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苒君笑纨绔女侯爷: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下)
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下)
2011年05月17日 11:04:22分类:学术思想交流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失去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
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藉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