国方面看，尽管当前个人消费有所下降，但由于美国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极具活力的微观经济基础，仍然是外国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场所，外部资金还将不断流入，从而弥补私人部门储蓄不足和储蓄投资缺口, 美国资本账户的顺差和美国的个人消费模式还能持续。在政策层面，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继续扩大消费仍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美国提出了“出口倡议”，但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美国商品出口很难有大的发展。如果通过发展实体部门出口拉动经济，美国或者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或者让美元贬值，但前者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后者会损及各国对美元和美国经济信心。从中国方面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构成等多重复杂因素，是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在内需市场没有充分发育成熟前，新兴国家存在通过向美国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3、美元本位制的保障作用将会继续存在。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可以实施大规模货币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而不会转化为国内高膨胀，也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身份，才使得各届美国政府可以利用美元来解决财政贸易赤字问题，可以长期享受基于美元霸权所导致的资产依赖型过度消费。美元地位主要取决于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走势。美国经济虽然身陷危机，但仍具备强大的实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制、大量高素质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短期内重振经济。综合来看，只有美国有能力发动并引领新技术革命。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生产力加速发展，经济增长率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尽管2008年多项经济指标恶化，但非农业私人部门每小时产出增长率为2.7%，与2007年持平，这表明美生产力并未受到实质影响。目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劳动力数量保持增长的国家，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长期保持在3%左右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美元占各国外汇储备比重看，2008年美元占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65%，占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71%，欧元在官方储备中的地位从1999年的17.9%上升至2008年的25.8%，欧元对美元取代效应仍不十分明显。从交易货币看，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美元占到了70%，在国际债券发行额中占到了50%，美元核心地位并无多少改变。1989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美元交易比例仅微跌2个百分点，欧元、日元、英镑变化比例都不大，这表明全球交易习惯仍以美元为中心。历史上，1884年美国经济总量就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中间经历了60多年。这表明相对于经济规模变化，作为交易基础的基准货币变动具有滞后性，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仍看不出哪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4、全球供大于求的矛盾决定了借贷消费不会中止。美国消费模式其实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工业革命后，伴随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存在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30年代大危机以来，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周期管理开始侧重于需求管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美国人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缓解了不同生命周期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极大地释放了消费动力，有力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信用市场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其根基并未被动摇。美国消费信贷技术发达, 金融市场和投资工具的复原能力较强，国民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投资金融工具来降低储蓄率并满足其消费需求。而从中国方面看，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矛盾，决定了必须高度重视外需的作用，继续大力发展出口、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仍然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三、几点思考
1、高度重视模式之争背后的政治含义。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和东亚高储蓄高出口模式本身是全球分工自然演进的结果，符合全球资源配置规律，是有效率和存在合理性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依仗美元基础货币地位，在致力于国内政策目标同时忽视国际义务，通过美元超发刺激国内经济，向外转嫁通货膨胀成本，并造成国内资产依赖型过度消费。西方部分政治家刻意强调中国储蓄率高的问题，有向外转嫁危机责任的意图。因此西方国家热衷于探讨世界经济增长失衡问题，并指责人民币汇率是造成世界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背后隐含着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经济危机买单的政治意图。对此我国政府应心中有数，不为外界言论蒙蔽，要积极务实参与国际对话，阐明问题本质，加强与新兴国家交流合作，维护我自身利益，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保障作用。中美已经形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定期就两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和战略性问题进行沟通协调。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不断加深，中美两国离开对方都不能完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任务，对美国来讲，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增加出口，不可能不借助中国市场；而对中国来说，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也必须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因此在今后对话过程中，重点不在于摩擦个案的解决，也不在于具体领域、产业开放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而在于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等平台，形成两国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的利益共享机制，创造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大国共生模式，这是两国相关部门的主要任务。
3、构建内外需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模式。一是继续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要积极应对外部需求下降困难，发挥我出口产品质优价廉、且有较大需求刚性的优势，加大对重要出口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全力保住并不断拓展主要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三是要在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中完成结构调整。要从战略上认识到美国消费模式缓慢变动意味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我国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更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回旋余地和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