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弟日日夜夜腐书网:敦煌文书流失百年祭(中国青年报 2007-7-2)
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得。区区数十块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
100年后的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会议主办方借此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
这一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奋起反驳：1907年斯坦因的盗取，是敦煌文物向国外流散的起始点，而不是敦煌文物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始点，以此界定敦煌学百年没有认同性，也有伤中国人感情。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而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感慨万千。
站在百年的门槛上，回望历史，回到记忆深处，回望历史人物，回到历史细节，李并成非常感叹，“国运兴，则学运兴”。
敦煌文书的发现，可谓生不逢时。
1900年6月22日，在中国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间打破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口，里头有“白包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
而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东边，八国联军的枪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眼看清王朝都城不保。
107年后的今天，作为国内研究斯坦因的权威学者，王冀青教授连连叹其不幸，“敦煌文物刚好在1900年发现，确实不幸，它的命运明摆着只有一条，我们这个民族保不住它。”
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没有率先在中国学者中引发反响。清末的学术凋敝难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真正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假的国学家正在喝酒打牌。”
历史的轨迹，不经意间在一个细节处悄悄改变。
敦煌文书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甘肃当局将敦煌文物全部运到省会兰州保管，遭到拒绝的理由是需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当局只命敦煌县令检点封存，由王道士就地保管。
这时候，野心勃勃的斯坦因来了。时任阿克苏道尹的潘震对其礼遇有加，大开方便之门。他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所有这些古代资料要搬到遥远的西方？”斯坦因默默无语，当转而被问及其他一些细节时，斯坦因才大大松了口气。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几个月后的1908年2月25日，“识货的”法国人伯希和出现在莫高窟前。
一头扎进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的伯希和自称“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驶中的汽车相比拟。”
精通中国历史的伯希和斩获颇丰。返回兰州时，曾虚惊一场，被甘肃臬司拘留，但很快被释放，历史给予敦煌文书保护的一线机会又悄然错过。
此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闻风而至，接着满载而归。
年仅18岁的橘瑞超，作为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主力，对文物的挖掘是疯狂的——不论是坟墓还是古城遗址，不作考古记录，甚至连文物的出土地点也不注明。
奥登堡将藏经洞掘地三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考察。迟到的美国人，把目光盯向敦煌壁画。带着早已备好的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剥离壁画12幅。
20世纪30年代，《敦煌劫余录》出版，陈寅恪作序，其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文书已然流散，研究岂能再落人后
敦煌文书四分五裂的现状，100年来，始终深深刺痛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学者。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向中国学界名流讲述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并透露：藏经洞还未全空，他没有取完，不然太“伤廉”，即有损廉洁。
得知伯希和敦煌获宝，学术中人纷纷走访。著名学者罗振玉在私人信函中用“可喜、可恨、可悲”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恨者，“已大半运回法国”；可悲者，“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这是当时中国学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罗振玉开始积极奔走。他立即报告学部，请求火速拍电报令陕甘总督毛庆藩购买并运至学部。经费事先垫付，由学部偿还。学部同意发电，但对“还款”不同意。考虑到甘肃经济贫困，罗振玉又急忙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协商，由大学堂出钱购买。答复是，“大学无此款”。罗振玉急了。“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廷琛这才答应了。
8000卷文书从敦煌运到北京，一路上多灾多难。甘肃境内的地方官绅热衷盗窃，导致一路不少经卷流失。劫后残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也不是一帆风顺，藏书大家李盛铎，学界名流刘廷琛、方而谦等人监守自盗，把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
远在敦煌的王道士露出狡猾性情，也私匿了一批卷子。这为后来的盗宝者再次得手埋下隐患。
有形的文书已经流散至国外，研究再不能落人后尘，中国学者奋起直追。
敦煌学的雏形，也由此起步。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依旧是陈寅恪，依旧来自《敦煌劫余录》。在那篇著名的序言里，陈寅恪这样说，敦煌学“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欧洲，查阅已经流失的敦煌文书。伦敦、巴黎的异国他乡留下一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寻梦足迹。
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王重民前往巴黎。有人统计，王重民在5年间，把节假日计算在内，除去占用了近一半时间看太平天国的史料，他每天要看五六个敦煌卷子，并做详细抄录，这还不包括他对伯希和劫经进行编目。
此外，王重民还拍摄了3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照片。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敦煌古籍叙录》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
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王重民说：“重民在欧洲流落了几年，受了不少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
另一位派往伦敦的向达备受刁难和白眼，生活津贴无着落，但忍辱负重，或抄录，或拍照，或做卡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1925年，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中国学者陈万里终于第一次踏上西行的旅途。临别，学界名流相送，赠言、留影让陈万里深感难忘。车站送别的人群中就有已经60岁的罗振玉。
有人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感人的一幕。身负重托的陈万里不负众望，此行不但粉碎了华尔纳再次盗宝的阴谋，而且在3天15个小时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回眸百年，常书鸿的名字不得不提。1943年5月为张大千一行送行时，张大千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遥遥无期的徒刑呀。”
在众人的努力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在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住破庙马厩，食苦水和面，在满眼风沙的塞外，修筑围墙，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
两年之后，妻子毅然离开。先是不辞而别，然后登报离婚。而常书鸿选择了坚守。
“文革”十年，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1983年8月15日，注定要写进中国敦煌学史。这一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李并成教授作为代表列席此次会议。他还清楚地记得，来自各地近200名专家云集兰州，兴奋地讨论着，交流着。
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藤枝晃应邀其中。
从驼马队到网络，敦煌文书“回家”路有多长
在此番“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引发风波之前，香港媒体一篇题为《中国学者欲索还敦煌文物》的报道，让兰州大学教授王冀青深陷舆论风波。此后，又有兰州媒体称王冀青否认曾有索还敦煌文物的行为。
对此，中新社早在2004年有报道称：王冀青表示海外索还文物“越有挑战性，我越要做！”并称，“哪怕臭名昭著，我也要将课题进行到底。”
今年6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冀青透露自己眼下正致力于摸清文书流失的途径、家底、真相，在学术层面找事实。他同时强调“我们一两个人喊没有力量，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
文物回归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公约，是政府间的行为。在敦煌文书“完璧归赵”还遥遥无期之时，也有学者表达出务实的态度。
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坦言，索回文物历程相当艰难。他建议，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努力。每次给本科生讲授敦煌学内容，李并成教授总要从法理层面梳理敦煌文书外流的非法性。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中国人要搞的就是研究，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先放着，留给后人来做，我们这代人就应该脚踏实地做点实事。”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他表示，研究是关键，应该把敦煌文献纳入民族文化的大视野下予以审视。敦煌学也应该和相应的学科相结合，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整理研究。
百余年前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价值独特，从而诞生了一门以文献为基础的敦煌学。在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眼里，正是由于敦煌文书，让今人的视野回归到了千年之前，可以直接和古人对话，面对面地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能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
相比学术前辈，刘永明不无幸运地说，“我们很占便宜。”他真切地感受到，1994年自己读硕士的时候，《敦煌宝藏》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但由于是翻拍缩微胶卷而得，因技术所限，仍有很多地方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而之前的敦煌学者要搞学问，赖以研究的基础从抄录到无底板黑白照片再到缩微胶卷，学术研究受资料所限。
“我们敦煌学是和第一手资料打交道。”刘永明说，技术手段的发达，恰恰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的资源瓶颈。
对此，王冀青教授深有同感：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做论文，受资料所限，很多情况下只能在前人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正，论文难有深度。当时除非亲自去国外，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英、法所藏敦煌文书多卷本大型图录印行。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即利用计算机来加工和存储所采集到的文书数字信息，给敦煌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数字化颇有研究的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韩春平说，数字化带给敦煌学研究者的便利在于随时随地都可以共享资源。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网络扩大了对文献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盟其中，而不是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
另外，数字化提高了文献保护的技能，文书的修复往往需要以计算机为辅助。他特别强调的是，由中、英、法、德、俄、日等多国参与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被誉为“理想的学术资源库”。该项目所属的网上数据库，可以免费向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数以万计的文书目录、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从驼马队到网络，品读百年历程，作为一名敦煌学研究者的韩春平，感慨系于笔端：“借助四通八达的网络，文书‘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同时也经历了从劫难到辉煌的历程。”
但韩春平明白，这种“回归”，“只是一种虚拟的回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物回归。”
前往兰州讲学的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即使打国际官司也无济于事。“与其旷日持久地打国际官司，对簿公堂，伤彼此感情，不如加强合作。”郑阿财希望更多站在学术的立场，“不一定强求文物为我们所有，但求为大家所用。”
在他看来，文书的回归实属困难，“真正回归是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书象征性地表达意愿，也是对全体国民有一个交代。
尽管IDP还存在速度太慢、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诸多缺陷，郑阿财教授笑称是“学者被机器绑住了”，但他对IDP仍寄予期望，认为当下比较实际的是加快数字化速度，加快学术的交流与合作。
（部分史料内容参照刘诗平、孟宪实所著《敦煌百年》，刘进宝所著《藏经洞之谜》，特此鸣谢。）
链接
敦煌文书流散记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24箱写本和佛画。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经过3个星期精心挑选，大量敦煌宝藏被运往巴黎。
1912年，年仅18岁的日本人橘瑞超到达敦煌，把“斯坦因拿剩的和道士隐藏放置”的大约600份经卷带回日本。
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把藏经洞刨了个底朝天，成为最后一个从敦煌藏经洞劫走大宗宝藏的外国人。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在莫高窟粘取壁画12幅，粘剥未逞损毁壁画十余幅，取彩塑两尊。
敦煌文书知多少
中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敦煌文献的最大收藏单位，约有16000余号，约占世界敦煌文书的三分之一强。
比较重要的收藏单位还有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
其中，甘藏敦煌文献主要集中在敦煌、兰州两个点和河西走廊一线。这反映出藏经洞发现后，敦煌文献在甘肃省内的流散路线和重点地区。其中敦煌研究院藏品件数最多，但残卷碎片较多，平均每件卷长不足0．74米。另外，酒泉、定西、永登、高台、张掖等市县博物馆各存有部分卷子。
另外，台湾的敦煌文书大约有150个卷子，多为佛经。
英国：
斯坦因收集品中，凡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皆归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保管；凡是于阗文、龟兹文、藏文等文献皆归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管，绘画则由资助斯坦因探险的英国、印度分藏。
英博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华之一。迄今为止，英国大约收藏16000号。由于斯坦因最早进入藏经洞直接获得大批卷子，王道士又是把大捆的因而比较完整的卷子最先提出来，所以英藏卷子最多而又最长（俄藏号数虽多，但分量并不大）。
法国：
法国敦煌文献全部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约有7000多号。有汉文写本3600余号，回鹘文写本300余号，粟特文写本78号，于阗文写本66号，藏文写本2216号，另有梵文写本若干卷和未编号藏文写本900余号。由于伯希和精通古汉语和多种其他文字，又有时间在藏经洞中直接挑选，所以法藏卷子内容最精、最广。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世界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迄今为止有19000多号，但多为残片。俄藏文献虽称“敦煌”，其实成分十分复杂，有许多是出自藏经洞之外的敦煌地区以及黑水城等地，时代也早晚悬殊，因此它们的应用还须细加考定方可；又俄藏卷子因取得时间最晚，所以残片占主体，号数虽多而内容仍无法超越英、法藏卷。
日本：
日本的敦煌文书大约有2000多号，主要分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三井文库、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的书道博物馆、京都的藤井氏有邻馆、天理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奈良唐招提寺、国会图书馆等处，还有一些由私人保存。
其他国家：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现藏14卷敦煌卷子；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现藏6卷敦煌卷子；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现藏3卷敦煌卷子；还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处也藏有敦煌卷子。
（实习生 张鹏 本报记者 狄多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